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试述二十世纪初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试述二十世纪初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摘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留学运动。他对后来社会的发展有着很深远的影响。通过对其原因、过程、教训以及意义来解剖这一运动。
【关键词】留法勤工俭学概况 原因 教训 意义
【正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留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青少年为寻求救国真理而开展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求学活动。从 1919年初到1920年底,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青年远涉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它不仅在当时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乃至以后,仍有其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原因:(1)、新思潮的影响。自1915年《新青年》创刊后,新文化运动的逐步深入发展,在中国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大潮流,使得中国的广大青年“通过审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激发他们对传统的执着批判,对西方文化的强烈渴望。”当时各种西方新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各有其追捧者,而新村主义、范劳动注意、无政府主义和工读主义等社会改良思想十分盛行,尤其在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前三种主义都包含着反剥削压迫,提倡教育与事业并重,摒弃歧视体力劳动的偏见等合理成分,把三者糅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颇为盛行一时的工读主义思潮。一时之间,信奉者蜂起建立各种形式的工读互助团。工读主义思潮的盛行,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如周恩来在《留法勤工俭学之大波澜》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
(2)、国内教育落后,无法满足青年求学的需求。“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广大青年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压迫下,目睹国势危亡,面临教育遭到摧残,身受失学失业的痛苦。为了寻找救国图强,改造社会的知识和真理,同时受工读思潮的影响,大批青年投入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3)、迎合了实业界的需要。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在推进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同时,也拓展了人们的视野。这些留学生一面做工,一面求学,通过勤工俭学掌握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立志归国后用“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办法,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正符合实业界的要求。
(4)、法国的吸引力。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大旗,无情地鞭挞封建礼教,倡导新生活,在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界影响空前。统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在新兴的青年间就如腐木一样,倒溃了下来。一向以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大力鼓吹“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楷模。许多人认为法国是欧洲文明中心世界,学术发明,多出于法国。
二.概况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过程
勤工俭学运动可分成四个历程,而各个历程也成立了不同的机关:
(一)发起期—「留法俭学会」之成立,于1912年由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齐竺山等人发起于北京,其宗旨在缴纳最俭之费用,以达求学之目的。
(二)成长期—「勤工俭学会」之成立,1915年夏天,李石曾寓居巴黎时成立,以「勤以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
(三)茁壮期—「华法教育会」之成立,「华法教育会」成立于1916年,系由中法两国文化教育界人士共同发起。
(四)衰退期—「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生间之冲突。「华法教育会」成立之初,职员与学生间之相处尚称和善,然而后来发生换工问题、贷款问题、招待问题,且至1921年初法国国内失业问题和经济危机,学生找寻工作出现困难。而华法教育会并无法解决此危机、问题,进而爆发所谓的「三大运动」。至此,勤工俭学运动也渐趋衰退。而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就是扮演勤工俭学生中马克思主义运动发动机的角色。
三.经验教训:
1.举办各种预备学校是发展的重要条件
政府办了一些语言的培训学校,使学生在出国之前学习西方的语言以及文化,为后来出国做出贡献。
2.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经济形势估计失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处于战火纷飞的硝烟中,急需大批劳动力 他们渴望大批华工来法。这些青年到了法国后语言不通,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学习效果。
3.资格审查不严是造成运动陷入困境的有一个原因
一般来说,留学教育是国家教育的一部分,由国家统一考虑和安排,留学生出国都有较严格的年龄、学历等限制,官费生还须经过相应的考试。留学生在海外的学习、生活都纳入政府管理,国家派出留学监督负责或委派驻留学国的大使兼管。尤其对官费生的管理甚至订有章程、照章行事。而留法勤工俭学生在这些方面几乎都无政府的意志和行为。
四.意义:
1.造就了一批共产主义战士
在勤工俭学生涯的艰苦磨练和斗争实践中,广大勤工俭学生迅速成熟起来。他们中的很多人毅然抛弃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摆脱了各种反动思潮的束缚,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探索中实现了世界观的飞跃,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2.培养了一批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生
为我国培养了一批科技、文学、革命人才。
3.开创新的留学模型
留学生既有官费生,又有自费生,自费生占很大的比例。在留法的影响下,中国青少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留学运动。譬如同时期的留苏运动。
4.摸索了新的教育方法:
在历史的长河中,留法勤工俭学虽是暂短的一瞬,但它意义十分重大,它为共产党准备了一大批最有能力的干部,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反帝反封建的胜利,及西方科学技术的输入都具有重大影响。在勤工俭学生涯的艰苦磨练和斗争实践中,广大勤工俭学生迅速成熟起来。他们中的很多人毅然抛弃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摆脱了各种反动思潮的束缚,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探索中实现了世界观的飞跃,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上“勤工俭学”这一页,不论是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或中国留学教育史上都将是常翻常新的。
【参考文献】
1.《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郑名桢编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
2.《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鲜于浩编著,巴蜀书社,1994年
第二篇:参观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的新闻稿
历史的证明——记参观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
随着大型革命史诗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在央视热播。7月12日下午,华北电力大学(保定)法政系“爱国者”暑期社会实践团一行十余人拜访了位于保定市的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寻找历史的证明。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是一所历史专题类博物馆,是为了激励青年一代振兴中华而积极投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共中央于1983年2月批准,在保定育德中学旧址建立起来的。现为河北省和全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集收藏、研究、保管、宣传、教育为一体的历史专题类纪念馆。该馆的图片和文字真实再现了整个运动的始末,赞颂了中法友谊,讴歌了老一辈革命家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的奋斗历程和光辉业绩,讲述了青年时期的周恩来、邓小平、赵世炎、蔡和森等社会主义革命先驱与伟人在法国艰辛寻求救国之道并最终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真实故事。
纪念馆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典型的清末时期砖木结构的四合院。大门(即原保定育德中学大门)座西朝东,是一个青砖、布瓦、黑色木板门的古式门楼。门楣上挂着一方白地红字匾额,上面那流利的行书“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亲笔题词。踏上石阶,穿过门楼,步入满是青砖墁地的四合院。整个纪念馆共有五个部分,分别为运动缘起,运动热潮,在法国的工作、学习和斗争,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与发展,运动的历史功绩,全面真实的向后人讲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整座小院松柏苍翠、花木繁茂,碎石矗立,幽静清雅。
参观过后,成员们纷纷表示今后将更加努力的学习,全面提高自己的能力,坚定拥护党的领导,以全新的姿态步入大四学年的青春奋斗中,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十八大的召开。
第三篇:档案揭秘二十世纪上半页中国青年的留法岁月(下)
档案揭秘二十世纪上半页中国青年的留法岁月(下)
2014年09月30日 作者:档案揭秘
中断邦交二十余年后,1964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大使黄镇向法国总统戴高乐递交国书,新中国政府在巴黎建立起大使馆。周恩来等这一天等了很久。虽未能亲访巴黎,但他委托工作人员找到一家名叫奥罗里的咖啡馆,不为寻访故人,而是为了还清他赊账喝的一百多杯咖啡钱,另送拉丁区一家咖啡馆三百盒中国香烟,也是用来抵债。
喝下这些“赊账咖啡”时,周恩来是靠人接济度日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付账时已是大国总理。想必他不是第一个赊账的中国留学生,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大街小巷,无数坚挺的咖啡馆,见证了20世纪上半叶数千名中国年轻人迷惘而充实的法兰西岁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归国后成为各行各业的栋梁。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二十世纪上半页中国青年的留法岁月(下)。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从1912年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渐渐形成高潮。1920年春,由李石曾等人发起,北京大学、广东大学、法国里昂大学代表负责,利用庚子赔款,将北京西山碧云寺的法文预备学校扩充为文理两科,改称中法大学西山学院。至此,中法大学在北京正式出现。同时,广东也成立了中法大学。中法大学成立后依据中国学制,学习期为四年,学生在北京学习两年后,如成绩合格,则可以被选送到法国,继续学习后两年的课程,而不用再参加留学考试。
1921年,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了里昂中法大学,力图使中法高等教育交流走向正规化和学术化。实际上,中法大学是北京中法大学、广东中法大学、海外中法大学三部分的总称,而里昂中法大学成为中法大学海外部的总机关。有了勤工俭学的前车之鉴,里大对报考的学生有严格的资格限制,规定凡是报考本校的学生一要有成为高等学者的志向,二需具有海外部所要求的学力,三要有胜任应贴之费用的能力;并明确宣布在里大不得实行勤工,“既勤了工,便无时间可在海外部上课”,有违本校的办学宗旨。里昂中法大学发表了一份关于办学性质及目的的文件明确指出,办学是为了培养把研究作为终身职业的人,而不是把学问作敲门砖的人,希望毕业生回国后都能当教授。
1921 年里昂中法大学首次招生。在广州、上海、北京三地公开招收了105 人,还专门在法国设立考场,最终在勤工俭学生中录取了15 人。勤工俭学生大多基础差,家境贫寒,没有“胜任应贴之费用”,不符合招生条件,因此录取率很低。1921年1月,由于法国经济不景气,很多勤工俭学生失业,为勤工俭学生提供经济资助的华法教育会也在这个时候,宣布不再提供经济资助。为此一些勤工俭学生组织起来向驻法使领馆请愿。周恩来、蔡和森、陈毅等人组织在法掀起了“反饥饿、要工作、要读书”运动,2月28日当天,约四百人集中在使馆附近的公园,对驻法公使陈箓发出喊打之声,陈箓不得不由法国警察护送进入使馆。
与此同时,警察又用警棍打散示威者,多数示威者被压入地铁,还有几人被拘。之后,中法政府合组“中国青年监护委员会”管理赴法勤工俭学生,将允诺发放的每人每天5法郎的生活费拨入指定的几所学校,迫使学生入校学习及食宿,陈毅等50人搬进“阿尼尔商专”学校食宿。1921年6月,北洋政府派专使朱启钤到巴黎,同法国政府密谈借款5亿法郎用以购买军火,担保条件是印花税、契税和成渝铁路、两粤铁路的建筑权。而这一时期,也恰好是直、皖、奉三系军阀争夺最激烈之时。购买军火无疑用于作战,且以国家利益为抵押,引起在法勤工俭学生的愤怒。于是周恩来、陈毅、蔡和森等迅速联络巴黎的华人组织一千三百多人,其中华工队就占七百多人,在公共集会场所——哲人大厅要求公使陈箓答话,而陈箓知道勤工俭学阵营中有不少人参加过五四运动或为湖南新民学会会员,惧不敢来,而派出王姓一等秘书和沈姓二等秘书前来。王秘书官僚气十足,意图把运动镇压下去,结果被打得头破血流,遭受签字认罪的大失败。在舆论的压力下,法国政府被迫暂时中止对借款的讨论。
经此“拒款运动”,勤工俭学生与中法政府的矛盾已经严重激化。中国政府发现,勤工俭学运动已偏离当初“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宗旨,成了一场海外版的“五四运动”,于是将“利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创办的“中法里昂大学”的入学权,给予了新从国内招收的另一批学生。结果招致勤工俭学生的不满,勤工俭学生们认为自己来法较早,更加有权学习。法国人这时才后悔,光顾着跟英美抢学生,未能在学生赴法前对他们作一番严格的考核挑选。于是,法国人决定将工作方向转到培养小部分他们认为可以造就的中国青年身上,给予重点资助。
而对大部分中国青年,法国决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将他们遣送回国,并且希望中国政府来当发起遣返的“恶人”,不想在世界各国面前丢脸。1921年9月1日,法国驻北京公使馆致法国外交部的密电写道:“我们应避免在这一遣返活动中负有某种责任。重要的是将有关人员的愤怒引向中国政府。”
法国的目的达到了。勤工俭学生不满里昂中法大学只收“资产阶级富家子弟”,在蔡和森、赵世炎、李立
三、陈毅等人的率领下,1921年9月21日,一百多名学生冲进里大校园要求学校向勤工俭学生无条件开放,当场被警察全数逮捕。10月,结果,法国方面以搞“布尔什维克运动”的罪名,将其中104人驱逐回国。谨慎的法国人派了双倍警力,两人押一人上船以确保不出差错,只有赵世炎在同学帮助下逃脱了。
留下的勤工俭学生逐渐在学术和政治的岔路口分道扬镳。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人于1922年6月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有的学生就此放弃回国,有的学生坚持到1922年之后,待法国经济复苏,逐渐找到半工半读的理想模式,或者转赴比利时、德国等国家继续学习,或者在家庭及法国人士的资助下进入大学,尤以进入里昂中法大学为主。
根据中法两国双方的协议,里昂中法大学的课程由法国里昂大学辅助完成,后者提供教室、图书馆、教师、教学设备等现成的教学资源。从1921年到1951年,里昂中法大学共培养了129名博士生,55 名硕士生,63 名工程师。毕业生中有细胞生物学家朱洗、汪德耀,医学家范秉哲,文学家戴望舒,历史学家沈炼之、民族学家杨堃,艺术家常书鸿、王临乙、潘玉良、吕斯百等。有40名博士是原来的勤工俭学生,包括周恩来的初恋情人张若名。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法国的城市和乡村漂泊着一些前来游学的中国年轻人,他们未必有明确的留学目标和固定的居住国家,因为国内局势黑暗动荡,他们到欧洲来寻找新的人生方向,或者是因为反对国民党当局,出国避难。法国的自由浪漫和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吸引了他们。青年时代的巴金信奉无政府主义,他曾写文章分析中国实现无政府主义的途径,一条是效仿法国和俄国的暴力革命,一条是英国式的总同盟罢工。国内的形势让巴金苦闷,他厌恶俄国布尔什维克专政,英国生活费用太高,而法国较其他国家更容易接纳中国学生,因此,他非常想去法国。1927年,在老家濒临破产的时候,在两个哥哥的倾力帮助下巴金得以赴法,但他没有按照哥哥的期望进入大学学工科,而是随性阅读,潜心写作,逐渐走上职业作家道路,第一次使用巴金这个笔名发表了小说《灭亡》。巴金留法护照
朱光潜1925年考取安徽省教育厅官费留学生,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他是为了爱情而转到法国留学。出国前,朱光潜曾在浙江春晖中学教书,1927年,他曾经的学生奚今吾到欧洲,朱光潜帮她联系了巴黎的一所中学补习法文,几个月后,奚今吾进入巴黎斯特拉斯堡大学读书,朱光潜也陷入对她的热恋。为了离奚今吾更近,也考虑到法国的生活成本是英国的一半,朱光潜于1931年转入斯特拉斯堡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第二年他与奚今吾举行了婚礼。
傅雷受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惨淡社会空气的刺激,说服家人让他到法国专心读书。傅雷考入巴黎大学文科,留学期间不仅打下扎实的翻译功底,还提高了美术和音乐的鉴赏力。傅雷、朱光潜与刘海粟、庞薰琹等留法艺术青年,常在咖啡馆一坐几个钟头,高谈阔论,结下深厚友谊。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留法艺术青年们,后来几乎一统中国美术界的江山。
20世纪上半叶所有留法学生当中,选择美术专业的比例最高,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留法美术生约150人,数量看起来不多,但成材率极高,几乎人人归来都成为各自门派的宗师级人物,共同建立起现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
1911年,吴法鼎以官费资格赴法学习法律,但他钟爱美术,常出入巴黎各大艺术馆,后来干脆进入巴黎美术学院,成为最早的正规美术留法生。从1911年至1919年,赴法学习美术的学生平均每年仅一人,留日生仍然是美术界的绝对主力,如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李叔同、陈师曾等。
20世纪20至30年代,正是法国美术最兴旺发达的时期。无论在读的学生还是已经成名的画家,都以赴法为新方向,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的巴黎吸引了他们的目光。1919年至1933年,前赴后继的有李金发、林文铮、林风眠、潘玉良、吴大羽、庞薰琹、刘海粟、徐悲鸿、艾青、吴作人、滑田友等。勤工俭学的机会使一些家境贫寒的年轻人能够成行,如林风眠、林文铮、艾青,到法国后,他们也和其他勤工俭学生一样打工,因为有专业特长,似乎更容易找到性价比高的工作,比如林风眠做广告招牌油漆工维持生活。林文铮后来成为赴法留学倡导者蔡元培的女婿,其夫人蔡威廉亦是著名画家。法国的美术教育方式非常具有国家特色,学校管理松散,学生不必严格出勤上课,跟老师见面的机会很少。比较知名的美术院校在学生交了学费之后都发给到各大博物馆出入证,学生可以整天泡在卢浮宫、凡尔赛宫、巴黎圣母院等世界顶级艺术殿堂,也可以到印象派博物馆、现代艺术馆和私人画室接触最新锐的流派。想在学校里按部就班走正路,还是浪迹塞纳河畔的“歪门邪道”,全凭个人性格爱好。徐悲鸿徐悲鸿和林风眠都进入法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却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徐悲鸿出国前已经成名,法国有什么他很清楚,他目标明确,就是要学习西洋写实艺术改造中国画,因此沿着学院派路线一丝不苟地训练,回国后实现了他的初衷。
林风眠出国时刚刚19岁,如同许多赶时髦出洋的年轻人一样,心绪迷茫,并不知道法国是什么样子,也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一到异彩纷呈的法国,他便不能抵御塞尚、莫奈、马蒂斯的“诱惑”,整天逃课徜徉于博物馆和画展,痴迷在学院派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印象派和现代派,又热衷巴黎东方艺术馆里的中国汉唐艺术品纹饰,逐渐开创一种博采中西艺术之长的新画风。
庞薰琹原本进入和巴黎美术学院齐名的大茅舍画院,但中途离开,游学于民间和私人画室画廊中,最终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与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结合起来,自成一派。1925年林风眠回国后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这一事件被视为一座里程碑,标志着留法生开始取代留日生登上主流位置。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留法生获得了艺术教育的领导权,徐悲鸿执掌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近二十年,率领留法生一统中国美术江山。抗日战争使留学事业中断,在战争结束后,吴冠中、熊秉明、赵无极、朱德群等人立即赴法留学,延续了中国美术界“唯法独尊”的局面。留法生的地位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美术学校采用了苏联的教学模式与方法,苏联写实主义和法国学院派绘画并不矛盾,留法写实派可以尽量排除政治干扰,传承他们的艺术理念。而那些在法国接受了现代派艺术的画家,如林风眠、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则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具有创新可能性的艺术倾向在国内没有形成气候。幸运的是他们抵住压力,或在国内坚持探索,或远赴海外,各自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1949年之后,铁幕切断了中国学生赴法的航线,直到1964年中法建交,新中国才派出首批公派赴法留学生。这批学生业余时间最流行的观光项目,就是寻找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年轻时的足迹。
1975年,邓小平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法国,法国方面特意安排他到生活战斗过的里昂故地重游。回国之前,邓小平买了大量面包,工作人员都不理解他一个人买那么多面包干吗。这是他带给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蔡畅夫妇的礼物,当年吃到内伤的法国面包,如今回味,定是别有一番香甜。
第四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当今农村教育的启示
姓名:杜宝伟学号:200801072班级:社科政教二班
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
教育嵌入于社会结构中,教育与社会二者的发展是一个互动过程。当今的问题是教育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处于急剧转型中,教育则相对落后,社会是一个长跑健将,教育则是一个小脚女人,不是教育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而是社会变迁拖动着教育发展,二者甚至在前进中背道而驰,教育在与社会发展反向的道路上正在越走越远。最近关于教育这个怪物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讨论又在积聚升温了,有人甚至说,中国现在的教育就象封建社会一个失去贞洁的妇女一样,谁都可以站出来骂它一下,可见目前的情况已经相当糟糕了。既然如此,则结论只有一个:教育必须变革,否则必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教育变革的首要一点就是变革教育模式或者教育体制。教育的变革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种是休克疗法。将原有的教育体制全盘摧毁,引进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使其彻底改头换面。另一种是渐进式改革。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小心翼翼地、走一步看一步,每做出一小步变革前后都要反复认真地进行调查和实验,最终找到一种与当前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教育模式。教育模式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别。从这一点并结合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尤其是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考察来看,后一种方法似乎更切合今日中国之社会现实。
总的来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即乡村建设学派的思想主张及实践活动并不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当时的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摆脱内外两大束缚,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具体到广大农民则首先需要将其政治化而非科学化和文化化,而乡建学派则企图通过将农民科学化(以晏阳初为代表)和文化化(以梁漱冥为代表)来谋求整体社会问题的解决,事实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是如此,就教育思想来看,乡建学派明显走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前面,与今日的情形正好相反,乡建学派的教育是一个长跑健将,社会的发展在它面前则如同一个小脚女人。乡建运动是在一个发育严重不成熟、各种社会条件尚不健全的环境中展开的,因而失败也是必然的。尽管如此,乡建运动尤其是它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今日中国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却依然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乡建学派教育思想的总体特征综述
(一)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强调教育的工具作用
乡建运动并非仅指晏阳初与梁漱冥二人的一系列实验活动,它是一场在乡建学派思想指导之下的几乎遍及全国范围的社会改造运动。“据1935年统计,全国共有实验区139处,著名的有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徐公桥,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冥在山东邹平、菏泽,江苏省力教育学院在无锡等地进行的实验”。乡建学派代表人物内部的思想主张和具体实践活动其实是有一定差异的,甚至可以将其划分为几个小的派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主张乡村教育并以此作为改造农村社会进而谋求社会整体问题解决的工具,既教育的工具化。譬如,陶行知主张乡村教育的目的“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此外他还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论,打破教育与社会之间的隔绝和对立。梁漱冥认为,当时中国问题的主要根源
在乡村,而乡村问题则表现在经济、政治、教育或文化三方面,而教育或文化则是改进社会的主要手段,乡村建设应以教育为方法,教育应以乡村建设为目标,两者实是一回事。他甚至主张要政教合一,以教育力量取代行政力量,从而实现民族自救。表现出一种教育工具主义倾向。
(二)重视农村教育、尤其是青年农民的教育
在乡建学派看来,中国社会的问题首先是中国农村的问题,而中国农村的问题又首先是中国农民的问题,无论晏关于中国农民四大顽症的论述还是梁的中国文化失调论都反映了这一点,既然如此,那么必然会有两点结论:
一、要重视农村教育;
二、农村教育要以青年农民为重点对象。为什么呢?因为改造农村的关键是改造农民,而改造农民则是谋求社会整体问题解决的最有效和最快捷的方法。这也使乡建学派的教育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特色。
(三)以人为本的全面、综合的大教育观
在教育内容上乡建学派普遍主张对农民进行全面教育。正如晏阳初所说“乡村建设不是任何一面可以单独解决的,而是连锁进行的全面的建设。”晏阳初定县实验采用三大方式——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四大教育文艺(字)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相结合,梁漱冥邹平实验教授的课程包括公民学、基本读写能力、科学教育、家庭教育训练等内容,既有科学文化知识又有实际生产技术教育还有道德修养,涉及面相当广泛。在对象上主张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主体性,在这一点上,乡建学派实际上想通过乡村教育在中国发起声势浩大的“造人”运动,尤其是造就适应社会改良需要的农民运动。一场将成人教育、妇女教育、儿童教育结合起来,从内容上看,(四)教育与其他改良手段结合,对中国农村实行全面改造
乡建运动实际上是一场遍及全国的乡村改造运动,它的内容也相当广泛,乡村教育是乡建学派改造农村的工具之一,他们主张教育与其他改良手段密切配合,教育的作用在于“造人”,此外乡建学派还在乡村推进工业建设,梁漱冥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由农业引发工业。卢作孚则大行工业,在乡村走一条工业发展的道路,将工业发展与教育农民相结合,以教育推动乡村工业发展,以乡村工业大发展作为推进教育的支持力量。
(五)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上主张的因材施教与学以致用相结合梁漱冥对当时的就教育体制进行了分析批判,他很赞赏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在他那里教育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教育方法上,他主张寓教于乐,反对那种枯燥无味扼杀学生灵性的教学方法,他主张,应该对每一个学生有真了解,了解他的资质和其在这一项学问上之长短而随其所需加以指点帮助。显然,这里梁漱冥强调的是因材施教。晏阳初也有与此相同的思想,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他针对农村教育对象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方法。他说,“成人在乡间极有力量。我们在推行农村工作时,必须得到他们的合作,才能顺利进行。要对他们实施教育,必须用开导的方法;儿童是国家的基础,将来建国必须依靠他们。儿童身心都未成熟,所以儿童教育多用培育方式。”(《中国农村教育问题》)。如果说因材施教是对教师提出的要求和应该遵循的原则,那么学以致用则是教师和学生共同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作为学生,其学习的东西应该能够学会应用,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教师则要教以致用,教导学生学会应用,一是教学内容上所教内容与社会发展想符合,二是教学方法上注重过程的引导。乡建学派中有很多人都有留学经历,接触过西方的教育思想并深受其影响,尤其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对乡建学派影响较大,因此他们的乡村教育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上的因材施教与学以致用相结合也是必然的。
(六)重视社会调查和实验
这一点是乡建学派的显著特色。乡建运动的推行者有很多人其实是社会学家或者社会活动家,他们在推行乡村教育过程中非常重视对农村现状进行社会调查,深入了解农村社会显现实借以采用对症下药的方法对农村加以改造。晏阳初十分重视社会调查,他在河北定县实验之初,就委托冯锐博士设计农村调查大纲,编写乡村生活调查大纲。此外,平教总会还成立统计调查处,聘请社会学家李景汉为主任在定县开展大规模社会调查。乡建运动实际上是一场社会实验,乡建学派的教育也是一场改造乡村的实验。
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今日农村教育的启示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今日之农村教育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如前所述,乡建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思想和实践与社会发展脱节,缺乏使其得以展开的社会环境。如果将其教育思想与现在对比,那么乡建学派教育思想与实践得以开展所需要的社会环境已经发育成熟,吸收这一学派的思想精华并用之于今日农村教育开展一场新型的乡村建设运动或许会有助于今日中国农村早日走出困境。因为如果拿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来考察当今的农村教育甚至是整个教育,则会发现,经过春秋战国和清末民国之初两次大的教育变革,我们现在的教育其实是一种非古非今,非中非外的“四不象”的教育,清末民国之初的教育改革使我们引进了新式教育,我们现在所采用的依然是那场改革所形成的教育模式,尽管新中国已经成立了。这一教育模式与当前社会发育并不协调,甚至是矛盾的,所以我们需要第三次教育大变革,而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在这一点上是不无启发意义的。首先,农村教育需与社会发展相结合,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农村发展的要求。
乡建学派倡导者的魅力首先在于他们怀有改变现状的决心和勇气,认真考察中国社会。今天的教育者们缺乏的正是这一点。我们总是死死抱旧教育体制不放,殊不知这一教育体制已经腐朽变质与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严重脱节,旧体制下培养的人才其实是只会考试的人才,旧体制下大教育其实是讲授考试知识的教育,是抹杀人性的不人道的教育。旧体制所培养的其实并非人才,而是奴隶,只不过是将没有知识的努力变为有知识的努力而已。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却是具有变通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人,二者严重脱节甚至背道而驰。所以教育需要变革,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一种与社会发展需要相一致的新的教育。
其次,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教育资源发展农村教育。
如果说上述一点是对整体的教育而言的话,那么这一点则是具体到农村教育应遵循的重要原则。农村无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思想文化上都明显落后于城市,农村教育也与城市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农村缺乏教育资源,从师资力量到教学设施都严重匮乏,然而,这一点并不可怕,农村是具有农村优势的,我们之所以老提农村教育资源缺乏的问题其实是没有看到农村教育资源优势所致。从现有的教育阶段上看,农村没有高等教育,大学一般位于城市,而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以及一本分高中教育位于农村,因此农村教育应着眼于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而从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来看,农村的这一部分教育其实是存在较大优势的。因为这三个阶段的教育最需要的是解放人性,给人以一个自然成长的环境,而非人在的环境,培养人的天性和挖掘人的创造力量,使人充分接近自然,培养对自然的感悟能力,农村正是遭受人为影响最小、最没有过多人造环境的场所,因此最适合于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目前的情形是,我们过分强调这三个教育阶段的应试要求以至于将农村教育城市化最终农村教育的天然有时没有发挥出来。而乡建学派在这一点上正是着眼于农村当地的天然优势,充分挖掘农村现有的教育资源办教育,因此单就这一点来讲,乡建学派的农村教育是有其成功之处的。第三,以人为本,注重对人的全面教育,树立大教育观念。
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不是机器。如果把人当机器来教那就是教育的不人道,现在的教育就是如此,单一的教育方式弊端重重。在教育内容上只“教”不“育”或者重“教”轻“育”,而且所教内容都是书本内容,是前人已经早就做出来的结果而缺乏新的东西。在教育对象上把人物化,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采用死板的灌输式教学,我们在课堂上看到的是教师的机械表演,学生的机械听讲,中间缺乏必要的引导和互动。总之,我们现在的观念是学习的场所一定是教室、讲授知识的一定是老师、学习知识的一定是学生而且是青少年学生,讲课的方法一定是灌输等等。无论教育对象、教育内容还是教育方式都十分狭窄,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二缺乏全局观念,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培养学习的机器和考试的机器,不能造就具有健全性格的人。而乡建学派在这一点上实在功不可没,他们主张以人为本、提倡因材施教和学以致用、教以致用,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乡建学派的做法完全可以拿来用于当前的农村教育。总之,今日之教育就是未来之中国。教育担负着为国家与社会培育合格公民的任务,它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无论如何高估都是不过分的。面对社会急剧转型的趋势,农村教育应该着眼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适时进行教育改革才能真正发挥出自身优势和教育本身应有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