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勿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

第一篇：习近平：勿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

习近平：勿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

中新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 马海燕)在五四运动9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北京大学考察，勉励青年学生“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在北大引发热议。

谈到青年的价值观形成时，习近平说，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向习近平汇报学校工作的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说，这是习近平到中央工作后第五次到北大，也是他在中共十八大后第一次到北大，既看了人文学科，也看了理工学科，还参加了学生诗会，最后与师生座谈，谈及五四精神的传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建一流大学等重要问题。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陈鹏作为唯一的教师代表向习近平汇报了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陈鹏印象最深的是，习近平经常脱稿讲故事，谈体会，娓娓道来，整个过程非常放松。比如关于谈到青年价值观的形成时，他说“人生就像扣扣子”；谈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他说“行百里者半九十”；勉励学生好好读书时，他说“一物不知，深以为耻”；谈到一流大学的目标时，引用鲁迅的话说“北大是常为新的”；谈到人生道路的选择时，他用“鱼和熊掌不可得兼”，告诫大家在开始的时候就要想明白。

在对学生提出“勤学”、“修德”、“明辨”、“笃实”四点要求时，习近平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他用“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说“勤学”之重要；引北大原校长蔡元培的话“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谈“修德”之必要；引刘禹锡的诗“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说“明辨”之意义；引用《礼记》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论“笃实”之重要。

参加座谈会的经济学院教授董志勇注意到座谈会中，习近平有11次插话，问了很多问题，大部分与教学密切相关，表现出对大学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重视。习近平肯定了北大争取到2018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但也要求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而是要办成“第一个北大”，让北大师生深感责任重大。

国际关系学院2013级硕士生郭立伟是河北正定人。得知习近平到北大后，很多家乡人都打来电话问他见到习近平的感受。让他感触最深的是习近平讲起15岁时从北京到陕北插队，和同去插队的知青换书看的经历，“30里借书30里还书”的故事让“90后”们颇为震动。和当代青年一样，习近平当年也面临出国、工作的选择，但最终“想做点事”的想法让他留在了国内工作，习近平说，“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习近平在静园草坪和学生们一起朗诵《沁园春·长沙》已在北大传为美谈。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级本科生邓筱说，习近平像一位长者，用跟我们聊天的方式给我们一份温暖。她希望自己毕业后能成为一名记者，做整个社会的“眼睛”，做习近平口中“可爱、可信、可贵、可为”的当代青年。(完)

第二篇：竺可桢校长是怎样把浙大办成 东方剑桥 的

竺可桢校长是怎样把浙大办成 东方剑桥 的

下篇：当年浙大是不是真的已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了

作者：■文/杨竹亭

我们浙大通过李约瑟在英国的宣传被誉为“东方剑桥”以后，当年的浙大师生并不感到惊奇。

谈家桢师曾告诉我说：那年李约瑟在湄潭几次对他说，浙大的学术成就像英国的剑桥与牛津，他都一笑了之，也没有感到是对我们的表扬。事实上我们的论文在国际学术界之地位，早已是举世公认的。苏步青师也说：那时期的英伦三岛，整天在德国飞机的狂炸之中，他们哪里有我们浙大的教授们那样不怕艰苦，人人敬业钻研，并在破庙里作出辉煌的成绩来。

怎样的大学，才算得上是全球一流的大学

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全球一流的大学，应该是：有一流的远见卓识的校长、一流的德才具备的教授、一流的民主、自由宽松的教学空间、能年年推出一流的、领先的科研成果、能教育培养出众多合格的人才和一些杰出的人才。而不是看你大学里有多少幢大厦，也不是国际某权威机构排列的名次前后，不是有多少所谓“大师”，更不是有多少毕业的全国富豪和高官。

竺可桢校长从小跟随他大哥学古文。他大哥竺可材与马一浮先生同榜进学，所以竺可桢从小就有深厚的国学基础。中学毕业后考入山海关铁道学院读土木系，庚款留美时读伊利诺大学农学院，毕业后进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地理与气象，是我国地理与气象二门科学之父。他又是我国天文与科学历史的著名学者。他除了把浙大办成一流大学之外，所著的《中华五千年气候的变迁》、《二十八星宿之考源》和《中国物候学》等著述，全是时代的力作，全球著名。他原本不愿担任浙大校长，是在浙大驱逐郭任远校长时，学生们强烈要求：“我们要学者，不要党棍子”的要求下，他才出任浙大校长的。在允任浙大校长以前，他先要蒋介石政府答应三个条件：一是校长有用人权，党部不得干预；二是经费必须及时保证；三是只干半年，在浙大情况安定以后，就回气象研究所去，继续研究气象科学。结果，蒋介石政府答应了他前面的二个条件，他就可以放手干了。那第三个条件是陈布雷劝他暂时不要提出，到以后需要时再提不迟。所以他是一个不怕丢失校长职务的人，顾虑就比别的校长少多了。

渴求真才，民主治校，求是求实求真，学风严谨，持之以恒

竺校长担任校长以后，仿效美国哈佛等世界名校，实行民主管理，教授治校。并规定学校的校务委员会为最高权力组织，委员在教授中产生，一切重大方针都必须通过校务委员会的讨论方始有效。教授可以不受拘束地尽量在学术上发表他的意见。校长可以长期不在学校，而各项教育活动照常运行。

他的办学主张，是必须要有一大批在思想上民主，学术上自由，和具有高水平的教授，才能办好一流的大学。

在担任浙大校长以后，除了重用如苏步青、贝时璋等原有老教授以外，又把因反对郭任远领导而离开浙大的张绍忠、蔡邦毕、何增碌、束星北等许多著名教授一一请回，并加以重用。

这时曾有人向竺可桢反映，束星北脾气不好，恐难以相处。而竺校长说，只要有学问，脾气好坏不必介意，仍热情地写信给束星北，要他尽快回浙大来，为办好浙大而一同努力。

竺可桢校长除了起用大批老教授外，还重金聘请国内外著名俊秀学人前来任教。其中以中国科学社和南高师的朋友与学生最多。特别是对老三届清华留美的科学社的老人纷纷聘用。所以在浙大的中国科学社人员，在全国各大学中，占人数最多，如王季梁（师范学院院长）、郑晓沧（研究院院长）、李熙谋（工学院院长）、梅光迪（文学院院长）、胡刚复（理学院院长）、张绍忠（教务长）等，且都担任了要职。在教授中程孝刚、易鼎新、叶良辅、吴定良、朱庭祜、张肇骞、何增禄、涂长望、蒋硕民、沈思屿、陈立、王福山、张孟闻等，也都是中国科学社的社员。

以上这许多骨干教授，都是主张民主办学和学术自由的著名学者，有这许多民主有识之士聚集在浙大，必然会把整个浙大的自由民主气氛漫延开来。日久就形成了一种自由民主的校风和自由学术的传统。

竺可桢校长到了遵义以后，又仿效美国哈佛大学的“求真”校训，在浙大提出以“求是”为校训。经校务会议通过后，全校严格执行。从此一个民主与求是的校风在浙大校园里广泛地形成和开展起来。也由于浙大是一所民主、自由、求是的大学，所以以后又有许多学者都愿意来浙大任教或作短期讲学。如马一浮、柳贻徵、陈寅恪、钱穆、吴宓等大师级教授，都来过浙大教过我们。

谈家桢先生曾对我说过：“在美国摩根研究院毕业以后，母校东吴大学要我回去任教。但是我不喜欢洋人办的学校。只想进国家办的且学术气氛浓厚的大学去执教，最后是由留美的朱正元同学向浙大胡刚复院长推荐，不久就把竺可桢校长的聘书寄来了，而且是以二级正教授待遇相聘，我非常高兴！”。可见竺校长对聘用教授之重视了。

浙大有这样的校长，这样的教授和这样的学风、教风和校风，怎么会不成为一所民主的大学？

所以后人把浙大誉为“民主堡垒”，竺可桢被誉为“民主校长”。

浙大的教授能不能被称为一流的教授 浙大在遵义期间，中央教育部出台了一则新的部聘一级教授制，这是当年的国家最高级职称。办法是由全国各大学校长提名，然后交全国各大学同类科系的教授讨论决定，人数极少，全国总共才20余人。那时榜上有名的教授中，数学共三名，即浙大的苏步青和陈建功。另一位是西南联大的华罗庚。物理学二名，一位是浙大胡刚复，另一是联大吴有训。教育学三名，二位是浙大郑晓沧和孟宪承，另一位是中大常道直。化学二位，一位是浙大王季粱，另一位是联大曾昭伦。农学一人，是浙大园艺系主任吴耕民。所以那时的理科部聘一级教授几乎全被浙大和联大包了。

至于人们常议论的“为什么中国大陆培养不出诺贝尔奖的获奖人”？这个问题情况复杂，但是我们浙大和联大都有过诺奖的得主。当年李政道获奖以后曾对媒体说：“我生平最难忘的三个教授，一是浙大的束星北师，二是联大的吴大猷师，其三是美国哥大的费米老师。”他在南京大学演讲时，又对南大师生说：“最早应该获取诺贝尔奖的不应该是我与杨振宁，而是赵忠尧。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原子物理研究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发现正负电子湮没产生的r—射线的，当年瑞典皇家学会曾决定将诺贝尔奖授给他，但不幸的是有一位德国女物理学家的文献报告结果与他不同，所以把他的这项诺奖扣下来了。以后是由一名赵忠尧的助手名叫安德逊，又继续观察了二年，结果仍是这个结果，所以是由他获取了诺贝尔奖。”

2000年，诺贝尔奖的负责人见到李政道时，非常遗憾地说：“这项荣誉奖，应该是中国赵忠尧的，不幸的是被西方官僚主义弄错了”。赵忠尧、吴有训、严济慈等都是我国最早期的著名物理学家，他们还都是我们胡刚复老师在南高执教时精心培养的学生。

还有一位名叫程开甲的校友，他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功勋奖获得者，他在自己传记中写道：“我不应该当年过早地把弱相互作用需要205亇质子质量的介子的研究放弃以致在20年后被别人研究成功了，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其实，在我们浙大师生中与诺奖有关系的还有几位：

当年浙大化学系周厚复教授是我国最早的诺贝尔奖的候选人。王淦昌教授也数度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除以上所提到所有教授以外，浙大还有许多著名的教授；理学院生物系有贝时璋、罗宗洛、蔡堡、张肇骞、江希明；数学系有钱宝琮、毛路真、章勇、蒋硕民、徐瑞芸；化学系有王葆仁、卢嘉锡、汪猷、储润科；物理系有朱正元、卢鹤绂、吴健雄、朱福忻；药学系有孙宗彭、张其揩。

文学院中文系有马一浮、柳贻徵、梅光迪、祝文白、王嘉吾、缪钺；外文系有谢文通、张君川、黄尊生、郭斌禾；史地系有黄秉维、叶良辅、李四光、涂长望、沙学浚、吴定良、任美锷、谢家荣、谭其骧、陈乐素、张荫麟、贺麟、顾谷宜、钱穆、陈寅恪、陈训慈；教育系有黄翼、陈立、胡家健、李相勗、陈学洵等，都是一时之选。

对其他学院的教授，因为当年我只是读浙大五年制的师范学院理化系和史地系的学生，所以知道不多，但在记忆中还可记得的，如工学院化工系的李寿恒、吴征铠、苏元复、吴浩青；电机系的王国松、杨耀德，殷元章；土木系的吴钟伟、徐芝纶；机械系的钱钟韩、易鼎新、万

一、程孝刚、王仁东、范绪基等。

农学院也有许多著名的教授，我记忆依稀的是当年农学院长蔡邦华，农艺系主任卢守耕，教授孙逢吉、金城；农化系主任杨守珍，教授彭谦、罗登义；农经系主任梁庆椿，教授吴文晖、张德粹、严仁赓等；园艺系主任吴耕民、教授熊同禾；病害系陈鸿逵等，也都是全国一流的教授。

在学生中，除了前面所提的与诺贝尔奖有关的同学以外，其实在当时浙大还有不少成绩与他们一样优秀的学生。如物理系的邹国兴、胡济民、汪容和数学系的谷超豪、程民德等在大学里也像李政道一样优秀，就是各人奋斗的目标和机遇不同。从浙大100年校庆纪念文集上看，截止1997年，浙大已有111位师生在中科院和工程院荣任为院士。这些院士，也大多数是竺可桢时代的浙大师生。

为什么当年会有这么多的著名教授到浙大来任教？

因为竺可桢校长爱才，惜才，并尽量创造条件，把他们聘来，发扬他们的才华。有一次苏步青、谈家桢、王淦昌等许多老浙大教授在北京开会时，大家都说：“自已的一生中最舒畅，最有成就的时期，就是在湄潭浙大理学院的任教时期。”那时候王淦昌师患有结核病，每天都牵着一头奶羊，到双修寺的物理系实验室门口的草地上去放羊吃草。他每天是靠挤羊奶来作营养，来治病。苏步青家中人口多，开支大，每天只吃二餐饭，而且还要掺入大量红薯来充饥。但是他们正如李约瑟教授所述的那样：“身居穷乡僻壤，物质条件艰苦。但他们志高不坠，意气奋发，在如此条件下，还是能在短短的十多年里，获得这许多成果。不容易。”

浙大的校风是求是精神。

浙大的校歌是这样教育我们：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礼主别异兮，乐主和同。知其不二兮，尔听斯聪。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启尔求真。学坎示教，始见经纶。无曰已是，无曰遂真。靡革匪因，靡故匪新。何以新之，开物前民。嗟尔髦士，尚其有闻„„我们浙大的同学，就是在这样的学习环境里成才的。

一流的大学是靠自己的校长、教授、学生，不懈的努力下形成的，一流大学自应避免急功近利，戒除世俗浮躁心理，潜心研究学问，加强基础理论的探索，汇集人才，使之展示抱负，集天下英才而育之，使之脱颖而出，瞄准前沿课题，坚持优良学风的贯彻，杜绝社会上金钱物欲名利的侵袭，以出人才、出成果为己任。

总之，一流的大学是靠自己的校长、教授、学生，共同努力下打造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