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研究（下）

第一篇：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研究（下）

婴儿死亡率在50‰以上的有藏、维吾尔、苗、彝、布依、侗、傣、黎、傈僳、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撒拉、仫佬、阿昌、普来、怒、保东、京、独龙、门巴、基诺等３０个民族，其中在１００‰以上的还有哈尼、布朗、塔吉克、德昂和珞巴等族。当然也有低于２０‰以下的，如满、达斡尔、锡伯、裕固等族。平均寿命在７０岁以上的有回、满、畲、高山、仫佬、锡伯、乌孜别克和京８个民族，而不足６０岁的还有傈僳、佤、拉祜、景颇、布朗、怒、鄂伦春、德昂、独龙、门巴、珞巴和哈尼１２个民族。

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高低以及平均寿命的长短，除了社会、经济、文化素质、医疗卫生等原因以外，还有消极生活方式的转变程序不同等因素在起作用。

人口文化素质现状和问题

由于现代教育是提高各民族人口文化素质、健康素质、转变消极传统观念、降低生育率、提高生产部门和管理行为的科学、技术水平等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民族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繁荣事业的基础性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８０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1．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状况。1982～1990年，除门巴族外（原因待查），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都有所提高，但到1990年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相当悬殊。如果说综合均值5为达到小学毕业程度的话，那么已有蒙古、朝鲜、满、哈萨克、高山、纳西、达斡尔、毛南、锡伯、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京、鄂伦春和赫哲15个少数民族，其中综合均值相对最高的为朝鲜族（8.54）、俄罗斯（8.12）、高山（7.99）、塔塔尔（7.60）、锡伯（7.15）和赫哲（7.11）６个民族；相对最低（≤2.0）的还有藏、拉祜、东乡、门巴和珞巴５个民族，约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程度。

２．民族人口文盲比率下降与文盲人数增加问题。1949年以前除个别少数民族外，许多民族的人口文盲比率都在95以上。1982～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合计）成人（15岁及以上）文盲比率由44.5降为30.8，但文盲人数却增加了2.06；土家族的文盲比率由36.1降为25.2，但文盲人数增加了65.23；苗族文盲比率由60.2降为41.9，但文盲人数却增加了16.7；回族文盲比率由42.10降为33.1，文盲人数增加了0.9；彝族文盲比率由63.8降为49.7，文盲人数增加了6.4；侗族文盲比率由47.2降为28.5，文盲人数增加了17.3；白族文盲比率由42.65降为30.2，文盲人数增加了６.４；哈尼族文盲比率由66.1降为60.4，文盲人也增加了8.5（张天路1998）等。这不仅表明这些民族小学义务教育和新生文盲形势严峻，也反映了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超越小学教育的承受能力，即影响了人口文化素质的更快提高。

民族人口生活质量问题研究

这是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的首次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指标设计和两种不同的结果。其一，是依据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格蒙特和客座研究贾大卫.莫里斯于1997年提出的衡量穷国贫困居民生活质量的测量方法。PQLI由婴儿死亡率、１多平均寿命和识字率３个指标组成，并经过换算成指数后之后的平均值，其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指数＋１岁平均寿命指数＋成人识字率／３

另一位作者则认为上述三指标中的成人识字率应以文化程度综合均值代替，其计算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１岁平均寿命＋文化程度综合值数／３

用第二个方法计算出来的ＰＱＬＩ，普遍的比第一个方法的数值要低２０多。究竟用哪种方法或者第三种方法更为科学、更有应用价值？不过国际上通用的是第一种方法，所得出的数值可以与世界各国直接进行比较。

国际上通常把PQLI值为65，又把PQLI值分为高、中、低３个等级，80以上为高生活质量，发达国家的指数平均为92，其中西欧、北美接近95；60以下为低生活质量，最低的为非洲，平均仅为33，亚洲的平均值为58。

199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民族，达到高生活质量的依次为满、朝鲜、汉、蒙古、壮和回６个民族；暂时还属于低生活质量的只有哈尼和藏两个民族。相对最低的哈尼族与相对最高的满族相比，相差达３７个数值。

少数民族人口指标赶上和接近汉族水平问题的研究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滞后或者大大滞后于汉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分关心和扶持少数民族发展，并提出赶上和接近汉族水平的战略任务。由于人口指标是社会、经济等的综合反映指标，而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一般要晚于汉族10多年，而且实行的又是适当放宽的生育政策。能不能赶上汉族？何时才能赶上汉族？有哪些民族在哪些方面先期赶上汉族？还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都是国家、民族人士、民族人口研

究人员，应该关心和研究的问题。

在开发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研究后发现，已有26个民族在人口自然增长比例、标准化出生率、4孩及以上孩次构成、15～19岁妇女早育率、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初婚年龄、15～19岁组妇女早婚比率、标准化死亡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预期寿命、成人文盲比率、15～19岁年龄组、每百人中所拥

有的大专以上程度人数、每百人中所拥有的小学以上有文化人数、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少年儿童系数、年龄中位数、少年儿童负担比、城镇化水平、第一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口生活质量指数22项人口指标中不同程度地赶上汉族水平（张天路1998）。

在26个少数民族中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得项多少依次为：朝鲜族和满族各18项，锡伯族和俄罗斯族分别为14项和11项，达斡尔族和乌孜别克族各9项，蒙古族、高山族和鄂温克族各占8项，京族、回族、塔塔尔族和裕固族各为7项，赫哲族和裕固族各为6项，哈萨克族5项，土家族和仫佬族各4项，毛南族3项，哈尼、纳西、仫佬、藏和布依4个民族各得1项。但问题是：超过汉族指数的民族已占55个少数民族的47.27，其中超过汉族指标的10多个民族的得项还不多。

（十一）人口与民族繁荣的新概念和量化指标问题的探索

由于国家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而如何科学理解民族繁荣以及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关系？从学术、实践等方面给民族人口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因为不仅在50～60年代甚至在90年代，社会上和某些专家、学者认为：“民族繁荣的基础和前提是人口增长快，人口规模大”等，国内某些国家领导人很希望能从学术上、理论上进行研究，以使在民族人口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中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统一认识。为此，主要在下面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1.关于民族繁荣的新概念。人类历史上的民族繁荣不仅有其针对性和往往被后起之秀所取代，而且还大致存在着传统型和现代型两种类型。传统型民族繁荣存在于传统经济、传统人口再生产时代，人多力量大是其主要表现形式；现代型民族繁荣则存在于现代经济时代，要求人口增长慢、人口文化科学素质高，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高低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立身于世界之林的基础和前提。

中国所追求的确良民族繁荣，无疑是现代型民族繁荣。经过反复探索，设计了现代型民族繁荣（初级阶段）的15项参考性定量指标（张天路1998），用以检验其发展进程。这些参考性定量指标分别是：（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500美元以上（根据1990、1991年世界人口数据表中的平均数设计）；（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5；（3）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5以上；（4）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部门中占30以下；（5）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6）成人识字率占同龄人口的95以上；（7）中学入学率占同龄人口的80以上；（8）高等教育入学学生占同龄人口的10～15（7、8项根据1988年、1989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数据设计）；（9）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数在1000人以下，医生密度能使患者在3小时内就医；（10）婴儿死亡率达到20‰左右；（11）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0岁；（12）实现了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以下，人口倍增时间延长到70年以上；（13）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达2.0左右；（14）实现了成年型人口，使少年儿童系数达到25以下，年龄中位数接近30岁；（15）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达到80以上。

实际上，这些指标一般地都高于当前发展中国家水平，都又低于或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因此，即使某个国家或民族全面实现了这些指标，但还需要更上一层楼。在1990年的中国56个民族中，达到或超过指标项目的为朝鲜族最高，有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倍增长年限、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寿命、城镇人口比例、少年儿童系数、年龄中倍数和生活质量10项；其次为锡伯族，有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年龄中位数和生活质量6项。蒙古、回、满、壮、俄罗斯、高山、裕回、畲、达斡尔、仫佬、毛南、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族，在1项或几项达到了繁荣指标要求。存在的问题是：第一，达到繁荣指标的民族还不多，而且即使达到了繁荣指标的民族得项也还不高；第二，西部地区的众多民族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民族，在达标方面还处于待起步状态。2．“人口—教育—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式。这是日本和中国的朝鲜族在实施现代型民族繁荣过程中的重要经验和创新：第一，要实行计划生育，减慢人口增长速度，为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均经济水平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第二，把全民教育置于优先发展地位，由于人口文化素质的极大提高，为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死?雎省⒀映て骄倜吞峁└咚刂世投肆Α⑻岣卟挡棵诺目萍己坑刖眯б娴绕鹆嘶饔茫坏谌Ψ⒄姑褡寰茫罨谐【檬敌锌耪撸岣呷司盟剑⒄菇逃⒖刂迫丝诠ぷ骱蜕缁嵫系仁乱堤峁┬酆竦奈镏驶　Ｗ苤叭丝凇逃谩钡男鞣⒄鼓Ｊ剑厝坏贾驴刂迫丝谑俊⑻岣呷丝谒刂省⒄裥嗣褡寰玫男饔肓夹匝罚梢运凳鞘迪窒执兔褡宸比俚挠行揪丁?/P>

（十二）西藏人口研究的成效显著

由于西藏位于世界最大、最高的高原腹地秘形成独特自然环境，且长期封闭；封建农奴制度延续了八、九个世纪，且社会经济远远滞后于内地；独有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广泛流行；特殊的婚俗、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集团和国外一些人歪曲西藏人口事实，不断编造西藏人口谎言。因此，西藏人口问题便具有独特性、神秘性和敏感性，自然受到了国内外某些部门和学者的关注与重视，80年代以来成为研究的热点，其研究成果之多、分析研究的之深、社会经济效益之突出、对人口学科的贡献性等，在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名列前茅。据不完全统计，仅专著已有10本：《中国人口.西藏分册》（刘瑞1989）、《西藏人口的变迁》（张天路1989）、《当代中国西藏人口》（孙兢新1992）、《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资料调查报告集.西藏卷》（常崇煊1989）、《边区开发论著.西藏居民收入、消费中的城乡差异》（马戎等1993）；《中国简况.西藏人口的过去、现状与未来趋势》（中文和多种外文本）（张天路1994）；《跨世纪的中国人口.西藏卷》（晋美多吉等1994）年、《中国藏族人口研究系列.西藏藏族人口》（李永胜等1997）、《PopulationDevelopmentinTibetandRelatedIues》（张天路1997年）等。此外，还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和调查报告。这些专著和论文，对西藏人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特点、问题与对策等进行了定性、定量的研究。

1．西藏历史人口问题的严峻性。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口数量问题。在西藏这块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历史上最多有过多少人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曾有94.5万人、600万人，也有人说曾经达到1000万人甚至更有3300万人之说。各家之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旧西藏既没有户籍制度，又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应该说都是一些估计数或者推算数。如果估计或推算一个地区人数都能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发育程度或者它具有养活多少人口的生产水平和经济实力作为依据，彼此的差距不至于大到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总之，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解决。二是婚姻、生育、死亡等问题十分严重。采用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的高年龄组人口的有关资料（因为他们都是出生在30年代以前，可以代表旧西藏水平）：65～69岁妇女的不婚比率达10.8，分别比全国藏族（9.2）维吾尔（0.2）高1.6个和10.2个百分点；60～64岁妇女终身不育高达17.7，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4高16.3个百分点；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在3.01～3.85之间徘徊，这与国内外的自发性生育在5.0以上的水平反差甚大；和平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高达430‰，平均寿命只有35岁（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和西藏计划生育办公室1995）。三是现代文化教育的空白。和平解放前的西藏还处于以宗教寺院教育为主阶段，没有一所现代学校。因此，成人文盲率高达90.6，其中男性为80.0，女性为97.6；乡村成人文盲率高达91.4，其中男性为81.6，女性为98.1。

2.西藏人口的增长与民族构成的变化。1951年和平解放以后特别是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西藏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加快。1951～1959年从和平解放至民主改革期间的平均每年增长率较低（0.92）；1959～1965年平均每年增长率最高（3.10）；1965～1985年从自治区成立至城镇少数民族开始计划生育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率较高（1.95）。与此同时，西藏人口的民族构成一直是以藏族人口占绝对优势，并在不断升高，如1982年藏族占全区人口的94.4，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4.85和0.75；1990年则藏族上升为95.5，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3.68和0.82；到1996年藏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全区人口的比例分别为96.3、2.9和0.8。

3.西藏人口预测。以1990年为221.78万人为基数进行预测，三个方案到2000年分别为263.75万人、266.51万人和209.63万人，2050年分别为401.00万人、443.10万人。以第二方案为例，除少儿比例不断下降外（由1990年上午35.5下降到2050年的29.7），其他各项数值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对西藏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压力很大（孙兢新1992）。

4.生育率、死亡率水平的变化。首先是妇女未婚比率的下降。1990年时40～49岁的高育龄妇女的未婚比率虽然还高达7.43（次仁多吉1995）（比全国各民族都高），但比65～69岁终身不婚妇女的10.83下降了3.4个百分点，这使更多妇女有了健全的家庭和生育的机会，但1995年又反弹为8.26。其次是降低妇女不育率比例，1990年西藏40～44岁妇女未（或者不）育率为9.4，虽然比全国的1.1还高8.3个百分点，但比60～64岁妇女不育率的17.7降低了将近一半，不过1995年又反弹9.9。西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民主改革前的中等生育水平，提高到1959～1989年的4.13～5.76的高水平（其中1961年为3.89）。

降低人口死亡率，特别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的任务更为艰巨。为此，积极采取了综合性措施，如提高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经济收入水平，转变某些不利于人口存活的传统习俗，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包括西医、藏医等），实行全民公费医疗（这是中国大陆唯一享受此待遇的地区），发展妇幼卫生事业等。经过努力实施之后，西藏的人口死亡率由1951年的28‰降为1967年的11.6‰，再降为1981年的9.72‰和1990年的7.4‰，1997年为7.9‰；婴儿死亡率则由1951年的430‰，降为1981年的155.2‰和1987年的136.0‰，1990年已降至97.4‰，后者比1951年下降了332.9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之大实为人类史上的罕见奇迹；孕产妇死亡率由1951年的500/万下降为1985年的143/万，再降为1989年和1994年的71/万和57/万，后者比1951年下降了443个百分点，又是一个大幅度下降的奇迹。西藏人口平均寿命，由和平解放前的35岁，延长到1987年的56.95岁和1990年的59.61岁（常崇煊1993）。

5.西藏人口文化素质的变化。随着西藏现代教育事业发展，人口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1982～1995年间的大学程度人口虽然已由0.42提高到0.78，但与全国平均水平（2.03）相比相差甚远；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比率降为61.50，但与全国的16.48相比，还高45个百分点；文化教育程度综合均值已提高到2.19，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6.30）的34.76。因此，西藏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及科技兴藏的任务还相当繁重。

四、21世纪的民族人口研究任务

经过本世纪近20年的研究，对中国各民族人口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包括民族人口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因此，发现了各民族的人口特点、问题及其与民族因素间的联系和作用。

虽然有的民族人口再生产已进入现代型行列或者正在向此类型靠近，但有更多的民族人口问题还相当严重或十分严重：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和人口峰值还未显现；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还较低或者相当的低；人口构成大多数还停留在传统类型；贫困人口比例还相当高；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解的迹象，而且显现的和潜在的问题正在逐渐地深化和蔓延等。为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21世纪民族人口研究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1.稳定和完善民族人口政策的研究。这包括生育政策、医疗卫生政策、教育政策、扶贫到岗政策等的调查研究，为控制民族人口过快增长势头、提高民族人口素质及改善民族人口结构等提供多方位的服务。

2.坚持和完善民族人口统计工作。在坚持199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的登记和汇总项目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经常性登记的分民族人口项目。3.进一步重视培养和扩大民族人口科研队伍。本来就十分薄弱的民族人口科研力量，随着年龄老化，进入21世纪的断层问题和持续发展问题更加严峻和更加突出，抓紧培养民族人口科研人才问题时不可待。

4.进一步加强民族人口科研工作。当前已出现民族人口科研课题小、经费少的严重局面，如果有关部门不予以解决，不能不影响到民族人口调查和分析的深入与质量，特别是危机到民族人口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持续发展问题。

5.重视民族人口现代化和繁荣发展的跟踪研究。在进行跟踪研究的同时，及时向有关部门提供民族人口现代化和民族繁荣进程新信息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对策。6.重视和加强民族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的研究。组织相关学科的协同政策，进行规范化的调查研究，为民族地区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7.启动和加强民族地区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民族地区出现的人口与环境、资源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过去由于研究力量薄弱、科研经费不多、研究任务很重，很少对这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为了民族地区当前和长远利益以及可持续良性发展，必须及时启动和加强民族地区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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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研究（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对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以后才开始起步，由于基础资料奇缺、已往研究成果贫乏及研究力量薄弱等原因，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工作起步十分艰难。

一、民族人口研究的进展取决于人口基本数据的提供状况

1953年和1964年的第一、二次人口普查手

工汇总资料，仅有各民族人口数量和地区分布资料，而1982年的全国和民族自治地主的100机器汇总资料和1抽样资料（仅限于100万人口以上可用）则提供了各民族人口数量、分布、婚姻、家庭、生育、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职业等重要基础数据，对民族人口的分析研究开始提供了空前的有利条件，从而第一次基本上弄清了民族人口的种种特点和存在的诸多问题。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机器汇总的民族人口资料，除了1982年的内容外，还具有更有价值的重要特点：第一，增加了民族人口迁移、死亡等项目；第二，按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对婚姻、生育、死亡、文化程度（分在校、毕业、肄业等）、文盲、职业、行业、年龄、性别等进行设计和交叉汇总，这在全世界各国中是唯一的，为分析各民族人口状况、特点和问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对推进中华民族人口学科发展起了空前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有位美国人口学家反映，东南亚有的国家也准备效仿。在多种抽样调查中的民族人口资料相当丰富，如1987年和1995年的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88年全国２‰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8个少数民族妇女婚育情况抽样调查数汇总等，对分析研究各民族人口、婚姻、生育等的现状和历史变迁，提供了可信依据。典型调查和社区调查资料，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民族人口研究内容，《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1992）反映了20多个民族的100多个社区的人口、社会、经济、自然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1995）涵盖了对9个民族（或地区）的人口调查资料分析研究外，还对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对策研究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二、国内、外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民族人口研究的展开

在奠基性和开拓性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国家教委、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政部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积极扶持，除了资助民族人口专著出版外，还分别设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在“七五”期间，国家教委和国家社科基金分别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等课题，国家计生委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家庭、婚姻、生育、节育情况系列调查研究”课题；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和“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教委的Ｐ04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统计局的Ｐ33项目“中国1990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析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计生委的Ｐ07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拉萨市流动人口调查研究”课题，国家民委设立了“散居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等。这些调查研究和分析研究的开展与完成，不仅扭转了少数民族人口资料缺乏的局面，而且可以说是世界各国中仅有的少数民族人口资料最丰富的国家，更可喜的是有的人口研究机构正在建立少数民族人口数据库。

中国人口学会成立以来对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早在80年代初期就在兰州、贵阳和昆明召开了三次“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90年代人口学会又设立了“中华民族人口专业委员会”，以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工作。

近20年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研讨会就召开了10多次大中型会议，还于1992年和1994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和云南昆明分别召开了两次国际会议，即“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学术研讨会”与“1990年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析研讨会”。

1987年在贵阳召开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筹划会”是第一次召开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和实际部门的联合调查尝试，与会人员来自１５个省、市、自治区，以协调和组织该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会议确定了承担民族社区的调查单位和专家、学者，要求按照统一设计（经过试点调查修改）的调查问卷、说明书与汇总表进行调查，调查研究成果包括调查报告和咨询报告。为了互通信息和交流情况，由综合研究协调办公室及时寄发简报。

1989年夏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社区人口调查与研究成果评审会，在1993年出版了由张天路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该书汇集了藏、彝、回、布依、朝鲜、满、瑶、京、黎、佤、拉祜、纳西（摩棱人）、基诺、畲、水、东乡、裕固、柯尔

克孜、土、撒拉、锡伯21个民族的100多个社区的调查报告。

1993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民族人口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计生委、统计局、高校、统战、民委、政协等系统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彭佩云、蒋正华等多位领导出席指导。会议共提交论文55篇文，对1990年人口普查的民族人口资料进行深入开发的同时，还进行了适当的补充调查，为各民族人口死亡率与平均寿命、各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特别是对各民族人口指标直接进行横向比较，首次开发出了少数民族赶上和超过汉族的多项人口指标，树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新形象。会后出版了《中华民族人口演进》（张天路，1993）。

为了促进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工作的开展，经过张天路、马正亮的努力，在甘肃计生委提供出版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杂志（季刊）在1987年正式创刊，在马正亮副主编的主持下直到1999年已发行了48期。由于它是世界唯一的少数民族人口刊物，因此它的影响远远不仅限于国内。

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80年代出版了10本专著，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10多份咨询报告。在专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民族人口学》（张天路1989）。这标志着民族人口学科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中正式建立起来，填补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空白。90年代出版了31本专著，发表了500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40多篇咨询和调查报告。

三、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涉及的主要范围和主要问题

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范围之广、问题之多和难度之大，不亚于（或者可以说还稍多于）全国（或地区）的人口内容，涉及的主要范围包括：民族人口学科的建立与完善问题；基础理论建设与应用研究问题；方法论与研究方法问题；人口数量变动因素中的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指更改民族成份）、民族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属性等定量与构成问题；婚姻和家庭户中的构成、初婚年龄等问题以外的民族通婚的比例变化问题，以及婚姻形式（或婚姻制度）对民族人口再生产与其后代的素质问题；民族因素对婚姻、生产、死亡、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等的下面或副面影响问题；民族人口政策问题；民族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的相互关系问题；民族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关系问题；民族人口指标达到或超过汉族水平等。

民族人口研究的主要困难有：第一，只有每１０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才有可能提供民族、分年龄、分性别的重要数据；第二，分民族人口研究面临着对５６个民族人口资料的分别计算、列表、制图、分析等复杂和困难问题；第三，对民族人口进行抽样调查或社区调查的经费难以解决等。

在近20年中出版的民族人口专著多达40多本，如《民族人口学》（张天路1998）、《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黄荣清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演进》（张天路1993）、《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1995）、《中国穆斯林人口》（张天路等1991）、《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1993）、《中国藏族人口》（孙兢新1994）、《中国蒙古族人口》（王镇等1997）、《贵州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严天华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府研究》（邓宏碧1997），《PopulationDevelopmentinTibetandRelatedIues（ZhangTianlu1997）》等。这些专著所论述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包括：民族人口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各个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历史变化、新中国时期的发展和未来50年的发展趋势；各个民族的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的变化与问题；各个民族的婚姻、生育、死亡、平均寿命和生活质量；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与效果；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内在联系和定量指标的设计以及发展模式的探索，人口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容。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

民族人口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民族学与人口学的交叉学科或者边缘学科。直到1977年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了《民族人口学》（Ｂ.U.科哥洛夫著），虽然缺乏定量数据，但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方面阐述，原则性地提出了民族因素对民族人口过程的作用。由张天路编著的《民族人口学》于1989年出版第一版（约20万字）后，于1989年出版了经过修订的第二版（32.3万字），该书指出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为：应该把民族人口作为根本的立足点，既包括世界各国的各个民族，也包括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它主要研究人口的民族构成、各民族的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特点、人口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和民族演变所引起的人口过程，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并分析各种社会、自然因素尤其是民族因素（包括政治、社会、宗教等所形成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对各民族人口数量、素质、婚姻、生病、死亡等的正负方面的作用。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方法

坚持以人口学的研究方法为主，并融入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有关研究方法。除经常运用数学方法、比较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外，特别强调运用人口学的问卷调查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民族学叫实地调查）相互结合的新型调查法，它既可以得到“是什么？”，也可以寻找到“为什么？”，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怎么办？”

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

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总路线和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从各个时期的民族人口状况、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人士的意愿等实际情况出发，新中国的民族人口政策经历了人口兴旺（50～70年代初）、酝酿和准备计划生育阶段（1971～1981年）。但是，由于少数民族人口经过相当时期的高速增长，民族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等的矛盾和压力愈来愈大，有的地区相当严重，少数民族群众耳闻目染汉族家庭因开展计划生育而出现的生活条件、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有所提高之后，便追求计划生育，甚至自发地行动起来，特别是1981年5月乌兰夫同志指出：“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还是要搞，问题是如何搞法，……”。在以上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为了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更快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赶上和达到汉族水平，便于1982年12月，经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六五》计划明确提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并根据各个地区的经济、自然条件和人口状况，制定计划生育工作规划”。

198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中说：“对于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可以考虑，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和政府，有关的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往往都是经过试行之后，逐步地予以完善。而其效果还是很不平衡，以致于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已进入人口现代型行列，人口工作的重点已由控制人口数量型转为提高人口素质型；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则还处于高出生、高增长阶段，还面临着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等严峻问题、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还处于由传统再生产类型向现代类型转变阶段。

少数民族人口总增长率超常规的因素分析

1953～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由3532.0万人增长到39998.4万人，平均每年递增1.11；1982年增长到6723.9万人，1964～1982年平均每年递增2.94；到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达到9132.4人，1982～1990年平均每年递增３.５１；据1995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少数民族人口为11123.8万人。根据黄荣清教授计算，近来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动，除了自然变动、国际迁移变动因素外，还有更为重要的社会变动（包括更改民族成份和民族通婚子女选报为少数民族成份者）因素，必须加以量化，这是国内有关部门和国外人口专家所关心的问题。据计算，1982～1990年在少数民族新增人口数量中的社会变动占了56.64，而自然增长部分仅为43.36，汉族则因此减少了14.15的人口。

少数民族妇女婚姻构成从少数民族的婚姻特点出发，除了分析研究婚姻构成、平均初婚年龄等内容外，还要分析研究婚姻形式、民族通婚等对少数民族人口的作用。

1．各民族妇女婚姻构成的变化。1982～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婚姻构成，有的上升、有的下降，而且到1990年各民族间的高低也比较悬殊。1982～1990年未婚比率上升的有维吾尔、苗、布依、侗、瑶、白、土家等族，其中维吾尔族由13.4上升为16.3和苗族由21.0上升为24.0；其他民族都有所下降，其中以朝鲜族由25.6下降为18.5、蒙古族由30.9降为27.1、回族由25.5降为21.4较为突出。到1990年未婚比率相对较低的为维吾尔族（16.3）、哈尼族（18.1）和朝鲜族（18.5），而相对较高的则为哈萨克族（34.7）、藏族（28.1）和蒙古族（27.1）。1982～1990年离婚比率升高的有回、朝鲜、满、侗等，以中以朝鲜族由0.6上升为1.0的升幅较大；而降幅最大的为哈尼族由2.3降为0.7。到1990年离婚比率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5.2）、藏族（3.2）和傣族（1.4）。

2．各民族妇女平均初年龄。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相对较高的有藏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分别为23.8岁、23.6岁和22.7岁，为什么前两个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如此之高？我们至今还不甚明白。相对较低者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傣族和彝族，分别为19.4岁、20.0岁、20.9岁和20.9岁。

3．各民族妇女的早婚问题。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中，有１３岁或１５岁的男女青年便举行成人仪式为“戴天头”、“穿裙子”、建“察房”、盖“公房”等，从此算作成人，可以正式参加恋爱或婚姻社交活动，《古兰经》规定：女子９岁、男子１２岁为“出幼”（即离开了幼年，进成年期，即可以结婚。）据１９８５年调查资料反映，新疆墨玉县维吾尔族已婚妇女中在10～14岁和15～19岁年龄组的已婚比率分别为24.67和77.18；云南傣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0.98和15.88；云南布朗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2.23和17.56；云南佤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的已婚比例分别为0.92和23.29。1982～1990年，除个别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有所上升外，大多数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都有所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有瑶族、苗族和回族，分别下降了8.3、4.5和4.3个百分点，维吾尔族下降了6.9个百分点。直到1990年早婚比率相比较高的为维吾尔、哈尼族、傣族、彝族和藏族，而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妇女的早婚比率只有2.6。

4．民族通婚。根据1990年中国各民族的民族通婚状况，民族复合家庭户和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户比例最高的都为满族、蒙古族和土家族，相对较低的都为维吾尔族、藏族和哈萨克族。民族通婚的积极作用占据着主流地位，有利于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和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

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率的变化

少数民族正式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比汉族晚了10多年，即于1982年才正式展开，而且一对夫妻比汉族可以多生１～２个孩子。

1.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在不断地下降，1989年经1981年下降了31.08。当然，各个少数民族下降幅度很不平衡。80年代朝鲜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不仅一直比汉族为低，而且一直在生育更替水平以下轨道运行，这与全民族的高文化素质、现代生育观念的树立有着直接的关系。80年代的满族实行一对夫妇生育２孩的政策，但由于文化素质较高和生育观念的积极转变，总和生育率也降到了生育更替水平线以下。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虽然1988年才正式开展计划生育，但总和生育率超前开展下降，到1989年已接近生育更替水平，与文化素质的提高，生育观念的先期转变有关。回族妇女总和生育率，是信仰伊斯兰民族中最低者。1981～1989总和生育率下降幅度相对最大的民族有黎族、侗族和壮族，分别下降了53.86、35.79和34.89。1989年的总和生育率相对最高的为哈萨克族（5.07）和维吾尔族（5.45），其次为藏族（3.97）和布依族（3.79）。在百万人口以下民族中还有柯尔克族（6.14）、塔吉克族（6.13）、德昂族（5.03）、景颇族（4.23）、怒族（4.22）和撒拉族（4.15）等。总之，除个别民族外，进一步降低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2．早育问题。各民族15～19岁妇女生育率高低相当悬殊，相当高的有拉祜族（103.1‰）、哈尼族（77.8‰）、维吾尔族（75.4‰）傣族（74.9‰）和柯尔克孜族（69.4‰），这与早婚比率较高有直接的联系，有的民族又相当的低，如裕固族（5.8‰），俄罗斯族（6.7７‰），锡伯族（7.7‰）和朝鲜族（8.3‰）。

3.孩生育问题。1989年除了几个民族妇女多孩生育构成较低以外，大多数民族都较高，甚至更高达40以上者，３孩及以上构成在40以上有柯尔克孜、塔吉克等１１个民族。1989年百万人口以上民族15～19岁妇女的多孩生育也比较严重，即各民族普遍都生育3孩，当然占该年龄组生育孩次的比例高低不等，如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1.6）、哈萨克族（1.6）、傣族（3.4）和藏族（1.0）生育４孩的有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瑶、哈尼、哈萨克和黎10个民族；甚至还有生育５孩及以上者，有藏、维吾尔、彝和黎４个民族，可以想像这些妇女生育第１胎时很有可能还处在少年时期，这对产妇和婴儿的健康都很不利。如果不及时降低对这些民族妇女、婴幼儿健康的危害以及人口高速增长势头等，给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和困难将是可以预料的。

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问题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次提供了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数据，才有可能计算各民族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1989年7月1日至1990年6月30日的校正人口死亡（未完，接（下）..）

第三篇：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问题研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问题研究

【摘要】：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耕地保护形势很严峻，耕地数量的逐年锐减,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分析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及耕地保护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并对此提出相应的建议,探索当前我国耕地保护的对策，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的城郊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 因为要保证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势必要大量占用农地,尤其是占用耕地。而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耕地相对不足的国度里,也必须要解决好吃饭这一问题。所以吃饭和建设就成了一个两难问题。我们必须切实的保护好我国现有的耕地资源，才能在建设城镇的同时，也解决好吃饭问题。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the city changes a course accelerate, our country farmland protection situation is grim, year after year of farmland amount acute is decreased, has become our country's important factor of social stabilit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ity land ut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fficulties, and propose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explore the current our country farmland protection countermeasu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our country city changes a course is ceaseless accelerate, a large number of suburban agricultural land into construction land for the city, to ensure that the city construction land supply, it is bound to occupy agricultural land, especially farmland.In the US such a person much ground is little, farmland is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land, must solve good to eat this problem.So eat and construction became a dilemma.We must protect our country existing farmland resource, can be in the town of 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also solved have a meal problem.【关键词】：城市化；耕地保护；土地利用；集约利用；耕地补偿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问题

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使得目前的土地利用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土地利用粗放,浪费严重

城市人均用地水平偏高,但土地利用效率却十分低。城市用地增长速度高于城市人口的发展速度。此外,我国城市建筑的容积率较低,这说明我国城市现在的土地利用效率还比较低[3]。另外，由于受城市土地利用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制约手段不得力、政策引导不到位等因素的影响,土地资源利用粗放、浪费的现象很突出: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指标,为要政绩,不惜以牺牲耕地资源为代价,盲目招商引资上项目、扩大城市规模,无视土地规划,违规设立各类开发区、经济园区、大学城,造成耕地闲置浪费。目前,这种低效粗放扩张现象在各地区都十分普遍。

2.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

由于各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落后和历史原因,我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利用效率低,党政军机关、大专院校、工业等单位占据着城市的中心区和高地价区,城市土地的级差地租得不到体现,从而导致城市土地产出率低。另外,还体现在工业仓储用地比重偏大,城市绿化用地和交通用地比重偏小，造成城市生态环境差。目前,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发生了改变,但还存在土地利用上的双轨制,城市土地的真实价格还没有得到体现,土地使用税征收标准过低,这不仅不能使过去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得到调整,反而加剧了这种不合理性。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工业用地占建设用地总量的比例高达26%,超过美国(7.3%)和香港特区(6%),也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

二、土地利用过程中的耕土地保护问题

耕地不仅在利用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在其自身的保护中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1.耕地保护与城市化水平提高的矛盾尖锐

城市化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以占用大量耕地扩大土地面积的外延方式为发展途径,导致耕地总量减少。据统计,我国城市扩张占用耕地的比例一般在50%~80%,部分城市在90%。城市化建设必然要占用土地,甚至耕地,这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国耕地少、人口多,因此,耕地保护在我国具有战略地位。在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与城市化水平提高的矛盾将长期存在。

2.地方政府对耕地保护的态度消极

国家、地方政府、用地单位等土地利用主体在城镇空间扩张的博弈中,地方政府占据明显优势。土地对于农业虽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却很微弱,在以GDP作为衡量地方官员政绩主要指标之一的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实现领导任期间的目标,不顾环境资源承载力和经济条件,说服土地管理部门和农民尽可能地实现耕地的非农化,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与耕地保护持消极态度的矛盾,与严格执法的矛盾目前十分突出,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上项目上往往只强调自身情况的特殊性,把局部利益放在全局利益之上,在资源利用上急功近利,不惜违法。

3.在保持耕地动态平衡上困难重重

土地管理法规定:非农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我国实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主要目的是实现我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然而现实中,由于建设占用的耕地多是城市周围和主要交通沿线的农业生产条件好的良田,而新开垦补偿的耕地大多位于距离城镇较远,生产条件差的地区，且大多数在数量上与原占有土地有很大差距。因此,目前我国耕地占补平衡中存在的多占少补、占优补差、补偿耕地基金不到位等现象突出,导致我国耕地数量逐年减少,且减少趋势有增无减。

三、在城市化的同时，做好城镇土地利用及耕地保护的几点对策及建议

然而，城市化、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在我国城市(镇)化发展进程中必须处理好城市发展与耕地保护和土地资源持续利用之间的关系[4]。要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节约和集约利用城镇土地

基于我国国情和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重点战略应走内涵式城市化之路,实施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重视城市发展的内涵,提高环境质量,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度和利效率,促进旧城改造,有序推动城市化进程,增强土地资源对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并在保护耕地和节约用地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制定各类城镇用地的规模与标准,这样才能科学合理地控制城市用地的规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强土地整理,对城市内未利用的闲置土地、区内零星的弃耕地、低利用率土地,用行政管理与市场调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整理开发,通过控制存量建设用地,储备可盘活的城市建设用地,积极实现土地利用由分散到集中、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进一步完善土地市场,推进城镇土地的集约利用。

2.强化政府对耕地保护的责任,规范政府行为

现实中耕地随意被占用、建设无序等现象的发生,既有政府管理不力的原因,又有政府行为不规范的因素,同时也体现了土地管理体制中存在缺陷和问题。由于土地农用的比较利益低,如果完全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那么耕地就会不断地被转为建设用地。为了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必须强化政府对农地的保护作用,严格控制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数量。要从征地和供地两方面规范政府行为,改变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从当地利益出发,为建立政绩而以地生财、竞相出让土地的做法。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要严格规定各级政府的征地权,杜绝各级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借口滥用征用权,同时提高征地成本,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同时要求各级政府严把土地供应关,完善土地的有偿使用制度,严格执行招、拍、挂,增强土地出让的透明度,减少土地出让中的出租、寻租行为。

3.完善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建立土地开发整理新机制

政府必须进一步明确责任,负责本行政区内的耕地占补平衡,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复垦落实耕地占用补偿的法定义务。建立包括经济发展与耕地占用数量的关系、耕地质量评价、耕地的食物生产潜力评价以及耕地变化的粮食安全效应等在内的耕地储备体系,推动土地开发整理产业化。严格土地开发、整理的项目管理,建立从事土地开发、整理的专门机构,采取招标的方法推行企业化经营。鼓励开发整理机构多方面、多渠道筹集资金,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充分利用优惠的税费政策调动各方开展土地开发整理工作的积极性,确保各地区耕地占补平衡。

4.完善土地产权制度

保护耕地是保证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实现社会和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关键,而保护耕地,从根本上依赖于有效的土地产权的设置和安排,依赖于土地产权制度的建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已呈现出某些局限性。例如: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土地产权界定不清晰;土地产权结构不合理等,并成为保护耕地,实现耕地可持续利用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中国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的核心是产权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在国有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的前提下,建立以土地使用权为基础,完善土地他项权利设置的土地产权体系。其中,国家拥有土地的发展权和管理权,按照农地农用、农地农有的原则,严格控制农业用地非农化,保障对耕地的保护。

5.完善征地制度

近年来,全国征地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一是征地规模过大;二是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虽然提高了对农民的安置补偿标准,但是与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后的收益及农民失去土地和代价相比,还是太低。同时还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国家大型水利设施用地补偿过低的问题。因此,要制定土地利用规划,强化规划对建设用地总量的控制,把用地规模限制在规划数量范围之内。要把公益性项目所进行的征地与一般经营性项目用地严格分开,缩小征地范围。工商企业需要用地,应当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城镇建设规划的前提下,通过向国家、向农民集体购买、租赁等市场方式取得,价格由市场决定。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也要节省用地,减少征地,城镇建设要尽量盘活存量土地,控制城区过分扩张。农民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应当是农民分享城市化和工业化成果的过程,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过程,应当建立起配套的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6.改革现行土地管理体制,巩固完善城乡地政的统一管理,强化纵向监督机制

当前,要进一步强化中央和省级政府的用地计划调配权,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措施落到实处。同时要强化土地执法监督机制,土地监察体制改革要先行一步,要有步骤地试行市对市辖区、县对镇的双重领导及垂直管理体制。继续探索和完善土地与司法的监督机制和有效性。

7.建立耕地保护实时监测系统

利用RS和GIS技术建立类似加拿大的LAND2CAREGIS的耕地评估监测系统。以计算机软硬件为基础的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是集空间分析、存储、管理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分析管理系统。遥感(RS)技术则为土地管理部门实施实时查询、更新数据提供了可能。通过GIS和RS的有机结合实现全国耕地资料的实时采集、更新与分析,及时确定耕地用途的变更方向和变更数量。

参考文献

[1] 孙晓东, 王莹.浅议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保护问题[J].安徽农业科学.[2] 李品, 苏丹.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保护问题研究[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6-8.[3] 王筱明, 吴泉源.城市化建设与土地集约利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 2001,(S2).[4] 王万茂, 刘俊梅.小城镇建设中的土地利用问题.中国土地科学, 2000，(2)

第四篇：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研究

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研究

【内容摘要】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之家庭农业小规模效益低下，导致我国农地利用率存在严重问题。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解决该问题的重要途径。这要求国家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通过税收政策引导资金和企业流向农地流转市场，在此基础上培养扶植一个繁荣的农地流转市场。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 转让 农村经济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之路，它同时伴随着城市对农村土地的侵蚀和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农业生产地位之重要毋庸置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农业一方面受到大量的农业用地被建设用地所侵蚀的威胁，另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也在极大程度上危害着农村土地的使用效率。据统计，四川省2006年农村向城市输出的劳动力达1874万人，占整个四川省劳动力总数的49.3%，农民人均劳务收入1386元，占农民人均收入的46%。1在努力保持必要的耕地面积的同时，如何保障有足够的劳动力在现有的土地上从事生产是当务之急。市场导向使得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不可能在短期返乡，并且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将会继续减少。因此改变和完善我国现有的农地流转制度是保障农地得到充分利用的一项基本措施。

一、我国现行农地流转制度及农地流转现状

组成我国现行的农地流转制度的法律法规有：《宪法》、《民法通则》、《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上述立法构建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

1、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土地承包经营权被《物权法》界定为用益物权，其地位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样，按其在物权法的先后顺序，其重要性应该高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为耕地30年；草地30-50年；林地30-70年。建设用地使用期限为，居住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50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40年；综合或者其他用地50年。从上述规定看出，虽然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最低期限为30年比商业用地少10年，但是也足以保障权利人对土地利益的稳定性，以便于其长期规划。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成为可能。

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包、互换和转让；其中互换、转让的以登记得以对抗善意第三人。建设用地的流转方式有转让、互换、出资、赠与或者抵押，且以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生效的要式。从法条规定上看，似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少于建设用地的流转方式，实际上，如果一宗土地可以转让，当然就可以出资、赠与、抵押、出租。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所规定的流转方式比《物权法》要宽泛，其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其中的其他方式，应当包括出资、赠与或者抵押等方式。1 中共四川省委农办课题组，《对我省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考察》，载《四川改革》2007年12期。

从上述的分析可见，依据现行的立法，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和城市建设用地流转方式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相对于于城市建设用地流转的重要的不同在于，其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流转中，不得改变其农业用途的使用目的；其二，本集体经济成员享有优先权；其三，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农地的要经过发包方的同意。由此可推断，只要最终可能导致转让的流转方式，如赠与、抵押、出资等都应当经过发包方的同意。

2、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

虽然法律构建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框架，但是实际上在农村土地流转

2率不高。根据四川省委农办课题组的考察报告，截至2006年底，四川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动率为总耕地面积的9.1%。其中转包的方式占49%；租赁占25.5%；转让占12.6%；互换占2.8%；入股占1.9%；其他占8%。但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承包经营的流动率较高。以宁波为例，截至2008年底慈溪市土地流转总面积达31.4万亩，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48.3%。该市农地流转中政府起来很大的引导作用，因此流转方式不限于转包和出租。其主要的流转方式有土地股份合作经营、季节性土地流转以及四统一型规模经营。所谓季节性流转，指的是在当地水稻生产区季节性抛荒现象严重，于是政府组织规模经营大户，在水稻季节临时租赁被抛荒的农田，等水稻收割后再返还给原农户。所谓四统一规模经营指的是政府组织农业购销大户、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围绕特色产品，统一布局、统一供种、统一管理、统一购销。4

从上述调查分析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1）农民自发性的土地流转率低下，而政府引导的土地流转率高；2）经济发达地区土地流转率高，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土地流转率低；3）自发的土地流转主要表现为代耕、转包和租赁的方式，政府引导的流转则注重规模经济综合采用，入股、转让租赁等方式。

二、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的问题分析

虽然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2007年的《物权法》明确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流转，但是农村土地流转的增长速度仍然低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速度。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的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构成危害。从目前各地关于土地承

5包经营权的流转状况的调查研究文献看来，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2

熊绪进，肖淑兰，《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载《中国集体经济》2010年4月下。中共四川省委农办课题组，《对我省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考察》，载《四川改革》2007年12期。4 袁国文等，《宁波市农村土地流转与浙中、浙西地区之比较分析》，载《经济丛刊》2009年第6期。5 本文参考的各地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资料如下：李琳、张竟竟，《城市化背景下河南省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载《科技信息》2010年第11期；王雪峤，《从英国圈地运动看我国当代农村土地流转及经营问题》载《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第4期；张建军、陈永宁，《对甘肃酒泉市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调查》载《西部金融》2009年第12期；中共四川省委农办课题组，《对我省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考察》，载《四川改革》2007年12期。王海川，《甘肃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载《中国国土资源报》2009年9月4日第002版；方立明，《规范农村土地流转推进新农村建设———以温州市龙湾区农村土地流转为个案》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5期；韦云凤，《基于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关于广西富川农村土地流转实践的调查》载《农村经济》2009年第8期；倪锦丽，《吉林省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对吉林省农村土地流转的调研》载《经济视角》2010年第二期；陈俊良《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推进规模农业发展———怀化市鹤城区农村土地流转调查与思考》载《经营管理者》2010年第五期；袁国文等，《宁波市农村土地流转与浙中、浙西地区之比较分析》，载《经济丛刊》2009年第6期；杨明基，《农村土地流转：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的现实选择——甘肃省农村土地流转问题调查》，载《发展》2010年第四期；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浙江省农业厅联合调查组，《农村土地流转:新情况、新思考———浙江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调查》，载《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第十期；刘国学，《农村土地流转“转”出后劲———贺州市八步区农村土地流转的探索与实践》在《当代广西》2009年第四期。

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率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率相对于农村人口的流动要低。即便是在浙江这样的经济发达省份从2001年的统计数据看也只有13.1%（流转农地占总承包土地比例）6。这么低的土地流转率，相对于我国当量农业人口向工业的转移比例，必然会导致大量的耕地的闲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农民思想观念的保守。7尽管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没有表明农民就是土地的所有者，但几乎所有的农民都会用“我们家的土地”来描述自己和土地的关系。因此多数农民从思想上不能接受将自己的土地“出卖”给别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农地的流转多数情况下都采取是转包、出租、代种等方式。而后几种方式都是短期的临时的流转，土地的长期“所有者”（承包户）对土地不能实施管理，而土地的“继受者”因为只是短期的、临时的经营土地，因此必然会过度利用土地，而不管土地的长期管理和投资。这种情况也是导致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

2）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尚不能解除。虽然我国已经开始在农村实现社会保障，但这样的保障体系无论从制度上还是从人们观念上都是不成熟的。我国建立一个稳定健全的农村社保制度可能要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此，那些已经被“城市化”的进城农民，无论其在城市工作多久，无论其收入多高，仍然感到生存得不到保障，继续依赖土地。

3）政府引导土地流转的方式不健全。由于意思形态、传统观念、教育水平等因素导致我国农民的市场观念不强，尚不能自发的通过土地的流转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依靠政府是我国农民的习惯性思维，而政府尚缺乏健全的土地流转方式供农民选择。有些地方政府为了一时政绩而组织荒地农民流转土地，当多半是样板工程，不能形成一个规范的长期的流转市场。

2.转让方式流转需要经过发包方同意。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如果以转让的方式流转土地承包权必须要求发包方同意。这样，所有以转让为最终方式的流转都要经过发包方同意，如赠与、抵押、投资等都需要经过发包方的同意。但是这一规定，在2007年的《物权法》中，并没有体现出来。转让需要经过发包方的同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转让方式成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因为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种选择的成本很高，而且还有可能受到农村基础组织（发包方）的各种阻碍。如果转让需要经过发包方的同意，那么赠与、抵押和投资等最终需要通过转让承包经营权的流通方式都应当通过发包方的同意，这样就会阻碍农民以承包经营权融资和投资。

3.流转的方式简单。这里所谓的流转方式的简单指的是，多数流转都是农户简单的零星的通过租赁、代种、转包等方式，那些具有融资和投资意图的流转方式较少。法律对抵押没有规定，使得很多人误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抵押。再者即便农户知道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一般农村信用合作社或者村镇银行是否愿意接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也是个问题。另外即便是银行和信用合作社愿意接受抵押，也缺乏相应的市场会接受土地承包经营权。笔者认为，如果能够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民融资的难题。而且金融机构手上囤积的大量的土地经营权，可以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虽然法律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入股，但所入股的企业多指农村股份合作企业。农业合作社在国内学界讨论已久，且理论趋于成熟。但实际上由于农民缺乏市场和经营的意思靠农民自发形成合作经营至少在未来的十几年之内很难有太多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有些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力量的介入或强行要求或利诱农民组成合作经济试点也不过是政府官员为了政绩而为的短期行为。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济尚须通过国家的统一的政策引导整个市场的资金和力量向农业流动。6 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浙江省农业厅联合调查组，《农村土地流转:新情况、新思考———浙江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调查》，载《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第十期张建军、陈永宁，《对甘肃酒泉市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调查》载《西部金融》2009年第12期。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土地经营权可以作为出资的方式向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但是既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当然就可以作为出资投向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其实大量的生产农产品深加工的企业，完全可以将产业链延长而涉足农业生产。如经营肉制品、奶制品的企业可以建立自己的农场。其所需的土地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国家征用，而从国家手中获得国有土地。让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投资入股，该方法不失为一种更为简便和低成本的途径。

三、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制度和流转市场的对策

本文上述分析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三个问题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法律对流转方式的规定态度不明朗，导致农民在流转承包经营权时层次低下方式简单，此二者共同作用导致流转率不高。因此笔者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第一就是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在此基础上，国家应当从法律和政策上向农业倾斜，而不是向农民倾斜。这样可以引导市场中的资金和经营管理人才向农业流动。再次就是逐步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解除农民对土地的最后的依赖。

1.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如上所述，虽然《物权法》、《土地承包经营法》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关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到底能通过哪些方式流转不是十分明朗。按照笔者对现行法律的理解，土地承包经营权至少可以通过下列方式流转：转让、租赁、互换、入股、抵押、投资。其中转让、出资和抵押无需经过发包方的同意。

分析立法的动机，转让之所以需要经过发包方的同意，第一可能是因为在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中，仍然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视为一种债权。其实即便是债权在转让时也没有必要经过债务的同意，只需通知债务人便可。关键问题是，2002年时农民在承包经营的过程中还需要缴纳各种各样的税费，因此那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实际上是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既然存在义务的转让当然就需要权利人的同意了。如果这种解释成立，那么笔者认为现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就完全没有必要经过发包方同意了。其理由如下：第一，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项物权，物权具有对世性，不再是一项相对性权利。9同时是一项支配性权利，而不是像债权一样只是一个请求性权利。因此在该物权转让时既没有必要通知债务人，更没有必要征得债务人的同意；第二，我国农民不再因为承包经营土地而承担各种税费的负担，因此也不存在所谓的债务的转让的问题。对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要求转让须经过发包方同意的第二种理解是，将该种同意视为一种发包方对农民的一种行政管理行为，而不是普通的民事行为。这样理解可以破除上述民法原理对“须经发包方同意”的责难。但是在土地承包合同中，发包方只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不是行政管理部门，作为一个民事主体，集体经济组织何来行政管理的“权力”呢?因此第二种解释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据此，笔者认为，在《物权法》颁布以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无论从实践上还是在法律上都不应该需要经过发包方的同意了。这样无疑增加了当事人对该种流转方式的选择。

2.税收政策向农业倾斜。农业的规模经营、大农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方向。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56%。11国家通过财政补贴的方法扶植农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发展的资金问题，如果国家能对从事规模经营的农业企业进行税收方面的减8

9810 张璐，《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理性与制度选择》，载《法学》2008第12期。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9页。汪小红，《制约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的因素分析》，载《现代农业》2010年第5期。11 资料来源，上海农业网：http:///zxzx/xwkd/gnxw/200712/t20071212_194897.htm，2010年7月2日访问。

免，则可以引导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向农业流动。一些大型的需要直接依靠农业作为自己原材料供应的企业必将会将自己的市场延伸到农业。从而带动农业的规模经营。

3.培育扶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可以分为4个部分：第一是农户自发的零散的流转市场；第二是农户之间自发的或者政府引导的合作经营市场；第三是农业大户和农业相关的龙头企业参与下的规模经营市场；第四是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而形成的金融机构参与下的规模经营市场。上述4个市场中，第一个市场完全依赖农民自发形成，第二个市场则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扶植。最重要的是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的法律制度目前我国法律尚缺乏相关的立法。法律应当明确的规定农村合作经济的法律地位、纠纷解决机制等问题。第三个市场则需要国家通过税收政策的倾斜来引导市场中的资金和大的企业向农业流动。第四个市场应当是最能促进农地流转的市场。它需要有一定经营农业经营的金融机构的介入以及一批有从事规模农业的企业的参与。笔者认为后三个市场的建立应当坚持以市场为主的原则，在建立初期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和技术上的指导。如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的登记备案制度，使得农地流转合同规范化。组织流转的有形市场，让农民和土地的需求者能在一个统一的规范的有形的市场中流转自己的土地。

第五篇：中国的城市化面临哪些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面临哪些问题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21世纪是世界城市化的世纪，也是中国将继续快速城市化的时期。然而，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特殊性，中国的城市化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

1、城市数量虚假上升有的地方政府把城市建设作为一项政绩工程，不考虑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盲目追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镇人口比重的增加，贪大求快，只追求建设速度和数量，其实中国城镇人口的统计存在许多人为的水分，中国实际城镇化速度并没有这样高。

2、城乡二元的制度差异使城镇化与农村发展遗留问题多

（1）土地及农民工权益等制度环境成为城乡协调的突出矛盾。在经济上，主要是城市向农村扩张征地，使农民成为无地、无业和无保障居民，引发严重社会矛盾和危机。在社会发展方面，流动人口增多，造成城镇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农民工落户问题突出等。在生态环境上，城乡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重

（2）城乡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差距状况。城乡之间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发展滞后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有些方面的矛盾开始突出。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悬殊。一是在教育方面。二是在医疗方面。

（3）农村及城市贫困问题。贫困人口绝对数量依然很大。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中国推进城镇化，实现真正意义上人口自由迁徙，最大难点在于如何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长期以来，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处于分割状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还非常薄弱

3、城市化不均衡性，各地区之间城市化水平差距大。

东西部城市化差距大。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基本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之下的大都位于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大，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这个差距不断扩大。城市化的不平衡性引起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其中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城市房价攀升和大城市病态现象最为显著。城市化的差异致使经济活动、人文活动和人力资源上出现巨大差异,房价持续上升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个热点问题。也是让人们十分头疼的问题。

4、城市化引发粮食危机

城市化导致城镇用地过多，出现土地撂荒，土地产出为零，甚至为负数的情况，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土地配置的不经济。中国土地城镇化速度太快，城镇土地边际效益大大下降，而且耕地资源的大量占用，直接威胁着中国粮食安全。我国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这不仅仅是人口多引发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化引发的。

5、城市化引发环境、资源和能源问题

我国现在的工业化水平还较低，“三高一低”的经济增长方式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上升时期，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断增长，但人口多、农村人口基数大、土地资源耕地少、自然灾害较多。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土地资源的合理分配，要重视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的保护。同时，城市化也严重污染了环境，人为推动的城市化缺乏资源合理分配的内在机制，对社会和环境问题不够重视。

6、城市化引发许多其他社会问题

城市化使得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涌向城市，进城务工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际中农民进城打工却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

们的工资、福利、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和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福利，同样另外一个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难也成为诸多媒体所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不能享有和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长远问题。大量的人口涌入也使得社会安全问题更加突出，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外来工的生活、工作，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

我国的城市化确实面临许多问题，但只要我们能及时发现，并努力解决，我们的城市化道路会越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