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施耐庵、施伯雨与《水浒传自序》

第一篇：论施耐庵、施伯雨与《水浒传自序》

[论文关键词]《水浒传自序》；施耐庵；施伯雨[论文摘要]明人贺复徵编《文章辨体汇选》录有一篇《水浒传自序》，文字与金圣叹评本《水浒》施耐庵“原序”相同，但多出“元施伯雨”的署名。按《文章辨体汇选》体例，这意味着施耐庵就是“元施伯雨”。笔者考证，这篇《水浒传自序》很可能源于金圣叹评本《水浒》，但相反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施耐庵是否“元施伯雨”，则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而《水浒传》“施耐庵的本”则有可能不是小说而是剧本。

一、问题和价值金圣叹评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下称金批《水浒》)“序三”说：“施耐庵《水浒》正传七十卷，及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钞，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所谓贯华堂古本《水浒》“原序”，见于金批《水浒》刊本，末署“东都施耐庵序”。研究者普遍认为它是金圣叹托名伪撰。明人贺复徵选编《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七之“序四十七·词曲类”录有一篇《水浒传自序》，文字与金批《水浒》“原序”相同，文末也署“东都施耐庵序”，所不同的是在《水浒传自序》题下又署名“元施伯雨”(卷327)。为简明起见，下文略称之“贺本序”，称金批《水浒》“原序”为“金本序”。《文章辨体汇选》“序四十七·词曲类”除“贺本序”外，还有《曲序》，题下署“徐渭”；《序拜月西厢传》，题下署“李贽”；《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序》，题下署“王思任”。这些署名都是作者的本名。“贺本序”文末已有“东都施耐庵序”字样，而题下又署“元施伯雨”，按《文章辨体汇选》体例，意味着“东都施耐庵”就是“元施伯雨”。这是“贺本序”提供的新信息。“贺本序”的价值自然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源于“金本序”。如果是这样，便意味着贺复徵认为施耐庵是“元施伯雨”；如果不是这样，则“贺本序”当另有来源，同时也意味着“金本序”当有来源。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在《水浒》研究的现有视野之外，可能具有新的史料价值。

二、“贺本序”有条件录自“金本序”金批《水浒》是刊行本，“序三”署“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十五日”。《文章辨体汇选》是未刊本，被《四库全书》直接收录。因而，要判定“贺本序”是否源于“金本序”，在缺乏直接证据的前提下，需查明《文章辨体汇选》脱稿与金批《水浒》刊行的相对时间。关于《文章辨体汇选》的版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书只存抄本”，“每册首有晋江黄氏父子藏书印记”，但《千顷堂书目》却未著录。全书七百八十卷，所选文章“上自三代，下逮明末”，“首无序、目”，“其中有一体而两出者，……有一体而强分为二者，……未免失于别裁。意其卷帙既繁，稿本初脱，未经刊定，不能尽削繁芜。然其别类分门，搜罗广博，殆积毕生心力抄撮而成，故坠典秘文亦往往有出人耳目之外者。”这是说，此书“未经刊定”，尚需加工修改以“尽削繁芜”，属于尚未最终编定的初稿。上文提到，此书录有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序》。王思任(1575—1646)卒于清顺治三年(1646)，但《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序》作于“天启癸亥”，即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原是为清晖阔刊本《牡丹亭》所作。又如卷十九“诰”之一，探讨“诰”的观念演变，有按语“复微日：考《文苑英华》亦有„中书制诰‟、„翰林制诏‟之别。……我明大夫曰„诰命‟，郎官曰„敕命‟，则是唐、宋„制‟重而„诰‟轻，明则„敕‟轻而„诰‟重，合而观之可以知唐、宋、明三代之损益矣。”(卷19)这分明是明朝吻。通检全书，可知所录文章的确“下逮明末”。关于《文章辨体汇选》的编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明贺复徵编。复微字仲来，丹阳人。”“书中有复徵自著《道光和尚述》云：先宪副昔宦夔门，时为天启甲子六月。越岁乙丑予入蜀，悉其事，先宪副为郎南都，嗣后入粤归吴，又云：先宫保中泠公请师演说《金刚经》。又《(吴吟题词》云，辛未秋，家大人粤西命下，予以病侍行。考丹阳贺氏一家，登科名者，邦泰，嘉靖己未进士；邦泰孙世寿，万历庚戌进士，官总督仓场户部尚书；世寿子王盛，崇祯戊辰进士，按之复徵所序祖父官阶年月，俱不相合。”(卷189)这里肯定了贺复徵是明朝人，但其家世不详。以上提要虽然没有涉及此书“稿本初脱”的时间和贺复徵的生卒年，但有助于查考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此书内含贺复徵自著文章六篇。在《云社约》中，他自我介绍道：“予不佞复徵，字仲来，行二”；“予不佞复徵，万历庚子年三月二十六日生。”(卷51)可知他生于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比金圣叹(1608—1661)年长8岁。其《吴吟题词》开头说：“辛未秋，家大人粤西命下。粤故多瘴疠，家人戒无往。然功令必往，予乃以病侍行，溯扬子江而上……”。”(卷362)其时在崇祯四年(1631)辛未。其《道光和尚述》提到：先宪副昔宦夔门，闻师戒行，延之云安之慧日寺。讲《法华经》，天花乱飞，大者如掌，万目恭睹，诧为希有，如是者三日。其时为天启甲子六月也。

越岁乙丑予入蜀，悉其事，寄以诗曰：……。未几，师南游，晤予于后湖别墅，云往星源之花山修六度净社。予送以诗曰：……。先宪副为郎南都，师从白岳柱杖来相见道故，且为欢喜。适蜀人王太史、徐玺卿皆欲留之常住，与先宪副相商，于鸟龙潭上规摹数武，结道光庵，挂师锡焉。嗣后先宪副入粤、归吴，十年之间，师岁一至丹阳为故事，不啻白香山之如满苏长公之参寥也。不幸先宪副见背，四方多事，师依杜将军，下吴门，过娄江，走云间、海上。不如意，复至丹阳。余奉师于城西之六度庵。先宫保中冷公为之倡，首请师演说《金刚》妙经，作诗赠之。予和以诗曰：……宫保公结静室于净香池后，为师焚(引者按原文如此，当作梵)修。予辈亦喜师有住足地，而师竞逝矣。(卷629)将以上两文互参，可寻出一些史实。“师”指道光和尚。“先宪副”是贺复徵的“家大人”即父亲。他在“天启甲子”(天启四年，1624)前后任职夔门，后“为郎南都”，调任南京，曾为道光和尚在南京乌龙潭建道光庵。之后，他于崇祯四年(1631)辛未“入粤”，调任粤西，后又由粤“归吴”，回家乡丹阳。他从“入粤”到“归吴”，再到死去，前后“十年”，则他当卒于崇祯十四年(1641)。恰巧，金批《水浒》也刊行于这一年。贺父死后，道光和尚随杜将军辗转吴门(苏州)、娄江、云间、海上(上海)，后又回到丹阳。在丹阳，贺复徵“奉师于城西之六度庵”。之后，“先宫保中冷(引者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冷”作“泠”)公”供养道光和尚，为他建造静室，直到他死去。《道光和尚述》显然作于道光和尚死后。虽然道光和尚的卒年不得而知，但肯定在崇祯十四年(1641)贺父死后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道光和尚离开丹阳，辗转苏州、娄江、云间、上海，又回丹阳。在丹阳，他先住六度庵，又讲《金刚经》，后迁净香池后之静室，直到他死后贺复徵为作《道光和尚述》，并编入《文章辨体汇选》。金圣叹是苏州人，金批《水浒》应刊行于苏州。而从丹阳到苏州，骑驴或乘马车，一天时间足矣。因而，贺复徵应有条件见到金批《水浒》，“贺本序”

自然有条件录自“金本序”。虽然“贺本序”未必录自“金本序”，但录自“金本序”的可能性无法排除。

三、“贺本序”未必录自“金本序”之所以说“贺本序”未必录自“金本序”，是因这种可能性也无法排除。[1]

第二篇：生命的悲剧：论《水浒传》人物之林冲兼论作者施耐庵

生命的悲剧

——论《水浒传》人物之林冲兼论作者施耐庵

内容摘要：《水浒传》作者究竟是施耐庵还是罗贯中，至今仍有争议，但本文认为是施耐庵，或至少是“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水浒传》成书前的诸多记载及戏曲中多没提及林冲，而在施耐庵所著《水浒传》中却用了大量篇幅来写林冲，呈现给读者一个经历曲折、性格复杂而又充满悲剧意味的典型形象。可以说，施耐庵是带着很强的个人体验性在给林冲作传，其中依稀可见作者的影子，他在向我们演绎一幕生命的悲剧。那么，所谓林冲的生命的悲剧是什么？这与施耐庵的个人体验又有何关联？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生命的悲剧/林冲/施耐庵/忧愤

明人李贽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忠义水浒传序》）清代张潮亦认为“《水浒传》是一部怒书”（《幽梦影》）。《水浒传》果因忧愤而作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该书作者。本文即从论定《水浒传》作者入手，结合其个人体验，分析其精神走向，与《水浒传》中人物林冲之经历与性格相照应，得出林冲实是施耐庵的影子，作者通过这一人物向我们演绎了一幕生命的悲剧的结论。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它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可就是这样一部非凡的著作，其作者却历来颇有争议——是施耐庵还是罗贯中？数百年来未有定论。有人认为是施耐庵：“《水浒传》元本，乃钱塘施耐庵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备悉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色成之。”（清梁玉绳《瞥记》）众多施耐庵传与墓志中也提及著《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之事，而《兴化县续志》中更有张士诚就《江湖豪客传》与施耐庵的一番对话的记载。也有人认为作者是罗贯中：“史称宋江三十六人横行齐、魏„„罗贯中演为小说。”（明郎瑛《七修类稿》）明王圻《稗史汇编》中更说《水浒传》是罗贯（而非罗贯中）所作，清人章学诚则怀疑此为“稗史之误志”。我写作本文时翻阅资料，有一篇明代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引起了我的兴趣，该书作者称罗贯中“与余为忘年交”，后又示罗贯中若干著作，其中没有《水浒传》。而流传甚广、影响极大的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也认定施耐庵为作者；当今发行的各版本《水浒传》多是以施耐庵为作者，有些版本也标明是施耐庵、罗贯中著，但我至今没见过有单以罗贯中为作者的《水浒传》版本。由这些材料可知，人们历来就偏向于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

有关施耐庵的生平记载极少，即使有也是零星见于一些散记，然而经过历代学者不懈努力，还是梳理出了施耐庵的大致生平，本文作者由其生平更加确定施耐庵为《水浒传》作者。“传闻施与青田刘基（即刘伯温——本文作者）同窗，明阴阳，通谋略，然而一生潦倒，未展鸿图，晚年写作，后世成名”（滚塘岸七十二世长房曾孙徐忠伟致刘冬信——本文作者）①，曾投张士诚，“因不受重用，后又回滚塘岸，老死在滚塘岸”（同上）。一个空有一身本领、望图“逐鹿中原，争夺天下”（同上）、自以为得遇明主（张士诚）却又不受重用、郁郁而终的施耐庵，其思想与《水浒传》是那么契合，不由人不信《水浒传》是出自他之手。清人顾丹笔记抄本中又有刘基向朱元璋举荐施耐庵的记载：“适耐庵作《水浒传》甫竣，刘阅之，遂不言荐。归报太祖曰：‘此人心思才力已耗尽于一部小说矣，用之何益！’”①由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水浒传》作者当为施耐庵，或至少是“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明高儒《百川书志》）。

金圣叹说：“《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施耐庵确实在《水浒传》中作了几篇传，尤其对于林冲，作者把个人体验溶入其中，用了大量篇幅，倾注了众多心血，通过这一典型形象向我们演绎了一幕生命的悲剧。

《水浒传》成书前就多有关宋江等三十六人的记载，如《侯蒙传》：“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然而除宋江外却均不具名姓。最著名的当数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其中所记三十六人除去孙立、晁盖，而以林冲、公孙胜补之，再将少数几人名号更之，即《水浒传》所叙三十六天罡星。这《宋江三十六人赞》可说是与《水浒传》最接近的本了，但其中并无林冲；另，《水浒传》成书前的众多水浒戏也均与林冲无关；又，林冲不像史进（史书记为史斌）、杨志，史书有明确记载，只在《大宋宣和遗事》等极少数书中出现过。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甚至可能不存在的人物，施耐庵又是怎样将他塑成一个典型形象并演绎了一幕生命的悲剧的呢？且看《水浒传》中林冲的遭遇。

豹子头林冲，原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因被高俅陷害，只落得家破人亡，落草为寇。上梁山后，他杀王伦，推晁盖为主，吴用、公孙胜次之，以成“鼎足三分”。后晁盖中箭身亡，他又首先站出来与吴用等商议立宋江为主。在以后历次征战中，林冲也多是主力，屡立战功。最后中风病瘫，留在六和寺中，半载而亡。可以说，林冲是梁山唯一一个具有大将风度的人，金圣叹也说他“算得到，煞得住，把得牢，做得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林冲，却始终居于人下：为官时受高俅等管束，“屈沉在小人之下”；王伦在位时他排第四，尚在杜迁、宋万之下；推晁盖为主后仍排第四；梁山泊排座次，位居第六，五虎将中居第二，无甚作为的关胜反在其上。再看林冲的性格，这在《水浒传》中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其性格之复杂与变化值得推敲。林冲的性格本来就交织着双重矛盾，一方面是家族和地位决定的忍辱妥协的性格，这在他“风雪山神庙”前的行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不再赘述；另一方面是他富有正义感，有抱负，时常有不甘受辱的牢骚——“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这样的人，这样活着，必定是痛苦的，于是在现实的一步步紧逼下，林冲的性格发生了重大转变，终于走上了反抗的道路——“逼上梁山”，这是对林冲遭遇最确切的表述了。

由小康之家而至家破人亡，由身居官位而被逼落草为寇，由软弱而顽强，由忍辱妥协而奋起反抗，林冲的经历不可谓不曲折，其性格也不可谓不复杂。然而经历曲折并不一定就是典型，性格复杂也不一定就是成功的艺术形象。“对于小说，典型形象主要指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亦即某种个性和共性在某一具体人物形象上得到审美的对立统一”②，也就是说，“典型”不但要有自己的“个性”，更要有“共性”——吸引人们关注的可能是其独有的“个性”即与众不同之处，而真正能打动人心的却往往在于其“共性”即我们人人都有的。逼上梁山是林冲的“个性”，而不甘忍辱妥协却是我们的“共性”；壮志难酬是林冲的“个性”，而不尽的失望与失落却是我们的“共性”；家破人亡是林冲的“个性”，而“求不得”却是我们的“共性”；林冲力图保住家庭和地位，而我们又何尝不是更乐于安于现状？林冲被发配仍念念不忘“挣扎着回来”，而我们又何曾肯忘却经历过的欢乐？施耐庵恰恰是抓住了林冲身上的“个性”与“共性”，成功将其塑造成了一个典型形象。

施耐庵是带着很强的个人体验性来给林冲作传的，林冲身上的这些“共性”，岂不也是施耐庵的夫子自道？施耐庵一心反元，“逐鹿中原，争夺天下”，却是孤掌难鸣。他又投张士诚，以为得遇明主，却不想张失身仕元，江河日下，他只好与一班文人“高翔远引”，将一腔热血倾注于书，郁郁而终。读林冲，时时有忧愤之气涌至，这是在林冲的行动中经常可见的；林冲在杀王伦时曾有言：“这梁山泊便是你的！你这嫉妒贤能的贼，不杀了，要你何用！”③此处“梁山泊”真谓梁山泊？其忧愤之气直迎面扑来！

总忘不了《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对雪的描写：“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③好一幅英雄末路的孤寂落难图！天寒地坼，大雪纷飞，正是演绎生命的悲剧的绝好舞台。有人这样定义“悲剧意识”：“面对现实的种种矛盾和苦难，困惑、迷茫、沉思和不懈地追索与问询。”④那么悲剧又是什么呢？简言之，便是思而不解，求而不得，问而无果，悲剧中充溢着“对命运的抗争，一种执着的无休无歇的追询，一种生命意志的顽强搏击”。④悲剧的结果总是事与愿违，那些软弱无能、坐以待毙、毫无主体能动性的故事，充其量只可称得上悲惨，却与悲剧无关。悲剧其实就是追索与命运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为前者强调人的意志，而后者则意味着意志不起作用。林冲之意志不可谓不强，而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命运——欲保家而家破，图报国而被拒，反对招安却又只能随宋江战于辽、讨王庆、征方腊，战争结束了，却又中风病瘫而亡。林冲难以与命运相抗争，施耐庵岂不也是如此？王同书研究了《耐庵遗曲》后认为遗曲中所含忧愤之情包含了旧中国知识分子所难同时遭遇的三种情况，一是空前的民族恨（汉族与少数民族），二是“对张士诚知遇之恩的感激和竖子不足与谋的矛盾”⑤，三是特殊的思想抱负（正合高尔基所说“有多大智慧，就有多大烦恼”）。施耐庵欲一洗民族恨却孤掌难鸣，欲报人知遇之恩也不得，想实现抱负而无门，实是有万斛忧愤而难以表达，“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物，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无可告语之处”（李贽《杂说》），当他着手写《水浒传》，抓住了林冲这个人物时，便仿佛找到了宣泄口，以浇自己的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慨数奇命蹇。且看，施耐庵原本是要照张飞的样子来写林冲的，但因其忧愤之情冲淡、掩盖了其他感情，因此在我们看来，林冲除了“豹头环眼，燕颔虎须”与张飞相似外，便极少有张飞的影子了，林冲在这里便只是林冲了（这也正是林冲形象不朽的原因）。在林冲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施耐庵的影子：一样的家国之恨，一样的不遇明主，一样的壮志难酬，一表用不懈追索与命运抗争却最终失败。施耐庵从投笔从戎、踌躇满志到自认失败、只能凭虚构故事以泄忧愤，这定是一段从满怀希望到“哀莫大于心死”的痛苦历程。然而最痛苦的还不是“心死”，而是当一个人可以坦然面对失望与失落时，那曾经的希望和激情却又被时时记起，它们围成的迷宫让人时时失去了方向。施耐庵不懈地追索过，然而终是难与命运抗争，在迷茫与困惑中他开始为林冲作传，也是在为自己作传，那一幕生命的悲剧实是难以分清为谁而演。话题涉入死亡，施耐庵便犹豫了，他陷入了该怎样了结林冲生命的权衡之加。施耐庵毕竟是个文人，他想借林冲以抒胸中忧愤，让林冲代自己做出一番事业来，然而他不能也不敢。一方面是生命在文字间悄悄流逝的不甘，另一方面又是文人所固有的拘谨与顾虑。施耐庵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征方腊得胜回师前，“不想林冲染患风病瘫了，„„就留在六和寺中，教武松看视，后半载而亡。”——施耐庵竟然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林冲的生命！“不想”，何谓“不想”？真是想不到吗？怕是没办法。与小说相比，我却更喜欢1996年央视《水浒传》中林冲的结局——见宋江放走了高俅，急火攻心，含恨而终。这才是真正的林冲！既然是这样更能突显林冲个性，施耐庵为何偏偏不如此呢？难道是作者纰漏？然而我不以为然。有两方面理由：一者，梁山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群，具有不可分离、不可断裂性，在征辽、讨王庆等战役中梁山一百单八将无一折损，而在征方腊时从折损三名偏将(宋万、焦挺、陶宗旺。况林冲在五虎将中居第二)开始便一发不可收拾，终至一百单八将走死逃亡，所剩无几，一片凋零悲景。因此，按照作者的观点与情节安排，林冲的死必定会导致梁山整体的崩溃，这样，在招安之前即让他死去未免太早；既然招安前未死，招安之后未见有半分功绩而死岂不更是没有来由？二者，或又是作者在林冲身上愈来愈觉察到了自己的影子，而疑心读者早已觉察到了这一点，因此急忙收敛。人都怕别人看到自己的内心，甚至有时候连自己都不敢窥视——施耐庵亦不脱此理。他一方面怕读者窥见自己的忧愤，另一方面更怕自己陷于忧愤而难自拔，因此急敛忧愤之情，给忧愤的林冲一个草草的收场。对于施耐庵，是有忧愤而不敢发；对于林冲，忧愤郁于胸却不能发。施耐庵的初衷难道不是想借林冲一抒胸中忧愤吗？然而他最终还是不肯向自己最想亲近的林冲走近，这就好比两个惺惺相惜的人，相互需要却又彼此逃避，那忧愤终是郁而不发。

施耐庵写林冲，实是呕心沥血；林冲活于施耐庵笔下，又处处可见耐庵身影。一个忧愤之人为另一忧愤之人作传，这本身就是一幕生命的悲剧，夫复何言！

参考文献：

①刘冬《施耐庵生平探考散记》（原载《明清小说研究?第1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8月）

②萧兵《中国古典小说的典型群》（同上）

③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10月

④张振军《传统小说与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 ⑤王同书《三千芥子多作了藏愁孔——<耐庵遗曲>赏析》（同①）

⑥李希凡《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⑦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

第三篇：施一公,再论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人才与环境

再论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人才与环境

序：我的一篇博文《中国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在科学网上讨论热烈，我也收到大量反馈。感谢博友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其实，该文是我计划写的一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只想说明一个问题：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对中国前途的重要性。在上篇文章的基础上，在此我想继续谈谈人才与环境的问题：人才培养需要环境的支持，而环境改善更需要人才的努力！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1．人才与环境

从1982年至1989年，共有422位年轻的生物专业学生被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英文简称CUSBEA）录取，赴美攻读博士学位。这些当年的留学生如今大多数已经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军人才。据不完全统计（IUBMB Life

61(6):555-565, June 2009）, CUSBEA学生中至少有79位在国内外著名大学里担任正教授，其中包括王晓东(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王小凡(Duke)、袁钧瑛(Harvard)、施扬(Harvard)、林海帆(Yale)、管坤良(UCSD)、骆利群(Stanford)、韩珉(Colorado)、熊跃(UNC)等一大批生命科学的杰出人才，还有相当一批CUSBEA留学生成为生物医药企业、法律界、医学领域的高端人才。他们的成功得益于美国一流大学和社会优秀的人才培养环境。如果没有

CUSBEA项目把他们送到美国留学、工作，而是立足于国内培养，很难想象今天会是什么情形。

毫无疑问，这些CUSBEA留学生出国前已经具备了优秀的内因，是优秀的种子，而经过了优秀环境的孕育培养，现在则成为枝繁叶茂的栋梁之才。种子的发育、作物的生长都依赖于土壤，贫瘠的土壤不可能培育出壮实的作物，但作物的存在和生长也可以改良土壤，并为将来的种子发育、后代作物生长提供条件。移植来的作物能否在相对贫瘠的土壤里继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取决于土壤是否具备最基本的营养成分，同时也取决于该作物能否适应迁移后的土壤。

土壤与作物好比是环境与人才。人才的培养需要良好的环境，包括鼓励创新的科技体制、着重能力培养的教育体制、以及正气理性的浓厚学术氛围。然而，人才同时也可以改善和改良环境。国内人才的作用毋庸置疑，他们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迅速发展的引擎。而时至今日，中国要进一步提高竞争力，成为科技强国，那么在原有人才结构的基础上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可以加快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创新、培养一流的学术氛围。

2． 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究竟哪个更重要？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单选题，答案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与其人才培养的环境密切相关。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国家而言，其未来发展所需的人才基本

可以依靠自身培养；同时，美国具有优秀的人才培养环境和相对完善的教育科技体制，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提供了保障。但是，相对于世界发达国家，中国目前还不是科技强国，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环境也相对贫瘠，科技体制充斥潜规则、没有起到足够的鼓励创新的作用，教育体制也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这样的环境制约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也限制了引进的年轻人才的发展。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可以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但是，受各种条件限制，中国在现阶段及今后一段时间，要改善其土壤的一个捷径是大力度从海外引进高层次人才，同时大力推动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深层改革，从而逐步改进改善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环境。

必须意识到，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目的不只是在某些领域加强中国的研究实力，更重要的是为了让这些高层次人才立足于国内环境培养杰出青年人才、并积极参与到人才培养环境的改善中来。

3．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历史契机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大批留学生出国深造。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成长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例如，在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领域，1997年仅有不足100名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留学的中国人在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及科研院所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其中教授寥寥无几。而过去十年，这个数字突飞猛进，在2007年就已高达三千余名，包括800多名正教授，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其所在科技前沿领域的世界一流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巨大的人员储备为中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改革开放三十年，终于到了收获我国留学政策果实的时候了！这一点，可谓天时。

尽管近年来回国人才不断增多，但应该看到，高层次人才中最优秀的绝大多数仍然滞留海外，这是我国的巨大损失。尽管多年旅居海外，但这批人才中的相当一部分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和振兴，对祖国有很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许多人涌动全时回国工作的激情。这一点，可谓人和。同时，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全面崛起，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正在从大国走向强国。国家制定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其核心是急需相当数量的高质量、高层次人才。这一点，可谓地利。

天时、地利、人和，中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历史契机已经成熟。

4． 归国高层次人才的历史责任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的飞速发展有目共睹。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就有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并迅速成为科技教育的中坚力量；过去二十年，引进人才在中国的发展中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在科技、教育、经济、产业等各方面担当重任。去年卸任的教育部长、现任工程院院长周济、以及现任的科技部长万钢和卫生部长陈竺分别在美国、德国、和法国获得博士学位，搜狐公司的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和中星微电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则于九十年代分别在MIT和UC-Berkeley获得博士学位，他们都是早期归国人才的代表性人物。

而今，归国高层次人才理应继续担负起历史和国家赋予的责任。我认为，这些人才应该有两方面的责任，第一、专业责任；第二，社会责任。作为各个领域的专家，每位归国高层次人才毋庸置疑的一个本职工作就是要继续立足于专业，在中国的土壤上努力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同时培养优秀的年轻后备军，促进本领域尽快与国际接轨，力求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直至引领世界。对我而言，这项本职工作就是在我的专业领域结构生物学继续高水平的研究工作，立足清华大学培养优秀的博士生和年轻科学家。全职回国两年多以来，我的清华团队做出了重要的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充分认可，这也是我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中国的土壤可以培养人才，但还不是最肥沃的土壤，中国的科技体制还不完善，甚至某些方面很不合理。帮助中国进一步完善科技体制和政策是所有归国高层次人才义不容辞的社会、历史责任。这些人大都在欧美发达国家学习、工作、生活过多年，熟悉国外的职业准则和体制机制，回国之后，应该发扬“拿来主义”的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针对中国现状，努力介绍推行在国外学习到的合理的、有优势的、适用于中国的机制或体制，并且身体力行职业道德，促进中国科技体制的改善以及科技政策的完善，改良人才培养的土壤。

5． 结束语

两年前，一位刚刚从海外归来、加盟清华生命科学的年轻教授在与我的第一次正式谈话中，很坦率地问道，“一公，你觉得我需要每周花多少时间出去拉关系？以便将来在基金申请等方面得到照顾。”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一分钟都不需要！我相信，你在中国靠实力可以崛起，其他像你一样的年轻人也一样完全可以靠实力崛起！”此话代表了我的心声与理想。

我坚信，在中国不久的将来，年轻人才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脱颖而出，在中国持续做出一大批世界级的工作。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又会进一步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年轻人才涌向中国。这该是多美好的前景！最富有创造力的永远是这些三、四十岁的年轻科学家，但他们也最容易受到潜规则的伤害（They are most vulnerable!）。只有当我们的年青一代可以无忧无虑地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的时候，我们的人才政策才是真正成功了，我们才真正拥有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环境。

让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创造人才成长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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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190赫茨伯格双因素论的导入与新时代公共图书馆员培训

190赫茨伯格双因素论的导入与新时代公共图书馆员培训

摘 要：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时代的进步要求公共图书馆员与时俱进，以适应不断更新的技术和环境。该文引入赫茨伯格的双因素论浅析新时代公共图书馆员培训，重点介绍了双因素论对新时代公共图书馆员培训工作的指导作用以及在双因素论的指导下进行公共图书馆员培训的方法措施。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员培训 赫茨伯格双因素论 培训措施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5）02（a）-0190-02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公共图书馆作为文化的集散地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建设文化强国的责任。图书馆作为普通老百姓触手可及的文化中心，应该与时俱进，以适应不断更新的技术和环境。该文重点介绍了双因素论对新时代公共图书馆员培训工作的指导作用以及在双因素论的指导下进行公共图书馆员培训的方法措施。研究背景

1.1 国外关于图书馆员培训的研究

国外关于图书馆员培训的研究主要研究培训方案和培训程序，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提出图书馆员培训新的方法措施。克莱尔?康纳在《图书馆员培训》文章中探讨了图书馆员培训方案的规划和实施；尼克?卓恩特则提倡一种建构主义指导下的培训方式；伊兰娜?金斯利研究了“学习2.0”模式的馆员培训方案；鲁米纳?奥迪尼研究面向馆员交流能力的培训；玛丽?梅茨格讨论了对图书馆员进行交叉培训的重要性；楚克?托马斯和萨瓦?帕特尔界定了数字图书馆工作的多层次框架。国外对图书馆员培训的研究为我国图书馆员培训提供了理论支持。

1.2 国内关于图书馆员培训的研究

国内很多图书馆员进行了图书馆员培训方面的研究，但是大部分研究探讨了培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例如：高长玲的《图书馆员现代化技术培训问题》、李禾和刘秉宇的《当前公共图书馆员培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李晓莉的《我国图书馆员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赵曾的《公共图书馆员培训浅析》。这些文章重点研究了图书馆员培训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但是问题讨论不深刻，解决措施也不适应现代信息时代的需求。为了进一步研究公共图书馆员培训，有些图书馆员引入了新的理论，为图书馆员培训工作开拓了新天地。例如杨洪能和徐建华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导入与当今图书馆员培训》中提出：按照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对图书馆员进行技能培训、交往能力培训及态度培训。

国内外关于图书馆员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图书馆员培训，结论各有千秋，但是主要是提升图书馆员自身能力、加强业务能力，为与时俱进也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借鉴的建议和措施。但是由于高科技信息发展和时代进步，图书馆员亟需进一步加强培训工作，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该文从赫茨伯格双因素论的角度探讨了双因素论对图书馆员培训的指导作用及公共图书馆员培训的措施。赫茨伯格双因素论与图书馆员培训的关系

2.1 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

首先，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对于“人们期待从工作中获得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研究对象描述工作中的愉悦感时，他们最常提到的是工作任务相关因素，有过出色工作表现的事件以及职业发展的前景。相反，当他们描述不满情绪时，往往提到的是并非与工作有关的因素，而是与工作外部环境有关的因素。有些事件会让人们感到他们在一种不公平或紊乱的环境中工作，这些事件会造成不利于心理健康的工作环境。与这类事件相关的因素，我们称之为“保健因素”，因为他们的功能和作用方式与卫生保健的基本原则相似。这些保健因素包括：监管、人际关系、工作条件、薪酬、公司政策、行政管理、福利政策以及工作保障。

人需要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自我，工作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工作环境并不能满足这个需求，它们不具备让他们实现价值的功能。只有工作本身才能满足人的这一基本需求，进而又增强他们对这种满足的渴望。尽管工作本身的因素与工作环境因素共同组成人们的工作目的，但从激励功能上来说，这两种因素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工作环境通过避免令人不快的情形而满足人们的需求。与这种通过预防某种负面情绪而达到激励效果的方式不同，工作本身的因素通过让个人实现抱负和期望达到激励的效果。我们就将工作因素定义为“激励因素”，而与之相对的是工作外部因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保健因素”。

2.2 双因素论对图书馆员培训工作的指导作用

图书馆员培训从狭义上讲是培训图书馆员完成本职工作所需的技术、技能，从广义上讲是实现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发挥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提升图书馆员的业务素质与组织绩效，培养图书馆员的爱岗敬业精神、职业道德等过程。如何激励图书馆员，提高图书馆员的工作效率？哪些措施能提高图书馆员的工作激情？这些问题都需要赫茨伯格的双因素论来回答。图书馆的工作本身就是图书馆员实现自我价值和期望的关键，良好的工作环境又能减少图书馆员的负面情绪进而提高馆员的工作效率。

“激励因素”满足图书馆员创造力的需求，满足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保健因素”改善工作环境和福利，满足待遇需求，只有两者共同作用才能达到促进良好工作态度，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在双因素论的指导下，谈图书馆员培训的措施

图书馆员感到满意的都是属于工作本身或工作内容方面的；使馆员感到不满的，都是属于工作环境或工作关系方面的。前者叫做激励因素，后者叫做保健因素。因此图书馆员培训措施也分为两个部分：激励措施和保健措施。

3.1 激励措施

激励措施主要是为了提高图书馆员的专业业务能力。公共图书馆可以举办定期的外出交流学习、聘请图书资料方面的专家来馆授课、利用网络远程学习专业知识。除此之外，随着现代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图书馆已成大趋势，图书馆员也需要接收交叉能力培训，提高计算机操作能力和外语能力。图书馆可以聘请专家开办讲座，选择一批年轻的馆员上课培训或者外出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