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5简述罗默与卢卡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内容
5．简述罗默与卢卡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内容。
答：20世纪80年代罗默、卢卡斯等人将人力资本概念引入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从微观上看，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是使投资者个人或家庭取得更高的收入。在宏观上，人力资本则具有外部效应，即个人或厂商的人力资本积累会对其他人或厂商的生产率增长作出贡献。
所谓“人力资本”，其内涵极为广泛，它不仅包括劳动力数量及其平均技术水平，还包括花费在教育、技能、健康、知识的改善，新技术新产品创新能力等方面开支所形成的“资本”。人力资本同样会给个人及社会带来收益。这种“资本”之所以被称为“人力资本”，是因为无法将该资本和它的所有者分离。
罗默在其模型中，假定代表性厂商的生产函数有三种投入：资本、工厂自己的生产知识、社会所拥有的知识。当各个厂商作决策时，是将社会拥有的知识作为给定量，考虑如何利用资本和自己的生产知识去达到利润最大化。不过，个别厂商的知识不可能永远保持为商业秘密，这些知识会不断地成为社会所拥有的知识。正是这种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会使社会的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持续。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是经济“内生性”增长的动力。
与罗默不同，卢卡斯强调产出依赖于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的外部作用表现在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上，而不是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在卢卡斯的模型中，人力资本对产出水平发生影响，而人力资本增长率取决于行业平均技术水平(平均人力资本存量)，加上本期内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会有效提高经济中的实际投入，使产出水平上升。单个经济单位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在对其产出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提高了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社会的经济运行效率。
第二篇：简述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优缺点
简述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优缺点
优点：① 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管理从经验上升为科学。泰勒科学管理的最大贡献在于泰勒所提倡的在管理中运用科学方法和他本人的科学实践精神。泰勒科学管理的精髓是用精确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知识来代替个人的判断、意见和经验。
泰勒在进行科学管理的研究时以及在推行他的科学管理的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有来自工人阶层的，也有来自于雇主们的。但泰勒没有屈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为科学管理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② 讲求效率的优化思想和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泰勒理论的核心是寻求最佳工作方法，追求最高生产效率。泰勒和他的同事创造和发展了一系列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和方法。如时间与动作研究技术和差别计件工资制等。这些技术和方法不仅是过去，而且也是近代合理组织生产的基础。
科学管理与传统管理相比，一个靠科学地制定操作规程和改进管理，另一个靠拼体力和时间；一个靠金钱刺激，另一个靠饥饿政策。从这几点看，科学管理有了很大的进步。
缺点：① 泰勒对工人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工人的主要动机是经济的，工人最关心的是提高自己的金钱收入，即坚持“经济人”的假设。他还认为工人只有单独劳动才能好好干，集体的鼓励通常是无效的。
② “泰勒制”仅解决了个别具体工作的作业效率问题，而没有解决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如何经营和管理的问题。
第三篇：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新经济增长理论力求以一种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相当不同的思路来解释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开拓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路，因而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和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当今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工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恰好为它们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理念和开拓新的道路。
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点严重问题
（一）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
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多加大。至今仍有2500万农村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吃不饱、穿不暖。按联合国设定的日均1美元的贫困线基准，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则达2亿多。据世界银行测算，2001～2003年间，中国10%的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增加了16%，而1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却降低了2.4%，这一差距于今更大。按官方统计，20012年，中国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0.474，业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为3.10：1，这一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严重程度。若按专家学者的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数据都远远超过官方的统计。
（二）社会保障体系薄弱，消费水平下降
中国社会保障薄弱，国内储蓄过高，导致消费下降，也严重影响扩大内需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增长，虽然迅速而成效显著，但却未能在其发展过程中相应配套地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应与经济改革和增长同步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严重滞后，而且在农村和贫困人口中甚至欠缺。由此而造成人们普遍感到经济上无保障和社会安全网的缺失，因而不得不压缩开支、节制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这导致中国家庭储蓄率高达30%，而且总体消费水平20年来一直在下降。据官方统计，政府和公众总体消费从20世纪80年代占GDP的62%，下降到2012年的43%；公众消费占GDP的比例已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33%。这一比例大大低于亚洲国家50%～60%的水平。
（三）投资过度，污染严重
中国经济连续保持8%左右增长，主要依赖于国内投资持续不断地高涨和进出口贸易的连年高速增长。从理论上来说，长此下去，过热过快的投资增长必将造成生产力过剩和通货紧缩，而出口贸易的过速持续增势必将造成贸易摩擦和经济的不平衡。中国现在已经面临这种严峻的问题，必须加以有力的调控。中国一直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宏观经济调控，实施紧缩政策，但成效不大，第一二三产业投资比重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另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过度投资是以能源、资源的高耗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为代价换取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到了必须彻底改变的时候了。中国中东部大地的水系、土壤、空气大都被严重污染，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一直未得到有效治理。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纵观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 从哈罗德多马模式到现在, 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哈罗德模式是第一个发展阶段, 索洛模式和丹尼森模式是第二个发展阶段, 舒尔茨模式是第三个发展阶段, 目前出现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是第四个发展阶段。新增长理论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所引起的递增收益对经济增长重要作用，它不仅对发达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
(一)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
罗默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四方面: 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按接受教育的年限来衡量)和新思想(按点子和专利权的数量来衡量)。四个要素中以特殊的知识即新思想为最重要, 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能提高要素的收益, 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 从而使经济的规模收益是递增的。递增的收益保证着经济的长期增长。这就能说明长期收益为什么能增长, 也能解释各国增长率为什么有差异, 为什么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要素边际收益。知识既是生产要素之一, 也就如同资本一样, 要通过投资才能取得。过去投资于知识积累, 现在就能取得利润, 因此有可能存在有良性循环, 投资促进知识, 知识促进投资。
物质资本是稀缺的, 而新思想、点子是丰富的, 知识和点子的复制不需要或只需要很低的成本,所以收益可以递增。罗默找到了使要素收益增加的办法, 就等于找到了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罗默把知识作为独立因子纳入经济增长，把知识分解为一般知识和专业化知识。他认为一般知识可产生外在经济效应, 使全社会都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产生内在效应, 使个别厂商获得垄断利润, 而垄断利润又能使个别厂商有能力研究开发新产品。产出中的内在和外在效应表明, 作为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独立的知识积累过程, 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不仅它本身收益是递增的,而且可以带动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收益也是递增的,给厂商和全社会带来递增收益。从而知识积累使总产出的规模收益产生递增, 为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由此, 罗默得出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罗默将社会各部门划分为消费品生产部门和研究与开发部门即知识积累部门。由于知识积累对经济的增长作用越来越超过物质的积累而处于支配地位, 研究和开发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罗默指出,由于各国间的贸易可以使知识在世界范围内加速积累, 从而提高全世界的总产出水平。特别是对后进国家, 可以产生赶超效应。
(二)卢卡斯的经济增长理论
卢卡斯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式,运用更加微观的、个量的分析方法, 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和索洛的技术进步结合起来。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引入索洛模型, 视其为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的另一种增长动力形式, 视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并使之内生化、具体化为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 认为只有这种特殊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才是增长的真正源泉。
卢卡斯将资本划分为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 并据此把劳动力划分为纯体力的原始劳动和表现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认为只有后者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卢卡斯给出了人力资本对生产的内在效应和外在效应。内在效应是指单个个人的人力资本对他自身的生产率的影响, 外在效应是由平均的人力资本所引致的。他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 一是通过脱离生产的正规和非正规学校教育, 使经济活动中每个人的智力和技能得以提高, 从而提高职工的劳动生产率, 这类似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观点;二是通过生产中的边干边学、工作中的实际训练和经验积累也能够增加人力资本, 这类似于阿罗1962 年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理论。卢卡斯认为,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内在效应, 而边干边学所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它拓宽了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 尤其是为那些教育经费缺乏的不发达国家设计了一种提高人力资本形成的方法, 即: 引进外国的高技术产品, 通过直接操作新机器或消费
高技术产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掌握先进技术, 从而提高穷国的劳动力素质并使它转化为人力资本。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发展的启示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在于将人力资本发展包括在内的技术问题，这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应该参照先进国家的路径，更多地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走向高速增长的通道。
（一）树立正确的观念，加速中国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积累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持续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就要加速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例如，国家可以通过大力增加对教育的预算、平衡不同地区间的教育投入、建立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和运转良好的人力资本投资借贷市场等途径来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鼓励个人终身学习，鼓励技术革新和知识进步，促进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积累。
（二）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并将重点放在技术培训上
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科技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保障。发展科教事业一方面可以提高国民总体素质；另一方面可以形成一个具有规模的新兴产业，扩展增长空间。因此我国要继续提高国家财政的教育经费和科技经费支出比重，使科教费用支出增长率高于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率。吸收和激励海外华侨、社会团体、企业以及个人捐资助教；加强教育、科技和生产的一体化进程，消除它们相互割据的状况；改善教育和科技的内部管理机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知识、科技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或外溢性，尽量做到资源共享。此外，政府还应依靠整个社会的教育培训体系和高效的技术交易体系，在合法范围内加快新思想和新知识的扩散速度。依托企事业单位的教育培训职能，使基本的知识普及推广。
（三）完善各项相关的制度和措施，为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要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就必须建立良好的社会大环境，减少经济运行在微观层面的扭曲，使更多的社会资源用于生产性行为。加强对个人和企业合法财产的保护，加强企业再投资信心；建设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扩大投资规模，提高投资质量。
（四）发挥技术进步的作用，鼓励技术革新
教育和知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力，而它们对生产的直接作用是通过技术和发明，提高物质资本的生产率。技术具有外溢性和独占性；外溢性表现在技术就是经验，知识是公共产品，任何其他企业都可以无成本地获得。外溢性能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向发达国家取得“示范效应”，吸取经验，保持持续性。技术的独占性表现在技术就是创新，创新者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保持竞争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国家要重视对创新成果的保护，使本国产品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
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经济将逐步占据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知识经济对处于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我国要借鉴新增长理论的有益思想，加快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储备，选择适时的政策和措施，发展新的产业群，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
第四篇：低利率货币政策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理论探析
低利率货币政策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理论探析
内容提要：当前，农村金融改革滞后，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本文认为，农村利率上浮政策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效果甚微，低利率货币政策在现阶段对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民实际收入更为有效，只有构建多层次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才能有效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加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力度。
关键词：利率 货币政策 农村经济增长
一、利率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传导中的特殊性
随着国民经济增长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要素市场的调整已成为影响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改善要素市场的运作在我国农村尤其重要，因为每一种主要的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土地和信贷)在我国都依然受到很大的约束。在市场化进程中，认清和解决以信贷及利率为主的农村金融资本运作，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
(一)利率传导机制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偏差
利率在影响一个地区经济产出的作用是最直接的，虽然许多
经济分析常常假设只有一种利率，但实际上必须意识到存在多种利率，且它们的作用可能是各不相同的。尤其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并没有一种完全典型的利率传导机制，但变相的利率传导仍然在发生作用，只不过它是隐性的，通过变相提高利率或提高信贷条件等非利率壁垒的替代效应，起到了与利率上升同样的作用。
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和信息的不对称，在实际经济运行中，通过实施货币政策，能够影响实际产出。凯恩斯十分关注公共投资政策的作用，他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分析，是通过考察货币政策实施对投资的成本收益影响来进行的，即货币政策效应是通过名义利率传导的，他的传导模型是M—i—I—Y。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是多样的，可以分为投资传导、消费传导、出口传导以及资产重置效应、财富效应传导等。如果我们把货币政策的传导划分为在金融部门的内部传导和对实际产出产生影响的外部传导，那么，我国货币政策的外部传导中信贷效应则举足轻重，而在内部传导中利率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因此我国的主要传导机制应该是：i—M—L—I—Y。在这里，货币政策的传导增加了信贷环节，过程延长了。
上述传导机制只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的较为理想的存在方式，而在我国农村还有不同的表现。从总体上看，我国农业科学水平、生产技术较落后，工业化程度
较低，土地利用
效率、边际产出效益不高，农村对信贷资金的需求确实普遍存在，但大部分是农产的小额信贷需求。因此，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信号，在调节农村资金供求过程中，常会出现无效调节、逆向调节或过度调节的问题。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波动趋势相同，利率越高，农村金融机构在利益驱动下，越倾向于非农领域的资源配置。
另一方面，农产资金的支出结构主要是生活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尤其以前者比重较大。教育、养老、医疗体制不健全使农民对未来的消费预期要远远高于金融机构的利息收入。而且，这种预期与利率变化是同向的，也就是说，利率越高，农民对未来的保障越担心，对通过增加信贷提高生产性投资越失去兴趣。弗里德曼开创的持久收入理论和莫迪利安尼开创的生命周期理论，构成了现代消费理论的核心部分。该理论认为，作为风险厌恶者，人们愿意在自己的一生中平衡各期的消费水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并不富裕的我国农民储蓄存款居高不下，而扩大再生产投资兴趣不强的原因。
(二)农村利率上浮政策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效果甚微
1996年以来的农村金融改革并没能促进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改革促使农业银行从农村市场撤出了许多
基层机构，并关闭了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非正规金融组织，从而使农村信用社在我国农村正规信贷市场处于垄断地位，而垄断的农村金融市场一般来说是低效率的。一方面，农村信用社的大量资金又倒流到城市，使得农村资金更加紧张；另一方面，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农村信用社以占全国金融机构 12%左右的储蓄存款份额，支撑着60%—70%的农业贷款和70%—75%的乡镇企业贷款。可见，满足农民的基本金融服务，农村信用社已独木难支。
2002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8个县市的8家信用社推出了允许存款利率上浮30%，贷款利率由 50%扩大到100%的试点项目；2003年7月国务院又批准出台了《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将农信社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进一步放大，从原来
央行规定的100%扩大到200%，最高上限可为基准利率的2.3倍，此举亦被称作深化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中“最具突破性的政策供给”，目的在于进一步通过利率杠杆调节资金供求，以市场手段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无疑，如果能够按照实际的资金供需状况确定科学、合理的利率水平将有助于吸引农村地区的资金回流、缓解当地资金供需紧张。事实上，试点初期确实尝到了政策的甜头，不但吸引大量存款，而且抢占了一部分民间金融资本的市场份额，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么统一定价，要么一浮到顶，既丧失了利率的灵活性，又缺乏制定的科学性，例如，由于农村地区的贷款需求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而利率的制定却不够灵活，导致贷款需求旺季的风险可能在淡季集中体现
出来，等等。
尽管存款利息增加对一些
存款人的确具有吸引力，但金融机构为维持原有存贷利差必须提高贷款利率，这就直接增加了贷款者的资金成本，在成本转移过程中，资金的定价必须要准确、动态地综合当地资金供需状况、资金成本和民间利率等诸多因素，因此，这又将农村金融机构陷入新的两难的境地。最终的结果是，从长远看，这种在农村地区提高存贷款利率的政策在刺激农村经济发展的效率上收效甚微。
二、低利率货币政策对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更为有效
一般认为，高利率能够真实地反映资本的稀缺性，可以提高居民的储蓄意愿和储蓄率，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比较孱弱的时期，高利率确实导致了农村储蓄存款的增加，但农村金融机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不高，存款聚集起来的资金通过金融渠道的倒流反而降低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动力，造成我国利率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的现象。“金融抑制”理论认为，“金融抑制”对经济发展的危害在于它限制了资本的形成，降低了资金的利用
效率，应该提高实际利率以促进收入的增长。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我国的实际利率(名义利率扣除通货膨胀率)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二者间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即实际利率越高，农村经济增长率越低，反之亦然。这与“金融抑制”理论有较大的出入。
同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1998年之后，我国农产品过剩问题相对严重，主要表现是：第一，粮食过剩问题突出，但主要农产品供给却没有发生明显波动；第二，受农产品市场容量的限制，出现了结构雷同，农产品出现了全面的卖难，无论是在品种上，还是在地域上，发生的范围都要比以前广泛
。这种现象意味农产品短缺时代的结束和农村经济进入新的阶段，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
基于帕加诺模型的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利率指标与农村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安翔，2005)。当实际利率上升1个百分点时，农村经济增长率将下降0.01个百分点。这与麦金农(1973)的观点完全相反，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应提高实际利率水平，以消除“金融抑制”现象，高利率真实地反映了资本的稀缺性，可以提高居民的储蓄率，同时抑制低效率的投资活动，使经济得到健康发展。但是，我国农业属于传统产业，主要农产品已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比较利益下降，因而社会对农业的投资意愿很低。同时，我国的储蓄却不具有利率弹性，资金逐渐过剩。此时，提高利率必然会使投资需求继续降低，储蓄继续增加，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更为严重的抑制作用。
鉴于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征与凯恩斯所描述的“萧条经济”情况中“农产品供大于求，农业的投资利润率逐年降低”十分类似。政府在执行利率政策时，不应采用“金融抑制”理论中提高利率的手段，应考虑到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某些对于城市或工业经济有益的政策手段(如提高利率遏制某些行业投资过热)可能会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侵害农民的利益。因此，在利率政策问题上，低利率货币政策或许对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更为有效。
三、农村金融市场的低利率政策要实现差别化
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农村经济(包括农、林、牧、副、渔业和农村非农产业)获得贷款的比重与其在GDP中的份额极不相称。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1/3，农业占GDP的比重接近15%，但两者的贷款均只占总贷款的1/20左右。即使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的要求
后，2004年农业贷款占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的比重达到的最高值也仅为5.5%(增长了0.5个百分点)。
在农村市场实行低利率货币政策，并非要“一刀切”，而是要因地制宜。如果农村金融发展完全拘泥于资本边际效率较低的传统农业，解决“三农”问题将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所以，应该根据“三农”特点在不同的经营环节和作业形态上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主要表现为差别利率。
由于我国正规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目前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单一模式的农村金融体制无法兼顾我国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别，不能满足不同地区农产和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在时间上，由于农村地区的不断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水平的逐步提高，金融服务需求在不断发生变化；在空间上，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区间金融服务需求也各不相同。而全国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模式、贷款方式、内部管理及激励机制相差不大，难以对需求的变化迅速做出反应。
在农业不同的产业链条上，有的具有商业金融需求，有的具有政策金融需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很少有国家让政策性金融或商业性金融单独一统农村金融体系。商业性金融主要满足农产品加工、运输环节的资金需求，因此商业性金融机构应充分利用
资金价格—利率进行风险定价；而政策性金融涵盖的范围主要是农产品种植环节，政府在市场化运作的基础上应给予有限补贴，委托规范的商业金融机构进行运作。随着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农村经济中的政策金融正在由政府主导模式逐渐向金融机构自主经营、国家指导和有限补贴、利率自由化的方向发展，重点是强调农村金融机构的自主经营和稳健经营。
四、低利率政策的有效实施依赖于金融创新
回顾我国20多年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金融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利率改革又滞后于金融改革。可见，利率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难点。要解决农村金融中的利率问题，必须在新的高度上进行金融创新，构建多层次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
农村金融体系创新的核心在于，一方面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行事，另一方面又要关注市场失灵问题，创造性地解决某些金融难题，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新思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路径上，除了在增加农业投入和提高农业边际效率上继续发挥作用以外，还要在限制农村资金的流出上有新的思路。虽然通过政府行政手段欲提高农村信贷资金的比重收效甚微，但我们还是看到农村地区长期存在各种非正规金融活动，以及这些活动通常是依靠非正规渠道来实现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既然某些非正规金融能够保障信贷活动的安全，政府统一的行政管理模式就应该因势利导，发挥好非正规金融的作用，允许地方政府遴选不同特点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形态进行试点，在条件成熟时将其转化为正规的金融组织。也就是说，由于农村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供需媒介，如果能够提高融资的效率，甚至将非农资金引入农村领域，并且这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不但会大大降低因“金融抑制”带来的农村资金外流倾向，而且还能降低实施金融机构改革的成本和创新的风险。
目前农村金融的困境是多方参与者博弈的结果。如果说农村资金的“逃离”是对农民的抛弃、对农业的放弃、对农村的漠视，国家则应该采取一些
行政性子预措施或者给予某种补贴，但不能否认的是农村中确实存在着一个巨大且有潜力的金融市场，不然非正规的民间融资渠道(甚至是高利贷形式)也不会屡禁不止。由于目前大多数涉农正规金融机构的行为不符合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自然不足。因此，农村金融市场应该是由多个经营范围、方向、重点不同的金融组织所组成的完整体系。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效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更好地促进“三农”国策的实施。
主要参考文献：
1.罗纳德·麦金农(1973)：《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卢骢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2.刘紫凌、黎昌政、张琴：《农村金融与经济“双抑制”怪圈亟需破解》，新华网2006年1月5日。
3.张改清：《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供求失衡及均衡路径》，《农村经济》2005年第11期。
4.安翔：《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经济问题》2005年第10期。
5.鲁靖、邓晶：《中国农村金融行为与金融创新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1期。
6.蒋俊鹏、郭沛：《中国农村金融组织空间结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2期。
第五篇：“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理论进展与评述(下)(精)
“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理论进展与评述（下）
张娟提出“精明增长”是一项涵盖了多个层面的城市发展综合策略，将城市发展融入区域整体生态体系和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目标中，提出“城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发展模式及城市内部废弃地的再利用（Brownfield Redevelopment）等。
根据以上学者对“精明增长”思想内涵的诠释，笔者认为“精明增长”思想主要体现在：倡导土地的混合利用，以便在城市中通过自行车或步行能够便捷地到达任何商业、居住、娱乐、教育场所等；强调对现有社区的改建和对现有设施的利用，引导现有社区的发展与增强效用，提高已开发土地和基础设施的利用率，降低城市边缘地区的发展压力；强调减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环境污染来保证生活品质，提供多样化的交通选择，保证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间的连通性，将这些方式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交通方式，是一种较为紧凑、集中、高效的发展模式；“精明增长”同时还强调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的共同发展。
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理论的比较
3.1 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新城市主义的起源先于精明增长，但两者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得到迅速发展。由于两者的研究内容有许多重叠之处，如土地的混合利用、追求多样化、创建宜步行社区、公交导向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等，所以这两种理论存在许多的关联和互补，两者既拥有共同的目标，又在实施、研究角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互补，在深层次上，二者之间存在一些不同之处且互相补充：
在产生背景上，“新城市主义”运动的发起人是城市设计人员和建筑师；而“精明增长”概念的提出者首先为环境学者和城市规划师。
在实现途径上，新城市主义理念的实现主要通过市场运作，新城市主义实践从规划设计到实施都十分注重与市场的结合；精明增长则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引导性、限制性政策法规来实现。
在组织机构上，精明增长最有影响力的组织是“美国精明增长协会”（Smart Growth America）；而新城市主义，最有影响力的组织是“新城市主义协会”（Congress for New Urbanism）。
综上所述，精明增长和新城市主义一方面拥有共同的目标，即控制城市蔓延、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但另一方面，二者又从不同的角度来解决相同的问题（图1），具有互补性。
3.2 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理论的共识
3.2.1 城市蔓延
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理论所要解决的均是城市蔓延问题，二者在基本原则上大同小异，都反映了一种紧凑型的城市空间扩展和规划理念。从起源时间上看，新城市主义比精明增长要早一些，且二者不存在“亲缘关系”，应该是由两条线索分别发展而来的。它们不是纯粹的“主义”或“理念”，而是混合着理念、原则、方法和政策的理论。
3.2.2 紧凑式发展
“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注重社区、街区、邻里等中等尺度的设计和规划，这种中等尺度与人的需求尺度是相吻合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新城市主义的批判是站在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上的，但它选择的却是回归传统的对策，反对低密度蔓延，主张紧凑式发展，倡导传统的社区邻里模式。
3.2.3 公交导向发展模式
公交导向发展模式是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理论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TOD最早由新城市主义代表人之一彼得·卡尔索普倡导，强调在区域层面上整合公共交通和土地利用的关系，使二者相辅相成。一般来讲，TOD强调临近站点地区紧凑的城市空间形态，混合的土地使用，较高的开发强度，便捷、友好的地区街道与步行导向发展（Pedestrian Oriented Development，简称“POD”的环境。TOD分为城市型TOD和邻里型TOD.3.2.4城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简称“UGB”）
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理论都涉及一个相同的内容，即“不断增长中的大都市地区范围的确定问题”。而设定“城市增长边界”作为一种日益流行和富有成效的方法，可将开发控制在指定的地区内。城市蔓延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城乡边界趋于模糊。因此，如何清晰区分城乡边界、保护自然景观和农业区域是控制城市蔓延的核心内容。
对“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理论的评述及其中国化
继新城市主义在美国获得极大的成功进而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流派之后，其设计思想也逐渐受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城市规划领域的重视，并继续产生影响。尽管如此，它也遭到了一些诘难与攻击。如David Harvey公开指责新城市主义的立场为“空间决定论”。David Harvey说道：“新城市主义聚集了许多说辞与政治力量，将对社区的怀旧的魅力作为治疗我们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城市病的万能药„„听命于虚构的过去来承载今天的重担”。
美国南加州大学Peter Gordon和Harry W.Richardson也认为，打算通过物质形态去获得解决郊区的遍地开花式的无序建设、种族隔离的加剧、收入差距的增加、生存环境的退化等问题的办法，未免显得过于单纯。
质疑新城市主义之“新”几乎是所有对新城市主义批评的共同点。新城市主义的批评者认为，新城市主义理念不过是一种对传统的怀旧，而王慧认为新城市主义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或许将来自于“汽车”问题和交通模式方面。
目前，美国有三分之二的州选择了“精明增长”。但对于“精明增长”，也有学者持异议。Song Yan和Gerrit-Jan Knaap利用GIS及特征价格法分析了“精明增长”的一项重要原则——土地混合使用对独户住宅价格的影响，得出“土地混合使用并不精明”的结论，并提出“事实上，精明增长和开发应谨慎选择土地怎样混合使用，确保混合不会得不偿失”。Millera，John S.和Lester A.Hoelh表示并不认同“精明增长”的口号，认为“没有一项实践需要精明增长的标签”，并建议“通过阐述精明增长的具体内容来强化社区参与”。
诸大建认为精明增长在理论上的不足体现在精明增长的外延还需进一步理清，在实践上的不足体现在精明增长的具体操作方式还需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测量和评估标准尚待统一，针对不同地区和城市人口、地理等特征应有区别地使用精明增长的管理工具。
对于“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的中国化，唐相龙认为，植根于美国城市发展现状以及特定政治、规划背景下的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理论，若将其直接用于指导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发展，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因此，我们要明确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的理论背景和成长环境，避免望文生义、生搬硬套。
必须承认，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的核心理念均不能简单地被“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首先，应客观判定我国城市的发展现状。其次，应明确中西方城市成长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背景差异。最后，应区分美国城市蔓延动力与我国城市空间扩展动力之间的差异。
因此，笔者提出“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的中国化建议：
①强化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积极开展城市土地内涵挖潜。资源浪费、用地紧张是我国许多城市的现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适当提高容积率和紧凑度，不仅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有效利用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而且还有利于建立各阶层混合居住的多样性社区，而这正是城市规划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体现。
②倡导生态设计，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新城市主义及精明增长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区域都是存在于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的。因自然环境的不同，每个城市建设都有各自的特性，当地的气候、植物以及周围的自然景色都会影响城市居民的心情和情感。因此，城市规划与设计必须充分针对原始的自然条件和自然特点，保护环境，倡导生态设计。
③将土地利用规划与交通系统规划有机结合起来，倡导“公交优先”。土地资源短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决定了我国不可能效仿美国城市“在汽车轮子上”的发展模式。“新城市主义”所倡导的发展有机的公共快速交通系统，倡导“公交优先”，促进城市的紧凑发展恰恰适应了我国的国情——这在我国规划界已达成共识。
④与地域文化相结合，提倡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理论都强调对城市原有历史文脉、特色和传统的延续，新与旧、现代与传统要有机结合，一脉相承，同时还要有所发展和创新。另外，新城市主义提倡规划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建立完善的规划决策体系，为公众参与提供多种渠道，保证规划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避免造成失误，享有公共利益，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
虽然中西方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存在很大差异，新城市主义及精明增长理论具有很强的“本土性”，但是从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讲，新城市主义及精明增长理论一致主张的核心思想无疑对我国城市开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警示意义，为我国城市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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