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机制与群体共进——七十年代书家提名展回顾

第一篇：展览机制与群体共进——七十年代书家提名展回顾

展览机制与群体共进

——七十年代书家提名展回顾

顾工

2010年8月20日，“全国七十年代书家提名展”的第11次展览在江苏昆山开幕。这个规模不算大、级别不算高的非官方书法展，引起书法界的多方关注。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言恭达全程参加活动，出席了开幕式和“当代书法创作与审美”学术研讨会，仔细听取到会的15位作者的发言，并与大家交换看法。言恭达先生问：这个展览何以能坚持这么多年？它的机制是什么？对当代书法展览有何启示？

“七十年代书家提名展”展览从2001年开始策划、提名，2002年首次展出，十年间先后在连云港、大连、天津、衡阳、长汀、漳州、枣庄、开平等十地展出，出版六种作品集。它通过不断增补、调整参展人选，以动态稳定的作者队伍，高超的创作能力和创新机制使得它成为当代最著名的书法提名展之一。本次展览作者有林再成、胡紫桂、沈惠文、张东明、陈胜凯、戴家妙、冷柏青、张恒奎、朱勇方、薛龙春、徐鸣浩、鞠稚儒、何连海、王忠勇、赵永金、顾工、鲁大东、何国门、朱天曙、李双阳、黄国光、嵇小军、王卫军、李静等24人。作者分布于江苏、浙江、湖南、福建、广东、山东、北京、辽宁等许多省市，大多接受过正规的高等书法教育，其中有书法方向博士6人、硕士4人。

“七十年代书家提名展”2002年首届展览提名作者18人，后来4次调整参展作者，共增补成员11人，5人因各种原因暂时退出。本次参展作者24人。在整个策展过程中，最为外界关注的是展览成员如何进出的机制问题。

在首次展览筹备阶段的2001年，我作为主要策划人，设计了展览的进入程序。首先，通过各省书协和各省青年书法名家，在全国范围内对七十年代出生、具备中国书协会员资格的青年书家进行摸底，编制了一份一百多人的通讯录，然后综合创作水平和知名度两项指标，选出其中约40人作为候选作者。第二步是对候选作者进行投票。投票人分为三类：一类是全国各地六十年代出生的代表性书家约20人，他们对七十年代书家的接触和了解应当远远超过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书家；一类是各大书法报刊编辑、书法评论人约20人，他们因为工作关系对全国的七十年代书家有较多了解；还有一类是被提名的七十年代出生书法作者，他们对同龄人的书法状况最为熟悉。第三步，统计回收的选票，其中票数较高的18人当 1

选，他们成为首届“七十年代书家提名展”的参加者，每人提供4件作品参展。

由于首次展览的成功，它开始巡回各地展出，并成为“七十年代书家”群体的标杆。瓦翁先生两次参加展览研讨会，盛赞这是书法界的“青春之歌”。朱关田、刘正成、王镛、丛文俊、黄惇等先生都对这个展览给予了关心。在随后的几年中，不断有七十年代出生的书法作者希望参加进来。根据华人德先生提出的“你们还可以像滚雪球一样，把一些好的作者不断地加进来，让这个展览在社会上起到好的带头作用”的建议（《苏州首展研讨会发言纪要》），经过全体作者会商，我们确定了新的进入机制。即由已有的参展作者组成“七十年代书家艺术委员会”，所有七十年代出生的书家都可以自荐，并经艺委会成员提名（如果在艺委会20多位成员中找不出一位推荐人，说明该作者根本不具备相应的水准和知名度），然后被提名人提交个人资料（近期多件作品和简历），提名即为有效。我们把被提名人的资料复印、寄发给全体艺委会委员（后来改为发布在特定网页上），大家在审读资料后以投票方式差额推选，得票超过2/3方能通过。

虽然没有设定投票的标准，但几年下来，可以看出艺委会成员对“七十年代书家”代表人物选择标准的相对一致性。提名获得通过的七十年代书家通常具备以下条件：

①对书法篆刻有深入的理解，形成个人风格，整体实力突出；

②在同龄书家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代表性；

③易于相处，乐于参加群体活动。

说到这里，我想借用斯坦利·费什“解释团体”的概念，来说明为什么要由“七十年代书家提名展”全体作者构成的“艺委会”来决定谁是下一个参加者。

艺术品的价值是由谁决定的？很多人认为，当然是艺术家，因为他决定了作品的生产。也有人说，是艺术品，因为即便出自同一作者的笔下，“这一件”的意义高于其他，就决定了“这一件”的价值更高。两种看法都有道理，但都不够全面。为什么面对同一件作品，有人大加赞赏，有人认为一钱不值？又如，对于俄国画家列宾的作品，中国读者最为推崇的是《伏尔加河纤夫》，西方读者却未必。这表明对作品价值的解释，有待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的介入，其结果也是有差异的。如果按照斯坦利·费什的看法，文本的意义，是由拥有共同的社会背景和审美习惯的“解释团体”所创造的。艺术家在创作中，不能不考虑如何使自己的作品被认同的问题。那么，哪些“解释团体”的看

法更为重要呢？通常而言，最能决定艺术家地位的是艺术界、评论界重要人物的看法。

人们在对艺术作品解释的时候，是依照某种经验作出的。这种经验，来自于他对该艺术体系的认知。作为书法作者，要研究历代书法传世与否与价值判断的规律，合乎这个规律，你的作品就能在这个体系中得到认可；否则，你自己再得意，别人再恭维，其意义都是不真实的。

应当承认，艺术家的地位不完全取决于他的艺术水准，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社会对其艺术的“信仰”。艺术家在社会取得地位，在艺术界内部取得地位，就是这种信仰的“生产”过程。这颇类于常说的“书以人贵”。例如，对赵孟頫的书法，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评价。但无论如何评论其书法或人格，都绕不过一个事实基础，即赵是他同时代书画界的核心人物，其历史影响是巨大的。尽管今天有专家惊叹元人李倜的书法，认为水准不在赵之下，可是以李倜的影响力，其书法是决无可能与赵孟頫争辉的。

赵孟頫事例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艺术家的作品尽管在当时或后来可能被许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但影响它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该艺术家是否能够进入同时代艺术家的核心，或是某个艺术流派的核心。这些艺术家的共同体或者说圈子，就是解释团体。如果是一流的天才的艺术家，其光芒很难被掩盖，但对于二流艺术家来说，某个圈子或解释团体的意见就极为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如画史上邹方鲁、顾鹤庆等，假使他们不是曾经作为金陵画派、京江画派的核心人物存在，他们就会湮没在一大批相近水平的画家当中，其作品也很难保存到今天。所以，能够进入艺术界较为核心的圈子，或者被核心人物认可，是社会对该艺术家建立“信仰”的重要条件。

我们把“七十年代书家艺委会”作为解释团体，因为他们已经是经过仔细挑选的“七十年代书家”中的优秀人物，具有相似的艺术背景和社会地位。虽然不能说所有优秀的“七十年代书家”都在这个“艺委会”之中，它所具有的代表性依然是无可替代的。如果将来人们提及“七十年代书家”，一定会首先想到这些“艺委会”成员。尽管他们还年轻，但毫无疑问，获得他们的接受，就等于获得了同龄书家优秀人物的认可，取得了同龄书家中的核心地位。这既是一个书法家的圈子，又是一个接受者的圈子，其双重属性可能使这些“艺委会”成员的身份更加重要。

有人或许会问，你们为什么把“易于相处，乐于参加群体活动”作为提名的因素之一呢？这是因为，“七十年代书家提名展”持续多年开展活动，已经不仅仅是作品的展示，更是一个同龄书家交往、交流的非正式组织。在这个群体里面，大家除了交流书法，还在活动组织方面群策群力，分担事务。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如果被提名者平素为人处世口碑不佳，必然会遭到群体的排斥。还有些作者自负书法水平高，认为自己应当参展，可是又担心提名万一不能通过，面子上难堪，最终放弃提交候选材料。这是心态上的问题。既然所有参展作者都是通过投票入围的（从首届开始），为什么你不愿意？如果你水平高，投票却没通过，说明大家对你不了解。而参加票选就是给了同龄书家了解你的一次机会。心态随和一些，得失淡泊一些，更容易得到大家的接受。

“七十年代书家”的特征是什么呢？我无法说得清楚，因为这些书家目前只有30多岁或40岁，他们未来会如何发展，还不好说。但以他们成长的经历来看，他们与更年长或更年轻的一代确实存在许多不同，这些不同又是与中国社会的变革紧密联系的。他们出生的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的后半段。到他们的入学年龄，学校正常教育已经恢复，他们顺利进入学校读书。七十年代生人没有荒废童年和青春，这是他们比起五六十年代生人的幸运。他们中考入大学的幸运儿，又在九十年代中期完成了学业，没有像八十年代生人经受大学扩招带来的生源和教学质量下降之弊。应该说，七十年代生人享受了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计划体制下的教育福利。

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学习书法的经历，也是值得注意的。八十年代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力量办学，学书法无门可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由县、乡考入大学之后，才开始得到所在学校或所在城市名书家的指点，系统地学习书法。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美院、中央美院、南京艺术学院等高校招收书法进修生、大专生、研究生课程班，大量的学生也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书法爱好者。

书法高等教育在九十年代的迅速发展似乎是与七十年代书家的成长同步的。1978年开始的书法研究生教育多年进展缓慢，其目的旨在为少数几所高校培养有限的书法师资。1999年大学扩招以后，这一情况大为改观，招收书法研究生的学校数量、教授数量和招生规模迅速增加，这为七十年代书家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因为这时五十年代生人年龄已大，六十年代生人多数没有考研必须的学历条件，七十年代生人正当其时，于是一部分人进入硕士、博士学习阶段。他们接受

了正规的学术训练之后，许多人成为书法理论研究领域的重要新生力量。

坦率地讲，由于外语水平的限制，许多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优秀书法人才无法参加研究生考试的竞争，这是他们比起新中国第一代书法研究生朱关田、王冬龄、陈振濂、王镛、黄惇等的不幸；但与1980年代出生的受到较好英文教育的一代相比，前者的专业能力远远胜出，他们一旦进入硕士、博士行列，在整体实力上显然更胜一筹。

然而，“七十年代书家”面临的困难也很多。朱天曙博士撰文指出，“七十年代书家”需要思考如何突破前人、突破自我，如何应对书法“职业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们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由乱到治的转型时期，相对于他们的长辈和晚辈，时代给了他们一定的优势。能否利用这些优势，克服社会转型期的躁动、盲目、无序和虚荣，是这一代书法人必须面对的问题。（《群体与共进——对“七十年代书家”的感想》）“七十年代书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创作水准必然产生分化，有些人越写越好，而另一些人却不免落后。书家的代表性如何判定？书风与时代如何结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法审美标准是什么？如何保证自己的创作不断前进？这些追问对于“七十年代书家”意义重大。

艺术需要思想，更需要信念。在喧闹的现代社会，当阅读成为笑谈、当宁静变得稀有之时，我们如果适当的从电视中和应酬中“抽身而出”，转向阅读和宁静，就能享受更加“奢侈”的人生。我想，不论艺术道路如何不同，以虔诚的态度对待传统，以敬业的精神要求自己，我们将会各自寻觅到前行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