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组叶国华等诉王伟民等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案情简介

第一篇：第四组叶国华等诉王伟民等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案情简介

【案情简介】

上诉人（一审原告）：叶国华、林东升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伟民、杨海红、林建军、支济旗、王耀南、泸水县红旗矿业公司（以下简称红旗公司）

2006年9月15日，缅甸方余春三与杨海红、王伟民签订矿区采矿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余春三将大窝塘矿区（缅甸联邦境内）的采矿权转让给杨海红、王伟民开采经营，转让费为100万元人民币，等杨海红、王伟民拿到采矿证一次性付清，有关采矿和矿产品出售出口的一切证件由余春三负责办齐给杨海红等人，并约定了违约责任等条款。10月24日，杨海红、支济旗、林建军和王耀南组建红旗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11月30日，杨海红、王伟民与林东升签订了一份合作开发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了合作开发等事宜。2007年2月13日，叶国华、林东升与红旗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载明：“甲方：云南省泸水县红旗矿业有限公司/乙方：叶国华、林东升/甲方拥有2006年9月30日杨海红、王伟民等人和缅甸方余春三签订的采矿转让协议书所列区域范围的采矿权，现甲方将该区域范围的采矿权转让给乙方，经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一、该矿区采矿权和甲方已开挖的矿洞、矿石及采矿设备等一次性转让给乙方，转让费为人民币肆佰贰拾万元整。在双方签字后生效。

二、甲方将和缅甸方余春三签订的协议原件和相关文件一次性移交给乙方。

三、转让后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办理有关手续，费用由乙方承担„„”。协议签订后，叶国华、林东升支付转让款420万元，杨海红、王伟民收到款项后出具了4200000元的收款收据，并将杨海红等人与余春三签订的协议原件及相关文件（缅文材料）移交给叶国华、林东升。嗣后，叶国华、林东升组织人员对大窝塘矿山1号洞、3号洞等进行了开挖、修整施工。

2007年11月1日，叶国华、林东升向法院提起诉讼，以王伟民、红旗公司等在合同签订后未交付采矿权，也未办理采矿权证的过户手续，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要求判决解除双方间签订的转让协议，并由王伟民、红旗公司等共同返还转让款420万元。一审判决驳回叶国华、林东升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叶国华、林东升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本案双方交易的标的是实体的采矿权，而非仅限于所谓的采矿权凭证的移交。而所谓的采矿权凭证只是一份勘探批准书，且权利人也非王伟民等，故王伟民等也并没有实际的采矿权凭证。

二、原审法院未要求作为出让方的王伟民等承担其已向上诉人交付了合同约定的采矿权以及协助办理相关手续的举证责任，反而要求上诉人承担合同符合解除条件的举证责任，明显违反了法律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王伟民等未举证证明其已履行合同义务，上诉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有权解除合同。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提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王伟民等辩称：本案应考虑交易当地的特定政治背景和特殊经济政策，原判对事实的认定和举证责任的分配均正确，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

【法理评析】

本案系采矿权转让合同受让方认为转让方未依约转移采矿权而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的纠纷，法庭审理主要围绕着《协议书》的具体内涵及王伟民等有无履行合同义务、一审举证责任分配是否妥当，叶国华、林东升能否解除合同的判断而展开，因此在分析该案件时也需要从这几个方面来梳理线索：

首先，对于“《协议书》的具体内涵及王伟民等有无履行合同义务”的判定，此处主要涉及采矿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方面的内容。

所谓合同的履行是指债务人全面的、适当的完成其合同义务债权人的合同债权得到完全实现，因此对于双方当事人是否履行合同义务的判断应当按照其在合同中的约定内容、实际情况以及双方的举证情况来综合判定。在本案中，转让方的主要义务是将该矿区采矿权和已开挖的矿洞、矿石及采矿设备等交付给受让方，其中采矿权的交付以转让方将和缅甸方余春三签订的协议原件和相关文件为准，同时需配合受让方办理相关手续；受让方的主要义务是支付转让款，自行承担相关手续办理的费用。根据双方的举证情况来看，杨海红、王伟民等人和余春三所签的协议及勘探证书均由叶国华、林东升作为证据提供可知转让方已将相关文件交付，林东升、杨海红与季军雄于本案《协议书》后的2007年3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记载林东升已在向他人出售相同矿区的股权，表明其已实际取得矿区的控制权；这结合叶国华、林东升组织人员对大窝塘矿山1号洞、3号洞等进行了开挖、修整施工的事实共同表明王伟民等已经转移了涉案矿区的采矿权，由此可知，王伟民已经完成了合同约定义务的履行。

其次，对于“一审举证责任分配是否妥当，叶国华、林东升能否解除合同”的判定，此处主要涉及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合同解除方面的内容。

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明进行证明，当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由依法负有证明责任的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一般而言，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是考虑到现实情况的复杂性，法律明确规定了一些情况下的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因此法院分配举证责任时也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执行。

而合同的解除分为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两种类型，前者包括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后者则是以合同的约定内容为准。

在本案中，对于采矿权转让后手续的办理事项，转让方仅为协助方，叶国华等认为王伟民等人不予办理相关手续构成违约符合法定解除的情形，由于法律对此并未规定举证责任的倒置，故其应当对合同此时已经符合法定解除情形的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显然本案中叶国华等未能举证对此予以证明，故应当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

第二篇：王贺春、张福才等六人与卢继先、华宸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王贺春、张福才等六人与卢继先、华宸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一、判断当事人在同一法院或不同法院分别起诉所形成的案件是否属于同一案件，应当从案件的当事人、案件的性质（法律关系）、案件的事实以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等方面是否同一进行综合考量。基于相同的当事人、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以及主要诉讼请求相同，在不同地方法院分别提起诉讼所形成的案件，可以认定属于同一案件。

二、人民法院口头准许撤诉裁定记入笔录，履行相关通知义务后，其与书面准许撤诉裁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当事人撤诉后，除法律有禁止性规定外，可另行起诉。

三、当事人在不同时间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地方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应当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后立案的人民法院在移送前，当事人在先立案的人民法院撤回诉讼并获得准许的，后立案的人民法院予以审理不存在法律程序上的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2）民提字第44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贺春，男，1950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南大街60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福才，男，1950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农大西巷83号4栋1单元603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贺全，男，1963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小朱庄乡焦兰沟村151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国振，男，汉族，1972年7月5日出生，住河北省保定市天威路107号1栋3单元602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何红心，男，汉族，1970年11月20日出生，住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乐凯南大街2567号3栋2单元303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连军，男，汉族，1970年11月19日出生，住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二道桥街420号2单元303室。

以上6名申请再审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国庆，男，汉族，1959 年10月1日出生，住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兴华路258号9栋2单元201号。

以上6名申请再审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海瑞，河北辅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卢继先，男，1946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涿州市双塔区羊市街学校街大院23号。

委托代理人：韦善基，北京德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冰，北京德宝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华宸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九中街17号。

法定代表人：亢惠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欣，男，汉族，1966年11月28日出生，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大街二中北侧9号楼102号，该公司员工。

申请再审人王贺春、张福才、王贺全、张国振、何红心、王连军等6人因与卢继先、华宸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宸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冀立民终字第9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1年12月12日作出（2011）民申字第154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王贺春、王贺全及王贺春、王贺全等6人的委托代理人王国庆、张瑞海，卢继先的委托代理人韦善基、李冰，华宸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再审查明，2009年10月26日，王贺春、张福才、王贺全 分别以华宸公司、卢继先为被告，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2003年王贺春等人以华宸公司名义承揽了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人民政府琉璃河农副产品仓储用房工程，施工结算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人民政府尚欠610万元。2007年5月30日，卢继先利用担任华宸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便利，与华宸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致使王贺春等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无法收回，严重损害了王贺春等3人的合法利益，请求：

1、依法确认华宸公司与卢继先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

2、诉讼费由华宸公司、卢继先承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予以立案受理。2010年3月20日，王贺春、张福才、王贺全、张国振、何红心、王连军以卢继先、华宸公司为被告，向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2003年王贺春等6人与华宸公司共同承揽了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人民政府琉璃河农副产品仓储用房工程，并以华宸公司的名义签订了施工合同，在该工程施工过程中王贺春等6人与华宸公司共同出资，因种种原因未能竣工，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人民政府尚欠大部分工程款未结付，经华宸公司测算，王贺春等6人出资3620000元，华宸公司出资2892767元，该工程款为双方共有。2007年5月30日，卢继先利用担任华宸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便利条件，在明知应收工程款为双方共有的情况下，与华宸公司恶意串通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人民政府800万元债权转让给卢继先，严重损害了王贺春等6人的合法利益，请求：

1、依法确认华宸公司与卢继先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

2、依法确认截止2008年5月7日，华宸公司对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人 民政府享有的债权610万元为王贺春等6人与华宸公司共有；

3、诉讼费由华宸公司、卢继先承担。2010年4月14日，王贺春、张福才、王贺全分别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同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分别口头裁定准予撤诉。2010年5月19日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王贺春等人提交了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口头裁定准予撤诉的笔录，并对此进行了质证，华宸公司承认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已通知。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王贺春等6人诉卢继先、华宸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以同一案由立案。王贺春、张福才、王贺全在该院立案后十四天虽然已申请撤诉，至本案开庭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并未向卢继先、华宸公司告知或送达法律文书，因此，王贺春等6人的诉讼属于重复立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3条之规定，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24日作出（2010）保民三初字第21号民事裁定：驳回王贺春、张福才、王贺全、张国振、何红心、王连军的起诉。

王贺春等6人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王贺春等人在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之诉和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之诉，是基于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而发生的，属同一案件，王贺春等人所称在两地的诉讼请求不同而不属同一案件的说法不能成立。王贺春、王贺全、张福才3人在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该案时，于2010年3月30日到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立案。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后，王贺春等3人于2010年4月14日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并于当日获得准许，但卢继先、华宸公司尚未收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准予撤诉的通知或法律文书。因此，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移送或审理均存在法律程序上的阻碍；造成此种情况与王贺春等人诉权使用不当有关，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王贺春等人可待起诉条件齐备后再行起诉。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贺春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9日作出（2010）冀立民终字第94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申请再审人王贺春等6人称：

一、王贺春等6人在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卢继先、华宸公司案件的诉讼请求，与王贺春、张福才、王贺全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针对卢继先、华宸公司提起诉讼的诉讼请求明显不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是同一案件，并据此做出终审裁定是错误的。

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王贺春等6人起诉的裁定，违反法律规定。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裁定引用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3条的规定，即“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 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与事实不符，明显违法，应当纠正。

三、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对此案继续审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移送或审理均存在法律程序上的障碍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没有法律依据。

被申请人卢继先答辩称：王贺春等6人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提起的诉讼，是基于同一事实和同一法律关系，应当属于同一案件。前诉撤回后可另行起诉，但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当事人没有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撤诉，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将案件移送给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而是直接驳回起诉，于理有据。王贺春等人同时在多地起诉，导致人民法院重复审查，浪费司法资源，对重复起诉行为应予限制。同时，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直接管辖的案件，由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不当。因此，原审裁定驳回王贺春等6人的起诉是正确的。

被申请人华宸公司答辩称：王贺春等6人向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已经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撤回了起诉，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

本院认为，一、关于王贺春等人在两地的诉讼是否属于同一案件的问题。判断当事人在同一法院或不同法院分别起诉所形成的案件是否属于同一案件，应当从案件的当事人、案件的性质（法律关系）、案件的事实以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等方面是否同一进行综合考量。基于相同的当事人、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以及主要诉讼请求相同，在不同地方法院分别提起诉讼所形成的案件，可以认定属于同一案件。本案中，王贺春等人以华宸公司、卢继先为被告，以合作确认书和债权转让协议等为基本事实，在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诉讼，与其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的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诉讼进行比较，可以得出两地诉讼的被告相同、事实相同、法律关系相同，虽然诉讼请求有所差异，但主要诉讼请求即诉请确认债权转让协议无效相同，故可以认定在两地所形成的诉讼为同一诉讼。

二、关于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是否确有错误的问题。原审裁定驳回王贺春等当事人的起诉，适用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3条规定，而该规定适用于解决重复立案和移送管辖问题，并不适用于解决驳回起诉问题，确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三、关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否对此案继续审理的问题。人民法院口头准许撤诉裁定记入笔录，履行相关通知义务后，其与书面准许撤诉裁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当事人撤诉后，除法律有禁止性规定外，可另行起诉。当事人在不同时间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地方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应当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后立案的人民法院在移送前，当事人在先立案的人民法院撤回诉讼并获 得准许的，后立案的人民法院予以审理不存在法律程序上的障碍。就本案而言，王贺春、张福才、王贺全在向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之前，曾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后，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已裁定准许王贺春、张福才、王贺全撤回起诉的申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移送或审理均存在法律程序上的障碍为由，驳回当事人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同时，根据本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的规定，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可管辖诉讼标的额不低于500万元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不低于200万元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本案中所涉及的诉讼标的额达610万元，已超过500万元，符合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诉讼标的额，因此，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和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7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冀立民终字第94号民事裁定和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保民三初字第21号民事裁定；

二、指令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以下无正文）

审判长简介

何东宁高级法官：人民法院审判员。

审 判 长

何东宁

审 判 员

孙祥壮

代理审判员

马成波

二○一二年五月九 日 书 记 员

郭 魏

年出生，法律硕士。2011年起任最高10

1966

第三篇：股权转让是否生效关键是约定生效条件有无成就--浙江高院判决信明公司诉游艺机厂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史和

股权转让是否生效关键是约定生效条件有无成就

--浙江高院判决信明公司诉游艺机厂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史和新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传时间:2007-3-26

裁判要旨

合同生效是一个法律评价问题，关系到合同能否取得法律所认许的效力，体现国家的价值判断，反映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干预。因此，如果合同附有条件，审查判断合同有无生效关键在于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是否成就。

案情

宁波市信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明公司”）与诸暨市巨马游艺机制造厂（以下简称“游艺机厂”）和诸暨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设立诸暨市五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泄公司”）。2004年2月23日，游艺机厂与信明公司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本合约自信明公司、游艺机厂签署并满足先决条件后生效。

2004年2月23日，五泄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信明公司将拥有本公司60%的300万元股权转让给游艺机厂。同日，五泄公司的股东召开股东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决议。2004年2月23日，五泄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更登记申请书。2004年2月25日，五泄公司向信明公司支付3000万元。

2004年6月22日，游艺机厂与李安杰签订五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游艺机厂同意将其拥有的五泄公司90%的450万元注册资本转让给李安杰。同日，五泄公司股东会作出《关于同意股权转让的决定》的决议。2004年6月25日，经登记机关核准，五泄公司的原股东游艺机厂变更为李安杰。

信明公司起诉至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决信明公司与游艺机厂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没有生效，游艺机厂与李安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裁判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信明公司的诉讼请求。信明公司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

一、关于信明公司与游艺机厂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无生效的问题。根据信明公司与游艺机厂2004年2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第十条约定，“本合约自转让方、受让方签署并满足先决条件后生效”。即本案中，当事人对合同的生效条件作出了明确约定，该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故考察本案股权转让合同有无生效，关键在于合同所约定的生效条件有无成就。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一条约定，讼争的股权转让合同生效的先决条件有三，一是五泄公司现有股东一致同意信明公司向游艺机厂转让该60%股权；二是股东诸暨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三是信明公司股东同意根据公司章程作出同意转让所持目标公司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根据本案事实，2004年2月23日，五泄公司已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五泄公司的股东包括信明公司、游艺 1

机厂和诸暨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均一致同意信明公司将其股权转让给游艺机厂，故股权转让的先决条件之一已经满足；关于先决条件之二即优先购买权的放弃问题。虽然诸暨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就优先购买权是否放弃未作出书面声明，但对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应当采用何种形式，股权转让合同并未作出明确约定，且鉴于五泄公司股东会决议中诸暨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已明确表示同意信明公司转让股权，故应当视为诸暨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优先购买权的放弃。原判认定诸暨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已明示放弃了优先购买权，并无不当；关于股权转让合同生效的先决条件之三即信明公司股东同意转让股权并作出股东会决议的问题。本案中，在五泄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中，信明公司已作出同意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此其一；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除余款1250万元因信明公司与五泄公司另案诉讼，法院通知游艺机厂停止支付外，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五泄公司已向信明公司支付了3000万元款项，此其二；其三，股权转让合同签订的当日，五泄公司即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已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根据工商变更登记及五泄公司章程，变更后的五泄公司的股东为游艺机厂出资450万元，占90%，诸暨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50万元，占10%，信明公司已非五泄公司的股东。故，本案中虽然信明公司未提交同意转让其股份的股东会决议，但上述事实表明，信明公司并非不同意转让其股权。而信明公司先前提起的撤销本案合同的诉讼请求已被生效的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绍中民二初字第85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判据此认定信明公司的股东系默示股权转让，有相应的依据。综上，信明公司与游艺机厂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且合同所约定的生效要件也已全部成就，故该股权转让合同依法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信明公司提出的因不具备生效要件、股权转让合同没有生效的上诉理由，依据并不充分，并与其先前提出的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诉讼意思表示自相矛盾，不予采纳。而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与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是不同层面的问题，虽然信明公司亦请求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但并未说明理由，对该项请求亦不予支持。

二、关于游艺机厂与李安杰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信明公司上诉提出，游艺机厂与李安杰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应认定无效。经审查，信明公司与游艺机厂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游艺机厂于2004年6月22日又与李安杰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游艺机厂将其所拥有的五泄公司的90%的股份以450万元转让给李安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本案中，基于前述信明公司与游艺机厂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确认有效，且经工商登记所宣示，游艺机厂已实际取得五泄公司90%的股份，而五泄公司于2004年6月22日召开的股东会议中，五泄公司股东即游艺机厂和诸暨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均同意游艺机厂转让股权，故游艺机厂将其所拥有的五泄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李安杰，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依法确认有效。结合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五泄公司已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正且已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事实，原判认定李安杰受让了五泄公司的股份，李安杰已为五泄公司的股东，并无不当。对于信明公司提出的李安杰的身份及李安杰有无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问题。虽然李安杰曾担任五泄公司的监事及董事职务，但法律法规并未禁止公司的监事或董事不能受让公司的股份；而李安杰有无支付股权转让款，也仅涉及合同的履行与否，与合同的效力无关；且李安杰与游艺机厂之间系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双方约

定的股权转让价款450万元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故信明公司主张李安杰存在恶意及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05年4月26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510元，由信明公司负担。

（本案案号为[2005]浙民二终字第6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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