第一篇：《对专业性集团化制售假案件专案调查的谋略思考》
《对专业性集团化制售假案件专案调查的谋略思考》（1）
（一）、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何谓专业化制售假集团？当前集团化专业制售假活动的几个规律与特点。
所谓专业化制售假集团一个比较简明的定义就是：有较强背景力量支持（资金上、技术上、背景关系上），多人以上参与及明确分工，在假货制造、销售、管理均形成一整套专业方法手段且具备较强反调查能力的制售假犯罪集团。
集团化专业制售假是目前国内相关职能部门打击知识产权侵权活动中的一个重点也是难点，对于调查公司而言也是如此。这类活动一般具有专业化强、组织化程度高、调查与反调查之间具有高强度对抗性等突出特点，再加上其背后往往有地方腐败官员、黑社会势力的幕后支持，使得这类案件对于即便是“常在刀口添血”的专业调查公司而言也是一种难度极大，风险性最强的工作——事实上在广东、福建等此类活动猖獗的省份，已经出现多起调查公司打假调查不成，工作人员反惨遭与制假老板有关联的黑社会势力打死打残的真实案例。（举例……今年8月10日广东普宁线人一死一残案）因此对这类案件的特点及调查工作规律进行深入地分析，在思路上总结出一整套制胜策略技巧不但对于调查公司本身提高此类工作的水平，减少不必要损失有明显的助益，而且对于从事相关打假维权的公安经侦、工商、技监等职能机关的朋友也将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意义。
根据我个人这几年的观察与思考，此类集团化制售假活动区别于一般制售假行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最具有自身的典型性。
1、此类制售假活动对市场具有极大的冲击性：
由于此类制售假背后都多有一个甚至几个经济实体（公司）的支持，因此这类制售假活动的产供销一条龙特点非常明显，往往从原料进货、加工、制造、成品、包装、销售都有一整套完整的操作流程体系，雇用专业人员，使用专业设备，进行规模较大的批量化生产。在整个假货生产流通体系中，此类集团化的组织往往具有核心的作用，不但直接危害该类产品正品的市场占有率与产品形象，而且对其它较小的假货生产供应商也往往具有风向标的作用——既是影响市场行情的主要因素，也是被侵权公司、打假调查公司所不懈寻找的真正“源头”。
2、专业分工，环节独立、分层负责：
也正是由于此类制售假活动的高度专业化与成熟性，使得其流程划分极为专业，往往每一环节都可以相对独立，在不同的地点或条件下完成，在一些有“悠久制假传统”的地区，针对特定产品制假工艺流程甚至都已分解到一村一寨、家家户户——从而极大地降低每一个制假作坊或人员一旦被查获后可能遭致的刑事与经济风险，也使得整个假货的生产流通不会因为某个节点的被破坏，而影响整个体系的运转。记得加入WTO的一次中美高级谈判中，美方代表抱怨侵犯美国公司知识产权的现象一直没得到真的遏制，而且打假打了这么多年，假货越来越多。这些确实不是有关方面不努力，制假者所采取的种种降低风险、规避打击的措施确实发挥了作用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3、地域性与群体性特点：
目前国内集团化专业制售假活动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与特定群体性的特点，比如说：广东的普宁（流沙镇）、广州新塘以假药闻名全国；广东的潮阳、汕头、福建的云霄则以假烟著名；同样是广东潮阳的胪岗、和平两镇，在音像制品、电.话机的造假也很猖獗；浙江温州苍南则以假冒各类知名品牌的商标标识而著称；深圳由于其高科技人才技术密集，敢想敢干的观念冠绝一时，则“当之无愧”地坐上了全国仿制假冒高科技电子产品主要源头的交椅。
另外，潮汕人、河南人也分别以其在假烟、假酒、假农资等领域的“领先地位”广为人知。制售假活动多产生自这些特定地域与群体，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较悠久的商业传统、较为发达的民间小工业、地方政府较宽松的管制、与周边制售假泛滥地区的毗邻位置——如广东之与香港、福建之与台湾。这些都是造成这些地域性与群体性特点的直接原因。而且，这里强调这个制售假活动的地域性与特定群体性也是有着其实际意义的——正因为多数制售假组织内的这种地缘纽带与家族化关系，使之对于欲了解此间内幕者具有引路者的作用。举一个简单的例来说，一个来自北方的调查员如果到了广东潮汕一带，如果既不会说本土话，又没有当地的朋友引荐，他在那些明显到处到是的假货市场上转得再久也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在某些特殊地区——如普宁的流沙镇甚至还有可能直接遭到人身上的危险。
4、这类专业性制售假集团多与地方政府中腐败分子或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较重的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5、此类集团化制售假集团中的首要份子具有极强的反调查意识与反调查能力，核心骨干人员多系累犯，制售假及反调查经验极为丰富，制售假现在在很多地区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职业，一般不会被抓，被抓住了花点钱很块就能被放出，反而经过这种“实践锻炼”后各方面的反调查经验与意识都越来越娴熟。整个调查过程呈现出一种调查与反调查、情报与反情报激烈对抗的特点——高对抗性应该是此类调查过程本身的最显著特点。
二、何谓专案调查？对专业化集团化制售假活动的查处为何需要专案调查？
所谓专案就是指需要调查公司综合运用各种调查手段、集中专业调查力量，投入足够的资金与专业技术设备进行专门调查的案件。其区别于一般案件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1、案情复杂，需动用人力、物力、财力往往较多。
2、受被调查 对象本身或环境的制约，需要综合运用专业调查手段方有可能突破。
3、被调查对象有警觉或有反调查经验甚至本身就是组织化的团体，对调查行动在整个操作方案设计上有较高的要求——需要精心设计，使方案全面系统且环环相扣或考虑到对方的反调查措施。
从根本上讲，一个公司进行专案调查的能力也就是一个调查公司的最核心的专业水准的集中反映。
由上可见，对专业性集团化制售假活动的调查完全符合以其专业性强、涉及面广、具有强烈的侦查与反侦查对抗等专案调查的特点，而且专业性集团化制售假活动其产生的复杂根源，也使得任何真正想对之进行清除的活动都必须从整体上全局上作出全面的谋略考
量方有可能获得效果。
三、何谓谋略，一个整体性谋略有哪些基本内容，其产生机理与制定程序有何特点？以及在集团化专业制售假调查打击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要对调查工作的制胜要素进行综合性谋略思考，首先要搞清何为调查工作中的谋略；要理清何为调查工作中的谋略，就先要对谋略本身的概念、产生的机理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所谓谋略，究其根本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中产生，又是为这种对抗的制胜所服务的一种智慧。从词根上理解，“谋”带有一定欺骗性质有一定道理，但从更深里讲，“谋”更具有一种思路与智慧的含义，而且是直接运用于对抗性活动中的一种制胜的思路与智慧，我以为这更接近“谋”这个字的本义。“略”，一般包括方略、要领的意味，其本身的行动性与实践性是不言而喻的。综合起来，我以为给谋略下这样一个定义或许更为确切：在对抗性活动中，对抗一方或双方为取得优胜，而制定或采取的一种具思路性的行动策略。由上就可以看出“谋略”所具有的几个明显特点：
1、是一种产生于对抗性的活动，亦直接指导在对抗中获胜的智慧。
2、这种智慧是一种能直接指导实际对抗活动，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的行动方略。
3、这种智慧更多表现为一种思路，一种思维方法。对行动的指导性特征超过它的具体的执行性特征。
谋略的产生机理与主要内容：
从谋略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谋略来源于对抗，服务并指导对抗双方的运筹争胜行为。它的产生与制定也就直接来源于对对抗本身的过程特点、环境背景以及对抗双方的企图行动、内部结构机理、功能特点的深入把握。
纵观名家前人的经典谋划，一个完整的谋略制定过程从逻辑机制上至少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审时：任何一个大谋划都是建立在对时代特点、宏观环境形势的准确分析把握之上，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不足谋一时”就是这个道理。不对自身要投身进入的环境所处的大格局的位置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对发展的基本潮流趋势有一个准确地判断，是很难谈得上有的放矢地开展具体的工作的。
2、料敌：所谓多算胜，少算不胜。这里的这个“多算”有很大程度就是指的“料敌”这个环节。古龙有句话说的很精彩，所以我一直也都记得：“你要对付一个人就首先要把他了解得玲珑剔透，连他上厕所用几张厕纸如果都弄得一清二楚的话，那么你必定能够取胜”。在对抗性的活动中，对对手的意图、活动规律特点、优势与不足了解得越全面深入，取胜的机率就越大，这一点应该说已经是为无数的事实和一切的基本公理所确证的。
3、知己：要制定一个有实操性的对敌方略，一定要考虑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这里边对我方自身的实力、状况的准确评估在其中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只有知我之所长，知我知所短，才能有效地扬己之长，避己所短，并在准确“料敌”的基础上以己之所长击敌之所短！
4、造势：传统兵家很强调一个“势”的概念，有“善战者先为己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的说法，意思就是善于作战的人首先应使自身强大、处于有利的不易被击败的态势，以等待敌人（发生）错误而发起攻击；打胜仗的军队
与被击败的对手相比，在态势（通过有意识地营造）就象就象千金之力压在很轻的一个物体上一样。其核心涵义也就是战役的指导者应尽可能为自己的部下营造一个尽可能有利的态势，以使其在具体作战中能更有利地发挥其战斗力。
5、争胜：主要是就直接的战术行动而言，在基本态势、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如何采取灵活机动的策略直接打击对手，争取胜利。
下边我就按照这样一个逻辑程序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个人对专业性集团化制假活动进行专案调查的几点思考心得。
（二）、打假调查中的审时——假货产生的背景与根源以及全面看待打假调查应持的几个观点。
所谓审时者，则是从对抗活动格局的整体上、宏观上来看待局中人的地位、特点及基本潮流趋势，是任何一个大筹划所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不过今天我们这里主要讲实战，讲对这类制假集团进行调查打击的谋略，所以这方面就只针对打假调查这个问题总体应持的一个长期性、复杂性的问题简单谈一下看法：
假货为何会如此泛滥，屡禁不止，这种集团化专业制售假组织是如何形成的，它们背景支持是什么？根据国内打假研究权威、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总工程师、原全国打假办公室副主任叶伯林在他的《假冒伪劣商品是二十世纪的工业“毒品”》一文中的观点（注4），他认为全球假冒商品屡禁不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有暴利可图。“造假比销售麻醉品和走私军火的利益更高，且没有风险”，是一个高获利低风险的产业。
2、很多国家打假或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不健全。
3、使用假冒的设备、材料和劳动力等相当便宜。
4、除极少数恶性事故外，总体来说，制假是“低级无伤害的犯罪”。有些国家虽然有健全的“打假”法律，但是，“书本上的法律不等于实施中的法律”，与其它刑事犯罪相比，人们往往看重于偷窃有形资产的罪行，而对偷窃无形资产的制假罪往往被放到次要的位置。
5、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增长（如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际贸易总的趋势是消除或减少各种贸易壁垒，主张同国际贸易自由流通，例如，美国对船运货物的抽查只有3 %，这样在1994年一年中，美国海关还查禁了3700万美元的假冒商品。
6、原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些国家，由于转轨的速度过快，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监督体制已失调和弱化，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的形成还需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新旧体制转轨、碰撞和摩擦中，假冒伪劣商品迅速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我认为叶文对假冒商品泛滥原因的以上的几点评估是相当准确而有见地的，特别是对于而言，这几点表现得更加明显，以致于我基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随着的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制售假，特别是集团制售假行为将会越来越泛滥猖獗，压在政府打假职能部门及民间打假调查公司身上的担子也会越来越重。
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基本都有过一段制假猖獗的历程，无论是早期工业革命中的德国、法国，还是后来的日本、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四小龙就更不用说了，其中的台湾货就前些年还被认为是全球生产价廉质差商品的典型呢（虽说它现在已逐步实现向高技术的产业升级）。我个人认为这里边是有一定规律性与深刻的社会经济历史根源的。
说句不太符合从事这一行业的“政治正确性”的话，对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既是相关法律原则的自然延伸与市场经济一般原则的自觉体现，但很大程度上也确实是一种不尽公正的市场竞争游戏规则，特别是市场格局中的先发者对后起者进行压制的工具。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新产品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与时间是不假的，但对于多数技术含量一般主要靠品牌价值撑起来的商品将它的品牌的附加值标定得如此之高，是否合理那就见仁见智了。对于很多生产同类产品的后起者，庞大的专利费与使用许可费是它们所无力承担的，而它们生产的商品在很多情况下与正品相差不远，甚至还为消费者所乐于接受这就是明证。说得更直接一点，对于广大发展家中的一些后起企业而言，发达国家某些企业所制定的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事实上就完全剥夺了它们通过正当手段获得技术与使用许可、进入市场的可能。这一点，前段时间思科诉华为的案子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国内这方面的矛盾有时表现得更明显，如浙江的温州，十多年前谁都知道这是假货及假货标识生产的大本营之一，而如今它们当地的很多企业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后，自己已经不怎么造假（这本身当然还是好事），就开始对内地一些刚起步的企业进行口诛笔伐。这种情况在今天的经济生活中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一些摸着石头过了河的人（其中何止是一两次地湿鞋）转过头来就把路给断了，唯恐有人顺着他走过的路也过河。因此，说起国家法律当然是应该遵守的，但对于这种因不同地区、阶段的政策不同造成的矛盾如何处理也就是一个值得很多人，特别是庙堂之上的人士深思的问题，要不非但人心难服，到时真正的法律秩序、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市场秩序也难以有效地建立。
正因为假货的泛滥涉及这么多很复杂也很难一时得到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如某些地方政府对一般性制假行为的默许啊，部分地区民众的生计对假货生产的依赖性等等，假货泛滥的问题也不要期望一下子就能有一个大的改观。对于这一点，无论是从事具体打假调查工作的调查公司，还是有关的政府职能部门队之都应持一种清醒客观的观点。而且随着全面加入WTO，全面被卷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以及加工生产能力极度膨胀，而高层次研发、品牌创建能力的严重不足，成为世界加工装配工厂之日，很可能也就是成为世界最大假货生产地的日子。而另一方面，随着签订加入世贸保护知识产权的TRIPS协议，对假货及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打击力度也将越来越大，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对国内有远见的调查公司未雨绸缪地及时下决心、下大力度尽早整合各方面资源，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谋篇布局可以说是提供了几乎是无限的空间。
第二篇：对我市重复信访案件的调查与思考
[提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涉法上访案件越来越多，重复信访案件也大量增加。造成这一现状，既有历史的、主观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客观的因素。如何坚持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公安信访工作，建立处置公安信访问题的长效机制，减少重复信访问题的发生，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谐发展，是公安机关在当前必须面对并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
重复信访是指信访当事人不服行政执法机关或司法机关作出的决定、结论或处罚，或举报违纪违法行为和犯罪嫌疑，以及为维护自身利益或权益，多次重复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有关党政部门和司法机关反映，要求解决相关问题的诉求行为。近年来，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利益格局调整，涉法上访案件越来越多，重复信访案件大量增加，成为社会不和谐、不协调、不稳定的一大因素。解决重复信访问题既是公安机关践行“三个代表”，落实“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思想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
一、重复信访案件诉求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一）重复信访案件诉求的主要内容
“大接访”中，全市共接待上访群众495人次，接访案件437起，其中重复上访224起，占51.25%。
诉求的主要内容：一是对公安机关做出的决定、结论或处罚不服而申诉的24起。其中，对伤情鉴定不服的3起，死因鉴定不服的8起，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3起，对治安处罚不服的2起，对行政拘留不服的4起，其他4起。二是反映公安机关和民警问题。其中，反映公安民警循私舞弊1起，反映公安机关不作为、乱作为3起，反映民警执法粗暴4起，反映民警执法不公19起，档案、证据材料缺失导致无法结案5起。三是举报违法犯罪11起，要求破案67起，要求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0起。四是要求办理户口、证照12起。五是要求退还保证金6起，要求赔偿损失11起，要求退还扣押财物5起、要求还债2起。六是不属公安机关管辖10起。上述信访案件中有的包含了1件案件多个诉求内容。
（二）重复信访案件的特点
从ＸＸ重复信访案件看主要存在“三多”、“三难”、“一长”的特点。
“三多”：一是涉及部门多。就公安机关而言，在“大接访”中上访人员反映问题涉及部门有派出所、刑侦、户籍、交警、治安、经侦、禁毒、政工、纪检等10多个警种和部门。其中派出所104件，刑侦60件，交警16件，户政8件，治安16件，经侦15件，禁毒3件，纪检4件。不属公安机关管辖10起。二是越级上访增多。在重复访中有90人越级上访，占重复信访量的40.17%，其中去北京上访4人，到省城上访5人，到市局上访81人。三是重复访的次数多。重复访次数少的也有3－4次，多的达近百次。
“三难”：一是沟通难。信访人因重复上访次数多，上访问题多年得不到很好解决，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度降低，对办案民警有怨气，很难沟通思想，公安机关提出的解决办法很难得到认同。二是办案难。特别是有些要求破案的信访问题，由于发案时间久远，有的已经失去破案时机，有的案卷几经转手材料缺失，甚至一些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人世，给继续调查增加了难度。三是停访息诉难。重复信访反映问题相对集中，群众往往就同一问题反复上访，而同一问题在不同时段的政策法规又不一样。有的信访人要求过高，超越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范围，公安机关不能违法办理，因而信访要求不能得到满足，难以停访息诉。
“一长”：就是上访的持续时间长。在“大接访”中接待群众反映问题时间最长的有54年要求平反的案件；持续或断续上访时间长的达到20多年，其中上访持续时间15年以上的6起，10至15年的15起，5至10年的25起，1至2年的142起，1年以下的15起。
二、产生重复信访案件的主要原因
（一）历史原因
一是权力思想作祟。一些领导把党和人民给的“官帽”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以权代法，官本位的思想严重，在出台政策和处理问题时，违背群众意愿，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积淀下来许多问题。对行政、司法中出现的错误拒不纠正，成为涉法上访的后遗症。
二是惯性思维影响。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长期以来养成了以管理者自居的思维定势，在办案或治安管理中，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重管理、轻服务。加之长期以来对群众信访问题重视不够，群众上访无路，告状无门，小事被拖大，易事被拖难，成为陈年老账。
三是信访法规立法滞后，信访无序的惯性助推。公安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特别是对偏远山区一些基层民警执法过错、执法犯法、执法不公的行为监督乏力，政法部门之间没有建立或完善信访处理互动机制，信访长效机制没有形成，对有理缠访、无理闹访、重复上访等情况无能为力。
（二）现实因素
一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的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积淀下来并日渐突显，导致涉法上访问题和重复信访案件增多。近年来，党和国家实行亲民政策，畅通了信访渠道，敞开了信访大门，许多群众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和利益走上了上访告状之路。
二是群众法制意识增强与法律知识缺乏形成较大的反差。一方面，国家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法制宣传力度不断加大，公民法制意识、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逐步增强；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的自我封闭，导致一些群众思想僵化、抱残守缺，不能很好地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知识，不能依法对待自身的信访问题，导致反复信访现象的发生。
三是信访人个人素质低，导致有理缠访、无理闹访。有的信访人要求过高，超越法律法规的规定，因而导致信访问题得不到解决；有的信访人存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心理，多次上访，不达目的不罢休；有的信访人在长期上访中，总结和摸索了一套对付党政领导和公安机关的办法和经验，凡遇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就要上访，给党政领导和公安机关施加压力。
（三）主观原因
一是执法为民的思想还未树牢。在一些基层单位和民警中还存在伤害群众感情、漠视群众疾苦、侵犯群众权益的行为，引发了上访问题的发生。主要表现为：有的民警由于利益驱动，在办案中执法不公，以罚代法，不按规定收取取保候审保证金等；有的办案民警责任心不强，造成案卷材料和证据缺失，不作为、乱作为，或严重不负责任、工作粗枝大叶；有的办案单位互相推诿、扯皮，导致案件久拖不决等。
二是办案民警业务素质不高。主要表现为：民警执法办案水平和技能较低，导致执法过错；现场调查访问不到位、不细致、不深入，导致案件不能及时侦破，逃犯不能及时捕获；侦破疑难案件的技能缺乏，导致一些疑难案件久攻不破。
三是处理疑难信访问题的能力不强。主要表现为：一些基层单位领导和民警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低，工作不得法，缺乏耐心细致的工作热情，有关问题没有向群众解释清楚，不会也不愿做群众工作，不能及时化解矛盾，加之不能很好与其他基层组织协调，导致治安案件和其他问题的发生。
四是存在片面的稳定观和政绩观。长期以来，公安机关片面追求“严打”立竿见影的短期效应，忽视了基层基础工作，疏于防范和管理，致使公安基层基础不牢，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一些基层单位和民警，满足于一时的、表面的、片面的稳定，把公安信访工作维护稳定的职能仅仅理解为重大政治活动期间的稳定工作，忽视日常的信访工作，使问题越积越多、信访量越来越大，增加了维护稳定工作的难度。
（四）客观因素
一是执法环境的制约。由于封建残余思想和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一些行政和司法人员的人治观念严重，群众法制观念淡薄，缺乏遵章守法的社会氛围，执法环境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地势偏远和经济落后的古、叙山区的执法形势尤为严峻。
二是执法条件欠佳。由于历史的原因，建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法制社会，还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加之前些年，公安机关承担了大量的非警务活动，诸如催粮派款、农税提留以及在处置群众性事件中大量动用警力，引起群众对公安机关的不满。还有一些地方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党政领导行政干预，给公安机关公正、严格执法带来严重影响，执法不公、违法办案的事情时有发生，以致影响了警民关系。
三是执法保障不到位。公安机关人、财、物保障严重不足，一方面“皇粮”不够吃“杂粮”，找钱弥补经费不足，出现以罚代法、乱收保证金等现象，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另一方面人少事多，忙于侦办大要案件，对一般案件侦破不力，有的案件久拖不破，同时对群众信访案件办理力度不够，群众不满意。同时，为了解决警力不足的问题，雇请了一些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的协警参与办案，而且还存在一人办案的现象，由于程序违法导致案件不能结案。
四是客观上存在破案难、追逃难的问题。一些案件由于时间久远，几经转手，失去了办案的条件和破案的最佳时机；改革开放以后，人、账、物的大流动，给案侦和追逃工作增加了难度；大量科技手段被用于犯罪，犯罪的智能化、现代化程度提高，反侦查伎俩增强，给侦查破案、抓捕逃犯增加了难度，而公安机关的科技手段和设备建设受制于经济而无法适应。
三、对做好公安信访工作的思考
处理公安信访问题要坚持统一领导、有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要研究在源头上减少信访问题的治本之策，努力探寻解决信访问题的长效机制。
（一）充分认识新时期公安信访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增强做好公安信访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新时期公安信访工作在整个公安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做好公安信访工作对于践行“三个代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各级公安机关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公安信访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协调发展。
正确处理公安信访问题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表现。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公安信访工作，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好务，把公安信访窗口建成“民心工程”。
正确处理公安信访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是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的神圣职责。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充分认识做好公安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公安信访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把抓社会稳定工作的成效作为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重要的任期目标。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指导公安工作，保持政策、规定和各项公安工作的连续性，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性，加强对公安信访问题的源头管理，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和谐发展。
（二）高扬执法为民旗帜，规范执法行为，从源头上避免公安信访问题的发生
各级公安机关要紧紧抓住有利时机，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认真梳理、研究，从制度、体制、机制等方面深入查找公安执法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制定操作性强的工作规范，努力从源头上解决执法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的问题。
一是强化宗旨意识，确立民本思想。保障人权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执法为民是公安机关执法思想的核心。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在行政执法中维护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一致性，对法律负责与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切实解决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来信来访反映问题大部分是合理的，要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在办理信访案件中体现亲民爱民，为群众服好务，坚决纠正高高在上，有错不纠，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带着对人民群众深厚感情去执法和办理每一件信访案件，努力清还上访群众的感情账、经济账、法律账。
二是规范执法行为，加强信访问题的源头管理。在“大接访”中接待的信访问题有70%是反映执法问题，主要集中在执法不公、不作为、乱作为和作为不及时，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规范执法行为。要认真梳理“大接访”中暴露出的执法问题，为“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提供依据，采取有力措施解决执法问题来解决和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
三是建立执法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执法办案的过程管理。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机制。在内部监督上，建立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机制；在外部监督上，建立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党政机关、检察、法院监督、警纪警风监督员的监督制度。通过执法监督促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四是坚持依法处理群众信访问题，确保件件经得起历史检验。处理信访问题要符合客观事实，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规定，做到适用正确、处理得当；按程序办事，做到程序完备、公正透明，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五是要改善执法环境、执法条件和执法保障，为严格、公正执法提供保障。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党政领导不要过多干预公安机关执法办案，让公安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责。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要坚持慎用警力、警械、武器和强制措施，坚决纠正公安机关执行非警务活动影响警民关系的问题，要为公安机关履行职责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和条件，并提供强有力的人财物保障。
（三）加强公安专业化建设，提高执法办案水平和能力，实现清理旧账不欠新账
一是加强专业化培训。面对日益复杂的维稳形势和刑事犯罪的智能化、职业化，根据实战要求开展岗位练兵，加强应知应会知识和业务技能训练，使广大民警人人适应岗位、人人精通本职、人人胜任职责，成为各警种岗位的“行家里手”。
二是加强法律法规知识培训。随着社会民主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对公安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求广大公安民警学法、懂法、依法办事，精通法律法规，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要加强法规教育和培训，提高广大公安民警的法纪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
三是加强接访能力培训。要加强《信访条例》和《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的学习培训，实现依法接访。坚持新提拔的中层领导干部到信访办工作两个月的制度，亲自接待上访群众，一方面亲自倾听群众呼声，接受亲民爱民教育，进一步加深与群众的感情；一方面在接待群众上访中去学习和锻炼，提高本领，学会做群众工作，不断提高接待群众上访的能力，提高处置初信初访的一次成功率，避免或减少重复上访、越级上访。
四是要强化科技意识，提高执法办案的科技含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公安机关大力营造祟尚科学，重视科技应用的氛围。提高广大民警科学认知工作对象、把握犯罪规律、科学布置工作以及运用打击手段的能力和水平，装备先进的案侦技术装备，增强科技强侦效能，及时侦破群众关心的案件，及时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
（四）正确处理集中接访与经常性接访的关系，真正实现公安信访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正规化
一是要弘扬“大接访”精神，坚持开门接访。“大接访”集中解决了一批突出的公安信访问题，为建立处置公安信访长效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要继续坚持“一把手”亲自接待上访群众，一把手要动真情、动真格、使真劲、用真力，亲自倾听群众的诉求，亲自在接访登记表上签字，亲自组织调查，亲自研究解决信访问题，确保“人人受到局长接待，件件得到依法处理”的目标落到实处。
二是坚持对信访问题突出的地区和时期实行阶段性区域性集中整治。“大接访”是一项具有典型意义的群众工作，是执法为民的具体体现，深受群众欢迎，大量疑难案件得到了解决。要对信访问题突出的地区和时期实行阶段性区域性集中整治，坚持“言必行，行必果”，听民意、解民忧、办民事，以诚信高效的服务取信于民，确保执法公正，群众满意，在集中接访中探索建立健全处置涉法信访工作长效机制，把接待群众的工作经常化、制度化。
三是建立以责任制为核心的公安信访工作长效机制。实行接访工作领导责任制、警种部门责任制、办案人员责任制；建立与其他政法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建立与党政机关、社会组织、基层单位的协调机制；建立信访预警机制，通过执法检查、信访隐患排查和纪检监督、警务监察等活动，发现和掌握信访问题的信息和苗头，及时预警报警，把问题解决在初始阶段；建立信访倒查机制，对信访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行倒查，对因执法过错、不作为、乱作为，或严重不负责任、工作粗枝大叶等问题引发信访问题就要追究部门、警种和个人的责任；建立信访考核奖惩机制，对于一个时期上访量骤增、群众信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因查控不力引起越级上访等严重后果的单位领导要进行诫勉谈话，单位不得评先进；建立健全信访事项受理、转送、交办、督办、答复、通报等制度和“立案回复、结案回告、案后回访”制度；建立执法质量考核评估机制，坚持执法质量月月清制度，落实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四是要深入贯彻落实《信访条例》和《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按照《条例》和《规定》精神，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应设置专门的信访机构，并从编制、人员和经费上给予保障，保证群众上访有路、告状有门。公安信访部门要正确行使《条例》、《规定》赋予的督办建议权、提请行政处分建议权和提出政策性建议权。要建立完善公安信访工作程序和处置群众信访工作规范，对有理缠访、无理闹访经教育不改的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对在上访中违反法规冲击党政机关、扰乱公共秩序、阻拦交通、干扰公安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促进公安信访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和正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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