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城市土地管理理论学习体会

第一篇：2014年城市土地管理理论学习体会

城市土地管理理论学习体会

一、行政监督理论

建立在“天赋权利”、“权力恶”、“社会高于国家”

等观念基础上的近现代西方国家监督制度理论，对权力制约与监督进行了大量、理性的思索。由洛克、卢梭等人阐发的主权在民论，成为之后以制约权力为目的的种种分权学说的理论基础。洛克还提出将分权制衡作为一种政府组织的建构原则，这一原则在美国的建制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分权制衡论由此成为西方国家监督制度的核心思想。西方其他监督理论还包括法治论、有限政府论、自由主义理论、“滥用权力”论、多元民主论等。当代中国监督制度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议行合一说和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观。邓小平对新中国30多年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总结，系统提出以权利制约权力、以适当分权制约权力、以法制制约权力、以公开与监督制约权力、以素质制约权力等权力制约与监控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观。

国家土地督察制度作为我国行政监督制度的组成部分，应以马克思主义监督理论为指导，同时注重吸收西方监督理论的进步成分：（1）在以市场配置和放权让利为基本取向的改革不断深化的形势下，土地行政管理权力滥用的可能性趋于扩大，加强土地行政监督势在必行。（2）土地监督制度设计一方面要注意保障民主和公民的土地权利，以民主和权利制约权力，另一方面要丰富监督方式，扩大行政内部和外部监督。（3）现代社会的权力制约和制衡具有向横向、纵向和社会的多维度发展的趋势，土地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在扩大地方政府权力和利益的同时，必须加强纵向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滥用特别是权力失控。（4）土地权利具有公权性质，国家拥有对土地的最终管理权和决定权，土地的国家监督是保证该权利实现的基本制度安排。（5）权力制约与法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加强土地监督法治建设，是建立和实施国家土地督察制度的前提和保证。

二、政府监管理论

政府监管理论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但其研究主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自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几百年来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法学等研究的重点之

一。长期占据西方经济学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认为，建立在“经济人”理性行为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有效率的、均衡的，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最终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利益，市场自身会解决一切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使传统的市场经济制度神话遭到破灭，以倡导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凯恩斯理论应运而生。此后，有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争论延续至今。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市场机制无法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和无法解决效率以外的非经济目标，导致市场失灵则主要有外部性、公共物品问题、信息不对称、垄断经营等原因。市场失灵提供了政府监管的必要前提，但并不能构成充分根据。政府失灵也是普遍存在的事实。政府失灵主要表现为公共政策失效、政府组织的低效率、寻租等。

土地和土地利用的特殊性使得土地监管成为政府监管的主要内容之一：土地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在市场机制下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或供应；土地利用的外部性问题较之其他资源的利用和产品生产更加突出；土地经营利用中的信息不

对称和不完全问题增加了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风险，等。政府土地监管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监管失灵”的问题，如：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和制订政策的复杂性等，容易造成土地公共政策失效；由于地方保护主义、自利动机的影响，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可能缺少保护耕地、生态用地等公益性用地的积极性，导致保护不力；政府官员的官僚作风与无处不在的寻租行为和利益集团影响相勾结，可能导致土地用途随意变更，侵害土地公共利益，等。

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在我国特有的土地管理“体制性失灵”问题。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无论是国有土地还是农民集体土地，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主要归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为事实上的“土地所有者”。这种身份使其在全国统一市场中更多地扮演了市场竞争的参与者而非监管者角色，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由政策执行者更多地变为利益博弈者的关系。其结果，市场机制的各种缺陷，如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等等问题，地方政府土地行为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针对这种“体制性失灵”，有必要按照政府监管理论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的土地管理关系，加强和改进对地方政府土地利用和管理行为的监管。

三、府际关系理论

20世纪80年代发端于英美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推动了全球范围的公共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在以公共治理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为基本特征的行政改革浪潮中，地方分权、府际合作和多中心治理成为府际关系调整和发展的共同取向。世界各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变迁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联邦制国家呈现由分散向集中的发展趋势，而单一制国家则呈现由集中向分散的发展趋势。这种以纵向分权、彼此制衡、相互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国家结构名异实同的发展趋向，对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

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以放权让利和实行差别化区域政策为主要特征的地方分权改革开始启动。经过30年的改革，传统中央集权体制有所松动，地方政府自主权力空间显著扩大，但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中央政府仍然具有浓厚的集权色彩，但并不拥有足够的支配权力；地方政府在事实上分得了部分权力，但却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府际关系存在着“讨价还价，互相攀比”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问题，导致中央重大决策在地方执行中走样。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改变中央集权过度问题，实行中央与地方适度的分权体制，同时完善中央的宏观调控和监管体制，实现中央与地方之间分权分工、协调合作的良好关系。

中外府际关系的改革实践及相关理论，对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具有重要借鉴作用。（1）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地方分权趋势不可逆转，包括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任何改革都只能顺势而为。（2）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地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仍然发挥着其他要素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这决定了土地管理地方分权的必要性。同时，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央政府必须保持对全国土地资源利用的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3）要克服“一统即死，一放即乱”的怪圈，构建土地管理中央选择性集权体制看来是很有必要的。具体来说，应当明确哪些权力必须由中央政府行使，由中央政府一竿子插到底；对需要中央政府决策而由地方政府执行的权力，可以通过加强监督的方式进行管理。国家土地督察制度的建立无疑

体现了这种现代管理的要求。其实类似制度安排，在任何现代民族国家都是必需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治理来说就尤其必要了。

四、利益关系理论

利益和利益关系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但直到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第一次科学、深刻地揭示了利益的形成和实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不回避利益，反而是从关注和研究人的需要和利益出发，揭示人类行为的物质动因，进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既存在着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即国家利益，又存在着不同组织的组织利益和公民的个人利益，尽管公有制下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利益矛盾也客观存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关系复杂化的背景下，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地方政府成为特殊的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应当承认地方政府追求地方利益行为的正当性，但决不能承认在当前非规范的市场条件下违反法律、扭曲经济规律的地方保护、恶性竞争等的正当性。其次，地方与中央的博弈关系日益明显。地方政府无论是作为利益主体还是作为调控主体，都会以地方利益最大化为追寻目的，导致与以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中央政府之间出现博弈关系。第三，地方政府的利益并非等同于地方利益，当出于政府机构和官员个人自身利益的考虑致使发生权力寻租等情形时，其所追逐的利益是与地方整体利益完全背离的。

土地利用和管理的各种关系本质上都是利益关系，利益关系理论为深化中央与地方土地利用和管理关系的分析，健全土地管理特别是土地监督制度提供了重要指导。（1）在承认和尊重土地利用地方利益的基础上，必须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优先性和主导性。（2）鉴于地方保护主义在一些地方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甚至可能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等全民根本利益，加强土地利用的国家控制是十分必要的。（3）应当以利益机制的创新为重点，改革改进土地利用和管理。（4）为避免中央与地方土地博弈造成“囚徒困境”式的利益全面受损情况的出现，向地方设立派驻国家土地督察机构十分必要，既可以加强监管，预防和制止重大违规违法问题的发生，又可以及时收集信息，为完善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第二篇：城市管理学 城市土地管理理论学习心得[范文模版]

城市土地管理理论学习心得

一、行政监督理论

建立在“天赋权利”、“权力恶”、“社会高于国家”

等观念基础上的近现代西方国家监督制度理论，对权力制约与监督进行了大量、理性的思索。由洛克、卢梭等人阐发的主权在民论，成为之后以制约权力为目的的种种分权学说的理论基础。洛克还提出将分权制衡作为一种政府组织的建构原则，这一原则在美国的建制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分权制衡论由此成为西方国家监督制度的核心思想。西方其他监督理论还包括法治论、有限政府论、自由主义理论、“滥用权力”论、多元民主论等。当代中国监督制度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议行合一说和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观。邓小平对新中国30多年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总结，系统提出以权利制约权力、以适当分权制约权力、以法制制约权力、以公开与监督制约权力、以素质制约权力等权力制约与监控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观。

国家土地督察制度作为我国行政监督制度的组成部分，应以马克思主义监督理论为指导，同时注重吸收西方监督理论的进步成分：（1）在以市场配置和放权让利为基本取向的改革不断深化的形势下，土地行政管理权力滥用的可能性趋于扩大，加强土地行政监督势在必行。（2）土地监督制度设计一方面要注意保障民主和公民的土地权利，以民主和权利制约权力，另一方面要丰富监督方式，扩大行政内部和外部监督。（3）现代社会的权力制约和制衡具有向横向、纵向和社会的多维度发展的趋势，土地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在扩大地方政府权力和利益的同时，必须加强纵向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滥用特别是权力失控。（4）土地权利具有公权性质，国家拥有对土地的最终管理权和决定权，土地的国家监督是保证该权利实现的基本制度安排。（5）权力制约与法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加强土地监督法治建设，是建立和实施国家土地督察制度的前提和保证。

二、政府监管理论

政府监管理论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但其研究主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自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几百年来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法学等研究的重点之一。长期占据西方经济学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认为，建立在“经济人”理性行为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有效率的、均衡的，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最终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利益，市场自身会解决一切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使传统的市场经济制度神话遭到破灭，以倡导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凯恩斯理论应运而生。此后，有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争论延续至今。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市场机制无法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和无法解决效率以外的非经济目标，导致市场失灵则主要有外部性、公共物品问题、信息不对称、垄断经营等原因。市场失灵提供了政府监管的必要前提，但并不能构成充分根据。政府失灵也是普遍存在的事实。政府失灵主要表现为公共政策失效、政府组织的低效率、寻租等。

土地和土地利用的特殊性使得土地监管成为政府监管的主要内容之一：土地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在市场机制下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或供应；土地利用的外部性问题较之其他资源的利用和产品生产更加突出；土地经营利用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问题增加了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风险，等。政府土地监管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监管失灵”的问题，如：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和制订政策的复杂性等，容易造成土地公共政策失效；由于地方保护主义、自利动机的影响，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可能缺少保护耕地、生态用地等公益性用地的积极性，导致保护不力；政府官员的官僚作风与无处不在的寻租行为和利益集团影响相勾结，可能导致土地用途随意变更，侵害土地公共利益，等。

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在我国特有的土地管理“体制性失灵”问题。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无论是国有土地还是农民集体土地，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主要归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为事实上的“土地所有者”。这种身份使其在全国统一市场中更多地扮演了市场竞争的参与者而非监管者角色，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由政策执行者更多地变为利益博弈者的关系。其结果，市场机制的各种缺陷，如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等等问题，地方政府土地行为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针对这种“体制性失灵”，有必要按照政府监管理论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的土地管理关系，加强和改进对地方政府土地利用和管理行为的监管。

三、府际关系理论

20世纪80年代发端于英美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推动了全球范围的公共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在以公共治理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为基本特征的行政改革浪潮中，地方分权、府际合作和多中心治理成为府际关系调整和发展的共同取向。世界各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变迁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联邦制国家呈现由分散向集中的发展趋势，而单一制国家则呈现由集中向分散的发展趋势。这种以纵向分权、彼此制衡、相互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国家结构名异实同的发展趋向，对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

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以放权让利和实行差别化区域政策为主要特征的地方分权改革开始启动。经过30年的改革，传统中央集权体制有所松动，地方政府自主权力空间显著扩大，但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中央政府仍然具有浓厚的集权色彩，但并不拥有足够的支配权力；地方政府在事实上分得了部分权力，但却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府际关系存在着“讨价还价，互相攀比”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问题，导致中央重大决策在地方执行中走样。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改变中央集权过度问题，实行中央与地方适度的分权体制，同时完善中央的宏观调控和监管体制，实现中央与地方之间分权分工、协调合作的良好关系。

中外府际关系的改革实践及相关理论，对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具有重要借鉴作用。（1）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地方分权趋势不可逆转，包括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任何改革都只能顺势而为。（2）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地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仍然发挥着其他要素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这决定了土地管理地方分权的必要性。同时，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央政府必须保持对全国土地资源利用的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3）要克服“一统即死，一放即乱”的怪圈，构建土地管理中央选择性集权体制看来是很有必要的。具体来说，应当明确哪些权力必须由中央政府行使，由中央政府一竿子插到底；对需要中央政府决策而由地方政府执行的权力，可以通过加强监督的方式进行管理。国家土地督察制度的建立无疑体现了这种现代管理的要求。其实类似制度安排，在任何现代民族国家都是必需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治理来说就尤其必要了。

四、利益关系理论

利益和利益关系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但直到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第一次科学、深刻地揭示了利益的形成和实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不回避利益，反而是从关注和研究人的需要和利益出发，揭示人类行为的物质动因，进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既存在着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即国家利益，又存在着不同组织的组织利益和公民的个人利益，尽管公有制下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利益矛盾也客观存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关系复杂化的背景下，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地方政府成为特殊的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应当承认地方政府追求地方利益行为的正当性，但决不能承认在当前非规范的市场条件下违反法律、扭曲经济规律的地方保护、恶性竞争等的正当性。其次，地方与中央的博弈关系日益明显。地方政府无论是作为利益主体还是作为调控主体，都会以地方利益最大化为追寻目的，导致与以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中央政府之间出现博弈关系。第三，地方政府的利益并非等同于地方利益，当出于政府机构和官员个人自身利益的考虑致使发生权力寻租等情形时，其所追逐的利益是与地方整体利益完全背离的。

土地利用和管理的各种关系本质上都是利益关系，利益关系理论为深化中央与地方土地利用和管理关系的分析，健全土地管理特别是土地监督制度提供了重要指导。（1）在承认和尊重土地利用地方利益的基础上，必须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优先性和主导性。（2）鉴于地方保护主义在一些地方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甚至可能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等全民根本利益，加强土地利用的国家控制是十分必要的。（3）应当以利益机制的创新为重点，改革改进土地利用和管理。（4）为避免中央与地方土地博弈造成“囚徒困境”式的利益全面受损情况的出现，向地方设立派驻国家土地督察机构十分必要，既可以加强监管，预防和制止重大违规违法问题的发生，又可以及时收集信息，为完善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第三篇：城市成长理论学习体会

城市成长理论学习体会

城市成长管理(Urban Growth Management)是指政府运用一定的技术、工具、计划及行动，对城市发展的区位、时序、速度、质量和成本等进行有目的的直接或间接引导或控制。它起源于1970年代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并于1980年代在美国掀起了城市成长管理的第二次高潮，1990年代以来，美国已进入城市成长管理的“精明成长”(Smart Growth)时代，并已把城市成长管理作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

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由于快速城市化进程导致的城市无序蔓延和增长而引发的许多城市问题，与美国当时所面临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我国城市发展应该借鉴美国城市成长管理的经验。为了树立科学的城市发展观，促进城市健康和有序地可持续发展，应把城市成长管理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城市公共政策来加以研究和实施。

因此，探讨我国目前实行城市成长管理的必要性，分析我国城市成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研究我国城市成长管理的内容以及实施城市成长管理的对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中国目前实行城市成长管理的必要性

(1)面对当前日益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的挑战，中国实行城市成长管理已迫在眉睫。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从1978年～2004年，中国的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60多个，城市化水平由17.9%提高到41.8%，城市人口由1.7亿增加到5A亿。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5%左右。中国将用几十年时间，完成西方发达国家三、四百年完成的城市化过程。

快速城市化发展必然引起因城市无限制增长和蔓延而引发的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如城市建成区盲目扩张、大量农田和自然土地被侵吞、土地的低密度开发及浪费、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交通拥挤、老城区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及城市公共服务滞后等诸多问题，进而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以及城市安全问题。

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面临以下几大问题的严峻挑战：(1)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严重短缺。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和耕地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化快速进程必然引发城市建成区的扩大，更多的非城市用地将转化为城市用地，这将会使我国土地资源的短缺形势更加严峻；(2)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以及水污染等城市病已经出现，空间布局不能得到有机地疏散，造成城市“摊大饼”，不堪重负；(3)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滞后。如城市新区开发中基础设施不配套等；(4)历史建筑破坏严重；(5)旧城区改造与复兴。这些都给我国目前的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美国实行了30多年的城市成长管理政策，有效地遏制了城市的蔓延，保护了土地和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了社区生活质量，保持和恢复了旧城区的活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目前的城市管理迫切需要实行城市成长管理政策，通过一定的技术和手段，达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实现城市成长管理，是贯彻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树立科学的城市发展观的需要。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要求，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深化和创新，蕴含着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树立科学的城市发展观，对当前中国的城市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个统筹”的实质就是要协调好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各方面问题，旨在使城市空间成长与土地资源保护、自然环境保护、旧城区改造、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文物保护、社区生活质量改善等和谐发展。从城市成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看，城市成长管理的核心与和谐发展的思想不谋而合，是实现城市科学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

3、中国城市成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认识误区

中国城市发展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认识上的三大误区。误区之一：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病”。这是由于建国之初的发展战略中就有“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的主导思想，加上长期“恐城症”的制约所造成的。误区之二：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误区之三：认为城市发展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这种城市发展认识上的误区导致了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缓慢。

对城市化应有积极的认识，城市化是不发达国家谋求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城市化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科学地管理城市发展。城市的快速成长不是问题，关键是如何对城市成长的方式进行合理地调控，注重城市发展的质量，控制城市发展的区位、时序、速度和质量。

(2)政策偏差

中国城市成长管理是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受认识误区的影响，从1950年代以后，我国制定了“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发展政策，在1978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上制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1980年，国家城市发展方针进一步完善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1990年又将城市发展方针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并将其写入我国首部城市规划法。这主要是从户口管理角度而不是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制定城市发展方针，导致我国城市发展政策在很长时期内背离了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事实上，城市化发展进程受自然、经济和社会规律制约，城市规模受多种条件和经济因素制约，不宜人为控制，世界城市化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城市增长迅速。

(3)立法滞后

城市发展政策的偏差影响到我国城市管理立法的制定，并导致长期以来我国城市成长管理立法的严重滞后。1984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规划条例》，1989年制定了《城市规划法》，于1990年开始实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规划法出现了许多不适应市场经济以及不适应中国目前快速城市化进程新形势的问题。而美国早在1970年代就开始实行城市成长管理政策，在同时期的1990年代已经发展到城市成长管理的“精明成长”时代。而且我国城市规划立法的周期太长，严重滞后于中国城市化的快速进程，进而影响到我国的城市规划管理工作。

中国城市成长管理立法没有明确城市成长管理的重要性，目标不够明确和具体，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不强，许多地方存在自相矛盾，而且城市成长管理立法不够完善，这导致我国实施城市成长管理的技术与工具的严重缺乏。

4、中国城市成长管理的内容

借鉴国外城市成长管理的实践和经验，中国城市成长管理的具体内容有：

(1)对城市发展区位进行引导或调控

对城市发展区位进行引导或调控是指引导或控制城市的空间成长模式，即明确城市的空间发展方向和区位。

(2)对城市发展时序进行引导或调控

对城市发展时序进行引导或调控是指引导或控制城市的时间成长模式，即明确城市在时间上的发展方向和区位。

(3)对城市发展速度进行引导或调控

对城市发展速度进行引导或调控是指引导或控制城市的成长速率。城市的成长速率的调控要依具体的情形加以判断，如当城市建成区的扩张速率超过城市的人口增长速率时就要控制城市建成区的发展速度；当城市建成区的扩张速率小于城市的人口增长速率时就要加快城市建成区的发展速度。

(4)对城市发展质量进行引导或调控

对城市发展质量进行引导或调控是指引导城市向环境友好型、生活舒适型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城市成长管理的终极目标。

5、中国城市成长管理的对策

(1)把城市成长管理上升为城市发展的公共政策

我国城市发展由于受历史和政治架构的原因很少对城市成长管理加以关注，导致了许多城市管理问题的产生。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则有赖于对城市成长管理政策的重视和相关研究的开展。城市成长管理在国外已经作为城市公共政策来加以研究和实施，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我国，应把城市成长管理作为城市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借鉴国外城市成长管理的内容、工具、程序和改革做法，对我国的城市成长管理政策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各项城市成长管理的方针、原则、措施、计划和行为规范。

(2)加强城市成长管理的区域管制

国外在近几十年来，很重视区域管制在城市成长管理中的作用。早在1967年，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大都市区就通过州立法，建立了区域规划机构，也有许多州与州之间的区域城市成长管理机构。我国目前应积极探索城市成长管理的区域管制模式，树立城市成长管理的整体观和集群发展观，防止各自为政，自然开发。尤其是在我国的一些城市群、都市圈，急需建立城市成长管理的区域管制机构。

(3)建立完善的城市成长管理法律制度

改进我国现行的城市规划法，建立我国城市成长管理的法律制度，充分发挥立法作为城市成长管理的技术和工具功能，以作为应对我国目前城市问题的强有力武器。借鉴国外

城市成长管理的工具和立法经验，建立公众参与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城市成长管理法律制度。

(4)充分发挥遥感与GIS等信息技术手段在城市成长管理中的作用

遥感手段已经是城市管理新的信息源，SPOT全色影像的地面分辨率已经达到10m，印度IRS的地面分辨率已经达到5.8m，可以用来编制l；50000～1：25000比例尺的城市图。IKONOS影像的地面分辨率已经达到lm，可以用来编制1：10006比例尺的城市图。作为城市管理主要信息源的航空相片，可用来编制1：21100～1：500比例尺的城市图。GIS已成为综合管理和分析各种城市管理数据来源的重要工具。应充分利用遥感与CIS等信息技术，定期监测我国城市成长的时间、空间模式及其变化，对城市成长进行有效的时序管理。

第四篇：城市社区自治理论学习体会专题

城市社区自治理论学习体会

《现代城市管理学基础教程》一书，从社会学和行政学，管理学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一下城市社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使我了解到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通过对我国社区发展现状的分析和社区改革经验的总结，从理论上对社区管理的实践进行系统的探讨和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社区自治管理，确实是十分必要的，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社区发展对于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加快国家政治的民主化进程，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社区管理水平，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民主化进程，满足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巩固基层政权，维护社会稳定，也必须要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同时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也迫切需要我们加强社区管理理论的研究，以使更好地发挥社区建设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城市化步伐也不断加快。从而，要搞好城市管理，就必须搞好社区建设和管理，让社区在城市管理方而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城市管理重心下移。

再次，在我国城市管理中，传统的“街道模式正在逐步向现代“社区模式”转变。尤其是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影响社会稳定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而要及时有效地将这些矛盾和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也必须增强社区的功能和责任，强化社区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对于中国城市社区的管理，我认为要转变观念，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扶持方法，推动社区管理向实体化，产业化方向发展。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社区管理体制，促进社区管理的社会化和网络化。要加强社区管理的建设，促进社区管理的合理化和专业化，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运作管理体系，促进社区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要建章立制，健全法规，促进社区管理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对社区自治的认识需要避免三个误区：一是社区自治仅仅是社区组织的自主权或者说仅仅是政府组织与社区组织之间权责利的分化；二是社区自治仅仅是地方自治；三是社区自治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权”，事实上，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的分化，各自成为独立权利主体，特别是它们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治理社区公共事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领域、市场领域、社区领域分化以及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的客观需要。

总之，搞好城市社区自治管理，既需要领导重视，加慢宜传引导，也需要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不断扩大服务队伍，更需安制定优息政策，加强法制建设。

第五篇：城市-03城市环境管理理论学习体会

城市环境管理理论学习体会

学习《城市管理学》,使我了解城市管理的重要性，而城市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内容，构建和谐城市环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同时城市环境管理成为重中之重。

我国的城市环境管理，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城市污染源调查和城市环境质量评价入手进行城市环境管理，到1979年成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以管促治，管制结合”的方针，使城市环境管理走上综合防治的轨道。自从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人们对城市环境管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看法。从系统的角度看，所谓城市环境管理就是通过调整城市环境中的物质流和能量流，使城市生态环境得以良好运行。因此，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管理业逐渐由单纯的环境污染控制转向综合的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如今，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导下，城市环境管理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想把城市环境管理好，必须要有原则和适当的手段。

城市环境管理的原则包括：

一、全面规划，合理布局。该原则有三层含义，1.是城市的环境保护规划与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结合。2.是城市的环境保护规划与城市规划相结合。3.是全面规划城市的环境保护工作。

二、综合利用、化害为利。这是全面和充分地利用各种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变废为宝、化害为利，既充分地利用资源和能源，又减少环境污染。这是治理污染、节约资源、发展生产、保护环境而必须贯彻的一项重要原则。

三、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城 市环境一旦污染便很难恢复，因此保护环境应以预防为主，但预防不可能完全避免污染，对已经存在的污染必须治理，因此要防治结合。

四.“三同时”原则。要求在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时，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五.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防治污染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全体社会组织和市民的职责。

六.污染者负担原则。指污染和破坏环境造成的损失，由排放污染物和造成破坏的组织或个人所承担。我国参照这一原则，在《环境保护法》中规定了“谁污染谁治理“的具体原则，以明确污染者的责任。除上诉原则之外，城市环境保护与管理还应始终坚持一个总的原则，即可持续发展原则。

城市管理的手段包括：1.行政手段。这是以政府的名义，通过研究制定城市环境管理的政策，组织制定城市环境规划以及在自身职能范围内的一系列政策活动队城市环境进行管理。2.法制手段。一时做到有法可依，二是做到依法办事，三是做到违法必究。3.市场手段。指运用价格、成本、利润、税收等与价值有关的各种经济杠杆，影响和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利用和保护城市生态环境，使国民经济在生态环境健全的基础上发展。4.技术手段。即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对城市环境进行管理，改进城市环境管理的手段，提高环境管理质量。5.教育手段。一是环保知识的教育，二是环保意识的教育。以上手段应综合使用，不能偏废，其中法制手段是根本保障，教育手段是长远基础，技术手段是优化条件，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是日常管理的必要条件。

同时，面向21世纪，实现力争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得到控制，必须树立全民环境意识，提高市民素质，培养良好的公共道德，强化城市环境行政管理。

1.提高全民环境意识。这是美化环境、防治污染的根本。环境污染的制造者有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也有企、事业机关和单位的职工，也有城市的个体户、外来民工、无职业者，甚至是家庭主妇。可以说城市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城市公害的有意与无意的制造者。这主要是缺乏自觉的生态观念与环境意识。要消除环境污染的弊害，必须开展全民环境教育。环境教育可分为社会的环境教育与学校的环境教育。社会环境教育可以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如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或多种形式的培训班，广泛普及和宣传环境科学知识和环境法律知识，切实增强全民的环境意识和法制观念。北京市由一部分退休干部、工人、教师、高校学生、科技工作者倡导的《环保志愿者行动》，动员全民营造绿色时尚，善待地球，节约资源，宣传“缺乏环境意识就是残缺不全”是很好的例子。全民环境教育已经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全国各地开展的垃圾分类、垃圾处理，一只桶、一个袋，消灭白色污染，变废为宝的环境教育活动已赢得城市居民的普遍赞同。学校环境教育主要以中、小学为主，在学校可设置安排环境教育课程，可带领中、小学生去郊外或动物园进行动、植物资源珍惜与保护的教育，从小养成浓烈的环境意识。此外，环境教育还要着重《城市环境管理》的教育。环境行政管理是一门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管理学问。对于从事城市环境行政管理的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尤其重要。全国已有近百所高等院校设立了环境保护专业与行政管理专业，不少省、市创办了环境保护干部学院和环境保护研究班。这为在职环保干部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介，及时报道和表彰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先进典型，公开揭露和批评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违法行为，对严重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的单位和个人予以曝光，提高全民环境意识。

2、培养良好的公共道德。道德体现社会风尚。我们要大力加强社会公共道德教育，人人献出自己的爱心，让世界充满美好。我们要大力开展公共道德教育，养成公共道德。要摆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要做到“为互助而去恶，为互爱而存善”；“利群”而居，“利他”而生。“大河无水小河干”，“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城市受社会环境的污染，势必影响到每个市民的安宁。城市环境整洁、优美，每个市民都可享受良好的雨露滋润。要关心城市、热爱城市，顾全大局，美化环境。一切要从公众的利益出发，关心城市的建设发展，热爱城市的一草一木。要崇尚“绿色世界”，积极投身城市环境保护活动，美化环境从小做起，从自我做起，从家庭做起。做模范市民，遵纪守法。要积极参加城市“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要模范遵守市民道德规范，要“与人为善，与邻位善”，坚持做到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养成良好的生活情趣，要严格遵守《环保法》，同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３、建设一支环境保护学术队伍。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一样，一 靠政府，二靠科学。环境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是资源和能源的浪费。这也与控制污染、提高能源利用率等科学技术落后有关。污水的澄清处理、工业废水的再使用、空气中所含毒素的分析、劣质汽油的改善、地层下陷的测量等，都必须依靠科学知识与技术。所以防治污染、改善环境的基础是要提高环保技术的含金量，建设一支由环境保护专家、学者、城市环境管理工作者组成的学术队伍。

４、健全法制，依法管理。环境立法是有效进行环境管理和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措施和保证。支配人类行为有两大势力：一是道德的约束，二是法律的制裁。当前在城市环境依法管理中必须建立“三大支柱”和“八项制度”。

城市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爱护，如果每个人都能提高自身修养，多一份责任心，环境会变得更加美好。不要等到出了问题才想办法解决，应做到未雨绸缪。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新闻媒体唤起全民的环境意识，从而强化环境管理，建设一个整洁、卫生、美好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