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读后感

第一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读后感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读后感

近期刚读了柯文的《历史三调》一书，柯文写作《历史三调》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与历史撰述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义和团只是这项工作的陪衬”，但他也希望该书“能够引起那

些关注义和团运动本身及中国人在20世纪纪念该运动的方式的中国专家的兴趣。”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该书归为关于历史书写的理论著作，至于对义和团历史的探究只不过是作者为了解说的方便而选取的一个例证。

柯文认为，“历史学家重塑历史的工作与另外两条„认知‟历史的路径——经历和神话——是格格不入的。对普通人而言，这两条路径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因此，柯文在《历史三调》中对义和团运动这段历史的书写分作三部分，即事件、经历和神话。

一、事件

在这一部分里，柯文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书写义和团运动。作为历史学家，柯文对作为事件的义和团的叙述相对于经历和神话两部分来说所用笔墨是最少的。可见他的重点也不在此，他并非要向人们展示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历史过程。因此他只是简略地叙述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高速发展阶段、经历的国际化。其中所用资料亦多是来自他人的研究性著作或是大陆方面出版的有关义和团的文献，并无特别之处。作为三调的这一调估计作者本人也不企望它能奏出精彩华章来。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分析义和团高速发展的原因时提出1898年冬季以来殃及华北地区的干旱是促成的原因之一，并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他指出饥荒和饥荒造成的恐慌情绪使人们易于相信某些人对现实问题的宗教解释：“不下雨是由于神发了怒，神发怒是由于基督教和其他洋物成泛滥之势”。

二、经历

这一部分在全书中所占比重最大，是作者重点着墨之处，也是三调中最精彩的部分。柯文在这部分里力图从事件的经历者的角度来再现他们经历之事：干旱、降身附体、法术、谣言和死亡等，书写历史参与者的经历。这与我们从前习见的历史书写方式大为不同。过去的经历者和历史学家感受过去的方式也不同。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与历史学家和神话制造者在动机意识上也不同：“历史学家的目的是了解和解释历史，神话制造者则从历史中吸取能

量，为现实的政治或宣传目的服务，为深层次的心理基础造势。与这两种人的想法不同，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的意识包含着人的所有情感和目的”，“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并在形成人们生活经历的过程中常常起重要作用的动机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但是不仅神话的制造者而且历史学家也可能曲解这种动机，历史学家试图从自己认为合理的阐释体系来解释。历史事件不同于个人经历，它是个人经历的综合，超越个人经历之上。

柯文喜欢从心理和感情方面来研究历史，他研究义和团中最大的部分，谈义和团成员“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感情，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追求的梦想。”[20] 对“当时参与这件事的非中国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也很感兴趣，并且不时指出中国和外国双方共同之处，虽然这部分的分析所占的篇幅较少。”也就是尽可能进入他所描述的人们的情感世界中，力图描绘义和团拳民、中国教民、既不信教也不练拳的绝大多数普通中国百姓、中国的官绅、外国传教士、外国和中国的军人和官员等所经历的那个经验世界的特性。面对干旱，处在华北各处的传教士都表现出了担忧，他们害怕被中国人杀死。因为中国人指责干旱是传教士们造成的。义和团的许多揭帖把洋教的渗透、上天的震怒和干旱三件事联系在一起。柯文认为，面对灾难，超自然的力量是人们对此进行解释的一个普遍的文化因素。人们经常把自然灾害看做是超自然力量对人类错误行为的惩罚。他列举了《旧约全书》中上帝对他的选民偏离正路的将遭惩罚的警告：1973年，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和英国16世纪90年代的基督徒认为当时的旱灾或大饥荒是安拉或上帝对人类的惩罚；1980年象牙海岸的本加人因为该地区的旱灾惩罚一对行为不检点的夫妇；19世纪的博茨瓦纳人们把干旱归因为基督教的入侵。他在这里用了跨文化比较的方法，指出这种现象并非义和团独有，实际在世界范围内是普遍存在的。柯文从民间宗教的角度来分析义和团的降神附体现象。他认为这一现象和中国的民间文化密切相关，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20地纪的中国，都有与此相类似的现象。他也从心理和生理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而不是一味的纠缠于这类现象是否是真的。在他看来，个人或群体面临危机时，人们往往愿意求助于宗教手段。他也把义和团的宗教行为和台湾、新加坡等地的童乩等现象进行比较，来进一步解说此类现象所具有的普遍性。他指出

从生理角度上说，饥饿确实可以造成精神不正常。对于义和团的法术，他是从心理上分析法术给义和团成员提供了情感上的安全感。至于义和团把法术失灵的原因多数归结为客观因素，如污秽或不洁之物冲犯了法术，特别是妇女的污秽败法，他也举出更多的例证说明这种解释在其他文化中也存在。关于谣言，柯文更是旁征博引来进行分析评说，指出谣言的诸多特点、作用、发生的原因等等，义和团只是他所列举的众多例证中的一个。

总之，柯文在这部分的研究中，“着重以人为中心多于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取向。”他注重研究人的感情、心理，思想，从人性的角度来考察义和团成员的思想情感以及此次事件的其他参与者的各种行为表现。他在书中分析不局限于义和团本身，很大程度上涉及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现象，如降身附体在不同文化里的表现和相似之处，非常时期造成谣言流行的共同特点，关于投毒谣言在罗马、在1832年巴黎霍乱流行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尚武好战的国家中、抗日战争中的上海的流行。这些都强调人性的共同性，某些文化现象所有具有的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而非差异性，从这个角度说，“不如用人类中心取向”。

三、神话

这一部分主要研究义和团在20世纪中国怎样不断被神话化的过程，它更像是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学术思想梳理。和前两部分一样柯文首先在这一部分前面的《绪论》阐述了他关于过去被神话化的见解。他指出了神话制造者和历史学家不同。历史学家的主要目标是在尽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准确和真实地再现过去；神话制造者却要使过去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复杂性、细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话制造者往往以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找出个别的一些特点、特性或模式，把它们当作历史的本质。但在实际操作上，神话和历史在叙述过去时的区别却微乎其微。历史学家探寻历史真相的活动会受到目前他们头脑中固有观念的影响，他们也可能成为无意识的神话制造者，而神话制造者在制造神话时不会把自己的作品视为神话，他们也要注

意作品的可信度。对过去神话化有各种形式：普通百姓头脑中的历史形象的神话化、对自己生平经历的修改、文艺作品中对历史的神话化。

柯文研究了义和团在20世纪中国人观念中的神话化过程：义和团运动时期当时人们所留下的文字中对义和团的贬斥，将其称为“匪”、“乱”、“邪教”；改良派人物指责义和团的迷信、盲目排外；世纪之交的革命派谴责义和团，邹容认为义和团是野蛮革命；新文化运动时期倡导科学、理性、民主的知识分子批评义和团的迷信、非理性，把它当作中国文化的象征；20世纪20年代中华民族主义高涨时期把义和团当作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者；在“文命”中，义和团作为攻击刘少奇的武器，义和团中的红灯照又被与妇女解放联系起来；在与苏联修正主义的宣传战中，义和团又成了揭露苏联的政治工具。柯文就此对历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精辟见解：“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撰写脱离政治的历史，而在于撰写反映正确政治观的历

史。”“然而，一个人只有在具有正确政治观的情况下，才能写出反映正确政治观的历史。”总之，《历史三调》柯文所要书写的并不只是义和团的历史或中国的历史，他只是以义和团为例向人们解说探寻历史真相的三条不同途径，即历史的三调：事件、经历、神话，“想发现一种历史学家们跨越他们历史论题界限的方式”。对于民众参加义和团的原因，他也从多方面进行考察（如干旱使人们无事可做，义和团发展起来后人们容易形成赶风潮的心理等等）而不是简单的归为爱国，虽然爱国使义和团运动看起来更富有英雄气概。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对中国的过去有一个更全面、更细致、眼光更广阔的认识，我们在探讨文化差异的同时，必须注意人类社会有许多共通的方面。这是其中一个有效的办法，让我们突破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学家以不同理由、不同方式为中国和中国历史设定界限的做法。”

第二篇：《历史三调》的读后感

《历史三调》这本书，虽然其主题是义和团运动，副标题就是-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周祯伟：柯文《历史三调》读后感。在读完全书之后发现，这本书讲的就是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历史，用这三个维度来理解。柯文在书中所提到的作为事件的历史指的就是历史学家研究所得到的历史。作为经历的历史指的就是历史事件直接参与者的历史。作为神话的历史指的就是被政治、感情等利用而为现实服务的历史。

一

作为事件的历史是指历史学家研究所得到的历史，历史学家的工作顾名思义是解释和理解历史，但是历史学家的解释和理解是有要求的。“历史学家最重视的是根据知识层面的确当性而非感觉层面的确当性来勾勒历史画卷。…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在理解和解释历史时，必须有意识地遵奉(在实践中从未完全实现过)社会公认的关于确当性和真实性的强制性标准。”[1]其实这就是章学诚所指出的史德的观念即著书者的心术，这是历史学家的一个职业标志。同时“历史学家是在已经知道结果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工作的，这是历史学家的另外一个职业标志。”[2]于是柯文就提醒历史学家，必须十分小心，“(知道结果)可使历史学家赋予在此之前的历史事件一些意义，一些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并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可能为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所知的意义。”[3]这也就是历史学家解释的历史在一些重要方面会完全不同于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因此历史学家不要用后见之明来对待历史和阐述历史。

还有，柯文指出：“历史学家在重塑历史的过程中虽然比直接参与者拥有更多(和更全面)的证据，但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已不为人们所知了'。”[4]因而对于历史研究中史料即证据的运用和掌握也是历史学家所要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王家范老师的一次讲座中，对于李伯重所认为江南在明清时期已经是前工业化或者之类的说法批评时，王老师说，我手上有很多资料，我可以拿出很多来证明李伯重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同时我也可以拿出很多的材料，而且是完完全全意见相左的史料。通过这句话，可见历史学家在叙述自己的历史时，很容易用可以证明自己观点的证据和史料，而对于其他的会进行一定的过滤，也可以说是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

但是是不是在如此多甚至可以说是致命性的难题和困难面前，历史学家的努力都可以被否定了呢?柯文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不要求历史学家提供他们无法提供的东西-原原本本的历史，如果我们承认历史学家能够提供的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是有价值的-至少因为它们与历史的直接创造者的理解和解释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一切的努力都不是没有意义的。”而历史本身的不可知性或者说其不确定性、不完整性和短暂性，正是其不断吸引历史学家去研究它的魅力所在。[5]在笔者看来，如果历史的所有真相都原原本本地摆在那里，那还要历史学家干什么?历史也就只是那些死气成成的档案和文件了。

二

而作为经历的历史是指历史事件直接参与者的历史，可是“直接经历者在以后的岁月中会不断地复述过去发生之事，会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造'他们过去的亲身经历，以便保持个人经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6]这也让我们会对经历者所留下的所谓原始史料抱有一定的警惕。比如诸多名人的日记，翁同和、胡适等等，他们或者是要回避一些在他们或者后人看来见不得人或者不可轻易见人的东西，甚至会大量删改，或者向胡适很早就认为自己的日记是会被人看的，所以在写的过程中肯定会有回避的内容。但是柯文指出：“我们虽不能按照生活在当时的人们的理解和认知恢复过去的本来面目，但我们能谈论过去，描述过去的某些方面，以大体上接近事实的语言讲清楚历史真相与神话化的历史和故事化的历史之间的不同之处，读后感《周祯伟：柯文《历史三调》读后感》。”[7]

同时柯文指出：“参与'历史事件'的个人事先对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并无清晰的预见。”[8]“而实际的历史经历使真实的历史截然不同于复述的历史和神话化的历史。这个特点与亲历者的动机意识有关。历史学家的目的是了解和解释历史，神话制造者则从历史中吸取能量，为现实政治或宣传目的服务，为深层次的心理基础造势。与这两种人的想法不同，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的意识包含着人的所有感情和目的。直接参与者也许会做些努力，试着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而他们很可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亲历之事加以神话化。但是与主要的目的(如享乐、求生存…)比起来，这些都是次要的、辅助性的。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并在形成人们生活经历的过程中常常其重要作用动机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这些动机常常被曲解，神话制造者尤其如此，而历史学家也不遑多让，他们也许保持着警惕，但他们总是把历史的动机意识强行地导入多少有点合理性的阐释体系-'发生于其后必是其结果'的分析模式。”所以对于经历的历史也要抱有一种警惕。

三

神话的历史是指被政治、感情等利用而为现实服务的历史。首先神话一词是指“人为虚构”或“不真实”的事情。但是在文中其所要表达的意思远非如此，作为历史而言，作为历史学家而言，是在于追求历史的真相，可是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柯文提到“关于某件往事的明确结论一旦深深印进人们的脑海里(和心中)，人们就会相信自己认可的真相，即使这一真相与过去真正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同。至少这样的结论与人们'相信'的真相是相符的，因而准能在人们的历史观念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9]就像本书中的例子义和团运动，由于人们在长期的宣传和教育之后，对于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是亚洲革命风暴的组成部分的这样一种结论被我们当作真相而记在心中，而忘记了其是否与过去的发生的真相相符。在这个过程中，义和团运动已经被神话化继而被我们接受了。这就是作为神话的存在了。

可是神话是如何来的呢?其实一言以蔽之，神话的历史就是人们以自己需要而对于历史进行不同的解释和神化。举例说明，书中第七章开始就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对于义和团神话的构建进行分析。神话的历史，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鲁迅对于义和团的神话化，即不以义和团为历史的陈迹，而是随时都可能出现的幽灵。将之视为中国大众普遍的落后性，新文化中的干将们试图革新中国的文化，因而其对于旧的、落后的事物必须进行反对。因而义和团被作为落后、盲目排外的象征而遭受批斗。他们为了革新的需要而找到义和团作为落后象征的靶子，供其攻击。

而且当过去被当作神话的时候，其内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等到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反对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开始如火如荼的开展了，由于反帝的需要，义和团又被美化了。这一时期由文化层面上的对于义和团的神话转为以政治目的，带政治色彩的神话。

在第三个阶段，在文革中义和团再次被神话化，其被政治利用的痕迹更为明显。最初作为打倒对于《清宫秘史》中的政治倾向进行分析界定来找到可以打倒刘的证据(刘曾赞许过该剧)。还有江青为了抬高自己，打击以前的竞争对手，而对于红灯照大加发挥。种种均是赤裸裸的一政治为目的的对历史的利用。从这些神话化的过程可见，在具体情况下，人们对义和团进行神话化，主要取决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潮流。

小结

对于这三个维度进行理解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柯文笔下所展现的三种不同的历史，它们都是确实存在，这也就是罗生门在历史中的反映。既然凡是存在都有其合乎道理的一面，但是作为历史工作者来说，神话的历史似乎是要断然否定的，但是历史学者的无意“神话”有该怎么办呢?我有时候很迷惑，因为从结果来看，有意造伪和无意造伪是一样的，都不能原谅，但是经验告诉我，历史原原本本的真相是找不到的。我的导师路老师老是说，史学家应该抱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的理想，加上史家本身的操守，凭着良心做事了。

第三篇：《历史三调》读书笔记

《历史三调》读书报告

《历史三调》的读书报告是我大学第一学期里唯一的文科作业，读完此书时，概括来我得到了对“义和团”运动的大致了解和对“历史”本身的所思所想以及几点对学习历史的启示，收获不小。

关于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在读此书之前，我和很多同学一样知之甚少。什么是义和团?它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它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回顾?......简要概括，义和团运动就是在封建阶级的统治下，下层劳苦人民的生活质量连年下降，导致群众自发的组建自卫组织，其后来的发展又历史性的遇到了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播。由于当时人们的无知，义和团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无知的”拳民“们甚至残忍杀害了无数信教的中国同胞。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是在民间的话，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不过很不幸的，这股力量卷入了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之中并被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义和团的极端行为引来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合打压。这场运动最终以辛丑条约的签订告终，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为义和团陪一两银子，同时俄国还趁机占领了东北。

我认为“义和团”运动本身有一定的必然性，它发生在一个特殊时期，西方文明和古老的东方文明交汇的时期。也许出乎其参与者意料的，它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又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义和团“运动仍被冠以“反帝爱国运动”的美名，只是这样的美名未免太过牵强。他们真的在“反帝“吗？他们分明是在非黑即白的“排外“，他们真的”爱国“吗？光是被他们杀害的同胞数目就远在洋人之上，还”顺带“让中国又多一次耻辱。这让很多不了解真相的人们曲解了这段历史，失去了从义和团运动中反思的机会。

关于历史

柯文教授的这本专著不同于大部分的历史专著，他在向我们揭开义和团的面纱之前煞费苦心的撰写了一些文字，其中辩证的向读者说明了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之间有着比表面上更复杂，细腻的关系。这些文字对我来说比这本书的主题“义和团”更有意义，它让我认识到，同一段历史，用不同的眼光去回顾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历史事件的真相被淹没在错综复杂、含混不清的实际经历和被神话化的各种碎片中。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客观、有条理地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事件的真相，但是经历和神话包含着人类的情感，对历史学家而言它们是很强的干扰和很重要的影响。人类的历史不可能离开人类的情感和而独立存在，我想，没必要把历史的真相和实际经历，后世的神话化剥离开，因为正是后者的存在才能让现在的我们从中反思，总结，不犯相同的错误。

解读历史，柯文和他的《历史三调》为我们展示了的另一种方式。

第四篇：2021《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读后感三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读后感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文稿40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中国共产党历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入总结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阐明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这些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华民族在这个曾被讥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带领下，从山河破碎到繁荣稳定，从一穷二白到今天的和谐富强，是一代代爱国奋斗者前赴后继、砥砺前行，用生命和汗水去传递时代的磅礴力量，从当年嘉兴南湖起航的那一叶红船，如今已成长为乘风破浪的“民族复兴号”巨轮。

回顾中国共产党这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处处是接续奋斗的时代图景，它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时代之问。今天，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学好“党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从学习中汲取思想“智慧”，从学习中积蓄发展“力量”，不断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力前行。

要以学好“党史”为引，确保理想信念再夯实。不懂历史的人没有根，淡忘历史的民族没有魂。可以说，党的百年历史，是理想的奋斗史，是成长的磨砺史，更是信念的坚守史，党史中所蕴含的党的奋斗历程、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仍然是我们今天一如既往克敌制胜的特别法宝。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公职人员、组工干部，要认真学好党史，树立正确党史观，坚定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信念，确保以党的先进思想武装自己、以党的优良作风勉励自己、以党的正确路线指引自己，加强思想修养，主动固本培元，用心领会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

要以学好“党史”为方，确保创新应变能力再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当前，党中央已擘画出“十四五”规划蓝图，但来自国际和国内的风险挑战却从未停止，新时期的我们唯有把学习党史作为一种内生需要，从中汲取发展智慧和力量，方能与时俱进、应对自如。要以新思路、新面貌、新举措，对标习总书记提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七种能力”要求，不断将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起来，把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思路、具体举措，以时不我待、求真务实的奋斗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要以学好“党史”为本，确保为民初心再升华。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以民为本，着力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是我党最大的政绩，也是党带领人民奋力前行的根本出发点。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以史为镜，时刻保持与基层群众的血脉相连，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时刻将群众的急难冷暖记在心头。要把坚守为民服务的初心作为做好工作的生命线，坚持眼睛往下看，身子往下沉，劲头往下使，竭尽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补齐民生短板弱项。要坚决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以过硬的作风、敢于斗争的气魄、无畏无惧的担当带领人民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不负青春韶华、不负时代选择、不负历史重托。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新时期，我们要学好“党史”，自觉校正坐标原点，永葆不忘初心的发展定力，用奋斗谱写新时代的斗争精神，新征程，我们再出发！

第五篇：《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启示》读后感 “三力”笔谈 推进“三力

《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启示》读后感 ——“三力”笔谈 ——推进“三力...重新审视瓮安事件

积极探索应对良策

——《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启示》读后感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多发态势一直是困扰各级党委、政府的难点问题。从去年的瓮安事件到今年的石首事件、“新疆7·5事件”，各地群体性事件此伏彼起。从我区来看，集体上访、突发群体性事件等时有发生，规模性、组织性也越来越强。为积极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最近，结合全区的“三力提升”活动，我细细研读了《新群体事件观》一书。该书系新华通讯社贵州分社原社长刘子富在瓮安事件发生后，通过多方走访调查形成的重要著述。对于这一事件，作者没有像许多网民那样停留在批判上，而是做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看了以后，我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主要有以下三点体会。

一、正确应对群体性事件，需要我们树立新的观念

刘子富在《新群体事件观》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新群体事件观”的概念，包括现场第一原则、就事论事原则、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原则、反思自责原则、问责制原则以及慎用警力原则，这是对贵州处置“瓮安事件”的实践总结。书中指出：贵州省积极稳妥地处置“瓮安流血事件”的成功经验表明，过去旧的处置群体事件的模式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消减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激化矛盾„„必须确立“新群体事件观”，才能妥善地防范和处理群体事件，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

从书中介绍的贵州处置“瓮安事件”的实践看，我认为树立“新群体事件观”，关键是做好六个方面：一是，亲临现场。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主要领导必须切实承担起第一责任，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第一时间开展工作，靠前掌控事态的发展情况。二是，就事论事。不能轻率地把群众的集体行动视为是与政府的对抗行动，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群众的经济、民生利益诉求，从根本上化解矛盾。三是，信息公开。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我们藏着、掖着是肯定不行的。要在黄金24小时内公布准确、真实的信息，查明多少，就公布多少，不说没有依据的话，不表违背原则的态，更不能隐瞒事实真相。四是，引导舆论。在李树芬死亡事件发生后，游行请愿的消息就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飞速传播，网上也出现了很多不实的消息，这最终导致了矛盾的激化。因此，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必须重视舆论引导，强化对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型媒体的监管，有效防止蓄意串联和恶意炒作。五是，“切割”问责。上级不能为下级“买单”、“背书”，要迅速启动问责程序，分清责任，对于因工作不作为或乱作为，甚至是渎职引发群体性事件，产生严重后果的领导干部和相关责任人，要严肃追究责任。六是，慎用警力。不与群众发生直接对抗、冲突；在“妥协”和“压制”之间拿捏尺寸，该“柔软”的，“自身要柔软”，该“强硬”的，当然也要“强硬”，如发生了打砸抢烧，就要果断处置，将肇事者绳之于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品质之城、美丽之洲”的机遇期和黄金期。同时在这一阶段社会矛盾的“触点”会越来越多、“燃点”会越来越低，往往稍有不慎，小问题就可能引发大事端。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树立“新群体事件观”，认真把握好以上六个方面，真正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功夫用在平时，把社会矛盾化解在初始阶段。

二、正确应对群体性事件，需要我们把握五个重点

通过深入学习《新群体事件观》一书和分析近年来全国影响较大的群体事件，我发现几个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起因很小—基层反应迟钝—升级为群体性事件—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要认真吸取几次事件的教训，我认为必须注重源头预防，变被动为主动，通过创新机制，健全制度，不断夯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

一是要创新干部选拔任用考核制度。在瓮安事件中被问责的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在他在任的7年时间中，瓮安县GDP翻了近一番，财政总收入增长了近3倍。王勤本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的口碑也很好，非常廉洁，不搞腐败。那么“王勤现象”的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干部的考核评价上。目前我们的党政干部考核评价制度，群众几乎无法参与，往往注重的只是经济指标和数字，这导致了一些基层政府对社会稳定、社会建设的无暇顾及。我们余杭的少数乡镇也存在着类似问题。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从制度源头抓起，在干部选拔和考核过程中，不断提高群众参与评价的权重，只有让人民群众对干部的升降去留具有充分的话语权，选拔出来的干部才不敢懈怠，才会真正对老百姓负责。

二是要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瓮安县有23个乡镇，247个村，仅有党员12129人，而党员队伍中，居然有黑帮成员，所以当地人说“瓮安不出问题才怪了”。当前，基层组织建设薄弱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问题。比如，我们基层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为什么综治、公安部门要经常进行排摸，请专门人员去做群众工作，这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我们一些基层组织执政能力不强的问题。要抓好基层组织建设，准确定位镇乡职能，强化责任，完善管理服务体系，让乡镇干部集中精力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要加强对现有镇村干部的培训培养，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综合能力特别是驾驭复杂局面和及时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三是要整合民主监督机制。瓮安事件的发生与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有很大关系；瓮安事件最后得以成功解决，也与舆论监督系统的启动和民主监督机制作用的发挥密不可分。这一事件警示我们：人民民主不仅是政治原则，还要在现实生活中加以实现。因此，要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就必须不断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拓宽监督渠道，依法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真正把政治民主交给人民群众。

四是要建立利益协调机制。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大多是群众为经济利益的诉求所引发的，化解矛盾就应对症下药。面对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新局面，应由政府出面协调各方，由当事群众代表，参与涉及利益各方平等协商、全程运作、全程管理、全程监督，必要时赋予群众代表否决权。在处理具体利益关系时，要做到“大政策不违背，小事情上让点步”，尽可能保护群众利益不受侵害，尽量让利于民。

五是要建立完善教育培训制度。被免职后的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一直在深刻反思瓮安事件的教训，他痛定思痛地说，教育问题一定要高度重视。这里有两个层面：一是对领导干部的教育；二是对人民群众的教育。要深入进行新时期新阶段如何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习教育，尤其要加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习教育；深入进行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工作的学习教育。深化“法治余杭”建设，突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学法用法，加强青少年、企业管理、务工人员和农民、居民的法治教育，在各行各业掀起学法用法的热潮。

三、正确应对群体性事件，需要我们增强五种能力

近年来，发生在基层领导干部身边的群体性事件愈发频繁，比如今年的乔司顺杰事件、星桥桂花城事件。如何有效提升领导干部的处置群体性事件能力，非常关键。从瓮安事件的经验教训和我区工作实际看，关键是要打造“五个力”。

（一）见微知著能力。群体性事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都必然有一个酝酿、发生、发展的过程。瓮安事件发生前，已有多人以各种方式向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县信访局反映李树芬事件正在酝酿的危险，都被相关负责人搁置不问，以至事件爆发时没有任何有力处置预案。作为领导干部，要解民情，察民意，知民忧，要善于捕捉收集那些初露端倪的个体的表面现象，掌握真实的信息，认真加以研判，积极做好相关群体的工作，并做好应对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二）快速反应能力。面对群体性事件，我们千万拖不得，千万等不得，只有快速反应，以快制快，才能掌握工作的主动权，才能积极有效地化解矛盾、控制事态。比如今年我区发生的乔司顺杰事件，正是因为区级有关部门和乔司镇的第一时间介入、第一时间处置，才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平息了事件，没有发生重大的影响。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备迎难而上、不惧艰险的勇气，处变不惊、临阵不乱的气魄和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胆识，确保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查明事件的起因、参与人员的范围、造成的现实损失、事态发展的趋势等，迅速研究应对之策，对症下药、果断处置。

（三）驾驭全局的能力。群体性事件参与人员多、波及面广，处置不当，往往会引发更大的事端，甚至影响社会政治稳定。“新疆7·5事件”正是因为广东一家玩具厂发生了新疆籍员工与当地员工的群殴事件，政府没有妥善处理好，被敌对势力所利用而引发的，教训非常深刻。可以说，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直接牵涉社会治安大局的平稳和社会政治稳定。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有大局观念，必须有应对复杂局面、驾驭全局的水平和能力。不仅要看到事件本身造成的现实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又要考虑到对周边地区乃至对全社会的影响；不仅要考虑处置措施的力度，又要考虑到处置的实际效果，努力实现处置工作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

（四）组织协调能力。处置群体性事件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备较高的组织协调能力。瓮安事件发展过程中，正是瓮安县的主要领导缺乏应有的组织协调能力，坐等上级拿主意，眼睁睁看着事态不断升级。面对复杂的局面，领导干部一定要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从人员组织、车辆调遣到后勤保障，从力量布局、现场稳控到调查取证，从面上宣传、重点人员教育到强制措施的使用，都要井然有序、有条不紊的进行，使参与处置工作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得以充分发挥，使各项工作措施都能环环相扣、高效有序的进行。

（五）善后恢复能力。首先，对原因的调查要快速全面。其次，对问题的改进要快速有序。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改进既要强调及时性，又要注意次序性，注意抓住关键，先解决主要矛盾。第三，对人员处理要合法合理。要根据他们在事件中所产生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依法合理处理。第四，对教训的总结要由表入里，杜绝同类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