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家威尔逊（5篇）

第一篇：生物学家威尔逊

生物学家威尔逊(E.Wilson)在1975年出版的著作《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一书中主张人的助人行为是先天决定的，它通过遗传得来，是人类的本性，是不学而能的人类本能行为。

威尔逊研究了大量的动物的利他行为，认为动物的利他行为就是一种以自我牺牲换取其他个体与群体生存机会的本能。他观察发现，面对危险的兵白蚁为保卫巢穴抵御入侵者，可以为保护其他白蚁的生存献出生命；在紧急情境下，居支配地位的雄性狒狒站在群体最显眼处，准备冲向入侵者，而当群体安全撤离时，居支配地位的雄性狒狒也是最后撤离。几乎所有的动物都存在着这样的利他行为，为了帮助自己的同类脱离危险，它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行为显然没有任何企图，也不期待得到回报，明显是有益于其他同类的利他行为。他比较了动物的利他行为与人类的助人行为后进一步得出结论：人类的助人行为也是由本能所决定的，是通过遗传基因传递下来的一种人类本能。

助人行为确实有利于人类作为一个种系的延续与发展，本能论为解释人的助人行为提供了一种视角，但它本身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动物是没有意识的，它们牺牲自己保全同类的利他行为完全是由本能决定的，在行为时也不能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动机与后果；而人的助人行为是人类有意识的活动，是在一定动机的驱使下和一定价值取向的指导下产生的。把人的助人行为归结到、还原为动物的本能，抹杀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抽去了人类行为的主观意愿，这与事实是不相符的，因而也受到了其他的学派的批判。

第二篇：克雷格-一位生物学家及企业家

克雷格·文特尔

克莱格·凡特（又译奎格·文特或克雷格·文特尔，全名John Craig Venter，常写成J.Craig Venter，1946年10月14日－）出生于美国盐湖城，是一位生物学家及企业家。时代杂志在2000年7月将凡特与人类基因组计划代表佛兰西斯·柯林斯同时选为封面人物，又在2007年将他选进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生平

克莱格·凡特在越战爆发之后，曾受征召加入美国海军服役。他的学术生涯是从进入加州一所称为圣马帝奥学院（College of San Mateo）的社区大学（community college）开始。之后凡特在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得到了三个学位，分别是1972年的生物化学学士，与1975年的生理学及药理学哲学博士。接着他又进入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担任教授。1984年，凡特进入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缩写NIH）。

于NIH期间，凡特学到了快速辨识细胞中mRNA的技术，并将其应用在人类大脑基因的辨认。以这种方式发现的互补DNA（cDNA）序列片段称为表现序列标签（Expressed sequence tags，缩写ESTs），此名称是由基因组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Genomic Research，缩写TIGR，由凡特建立于1992年）的Anthony Kerlavage所创。在一场具争议性的官司中，凡特试图将这些辨识出来的基因申请成为专利，但最后败诉。

人类基因组计划

克莱格·凡特是塞雷拉基因组公司（Celera Genomics）的创办人与前任总裁，此公司在他的带领下展开与人类基因组计划互相竞争、且具有商业目的之研究计划，此后他逐渐成名。这场计划开始于1999年，特色之一是使用了“散弹定序法”（shotgun sequencing）。塞雷拉研究计划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需付费才能使用的基因组数据库。此目的在遗传学界并不受欢迎，并激起许多团队加速将成果公开。

塞雷拉公司用来研究基因组的DNA来自五个人，其中一位便是凡特本人。最后私有化的意图并未达成，而凡特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代表佛兰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共同出席了由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主持的基因组计划完成宣告。

2002年，塞雷拉公司董事会将凡特解雇。

目前工作

凡特目前是克莱格·凡特研究所（J.Craig Venter Institute，由TIGR所建立）的主席，这家研究机构跨足许多不同领域。2005年，他与其他人合伙建立了合成基因组公司（Synthetic Genomics），专门以经过改造的微生物生产作为替代燃料的乙醇（酒精）与氢。凡特的研究小组有一艘由游艇改装成的研究船，称为“魔法师二号”（Sorcerer II），专门研究海洋微生物。

2007年5月10日，凡特获得亚利桑那大学的荣誉学位

世界首个“人造生命”日前在美国诞生，现在人类的能力已经拓展到可以“操纵”自然界。不过这一科技突破也引来不少诟病，批评人士说人类怎能堪当“造物主”之职，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下令在下周举行听证会，讨论这一问题。

合成DNA让细菌“起死回生”项目的负责人J·克雷格·文特尔将“人造生命”起名为“辛西娅”（Synthia，意为“人造儿”）。他表示：“‘辛西娅’其实是一个人工合成的基因组，是第一个人工合成的细胞，也是第一种以计算机为父母的可以自我复制的生物。”项目组其他成员表示，这仅仅是一个更宏大工程的一小步，未来他们甚至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定制”的有机物。此外，未来科学家还可以制造出能够产出石油或专以二氧化碳为食的环境友好型“人造生命”。文特尔自信地说，“人造生命”将成为非常强大有用的生物学工具。实验中，科研人员先将“山羊支原体”的内部挖空，再向其中注入“蕈状支原体”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最后新的支原体终于开始自我繁殖，成为世界首个“人造生命”。虽然实验原理听起来很简单，但是科研人员在15年间花费4000万美元才得以成功，其中的难点就在于如何让人造基因序列生成人造染色体。科学家经过多年反复的实验，终于攻克了所有技术难题，制造出了“人造生命”。此次植入的DNA片段包含约850个基因，而人类的DNA图谱上共有约20000个基因。奥巴马下令评估风险文特尔称在实验开始前他已经请教过许多伦理领域的专家，并向白宫汇报过此事。然而实验成功的消息公布后，还是招致许多人的批评，有人称无论如何人类都不可以充当“造物主”，更没有资格像“上帝”或诸神一样创造生命；更多人则担心此研究成果会被用来合成大量生化武器，造成恐怖威胁。不过也有人称赞文特尔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宾州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说：“研究成果可以彻底平息有关生命到底需不需要特殊力量才能被创造和生存下来的争论，甚至可以颠覆人类长久以来对于生命本质的看法，让人们重新审视自身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其深远意义堪比伽利略、哥伦布、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等先贤对人类发展做出的贡献。”目前，奥巴马已经敦促生物伦理委员会督察此事，“评估此研究将给医学、环境、安全等领域带来的任何潜在影响、利益和风险，并向联邦政府提出行动建议，保证美国能够在伦理道德的界限之内、以最小的风险获得此研究成果带来的利益”。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造细胞。我们称它为‘人造儿’，因为这个细胞完全来自于合成的染色体，用4瓶化学物质在一个化学合成器下制造出来的。这是地球上第一个父母是电脑、却可以进行自我复制的物种。”——克雷格·文特尔克雷格是谁？克雷格·文特尔是一名具有争议的生物学家，同时也是一名财产过十亿的企业家。科学界一些人质疑他将基因组研究活动变成一种相互竞争的比赛。他1946年出生，曾在越南服役，在照顾伤兵时决心从医。1992年成立了私人的基因组研究所。约3年后，成功分析出一种导致幼儿脑膜炎的生物体的基因组序列。2005年他成立了一家Synthetic公司，期望研究出能生产可替代燃料的生命形式。在2007年和2008年入选《时代》影响世界的100人。

克雷格·文特尔

2010年5月20日，美国私立科研机构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宣布世界首例人造生命——完全由人造基因控制的单细胞细菌诞生，项目的负责人J·克雷格·文特尔将“人造生命”起名为“辛西娅”（Synthia，意为“人造儿”）。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表明，新的生命体可以在实验室里“被创造”，而不是一定要通过“进化”来完成。

美国基因学家克雷格·文特尔被称为生物学界的“坏小子”，他曾公然挑战 “人类基因组计划”；现在，他又想前所未有的新物种。

克雷格·文特尔网易探索整理，美国基因学家克雷格·文特尔被很多人称为生物学界的“坏小子”，他曾经公然挑战 “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想将人类基因组图谱申请成专利并从中谋利；现在，他又想利用基因技术制造自然界前所未有的新物种。面对人们的指责，文特尔依旧我行我素，因为文特尔对基因研究一直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基因没有好坏之分。”

挑战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

1990年10月，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美、英、日、法、德、中六国相继加入其中，按最初的设想，该项目将耗资30亿美元，在 2005 年完成全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工作。

然而，1998年5月，生物学怪杰克雷格·文特尔的介入打乱了“人类基因组计划” 的原有步调。在帕金·埃尔默公司3.3亿美元投资的支持下，文特尔组建了塞莱拉公司——一个私营性质的基因研究机构。文特尔“狂妄地”声称，要在3年内完成人类基因组的序列测定，目的是抢在“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前完成，以便将人类基因组图谱申请成专利，靠垄断人类基因组信息来谋利。

当时，由政府支持的人类基因组工程已经花了八年时间，仅排定了3% 的基因组。所以大部分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科学家对文特尔的话持怀疑态度，认为他只是在吹牛。不过，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还是加快了研究进度，他们发表声明说，“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全部基因测序工作将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即在2003年完成。

文特尔领导的研究小组很快向全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一年过去，塞莱拉公司在基因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似乎真的走到“人类基因计划”的前面。2000年4月6日，塞莱拉公司突然宣布完成了基因测序工作。4天后，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科林斯发表声明说，塞莱拉的测序结果值得怀疑，他们本该对基因测序数据核查10次，却只核对了3次。

不论塞莱拉的测序结果是否足够成熟，它有如神助的进度迫使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于2000年5月10日宣布，基因测序工作的完成时间将再度提前，从原定的2003年6月提前至2001年6月。“公”、“私”两组研究人员之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

用霰弹枪法为基因测序

文特尔之所以敢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叫板，其实是有备而来。虽然在此之前文特尔并不广为人知，但他已经在基因测序方面积骤了相当的科研实力，并掌握了一种独特、快速的基因测序方法。

文特尔早期的生活经历也颇具戏剧性。1947年，文特尔在盐湖城降生，不久全家移居到了加州的密尔布莱，文特尔就在这里长大。上高中的时候，文特尔曾在游泳队中打破过游泳记录，但却差点因学习成绩不好而退学。他整天不是追女孩就是去冲浪。他弟弟，如今担任美国宇航局设计师的基恩说，“他当时在学习上没什么动力，他对这些根本不上心。”

中学毕业后，文特尔参加了海军医院兵团，在新兵智力测试中，他得了最高分35000分，此后接受了医院医护兵的训练，并被派往越南战场，他对战争深恶痛绝，一直在设法回国。但越战对他影响很大，他因此意识到生命的珍贵。文特尔凭着自己的聪明，终于找到了一个离开越南的借口，回到了加利福尼亚，相继在圣迭戈大学获得生物化学学士学位，几年后又获得生理学和药理学博士学位，从此走上了科研之路。

后来，作为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一名科研人员，他率先开创了一条技术捷径，极大地推动了对基因的探索。不过，文特尔的特有性格让很多人不舒服，因为喜欢独断专行，有的同事甚至称他为希特勒；和其他谦虚的科学家不同，文特尔特别喜欢举行新闻发布会，他的研究也全部向记者公开，来者不拒。

1995 年，文特尔首先对一个完整的细菌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并破译了一种称为“流感嗜血性杆菌”的细菌的 DNA，这种细菌会引起肺炎和常会致命的小儿脑膜炎。这项工作让他超越对手走在了前面，也让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官员感到难堪，这些官员曾拒绝为这个项目提供资助，理由是文特尔想利用的那种新奇方法──称作“完整基因组霰弹。

“枪式测序法”──不会管用。

事实证明，完整基因组霰弹枪式测序法是一种很强有力的方法，这个方法把一个细胞的所有基因粉碎成无数个 DNA 小片段，以供测序机“破译”。计算机处理由此生产的琐碎数据，并把密码一点点拼接成完整的基因组序列。这种方法只是对以往“快速标签测序法”的一种改进，但他把大量工作交给计算机后，大大提高了基因测序工作的速度。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沃森，对文特尔的批评很多，但他也承认文特尔的发现是“科学上的伟大时刻”。

与对手一起站在领奖台上

文特尔想把人类基因组申请成专利的想法受到了全世界的指责，然而，人们还是不得不看着他一步步走向成功。为阻止人类基因组专利落入文特尔之手，2000年3月14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联合发表声明，宣布两国政府都支持把基因组数据向全世界免费公开，文特尔想垄断基因组专利的企图受挫。但是，美国曾有认可基因专利的先例，如何回报文特尔研究工作的应有价值成为棘手问题。

2000年4月，“人类基因计划”非官方领导人弗朗西斯·科林斯给美国能源部负责指导“人类基因计划”的科学家帕特里诺斯打电话，向他分析了基因组破译的形势，建议由政府出面，达成公私两大研究组织的和解，这样对整个人类基因图谱的绘制将是个极大的促进。

此后几个月，科林斯和文特尔开始了秘密接触，由于“人类基因计划”有落后之嫌，所以科林斯面临巨大压力，双方争论的焦点是：这一具有科学里程碑意义的荣誉究竟应该划到谁的头上？谁的基因组排序更完整、更准确、更有用？这一人类最重要的数据是否应该免费向全球开放？

双方讨价还价，有时候甚至吵得不可开交，克林顿总统也亲自过问此事，他给科学顾问尼尔·雷恩写了一个简短的指令：“安排一下，让这些家伙携起手来。”经过三次谈判，文特尔最终放弃了申请专利的要求，双方达成了协议：同时联合宣布成功绘制出人类基因组草图。

2000年6月26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白宫郑重宣布，“人类有史以来制作的最重要、最惊人的图谱”——人类基因组草图完成。站在克林身边的有两位科学家，一位是一直为政府服务的弗朗西斯·科林斯，另一位则是政府不得不邀请的克雷格·文特尔。

2001年2月，文特尔小组所做的人类基因组测序报告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科林斯带领的公共资金支持的实验室联合体的报告同时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两个研究组织同时公开他们的研究成果，但不是联合研究的成果。私人公司公开与公共研究机构叫板，最后与对手一起站在领奖台上。

1000美元绘制个人基因图谱

人类基因组竞赛使文特尔出了名，不管他的对手对他炫耀卖弄的做法多么的讨厌，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文特尔已经凌驾于他们之上。费城的科学信息研究所通过跟踪科学家发表的作品被同行引用的频繁程度来衡量其影响，根据该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文特尔在分子生物学家当中属于最优秀的 0.05% 那部分。

可是，由于没能申请到人类基因组的专利，塞莱斯公司的股票一落千丈，公司运营出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挽救公司，克雷格·文特尔提出了一个新的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以1000美元的价格为每个人测序基因组。文特尔承诺说，任何人只要付1000美元，就可以得到自己的基因图谱。每个人只要有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基因图谱，不仅他的医疗保健将更加准确和有针对性，甚至他的法律、商务活动都有了可以依据的保障，因为别人是无法模仿他的基因的。

文特尔还透露说，塞莱斯公司公布的人类基因组图谱基本上就是他自己的个人基因图谱。虽然，当时塞莱斯公司称，其研究人员从20名捐献者选出来自不同种族的5个人，然后根据他们的基因绘制出基因组图谱。但实际上，文特尔本人的基因对这份测序图贡献最大。

媒体指责文特尔以自己的基因图谱冒充全人类的基因图谱（从科学上讲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同，采用不同人种的基因来测序主要是出于文化和解上的象征意义），文特尔则辩解说，测序自己基因组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对科学的好奇心，因为可能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基因组感兴趣；其次是责任感，因为被测序的人，其基因隐私将会公诸于世。作为人类基因组测序的积极推动者，文特尔认为他有责任做被测序的第一个志愿者。

但是，收费绘制个人基因图谱的计划进行的并不顺利，一方面基因测序的成本并没及时能降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另一方面，愿意来“尝鲜”者太少。塞莱斯公司依旧处于经营困境之中。文特尔的末日在 2002 年 1 月时降临了，公司董事会投票，一致同意将其开除。他当时只好深更半夜悄悄地溜进自己的办公室收拾东西，灰溜溜地离开自己一手建立起的塞莱斯公司。

制造新生物

离开塞莱斯公司后，文特尔逃避到了他那艘 95 英尺长的新游艇“魔法师二号”中，情绪非常低落。在游艇上，文特尔跟客人说，“我可能会自杀，即使不自杀，也要得病而死。”他尝试过购物疗法，购买了一栋 500 万美元的别墅，外加一个带有 2.75 米高的人工瀑布的漂亮游泳池。别墅高居在山腰之上，俯瞰加勒比海。但是，这种好生活使他越加烦躁不安。

文特尔的兄弟加里提到过那段时光，他说：“我看见克雷格在船甲板上，喝着鸡尾酒，他想试着过一种安逸的生活，但这情形只能维持一个小时„„这样的生活看来要使他发疯了。”

只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当初那个克雷格又重出江湖，回到了科学研究工作中。2002 年 4 月份，他为克雷格·文特尔科学基金会揭幕。文特尔把他从塞莱斯公司拿到的1 亿多美元捐给了基金会，该基金会将从事对基因的非营利性研究。

文特尔宣布，如今他已经有了新的理想，这个理想可能是科学的终极目标：创造新的生命形式。文特尔计划利用可以得到的 DNA小片段，合成最小和最简单的基因组──一条实验室制造出来的、只有 300 个基因的螺旋线，并将它嵌入已经被剔除了遗传密码的细菌之中。然后观察这微小的细菌是否完全按照由文特尔简化的生命进程“活起来”，并开始移动、新陈代谢和繁殖。

如果该计划取得成功，世界上就将产生一种新的生物。他为自己制订了创造细菌的宏大计划。他把它称为“A 原型”，打算利用它作基体，构造出一组更大、更复杂的细菌，为的是能找到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药品和化学品的生产方法。

在文特尔最简化基体的基础上制造出的其它细菌，将有助于缓解人类在环境和能源方面遇到的难题。它们将捕获二氧化碳，遏制温室效应。它们能清理核废料，并产生大量氢原子，将彻底改变全球能源经济的面貌。此外，能源部长亚伯拉罕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证实，美国政府已经加入了他的计划，能源部已经动用 1,200 万美元纳税人的钱支持文特尔的冒险。亚伯拉罕说，“这些梦想并非科幻小说。这种研究使我们的未来发生变革的可能性是巨大的。”

到海洋深处淘宝

不久前，文特尔突发奇想，把自己的专用游艇“魔法师二号”改装成研究船。他率领旗下研究人员远征英属百慕大群岛附近马尾藻海，准备就地取材，绘制能在马尾藻海生态系统中找到的所有微生物的基因组序列图。

文特尔说，科学家通常是以实验室培养的方式研究微生物，可是能够在实验室里培养的微生物与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微生物数量相比简直微乎其微。文特尔指出，海洋中的微生物基因宝库，可任由他们抽取DNA，完全不必培养。而利用基因组定序这项工具，他们能够找到大量的新微生物。

目前，文特尔等人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他们至少找到了1800个新物种，以及超过120万个新基因。其中782个基因的蛋白质产物对光敏感，可能蕴含微生物将阳光转化为能量的秘诀。此外还有约5千个新基因，其功能涉及将化合物中的氢原子释放出来，而氢气正是人类急需的新型能源。文特尔表示，这些新发现的基因组序列都将免费向公众开放。

文特尔表示，这些新发现的基因将为他合成新生物提供更多基因素材，创造出有利用价值的新生物可能已经为时为不远。文特尔制造新生物的计划再一次遭到了广泛的指责。人们担心他创造出来的新生物会改变整个生物界自然地进化过程，也有人担心他的发明会被恐怖分子所利用。但文特尔依旧还是我行我素，因为文特尔对基因研究一直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基因没有好坏之分。” “辛西娅”

世界首个“人造生命”5月在美国诞生，现在人类的能力已经拓展到可以“操纵”自然界。不过这一科技突破也引来不少诟病，批评人士说人类怎能堪当“造物主”之职，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下令在下周举行听证会，讨论这一问题。

合成DNA让细菌“起死回生”

项目的负责人J·克雷格·文特尔将“人造生命”起名为“辛西娅”（Synthia，意为“人造儿”）。他表示：“‘辛西娅’其实是一个人工合成的基因组，是第一个人工合成的细胞，也是第一种以计算机为父母的可以自我复制的生物。”

项目组其他成员表示，这仅仅是一个更宏大工程的一小步，未来他们甚至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定制”的有机物。此外，未来科学家还可以制造出能够产出石油或专以二氧化碳为食的环境友好型“人造生命”。文特尔自信地说，“人造生命”将成为非常强大有用的生物学工具。

实验中，科研人员先将“山羊支原体”的内部挖空，再向其中注入“蕈状支原体”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最后新的支原体终于开始自我繁殖，成为世界首个“人造生命”。

虽然实验原理听起来很简单，但是科研人员在15年间花费4000万美元才得以成功，其中的难点就在于如何让人造基因序列生成人造染色体。科学家经过多年反复的实验，终于攻克了所有技术难题，制造出了“人造生命”。此次植入的DNA片段包含约850个基因，而人类的DNA图谱上共有约20000个基因。

奥巴马下令评估风险

文特尔称在实验开始前他已经请教过许多伦理领域的专家，并向白宫汇报过此事。然而实验成功的消息公布后，还是招致许多人的批评，有人称无论如何人类都不可以充当“造物主”，更没有资格像“上帝”或诸神一样创造生命；更多人则担心此研究成果会被用来合成大量生化武器，造成恐怖威胁。

不过也有人称赞文特尔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宾州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说：“研究成果可以彻底平息有关生命到底需不需要特殊力量才能被创造和生存下来的争论，甚至可以颠覆人类长久以来对于生命本质的看法，让人们重新审视自身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其深远意义堪比伽利略、哥伦布、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等先贤对人类发展做出的贡献。”

目前，奥巴马已经敦促生物伦理委员会督察此事，“评估此研究将给医学、环境、安全等领域带来的任何潜在影响、利益和风险，并向联邦政府提出行动建议，保证美国能够在伦理道德的界限之内、以最小的风险获得此研究成果带来的利益”。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造细胞。我们称它为‘人造儿’，因为这个细胞完全来自于合成的染色体，用4瓶化学物质在一个化学合成器下制造出来的。这是地球上第一个父母是电脑、却可以进行自我复制的物种。”——克雷格·文特尔

克雷格是谁？

克雷格·文特尔是一名具有争议的生物学家，同时也是一名财产过十亿的企业家。科学界一些人质疑他将基因组研究活动变成一种相互竞争的比赛。他1946年出生，曾在越南服役，在照顾伤兵时决心从医。1992年成立了私人的基因组研究所。约3年后，成功分析出一种导致幼儿脑膜炎的生物体的基因组序列。2005年他成立了一家Synthetic公司，期望研究出能生产可替代燃料的生命形式。在2007年和2008年入选《时代》影响世界的100人。

如果实验室出现了怪物

我们该怎么办？

最新一期《经济学人》封面文章认为，生物科学既能为人类造福，也能造孽。在各种科技手段迅猛进步之下，合成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会变得更普及，它也会成为家庭作坊的活动内容。人们必须提高警惕，因为与电脑病毒不同的是合成生物物质的可怕自我繁衍能力。

在面对生物科学进步之时，人造生命看起来更令人惊奇。实际上，比“创造”一词更贴切的字眼是“干预”。不少人质疑科学家究竟是否能掌控这门科学，有谁能保证它会被理性地应用，从实验室中会不会演变出可怕的怪物。

由于人类染色体组项目的完成，分析生命的DNA序列速度极大地提高，分析成本迅速下降。以往需要数年并花费数百万英镑的工作，现在只需数天和数千英镑便能解决问题。当今数据库中存有包括小到细微细菌，大到参天林木的各种生物的染色体组。这意味着未来很快几乎任何人都能定制DNA，不可避免的是，一些想法可能是邪恶的。创造邪恶生物带来的问题与枪炮和炸药不相同，一旦前者出笼便能自我快速繁衍。

截至目前，还无人了解如何能让人类现有病原体大爆发，以及让其他动物感染并快速跨越物种传播的办法。但人类最终还是会找到这种办法，现在很难了解如何避免这种威胁。然而，合成生物学界的观察家们赞同开放这门科学，阻止邪恶者的最好办法是让自己一方有更多智者。若病原体能通过电脑设计出来，那么，防治的疫苗同样也能如法炮制。

当然，这个行当要监管，特别是需要随时保持警惕。密切关注新疾病很有意义，即使一些疾病看起来发生得很自然,对生物制品需求监控的努力还要增强和协调。鼓励好想法，消除邪念，人们最终能阻止厄运发生。

第三篇：生物学家教你如何科学泡妞

生物学家教你如何科学泡妞

不少人都会写一些泡妞的攻略，其中不乏情圣的大手笔。那么你们为什么要相信我这个没有经验的屌丝的胡言乱语，而不是相信那些高富帅的真实经验呢?我来告诉你，因为我讲的是科学，而他们讲的是经验。经验可能出错，科学永远不会。所谓科学，就是当你按照步骤一丝不苟的做，就一定能得到想要的结果。现在，我就要用科学的理论解释爱情，并给出有利于获取爱情的科学建议。

首先我要澄清一下，用这些科学的理论来获得或加固爱情并不是欺骗，因为这会让你的目标真的爱上你，更何况大部分措施同样也会加固你对对方的爱情。归根结底，人类所有的感情只不过是大脑的产物，一个生物学家可能会告诉你，爱情，也只不过是生物化学的奴隶罢了。废话不说，直入主题。

1.如何让她有心跳的感觉——爱情激素“苯基乙胺”

你知道什么是砰然心动吗?怦然心动就是在看到某位异性的时候，你大脑中的苯基乙胺含量突然上升，使你心跳加速、血液循环加快、面颊发红、瞳孔扩张。苯基乙胺是一种兴奋剂，除了上述作用外，他还能让人精力充沛、信心和勇气大增。另外还有一些副作用，那就是它会抑制大脑中负责记忆、注意力以及客观分析的部分。所以说爱情让人变傻这句话完全没错。当苯基乙胺大量分泌的时候，双方都会只看到对方的好，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就是苯基乙胺的作用。

人能够处于热恋状态大部分要归功于苯基乙胺，那么我们该怎样利用苯基乙胺让目标爱上自己呢?tip1：送她巧克力。巧克力是富含苯基乙胺的一种食物，巧克力使她体内的苯基乙胺水平升高，产生兴奋感，而她会以为这种兴奋感是你带给她的(而事实上也的确是你以购买巧克力的方式带给她的)，这就会让她以为你让她产生了“心跳的感觉”。所以送给恋人巧克力不仅是一种传统，而且是一种符合科学的传统。tip2：和他一起去看恐怖电影。这么做的目的不是让她吓得往你怀里钻，而是因为人在恐惧或者紧张的时候同样会产生苯基乙胺。当你们牵着手一起尖叫的时候，你们的关系会在不知不觉中更加热烈。同理，你可以带她坐过山车，听鬼故事等等。

tip3：和她一起嗑摇头丸。摇头丸的主要成分是安非他明，也就是苯异丙胺，两者结构相似，而且功能相近。爱情其实和嗑药是一样的，他们作用于大脑的同一部位使人上瘾，所以在食物中加入少量低纯度摇头丸是绝对可行的泡妞手段(我是认真的)。

除了苯基乙胺外，在爱情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还有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两者都有和苯基乙胺相似的功能，除此之外，多巴胺还能促进后叶催产素的分泌，这种激素能够消除人的紧张和抑郁，带给人一种安全感和满足感，这和拥抱时产生的感觉相似。去甲肾上腺素让人心跳加快，血压血糖含量升高，也就是产生“心跳的感觉”

上述的三种激素能够让人进入“意乱情迷”的状态，但很不幸的是。在人体内这些爱情物质不可能永远处在个较高的水平上，人体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强，总是试图将人体的)状态调整回正常状况。一旦爱情物质消失。人也就从这样的迷醉状态中恢复过来，或者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失去了爱的感觉。视个体和环境的差别，一般来说苯基乙胺的浓度高峰可以持续6个月到4年左右的时间，平均不到30个月(2.5年)。这和社会学调查得出的数据很接近。

但是事实显示天长地久的爱情确实存在，那么怎样才能和另一半白首不相离呢?

婚姻激素——内啡呔

所有有过恋爱经历的人都知道，爱除了激情外还应该有些其他的东西。在轰轰烈烈地爱过之后，我们需要另外一种爱情物质endorphin(内啡呔)来填补激情。内啡呔的效果非常接近于另外一种毒品——吗啡，是一种镇静剂。可以降低焦虑感，让人体会到一种安逸的、温暖的、亲密的、平静的感觉。它并不能让人产生激情，但却能让人快乐而充满活力，更重要的是，它和吗啡一样能使人上瘾。一般来说当一个婚姻存在的时间越长久，这种状态也就会越牢固。这里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夫妻双方已经习惯了内啡呔所带来的宁静。而两个人能不能最终走到一起就取决于在大脑中的苯基乙胺效果消退之前能不能产生足够多的内啡肽。

很显然，内啡呔的效果和苯基乙胺之类的爱情激素的效果完全不同，或许我们可以称内啡呔为婚姻激素。婚姻激素是在爱情激素水平下降后开始起主导作用的。婚姻的物质基础并不一定需要爱情物质参与其

中。

就像有些人天生很难被爱情打动一样，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得到充足的内啡呔使自己安定下来。他们的爱情生活是由一系列热恋——分手所组成的，周期就是爱情物质的波动周期，一般为6个月到4年。如果他们不幸而结婚，那么婚外恋也就成了一种必然。与其说他们有着一种放浪的生活态度不如说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称他们为爱情瘾君子恐怕更加合适。

爱情瘾君子们追求爱情带来的那种迷醉和疯狂，但当最初的爱情激素分泌高潮一过，他们就会感到空前失落，于是就不得不再次去寻找新的对象以术达到下一次的激情和满足。就像人对兴奋剂会产生抗药性一样。当他们的身体习惯于越来越高水平的PEA浓度时，这些爱情瘾君子们会发现他们已经无法像开始时一样感受到爱情的冲击了。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增加内啡呔的浓度水平呢?

tip1：运动。运动之后你会不会有一种快乐而充满活力的感觉?对，运动能产生内啡呔，所以和恋人一起晨跑或者做一些其他的健身运动可以稳固你们未来的关系。

tip2：多呆在一起。小别胜新婚，久别会离婚。科学告诉我们异地恋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只有多在一起内啡呔才会逐渐积累并保持在较高水平，离别时间太长即使内啡呔水平不会下降，你也会因为爱人不在身边而将内啡呔带来的感觉转移到其他事物上。

什么是忠贞?——后叶加压素/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

动物实验中已经得到验证，注射了vasopressin(后叶加压素/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前面提到的后叶催产素是这种激素的一种)的雄性野鼠对交配过的雌性的兴趣会远远高于对其他雌性野鼠的兴趣，而面对其他雄性野鼠对自己伴侣的亲昵行为，它也表现得更加好斗。而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注射入老鼠体内会引起勃起，近年来美国几位专家(如Sue Carter和ThomasInsel)就曾尝试拿'伴侣关系'特别稳定的土播鼠与最不稳定的山鼠作一比较，发现土播鼠对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vasopressin)的感应力特强，而山鼠则相反;同时一旦土播鼠交配时的上述荷尔蒙受干扰，交配后便不宜结合为伴侣，而一旦把该种荷尔蒙感应基因移植在山鼠身上，山鼠便较愿担负社会责任与配偶责任。这些实验说明，即便是贞操、忠心，也可能是生物化学的奴隶。不过，也有学者认为pheromones(信息素)才是影响性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有些人甚至将之称为“爱情灵药”，因为很少有动物能够抵御其力量，就连昆虫也不例外。事实证明，只要在母蛾上涂一点点pheromones，所有的公蛾就会抑制不住性欲，向母蛾飞奔，就算中间有屏障隔也是一样。

Pheromones固然威力无究，不过人类似乎更上一层楼，发展出更特殊的性器官，那就是VNO。根据人类解剖学教授的研究，VNO隐藏在我们鼻子最顶端的骨头，正是帮助我们搜寻另一半的最佳探测器。因为VNO可以帮助我们嗅到异性所散发的pheromones，让我们心驰神迷的迷恋对方。专家还发现，男性的VNO对于女性皮肤上的类固醇特别敏感，反之女性对男性亦有相类的感觉。所以，国外香水公司利用这个发现，开香水新产品，而其秘密配方并非在女性的香水中，强调太多女性特质，而是加添少许的男性类固(steroid)，效果当然奇佳。

那我们怎样发展一段长久的关系呢?

tip1：适当的身体接触。牵手、拥抱都会给人安全感和宁静感，这就是所谓的幸福。本质上就是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的作用结果。

tip2：不要每天都洗澡。目的在于积累更多的pheromones以及类固醇，当然也不要太久不洗澡，否则你身上的臭味无疑会掩盖住以上两种物质的效果。你也可以适当使用某些含有以上两种物质的香水，作用原理同上。

总结：如果你想要性，用电极刺激大脑是可行的(虽然我不会那麽做);如果你想要爱，只要去药店里买点激素就行了(看来爱情还真是可以用钱买到的)。如果你还在为找不到对象发愁，那就来厦大学生物吧!声明：以上文字中有部分资料来自豆瓣，部分资料是我自己瞎掰的，不保证所有理论的正确性，不保证所有tips的可行性，按照tips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如毒品上瘾)，本人不负任何责任。特此声明。

第四篇：威尔逊关于宣战对国会的演讲(中英文)

伍德罗·威尔逊 关于宣战对国会的演讲

（1917年4月2日）

……今年1月3日我正式通知你们，德意志帝国政府爲表了异乎寻常的通告，宣称从1月1日起它的宗旨是把法律的限制或仁慈的考虑统统抛置一边，用它的潜艇去击沉任何驶近英国和爱尔兰港口的船只，或驶近欧洲西海岸或地中海内德国的敌人所控制的任何港口的船只。这似乎是德国潜艇战在大战之初的目标。但从去年4月起，德意志帝国对其潜艇指挥官们多少有所限制，以实践当时它对我们许下的诺言即不击沉客轮，对其它它的潜艇可能摧毁的船只，只要不作抵抗、留在原地，便会向它们预先发出警告，而且让它们的船员至少有机会在不设防的船上逃生。在残酷无情的战争中，一桩桩令人悲痛的事件证明，德方的克制是很不够的，而且带有任意性，但确实有一定程度的节制。而新政策把任何限制都取消了。任何种类的船只，不论它挂什麽旗，具有什麽性质，载什麽货，驶向何处，完成什麽使命，全都被击沉，不给预先警告，也全然不顾船上人员的死活；友好中立国的船只与敌国的船只同样对待。甚至连医护船以及向比利时死伤惨重的人民运送救济物资的船只──后者被德国政府允许安全通过禁海而且带有明确无误的标记──同样也被丧失同情心和原则性的德军击沉。

有一度我无法相信，这种行径竟然真是一个一贯赞同文明世界人道惯例的政府的所作所爲。国际法起源于人类试图制订的某种的海洋上得到尊重和遵守的法律，该法律规定，任何国家无权统治海洋，世界各国的船只都可以在海上自由航行。……德国政府以报复和必需爲借口，已将这起码的法律规定一脚踢开，因爲德国在海上除了毫不顾忌人道，蔑视对国际交往的共识，穷兵黩武之外，干不了什麽别的事。我现在想到的不是德国在海上造成的财産损失，尽管损失惨重，而是对大批平民生命肆无忌惮的屠杀，而这些男人、妇女和儿童所追求的目标向来──甚至在现代历史最黑暗的时期──被认爲是无辜和合法的。财産可以赔偿，而和平无辜人民的生命则无法赔偿。目前德国对付海上贸易的潜艇战其实是以人类爲敌。

这是针对所有国家的战争。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公民葬身海底，消息传来令人震惊。但其它中立或友好国家的船只和人员在海上遭到相同的厄运，没有什麽差别。这是对整个人类的挑战。每个国家必须独自决定它应如何对付这一挑战。我们必须适应我国的特点和宗旨审时度势，谨慎考虑，以作出我们自己的决定。我们绝对不应感情用事。我们的动机既非爲复仇也不是爲了耀武扬威，而仅仅是爲维护权利，维护人权，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国家仅仅是一名斗士……

我深刻认识到我正采取的步骤的严重乃至悲剧的性质，以及它所包含的重大责任，但是我对履行自己由宪法规定的义务毫不迟疑。正是以这样的态度我建议国会宣布，德意志帝国最近的行动事实上已是对美国政府和人民发动了战争；美国正式接受已强加于它的交战国地位；美国将立即行动，不仅使国家处于完全的防御状态，而且将竭尽全力，使用一切手段迫使德国政府屈服，结束战争。……

当我们采取行动，这些重大行动的时候，我们自己应当清楚，也应让全世界明白我们的动机和目的是什麽。……我们的目的……是维护国际生活的和平与正义的原则，反对自私和专制的力量，我们要在世界上真正自由和自治的各国人民之中确立一种意志与行动的概念，有了它就能保证这些原则得到遵循。当问题涉及世界和平，涉及世界各国人民的自由时，当组织起来的势力支持某些专制政府按自己的意志而非人民的意志独断专行，从而对世界人民的和平与自由构成威胁时，中立便不再是可行或可取的了。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中立已成爲历史。我们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时代中人们坚决要求，凡文明国家每个公民遵循的关于行爲和承担罪责的准则，各个国家和它们的政府也必须同样遵循。

我们与德国人民之间不存龃龉。对他们，我们除了同情和友谊没有别的情感。他们的政府投入战争并不是因爲人民的推动，他们事先一无所知，并未表示赞同。决定打这场战争与过去不幸的岁月中决定打一场战争的方式相同。旧时统治者从不征求人民的意见，战争的挑起和发动全都是爲着王朝的利益或是爲野心勃勃的人组成的小集团的利益，这些人惯于利用同胞作爲走卒和工具。……

我们接受这一敌意的挑战，因爲我们知道与这样一个采用这种手段的政府是绝对不可做朋友的；只要它组织起来的力量埋伏着准备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世界上一切民主政府便无法得到安全保障。我们接受的将是一场与这个自由的天敌展开的宏大战役，如有必要，将动用我国的全部力量去制止和粉碎敌人的意图和势力。我们感到欣慰，因爲敌人撕去僞善的面纱，使我们看清了真相，这样我们将爲世界最终和平，爲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德国人民的解放而战：爲大大小小各国的权利和世界各地人们选择自己的生活与服从权威的方式的特权而战。世界应该让民主享有安全。世界和平应建立在政治自由历经考验的基础上。我们没有什麽私利可图。我们不想要征服，不想要统治。我们不爲自己索取赔偿，对我们将慷慨作出的牺牲不求物质补偿。我们只不过是爲人类权利而战的斗士之一。当各国的信念和自由能确保人类权利不可侵犯之时，我们将心满意足。

在我们面前很可能有旷日持久的战火考验和惨重牺牲。把我们伟大、爱好和平的人民领入战争是件可怕的事。因爲这场战争是有史以来最血腥最残酷的，甚至文明自身似已岌岌可危。然而权利比和平更宝贵。我们将爲自己一向最珍惜的东西而战──爲了民主，爲人民服从权威以求在自己的政府中拥有发言权，爲弱小国家的权利和自由，爲自由的各国人民和谐一致共同享有权利以给所有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全，使世界本身最终获得自由。爲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我们可以献出我们的生命财産，献出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满怀自豪，因爲我们知道，这样的一天已经到来：美国有幸得以用她的鲜血和力量捍卫那些原则，正是它们给予她生命和快乐，给予她一向珍视的和平。上帝保佑她，她别无选择。

Wilson's War Message to Congress 2 April, 1917

On 3 February 1917, President Wilson addressed Congress to announce that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Germany were severed.In a Special Session of Congress held on 2 April 1917, President Wilson delivered this 'War Message.' Four days later, Congress overwhelmingly passed the War Resolution which brought the United States into the Great War.Gentlemen of the Congress:

I have called the Congress into extraordinary session because there are serious, very serious, choices of policy to be made, and made immediately, which it was neither right nor constitutionally permissible that I should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king.On the 3d of February last I officially laid before you the extraordinary announcement of the Imperial German Government that on and after the 1st day of February it was its purpose to put aside all restraints of law or of humanity and use its submarines to sink every vessel that sought to approach either the port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or the western coasts of Europe or any of the ports controlled by the enemies of Germany within the Mediterranean.That had seemed to be the object of the German submarine warfare earlier in the war, but since April of last year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had somewhat restrained the commanders of its undersea craft in conformity with its promise then given to us that passenger boats should not be sunk and that due warning would be given to all other vessels which its submarines might seek to destroy, when no resistance was offered or escape attempted, and care taken that their crews were given at least a fair chance to save their lives in their open boats.The precautions taken were meagre and haphazard enough, as was proved in distressing instance after instance in the progress of the cruel and unmanly business, but a certain degree of restraint was observed The new policy has swept every restriction aside.Vessels of every kind, whatever their flag, their character, their cargo, their destination, their errand, have been ruthlessly sent to the bottom without warning and without thought of help or mercy for those on board, the vessels of friendly neutrals along with those of belligerents.Even hospital ships and ships carrying relief to the sorely bereaved and stricken people of Belgium, though the latter were provided with safe-conduct through the proscribed areas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 itself and were distinguished by unmistakable marks of identity, have been sunk with the same reckless lack of compassion or of principle.I was for a little while unable to believe that such things would in fact be done by any government that had hitherto subscribed to the humane practices of civilized nations.International law had its origin in the at tempt to set up some law which would be respected and observed upon the seas, where no nation had right of dominion and where lay the free highways of the world.By painful stage after stage has that law been built up, with meagre enough results, indeed, after all was accomplished that could be accomplished, but always with a clear view, at least, of what the heart and conscience of mankind demanded.This minimum of right the German Government has swept aside under the plea of retaliation and necessity and because it had no weapons which it could use at sea except these which it is impossible to employ as it is employing them without throwing to the winds all scruples of humanity or of respect for the understandings that were supposed to underlie the intercourse of the world.I am not now thinking of the loss of property involved, immense and serious as that is, but only of the wanton and wholesale destruction of the lives of noncombatants, men, women, and children, engaged in pursuits which have always, even in the darkest periods of modern history, been deemed innocent and legitimate.Property can be paid for;the lives of peaceful and innocent people can not be.The present German submarine warfare against commerce is a warfare against mankind.It is a war against all nations.American ships have been sunk, American lives taken, in ways which it has stirred us very deeply to learn of, but the ships and people of other neutral and friendly nations have been sunk and overwhelmed in the waters in the same way.There has been no discrimination.The challenge is to all mankind.Each nation must decide for itself how it will meet it.The choice we make for ourselves must be made with a moderation of counsel and a temperateness of judgment befitting our character and our motives as a nation.We must put excited feeling away.Our motive will not be revenge or the victorious assertion of the physical might of the nation, but only the vindication of right, of human right, of which we are only a single champion.When I addressed the Congress on the 26th of February last, I thought that it would suffice to assert our neutral rights with arms, our right to use the seas against unlawful interference, our right to keep our people safe against unlawful violence.But armed neutrality, it now appears, is impracticable.Because submarines are in effect outlaws when used as the German submarines have been used against merchant shipping, it is impossible to defend ships against their attacks as the law of nations has assumed that merchantmen would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privateers or cruisers, visible craft giving chase upon the open sea.It is common prudence in such circumstances, grim necessity indeed, to endeavour to destroy them before they have shown their own intention.They must be dealt with upon sight, if dealt with at all.The German Government denies the right of neutrals to use arms at all within the areas of the sea which it has proscribed, even in the defense of rights which no modern publicist has ever before questioned their right to defend.The intimation is conveyed that the armed guards which we have placed on our merchant ships will be treated as beyond the pale of law and subject to be dealt with as pirates would be.Armed neutrality is ineffectual enough at best;in such circumstances and in the face of such pretensions it is worse than ineffectual;it is likely only to produce what it was meant to prevent;it is practically certain to draw us into the war without either the rights or the effectiveness of belligerents.There is one choice we can not make, we are incapable of making: we will not choose the path of submission and suffer the most sacred rights of our nation and our people to be ignored or violated.The wrongs against which we now array ourselves are no common wrongs;they cut to the very roots of human life.With a profound sense of the solemn and even tragical character of the step I am taking and of the grave responsibilities which it involves, but in unhesitating obedience to what I deem my constitutional duty, I advise that the Congress declare the recent course of the Imperial German Government to be in fact nothing less than war against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that it formally accept the status of belligerent which has thus been thrust upon it, and that it take immediate steps not only to put the country in a more thorough state of defense but also to exert all its power and employ all its resources to bring the Government of the German Empire to terms and end the war.What this will involve is clear.It will involve the utmost practicable cooperation in counsel and a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s now at war with Germany, and, as incident to that, the extension to those governments of the most liberal financial credits, in order that our resources may so far as possible be added to theirs.It will involve the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all the material resources of the country to supply the materials of war and serve the incidental needs of the nation in the most abundant and yet the most economical and efficient way possible.It will involve the immediate full equipment of the Navy in all respects but particularly in supplying it with the best means of dealing with the enemy's submarines.It will involve the immediate addition to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lready provided for by law in case of war at least 500,000 men, who should, in my opinion, be chosen upon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 liability to service, and also the authorization of subsequent additional increments of equal force so soon as they may be needed and can be handled in training.It will involve also, of course, the granting of adequate credits to the Government, sustained, I hope, so far as they can equitably be sustained by the present generation, by well conceived taxation....While we do these things, these deeply momentous things, let us be very clear, and make very clear to all the world what our motives and our objects are.My own thought has not been driven from its habitual and normal course by the unhappy events of the last two months, and I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thought of the nation has been altered or clouded by them I have exactly the same things in mind now that I had in mind when I addressed the Senate on the 22d of January last;the same that I had in mind when I addressed the Congress on the 3d of February and on the 26th of February.Our object now, as then, is to vindicate the principles of peace and justice in the life of the world as against selfish and autocratic power and to set up amongst the really free and self-governed peoples of the world such a concert of purpose and of action as will henceforth ensure the observance of those principles.Neutrality is no longer feasible or desirable where the peace of the world is involved and the freedom of its peoples, and the menace to that peace and freedom lies in the existence of autocratic governments backed by organized force which is controlled wholly by their will, not by the will of their people.We have seen the last of neutrality in such circumstances.We are at the beginning of an age in which it will be insisted that the same standards of conduct and of responsibility for wrong done shall be observed among nations and their governments that are observed among the individual citizens of civilized states.We have no quarrel with the German people.We have no feeling towards them but one of sympathy and friendship.It was not upon their impulse that their Government acted in entering this war.It was not with their previous knowledge or approval.It was a war determined upon as wars used to be determined upon in the old, unhappy days when peoples were nowhere consulted by their rulers and wars were provoked and waged in the interest of dynasties or of little groups of ambitious men who were accustomed to use their fellow men as pawns and tools.Self-governed nations do not fill their neighbour states with spies or set the course of intrigue to bring about some critical posture of affairs which will give them an opportunity to strike and make conquest.Such designs can be successfully worked out only under cover and where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ask questions.Cunningly contrived plans of deception or aggression, carried, it may b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can be worked out and kept from the light only within the privacy of courts or behind the carefully guarded confidences of a narrow and privileged class.They are happily impossible where public opinion commands and insists upon ful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all the nation's affairs.A steadfast concert for peace can never be maintained except by a partnership of democratic nations.No autocratic government could be trusted to keep faith within it or observe its covenants.It must be a league of honour, a partnership of opinion.Intrigue would eat its vitals away;the plottings of inner circles who could plan what they would and render account to no one would be a corruption seated at its very heart.Only free peoples can hold their purpose and their honour steady to a common end and prefer the interests of mankind to any narrow interest of their own.Does not every American feel that assurance has been added to our hope for the future peace of the world by the wonderful and heartening things that have been happening within the last few weeks in Russia? Russia was known by those who knew it best to have been always in fact democratic at heart, in all the vital habits of her thought, in all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of her people that spoke their natural instinct, their habitual attitude towards life.The autocracy that crowned the summit of her political structure, long as it had stood and terrible as was the reality of its power, was not in fact Russian in origin, character, or purpose;and now it has been shaken off and the great, generous Russian people have been added in all their naive majesty and might to the forces that are fighting for freedom in the world, for justice, and for peace.Here is a fit partner for a league of honour.One of the things that has served to convince us that the Prussian autocracy was not and could never be our friend is that from the very outset of the present war it has filled our unsuspecting communities and even our offices of government with spies and set criminal intrigues everywhere afoot against our national unity of counsel, our peace within and without our industries and our commerce.Indeed it is now evident that its spies were here even before the war began;and it is unhappily not a matter of conjecture but a fact proved in our courts of justice that the intrigues which have more than once come perilously near to disturbing the peace and dislocating the industries of the country have been carried on at the instigation, with the support, and even under the personal direction of official agents of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accredited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Even in checking these things and trying to extirpate them we have sought to put the most generous interpretation possible upon them because we knew that their source lay, not in any hostile feeling or purpose of the German people towards us(who were, no doubt, as ignorant of them as we ourselves were), but only in the selfish designs of a Government that did what it pleased and told its people nothing.But they have played their part in serving to convince us at last that that Government entertains no real friendship for us and means to act against our peace and security at its convenience.That it means to stir up enemies against us at our very doors the intercepted [Zimmermann] note to the German Minister at Mexico City is eloquent evidence.We are accepting this challenge of hostile purpose because we know that in such a government, following such methods, we can never have a friend;and that in the presence of its organized power, always lying in wait to accomplish we know not what purpose, there can be no assured security for the democratic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We are now about to accept gage of battle with this natural foe to liberty and shall, if necessary, spend the whole force of the nation to check and nullify its pretensions and its power.We are glad, now that we see the facts with no veil of false pretence about them, to fight thus for the ultimate peace of the world and for the liberation of its peoples, the German peoples included: for the rights of nations great and small and the privilege of men everywhere to choose their way of life and of obedience.The world must be made safe for democracy.Its peace must be planted upon the tested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liberty.We have no selfish ends to serve.We desire no conquest, no dominion.We seek no indemnities for ourselves, no material compensation for the sacrifices we shall freely make.We are but one of the champions of the rights of mankind.We shall be satisfied when those rights have been made as secure as the faith and the freedom of nations can make them.Just because we fight without rancour and without selfish object, seeking nothing for ourselves but what we shall wish to share with all free peoples, we shall, I feel confident, conduct our operations as belligerents without passion and ourselves observe with proud punctilio the principles of right and of fair play we profess to be fighting for.I have said nothing of the governments allied with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of Germany because they have not made war upon us or challenged us to defend our right and our honour.The Austro-Hungarian Government has, indeed, avowed its unqualified endorsement and acceptance of the reckless and lawless submarine warfare adopted now without disguise by the Imperial German Government, and it has therefore not been possible for this Government to receive Count Tarnowski, the Ambassador recently accredited to this Government by the Imperial and Royal Government of Austria-Hungary;but that Government has not actually engaged in warfare against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seas, and I take the liberty, for the present at least, of postponing a discussion of our relations with the authorities at Vienna.We enter this war only where we are clearly forced into it because there are no other means of defending our rights.It will be all the easier for us to conduct ourselves as belligerents in a high spirit of right and fairness because we act without animus, not in enmity towards a people or with the desire to bring any injury or disadvantage upon them, but only in armed opposition to an irresponsible government which has thrown aside all considerations of humanity and of right and is running amuck.We are, let me say again, the sincere friends of the German people, and shall desire nothing so much as the early reestablishment of intimate relations of mutual advantage between us--however hard it may be for them, for the time being, to believe that this is spoken from our hearts.We have borne with their present government through all these bitter months because of that friendship--exercising a patience and forbearance which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impossible.We shall, happily, still have an opportunity to prove that friendship in our daily attitude and actions towards the millions of men and women of German birth and native sympathy, who live amongst us and share our life, and we shall be proud to prove it towards all who are in fact loyal to their neighbours and to the Government in the hour of test.They are, most of them, as true and loyal Americans as if they had never known any other fealty or allegiance.They will be prompt to stand with us in rebuking and restraining the few who may be of a different mind and purpose.If there should be disloyalty, it will be dealt with with a firm hand of stern repression;but, if it lifts its head at all, it will lift it only here and there and without countenance except from a lawless and malignant few.It is a distressing and oppressive duty, gentlemen of the Congress, which I have performed in thus addressing you.There are, it may be, many months of fiery trial and sacrifice ahead of us.It is a fearful thing to lead this great peaceful people into war, into the most terrible and disastrous of all wars, civilization itself seeming to be in the balance.But the right is more precious than peace, and we shall fight for the things which we have always carried nearest our hearts--for democracy, for the right of those who submit to authority to have a voice in their own governments, for the rights and liberties of small nations, for a universal dominion of right by such a concert of free peoples as shall bring peace and safety to all nations and make the world itself at last free.To such a task we can dedicate our lives and our fortunes, everything that we are and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with the pride of those who know that the day has come when America is privileged to spend her blood and her might for the principles that gave her birth and happiness and the peace which she has treasured.God helping her, she can do no other.

第五篇：从《威廉·威尔逊》看埃德加·艾伦·坡的善恶观

赵会婷

（河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艾德加·爱伦·坡过着贫穷、艰难的生活，然而他却是美国最重要的文学天才之一。生前，他受尽痛苦；死后，他仍遭谴责。尽管如此，他却在制造恐怖氛围的同时，给读者展现出一些美的东西。本文通过外化《威廉·威尔逊》善恶交织的心灵挣扎，并且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展现《威廉·威尔逊》中的善恶矛盾，得出艾德加·爱伦·坡的善恶观：惩恶扬善。

关键词：心灵挣扎；善；恶；《威廉·威尔逊》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1-0122-02

一、引言

作为诗人、短篇小说家和批评家，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en Poe, 1809~1849)曾经是美国出版界备受争议的人物。与此同时，作为最重要的文学天才之一，他却是众所周知的西方侦探小说的鼻祖，后现代主义的开创者，象征主义的先驱。艾伦·坡的父亲大卫·坡年轻时在一家剧团工作，坡的母亲在他出生的前两周还在舞台上活跃着。坡出生于英格兰一家破旧的寄宿房屋，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即投入工作，从而导致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父亲整日酗酒以逃避批评者的指责，并最终在坡1岁时离家出走。坡两岁时母亲去世，他被一个叫做约翰·艾伦的人收留。坡在位于伦敦北部郊区的庄园学校读完小学，并于1826年2月进入弗吉尼亚大学，在此学校期间，他欠下大量赌债。大卫拒绝为其还款，随后坡离开那所大学。26时，他决定把写作作为一生的职业。1844年，坡发表了自己的诗作《乌鸦》（The Raven），并很快获得成功。那时的坡成为纽约文学界声名显赫的人物，但是他更加频繁和疯狂地酗酒。不幸的是，坡的成名并没有为他带来大笔的财富，他一直处于经济紧张的状态。1849年，坡到处演讲，最终被发现衣着破烂、昏迷不醒于巴尔提摩街头。在病房呆了4天后，他永久离开了人世。虽然他的文学世界里充满了死亡，读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但是坡真正想展现的却是人类的内心世界。

短篇小说《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讲述了威尔逊和他的替身的故事。这两个男孩拥有共同的名字、相似的面容，并且出生于同一天：1月19日（坡的生日）。威尔逊和他的替身在各个方面都进行竞争：学业、运动和受欢迎程度。他们之间存在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由于难以忍受他们之间的令人感到难堪的关系，威尔逊决定逃离那个自己所处的学校，并在另外一所学校里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当威尔逊在这所新学校进行赌博欺诈时，他的替身突然出现并且立即揭露了他的诡计。由于难以忍受替身对他接二连三的干预，威尔逊向他的替身提出挑战，并最终用刀子把他捅死。短篇小说《威廉·威尔逊》中包含众多的自传色彩，文中提到的庄园学校就是坡曾经就读的地方；主人公和坡的生日时间相同；两者都喜欢赌博并最终被迫离校。这就解释了用这部短篇小说分析坡的善恶观的原因。坡把自己的人生投射在这部小说中，所以通过它，读者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坡的善恶观。

二、小说《威廉·威尔逊》中的善恶争斗

《威廉·威尔逊》的作者坡明显想通过他的作品凸显善恶这一主题。在故事中，威尔逊象征恶，而他的替身则代表善。威尔逊和他的替身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同时也有许多对立的地方，这些可以看作是个体自身的分裂，也就是个体身上善恶两个方面的冲突。威尔逊做了许多邪恶的事情，他的替身想尽办法千方百计阻止他堕落，并通过耳语的方式给予他有力的建议。《威廉·威尔逊》中的善恶争斗可以通过威尔逊和他的替身之间四次争斗的外化以及弗洛伊德关于本我和超我的理论体现出来。

第一次争斗的场景为布兰斯比的庄园学校。威尔逊在那里度过了从10岁到15岁之间5年的时光。威尔逊和他替身之间的争斗主要源于威尔逊难以忍受其替身的存在这一事实。他的替身不仅在衣着、步伐、举止上模仿他，而且在说话和音调上也和他一模一样。在学校期间，替身“无礼并且固执地干预我的想法”和“他经常暗示或者含沙射影，而不是公开地给我提出建议，好管闲事地干涉我的意志”让威尔逊恼怒。随着威尔逊年龄的增长，他对替身的厌恶感与日俱增。他们之间的矛盾升级，冲突加剧。最后，威尔逊离开了那所学校，结果却发现他的替身也在同一天离开。“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么频繁地拒绝他意味深长的耳语给我的建议，我可能，现在，是一个更加快乐和善良的人。那时的我是多么痛恨它们。”由于替身在威尔逊身边及时而又频繁的建议，威尔逊在那个时刻并没有堕落。与此同时，威尔逊对他的替身怀有一种奇怪而又复杂的情愫，这一切都表明善恶争斗中两者力量的平衡。

第二幕场景在伊顿。威尔逊更加堕落，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在伊顿的3年期间，他一无所获。一天，他邀请了学校里一帮乌合之众到他房间赌博。玩牌的兴奋使他再度处于不道德的边缘。正在那时，一个和他有着同样身高、同样相貌、同样衣着的小伙子走进大厅，要求和他谈话。那个小伙子很快走到威尔逊的跟前，抓住他的胳膊，在他的耳边低语道：“威尔逊！威尔逊！”威尔逊忽然变得清醒，从而使他避免陷入堕落的深渊。在伊顿期间，威尔逊的替身仅仅出现一次，威尔逊犯下一些错误，开始痛恨他的替身。这些表明在善恶的争斗中，恶暂时占了上风。

第三个场景在牛津大学。“不再具有绅士所有的一切特征，专门学习赌博中最为卑鄙的手段，在欺骗这一方面技巧熟练，并且经常在赌博中使用，从而占有同伴的钱财。”很明显，威尔逊在这一阶段疯狂犯罪并且很快堕落。一次，他正在赌博中欺诈，他的替身出其不意地跑进去，当场揭穿了他的阴谋。由于名誉扫地，威尔逊被迫离开牛津。他对替身的憎恶继续增加。此时，善恶之间的争斗达到一种不可调和的状态。

第四幕在罗马的一次舞会上。当威尔逊正在引诱一位已婚女士时，他忽然感到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肩头并且耳边有低语声。当他发现他的替身又一次出现干扰自己的做法时，威尔逊勃然大怒。出于极度气愤，威尔逊紧紧抓住替身的领带，把毫不反抗的替身拖至大厅，并把他捅倒在地。这一切表明善恶之间的争斗达到高潮，善被恶所扼杀。在这幕场景之前，威尔逊曾听从于替身的建议。但是，酒精的作用使得他对于替身的建议感到不可忍受。最后，威尔逊开始抱怨、怀疑和拒绝。并最终由于恶的升级导致善的彻底退出。与此同时，威尔逊也毁掉了，他和替身之间的善恶争斗终止，威尔逊自身也变得不可救药，失去了生存的意义。

弗洛伊德关于本我和超我的理论可以用来分析威尔逊和他的替身之间的善恶争斗。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本我代表本能和欲望，属于人类性格结构中最为原始、最为无意识和最不理智的一方面。本我毫不考虑客观条件的种种可能性，唯一服从于享乐原则，并且盲目地寻求本能的满足，最终导致自我毁灭。《威廉·威尔逊》中的威尔逊正是一个非常自我、贪图享乐、毫无约束感的人，他的形象和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本我有相同之处。相反，超我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些更高级层面的东西。它是自我意识和自我理想的体现，同时也是模范影响的结果。超我和本我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阻止人们单纯追求享乐原则和实际主义。《威廉·威尔逊》中威尔逊的替身扮演的正是这一角色。他充当威尔逊的保护者、监督者和道德的模范。他阻止了威尔逊的放纵，戳穿威尔逊的诡计，并接受威尔逊的挑战。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需要自我来协调，但是这一自我在《威廉·威尔逊》中并不存在。从而导致善恶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最终达到一种不可调和的程度。善被扼杀，恶也没有办法独立存在，威尔逊失去了存活的价值。

三、结论

“你胜利了，我输了。但是，你也死去了——对这个世界来说，对于天堂来说，对于希望来说，你已经不复存在。我的死去，其实也就是你的死去，看看你是如何亲手杀害了你自己。”这是威尔逊的替身在弥留之际的话语。通过这些遗言，可以看出威尔逊的自我反思：善的失去象征着威尔逊的不复存在，象征着着毫无希望，象征着生存的无意义。善恶之间的争斗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影响。这种争斗使得威尔逊关注自身的良知、人类的道义，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同时，这种反思使得读者密切关注文中的善恶争斗，思考如何扬善从而避免灵魂的堕落，找寻在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坡的作品虽然在当时颇受争议，然而它却给读者提供了无限的思考空间，让读者品味生活原则。这就是坡的作品在今天仍然广受欢迎的原因。有一点儿值得注意：坡的艺术作品多立足于道德之上，如果能够理解其中蕴含的道德因素，读者可以更好地欣赏其作品。在短篇小说《威廉·威尔逊》中，虽然恶最后摧残了善，但却遭到了公正的惩罚；与此同时，恶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无价值和意义的缺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埃德加·艾伦·坡的善恶观：惩恶扬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