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俊：推开农村税费配套改革要有周密政策设计

第一篇：韩俊：推开农村税费配套改革要有周密政策设计

韩俊：推开农村税费配套改革要有周密政策设计

从黑龙江省的初步改革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村税费改革的后续配套改革实际上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格局的调整。配套改革任务艰巨，绝不会一蹴而就。

必须加快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改革

从全国范围看，平均乡镇人口与乡镇吃“皇粮”的人口的比例大约为30∶1。

温家宝总理多次讲，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实际上，官吃于民，民吃于土。乡镇政府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口失控，直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非常有限，无法造福于民。基层政府规模必须与农民的供养能力和中央财政的承受能力相适应。根据乡镇的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对现有的乡镇和其机构进行撤并，分流人员，压缩支出，是巩固税费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重大政策举措。

但是，改革以来，我们已经历经几次机构改革，县乡政府机构仍不断膨胀的问题始终未能根本解决。县级机构比乡镇机构膨胀得更厉害，事业单位比行政部门膨胀得更严重。黑龙江在“撤庙撵神”过程中触及了许多上级部门的利益，遇到了来自上级机构的巨大阻力。这说明，在机构设置上强求上下对口的行政体制不改，下级政府的改革能走多远是值得怀疑的。

我们曾对福建省石狮市做过调查，该市是全国机构最为精简的县级市，五套班子总共才14人，相当于一般县(市)的一半左右。县级行政事业机构仅相当于一般县(市)的三分之一。该市领导说，在过去15年，石狮市这个“小政府”经常因为与上面的“大政府”不对口，被搞得晕头转向。为解决与上级对口问题，市政府特地刻了计委、物资、粮食、旅游、土地等九个部门的公章妥为保管，以备不时之需。从石狮市所碰到的问题和黑龙江省的初步经验来看，必须加快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改革。

乡镇基层政权不仅存在机构过于膨胀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乡镇基层政权实际上来源于上面的授予，对它的运行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虽然乡镇人大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但是因其实际地位不高，很难有效发挥作用。乡镇长形式上是由乡人大选举产生，实际上是在乡党委和县级党政领导部门的严格控制下提名的，基本上由上级安排，自然其权力实际上来源于上级领导部门。同时因为党政不分，乡镇党委和乡镇党委书记实际上是乡镇政权的核心和实际上的主要领导组织和领导人物，其产生往往是上级组织控制和安排的结果。这样的制度设计势必易于让乡镇政权对上负责，对下就可以不负责。

扩大乡镇民主，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改革的重要内容。在目前乡镇民主建设中，除了要继续推广和做好政务公开、发扬基层党内民主并加强乡人大的监督作用，更重要的是要逐步将直接选举制从村级推进到乡镇一级。这是解决前述乡镇政权运行中仅仅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问题的最具根本意义的举措。

随着乡镇教育等方面的职能上划到县，乡镇事务所剩不多，乡镇政府职能越来越弱化，把乡镇变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或逐渐转变为乡镇自治，是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这项改革难度大，但绝不是没有可行性，关键是要有决心。

适时取消乡镇财政是大势所趋

此次黑龙江配套改革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在精简乡镇政府时，将乡镇政府财权统一上收，实行“乡财县管”，这种做法实际上大大弱化了乡镇政府的财政主动权。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普遍建立乡镇财政，并明确规定，“乡(镇)财政收入由国家预算资金、预算外资金和自筹资金组成”，使得乡镇有了财政自主权，这实际上是国家把财政包袱甩给了地方，也为乡镇机构的膨胀提供了重要条件。在机构越来越膨胀、财政越来越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乡镇政府便随心所欲巧立名目，向农民摊派，或自行大规模举债。

从实际运行看，乡镇政府财政预算往往徒有虚名，特别是支出预算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在相当一部分地区，乡镇缺乏建立一级完全政府的财力，适时取消乡镇财政可以抑制乡镇政府自我膨胀机制。

从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看，最为复杂和不规范的是县财政与乡镇财政的关系。虽然县与乡镇划分了税种，但争饭吃的矛盾相当突出。上级政府层层集中财力的做法，导致乡镇财政成为最弱的一级财政。一般来讲，越是基层政府，越是传统农区，乡镇政府预算内收入中对农业各种税收的依赖性越大。

从我们调查的一些地区来看，乡镇政府农业税收在乡镇财政收入中比重在40——70。免征或取消农业税后，在广大传统农区，乡镇政府已经没有多少自己的税源，越来越依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在这种背景下，适时取消乡镇财政是一种明智之举。

义务教育要从根本上走出城乡分隔

2002年4月中央强调指出，农村义务教育要实现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两个重大转变。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和投入体

第二篇：韩俊解读土地流转政策

韩俊解读土地流转政策

引导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现代农业的重大政策举措。这个问题关乎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巩固和完善，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应立足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从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和稳定农村大局出发，全面理解、准确把握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搞好制度设计，积极稳妥推进，避免走弯路，让农民成为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

一、以“三权分置”为遵循，放活土地经营权

我国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通过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转移，一些地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又发生分离，演变成承包权与经营权两部分，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的状态。下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把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作为基本遵循。

一是落实集体所有权。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保障了农民平等地拥有最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这一制度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特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落实集体所有权，就是要积极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方式，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初级阶段实际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

二是稳定农户承包权。家庭承包制下农户获得的土地权利，是由承包权和经营权组成的。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只有作为集体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才拥有土地承包权，这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内在要求。稳定农户土地承包权，就是确保在承包期内，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强迫农民放弃承包的土地，不论承包经营权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庭，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取代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

三是放活土地经营权。在家庭承包制下，土地流转的客体是土地经营权。在理论和政策上明确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改革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正确处理土地承包制的稳定和土地流转的关系。稳定，就是要稳定农户土地承包权；流转，就是要放活土地经营权。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放活土地经营权，这样，就可以避免在认识上和实践中，一讲稳定似乎就不允许经营权流动，而一讲流转和集中，似乎就只有集体重新收回农民土地承包权这样两种倾向。以“三权分置”作为基本遵循，以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长久不变和农民家庭土地承包权的稳定，来应对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以不变应万变，这样，有利于使土地承包者和实际经营者都能建立起稳定的预期，将使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更加充满持久的制度活力。放活土地经营权，必须进一步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在土地流转中的相互权利关系和实现形式，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流转纠纷调解仲裁体系。

二、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从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实践看，家庭经营是最普遍的农业经营形式。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是空间分散，且必须对自然环境的微小变化做出及时反应，这使得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较高。农户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是高度一致 的，不需要进行精确的劳动计量和监督。较之其他经营方式，家庭经营在农业中具有更好的适应性，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家庭经营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不存在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改变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的问题，家庭经营现在是、将来也是我国农业最基本的经营形式。农业规模经营的实质不是对家庭经营的否定，而是通过改善家庭经营的资源配置及其外部环境，实现农业生产环节的专业化、社会化。因此，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不应把规模经营与家庭经营隔离开来，更不能把家庭经营与农业现代化对立起来。同时，要处理好发展家庭经营与集体经营、合作经营和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的关系，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业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一是创新家庭经营发展方式。强调农业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绝不是固化和迷恋目前分散、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方式，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创新家庭经营发展方式，积极引导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流转，大力提高家庭经营集约化、规模化水平。要重点发展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从事专业化、集约化农业生产的家庭农场，使之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有生力量。建立健全扶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措施，将新增农业补贴向家庭农场倾斜。更好地为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提供支持和服务。引导农民自愿开展“互换并地”，解决承包地细碎化问题，方便耕作，实现承包地的相对集中经营。

二是积极探索新的农业经营方式。我国少数村庄仍保留土地集体经营方式，要不断探索和丰富集体经营的实现形式。引导农民以承包地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组织。允许农民以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入股，通过多种形式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近些年来，工商企业租赁农村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现象越来越多。工商企业租赁土地经营，从积极的方面看，可以发挥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但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如果不加限制地让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的直接生产领域，大片圈地，会挤压农民就业空间和影响农村的稳定。为了避免农村出现大资本排挤小农户，避免出现土地的大规模兼并，避免大批农户丧失经营主体地位，必须对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户承包地采取慎重的态度。随着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参与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迫切需要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准入和监管制度。对工商资本租赁农户承包地要有明确的上限控制，要进行资格审查和项目审查。特别是要防止工商资本下乡租赁承包地后擅自改变土地农业用途，搞“非农化”或“圈而不用”，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鼓励和支持工商企业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鼓励和支持它们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和社会化服务流域，与农户、农民合作社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发展规模经营。要探索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制度，主要用于补偿因租地企业违约或经营不善而损害的农民利益。

三、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引导土地规范有序流转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农民。土地是否流转、价格如何确定、形式如何选择等，决策权都在农户，流转收益应归承包农户所有。发展土地规模经营，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搞大跃进，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能搞行政瞎指挥。不能脱离客观条件，人为定任务、下指标或将流转面积、流转

比例纳入政绩考核等方式行政推动土地流转。即使在土地流转客观条件充分成熟的地方，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也要注意工作方法，要通过典型示范引导，由点到面，稳步推广。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要真正做到尊重农民的意愿，除了注意工作方法外，关键在于要客观地估计土地对农民的意义及农民对土地流转的基本态度，恰恰在这一点上，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依条件的不同，这里有三种情况：(1)对于当今大多数农民来讲，土地仍然是安身立命之本，仍然是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依靠。采取“自家的承包地自家种”这种土地经营方式的普通农户仍占大多数。农户既不愿意转让经营权，更不愿意放弃承包权，是大多数农村的客观现实。在这种基本农情下，绝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违背农民的意愿，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流转土地。(2)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的确已有一部分农户，尤其是那些已经在城镇多年从事二三产业、具有稳定的非农收入的农户，有了转让土地经营权的愿望。对于相当一部分农民来说，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虽已淡化，但农民完全放弃承包土地还有种种顾忌。农户愿意转让经营权，但不愿放弃承包权，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将大量发生。这时，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而承包权则仍应明确是农户的，不能强迫收回农民的承包地。(3)在农户彻底脱离农村、融入城市的情况下，部分农户不仅自愿流转经营权，也自愿放弃承包权。这种情况目前还较为少见。既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要求把放弃承包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先决条件。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可以把承包地交还集体组织或经集体同意后转让给集体组织其它成员。集体也应给予合理的补偿。总之，政府直接用行政手段推动土地规模经营，会引发社会矛盾。在坚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和尊重农

民意愿的前提下，要积极探索建立市场化的土地流转机制。对随意改变土地承包关系、强迫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违法行为，必须加强执法监督。

四、以经营规模适度为目标，促进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同步

实行土地规模经营，对于稳定务农者队伍，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都显示出有重要作用。要与比我国农户经营规模大几十倍、上百倍的发达国家农业经营主体相竞争，消化农产品成本不断上升带来的影响，提升我国农业的竞争能力，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农业和粮食的劳动生产率。

在扩大农业土地经营规模方面，国际上有成功的例子，如法国通过鼓励老年农民离农、青年农民创业，开展土地整治等，使农场平均规模由1955年的13.3公顷扩大到目前的40多公顷；也有不成功的例子，如日本，农业过度兼业化，农场的平均规模仅从上世纪50年代末的1公顷扩大到现在的约2公顷。当前，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谁来种地”问题比较突出，许多地方已经具备了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条件，必须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和集中。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不能脱离实际，片面追求超大规模经营，盲目崇拜国外的大规模农场，要充分认识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按照常住人口计算，我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为2.83亩，户均约半公顷。若户均经营规模提高到约2公顷，就需要再减少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户。有关测算表明，如果把实现种地收入与进城务工收入相当作为粮食生产适度规模 的标准，在北方单季地区，家庭经营的适度规模应在120亩左右；在南方两季地区，则为60亩左右。从国际比较看，这仍是很小的规模。按这一标准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则粮食生产仅需劳动力4300万人。据估计，我国目前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这就是说，全国粮食生产实现规模化经营，尚需转移1亿左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必然是一个不平衡的、渐进的长期过程。因此，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既要积极鼓励，也不能拔苗助长；既要避免土地撂荒和经营规模过于碎小，又要防止土地过度集中，人为“垒大户”。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在大城市周围形成大片的贫民窟，就是因为农民失去了土地，只能单向流入城市，即使没有就业机会也无法再返回农村，结果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实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避免此类社会矛盾的重要保障。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过程。从政策导向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就是要充分考虑各地自然经济条件、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农业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水平等因素，因地制宜确定本地区适度规模经营的标准。当然，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度”是一个动态概念。有的地区是从保障务农与务工人员收入均衡的角度，确定适度规模经营的标准；有的地区则用机械作业的最佳规模来衡量这个度；有的主张以粮食产出的平均成本是下降了还是上升了来衡量土地经营规模是否“适度”。这些思路都有一定道理。我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确定适度规模的标准，应坚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但一些基本的原则应遵守。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出发，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不能以降低土地生产率和粮食产量为代价，要统筹考虑增产和增收的平衡、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平衡以及效率和公平的平衡。总 的考虑是，发展农业规模经营，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

农业的规模经营决不仅仅意味着只是集中土地。单个要素投入规模的大小，并不能决定综合效益的高低和生产方式的先进程度。现代农业的经营规模受农业生产资料供给、农业技术服务、农产品销售加工、农业服务体系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我国，寄希望通过大规模集中土地，实现像新大陆国家那样的农场规模是不现实的。要创新规模经营方式，在引导土地资源适度集聚的同时，要通过引导农民走向联合与合作、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开展社会化服务，以提升农业组织化水平和扩大农业服务的规模，来弥补耕地规模的不足，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有效途径。

第三篇：乡村振兴,顺应亿万农民新期待(政策解读)——中农办主任韩俊解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乡村振兴，顺应亿万农民新期待（政策解读）——中农办主任韩俊解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

人民日报

》（2018年01月14日

02

版）

农稳安天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顺应了新时代亿万农民的新期待，反映了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乡村振兴战略被庄严写入党章，成为新时代全党共同意志、共同行动。

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全面部署。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向全党全国发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动员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表示：“这次会议，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定方向、定思路、定目标、定任务、定要求，形成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意义十分重大，影响十分深远。”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新旗帜

“三农”工作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来统领，推动农业全面升级，促进农村全面进步，实现农民全面发展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总抓手，是指一切工作的总依托。这个战略定位意味着，今后‘三农’工作将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来统领。”韩俊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推动农业全面升级，而且要促进农村全面进步，实现农民全面发展，旨在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从内涵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只着眼于农村经济建设，也要促进农村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统筹做好“三农”工作，统筹推进乡村振兴。

韩俊表示，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要高高举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面新旗帜。他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三农”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既系统总结了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发展一体化等党的“三农”工作的创新成果和经验，又根据新时代“三农”发展新形势，对“三农”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韩俊指出：“这五句话、二十个字，与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二十个字相比，内涵不同了，要求更高了，也更具备基础和条件了。”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中心任务。韩俊说，振兴乡村，必须让乡村有活力。活力来源于兴旺的产业，要让乡村呈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三产深度融合的新景象。要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实现由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促进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异军突起。

生态宜居，核心是绿色发展。韩俊表示，美丽中国要靠美丽乡村打底色，恢复和提升农村生态，让农村的生态优势变成农村发展的宝贵资本。要让老百姓种下的常青树，能够变成摇钱树，让更多的老百姓吃上“生态饭”“旅游饭”，让保护生态不吃亏。

乡风文明，既要传承保护发展乡村优秀农耕文明，也要培育引导农民树立现代价值观念和法治意识，提升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韩俊提出，乡风文明无法速成，要靠久久为功去养成，这就需要挖掘农村本土文化人才，鼓励引导各界人士投身乡村文化建设，形成一股新的农村文化建设的力量。

治理有效，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有机结合，创新乡村治理机制。韩俊认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要注重现代治理理念、手段和传统治理资源相结合，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让农民安居乐业、农村和谐稳定。

生活富裕，目标是显著缩小城乡生活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韩俊说，要坚持富民为本，富民为先，千方百计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公共服务。

实现乡村振兴，重新认识和发现乡村价值

短板就是潜力，差距也是机遇。补短板、减差距的过程，是挖掘“三农”潜力和后劲的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韩俊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三农’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实现乡村振兴，需要重新认识和发现乡村的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农业的基础地位进一步夯实，农业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城乡一体化加快推进，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农民获得感显著提升，是“三农”发展的黄金期。“说明这五年，‘三农’工作的政策对头、思路对头，农民衷心拥护和支持。”

喜人成就的背后仍存隐忧，农业农村发展面临很多突出问题。韩俊介绍，农业粗放生产方式尚未得到根本转变，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当前，农村基础设施的历史欠账仍然很多，公共服务水平仍然有待提升，城乡差距仍然较大，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后劲仍然不足。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韩俊表示：“短板就是潜力，差距也是机遇。补短板、减差距的过程，同时是挖掘‘三农’潜力和后劲，紧抓发展机遇的过程。”

乡村的发展面临重要契机。如今，城镇居民对农业农村的需求日益多元化、高级化、个性化，巨大的市场需求将促进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定制农业、创意农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乡村发展的基础条件正在改善。交通网络不断完善，乡村的可达性明显增强。互联网和通信技术迅速普及，使乡村与城市的距离显著缩短。物流配送体系进一步完善，使农村与市场连接更加方便。

乡村的吸引力正在增强。“燕归巢”现象日益增多，看好乡村发展前景的人也越来越多，各类返乡下乡创业人员不断增加。

乡村正成为驱动内需的新动力源。当前农村人口还有5.8亿，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仍会有约4亿人在农村。改厕、污水处理、完善道路建设等都需要继续加大投资，这将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农民收入水平提升，购买力将显著增强，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需求支撑。

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强化人、地、钱要素供给

处理好走出去、留下来和引回来的关系，让农村的产业、环境留住人，让农村的机会吸引人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被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首位。

韩俊说：“重塑城乡关系是一个崭新的提法。要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最终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重塑城乡关系，要处理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城镇化水平提高了，农民进城了，‘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无论现代化如何发展，都不可能让所有农民进入城市，始终存在如何处理城乡关系的问题。在城镇化过程中，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只顾城市，不顾乡村，会造成农村衰败，最终会拖了现代化建设的后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是关起门来发展农业农村，不能就‘农’论‘农’。要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实现城乡共同繁荣。这是重塑城乡关系的题中之义。”韩俊表示。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关键是要解决钱、地、人等要素供给。长期以来，各种要素单向由农村流入城市，造成农村严重“失血”，这个问题不解决，乡村振兴的目标难以实现。

韩俊说，乡村振兴的标志，一是在农业绿色发展的基础上，乡村产业向多样化发展，乡村经济向多元化发展，乡村就业创业机会增多。二是乡村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城乡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三是乡村的功能价值日益凸显，吸引力显著增强，人口由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局面缓解。

“乡村振兴关键看人气。”从总体看，我国仍处于人口由乡村向城镇集中的阶段。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人口外流放缓趋势，各种“新回乡”现象增多。韩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防止人口过度流失，处理好走出去、留下来和引回来的关系，让农村的产业、环境留住人，让农村的机会吸引人。乡村振兴，既要留住绿水青山，也要留住人才青年。”

解决人的问题，要有一套合理的制度安排，既要让农村想进城谋生的人，在城镇安居乐业；也要让城里想为振兴乡村出钱出力的人，在农村有为有位，成就一番事业；还要让那些想为家乡做贡献的各界人士，能够找到参与乡村振兴的渠道和平台。

解决地的问题，要破解农村建设用地自己用不了用不好的困局，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

解决钱的问题，要开拓投融资渠道，建立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强化金融服务方式创新，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要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把土地增值收益更多用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全方位制度性供给

已经成熟定型的制度，必须毫不动摇长期坚持；还不够健全的制度，必须与时俱进地完善；尚属空白的领域，必须大胆创新制度供给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始终。韩俊说，制度带有全局性、稳定性，管长远、管根本，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都有制度建设的任务。“已经成熟定型的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比如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对于还不够健全的制度，必须与时俱进地完善；对于尚属空白领域，必须大胆创新制度供给。”

全方位推进制度创新。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健全农村生态文明制度，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建立健全乡村人才培育使用引进机制，完善党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机制。

继续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韩俊说，当前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变了，总量不足的矛盾转化成结构性矛盾，最突出的矛盾，是农业发展质量不高，拼资源拼环境，过分追求增加产量的发展模式必须要改变，要深化农产品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促进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指挥棒不能单单盯着增产，而是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农民跟着市场走。”

国家粮食安全必须确保，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要夯实粮食生产能力基础，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韩俊表示：“当前的确存在部分粮食品种多了，库存压力过大。但粮食不可能总是多，多与少之间的转换是很快的，在粮食问题上，一定要看得深远，战略导向不能含糊。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必须保护，对粮食生产的扶持性政策不能弱化，该花的钱还得花，否则根基就会动摇。”

保障粮食安全，关键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通过大规模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种业发展水平，进一步推进农业机械化，为农业插上科技创新的“翅膀”。

办好乡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

要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韩俊表示，把党政一把手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责任人，这一要求落实到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有了坚强的组织和领导保障。

韩俊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高度重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切实把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为全党全国、为各级党委政府作出了表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夯实责任，做到认识一致、步调一致，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