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非弹性碰撞动能损失最大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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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完全非弹性碰撞动能损失最大的证明

完全非弹性碰撞动能损失最大的证明

(利用初等函数证明)

在碰撞中,系统动量守恒。但动能损失不一样。

完全弹性碰撞,碰撞前后,系统总动能不损失。

非弹性碰撞,损失一部分动能。

两个物体碰撞后,不分开,以同一速度运动,叫做完全非弹性碰撞。此时动能损失最大。下面是证明过程。

条件:质量m1,速度v1,与质量m2,速度v2物体发生碰撞,碰后,m1速度变为v1/,m2速度变为v2/。

由动量守恒:m1 v1+m2 v2=m1 v1/+m2 v2/……(1)1112/2/2m2v2)(m1v1m2v2)……(2)222

111122/2/2令p= m1 v1+m2 v2,E1m1v1m2v2,E2m1v1m2v2,p和E1确定,2222损失动能:E(m1v1212

只需证明E2最小的条件,即可得到最大的动能损失的条件。

pm1v1/利用(1)式可得:v……(3)m2/2

m1(m1m2)v1/2pm1v1/p2

将(3)带入E2,得:E2,可见分子部分为关于v1/的函2m2

/数。令f(v1/)m1(m1m2)v1/2pm1v1/p2,只需求出f(v1)的最小值即可。二次函数22

开口向上,顶点坐标值对应f(v1)最小。即当v1//bp/时,f(v1)最小,则此时E2最小,△E最大。2am1m2

//将v1/带入(1)式得:v2v1p。m1m2

即:碰撞后两物体不分开以相同速度运动,损失的动能最大。

如果学习了微积分,可以利用求导更容易得到证明。此处略。

第二篇:最新实用误工损失证明

误工损失证明

兹证明

为我单位员工,任

职务,月平均工资

元。

****年**月**日至

****年**月**日因

受伤入院治疗

天,减发工资

元。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月 日

第三篇:交通事故如何处理才能最大限度减少车主损失

交通事故法律咨询---长沙交通事故赔偿律师http:///changsha/

一 发生交通事故后,应立即将车熄火

如果有人受伤,应立即与附近医院取得联系,救助伤员。没有人员受伤时,应在第一时间拨打当地公安交通警察大队报警电话(迁安市辖区内发生交通事故报警电话,并通知投保的保险公司。在这个过程中要保护现场,以便交警现场勘察。需要移动车辆时,应在原车位置设立标志物,并在事故车的来车方向150米以外设置警告标志。如果遇到车辆将公路设施、电线、电缆、路灯、绿化树木、房屋等撞坏时,要及时向交警部门报案,交警出完现场后,及时委托物价部门就财产损失进行认证评估。要注意保护好现场,这点尤为关键,因为在市物价局受理的案件中,曾发生过多起不明情况的百姓将被损坏的树木搬走、将电线杆砸碎取铁筋等情况,不仅造成物价部门无法取证,无法判定损失,也给保险公司拒绝理赔提供了口实。更有甚者,故意破坏被撞物品,以达到骗取高额赔偿的目的。

二.如何处理交通事故理赔

交警处理完现场后,如损失在2000元以内,双方无争议,可直接找保险公司快速理赔;如损失在2000元以上或存在争议,应通过交警事故组解决。当事人需向交警和保险公司如实填写事故发生经过,并在交警大队事故组办案民警处领取《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鉴证委托书》。《委托书》填写完毕后,到指定停车场找物价部门验损。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工作人员依据《委托书》对事故车辆进行现场勘验。需拆验的车辆,车主自行找专业维修人员,在指定停车场现场拆解后验损,期间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工作人员及当事人必须在现场,否则行为无效。物价部门根据事发当日各种零件价格及工时费用等,出具《价格鉴证报告》。对价格鉴证报告有异议的可在三日内重新鉴定或找上一级物价部门鉴定,但损坏车辆及物品不能修复,否则不予受理。

三 受损车辆的处理

对车辆的维修、伤者的医疗费用,可通过双方在交警部门所交押金中支取或自己先垫付,车辆维修完好或人员康复后,双方当事人与交警联系,解决交通事故事宜。交警大队事故组根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价格鉴证报告》及有关规定解决双方的损失赔偿问题。

参保车辆在理赔时,应向保险公司提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价格鉴证报告》、住院费票据等相关材料。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所出具的《价格鉴证报告》具有法律效力,车主与各保险公司有价格争议的,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

四 事故车辆的领取

当事人持停车场出具的《交通事故车辆存车凭证》到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事故组领取放车通知单,然后到交警大队一楼业务大厅违章处理办公室换取放车单后,到停车场办理放车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命令或暗示车主到指定修理厂修车,车主自愿选择修理厂修车。

第四篇:工程人如何计算和证明停工损失

工程人如何计算和证明停工损失

在这几年的工程造价司法鉴定工作中,常会遇到停工损失赔偿的计算问题。由于之前合同签定不够严谨,双方未对停工损失进行约定,停工后双方未办理经济签证,进入司法程序后双方又对停工损失的计算达不成协议,因而给停工损失的计算带来一定的难度。下面就如何计算因非承包方的原因造成的停工损失谈谈看法。

一、临时停工损失的计算

临时停工多因地质条件变化、临时停水、停电、工程中的人为障碍等原因造成。此类停工一般都要办理经济签证,签证上要有具体的停工、复工时间及人员、机械数量,因而停工损失的计算比较简单。

人工停工费的计算,发包方的原因而造成的停工、窝工,按停工期间的现场停工工人计算。

机械停工的计算,根据有关规定,其机械停置费按第一类费用中的(1)折旧费,(2)大修理费,(3)经常修理费,(4)机上人工四项费用之和,乘以实际停置台班数(每天只计一个台班)。造价工程师在审核此类停工损失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对地质条件变化引起的停工,首先要审核引起停工的施工现场的地质条件是否与发包方提供的地质资料一致。一般情况下,发包方会在招标文件中提供现场地质勘察报告,承包方也会对施工现场周围环境进行考察,并在投标书中声明。对承包方因为其对发包方提供资料的误解或对风险的预见不足造成的停工,即使有签证,造价工程师也应拒绝赔偿。只有现场地质条件确与发包方提供的地质资料不符,出现的情况又是有经验的承包方所不能预见的,这时才能对因地质条件变化而停工造成的人工窝工、机械闲置进行补偿,但不计利润,并且对处理该情况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支付费用。

2.对于因地下构筑物和文物等障碍物引起的停工,障碍物必须是施工图纸和发包方提供的资料中未进行说明的,且是承包方不能预见的,造价工程师才能对停工引起的人工窝工、机械闲置和处理费用予以确认。

二、长期停工的损失计算

长期停工常常是由于发包方因无力支付工程款,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而造成的。这时,承包方有权要求发包方支付在合同终止前已完工程的入工、材料、机械设备的全部支出,并可要求发包方对各项管理费用、利息、保险费用等进行赔偿。具体的停工损失计算如下: 1.人工窝工、机械停置费用的计算

发包方对工程停工出具了有关人员、机械停置签证的,人工窝工,机械停置费按经济签证计算。双方未做停工退场签证的,造价工程师可以根据施工组织设计及进反报表等资料,确定停工时已施工的项目,根据施工内容数量确定需要的施工人数和机械设备的种类,机械数量可以从施工组织设计中查得。停工时间可按合同有关条款执行或由双方协商确定。合同中未对停工时间进行约定,双方又达不成协议的,目前对此类停工时间如何计算还没有专门的规定。有的承包方在索赔报告中指出,其施工机械在工地停工后,一直停放在工地上,其机械闲置费应从停工开始计至办理结算或起诉时间为止。造价工程师在处理索赔时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所发生的费用应是承包商履行合同所必须的和已经实际发生的;二是承包商不应由于停工的发生而额外受益或额外受损,即对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2.支付承包方根据约定已定购的材料、设备费用计算

对于承包方已按合同约定订货的材料、设备,承包方应负责退货或解除购货合同,不能退还的货款和货物、解除定货合同所发生的费用由发包方承担。

3.进度款的利息

承包方按合同的约定向监理工程师或甲方代表按月提交已完工程量的报告,监理工程师或甲方代表收到报告后7天内按设计图纸核实已完工程量。确认计算结果14天内,发包方应向承包方支付工程进度款。延付进度款可按月计算复利,延付进度款利息的计算时间应从确认计算结果后第15天开始,算至办理结算形成结算报告的时间为止。

4.工程款利息

发包方、承包方在终止施工后办理了已完工程结算,则发包方应在28天内支付结算价款,若发包方拖延付款,双方也未达成延期付款协议,承包方可向发包方要求延期支付工程款利息。5.临时设施费补偿

由于终止合同的工程已完工程结算款中所包含的临时设施费,一般小于承包方的实际花费。因此,对工程完成比例不大的项目,临时设施费补偿,可通过清点现场承包方所建的临时设施的实际投入减去工程结算中所含的临时设施费求得。对于主体工程已经完成的,承包方所投入的临时设施一般均已到位,这时临时设施补偿可通过以下算式进行计算。投标书中的直接费×临时设施费率×中标通知书中规定的上浮或下浮比率-已完工程结算中所含的临时设施费。

6.工程保险费的计算承包商已将工程进行投保的,合同终止时。承包方可要求发包方支付自己已交纳的保险费与工程结算款中的保险费的差额。索赔金额=已交纳的保险费-已完工程结算中所含的保险费。7.管理费的计算

从工程停工至承包方撤离工地,承包单位可向发包方要求在此期间的现场管理费。现场管理费的计算可由: 本工程直接费×现场管理费率÷合同工期×停工天数×折减系数。工程直接费可按投标书中的直接费×中标通知书中规定的上浮(下浮)比率或直接费与工程含税造价的比例×工程(概)预算造价确定。停工天数的确定同上述人工机械停置时间的确定。工地停工后,承包方投入的管理费用相对正常施工时少,因此应乘一个折减系数,该系数可参照有些省、市的经验,按40%左右的比例计算。8.看场费用

双方尚未办理工地交接手续前,承包方派人看管工地现场的,则参照同类人员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计算看场期间的看场费用。

三、对承包方的几点建议

根据近年来停工损失司法鉴定的经验,笔者认为在停工后,承包方应作好以下几点工作,以便于日后计算停工补偿。

1.停工之后,承包方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向发包方提出办理停工补偿协议,如果协议不成(或得不到发包方的有关答复),则在规定的期限内自动做好人员、机械的撤离工作,并作好记录,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以减少自身的损失,不要抱着我停工多长时间,发包方就得补我多长时间人员、机械的停置损失的思想而盲目等待。

2.停工之后,发包方不能就停工的时间长短作出明确判断,承包方不能自行撤离施工现场的,建议承包应在合理的时间间隔内(一般为28天),定期向发包方通报一次停工期间人工、机械的停置情况及补偿报告,并要求发包方签收、答复。

3.停工期间,承、发双方都应实事求是地做好停工期间的有关数据的记录,最好能收录有关的图文资料,有必要的还可进行公证,以有利于日后的停工补偿计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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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最大限度的真实

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最大限度的真实

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争议文章可谓蔚为大观,观点的剧烈碰撞如电光火石,论据的旁征博引似织女飞梭,让我等求学之辈望而却步。然而,笔者以为,证明标准的问题,与其说是法律问题,不如说是哲学问题,或者说更多的是哲学问题,是哲学上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及“真”的问题,本文试图以笔者对哲学的一知半解,对此谈一点浅见。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讨论的刑事证明标准仅指刑事司法裁判阶段的证明标准。

一、几个概念

1.关于“事实”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的一项法律适用原则,“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认为是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然而,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个是前后两句中的“事实”一词是否为同一含义?第二个是“事实”一词的含义究竟为何?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要分两个层次来说明。第一层:“以事实为依据”中的“事实”是指“案件事实”,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语中的“案件事实”二者为同一含义,意同英文中的“case”一词,不含价值判断。第二层:“以事实为依据”一语,还包含价值判断,即刑事司法活动,还必须以“真”为价值追求,这里的 “事实”意指“真实”。

对第二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有“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之分。①“所谓‘客观真实’,是说司法活动中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完全符合客观的实际情况,即符合客观标准的真实。所谓‘法律真实’,是说司法活动中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符合法律所规定和认可的真实,是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是在具体案件中

②达到法律标准的真实。”关于“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的争论文章令人

目不暇接,属同一流派的观点亦有细微差别,但总的来说,“客观真实说”缺点在于要求司法证明达到“客观真实”不切实际,难以实现,缺乏可操作性有,而“法律真实说”的又似乎降低了司法证明的标准,为错误裁判和肆意裁判留下了空间,甚至导致“事实怀疑主义”倾向。

笔者认为,这里的“事实”一词,应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上去理解。发生在特定时空里的那个事件(哲学上称为“自在”或“在者”,属于“本体论”意义上的)已经逝去,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再也不能重现,因此,特定的那个事件本身是不可能拿过来作为裁判的依据的,能拿过来作为裁判依据的只能是对那个特定事件的“认识”,是特定的事或物在人脑中的“映像”,是一种被感知的“存在”,是意识界的“存在”,是思维。也正是如此,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经过主观剪裁,而只可能是被主观‘污染’了的‘客观存在’”,因而是“可谬的”。③但是,这个“认识”不应该是任意的,而是“客观见之于主观,主观符合客观”的,具有“真”的品性,达到“真实”的要求的,实现了和“意①严格说来“客观事实”与“客观真实”(同样地“法律事实”和“法律真实”)是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但“客观事实”是与“客观真实”相对应的(“法律事实”与“法律真实”相对应),为了便于叙述,本文使用“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称谓。

② 何家弘:《论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

③ 参见王敏远:《一个谬误、两句废话、三种学说》,王敏远主编《公法》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识外的存在”(自在)统一了的“意识界的存在”,因而可直称“存在”。也就是说,“以事实为依据”的“事实”是认识论上的事实,是“存在”,而不是“自在”。

2.关于“真”

究竟何为真?日常生活中人们在几种不同意义上使用“真”的概念。其一,在最直接的意义上,“这是真的吗?”所追问的是,“这”是否“存在”。……“真”的第一层含义,是在“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中得以成立的。……其二,“这是真的吗?”并不是在是否“存在”意义上的追问,而是对具体的“在者”的规定性的追问。……“真”的第二层含义,是在“真实的”与“虚假的”的关系中得以成立的。……其三,……“这是真的吗?”的第三层含义,则不是对“对象”的追问,而是对关于“对象”的表象和思想的追问。……即,在认识主体的表象和思想中是否符合对象本身地再现了对象。这是明确地对主体地认识提出的问题,即所谓认识论问题。……“真”的第三层含义,是在人的认识“正确的”与“错误的”的关系中成立的。……其四,“这是真的吗?”并不是对“对象”与“映象”的关系的追问,而是对作为“映象”的“表象”和“思想”的关系的追问。……这种追问,具有更为深刻的哲学认识论意义。……其五,“这是真的吗?”并不是认识结果的“真”或“假”的追问,而是对认识主体关于认识对象的评价的追问。或者说,在这种追问中,成为问题的已经不是“存在论”和“认识论”问题,而是“价值观”和“审美观”问题。④

上述文字,经简单概括后,似乎可以理解为:“真”的第一层含义是“有”与“无”的问题;“真”的第二层含义是“是”与“非”的问题;“真”的第三层含义是“对”与“错”的问题;“真”的第四层含义是关于“现象”与“本质”的问题;“真”的第五层含义是“好”与“坏”的问题。对照这个关于“真”的层次理论,可以看出,通常的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求“真”过程,至多涉及前三个层次的“真”。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对证据的质证大多属于对前述第一、二层次的“真”的求证;对整个案件事实的确认,则属于第三个层次的“真”;对刑事诉讼活动规律的探求和认识,则应该是第四个层次的求“真”;对刑事司法制度的认识和评价,才可能涉及第五个层次的“真”。顺便说一句,只有后两个层次的“真”才可能与“真理”沾边,因为真理是“关于事物的规律性的正确认识”。⑤

3.关于“标准”

人的认识是否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世界?我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同时也是有限的可知论。客观事物是可知的,但同时须知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无任多么符合客观事物本身,但总是存在着质和量的差别,人的认识只能无限接近客观事物,而不能到达全部。那么,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认为认识符合事实了,达到第三层次的“真”了呢?这就自然引出了“证明标准”问题。

标准的含义究竟为何?在技术领域,标准的定义是“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⑥,它主要是针对产品或方法的,是量化的指标或指标体系,是必须达到的最低要求。技术标准的本质是对技术先进性要求与经济性要求的一种折衷和妥协,目④ 参见孙正聿:《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56页,相关观点均引自该著。

⑤ 同上书,第160页。关于刑事司法认知方面的文章也有关于“真理”的争论,在此顺便表明笔者的观点。

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的是为了获得最佳的社会效益,它会随社会经济技术水平的改变而改变。而按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标准就是“衡量事物的依据或准则”。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表明,所谓标准就一定是明确的、具体的、量化的、有很强操作性的指标或指标体系。如果这是一个权威的解释的话,那么可以这样理解:标准既可以是明确的、具体的、量化的、有很强操作性的指标或指标体系,也可以是相对原则或抽象的衡量准则。比如,“我们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把实践作为衡量一种理论或道理是否为真理的依据或准则。作为标准而言,‘实践’当然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具体的尺度,但是人们并不因此而否定其作为标准的资格。”⑦

因此,本人认为把“标准”理解成某种准则、依据或要求,都是可以成立的,符合人们日常使用习惯。那种,过分强调标准的可操作性,把所谓标准理解成类似天平或直尺的工具的观点是片面的,在社科领域更是不能成立的。

二、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

根据《汉语大辞典》的解释,证明就是“据实以明真伪”。这里的“实”当然是指真实、可靠的证据材料。现实中的证明活动,一种,只能在思维中进行,即根据真实、可靠的证据材料,理性地、合乎逻辑地思维,从而得出结论;另一种,除了通过思维得出结论外,还可以通过实验或现实中的现象进行检验。对前者的可靠性通常让人心存疑虑,如我们讨论的诉讼证明活动;对后者的可靠性人们常常确信无疑,如自然科学中大多数证明活动。其实,即使能被实验验证,也不代表结论完全正确。“在它只是假设的意义上来讲,任何物理理论总是临时性的:你永远不可能将它证明。不管多少回实验的结果和某一理论相一致,你永远

⑧不可能断定下一次结果不会和它矛盾。”因此,就从这一点讲,所谓“客观真实”

说,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此外,对真实追求的成本以及与其他价值目标的平衡问题,也是“客观真实”说无法逾越的障碍。

对所谓“法律真实”说的责难也很多,在此仅举笔者认为最有说服力的一例:首先法律乃至适用法律的司法能否为确保“法律真实”提供足够的担保,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且不说法律规定的欠缺(这种欠缺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更为严重),即便是在法律规定充分的情形,在对立的纠纷和诉讼构造中,面对复杂的社会状况和案件事实,仅仅依靠法律程序和规定并不能保证接近真实;再且,案件真实的确定往往不能简单地依靠法律的定型规定,案件的变动性和诉讼过程中证据的被解释和被裁剪造成的事实的变化,都需要法官的智慧和经验、依靠司法统一体的政策和衡平力量来完成对真实的探究,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纠纷的本质和内涵。⑨

目前,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争论很多,除“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之外,还有对刑事证明标准进行了彻底否定的“乌托邦”说等等。笔者认为,对某种认识进行求证,从而使“主观符合客观”,在内心形成“真”的信念,是一种经常性的,在各个领域广泛存在的思维活动,对其深入的理论探究,归根结底属于哲学“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古老话题。然而,对具体的某个认识究竟需要被证明到何种程度才可以认为是“真实”的这一技术性问题,哲学认识论⑦何家弘:《司法证明标准与乌托邦——答刘金友兼与张卫平、王敏远商榷》,《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

⑧ [英]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许明贤、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4月版。

⑨刘荣军:《认识与谬误 ——在裁判的目的与方法之间》

并未回答,也不可能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也只是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去认识思维与存在的一般关系,也不可能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对刑事诉讼法律制度而言,这一问题确非常重要且不可回避,可以说是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

让我们再回头看一看,“客观真实”说的具体描述: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4.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⑩值得一提的是,这样具体化,似乎已经偏离了“客观真实”说所坚持的“必须与客观上实际发生的事实完全符合”的主张,而变得与“排除合理怀疑”高度相似了。不知是否基于这个原因,有人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是一种主客观相统一的证明标准。

对“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理解,似乎应从证明标准的分级入手更为恰当。据说,美国证据理论将证明程度分为九等:“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由于认识论的限制,认为这一标准无法达到;第二等为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作出定罪裁决所要求,也是诉讼证明方面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某些司法区在死刑案件中当拒绝保释以及作出某些民事判决时有这样的要求;第四等是优势证据,作出民事判决以及肯定刑事辩护时的要求;第五等是可能的原因,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提起大陪审团起诉书和检查官起诉书,撤消缓刑和假释,以及公民扭送等情况;第六等是有理由的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的怀疑,足以将被告人宣布无罪;第八等是怀疑,可以开始侦察;第九等是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11由此可见:(1)美国证据理论对人的认识能力持有限乐观态度;(2)对证明程度分级,体现了量化倾向的努力;(3)对刑事案件定罪裁决,提出了最高标准的证明要求。即便如此,与我国关于刑事证明标准有诸多争论的情形相类似,英美国家对“排除合理怀疑”是否需要定义、如何界定、以及该标准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等,也颇有争议。12在此,援引一段笔者最为赞同的对“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合理怀疑是一种有理由的、建立在共同意识基础上的怀疑——是一种使一个有理性的人感到犹豫的怀疑。因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必须达到这样一种另人确信的程度:即一个有理性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最重要的事务时不会犹豫并进而据此采取行动的程度”。13这样的表述同时也表明,“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具有实质上一致性。

笔者理解,“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是从认识主体角度进行的描述,其中前者是从反面,后者是从正面,进行界定,因而可称为“主观标准”; “证据确实充分”是从认识对象角度进行的描述,通常被称为“客观标准”;然而,⑩陈一云主编:《证据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118页。也有其他表述方式,但笔者认为,除了文字描述差异,并无实质不同,如“(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已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惟一结论。”(陈光中、陈海光、魏晓娜:《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与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榷》,《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11熊秋红:《简评英美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对英美“排除合理怀疑”主义之历史透视〉导读》,王敏远主编《公法》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版。参见陈永生:《排除合理怀疑及其在西方面临的挑战》,《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13 转引自上揭。

大部分学者对“证据确实充分”的具体表述或界定似乎已经偏离了“客观真实”,成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证明标准。正如某学者所说,“英美最终将证明标准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将证明标准表述为‘内心确信’,而我国将证明标准表述为‘证据确实充分’。不同的标准体现的思想具有一致性,即刑事诉讼要求‘最高的’证明程度。”14因此,我们不妨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表述为“最大限度的真实”。

所谓“最大限度的真实”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证明标准,其内涵具体说来就是:

(1)对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均已查清;(2)每一个事实都有相应的实据证明;

(3)每一个证据都经查证属实,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均无问题;(4)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无矛盾,且与已经查明事实亦无矛盾或能得到合理解释;

(5)根据全部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肯定性、排他性、唯一性。

14熊秋红:简评英美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对英美“排除合理怀疑”主义之历史透视》导读,王敏远主编《公法》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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