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旗图案设计者--曾联松

第一篇：国旗图案设计者--曾联松

五星红旗，它是那样的庄严、美丽，那样的鲜艳夺目。对于它的设计，人们或许会这样想吧：如此高水平的巧妙设计，一定出自一位闻名遐迩、才华横溢的美术大师之手吧？其实不然。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原来是一位默默无闻、长期从事计划、财务工作的同志。他叫曾联松，曾经是上海市日用杂品公司的副经理、上海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委员。曾联松作为一个长期做经济工作的普通人，怎么会成功地设计出国旗呢？许多人都曾带着这种疑问去访问过他。对于来访者的提问，曾联松同志常常报以爽朗的笑声，有时还手执羊毫，先在一张纸上写上八个大字“丁年观礼，皓首萦怀”。然后才津津有味他讲述起他设计图案的幸福往事。曾联松原籍浙江瑞安，少年时代曾酷爱书画，写得一手好字。但他目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贫穷落后的悲惨境况，毅然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去攻读理工，立志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然而，他太天真了，此路也走不通。于是，他只好又发愤改读经济。从学生时代起，曾联松就是一位充满爱国激情的热血青年。他眼见旧中国倍受外强蹂躏，金瓯残缺，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真是心如火焚。“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曾和爱国学生一起，走上瑞安街头，宣传抵制日货。1935年，他又在南京勇敢地参加了响应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集会游行，并且在党的引导下，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亲眼目睹亲身体验过军阀割据、八年离乱，以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统一要求，悍然发动内战，又把中国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当解放战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全国绝大多数城乡已经得到了解放，人民共和国象一轮喷薄欲出的太阳，正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时候，他是多么地激动和兴奋啊！他同全国人民一样，盼望着一个崭新的人民政权的诞生。不久，上海市也解放了，上海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一连数日，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走上街头游行、扭秧歌，欢庆胜利，欢庆解放！这动人的场面，一次又一次激起了曾联松内心的波澜。不久，《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刊登了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曾联松反复阅读，认真思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即将诞生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国旗，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应是伟大祖国的象征、中华儿女的寄托、炎黄子孙的骄傲！他决定投身到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设计工作中去。他在谈到当时心情的时候说：“建立新中国，一直是萦回在我心头的愿望，一经看到她如旭日东升般展现在面前时，我能不为之兴奋吗？因此，当我从7月份的报纸上读到全国政协筹委会关于征求国旗的通知之后，即埋头于设计之中。”他说：“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量力度德，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7月的上海，正值酷暑季节。曾联松为设计国旗图案夜以继日，挥汗如雨，伏案描摹，似痴如迷。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曾联松仰望群星闪烁的太空，陷入了沉思。突然，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启发：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么！于是，他决定以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设想：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象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还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相协调，象红霞一片，金光灿灿，色简而庄严，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环绕大星之后的小星，应该是几颗呢？曾联松想到我们伟大祖国有着三千多年灿烂文化，还联想到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指出人民在当时包括有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决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接着，曾联松又经过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的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当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视若端庄，但是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勾划，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近一个月过去了，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千里之广，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征，曾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旗上。色彩以红色为主，似红霞满天。红色表达热烈的感情，象征革命；配以黄色，灿烂辉煌，一片光明。从美学的角度来衡量，曾联松的设计也颇具特色。他自己曾总结出这样几点： 简与繁——五星的构图注意了以简胜繁，以一当十。如果把许多特征一一罗列出来，未免流于纤细，或者失之繁复，反而难以显示庄严简洁。小与大——五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寓有祖国疆土之意，画面虽有限，但联想是广阔的。所谓“物小蕴大，意趣无穷”。宾与主——五星中的大星与小星，当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宾主关系，但具有顾盼呼应之情，协调和谐之趣。静与动——五星的安置，如果处于旗面的中央，由于绝对均衡，则静止呆滞，缺乏生动姿态；置于左上角，则昂然起升，静中寓动，使画面活跃，而且居高临下，带有向外伸展的气势，使视野开阔，“咫尺之内，觉千里之遥”。长与宽——这是指比例关系。《条例》中规定，“形式为长方型，长宽三与二之比”。按此构图，旗面能适合美感的要求。旗面呈长方形，五星体呈椭圆形，两者均向左右舒展，取势协调。椭圆形作为一个整体，还给人团聚完整和饱满的感受。椭圆形中，大星的一个角尖正向上方，使大星显得安定庄重，稳如泰山。而四颗小星因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中央，则显得错落多变，生动活泼。大星外接圆半径和小星外接圆半径的比例是三与一之比，使大小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大星和小星之间有一定间距，显得虚实结合，山安泉注。椭圆形结体仅占旗面四分之一左右，这样的比例关系使重点集中、旗面开朗。整个旗面上的五角星、椭圆形和长方形相互结合，比例较为协凋，构图比较紧凑，在整体中富于变化而又能取得统一。红与黄——色彩也会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感情的反应。红色为暖色或热色，赤日、红光能表达庄严热烈，如革命的积极斗争行为。此外，红色也会引起希望、活跃和喜爱。黄色也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而往往与金色联系起来。我们看到黄色的五星，便有金光闪闪的联想感受。——这就是曾联松当年设计构思的基本情况。1949年8月中旬，曾联松将设计好的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了全国政协筹备会。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元、国歌、国旗的决议。曾联松手捧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有关国旗决议的上海《解放日报》心潮起伏，热泪盈眶。这天的《解放日报》上，同时套红刊印着正式通过的五星红旗图案。曾联松的心愿实现了！这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期望！多少仁人志士，多少共产党人，为着争取民族的解放，劳苦大众的生存自由而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五星红旗是用他们的鲜血染红的，是用他们的光辉业绩织就的。不久，曾联松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一封信，上面写着： “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合现在五百元——编者注）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1950年国庆，曾联松被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建国三十周年时，他再次应邀去北京参加庆祝活动。1977年，上海市政协五届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增补他为市政协委员。如今，五星红旗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祖国各族儿女，都象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无数先烈和仁人志士用鲜血染成的红旗；用对祖国的贡献，为五星红旗增光添彩。50年来，中国人民以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行为，赋予五星红旗以新的生命力和不朽的内容。如今，曾联松已经是两鬓染霜，年近古稀了。他对祖国的统一和实现四化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他回顾过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展望未来，峰回路转，气象万千。他曾应一位记者的要求，作了一首《七律·咏五星红旗》，表达他对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拥护和拳拳爱国的心声。全文如下： 耸立重楼高阙巅，天安门上舞翩翩。袂连桃季花烂漫，袖拂云霞彩万千。霹雳晴空竞震扰，滂沦冷雨更相看。冰霜不减嫣红色，路转峰回见新天。

第二篇：中国国旗图案的含义

中国国旗图案的含义：

旗面为红色，长方形，其长与高为三与二之比，旗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一星较大，其外接圆直径为旗高十分之三，居左；四星较小，其外接圆直径为旗高十分之一，环拱于大星之右。旗杆套为白色。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相互关系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底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表示围绕着一个 中心而团结，在形式上也显得紧凑美观。国旗中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旗面为红色，象征革命，星呈黄色，表示中华民族为黄色人种。五颗五角星互相联缀、疏密相间，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每颗小星各有一个尖角正对大星中心点，表示人民对党的向心之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角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

中国国徽图案的含义：

红色和金色融合在一起，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和庄严。

国徽图案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用齿轮、麦稻穗，五星、绶带作为题材，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政权和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把天安门作为题材的一部分设计进去，用以代表“五四”民主运动发祥地、新中国的诞生地，以天安门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中国国歌含义

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1年“9·18”事变之后，它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必胜信心。诗人田汉在国民党狱中写成歌词后，辗转传给聂耳谱曲。此歌最初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广为流传，影响极大。《义勇军进行曲》高昂激越、铿锵有力，表达了中国人民奋不顾身争取民族解放的决心，体现了中华民族勇敢、坚强、团结御侮的光荣传统。毛主席就说过选这首做国歌的理由：要不忘国耻，居安思危！

中国国庆日的含义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纪念日。这里应该说明一点，在许多人的印象中，1949年的10月l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其实，人们头脑中的这一印象并不准确。因为，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典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而不是开国大典。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早在当年10月1日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当时也不叫“开国大典”，而是称作“开国盛典”。时间是1949年9月21日。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中就已经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那么10月1日的国庆又是怎么回事呢？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毛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1949年10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

第三篇：五城联创手抄报图案

尺寸： 1600×1129 争做文明卫生的十堰人，自觉摒弃不文明行为，讲究卫生，美化环境，不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乱贴乱画、乱堆乱放、乱摆乱占，不损坏环卫、市政设施，不践踏花草、损毁树木，主动参与辖区环境整治活动，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四篇：关于国旗第一课用资料图案确立编辑

图案确立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曾联松 曾联松

曾联松先生的国旗设计稿 曾联松先生的国旗设计稿

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同年7月14日至8月15日在《人民日报》等报纸发表征求启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初选委员会从收到的3012幅图案中选出38幅印发全体代表讨论。经全体代表分组讨论后，9月25日晚，毛泽东主席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在关于国旗的讨论中，会议研究决定去除原设计稿中意识形态浓厚，且与苏联国旗相仿的镰刀斧头标志。最后形成以红色为底色，四小星拱卫大星的五星红旗方案。[4]

毛泽东指出，五星红旗这个图案表现革命人民大团结，因此，又是团结，又是革命。[2] 而《史记·天官书》中也提到：“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

这一设计满足了各个阶级，各文化，各民族人群对于国旗的需求和想象，因此得到了普遍的欢迎。规定编辑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中，第四点规定：“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和政协主席团通过的制旗办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长方形，红色象征革命，其长与高为三与二之比，旗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大团结，星用黄色象征红色大地上呈现光明。一星较大，其外接圆直径为旗高3/10，居左；四星较小，其外接圆直径为旗高1/10，环拱于大星之右侧，并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的中心点，表达亿万人民心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如似众星拱北辰。旗杆套为白色，以与旗面的红色相区别。历史编辑

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由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升起。

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5]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以后，历次宪法在倒数第三条当中均保留这个规定。

为了更好的维护国旗尊严和提高全民国旗意识，199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发布主席令，予以公布，自1990年10月1日起实行。[6]

为维护国旗的尊严，国家发布《国旗》和《国旗颜色标准样品》两项国家标准，规定了国旗的形状、颜色、图案、制版定位、通用尺寸、染色牢度等技术要求，并宣布于1991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6] 确立过程编辑

1949年7月4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 最终提交新政协审议的38幅国旗草案 最终提交新政协审议的38幅国旗草案 六小组决定发出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启事。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修改审定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7] 于7月15日到26日间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进步日报》和《天津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8] 该启事中列出了国旗图案的注意事项： 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

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 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草案中曾使用“以赤色为主”，周恩来后来将它改成了“以红色为主”）

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发出后，当时在上海工作的曾联松希望设计一幅国旗图案来表达他对新国家的爱国热情。时值七月中旬，他在自家的阁楼上开始 曾联松提交国旗图案的初稿 曾联松提交国旗图案的初稿 了国旗图案的设计。他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以五角星作为自己的标志的，而且中国共产党又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进而决定用五角星来象征它。而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则指出当时人民由四个社会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因此他决定用四颗小五角星来象征由四个社会阶级组成的人民。在确定了五颗金星的位置和大小后（他曾设想在旗面的中心置放五颗金星，但因其在视觉上过于局促、凝滞而放弃），他于八月中旬将自己的设计“红地五星旗”寄给了筹备会。[9]

1949年8月20日，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共收到了2992幅（一说为3012幅）国旗图案，郭沫若、陈嘉庚等筹备会成员也提交了他们设计的样稿。这些应征图案在临时选阅室内进行了展示，评选委员会从中精选出38份草图，并将之汇编入《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交给新成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曾联松的方案最初并未入选，后来在田汉的主张下才被收为“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并根据小组讨论的意见去除了类似苏联国旗的锤子镰刀的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方案设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方案设计(4张)1949年9月23日，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分组讨论了国旗方案，但并未形成定论；会中有代表觉得32号方案中的四颗小五角星提法不妥，认为不应提到资产阶级。毛泽东和大多数代表起初都赞成一颗星一条横杠的4号图案，但张治中后来向毛泽东表达了他的反对意愿，认为一条横杠有分裂国土、分裂革命之嫌，而且容易使人联想到孙悟空的金箍棒。1949年9月23日当晚，彭光涵向周恩来推荐了32号图案，而周对该设计感到满意，并要求彭绘制较大的图样。此外，陈嘉庚也曾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建议，认为政权特征比地理特征更为重要，因此无需坚持使用象征黄河的横杠。两天后，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了座谈会，说明了他赞成红地五星旗的理由，并在与会代表间取得了共识。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决定采纳红地五星旗的方案，并将其改名为“五星红旗”。1949年9月29日，《人民日报》上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有关国旗的规定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有关国旗的规定

刊发了新国旗的图样和制法说明，提供给社会各界制作使用。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五星红旗首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由女缝纫工赵文瑞缝制，她在9月30日下午1时完成了这项工作。（另外有国旗、国歌、国徽评选委员会的秘书彭光涵，北平市国营永茂公司的宋树信等两种说法）曾联松最初并不敢确信五星红旗是他设计的，因为在公布的图案中，大五角星上没有镰刀和锤子。然而，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后来给他寄送了公函，正式告知他就是国旗的设计者，并随信附带了五百元人民币作为酬谢。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后至今，五星红旗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定国旗。人民英雄纪念碑编辑

人民英雄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People's Heroes）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在天安门南约463米，正阳门北约440米的南北中轴线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纪念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烈士而修建的纪念碑。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1949年9月30日奠基，1952年8月1日开工，1958年4月22日建成[1]，1958年5月1日揭幕，196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人民英雄纪念碑通高37.94米，正面（北面）碑心是一整块石材，长14.7米、宽2.9米、厚1米、重60.23吨，镌刻着毛泽东同志1955年6月9日所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金箔大字。背面碑心由7块石材构成，内容为毛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的150字小楷字体碑

义勇军进行曲编辑

同义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一般指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

1935年5月9日，该曲第一版录音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录制完成。1951年，人民唱片厂为满足国歌播放的需要，录制出版了由铜管乐合奏和管弦乐合奏组成的粗纹唱片。1959年，中国唱片厂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录制出版了全套标准国歌专用唱片。1978年，推出集体填词版专用唱片。1983年，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录制出版了恢复原词后的标准国歌专用唱片[2]。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3-4]。

2017年6月2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首次审议国歌法草案，对国歌的地位、奏唱国歌的场合、国歌奏唱的形式和礼仪等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5]。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实施。[6] 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规定在公共场合侮辱国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7]

中文名称义勇军进行曲外文名称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所属专辑现代最流行歌曲选古今中外民歌集（1935年版）歌曲时长 46秒（标准时长）[3] 发行时间 1935年歌曲原唱电通公司歌唱队填词田汉谱曲聂耳歌曲语言普通话 目录 创作背景 2 歌曲歌词 3 歌曲鉴赏 4 社会影响 ▪ 国歌历程 ▪ 国歌立法 ▪ 纪念活动 5 重要演出 6 歌曲争议 创作背景编辑 词曲创作 田汉 田汉

《义勇军进行曲》最早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1934年秋，田汉为该片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最后一节诗稿被选为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歌词写完后不久，田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8]。1935年2月，导演许幸之接手《风云儿女》的拍摄，不久后，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歌词，即《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避难，得知电影《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要求为歌曲谱曲，并承诺到日本以后，尽快寄回歌稿[9]。聂耳在收到歌词后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10]。1935年4月18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后，完成了曲谱的定稿，并在四月末将定稿寄给上海电通影片公司[11-12]。之后，为了使歌曲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聂耳和孙师毅商量，对歌词作了3处修改，从而完成了歌曲的创作[9]。歌曲命名

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从而把该曲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9]。制作发行

阿龙·阿甫夏洛莫夫 阿龙·阿甫夏洛莫夫 1935年5月10日，《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在《中华日报》上发表[11]。16日，《电通》画报创刊号刊登歌谱[13]。之后，由贺绿汀请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时译“夏亚夫”）配器，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开发行[9]。同年5月9日，由袁牧之、顾梦鹤领衔的电通公司歌唱队在位于上海徐家汇附近的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录制了《义勇军进行曲》[2]。24日，电影《风云儿女》上映，该曲作为该片主题歌在影片片头、片尾播放[14]。6月1日，歌谱在《电通画报》（半月刊）第二期上刊登[15]。歌曲歌词编辑

现行版本（田汉作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3]

1978年3月5日—1982年12月4日国歌版本（集体填词）（78---82年）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的斗争。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16]

注：由于该版本通过时的时代背景，国歌歌词中的“雄”和“建”两个字用的“厷”和“迠”[17] 1949年：毛泽东拍板保留《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 国歌原名为《义勇军进行曲》，本是田汉于1935年创作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田汉(左图)作词，聂耳谱曲。在抗战时期流传甚广。

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听取各界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马叙伦提议用早已广为流传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部分委员认为需要对歌词进行一些修改，理由是歌词在抗日战争中产生过历史作用，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形势已经变了。譬如有人提议：“歌的曲子是好的，但词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修改一下。”

最后，由毛泽东拍板，决定不改动原歌词。

1966年：田汉成了“叛徒”，国歌没了歌词

1966年2月2日到20日，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陈伯达、张春桥整理出一份《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艺界的冬天由此开启。田汉不久即因为其编写的京剧《谢瑶环》，而被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全国各报刊点名批判，与周扬、夏衍、阳翰笙一起，被诬蔑为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始终存在的一条又粗又黑的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田汉还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对其施以批斗、游街、关押。1966年12月，田汉入狱。1968年12月10日含冤惨死于狱中。

田汉如此遭遇之后，其作品自然也就成了“毒草”而遭到批判和禁止。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在内的所有田汉的作品都遭到禁止。但国歌要在各种庄严的场合不能不演奏，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当时的国歌只有曲没有词；只能演奏不能唱。成了“史无前例”的怪事。

亲历者回忆：六十年代全民参与修改国歌歌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大埔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大埔文史·第21辑》载有张天蔚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题为《“文革”期间参与全民修改国歌歌词的回忆》。老人回忆：

“1967年春夏之交，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其中一股便是全民参与修改国歌歌词之风。为什么要修改国歌歌词?据传有二个原因：一是原词作者田汉是资产阶段文艺黑线的黑头目之一；二是原国歌歌词没有新时代特点，已经过时。至于是哪一级组织提出要修改的，我们没有看到“红头文件”，只是听领导的口头传达。”

“4月初，大埔县“抓促”领导小组的一位负责人指派罗青田、罗春光、张天蔚等3人到枫朗、大埔角去深入生活。任务是：一边和贫下中农“三同”，一边修改国歌歌词。要求在5月中旬交稿上送。下到大埔角，我们分散住在几户农家，参加了几天劳动之后，召集人罗青田把我和罗春光邀到大埔角供销社的一间小店(原天成号)二楼商议改国歌歌词事宜。说实在话，我们三个也称是文艺圈内人，对产于抗日战争年代的这首“义勇军进行曲”确实很赞赏，对戏剧大师也很崇拜。然而，在“文革”那个年代，任何荒唐事都不觉得荒唐，大多数人都神差鬼使般地做着荒唐事。

“我们先对原歌词进行分析：首句“起来!”这是一个富号召力的动词。号召谁起来呢?“不原做奴隶的人们!”起来怎么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什么要用我们的鲜血?因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一句核心词，后面的几句歌词都是围绕这句核心词的情绪而产生的。面对这么完整，这么充满激情，这么有感召力的国歌歌词，我们该从何处落笔改呢?商议的结果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时代特点；二是中国人民在伟大的时代应肩负的革命责任。方法是先由各人写出修改稿，然后取各人之所长定稿。“5月初，一首署名为田春蔚的新国歌歌词拼凑出来了——

“起来!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把我们的血肉，筑成中国的反修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奋发的时候，每个人们勇敢肩负革命的重任。起来!起来!起来!我们胸怀世界，高举马列的旗帜，前进!高举马列的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我们把“新国歌歌词”油印20余份发给当地贫下中农征求意见，并于5月中旬将稿子上交。此后，修改国歌歌词的事再也无人提起，国人似乎也很快忘记了这段历史笑话。上了年纪的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有的大型集会几乎都以唱、奏《东方红》代替国歌。”

【恢复】国歌原歌词直到1982年才得以回归 审判四人帮

1978年：全国征集国歌新歌词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为填补国歌歌词“空白”的尴尬，由国家文化部牵头，成立“国歌歌词征集办公室”，发出通知，向全国征集国歌新歌词。经过几个月的征集，收到大批新歌词词稿，在多次讨论会之后，最终出炉的国歌新歌词内容如下：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新歌词被提交至全国人大讨论，并于1978年3月5日下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随即以大会主席团的名义予以公告。为配合新国歌歌词的宣传和推广，“国歌歌词征集办公室”撰写了一篇题为《鼓舞我们继续长征的战斗号角》的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1978年第3期上。为了扩大影响，文章作者署名为三位著名音乐家：吕骥、贺绿汀、李焕之。但新歌词的传播始终没有打开局面。

1982年：恢复国歌原歌词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决定恢复原国歌歌词。据《江淮文史》2006年第5期刊文介绍，作家陈登科是首个提交恢复国歌原歌词提案之人。据陈登科回忆：

早在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歌词时，我就持有异议。首先是一个对国歌原歌词的情感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年代，就是唱着这支歌走进枪林弹雨，走上抗日救国战场的。那时，一唱起这支歌，就想起中华民族的危亡，想起祖国山河被践踏、人民被蹂躏的现实，就抑制不住那种誓为祖国人民献出热血、献出生命的激情。因此，我们对田汉同志的这首歌词怀有深厚的情感。至于对新歌词，我们在感情上就接受不了。那些内容也是硬凑的，空空洞洞，索然无味。但由于当时田汉同志的问题尚未澄清，所以也只能议论议论，没有写出意见来。

到了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时，田汉的历史冤案已经得到平反。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作为与会的文艺界代表，向大会提出了这个议案——要求大会讨论通过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就此事我曾同肖马、韩瀚二位作过深入的讨论，得到他们的支持，为议案拟出三条理由：一，原国歌的词和曲，都是毛主席亲自参加选定的，经历届人大通过决定的。二，现行的新歌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很粗糙，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对这个词反映冷漠，缺乏激情，且不易上口。我曾亲自一个人一个人地问过上百位代表，他们绝大多数不会唱。你看，全国人大代表不会唱自己举手通过的国歌，岂不是个大笑话?三，原词作者田汉同志已经平反，并有了明确结论。人平反，作品也应平反并受到充分的尊重。现在抽掉原词，以集体填词充数，这对国家的尊严、艺术的完整都是不严肃的，甚至使人感到有些不伦不类。当然，也有阻力或非议。其中最突出的，莫甚于“过时论”。为此，我举出法国国歌《马赛曲》为例：自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马赛工人唱着它开进巴黎，一直唱到今天也没改。而我们的国歌，在历史上起到过巨大的作用，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今天，它仍在教育、激发年轻一代人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它永远不会过时。不过，议案的办理也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当年大会秘书处只讲交付常委会研究，便没了下文。后来在五届三次、四次会议上，我也一次再次坚持地提，直到五届五次会议才得到通过。终于使这首失落17年之久的歌词，重新回到人民心中。

第五篇：曾县财政局双联行动汇报

曾县财政局 “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

进展情况汇报材料

县委召开“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动员大会后，我局立即召开局党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动员会精神，深刻领会、准确把握行动的重大意义，周密安排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并成立行动领导协调小组，切实把行动统一到县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在全局掀起开展“双联”行动的热潮，真正做到了思想认识到位、安排部署到位、目标任务到位。

一、迅速召开动员大会，全面传达会议精神。2月25日下午，组织召开了全局“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动员大会。认真传达学习了省委王三运书记在全省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和县委马书记在全县“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局领导作了动员讲话，对全局开展“双联”进行了全面部署。会议要求全局干部职工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县委的部署上来，以求真务实的精神风貌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全力投入到“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中去，扎实做好财政各项工作，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财力保障。

二、及时成立领导小组，明确落实工作责任。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局领导班子成员为副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协调小组，明确了领导协调小组办公室工作职责和

负责人，强化了对工作的组织领导，保障了“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的有序开展。

三、认真制定实施方案，稳步推进“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紧密结合财政实际，制定了《曾县财政局“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实施方案》，确定了宣传政策、服务群众，了解实情、反映民意，促进发展、增收致富，疏导情绪、促进和谐、强基固本、提升能力，转变作风、锻炼干部的工作目标。一是根据县委任务分解表，尽快赴联系村和贫困群众对接，摸清村情民意，为制定帮困具体措施提供依据。二是根据县委“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工作要求，结合财政工作提出切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帮扶措施，列出工作进度，组织干部进村入户。三是把开展这项行动与做好日常财政工作、促进财政收入赶超进位的目标有效结合进来，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效结合起来，与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实力度和资金监管有效结合起来，与干部受教育经受锻炼有效结合起来，做到科学部署、统筹推进、协调发展。四是制定具体考核办法，客观、公正、科学地对股室和干部进行考核评价，定期对行动进展情况进行考核评比，表彰先进、督促落后，促进工作整体推进，努力使“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落到实处，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四、精心安排部署，深入基层共谋发展。大菜村位于小

北镇西北面，距县城15公里，属于山区。全村共有200户，786人，其中五保户3户，低保户30户。党员24名，其中女党员5名，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12名，耕地面积800亩，人均1.02亩。2011年人均纯收入为2080元。

2月28日，局主要领导带领干部职工深入帮扶联系点小北镇大菜村，与村“两委”班子和贫困户进行了“双联”对接活动，在大菜村召开了“双联”座谈会。就大菜村目前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及当前春耕生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认真交流沟通，并深入我局联系的50户贫困户调查访问,了解基本情况、分析贫困原因,谋划未来发展,并就村上关于基础设施建设、人畜饮水、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认真进行梳理,结合村情户情及单位和个人的实际,拿出具体帮扶意见,为下一步行动奠定坚实的基础。

3月6日，再次组织干部职工对贫困户逐户进行走访，就联系户当前生产生活状况、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今后发展计划进行再调查再了解，入户干部认真填写了贫困户调查表。就摸底情况，局领导班子认真分析共性的、规律性的致贫原因，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制定有针对性的脱贫规划。提出要发挥比较优势，在大力发展种植业、运输加工业和劳务输转的同时，因地制宜的调整种植业结构，大力发展舍饲养殖，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的渠道。

当前，我局为解决大菜村基础设施落实的问题，决定把

大菜村村内道路建设列入今年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现正在设计勘测，近期可开工建设；对村民提出的人畜饮水困难问题，我局已与水利部门技术人员联系，实地进行了水源寻找，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解决人畜饮水困难

五、开展行动专栏，树立财政风采。为开展“双联”行动营造良好的氛围，我局立足财政，开辟专栏，全面展示开展“双联”行动精神风貌。一是加强行动宣传。通过行动专栏、行动简报等方式，大力宣传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的亮点和特色做法。截止目前，局内创办行动专栏1个，行动图片36张，整理报送行动工作动态信息8期。二是建立档案资料。建立了“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专卷，及时收集整理各类文件资料；建立了专题会议记录和学习记录，对单位开展帮扶活动过程进行了真实反映。同时，为干部职工专门制作并发放了民情日记，要求把开展情况详细记录到民情日记上。三是严明纪律要求。帮扶小组在进村入户中要严格执行省委的“八个不准”，全力履行“三个绝不能”的要求，真正树立财政良好风采。

六、下一阶段行动安排

（一）立足部门职能，突出项目帮扶。发挥财政优势，积极为大北村争取人畜饮水、道路建设、危房改造、发展中药材、劳务输转和草畜养殖等项目，着力改善基础设施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邀请专业技术人员进村开展农民致富技能

培训，着力提高群众增收能力；组织强农惠农政策宣讲会，深入宣传政策法规，助推脱贫致富。

（二）深入村社农户，做到真帮实扶。统筹解决好开展进村入户帮扶和正常业务工作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双休日、节假日等时间，组织干部职工深入村、户和田间地头，开展帮扶工作，确保单位帮扶小组一年进村不少于8次，累计时间不少于45天；联系特困户的干部职工一年入户不少于4次，累计工作时间不少于10天。要求干部职工在春播、夏收、秋种等群众农忙时节多进村入户开展帮扶，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三）密切联系群众，强化政策宣传。组织干部职工深入联系村、户，采取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大力宣传省、市、县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的重大意义、基本要求和工作目标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发展思路，帮助老百姓掌握政策、了解法规，提高他们贯彻落实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同时，监督指导各乡镇把国家强农惠农的各项政策措施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