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生故吏遍天下”——简谈两汉官吏选举制度

第一篇：“门生故吏遍天下”——简谈两汉官吏选举制度

“门生故吏遍天下”——简谈两汉官吏选举制度

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对人才的选拔任用都非常重视，因为成千上万的大小官员是王朝政令的执行者，是协助封建帝王统治全国人民的工具，官员的质量好坏关系到王朝的兴盛衰亡。因此，统治者选拔人才时不仅要注意德行，还要考察其能力，要求德才兼备。“无规矩不成方圆”，官吏的选举任用都有所属朝代的制度。

中国古代官吏的选举制度，有一个演变发展过程。“天下为公”的原始社会，实行的是“选贤授能”的制度，以传说中尧舜禹禅让为典型。夏、商、周三代，实行“举贤能”制度，以汤举尹、武丁举傅说为代表。战国时期，以招贤养士为官吏选举制度。而秦朝官吏的选拔制度，虽曾在早期实行过和周朝一样的世官制，稍后又实行过荐举，但从整体上看，军功吏制度是主要的选官制度。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汉代统治者通过多种方式，的确在前期选拔了不少人才，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两汉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之所以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和这个时期人才辈出有着密切关系。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这些选官弊端也逐一暴露出来，最终导致“门生故吏遍天下”这一现象的形成。首先我们先来谈谈两汉的官吏选举制度及其利弊。两汉时期的官吏选举主要是通过察举、征辟、任子等途径来实现的。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宫仪》说:“一曰德行高妙，志行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摘自《中国政治制度史》，白钢编写）。虽然汉文帝时已有“贤良”、“孝廉”之选，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汉武帝时始以明文规定下来。具体而言察举是由中央的三公九卿、列侯和地方上的郡国守相等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员通过考察，把所谓品德高尚、才干出众之士推荐给朝廷，然后根据策试水平高下，按等授官。不久又规定以人口的数量、按比例进行选举，取消了资产的限制，这

样使察举制度逐渐完善起来。从制度上看，国家对察举的管理还是比较重视的，但由于察举的标准过于笼统，也缺乏严密的考试，再加上政治昏暗和公卿守相举荐的多是门生故吏，所以在实施过程中，经常出现弄虚作假，以致“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后汉书》卷61《左雄传论》），造成风气日坏，使虚名伪进之徒经过钻营进入公门。此制在东汉后期已经破坏不堪，民间流传着“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外篇卷15《审举》）的谣语。也就是说，察举制度如认真执行，对封建政府并无不利。但问题是察举制度常为豪门权贵所垄断，成为他们网罗党羽、发展帮派势力的重要途径。进入东汉后，察举制度就逐渐演变成大官僚集团拉帮结派、扩张权势的工具。“门生故吏遍天下”也不足为奇了。

征辟制度，包括征聘和辟除，也是汉代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征聘由皇帝直接聘请地主阶级中的知名人士入朝参政或备为顾问，此类征聘，是皇帝的直接用人之权，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征君去就自由，朝廷虽可监督，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如武帝，枚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汉书·枚乘传》，《汉书》2365页）；又如夏侯胜“善说礼服，召为博士、光禄大夫”（《汉书·夏侯胜传》，《汉书》3155页），除非皇权旁落，一般不会成为臣下结党的工具。但征聘之权如落入后妃手中，亦可作为其扩张权势、巩固地位的手段。如吕后聘商山四皓（夏黄公、东园公、绮里季、角里先生）来辅佐太子，以打消刘邦易储的念头。辟除是指中央公卿和地方州郡长官可以自己选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幕僚掾属。汉代的选官制度规定，三公可以自行置吏，刺史可置从事，二千石得辟功曹、掾吏。辟除制度除了赋予公卿牧守以很大的用人权,可以随意任用掾属而无须向皇帝呈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士人被辟为高级官员的掾属后，入仕和升迁的机会都会大为增加。在一般情况下，由中央公卿辟除者，经过试用、通过公府商第或由公卿举荐即可在中央或地方担任要职。如董卓征辟荀爽初拜平原相，后迁光禄勋，视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之三公，仅九十五天。由州郡牧守征辟者，因积功积劳，或经过试用，也可升补中央大员或地方长官。因此，从东汉中期起，这一制度逐渐被大官僚集团控制、操纵，成为其谋取权力利益的武器手段，一方面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僚为了培植私人势力，壮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竞相利用手中掌握的用人大权辟除士人为掾属，为亲属而任之，结党私营，；另一方面士人为猎取高贵厚禄，也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托身官僚贵族门下，无论有才能与否，于是不仅造成了官吏素质的整体下降，还使公府、郡国的幕僚掾属与其长官之间就形成了故吏与府主的关系，也即是“门生故吏遍天下”。

任子制度是汉朝根据荫庇的原则任用二千石以上大官的子弟为郎或与郎官秩位相近的太子洗马、庶子、舍人之类的官职。此外皇帝还常将特辟、荫庇的对象从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子弟扩大到他们的门生、宾客。此外，两汉时期还有“公车上书”之制，天下吏民上书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长，授以官职。另在博士弟子中取能通一经者入仕，补文学掌故的官缺，而考试成绩甲等者可为郎官。毫无疑问，此制若把握得体，利于人才的吸收，否则会重覆察举、征辟堕落之路！

察举与征辟以儒家思想为原则，以乡里舆论为根据，它的施行，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军功入仕为主体的官吏选拔制度，适应了和平发展时期的社会状况，充实了文官制度，并从制度上位“学而优则仕”提供了条件，为知识分子参政开启了方便之门，确实打破了贵族阶级垄断统治机器的局面，与“世卿世禄制”比起来，无疑是一种进步；与“客卿制”相较，其选拔的规范更加广泛，从而保证了两汉王朝对统治人才的需求。然而，它的弊病也与生俱来，首先，被察举和征辟的人，要求“才高名重”，为社会舆论所推崇，结果许多士大夫故意修饰自己的言行，借以传播名声，抬高身价，有的甚至矫情造作，沽名钓誉，以便博取高官厚禄，真实才干反而被抛于脑后；其次，随着政治腐败，豪门大族贿赂请托，舞弊盛行，造成严重的察举不实，也就如前所说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外篇卷15《审举》）。综上所说，两汉的官吏选拔任用制度，初期确实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充实和加强了封建统治机构，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记载“汉之得人，于兹为盛”。但至东汉，“以族（门第）举德，以位（权位）命贤”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选举乖实”的状况，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汉明帝刘庄就说：“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后汉书》卷二《明帝纪》）。于是一批“累世宠贵”、“世代为官”的豪门阀阅、“儒学世家”开始形成。以“中兴元功”著称的邓禹一家，东汉一代“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后汉书》卷一六《邓禹传》）。还如弘农杨氏四世为三公，汝南袁氏则四世五公。门生与举主、故吏与府主之间彼此结纳，出现了一个个依附性极强的宗派集团，“门生故吏遍天下”之势亦已形成，故中国古代一度出现“门生故吏遍天下”的简论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