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读书笔记(康芒斯的交易观)

第一篇：制度经济学读书笔记(康芒斯的交易观)

《制度经济学》读书笔记

——康芒斯的交易观及其评价

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亨利·威廉·斯皮格尔认为，“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被认为是法律、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广泛综合。”作为现代法经济学伟大先驱，康芒斯把法律制度融合到经济学中，将经济与法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而使法律、经济学、伦理学发生相互关联，使之可以进行广泛综合的基本单位就是“交易”。

在《制度经济学》一书中，康芒斯首先对当时的正统派经济学家的思想进行了回顾，发现他们主张的“财富”概念具有两重矛盾的意义，即“既说财富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又说它是那种东西的所有权。可是，所有权，至少就无形财产的现代意义来说，意味着限制数量以便维持价格的权力；另一方面，物质的东西却产生于利用生产甚至生产过剩的效率来增加东西的数量。”然后，康芒斯表达自己的观点，认为传统经济学一直以商品为基本的经济范畴，这是一种物资经济学。传统经济学中的“交易”指的是简单的物品或劳务的双边转移；而在康芒斯看来，“交易”涵盖的范围远不仅仅局限于此。

康芒斯将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与自然界发生作用而产生的活动，即生产活动；另一类是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定义为交易活动，通常说的“交易”。“交易”作为康芒斯首先提出的一个独特的概念，在《制度经济学》书中，他这样解释：“我一直在设法解决可能用什么作为研究的单位，这种单位要包括冲突、依存和秩序这三种成分。经过许多年，我得到结论，认为它们只有在一种‘交易’的公式里结合在一起，与商品、劳动、欲望、个人和交换那些旧的概念不同。所以，我用‘交易’作为经济研究的基本单位。”事实上，康芒斯提出，“交易”就是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形态。

显然，康芒斯把“交易”概念一般化了，它是一种广义上的“交易”，人类社会中的种种关系都可以在这个一般化了的概念下进行讨论。过去人们所认为的性质十分不同的经济活动如买卖活动、经理对工人的管理以及国家对个人的征税等等，都可以通过“交易”联系和归纳在一起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比较，这就“为日后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和交易费用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和广阔的潜在空间。”康芒斯把“交易”划分为三种类型：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他认为，这三种活动单位包罗了经济学里的一切活动。而且，由于这些交易是地位平等的人们之间或者上级和下级之间的社会活动的单位，那么，“它们的性质是伦理的，也是法律的和经济的。”事实上，正是这些交易活动，把法律、经济学和伦理学联结在了一起。

那么，康芒斯作为基本经济范畴的“交易”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交易是所有权的转移。”在康芒斯看来，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易是所有权的转移。它不以实物为对象，而是以财产权利为对象，是人与人之间对自然物的权利的让与和取得关系，是依法转移法律上的控制。简而言之就是指，交易是在法律和习俗的作用下取得和让与对经济数量的合法控制权的手段。他进一步说明，交易不是实际“交货”那种意义上的物品交换，它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康芒斯之所以如此重视所有权的转移问题，是由于他认为所有权是经济活动的基础，“不先取得合法的控制权，生产和消费就不能进行。”因此，在康芒斯那里，所有权成为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制度经济学，换个说法，就是所有权经济学。

于是，通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学解释观点出发，康芒斯把经济关系的本质归结为法律上所有权的交易，将“交易”归结为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从老派经济学家的“交易”是商品的实际移交的意义，变成把交易关系作为法律上所有权转移的制度上的意义，康芒斯认为，这是经济学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它使人们从传统的只重物质产品的物资经济学转到重视经济活动中的法律因素的制度经济学。

作为现代西方法经济学的伟大先驱，康芒斯对“财产”与“财产权利”的区分及对“交易”概念的一般化都深深影响到法经济学的奠基者——罗纳德·哈里·科斯。科斯是在“交易”概念已被创立、界定和使用的基础上，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科斯选择“交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考察交易活动的费用，并突出地强调了交易关系作为法律上所有权的转让的制度上的意义，显然是对康芒斯的继承。“交易成本”范畴的创立也显然是以“交易”范畴为基础。而康芒斯将法律制度看成是协调冲突的规则体系的观点，也对现代法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由于康芒斯在对“交易”进行分析时所采用的主要是哲学、法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尽管康芒斯对交易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较严格的限定，却没有对交易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忽略了人们进行交易活动是无可避免要付出代价的这一现实。或者说，他没有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认识到交易本身也需要消耗资源，过高的交易代价意味着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所以康芒斯没有将经济学的方法真正用于分析制度及其运行。而科斯则是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来认识交易本身的内涵，并以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交易及其规制。康芒斯只是提出了交易概念而没有将交易与成本耗费联系在一起。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康芒斯分析了‘交易’，但是没有分析或没有发现交易的代价”。

第二篇：制度经济学文献综述 读书笔记

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交易组织和制度的研究综述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交易中有关经济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以及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交易组织的规模变动和边界确定，交易制度和结构的最优选择等(Coase，1937，1969williamson，1975;North，1990)。从而围绕其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构建起整个理论体系。对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交易组织和制度的研究综述主要是在这三个方面展开。

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科斯看来，“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他强调经济学研究必须指向现实世界。诺思将新制度经济学界定为“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诺思认为需要在制度变迁中对现实世界进行理解和研究。柯武刚和史漫飞则具体指出，新制度经济学“关心的是分析各种具有协调功能的规则和规则集，以及这些规则和规则集的实施对经济后果的影响。制度经济学还与制度如何在经济环境的变迁中演化有关。简而言之，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生活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这些论述都是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包括个体的经济活动和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科斯所说，与新古典经济学脱离现实世界的、高度抽象的理论研究不同，新制度经济学的鲜明特征应该体现在，它研究来自于现实世界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强调运用主流经济学方法去分析制度的产生和变动，从而揭示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对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分析，科斯(Coas。，1960)在《社会成本问题》中阐述了对财产权利进行界定的经济意义，从而说明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德姆塞茨、斯蒂格勒和波斯纳等人(nemsetz，1965;stigler，1965;Posner，一972)对自然垄断问题进行了产权分析，认为进行竞争性投标，可以将对市场提供服务的权利赋予最高出价者，疏解自然垄断带来社会福利损失的问题。格罗斯曼、哈特和莫尔

(GrossmanandHart，1986;HartandMoore，1990;Hart，1995)在对不完全契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的产权理论GHM分析方法。他们在对所有权和控制权关系的研究中，分析了控制权的不同配置对信息分布和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进而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他们的不完全契约理论说明了即使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只要交易契约中的某些内容不能被第三方所验证，那么契约仍然是不完全的。在GHM模型中，契约的第三方不可验证性、交易成本以及事前权利配置之间的关系是核心问题。而 LaPorte，Lopez一de一Silanes，Shleifer和vishny(1997;1998;2000)的一系列关于法律、产权界定、投资者保护、公司治理和金融发展关系的国别研究是产权理论的重要经验研究应用。

wilhalnson(1975)将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引入了科斯的企业理论中，从而围绕交易成本和规制结构(governanceStructure，或称为治理结构)逐步构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中，威廉姆森强调了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与事后规制结构之间的关系。交易成本的分析早期集中于企业和生产组织‘。新古典经济学将纵向一体化的原因归结为技术不可分。而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纵向一体化是因为用契约形式规制持续关系比较困难。其分析的重点是制度在结构化复杂的、长期的关系中作用，而williamson(1979，p234)认为交易成本方法分析的是“备择制度形态在组织交易过程中经济节约的性质”。交易成本理论的早期发展强调以单一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忽视不同的规制方式可以结合。隐含了企业的治理决策是在三种相互独立的规制形式中作选择:市场、等级制或混合模式，只能选择单一治理形式。

BradaehandEcel。s(1989)也认为企业可以同时采取不同的规制形式。在多元的治理模式下企业可以获得不同类型规制方式的综合效率。Williamson(1996)也认为在市场、等级制或混合模式的情况下，他们三者的组合也是可以想象的。企业可以通过混合治理模式来避免对专用性资产的机会主义侵害，这些混合模式可以分为单边和双边混合治理:单边混合治理是通过加强与交易对象的事前契约来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双边混合治理是通过共同利益进而发展与交易对象的紧密关系来避免机会主义行为。RindfleischandHeide(1997)认为过去的交易过程

将会影响如何组织一个新的交易，过去与某一个交易对象的良好经验可能会降低在未来的交易中采取其他治理结构的可能;除了过去关系的影响，对未来交易的预期也可能影响如何组织当前的交易，因此，考虑交易之间的关系要比对单一交易作分析，更有助于理解对治理结构的不同选择。

ehilesandMeamaekin(1996)的研究则是在交易成本分析中引入信任，他们认为可以从社会规范、社会关系以及经济作用的角度解释信任的产生。信任可以从“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这两个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逻辑起点的角度影响经济后果，一方面，它可以限制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如果契约关系中存在信任，那么，有限理性的理性程度会有提高，因为，信任使交易当事人获得信息更为准确;对不确定性影响有较强的承受能力;减少寻求对交易对方进行限制和控制的行动从而减少了行为的复杂性。

wi11iamson(2000)在比较了交易成本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异同后，认为两者对于契约不完全问题的分析都是建立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的假设之上。但是，GHM分析在模型化过程中，通过信息对称和无成本的重新磋商将事后不适应

(expostmaladaption)所导致的无效率给消除了。因而，只剩下了事前专用性资产投资不足这一原因。这反映了威廉姆森理论和GHM理论的主要差别即一个强调事后不适应造成的无效率，所以，事后的交易规制方式是重要的，一个是强调事前专用性投资不足造成的无效率，所以事前的所有权、控制权配置是重要的。

作为交易成本理论在家庭和政府层面的拓展应用，Pollak(1985)提出了制度选择—或者是以市场为媒介的经济行为，或者是在家庭、企业、政府或非盈利组织进行的具体行为—的一个基本问题需要将交易费用的分析由企业拓展到了更广泛的交易组织分析中去。

BajariandTadelis(2001)将交易成本理论用于对政府采购问题的经验研究。

对于交易成本理论在制度变迁问题研究中的运用，诺思(North，1981)的早期的研究集中于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工具—交易成本理论去解释制度创新和变迁问题，也就是将新古典主义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用于制度的效率比较。诺思等人

(DenzauandNorth，1994;North，2005)后来将制度视为心智现象，并且重视个体对制度的内心感受和信念，认为这是理解经济变迁基本原因的关键，在制度变迁的理论引入了“共享心智模型”(Shared MentalModels)，力图克服制度变迁中集体行动的困境。在诺思看来，心智模型体现了个体的行为机制，随着社会交往的深度和广度的增加，个体之间的心智模式逐步趋同，这就能降低交易成本。

关于“组织”和“制度”概念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制度经济学当中是存在着不同看法的，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组织本身就是制度，而有的则认为不是，组织运行过程中所遵循的规则才是制度。

康芒斯认为，“这种组织，从家庭、公司、工会、同业公会、直到国家本身，我们称为制度。”5舒尔茨1968年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曾经对制度做出了如下分类:“(1)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如货币、期货市场);(2)用于影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如合约，分成制，合作社，公司，保险，公共社会安全计划);(3)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联系的制度(如财产，包括转移法，资历和劳动者和其他权利);(4)用于确定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如高速公路，飞机场，学校和农业试验站)。”明显地，舒尔茨在对制度进行分类时把合作社、公司、飞机场、学校和农业试验站等组织机构也列为制度，拉坦则明确地指出:“制度概念包括组织的含义。”’他们认为，不仅组织内部所遵循的各种规则是制度，组织本身也是制度。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青木昌彦所认为的三种制度观中就把博弈参与者视为制度，在他的看法中组织理所当然是制度。

诺思认为应该将“组织”和“制度”界区开来。首先，他定义“组织”为在基础规则及制度约束下，为实现一定目标而创立的个人团体。其次，他认为组织和制度有着相互关系:

制度是“基本规则”，组织的存在和演进受制于既定制度，又体现既定制度，反过来，它们也影响制度。再次，组织因其活动和作用而成为制度变迁的代理实体。同时也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组织的存在和演进受到制度的根本性影响。柯武刚和史漫飞也认为组织不是制度，他们指出“普通英语的习惯用法经常将这里所定义的制度与‘组织’混为一谈。组织是对资源的系统安排，其目的在于实现一个共同目标或目标集。因此，公司、银行、政府机构是有目的的组织，而基督教的‘十戒’和交通规则确是制度。”

在这里，如黄少安(2004)所述，诺思将“组织”与“组织制度”或“组织结构”混同了，“组织制度”是“组织”的构造形式或结构。正是由于组织制度的不同才使不同的组织界区开来。“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具有不同的构造方式。同样都是经济组织，由于组织制度不同，又不同的性质，有些事盈利性的企业组织，有些是非盈利性的经济组织。”换而言之，交易组织的区别集中体现于也只能体现于内在交易组织制度的不同。交易“组织”是为了交易的需要，在一定的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具有特定目的的行为主体，它们有其构造形式或结构，而交易的“组织制度”则是约束和规制这些交易组织内交换关系，以及这些交易组织之间交换关系的规则。当然，如果将交易组织的“主体性”给抽象掉，那么，交易的组织制度最终地揭示了交易组织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内在属性。

诺思在其《庄园制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型》中讲经济制度分为两个层次—“基础性制度安排”和“第二级制度安排”。这实际上就是从制度的根本和非根本的意义上所作的层次性划分。他在与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增长》第二章中将制度区分为“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前者实际上是指更基本的制度，后者是较具体的制度。结合黄少安(2004)对经济制度三个不同层次的划分—第一层次是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所有制;第二层次是产权制度;第三层次是资源配置的调节机制。三个层次依次基本上从抽象到具体，从根本到非根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经济制度中的最高、最抽象、最根本的层次，是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制度根本性质的标志。产权制度是所有制与资源配置调节机制的中间层次，是处理生产要素的权、责、利关系的规则。资源配置的调节方式即是最具体的、直接与经济运行、信息提供、决策机制等相关的规则。

读书笔记

《天津市科技服务业的现状及发展对策》

论文作者：程梅青 杨冬梅 李春成

关键词：科技服务业 科技服务机构 服务体系 发展对策

文章主要对天津市科技服务业发展状况做分析，总结了天津市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和经验，对诸多科技服务业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

文章框架结构如下：

一、关于科技服务业

1、科技服务业的内涵

2、科技服务机构的分类

3、科技服务业的构成4、科技服务业的基本特征

二、天津市科技服务业的现状

三、天津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和经验

四、天津科技服务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天津市科技服务业面临的形势

六、加快天津服务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科技服务机构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深入分析天津市科技服务业总体现状的基础上，总结了天津市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和经验，对天津市发展科技服务业的形势进行了判断，并在政府宏观指导与财政扶持、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人才培养和对外开放等诸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第三篇：《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读书笔记(读后感)

外国学者与国内官方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差异

——[德]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读书笔记

孙良媛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 广州510642）本书简介及感想

柯武刚、史漫飞主编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像向读者介绍了经济学的其中一个分支学科：制度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中心原则是：现代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在满足人类丰富而多变的目的上它的效能依赖于各种规则。规则可以限制人们可能采取的机会主义行为。规范人际交往的规则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以至连人类的生存和繁荣也完全要依赖于正确的制度和支撑这些制度的基本人类价值。

在读了柯武刚、史漫飞主编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以前，我所读的一些社会类或经济类的专著，都是由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尤其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研究员）主编的。这些专家和学者主编的书籍在指导思想上，始终严格地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的国内官方思想，对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始终坚持反对和批评的态度。在读了德国学者主编的制度经济学专著后，我才第一次接触到外国的专家学者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并且，这些外国学者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观点和看法与中国国内的官方主导思想和价值观念存在明显的差异。

2关于动力机制的问题

柯武刚、史漫飞总结了三种能使人们为他人利益而努力的途径，分别是：（1）爱、团结、其他各种利他主义；（2）胁迫；（3）自利动机。并且指出第一种动机制只在家庭、小部族等的小群体中才能有效地作用。而在冷战时期，各社会主义国家却把这种动机制当成社会主义信条，大范围地运用于全社会这一巨型的群体，由此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等的众多问题。他们在书中写到：“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口号下允诺的共同分享制度，导致大范围的偷懒和由此而来的低生活水平。改造人民的努力，造就纯出于利他主义而无私地为他人辛勤工作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都已完全失败。” 相比于第一种动力机制，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在全社会这一巨型群体中，第三种动力机制——自利，更能有效、持久地发挥作用。“很显然，只有当所获得的报偿能使人们继续为别人服务并且他们不会被迫与别人分享自己挣得的报酬时，才能激励人们从自我利益出发为他们提供服务。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拥有对私有财产的权利，„„只有在具备一整套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规则）时，„„有用知识才能被开发出来„„”

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为人民服务”、“学习雷锋好榜样”等的集体主义信条，不断地重复出现在各种会议、文献、专著甚至是政府的公共政策中。然而，“为人民服务”、“学雷锋”作为生产或服务模式，究竟能为生产者提供多大的激励动力，却是有目共睹。柯武刚和史



 [德]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第7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同上书，第74页。同上书，第75页。

漫飞等外国学者，鲜明地提出以自为自利作为激励人的一种动力机制，与中国大陆的主流官方思想形成鲜明对比，无疑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关于历史哲学的问题

在理解个人以及个人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社会观视社会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整体被视为大于其单个部分的总合，„„所有人都从属于这个实体，并必须在这个实体中服务。” 而另一种社会观，也就是柯武刚和史漫飞这两位学者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是自利、自主和平等的个体，他只具备有限的认识能力和有限的知识。„„在原则上，所有人都

②是平等的。在需要集体主义的场合，自下而上地发动这类行动是更可取的。” 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

“社会没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立于构成社会的个人的本体性；而且，社会中心的知识总是太有局限。根本不能协调复杂的演化系统。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不断演化，无人了解其路径，也无人能预见这种路径。而当个人有创造能力时，他们就能影响历史。因此，假设诸如‘历史铁则’

③那样的东西是不合理的。”

与柯武刚和史漫飞的观点正好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从着一定的发展规律，即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原始社会，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后，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因此，社会的发展是可以预见的，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理论一向都是深信不疑，并认为这一唯物主义史观是一个万古不变的真理。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涉及这一历史哲学领域的出版物，都是在这种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展开论述，而柯武刚和史漫飞却开门见山、旗帜鲜明地读者表明“历史决定主义”的“历史铁则”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又给读者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关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综观全书，在关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问题上，柯武刚和史漫飞始终赞同个人主义。他们指出，在信奉集体主义的社会中，如果个人追求的利益与统治者所定义的社会利益不相符的时候，统治者就很容易地以“群体利益”或“国民利益”的名义来压制个人。而在信奉个人主义的社会，人们一般都重视自由、平等的个人之间横向的和自愿的协调，一般都相当怀疑自上而下的集权主义政策，偏爱法治甚于人治。在本质上，这种哲学观念预期，人们并不服从权威，靠自愿的契约与他人合作，柯武刚和史漫飞进一步指出，集体主义是需要强制手段来贯彻的，“集体主义需要强制这一判断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在强行贯彻集体主义设计的时期中，有千百万人被杀戮，更多的人被监禁，还有许多人在本世纪由集体主义国家挑起的战争中丧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集体主义是导致诸如苏联“大清洗”运动和德国法西斯战争的原因。

与柯武刚和史漫飞对个人主义的高歌赞扬截然相反，在中国大陆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个人主义”经常被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并列在一起，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界的重要批判对象，中国官方思想一向认为，个人利益应服从集体利益，下级应服从上级，个人主义被定性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之一，应坚决抵制。中内外对个人主义的一褒一贬，反映出中国大陆与国外在价值观上的巨大

②

③

④

⑤

⑥④⑤⑥ [德]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第1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同上书，第179页。同上书，第181-182页。同上书，第190页。同上书，第190页。同上书，第188页

差异。关于中国的农业问题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土地性质的问题上，中国大陆的专家学者一向认为，承包后的农村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即公有。而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现在中国的农村土地实质上是私有的。“1970年代未1980年代初，在中国领导当局推行农业非集体化时，在过去总是尝试由集体持有

①的财产中发生了规模大的事实私有化。” 另外，对于1950年代末期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后来的经济

困难中，有不计其数的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但对于死亡的具体人数，中国大陆的各方专家学者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而柯武刚和史漫飞却在书中指出：“据估计，这项‘社会工程学’试验的结果是约3000万人饿死（Becker,1996）。它重演了苏联1930年代强迫集体化的结果，且有过之而无不

①及。”柯武刚和史漫飞在书中还提到一件以往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绝少提及的事件，在1970年代后期，四川发生了粮食骚乱。四川的粮食骚乱发生后，当地政府在农业的经营体制上作出了一些改革，②并且取得不错的成效，他们认为，四川的这次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是人民公社体制瓦解的开始。这

与中国大陆学界长期认为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改革是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开端的观点有着很大差异。因此，对于一名在大学中修读农林经济管理的学生来说，柯武刚和史漫飞这些外国学者的观点确实值得关注。总结

纵观全书，柯武刚和史漫飞在书中论述了他们对制度经济学的理解，和对政治及社会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他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观点和看法与中国大陆的学界与在不少差异，读完这本书后，使我对外国学者的一些思想产生了初步的了解。① [德]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第5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② 同上书，第515页

第四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网络约车 ——《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读书笔记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网络约车 ——《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读书笔记

《经济学家该如何选择》这一章提到，“弗里德曼通过坚持理论的价值不应该由她们的假设是否真实来判断，从而发展他的理论”，科斯还举了叶子的例子，并提出问题，“在考虑叶子没有大脑的情况下，该怎样解释叶子逐渐在一棵树上所形成的分布。”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前一阵闹得沸沸扬扬的“交通局要管制网络约车的事件”，如果交通局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的交通更加拥堵，出行更加不方便，我们就可以预测到接下来管制政策的实施。但是，我更希望有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不想招致这些结果的交通局会采取损害中国消费者利益的政策？我在读了《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这一章之后便有了大致的答案。

文章中提到“那些重要而真实的东西往往很简单，以至于几乎根本不需要经济学家阐释就能得到理解，令人沮丧的事，在对公共政策的讨论中，这些简单真理却往往被忽视。”薛兆丰老师在《共享经济不可挡》一文中提出，“根据罗兰贝格队估计，我国全国日均轿车出行需求约6000万次，其中有一半可由出租车满足，400万次由注册租赁车满足，而2600万次的缺口则只能由各种黑车、专车、不明不白的车或者我们称之为法外的车来满足。”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也知道这是明显的供不应求。想要解决机动车出行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种解决办法，一是增加出租车的供应量，但这个方法却是不可行的，如果供应量增加，出租车司机就赚不到钱了，也正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才会有北京出租车牌照“一照难求”的现象。那么第二个办法来了，就是开辟新的市场，使供给者的范围扩大到出租车司机以外的人。网络约车就应运而生，不仅解决了供应量的问题，还以新的、更加透明的方式减少打车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而且“拼车”这项服务不仅使消费者利益最大化，还或多或少的减少了拥堵现象，避免资源浪费。这简直就是天才的发明呀！说到天才，我就不得不提一下Uber的运营方式。Uber真是让我又爱又恨。爱，是因为它的各种推广措施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多福利，比如，“推荐乘客得优惠”，还有最近的“疯狂星期一”活动，号称是可以拼车9.9元封顶畅游北京城，而且最近打车都是66折优惠。恨呢，是因为它的“提高费率”让我很不开心。就比如前几天晚上在北大下课之后，由于和同学讨论事情讨论到10:30，想打车回寝室，附近可用车非常少，Uber就直接把费率提高到2.1，这就意味着我要花平时两倍的价钱，当时心中一万只草泥马奔过，只好默默坐地铁回寝室。生气之余却也为Uber的机智拍案叫绝，它可真是很好的体现了需求曲线的原理。

回到正题，下图为滴滴发布的智能出行用户增长趋势，月均增长了达到13%，可见网络约车受消费者喜欢的程度。

资料来源：滴滴媒体研究院《中国智能出行2015大数据报告》

既然消费者如此青睐网络约车，那交通局为什么就死揪着它不放非要加强管制呢？我想他们可能是认为网络约车使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变相的价格管制，他们认为网络约车的价格太低了，造成了不公平竞争。这不禁让我想起来《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中《国富论》那一章提到的，“许多经济学家沿着与斯密相同的思路，坚持认为管制价格低于完全竞争水平的做法是无效的。”而专车司机不是全职，所以提供的价格就很有弹性，不受价格管制。专车新规如果颁发，那就真的是直接把专车往黑车领域逼了。

至于网络约车，会不会侵害到传统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呢？我认为没有。因为新时代的互联网可以给司机们更多的选择，他可以离开出租车行业，那个原来受剥削的、份子钱和出租车牌照价格都很高的系统。这对他何尝不是一件好事？而且网络约车让打车更方便了，所以需求量会越来越大，如果需求明显的减少，出租车都载不到人，那才是真正的损害出租车司机的利益了。

参考文献：

薛兆丰，《经济学通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

科斯（Coase, R.H），1994：《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中译本)上海三联，20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