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效力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引发的“革命”
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效力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引发的“革命”
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效力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引发的“革命”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而确立了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不应其无处分权而无效的裁判规则[1]。因此，可以说《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彻底颠覆了《合同法》第51条，使后者暂时失去了适用的空间。
一、物权变动模式不同致使对《合同法》第51条的理解不同
《合同法》第51条一直是《合同法》实施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最为激烈的疑难问题，被誉为中国民法上的“精灵”。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物权法》施行前，我国物权变动模式并没有确立，经常被用来解释或批判《合同法》第51条的物权变动模式有两种：
（一）以法国为代表的债权意思主义模式
在债权意思主义体制之下，本无严格的处分行为的概念，仅依债权合同即可依法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即物债合一，不作区分。[2]
（二）以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物权形式主义模式
物权形式主义采纳物权行为理论，通过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分离区别物权与债权的不同关系，即负担行为的效力仅发生债的请求权，处分行为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正如龙俊博士后所言，采取哪种物权变动模式并不涉及道德因素，只是一个单纯的效率问题。
[3]通说认为，我国现行立法至今未承认存在所谓的物权行为，未来民事立法也没有必要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我国也并未采取债权意思主义模式；而是采折衷观点，区分物权变动与原因关系（以下简称区分原则）。
《物权法》施行前，涉及到不动产时，未经登记，常常有当事人以未办理过户登记为由而认为合同未生效，虽然《合同法司法解释
（一）》第9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的规定已经初步确立了区分原则[4]，但对登记、交付在物权变动中所起到的作用，学界认识不同。马特教授称这种物权变动模式为债权形式主义，认为物权变动非当事人合意的直接后果，该合意仅发生债的效果；除当事人合意外，还须登记、交付特定的形式，但不要求独立的物权合意的存在；并认为，在债权形式主义之下，登记、交付等所谓的处分行为（物权行为）只能理解为事实行为，一种基于法律行为的履行行为，而非独立的物权行为。[5]王利明教授认为，我国立法要求物权之变动,除债权意思表示外,还须以登记或交付为要件。但对交付、登记等物权行为的要件规定,主要是公示的要求,当事人从事登记和交付行为实际上也是对债权合同的履行。[6]而崔健远教授则认为，在不动产买卖场合,买卖合同、该合同履行和登记一起引起该不动产所有权的移转[7]。《物权法》施行后，依据《物权法》第14条及第15条，可以得出，不产生物权变动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物权变动模式为原因行为（债权行为）+交付或者登记[8]，有学者称之为公示要件主义。
在公示要件主义为原则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以下简称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并不能更好地保护真正权利人，因为既然合同有效不必然导致物权变动，而鼓励交易原则、意思自治原则以及从从利益衡量的角度着眼，都没有否认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理由。[9]承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能兼顾财产静的安全和交易动的安全。可以说，自《物权法》施行后，《合同法》第51条已经被架空，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思路就认为“无权处分”不是合同无效的原因，并认为合同的效力与合同的履行，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物权变动的结果有着质的区别。但是，因为没有明文规定，加之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即便在审判实践中，也对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问题存在不同裁判，《买卖合同司法解释》
第3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不能仅因无权处分而否认合同效力的原则。至此，《合同法》
第51条彻底丧失适用的空间[10]。
但是，将我国物权变动模式归纳为原因行为（债权行为）+交付或者登记并不准确。无权处分的合同虽然有效，但并不能引起物权的变动，即使是已将动产交付或者已经办理不动产过户手续，买受人也不能真正获得物权。因为交付和登记本身并不能引起物权的变动，若出卖人无处分权，即便已将动产交付或者已经办理不动产过户手续，买受人也不能真正获得物权，而只能获得权利外观及实际控制权[11]，物权实际上并没有变动。实际上，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归纳为：
有效的合同+有权处分+登记或交付=物权变动；
有效的合同+无权处分+登记或交付=权利外观变动；
若不能同时满足合同有效，有处分权，完成登记或交付三个条件，处分构成善意取得[12]，否则物权不会发生变动。
对于善意取得，《物权法》第106条规定很明确，除非同时满足①受让人受让时是善意的，②支付了合理对价，③需要登记的已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交付这三个条件，买受人可以善意取得物权，从而使物权发生变动外，买受人不能真正取得物权。
二、在我国现行物权变动模式下分析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的效力
前文提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施行后，不得以无权处分为由而否认合同的效力，《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虽然更加侧重于保护买受人，但是并不能错误地理解所有的无权处分合同均有效。只有在合同满足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时，合同不应出卖人无处分权而无效。法院当然应该依据《合同法》第52条审查合同效力，合同当事人在满足条件时也可以依据《合同法》第54条请求变更或者撤销合同。
《合同法》第132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对出卖物有处分权。
出卖人无处分权而不告知买受人,而买受人又不知出卖人无处分权（即买受人善意），构成欺诈,在因此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合同无效（合同法第52条第1项）；在未因此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合同可以撤销（合同法第54条第2款）。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就是指的得撤销的有效，也即合同刚开始有效，但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后，合同效力归于无效。[13]
若出卖人无处分权，而买受人又知道出卖人无处分权时（即买受人恶意），合同效力如何？王利明教授认为，如果对恶意的相对人也要予以保护,从客观上不仅鼓励了无权处分行为,而且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14]但是，一律认为买受人恶意时，不应受保护并不符合现行立法，《合同法司法解释》并没有强调，只有在买受人善意时，无权处分的合同才有效。在买受人恶意时，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需考虑出卖人在主观上是善意还是恶意。若出卖人是善意，则起可以依据《合同法》第54条第1款第1项规定，以重大误解为由，行使撤销权。若出卖人是恶意，双方若不存在恶意串通，则买受人可以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理由是：买卖合同关系中，出卖人有使买受人取得物权的义务，结合我国现行“有效的合同+有权处分+登记或交付”的物权变动模式，出卖人就负有自己享有或者在合同订立后取得所有权的义务，若出卖人履行了该义务，则可以实现有权处分，买受人可以取得物权。但是，由于买受人明知在订立合同时出卖人没有所有权，即其对出卖人不能完全履行义务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即对这种风险有认识，出卖人可以请求参照《合同法》第58条“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而要求买受人自己承担部分损失，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同理，在出卖人善意时，若出卖人未行使撤销权，或者因为没有在除斥期间行使撤销权而使得撤销权消灭，出卖人可以请求参照《合同法》第58条“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减少自己的违约责任。
有人会提出，上述理解与《合同法》第150条、151条冲突，其实不然，在《物权法》施行前，从构成要件分析，《合同法》第150条与《合同法》第51条总是有交集之点同时又有不重合之处,一个难以包含另一个，[15]故而，有观点认为，应该将问题简单化,直接认定第150条为特别法,第51条为普通法,依据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规则适用。王利明教授就认为，因出卖人违反权利瑕疵担保义务所产生的违约责任,应当以合同有效存在为前提,据此,可以认为我国《合同法》是承认在出卖人违反权利瑕疵担保义务的情况下,合同仍然是有效的。至于《合同法》第150条的规定与《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即使存在着矛盾,那么按照“特别规定优先于普通规定”的原则,原则上应当适用《合同法》分则的规定。王利明教授也将《合同法》第150条的规定作为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的一个论据，与《物权法》施行后的效果相同。但其同时指出，《合同法》分则并非认为上述各种转让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效的。实际上,只是在受让人、承租人是善意的,即不知且不应知道转让人和出租人是无权处分的,才能认为该行为有效。而这些观点都是在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问题未有定论时的观点，主要是为了达到使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的目的，而同时，有想兼顾《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已经确立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不需要再依靠《合同法》第150条完成“曲线救国”的目的，就应该还其本来面目，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合同法第九章规定的权利担保义务的这些条文的目的只是明确在买卖合同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解决买卖合同对货物所有权所产生的影响问题。而《合同法》第151条关于买受人恶意时，出卖人权利担保义务免除的规定，应该作限缩解释，首先，只适用于买卖合同，而不适用于设定担保物权等合同，其次，对于出卖人享有所有权或者订立之后取得所有权的担保责任不能
免除，但是可以免除其他担保，如物上无抵押、无租赁的担保，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的立法目的。
三、如何保护真正权利人
《物权法》施行前，《合同法》第51条侧重保护真正权利人的利益，将合同能否发生效力的权利归于真正权利人，使其可以通过行使追认权的方式弥补合同效力的瑕疵，从而使买受人能够依据有效的合同取得物权。
那么，《物权法》施行后，尤其是《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施行后，真正权利人利益如何保护？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前面所说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的所谓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此前，权利人往往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这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只要真正权利人（包含共同共有人）不追认，这个合同就无效，合同无效，取得的财产该返还，想要达到目的很简单。
此处有一个观念上的误区，使得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尤其是买受人在法院判决合同有效却最终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耿耿于怀，买受人认为既然买卖合同有效，那就可以要求履行，不仅如此，出卖人也有顾虑，觉得如果不解除合同，即便是赔偿买受人损失，事情依旧没有完。[16]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合同有效并不代表具有可履行性。我们仔细分析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第二款，可以得出，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有权选择①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②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其中要求承担违约责任中“违约责任”一词与合同法一百零七中“违约责任”的范围是不同的，因为此种情况下，出卖人是无法继续履行的。此时，无论买受人是选择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还是要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的，均无权要求出卖人继续履行。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法律虽然关上了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保护真正权利人的门，却打开了物权保护的窗。《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只要物权没有发生变动，即买受人没有善意取得物权，真正权利人都可以行使追回权，以保护自己的物权。[17]
在此，需要明确的是，合同有效并不能阻止真正权利人追回自己的物权，如前文所述，物权变动不仅需要合同有效，还得拥有处分权。至于说善意取得，出卖人没有处分权，却依旧取得了所有权，这是法律为了保护财产动的安全而设定的例外情况。此时能否取得物权与合同效力无关，善意取得，买受人取得物权也并非依据的合同，而是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故而，善意取得被定性为原始取得，而非继受取得。笔者认为，买卖合同作为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合同，出卖人所负的转移所有权的义务可以拆分为两个部分，即使买受人获得权利外观（包含使买受人获得标的物的实际控制权）以及使物权发生法律意义上的变动。若买受人未能获得物权，属于出卖人的不完全履行，同样，买受人获得权利外观，也是出卖人履行义务的效果之一。如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善意取得时，合同有效，法律承认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但买受人取得所有权的依据却并不是该合同。合同只是让买受人获得了权利的外观（即占有或者登记），但是取得权利却是依据的法律的直接规定。
如果一定要否认合同效力，权利人就只能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2项主张买卖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但想要证明恶意串通是极度苦难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通过物权保护，而保护真正权利人的权利，简单明了。此时，只要权利人能够证明买受人不满足善意取得的条件，则可以追回自己的财产，买受人已经善意取得，只要能证明自己确系权利人，也可以要求无权处分人赔偿，从而保护自己的权益，这当然要比依据合同法第51条第2项主张买卖双方恶意串通要经济的多。因为主张恶意串通，你不仅要证明买卖双方均系恶意，而且还要证明买卖双方有通谋！这是极困难的，但是请求法院进行物权保护，只要你能够证明买受人尚未善意取得，财产就可以追回。就像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给第三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即可，而不必去证明恶意串通，反过来说，不能证明“知情”，就更无法证明“恶意串通”。总之，请求进行物权保护比之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要现实得多。
在具体操作中，因为可能不仅仅是返还原物、变更登记的问题，还可能涉及到赔偿损失（如租金损失等）问题，故而立案可以不立三级案由返还原物纠纷，而可以立二级案由“物权保护纠纷”。
[1]若是不满足《民法通则》第55条的民事行为有效的基本条件，自然不是有效合同。
[2]如法国民法典第1138条第2款规定：交付标的物债务的成立从标的物应交付之时起，即使尚未现实移交，使债权人成为所有人。第1583条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当事人就其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同意时，即使标的物、价金尚未交付，买卖合同即告成立，而标的物的所有权亦于此时在法律上由出卖人转移于买受人。
[3]龙俊：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载于《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
[4]但于此同时，《担保法司法解释》第41条却有着“当事人以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的规定，《合同法司法解释
（一）》虽然在《担保法司法解释》之后颁布，但并未起到废止《担保法司法解释》第41条的效果。
[5]参见马特：《无权处分合同效力辩》，出处:民商法理论争议，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
[6]参见王利明：《无权处分论》，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
[7]参见崔健远：《无权处分辨》，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
[8]根据《物权法》第14条、第23条、第188条等条文的规定，可以得出，我国物权法采取了以公示要件主义为原则，以登记对抗主义为例外的物权变动模式。
[9]崔健远教授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所谓鼓励交易,其真意自然是指鼓励实现第一性目的（所谓第一性目的,就是典型交易目的,在财产移转类合同中,表现为财产权的移转、价款所有权移转；）的交易,而非鼓励违约赔偿（即所谓第二性目的,就是该合同关系的转化形态,即损害赔偿或支付违约金等。）这种交易；若是后者并且普遍化,则是病态的经济乃至社会。在出卖人等无处分权,自始不能履行的情况下,一定令买卖等合同有效,为的是等待着债务人届时不能履行,便于追究其违约责任,已经背离了甚至是舍去了第一性目的,时常不符合至少是一方当事人的本意,曲解了鼓励交易原则的真意,其正义性大打折扣。
[10]有观点认为，《合同法》第51条并没有丧失适用空间，因为作为物权变动原因的债权行为有效，但出卖人的所有权是否转移，效力待定，可以将《合同法》第51条通过解释加以适用。其实，这种观点还是事先假设了存在一个类似德国民法上的“物权行为”，而刻意回避我国立法不承认物权行为的事实，实不可取。
[11] 《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此处“转让”的含义就是使受让人获得对财产的实际控制权。
[12]有效的合同+无权处分+登记或交付+受让时善意+支付了合理对价=善意取得引起物权变动。
[13]在《物权法》施行前，崔建远教授认为在无权处分构成欺诈,但未因此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如果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无处分权不知情,那么此类无权处分合同完全被因欺诈而成立的合同所涵盖,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属于第54条关于欺诈规定的特别法,应该优先适用。如果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无处分权知情,那么此类无权处分不构成欺诈,第51条与第54条之间不存在特别法、普通法的关系,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法律的适用。
[14]而物权行为理论未区分善意和恶意,认为债权合同一概都是有效的，这是王利明教授反对物权行为理论的理由之一。
[15]崔建远教授认为，因无权处分属于权利无缺担保类型,在要件构成上,似乎应得出权利瑕疵担保覆盖无权处分的结论。但因无权处分的构成无买受人善意与否的要求,而权利瑕疵担保的构成则有买受人善意的要求,在这点上无权处分又覆盖权利瑕疵担保。
[16]如谢某诉陈某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陈某将其没有所有权的房屋出卖给了谢某，谢某起诉陈某等赔偿损失，但是没有要求解除合同。此时陈某等就担心如果谢某不起诉解除合同，而合同又有效，谢某是否可以要求继续履行，若合同有效，又不继续履行，是否又构成违约？
[17]《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第11条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该条的精神，可以得出只要第三人不能善意取得，真正的权利人或者共同共有人都可以追回该房屋的结论。
第二篇：无处分权效力待定合同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及法律适用
无处分权效力待定合同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及法律适用
班级：法学09（5）
作者：陈臻强 陈开放 蒋磊
学号（按前姓名顺序）：09***71***5020 摘要：静态利益与交易安全之间的协调平衡是民法理论的研究重点。在我国立法例上，如何处理《合同法》第51条与善意取得制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疑难问题，被学者广泛、深入地讨论。在对相关的主要理论进行研究并借鉴后，我们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以供参考。我们认为，只要满足了有效合同的基本构成要件，合同即为有效，不受第三人善意与否的影响；善意第三人因善意而原始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其原因在于第三人之善意阻断了原权利人对物的追索权利，同时善意取得制度的特别规定也是对合同有效的再确认，并且强化其效力，从而有利于善意第三人利用有效合同的相关规则保护合法利益。如何在合同法和物权法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一套兼顾原权利人的权利和交易安全与效率的理论，是我们探求的方向。
关键词：原权利人 善意第三人 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
对于私人财产关系的调整，一般观念认为合同法是调整财产流转领域表现为“动”的过程，而物权法则着重调整财产归属和支配领域表现为“静”的状态。由于财产的流转和归属本身难以截然分离，所以无论是现实生活实践还是立法制度的构建上两者都表现出紧密的关联性。事实上由于作用领域的差别，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和善意取得制度无论在立法目的上还是在制度构建上都存在内在冲突。
一、制度的目的和价值理念的冲突
合同法是以古罗马法的契约法规范为蓝本而发展起来的。基于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早期的合同效力类型只有简单的有效合同和无效合同，并没有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合同。而随着交易的复杂化以及交易高效的要求，无权处分作为一种事实行为又在交易中成为常态，并且许多无权处分人在处分后实际又取得了所有物的处分权或征得所有人的追认，为了使这类合同免于被宣告无效，给这类合同补正生效的机会，法律对此作出让步，从而引入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
虽然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表面上看起来是法律对那些原本侵犯他人财产权应宣告无效但又存在现实履行可能的合同的让步，表现出对处分他人财产行为某种程度的纵容，但实际上这恰恰是为了保护财产所有人更好地实现其财产经济价值。因为一方面一旦无权处 1
分人取得财产所有权或则无权处分合同被追认，则其可以因合同自始生效而高效地实现财产价值；另一方面即使最终无权处分人不能获得财产所有权或则无权处分不被追认，合同自始无效，也实际上与法律直接规定其无效的法律后果别无二致。所以，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的引入虽然形式上维护了交易秩序，促进了交易的达成，但本质上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财产所有权人的私人财产权。
同样，探究善意取得制度的渊源，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见，其产生也与无权处分事实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现实中物的所有权归属往往在交易之前难以绝然确定，而交易本身又要求经济、高效，这就为现实中非物权所有人处分他人之物大开方便之门。在这种情况下善意的交易相对人能否取得物权的问题使得保护所有人私人财产权和保护交易安全、维护善意第三人利益产生了决然的对立。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在早期的法律依然是雷池，不可逾越。在这方面罗马法严格遵循“任何人不能处分大于自己的权利”的原则而认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行为无效，交易相对人对交易所得的财产不取得所有权。
随着商品交易的发展，商品经济的作用和益处日益凸显，为了鼓励交易，促成交易繁荣，保护交易安全、维护第三人（尤其是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被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于是后来的早期日耳曼法基于“以手护手”原则的考量，认为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第三人对因合同取得的物享有所有权，这样就没有善意取得的适用空间了。再后来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对第三人的保护采取了折中的立法方式。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同样还是规定无权处分合同无效，但法律又另行规定对因合同取得所有物的相对人进行了细分，对于善意的第三人予以保护，肯定其取得物权，而对非善意的第三人，则不予保护。这种由法律另行规定的保护善意第三人制度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善意取得制度是极为相似。
善意取得制度产生至今，也已为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所确认，但基于对物真正所有权人利益的保护，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的国家也大都毫无例外地对其适用施加诸多限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对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的引入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私人财产权，而善意取得制度的引入则是法律为了保护交易安全、维护善意第三人利益而对私人财产权的绝对保护做出的必要限制，两者存在着立法目的和制度引入价值理念的天然对立。
二、制度构建的冲突与理论协调出路
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在中国立法上表现得非常明显。①
②①② 早期的法国民法典的规定也是如此对此学界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以手护手”原则实际上是认为合同无效，但第三人由于原所有人基于丧失对物的占有而发生的所有权效力减损，从而第三人既时取得所有权。从而认为“以手护手”的原则是善意取得制度发源之滥觞，但实际上这里的第三人并不要求必须是善意第三人。
根据《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现在通说认为，该条所规范的是效力待定合同，即在无权处分人实施无权处分行为并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之后，若权利人对无权处分人的处分行为进行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取得了处分权，则该合同为有效合同；但若权利人不对无权处分人的行为进行追认或无权处分人后来不能取得处分权，则该合同自始无效。另据《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即若权利人不对无权处分人的行为进行追认或无权处分人后来不能取得处分权，则无权处分合同自始无效，因无权处分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但是根据《物权法》第106条对物权善意取得的规定，即只要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是主观上是善意并进行了交付或者登记，满足了善意取得的其他要件之后，受让人可以取得物权。
这样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就与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着立法和实践的冲突，即当无权处分人与善意第三人订立买卖合同并进行了交付或登记之后，根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权利人不对无权处分人的行为进行追认，则该合同为无效合同，此时权利人可以要求善意第三人返还原物；但是根据《物权法》对善意取得的规定，善意第三人可以取得物权。
如何协调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在我国立法上的冲突，从而为司法适用提供理论参考，成为一个重大难题。对此，理论及实务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案。
其一，以善意取得制度是法律的特别规定为由，进而认定取得物权的有效性。这种观点认为，当原权利人拒绝追认无权处分人与善意第三人签订的合同时，虽然合同归于无效，但由于物权法中善意取得制度的特别规定，善意第三人仍然取得物的所有权。即通过法律的特别规定从而在物权的归属方面产生与在合同有效情境下相同的法律效果进而导致善意第三人取得物权的形式是原始取得。此种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中颇受争议，其最大的缺陷在于善意第三人虽然取得物权，但其与无权处分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却是无效合同，如果此时标的物存在瑕疵的话，善意第三人将不能依据有效合同的相关规则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其二，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无权处分他人财产，非经权利人追认，处分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而善意取得制度的目的在于创设例外，使善意受让人取得动产所有权，至于原因行为是否有效，在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下，仅属于受让人取得所有权是否有“法律上的原因”的范畴，即仅仅决定受让人之取得所有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而不影响其取得所有权①。王泽鉴先生的解释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但是此种解释是以台湾地区民法区分债权行为
与物权行为理论为背景的，在对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进行区分的基础上，无权处分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是否有效，并不影响善意第三人对物权的取得。在此种意义上说，无权处分合同与善意取得并不存在冲突。但是，目前我国立法并没有对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进行区分，而且不符合公众合同与物权变动一体化的实践认知，因此，该种解释与一般公众期待不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并且不能在我国民法的体系构建上完成自洽。
其三，有学者对无权处分合同制度进行了重新解释和设计，“无权处分人所签订的债权合同效力不受无处分权的影响，该合同效力只受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调整，第三人主观上善意或者恶意对合同的效力亦无影响。”②此种观点也被德国所采用，认为第三人的善意与否不影响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效力。善意第三人之所以能取得所有权是因为其善意补正了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时处分权的缺失，此时善意第三人基于合同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对于此种观点笔者认值得商榷，依此种观点，无权处分人擅自处分他人的财产反而会因为第三人的善意而真正取得处分权，这无疑过度损害了原权利人的所有权。此外，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非法侵犯，法律即使可以通过某种法律拟制来限制和剥夺公民对物的所有权，也不能将这种被限制和剥夺的权利强行赋予一个有过错的私人尤其是恶意的无权处分人。
其四，王利明教授认为“在因无权处分而形成效力待定的情况下，善意取得可以成为合同效力的补充要件，即便原权利人拒绝追认，转让合同依然有效。”③即可以理解为《物权法》第106条与《合同法》第51条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在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况下，应当排除无权处分的适用，而认定为合同有效。这样既可以实现立法价值的协调又可以实现民法制度的统一。该种观点相比于前一个观点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到了原权利人的处分权利，但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此种观点所遵循的逻辑即在原权利人拒绝追认后，通过直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考察第三人是否善意来决定合同效力。这种解释将第三人的善意与否作为决定合同是否生效的一个条件，与普遍意义上有效合同的基本构成要件不符。另外，由于我国物权法确认无权处分合同的善意第三人取得物权的方式是原始取得，所以不能通过善意取得制度推导出善意第三人为合同一方的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排出合同法对无权处分合同的适用规定，而适用一个不能内在推导出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判断例外情形的善意取得制度也是不合理的。
三、思维定势的突破与选择
基于以上种种观点的利与弊，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在寻找合适理论时应当注意的要点：
1、根据我国合同理论，合同效力只受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调整，无权处分合同的处
分人没有处分权或处分权有瑕疵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我们研究合同法下的子问题不应随意突破合同理论的根基，否则得不偿失；
2、原权利人的物权绝对权应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不能随意以私法的拟制随意限制和剥夺
3、善意取得仅能作为一种例外情形，其制度只能作为一种特殊规定，其适用应有严格的限制。
由此，我们构建了另一种法律适用方案以供参考。无权处分合同由于符合合同有效的各个构成要件，即有合同当事人且合同当事人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合同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真实一致和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及损害公共利益，应当被认定为有效合同，第三人是否善意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只对原权利人的物权追及效力产生影响，即认为如果第三人是善意的并且符合善意取得的其他构成要件，则直接阻断原权利人对标的物的物权追及效力。这样的话，一方面，合同的基本制度得以维护而非颠覆；另一方面，在尊重原权利人的权利的基础上也照顾到了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并跳过无权处分人直接将原权利人和善意第三人相关联，减少了中间环节，将涉及冲突权利的双方置于同一平台，从逻辑上来说也更为合理。另外，此种解释在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上也更为彻底，即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无权处分人对合同标的物有瑕疵担保责任，一旦标的物有任何瑕疵，取得标的物的善意第三人得以合同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违约责任；即使无权处分得不到原权利人的确认，第三人只要不是和无权处分人恶意窜通损害原权利人利益，无权处分的合同有效，第三人只要没有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就可以依据有效合同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违约责任，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所以，协调我国合同效力待定合同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最有效的方法是更正以往单方面从合同法规定的字面含义而做出的对无权处分合同的错误解读，而是应结合我国合同法的基本理论和善意取得制度综合考量对无权处分合同做出正确的解读，即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真实意思是：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第三人通过合同继受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权利人没有追认或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后没有取得处分权，无权处分合同依然有效，但善意第三人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原始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这种解读的直接结果是《合同法》第58条除无权处分合同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而无效而适用外，不再适用无权处分合同，从而排除了无权处分合同订①
②①② 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除外 需要说明的是，在此种方案中，善意第三人取得物权的方式即具有原始取得的一面，也有继受取得的一面取的。即当原权利人默认或追认，第三人为继受取得，若善意第三人善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则为原始取得。但即使是后一种情形，法律的特别规定也同时是对有效合同的再确认，并且强化其效力，所以善意第三人在标的物有瑕疵时仍然得依据有效合同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违约责任，从而加重有过错的无权处分人的责任。
立后，因权利人没有追认或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后没有取得处分权而导致适用《合同法》第58条产生无权处分人和第三人互相返还财产，恢复合同订立前状态的结果而与适用《物权法》第106条善意第三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结果的冲突，实现了我国无权处分合同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立法的统一与协调，为司法上的法律适用提供了最佳解释方案。
参考文献：
①见王泽鉴《不当得利》，台湾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146页
②参见肖立梅，《无权处分制度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③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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