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姚丽事件的法律意义范文

第一篇：金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姚丽事件的法律意义范文

陈朝晖*

（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法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凭着你的崭新盔甲，青春的盾牌，心灵的锐利，理想的利剑，勇敢地摘取真理的金牌，千万不要注意旁人的嘲笑。

无论过去是成功还是失败，今天依旧阳光灿烂，继续保持你的信心，去扫除无知和虚伪，去寻觅甘洌的清泉。

——Mrs.Charles E.Cowman

中文摘要：

生命权和财产权都是应当受到法律保障的权益，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在市民社会生命权应当优先受到保护，在政治国家则应考虑利益的大小而不是利益的归属来做出取舍。法律所追求的正义不是无谓的牺牲，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暂时的妥协也无违正义的初衷。“殊死搏斗”不必然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而可能是封建流毒的外在表现。见犯罪而不格斗制止者，当为法律所否定，但不得以此作为剥夺其紧急避险之权利的理由。

关键词：生命权 财产权 市民社会 政治国家 正义 妥协

Money is precious Indeed, but Life is Invaluable

——The legal prescription of the Case of Li-Yao

Zhaohui-Chen

(School of law, Zhejiang Wanli College, Ningbo 315100)

Abstract:

The right of life and property are both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at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law.When the two are conflicting from each other, we should distinguish two kinds of situations: in civil society, right of life should be protected first;in national politics, choice should be made by considering the value instead of the ownership.The justice pursued by law is not a meaningless sacrifice.When be forced and cannot help but make a concession temporarily, it can’t be regarded as disobeying justice.“Life-and-death struggle” might not be the action of revolutionary heroism, but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the feudal harmful influence.Seeing one is committing a crime without grappling to stop it, should be denied by law naturally.But when the law performs its right role, the right of necessity should be respected at the same time.Key words: right of life;property;civil society;national politics;justice;concession

1999年7月9日中午12时许，中国建设银行三名女储蓄姚丽、孙海波和李蓬趁中午无业户时吃午饭，突然闯进两名男子，其中一人从提包内取出一把5-6磅铁锤猛砸防弹玻璃，并高喊“你们赶快开门，不准报警，谁报警就整死你们”，姚丽马上躲在柜台下按“110”报警器开关和用电话报警，但警讯均未送出。此时，歹徒仍疯狂地将防弹玻璃砸出一个直径40公分伞状碎痕，并逼迫储蓄员孙海波打开柜台门，并威胁喊道“我们只要钱不杀人，你不开门等我们进去就杀了你们”。孙海波说没有钥匙并看了姚丽一眼，姚丽点头示意后，也以假装找钥匙拖延时间，蹲在柜台下打电话报警，但电话仍无蜂音。此时，孙海波见被砸坏的伞状玻璃碎痕要掉下来，出于害怕，在歹徒恐吓下将柜台门打开，因姚丽正在打电话未预料到孙海波将柜台门打开。歹徒进入柜台后，其中一名持刀歹徒威逼姚丽把尾箱打开，并扬言不开箱就杀了你，致使姚丽打开尾箱，歹徒将姚丽尾箱中13568.46元现金和孙海波尾箱中30190.00元现金装入随身携带的提包内，又说钱怎么样么少？姚丽等三名储蓄员均谎称“今天早上有个储户取了大份，行里送款车还没到，不信你们看看票子”。以此故意拖延时间，谁也没有把保险柜钥匙交给歹徒，也没有把保险柜打开，从而保险柜内25万元现金未被歹徒抢走。两名歹徒又乱翻一阵后逃离现场。姚丽又用电话向“110”报了警。案后第二天，姚丽从自己家中取来现金13568.46元交给了单位。经查，姚丽平时工作勤恳，流产假期未到提前上班。

另查，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保卫部1999年3月份配发给景园储蓄所的恐吓报警器直至案发时还未安装，案发时，“110”报警装置失灵。在景园储蓄所的所长外出集训后，未按“男女搭配”和另设一名兼职安全员的规定配齐人员，也没有书面文件指令姚丽为临时负责人，亦未按规定经常检查监控报警、通讯设备和恐吓报警器是否灵敏好用，导致犯罪分子抢劫得逞。

1999年7月

25》，Article3，partⅡof Schedule 11，参见杨良宜．《海事法》．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9,382．），并不得主张经济报酬。但是数额特别巨大或者至关重要的国有财产为国运民生之所系，也是国家保障个体人权的物质基础，比如国家在战时为了保障对军需物资的所有权，要求军人的生命权服从国家的财产权似乎是一个法理上没有争议且法律上各国通行的做法。我国《刑法典》就将“战场上贪生怕死，自动放下武器投降敌人”，“战时临阵脱逃”规定为“军人违反职责罪”加以处罚。此乃政治国家的法与市民社会的法之差异使然。对于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财产与个人生命权的衡量，国家的刑事和行政立法有时不能对此做出硬性规定，企业的自主立法（企业的自主立法构成法的渊源，参见：吴春香、陈朝晖．《论企业管理之法治化》[J]．载《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1）67．）强调对国家利益的保护，似乎在一定的限度内也是可以接受的。这虽然是市民社会价值取向的例外，但或许解释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未尝不可，而且市民社会向政治国家的渗透也可合理运动而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下列前提是必须存在的：第一，此类企业的自主立法必须要经民主程序，比如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方能生效。因为这不是企业剩余控制权的问题，而是事关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如果广大职工都认为保障特定重大财产的安全确实较个人生命安全更加重要，这是全体职工乃至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那么将此作为制度确立下来也无违法之虞。当然其是企业员工协调意志而不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因此只能以软法（SOFT LAW，是指法律拘束力比较弱的法律）的形式存在。而不经民主程序，由少数人作出对多数人的产生效力的规范，则不但是对群众路线的背离，也是对法治的破坏，对人权的践踏！第二，重要财产，应当限定在严格的范围内，即必须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不可或缺，也无可替代，决不能以一个“国有财产”的名头将鸡毛蒜皮也计算在内。第三，英勇斗争不是无谓牺牲，必须有避免或挽回重大损失的现实可能。第四，企业自主立法不得与上位阶的法发生冲突，不得剥夺企业员工基于法律而享有的“紧急避险”之法定权利，否则即为无效。而建行大庆分行要求员工在决无生望的情况下为一万三千元的财产利益而生死相搏，显然不具备上述前提，是极不人道也难说公道的。如果说我国公民的生命权竟然不及一万三千元人民币的财产权，恐怕要得出中国人牛马不如的结论。依照此逻辑，严重失职、有负党和人民重托的银行行长杨日新，其价值几何自不待言。

之所以存在生命权和财产权这样的称谓，是因为生命和财产都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所以当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在市民社会当然以生命权优先，但在政治国家，法律侧重保护哪方面的权利，最终需要考量的是其背后所蕴含的利益——是利益的大小，而不是利益的归属。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谬论。试问难道集体利益不是由个人利益构成（虽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累加）？集体利益只有通过关注个人利益才能得以实现。如果片面强调为了集体利益，个人应当无条件的做出牺牲，而不考虑利益的大小，其结果是集体利益的总量有减无增，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都是不经济的，当然也是非正义的。显而易见，即使政治国家，也不能一概的将财产利益置于生命利益之上，否则也可能发生对正义的背弃。

战时的军需物资，是战争成败的关键所在，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因此它值得用鲜血和生命去维护。但是，在众所周知的荒唐年代，一位青年为了抢救被激流冲走的一粒稻谷，而“光荣牺牲”，只因为那是集体的稻谷，该青年便被树立为学习的榜样。这个故事曾经激励过一代人，其中渗透着的无知和愚昧，还有残忍和血腥，令人想来不胜唏嘘。然而即使今天，仍然没有走出这个怪圈和阴影。据一位朋友撰文说，其读小学的侄儿所在的学校老师问同学们：如果遇到洪水，是抢救学校价值几百元的电视机还是抢救自家几千元的电脑，几乎全班所有同学都答抢救学校的电视机，唯有该小儿答曰先抢救自家的电脑，随后再给学校买台电视机。没想到该回答竟然还是招致老师的批评，曰：心中没有集体！这个故事，虽然没有“舍身救稻谷”极端，但其逻辑却同出一辙。集体的利益再小，也比个人至关重要的利益为大。这个逻辑从经济学上来说是显然不成立的，至少以该小儿的做法，对集体利益无损，亦可满足个人利益。这样一个利己利他的选择，不知怎么就成了没有集体主义观念。难道在可以减少损失的情况下，无谓的扩大损失就成全了集体主义的宗旨么？这样的道理小学生都很清楚，相信有理智的成人不会有人不明白。上世纪80年代末刮起的“学赖宁”的热潮，当时本文作者作为一名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小学生（当时作者已经通读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数百万字），对此便十分困惑不解：难道救火不应当由专业的消防队来进行么？一个初中生，挥舞一根树枝，对伟大而壮丽的救火事业可以贡献多少力量？难道这样的牺牲精神是值得推广的么？可惜作者的观点没有人理睬，皇帝的新装依然被心怀各种目的的成人吹捧和赞颂，乃至1994年4月，辽宁省瓦房店市许家屯镇东马屯小学对面的山上发生山火，十几名六年级小学生争先恐后去救火，结果，８个孩子葬身火海。而事后据有关部门评估，那场山火烧毁的都是荒草败叶和不成材的杂木，根本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由此，大连市终于将“中小学生不得参与救火”明文下发，多少反映出认识和立法的进步。然而，这样明显的道理，难道只有透过鲜血的折射才可以感知么？

爱国，爱集体也许是天经地义的，一定的“付出”和“奉献”也是爱的必要表达，但不是只有“割肉饲鹰，舍身饲虎”才是真正的爱。奉献也许不当谋求回报，但不能没有价值。本文作者的女朋友，总是三天两头给作者下达各类工作任务，要求作者毫不迟疑的效犬马之劳。先是满足她自己的奇思异想，后来发展到与她有交往的一干人等的鸡毛琐事。总之要求作者必须对这些毫无

第二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所谓恋爱观是指对待择偶和爱情的基本看法和态度。恋爱观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关系和道德关系的产物，是具有阶级性的。对于大学生而言，我们提倡树立科学的无产阶级的正确的恋爱观。

第一、提倡志同道合的爱情。

爱情不是树荫下的甜言，不是轻弹的眼泪，更不是死硬的强迫，爱情是建立在共同基础上的心灵沟通。因此，在恋爱的选择上最重要的条件应该是志同道合，思想品德、事业理想和生活情趣等大体一致。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栋梁，其恋爱观应该是理想、道德、义务、事业和性爱的有机结合。

第二、懂得爱情是一种责任和奉献。

大学生在进入恋爱状态前，就应该懂得，爱不仅是得到，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和奉献。第二方面的责任属于私人生活的性质，是社会干预最为微弱的生活领域，是主要依靠道德的修养和自觉的责任感来维持的。正因为如此，它反映了一个人的人格形象。大学生一旦进入爱的王国，就必须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才能获得崇高的爱情。

此外，大学生还要注意提高恋爱挫折的承受能力。大学生恋爱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因而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遇到如单恋、失恋、爱情波折等种种挫折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其中失恋是最严重的一种挫折。如果个体的承受能力较强，就能比较好地给予应付，如果所受到的挫折超过承受能力而得不到合理的情绪疏导，就有可能造成不良后果。

第三篇：生命诚可贵阳,友谊价更高

生命诚可贵，友谊价更高

我自从97年来到广东进入广东省电力工业局电生公司工作至今已近15个年头了，在这十几年中见证了广州经济飞速发展；见证了电力体制改革后广东省电力局改制为电网公司和粤电集团公司；见证了粤电物业公司的前身方能物业公司的成立；也见证了广东粤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诞生。在这十几年的工作过程中我随着时光慢慢变老，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现在四十二岁的中年人了，我也在这十几年中深切感受到如家庭般的温暖，特别是03年入职物业公司以来，更加深切的感受到物业公司的人文环境，和谐的工作氛围和领导、同事间至亲至纯的友谊。

05年9月的一天早上，我在粤电广场8楼餐厅用餐后突然腹部巨痛，工程部同事急忙送我到华侨医院，经检查确诊为急性胰腺炎后住院治疗，在此过程中医院2次下达病危通知书，由于我独自1人在广州工作，亲人都在重庆，是管理处吴经理代表公司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了名；公司李总、冯总等领导也在第一时间来看望我并送来了慰问金；工程部孙经理、马山泉等部门同事更是24小时在病房轮流照顾我，一直到我15日后康复出院。

这次生病让我懂得生命的可贵，不经历此不足以理解当时的无助和感到生命的脆弱。即使在康复出院后领导也经常关心我的恢复情况，从不让我违反医嘱喝一滴酒，使我逐渐恢复到现在一直身康体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公司领导无私的关怀和同事们的细心照顾：给了我有生存的希望和勇气；让我战胜了病魔；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生病虽然不幸，但我是幸运的，我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胜似亲人的照顾，在此我感谢公司，感谢公司领导，感谢同事们，此段经历将铭记我心，毕生难忘，我祝愿所有的领导和同事幸福安康，愿你们好人一生平安！

申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