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脉’需求成为学生报考MBA最主要目之一
‘人脉’需求成为学生报考MBA最主要目之一
众所周知，MBA学生除了希望获得学历和能力的提升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需求，就是通过读MBA积累在商界精英中的人脉资源。而且，眼前‘人脉’需求已显然成为学生报考MBA最主要目的之一。一些具有先进办学理念的商学院已经开始根据这一变化，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为学员搭建丰富多样的商业社交平台，其创新方式可谓用心良苦。
一、校友活动
如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在近期举办了MBA校友返校日活动。据悉，华理从1998年开办MBA项目以来，至今已有三千多名MBA校友。这些校友里不乏各行各业的精英，举办校友活动可为校友间的商业资源共享提供机会。据悉，华东理工大学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校友活动，例如校友亲子活动、校友品酒会、行业沙龙、户外活动等各种各样的校友活动。
二、职业导师
MBA职业导师计划是由商学院出面，聘请业界有丰富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成功校友、名企高管或人力资源专业人士，担任在校MBA的职业导师，为学生的个人职业生涯提供指导和帮助，把自身的工作成果及成功经验提供给学生交流分享，全面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并力所能及地为学生推荐就业、实习和实践机会。在2011年，华理更是率先推出了“三导师制”，每位学生由三位导师进行指导，分别是学术导师、职业导师和行动学习导师。
三、全球名师
实际上有企业背景的教授对于MBA学员来说，也是难得的一笔人脉资源。在MBA教育备受关注的今天，商学院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师资的竞争。华理商学院聘请的海外教授，多是在沃顿、耶鲁、斯坦福等欧美著名商学院获博士学位，或在世界著名商学院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世界级”教授，同时要有丰富的企业管理背景。为了更多地聘请此类优秀的教授，华理商学院与海外专业的猎头机构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物色适合的人选，并且要到国外进行多场“飞行面试”。此类教授可以为自己的学生在海外求职或进入跨国企业时提供指导，甚至是推荐。
四、建立社交网络平台
据了解，一些思维比较超前的商学院，已经运用目下最流行的SNS概念，为自己的学生建设了先进网络社交平台，让工作繁忙的MBA学员足不出户就可以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轻松地拓展人脉，交换商业资源。
除此以外，商学院还通过很多其它方式为学生提供社交机会，诸如举办论坛、讲座、国际交换、参加大型赛事等等，从各个不同方面帮助MBA学生拓展人脉，甚至是国际人脉资源。
随着MBA办学水平的逐步提高和市场竞争意识的逐渐加强，对于真正想为MBA学生做实事的商学院来说，在对学员的服务品质上进行改革创新，提供更多人性化的细节服务，人脉资源的拓展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第二篇：中国最牛的军校：学生一半战死一半成为将军
中国最牛的军校：学生一半战死，一半成为将军
作者：周明，2017年6月17日
原题：《黄埔军校的天时、地利、人和》文章和图片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天时：对抗军阀、创建革命军1924年6月16日是黄埔军校举办第一期开学典礼的日子，因此这个日子也就被定为黄埔军校的创建纪念日。孙中山之所以选择6月16日，不是为了“六六大顺”，而是这一天对孙中山来说，具有非同一般的特殊意义。今天根据历史照片重建的黄埔军校大门
两年前的这天，即1922年6月16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被陈炯明部队围攻，被迫在卫士的保护下分路突围，几经周折才脱险，登上停泊在广州白鹅潭水域的“永丰”号军舰。虽然孙中山和宋庆龄都最终平安脱险，但宋庆龄因为长途奔波而流产，失去了她和孙中山唯一的孩子。所以这个日子对于孙中山来说，无疑是刻骨铭心的。而更大的打击是在政治上，由于陈炯明的叛变，导致孙中山的北伐大计夭折。这也让孙中山对靠什么力量来进行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早期推翻满清统治时，孙中山主要依靠的是帮派力量，甚至自己也加入了洪门，当上了在洪门中地位相当高的“洪棍”。后期在反对袁世凯发动护法运动时，则主要依靠唐继尧、陆荣廷、陈炯明这些军阀，而陈炯明和唐继尧、陆荣廷之流的旧军阀还有所不同，他是在孙中山的全力支持下才得以执掌广东军政大权的，而且他还有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所以深得孙中山的信任。所以这次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就更为沉重，让他彻底放弃了对军阀的幻想，真切认识到没有自己的军队、拉拢和依靠一派军阀去消灭另一派军阀，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革命，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陈炯明叛变后不到两个月，8月9日，孙中山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开始了他组建自己完全掌握的武装的努力，他走的是一条全新的建军道路——师从苏俄，联合中共，创建革命军。在上海，孙中山与李大钊、林伯渠、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及苏联特使越飞多次商谈，最后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确立了效仿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先创办军校，培养军官人才，作为将来建立革命军的基础。1923年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正式邀请苏联派遣军事专家和政工干部到广州，帮助自己组建革命军。他还同时派出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建设军校和党务，这个代表团的名称就是“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蒋介石任团长，成员有张太雷（中共党员，俄语翻译）、王登云、沈定一（中共党员）。之所以选择蒋介石担任团长，说明在孙中山的全盘考虑中，已经初步有意让蒋介石来负责创办军校，尽管此时蒋介石年纪还很轻，不过36岁，在国民党中的资历也不够高，为什么能够得此重任？因为蒋介石毕业于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的前身）和日本振武军校（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是孙中山手下为数不多懂军事的将领之一，再加上陈炯明叛变时蒋介石又从上海兼程赶来随侍在侧，在最危难时刻表现出了一片忠诚。如此既懂军事又忠诚，自然是创办军校的最佳人选。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了建立陆军军官学校的提案。1月24日孙中山以军政府大元帅的名义下令筹建陆军军官学校，随即宣布成立由蒋介石为委员长，王伯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为委员的军校筹备委员会；聘请苏联人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加伦（加伦是化名，真名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为军事顾问。2月6日，筹备处正式开始筹建军校的工作。经过三个月的工作，军校于5月9日开课，6月16日举办开学典礼。开学典礼当天，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及胡汉民、汪精卫、谭延闿、林森、许崇智等军政大员尽数出席，而且一大早就来到了军校，校长蒋介石、校党代表廖仲恺率全校师生在校门前列队恭迎。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典礼上
在开学典礼开始前，孙中山分批接见了全体教官和学生队长，再视察了军校的教室和学生宿舍，表达了他对军校建设的关切之殷。9时30分开学典礼正式开始，孙中山亲自致辞，而且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11时，军校全体师生在廖仲恺带领下，向党旗、军校校旗和孙中山行三鞠躬礼，再由胡汉民代表孙中山宣读总理训词，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贺词。安排紧凑的开学典礼由于议程太丰富，所以到结束时已经是午后13时了，孙中山与全校师生共进午餐。餐后经过短暂休息，军校师生于15时举行阅兵式和分列式，接受孙中山的检阅。尽管此时军校开课才不过一个月，学员的基本军事素质还远远不足，队列也谈不上有多少齐整划一，但是从这些学员身上，孙中山显然看到了在不久的将来，一支真正由自己掌握的全新军队的雏形。直到17时，孙中山才离开军校返回广州。黄埔军校果然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还不到一年，以黄埔军校师生为骨干组建的校军于1925年两次东征陈炯明，在2月的第一次东征中克淡水、战棉湖，以一当十，初露锋芒，首树军威，给予陈炯明部队以沉重打击。在10月的第二次东征中，校军更是奋勇争先，一举攻占了历史上从未被攻破的惠州城，彻底铲除了陈炯明的势力，算是为孙中山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
地利：黄埔长洲岛安全、经济、风水好黄埔军校之所以叫黄埔军校就是因为军校建在黄埔长洲岛上。而实际上，黄埔军校在黄埔长洲岛上只不过6年时间，其中在大革命失败前毕业的只有前四期，第五期、第六期是在大革命失败前开学，第七期更是在国共分裂前才开学的。而且从第五期开始，已经在广州黄埔和南京两处同步开班。所以确切来说，真正能叫黄埔军校的就只有前四期，勉强算上还有部分在黄埔开班的五期、六期和七期，这七期毕业的学生全部加在一起也只有12887人。1930年军校从广州黄埔长洲岛迁往南京，此后军校就被称为南京本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南京很快沦陷，军校又撤至大后方的成都，直至1949年。这一阶段则被称为成都本校。1949年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全面失败，军校从成都迁往台湾凤山，一直到现在。尽管校址一变再变，但无论是在南京、成都还是在今天的台湾凤山，以及在潮州、南宁、武汉、长沙、南昌、洛阳等地开办的各种分校，人们习惯将这所军校统称为黄埔军校，众多的毕业生更是愿意将自己称为黄埔某某期学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黄埔军校”这个名称从未出现在任何正式文件或公告上，但这个非正式的名称反而比正式的校名更具影响力。黄埔军校在1924年6月成立时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陆军军官学校”，在校门上的校名匾额上写的就是“陆军军官学校”。1925年2月改称“中国国民党党立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又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这几次校名的变更，非常真实而微妙地体现了国共两党在黄埔军校合作与斗争的不断变化情况——1925年改为“中国国民党党立陆军军官学校”，凸显了国民党开始排共反共的端倪。1926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名称，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军校中的影响依旧很强，不仅取消了国民党党立的字样，而且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铜制校徽证章上还同时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和共产党的“镰刀斧头”标志。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黄埔军校国共合作的性质彻底结束，因此校名也就自然改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等。通常，在黄埔长洲岛上的前七期被称为狭义的黄埔军校或“小黄埔”，而此后的军校则称为广义的黄埔军校或“大黄埔”。“小黄埔”中的前四期，即国共合作的四期，总共毕业4971人，被视为最正宗的黄埔军校学员，他们是黄埔军校精英中的精英。在广义的黄埔中，在大陆的南京、成都本校共毕业17期共52438人，再加上12处分校的毕业生12.5万，总共有18万余人。很少有人知道，黄埔军校最开始筹备时选中的校址并不是黄埔长洲岛。1924年1月在筹建军校讨论校址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最初选定的是“测绘局及西路讨贼军后方医院”，就是现在的北教场路烈士陵园一部分，广州人称为“东山”的那一片地区。这一决议甚至还形成了书面文件，但没过多久孙中山就将校址改为黄埔长洲岛。为什么孙中山最终选定长洲岛？主要有两个方面考虑。第一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安全。因为当时在广东的大小军阀虽然表面上拥护孙中山，但实际却都各有打算，并不可靠，随时可能突袭军校。据说当时滇军第三军军长范石生，就曾当面对蒋介石说：“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就你那几根‘吹火筒’，我只派一营人就可以缴你的械。”当时，对孙中山来说，只有海军是最忠诚可靠的，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就是逃到海军的军舰上才脱险的。军校设在长洲岛，周围有海军驻泊，可以提供可靠的安全屏障。而且长洲岛和陆地隔绝，便于军校的安全警卫，如果要想进攻军校，就一定要通过水路，容易被发现。第二个原因是经济上的考虑。军校创建之初，可以说是真正的“草创”，经费相当困难，而黄埔长洲岛上有广东陆军小学和广东水师学堂的旧址可以利用，只需稍加修葺就能作为军校校舍，能够大大节约开办费用。2月13日起开始在两所学校的旧址上修缮校舍，至4月17日基本竣工，而且花费也不多，既节约时间也节省了经费。另外，孙中山在选择军校的校址时是否有风水堪舆的考虑，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一些精通风水的人士看过黄埔军校的校址之后，无不赞叹黄埔军校的选址是上上之选。长洲岛四面环水，扼珠江咽喉，是从狮子洋进入广州的门户，这种地形在风水学上被称为“水口罗星”，主大将屯军，在军事上更是大吉大利。长洲岛的地势北高南低，黄埔军校正位于长洲岛地势最高的北端，军校本部背靠扯旗山，面临珠江，坐南朝北，是形胜之地。在军校正前方的珠江左右两侧，有娥眉沙和洪圣沙等小岛，有“左右砂”之相，在风水学上被称为“左青龙”、“右白虎”，也是绝好的吉相。在长洲岛的珠江对岸，又有山形似蟹的蟹山作为“案山”，有铜鼓山、牛山、将军山等山在远处作为“朝山”。这些山与军校后靠的扯旗山呈现互相“对揖”之势，军校本部正处在众多山峰的“前呼后应”之中。风水学上说：“前呼后应，大将登台”；同时又有“旗鼓相当，武将兵权”的说法。因此这种地形格局十分利于培养军事人才，日后黄埔军校将星辈出是否和这有关，也就不得而知了。
人和：风云激荡时代的高素质人才在黄埔军校的领导层中，有蒋介石、廖仲恺、周恩来、李济深、邓演达、王柏龄、戴季陶等人，在教官中有何应钦、叶剑英、陈诚、包惠僧、顾祝同、聂荣臻、张治中、叶剑英、陈继承、陈果夫、刘峙、严重、蒋鼎文、钱大钧、恽代英、肖楚女、周佛海、张国焘、张申府、陈毅、高语罕等人，而从黄埔毕业的学生中后来成为高级将领的就更多了。1935年4月，国民党军队落实正规化建设，全面整顿混乱不堪的军衔，进行第一次正式铨叙。在第一批9名一级上将中，何应钦是黄埔教官；在第一批20名二级上将中，刘峙、顾祝同、蒋鼎文三人是黄埔教官；在第一批89名中将中，不算陈诚等一批教官，仅黄埔学生就有胡宗南、李延年、李默庵等三人，后来还有俞济时补叙中将，总共4个黄埔生获得中将军衔。在首批少将，黄埔学生就更多了，有桂永清、黄杰、李玉堂、黄维、霍揆彰、关麟徵、宋希濂、陈琪、刘戡、王敬久、孙元良等人。而此时距离这些学生离开黄埔军校才只不过十年光景，从刚毕业时的少尉，十年之后就能晋升少将中将，这样的升迁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蒋介石和部分黄埔一期生的合影 在共产党的军队中，也有大批出身黄埔军校的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宣布了36位军事家的名单，其中就有14人是黄埔出身，超过了三分之一。在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帅中，不完全统计，出自黄埔军校的就有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等5名元帅；陈赓、罗瑞卿、许光达等3名大将；周士第、陈明仁、陈奇涵、张宗逊、杨至诚、宋时轮、陈伯钧、郭天民等8名上将；阎揆要、彭明治、常乾坤、唐天际、曾泽生、倪志亮、郭化若、谭希林、王诤等9名中将；袁也烈、曹广化、李逸民、方之中、洪水、廖运周、张开荆、周文在等8名少将，还有数十名没有授予军衔但却担任部级以上党政职务的将领。另外，在战争年代牺牲的左权、刘志丹、卢德铭、李之龙、蒋先云、金佛庄、曾中生、许继慎、方志敏、伍中豪、王尔琢、周逸群、刘畴西、蔡申熙、段德昌、赵尚志、赵一曼等人也都是黄埔出身。黄埔军校短短六年就出现如此众多的将领，令世界上的著名军校如美国的西点军校、英国的桑赫斯特军校都难以与其相提并论；当时中国其他著名的军校，无论是保定军校还是云南讲武堂，也都无法望其项背。黄埔军校最初的学制只有半年，只是培养基层连排级军官的短期培训班，为何能培养出如此之多的高级将领？首先是师生素质较高，中方教官大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也不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海归精英，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际带兵的经验。苏方教官也都是苏联精选出来的佼佼者，名师出高徒。学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人才，完全是抱着“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的报国热忱来到黄埔。就以第一期为例，报名就有3000人之多，而实际录取不到500人，录取比例约为1:7。报考黄埔军校至少要经过三关，先是各省初试，合格后再到大地区（如上海、重庆）进行复试，最后是在黄埔军校进行总考试。军队中的报名者也是如此，先在各自部队进行初试，合格者才送到军校进行复试。从2月开始报名至3月底报考总人数已远远超过预期，还有不少人托关系走门路，一时间各种推荐信满天飞，以至于军校试验委员会不得不于4月7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刊登启事，谢绝各方推荐信函，声明按考试成绩择优录取。3月27日，黄埔军校以广东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为考场，举行最后的入学考试。考试内容有作文、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分笔试和口试两种。参加考试的有1200多人，考试整整进行了3天，1200名考生中有三分之一是中学及专科学校毕业生，要知道当时中国的文盲率超过90%，这些考生是当时社会的青年才俊。在第一期录取的学生中，据不完全统计，有18人是大学毕业，63人大学肄业，还有26人是专科毕业，平均素质相当高。再经过军校严格的军事教育，日后能够功成名就那是再自然不过了。其次是时势造英雄，黄埔军校诞生的时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风云激荡的年代，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就是为了给北伐培训军事骨干，军校几乎从建校开始就投身到了血与火的战场上。开学典礼四个月后，黄埔军校师生就会同广州工团军、农团军和部分从韶关回师的北伐军一举平定了广州商团的叛乱，第一次经历了实战的磨练。随后于1924年11月，也就是开学半年后成立了教导团，并作为主力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先克淡水，再战棉湖，重创陈炯明部主力，而教导第1团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全团伤亡过半，9个连长6死3伤。第一次东征胜利后，黄埔军校师生又马上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军叛乱。接着进行第二次东征，收复东江地区，彻底肃清陈炯明部。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此时黄埔军校已有四期学员毕业，第五期在读，第六期在进行入伍生训练，加上军士教导队、高级班和各分校学员，总数达3.3万人，直接参战的黄埔师生相当于2个军，而且其中很多人担任北伐军的各级军事主管和党代表，使北伐军的军事和政治素质都大为提高。北伐军仅用了一年就席卷东南各省，连克武汉、南昌、南京、上海，从广东沿海一路进军，饮马长江。北伐战斗之烈、胜利之迅、军威之盛，堪称奇迹，而黄埔师生在其中更是居功至伟，同时牺牲也最为惨烈。两次东征和北伐，黄埔师生牺牲的就有近3000人，其中第一期牺牲300人、第二期牺牲200人、第三期牺牲500人、第四期牺牲700人、第五期牺牲300人，几乎占这五期毕业生总数的27%。特别是第一期，最终毕业人数为645人（一说635人），有近一半约300人牺牲在战场上，另外300多人中，获得国民党军队少将以上军衔的有222人之多，其中一级上将3人，二级上将5人，中将78人——像这样一半人战死疆场一半人成为将军的军校，恐怕全世界也再没有第二所了。高素质的人才，再加上风云激荡的大时代，最终让黄埔师生从沙场征伐中脱颖而出，成就了一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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