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管理行政诉讼罗伦富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

第一篇：交通管理行政诉讼罗伦富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

交通管理行政诉讼罗伦富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

案情简介

2000年9月5日21时约25分，原告罗伦富之子康忠华驾驶川E06349号农用车，由隆昌向泸州市方向行至泸隆路41Km施工地段处，为躲避路面堆放物(炭渣)，驶出松滩桥面，翻于桥下，造成乘车人李贵华当场死亡、康忠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被告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以下简称交警队)认为康忠华因措施处置不当导致翻车，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对康忠华作出第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驾驶员康忠华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李贵华不负此事故责任。同时，在原告罗伦富同意的情况下对原告向李贵华死亡的赔偿进行了调解，制作《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道路交通事故调解笔录》和《泸州市交警三大队送达凭证》。原告罗伦富不服被告交警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P148向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被告（交警队）辩称：原告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只能在法定的15日内向上一级交警部门申请重新认定。原告不申请重新认定，而且还同意被告就该事故的损害赔偿进行调解，并达成了调解协议。原告现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服的只能是“调解协议”。根据自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8号《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调解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

一、一审判决

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罗伦富以自己提交的证据证明了事故现场无安全标志为由，认为整个施工路段都没有设立标志的理由不能成立；罗伦富提出，执勤点的执勤人员提前下班，施工单位应当承担责任。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交警队作出的第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是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交警队2000年10月19日在第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对康忠华的责任认定。

原告罗伦富不服一审判决，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

1．事故路段不属于修路范围，施工单位在桥上堆放大量炭渣的行为违法。交警队的第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对这一情节未作认定；2．康忠华驾P149车行驶的前方桥面上堆放的炭渣，占路面宽度一半以上，又无任何防围设施和安全标志，对事故的发生有直接影响。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认定康忠华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是错误的。为此导致上诉人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赔偿费用，是不公正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改判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第2000一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判令被上诉人对此次事故的责任重新认定。

二、二审判决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审理对象不是罗伦富与交警队就《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中赔偿额的确认与承担发生的争议，而是交警队对道路交通事故进行责任认定。交警队以行诉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了“调解行为以及

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认为本案不是行政诉讼，这一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所涉重大交通事故发生在松滩桥上，事故发生时桥面堆放着炭渣。该桥面是否属于整修范围，是否准许堆放炭渣，堆放炭渣而不设立安全二，交通事故调解书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调解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其不服应直接提起民事诉讼；第三，法院对交通事故责任认本案的交通事故作出责任划分呢?这一问题与前文已经讨论过的审查标准有关。本案属于专业性较强的交通行政管理案件，法院对此类案件只能采取程序较低的审查标准，相应的，在判决的时候也不能替代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因此，二审法院判令交警队重新作出责任认定行为是正确的。

三．争议焦点

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第二，第二，交通事故调解书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第三，第三，本案交警队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否合法。

被告交警队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属于行政调解行为，不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具体行政行为，且交警队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违法。

对第一个和第二个争议点，一审和二审法院都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交通事故调解是行政调解，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第三个争议点，一审法院认为，交警队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是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维持；二审法院认为，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调查取证，查明事故原因，对涉及到事故发生的各种因素，应当予以全面考虑并进行综P151合分析认定，准确划分事故责任，交警队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该行政行为不具有合法性。

本文以本案二审改判的关键为重点，对本案涉及的三个争议点展开法理分析如下：

(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牵连的民事赔偿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05年1月5日 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二)交通事故调解书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1．交通事故调解书的性质

交通事故调解书是发生交通事故后由交警队对交通事故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进行的调解。从性质上看，交通事故调解书属于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行政调解。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交通事故调解书必须以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同意为前提才能签署并生效；第二，交通事故调解书没有法律强制力，一旦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交通事故调解书自行失效。

2．行政调解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1条规定，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

此，交通事故调解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当事人对调解书不服，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三)本案交警队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否合法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审查标准没有明确规定，仅规定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可以理解为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审查标准是合法性标准。即只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包括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而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对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只作出是否合法的评价，但不能对之作出判决。因此，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角度来看，法院需要审查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证据是否充分。

本案原告罗伦富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证人肖安良、梁开基、陈延喜的《证言笔录》，证明施工过程中施工路段实行车辆单行道通行，采取的措施是定人定点，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执勤，但事故发生时已无人执勤。

2．《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证明事故发生地段的施工路面堆放有大量炭渣。

被告交警队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道路交通事故调解笔录》、《泸州市交警三大队送达凭证》，用以证明原告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已认可，并就损害赔偿达成了调解协议。2．第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交通事故现场勘查草图》、《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用以证明事故现场路面宽11．90米，堆放物约占路面宽6．45米，剩余路面宽

5．45米，车辆能安全通过。3．泸州蜀泸路业有限公司《关于对泸隆路松滩桥至杨关桥路面改造的报告》，用以证明P156施工单位改造路面是经过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同意的，手续完善合法。4．施工单位在施工路段两端设立的施工标志牌照片和事故现场照片6张，用以证明施工单位已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66条第2、3款的规定，在泸隆路38 KM处隆昌至泸州方向、41KM+200M处泸州至隆昌方向设有明显的标志牌和安全设施。5．对执勤人员梁开基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在施工现场设有标志牌和执勤点的事实。

对原告罗伦富与被告交警队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和质证，双方对证据争议的关键是被告交警队提交的证据4（施工单位在施工路段两端设立的施工标志牌照片和事故现场照片6张，用以证明施工单位已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66条第2、3款的规定，在泸隆路38 KM处隆昌至泸州方向、41KM+200M处泸州至隆昌方向设有明显的标志牌和安全设施）。原告罗伦富认为自己提交的证据1（证人肖安良、梁开基、陈延喜的《证言笔录》，证明施工过程中施工路段实行车辆单行道通行，采取的措施是定人定点，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执勤，但事故发生时已无人执勤。）可以反驳交警队的证据4。

二审法院通过法庭质证、认证，确定交警队提交的公路情况照片不是事故发生时的现场照片，罗伦富的质证理由成立。该证据对本案事实不具有证明力，不予确认。这样，交警队作出关于康忠华负交通事故全责的责任认定书缺乏关键性证据支持。

(2)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交警队为证明第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适用法律正确，提交了如下法律依据：国务院发布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7条第2款，内容是：“遇到本条例没有规定的情况，车辆、行人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通行”；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9条，内容是：“一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造成交通事故的，有违章行为的一方应当负全部责任，其他方不负交通事故责任。”“两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共同造成交通事故的，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大的一方负主要责任，另一方负次要责任；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基本相当的，两方负同等责任。”“三方以上当事人的违章行为共同造成交通事故的，根据各自的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大小划分责任”；公安部发布的《道路交通P157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二审法院在审理本案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时认为，交警队提交的法律依据都是有效的，罗伦富根据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66条的规定，提出交警队没有证明松滩桥上的堆放物是施工单位依法堆放的，符合本案事实，应予采纳。此外，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第4条规定：“交通警察须有三年以上交通管理实践，经过专业培训考试合格，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管理部门颁发证书，方准处理一般事故以上的交通事故。”处理本案所涉重大交通事故的吕和龙、张铁是否具备这一资格，交警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

这样，一方面交警队作出康忠华负交通事故全责的责任认定缺乏关键性证据支持，另一方面交警队作出的责任认定书存在与法律要求不符合的情形，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违法的行政行为，应当被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