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依靠个人魅力治理的村庄——北孙村村民自治考察报告

第一篇：一个依靠个人魅力治理的村庄——北孙村村民自治考察报告

一个依靠个人魅力治理的村庄——北孙村村民自治考察报告--

一

2002年元旦，我到河北省正定县北孙村，同先期到达的京津地区几个高校的20位老师同学一起考察村民自治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当天下午，我所在的小组访谈了一户农民，一位私营企业家和他的养殖场以及冷库，另一位私营企业家和他的粘胶厂，以及村里最贫困的一户人家；晚上七点到九点，全体师生与村长、村支部副书记座谈；晚饭后，大家交流讨论访谈结果，直到晚上11点半；第二天上午，与村支部书记、村会计、村计划生育专干座谈，到集市访谈，发放宣传材料，为一家私人诊所提供法律咨询。

我在北孙村的时间不到24小时，再加上我们所在的时间没有超常规的故事发生，所以，我们所能了解到的信息是有限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省级村民自治模范村，一个村民异口同声夸自己的当家人清廉正直的矛盾缓和秩序良好的村庄，24小时的了解已经能够得出一个大概的印象。

北孙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模范村。干净整洁的街道全部铺成了水泥路面；村委会大院秩序井然的办公室里挂满墙壁的锦旗匾额写满了荣誉：市级模范村，省级村民自治模范村，卫生先进单位，计划生育先进集体等等等等；各种规章制度连同马恩列斯毛等人的画像一应俱全，规规矩矩地挂在墙上。

这些荣誉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现任村支部书记，村民们谈起自己的书记大都表示尊敬，除了有人对经济发展状况不满和个别人认为不公正之外，整体上还是比较满意的。满意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书记为首的领导班子廉洁，确实在为群众办事情。比如，书记带领村民劳动，从外面聘请技术人员和租用机械，铺通全村的水泥路面只花了40多万元。村里的村务公开做的很好，所有的村财务、计划生育指标等村民关心的问题都在村务公开栏里公布，村民们也普遍认为，那是认真的，可信的。

书记40多岁，一眼看上去就是那种憨厚老实而又精干的人，与我们交谈时还有些局促。他俨然已经把北孙村当成自己的小天地了，村子在他的治理下井井有条。说到集体经济发展，他说相信自己的管理能力，但市场不好把握，前两次投资都失败了，所以不得不谨慎些。他所说的自己的管理能力，从他所讲的一个故事中能够看出到底是什么——村里建三栋商品化的楼房，进的每一批建材都是书记拍板选定的，大小事情都是书记亲手管，这样才保证了村级政府的清廉。

书记虽然年龄不算大，但思想深处刻下了毛泽东时代集体主义的烙印，他爱在大喇叭里放革命歌曲，村委会里他几乎是说一不二，谈到华西村和南街村，他在情感上更倾向于南街村，因为那里的百姓更平等，集体更有权威。他其实很羡慕那些成功的有名的村支部书记的，但由于他本人能力不够或者胆子不够大，没能发展起来集体经济，这是他的遗憾。

二

北孙村公共权力机关组织机构是：支部书记一人，村委会主任一人，副支书兼民兵连长兼组织宣传委员一人，村委会秘书兼会计一人，妇联主任一人，治保主任一人，其中除了治保主任以外，其他五人又都是村支部委员，村支部与村委会一共六个人，相互兼职。与书记相比，村委会主任谈不上权威，仅仅是“班子里的一员”而已。村委会与村支部两块牌子一帮人马，实际上就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但就是这样一个集权的行政村被评为省级村民自治模范村，显然，这与流行的村民自治的概念是冲突的，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一些人的意识形态，还是这个村子的治理方式？

在我们讨论北孙村的治理模式的时候，我们首先把村公共权力机构简单化处理——把村委会与村支部合并简化为村级政府——其实，这只是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头脑里的概念简单化处理，现实中的北孙村两块牌子本来就是一体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村政府应当干什么，它都干了些什么？

我们谈到村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一级政府职能的时候，应然性的基础在于每一个个体的需求。我们假定每一个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那么，这个社会上所有的人，无论处在什么位置，农民也好，政府官员也好，都在完成和代理别人完成某种交易。对于村政府来讲，它的公职人员一方面代理村民完成村民与其他各级政府的交易，一方面自己代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换取村民的给付的工资和其他回报。

首先，村政府应该代理村民完成与其他各级政府进行的交易，或者叫做与国家进行的交易。国家提供国防、秩序、司法、可持续发展等各种服务，村民要为此付费，或者尽义务，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是把所有的税收和费用折合一起，以田地数量为标准收取，北孙村每亩地交税89元。村政府要协助上级政府收税，尽义务，这算是完成国家任务。北孙村显然做得很不错，没有拖欠税收的，计划生育也很好，没有超生的，甚至有的独生子女户自愿放弃准生二胎的机会。由于村里有中学，北孙村的教育水平也普遍比较高。

其次，村政府在完成其自身与村民的交易的时候得到村民的认可。村委会成员尽管理服务调解等职能，由此换取税收的一部分和威望作为回报。北孙村每年上缴27万元农业税收，返回4万多元，村里收割机等农用机械每年收入十几万元，加上出让宅基地收入、沿公路土地出租费用、村个体企业收费等等，村集体一年收入六七十万元，这些收入一部分提供公共服务，一部分作为村干部的工资。村政府为村里提供了很好的街道、卫生、良好的秩序等公共物品，能够很好地解决纠纷，满足了村民对公道——保护弱者的权利——的需求。应该说，村民们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这里基本上做得不错。

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村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很多人怀着乐观的期望，以华西村或者其他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为榜样，期望村政府，尤其是民主选举的村政府能够带领大家致富，以为有了民主就能够很快促进经济发展。那天晚上我们讨论的主要也是这个问题。也有相当一部分村民持这种看法。例如，村里最富的拥有一个冷库和一个养殖场民营企业主就认为，村干部廉洁没说的，但能力不够，干不成大企业，所以经济水平还如一些邻近的村庄。

我们和包括支书村长在内的村干部都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自己也认为应该带领大家致富，但每一次上项目的失败他们都要承担很大责任。只能说，他们缺少经营能力。但是，仔细想一想，我们能指望他们必须具备经营能力吗？能指望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出色的经营人才吗？更进一步，即使有了出色的经营人才，他们一定愿意从事公共服务事业吗？换句话说，我们能指望每一个村子里都出一个吴仁宝式的人物吗？

很多人期望着村民主选举能选出一个能人，期望着选举能地来大的变化，且不说民选的村委会也不得不完成国家尤其是乡政府强加的任务以至于有的地方本来大家公认的好人一当选就变成了“孬种”，这种对贤能之士的期望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一个村庄里未必能找到经营天才，即使有，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他也可能到更广阔的市场空间里寻求报偿，而不一定非要从村子里的政治交易中分一杯羹。所以，对民主过高的期望在很多地方注定是失望的。民主选举如果能够带来村民认可的秩序，又能够保护弱者利益也就够了，至于经济能否迅速发展，这要看运气了。

而且，我们也应该看到，江浙一代很多集体企业正在不得不私有化，集体财产要付出很高的监督成本，从成本考虑，公有经济注定只能限于公共产品的提供，政府过多介入市场经济带来了很多弊端，虽然能够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集中力量利用了短缺经济的空间获得了大的发展，但终究不能形成真正强大的市场主体，最后不得不改制。至于华西村，那个例子太特殊了，吴仁宝太强了，不具有可复制性。唯一可复制的，也是最可靠的，是制度。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孙村政府没有带领大家发展起来集体经济，这并不应当强求的。所以，总的来说，北孙村政府还是不错的。

三

那么，北孙村是否就不需要民主选举的村民自治了呢？到底怎样理解民主和村民自治？北孙村是一个典型的靠个人魅力统治的村庄，从现实状况来看，有了这么一个能干的公正的廉洁的人，似乎不需要村委会选举。但问题在于，这样的状况能否一直持续下去。这是一个古老的人治与法治的命题了。不是简单地说哪个好哪个坏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个人能力可能超越群体，人治也能带来巨大好处，但是，人治必然会破坏法治，法治却未必能阻止人治的产生——当社会强烈需要人治的时候。因此，人治是不需要建立的，而法治需要花很大力气建立。就北孙村而言，现任书记的人治是靠个人魅力自然建立的，当他的魅力消失的时候或者他本人消失不需要人治的时候，法治就要起到作用。而要想让法治及时起作用，就需要法治经常性的运作。

北孙村实际上也有了定期的民主选举，现任村主任就是1999年底选出的。在1200多张选票中，现任村主任得了900多张。村主任本来就是原来领导班子的二把手，选举没有改变原来的领导班子。但是，如果选举是公正的话，这样的选举仍然是很有意义的，意义不在于结果选出了谁，而在于通过选举表达了不同的声音，正是这种定期的不同声音的表达保证了当现任领导不能胜任或者有更能胜任的人出现的时候，现状就改变了。在中国农村，在一个小的社区内，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是，人治的光辉经常能够掩盖了保守的法治。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否认法治的功能，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民主的意识形态就一定要选出新人从而剥夺人治能够起到的作用。我们既要看到北孙村这样的现实是好的，也要看到人治很难持续可靠，法治仍然是很重要的；村民自治重要的在于法治程序，而不在于选举的结果。在我们推广法治的时候，既要避免法治无用论，也要避免法治的意识形态化。

当然，北孙村可能也存在问题，这样的治理模式可能出的问题通常是民主选举起不到作用，变成一场政绩的表演。也正因如此，在权威治理的模式下，更要重视民主法治的建设。

许志永2002/1/6

第二篇：一个依靠个人魅力治理的村庄——北孙村村民自治考察报告

一个依靠个人魅力治理的村庄——北孙村村民自治考察报告-

一

2002年元旦，我到河北省正定县北孙村，同先期到达的京津地区几个高校的20位老师同学一起考察村民自治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当天下午，我所在的小组访谈了一户农民，一位私营企业家和他的养殖场以及冷库，另一位私营企业家和他的粘胶厂，以及村里最贫困的一户人家；晚上七点到九点，全体师生与村长、村支部副书记座谈；晚饭后，大家交流讨论访谈结果，直到晚上11点半；第二天上午，与村支部书记、村会计、村计划生育专干座谈，到集市访谈，发放宣传材料，为一家私人诊所提供法律咨询。

我在北孙村的时间不到24小时，再加上我们所在的时间没有超常规的故事发生，所以，我们所能了解到的信息是有限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省级村民自治模范村，一个村民异口同声夸自己的当家人清廉正直的矛盾缓和秩序良好的村庄，24小时的了解已经能够得出一个大概的印象。

北孙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模范村。干净整洁的街道全部铺成了水泥路面；村委会大院秩序井然的办公室里挂满墙壁的锦旗匾额写满了荣誉：市级模范村，省级村民自治模范村，卫生先进单位，计划生育先进集体等等等等；各种规章制度连同马恩列斯毛等人的画像一应俱全，规规矩矩地挂在墙上。

这些荣誉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现任村支部书记，村民们谈起自己的书记大都表示尊敬，除了有人对经济发展状况不满和个别人认为不公正之外，整体上还是比较满意的。满意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书记为首的领导班子廉洁，确实在为群众办事情。比如，书记带领村民劳动，从外面聘请技术人员和租用机械，铺通全村的水泥路面只花了40多万元。村里的村务公开做的很好，所有的村财务、计划生育指标等村民关心的问题都在村务公开栏里公布，村民们也普遍认为，那是认真的，可信的。

书记40多岁，一眼看上去就是那种憨厚老实而又精干的人，与我们交谈时还有些局促。他俨然已经把北孙村当成自己的小天地了，村子在他的治理下井井有条。说到集体经济发展，他说相信自己的管理能力，但市场不好把握，前两次投资都失败了，所以不得不谨慎些。他所说的自己的管理能力，从他所讲的一个故事中能够看出到底是什么——村里建三栋商品化的楼房，进的每一批建材都是书记拍板选定的，大小事情都是书记亲手管，这样才保证了村级政府的清廉。

书记虽然年龄不算大，但思想深处刻下了毛泽东时代集体主义的烙印，他爱在大喇叭里放革命歌曲，村委会里他几乎是说一不二，谈到华西村和南街村，他在情感上更倾向于南街村，因为那里的百姓更平等，集体更有权威。他其实很羡慕那些成功的有名的村支部书记的，但由于他本人能力不够或者胆子不够大，没能发展起来集体经济，这是他的遗憾。

二

北孙村公共权力机关组织机构是：支部书记一人，村委会主任一人，副支书兼民兵连长兼组织宣传委员一人，村委会秘书兼会计一人，妇联主任一人，治保主任一人，其中除了治保主任以外，其他五人又都是村支部委员，村支部与村委会一共六个人，相互兼职。与书记相比，村委会主任谈不上权威，仅仅是“班子里的一员”而已。村委会与村支部两块牌子一帮人马，实际上就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但就是这样一个集权的行政村被评为省级村民自治模范村，显然，这与流行的村民自治的概念是冲突的，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一些人的意识形态，还是这个村子的治理方式？

在我们讨论北孙村的治理模式的时候，我们首先把村公共权力机构简单化处理——把村委会与村支部合并简化为村级政府——其实，这只是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头脑里的概念简单化处理，现实中的北孙村两块牌子本来就是一体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村政府应当干什么，它都干了些什么？

我们谈到村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一级政府职能的时候，应然性的基础在于每一个个体的需求。我们假定每一个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那么，这个社会上所有的人，无论处在什么位置，农民也好，政府官员也好，都在完成和代理别人完成某种交易。对于村政府来讲，它的公职人员一方面代理村民完成村民与其他各级政府的交易，一方面自己代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换取村民的给付的工资和其他回报。

首先，村政府应该代理村民完成与其他各级政府进行的交易，或者叫做与国家进行的交易。国家提供国防、秩序、司法、可持续发展等各种服务，村民要为此付费，或者尽义务，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是把所有的税收和费用折合一起，以田地数量为标准收取，北孙村每亩地交税89元。村政府要协助上级政府收税，尽义务，这算是完成国家任务。北孙村显然做得很不错，没有拖欠税收的，计划生育也很好，没有超生的，甚至有的独生子女户自愿放弃准生二胎的机会。由于村里有中学，北孙村的教育水平也普遍比较高。

其次，村政府在完成其自身与村民的交易的时候得到村民的认可。村委会成员尽管理服务调解等职能，由此换取税收的一部分和威望作为回报。北孙村每年上缴27万元农业税收，返回4万多元，村里收割机等农用机械每年收入十几万元，加上出让宅基地收入、沿公路土地出租费用、村个体企业收费等等，村集体一年收入六七十万元，这些收入一部分提供公共服务，一部分作为村干部的工资。村政府为村里提供了很好的街道、卫生、良好的秩序等公共物品，能够很好地解决纠纷，满足了村民对公道——保护弱者的权利——的需求。应该说，村民们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这里基本上做得不错。

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村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很多人怀着乐观的期望，以华西村或者其他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为榜样，期望村政府，尤其是民主选举的村政府能够带领大家致富，以为有了民主就能够很快促进经济发展。那天晚上我们讨论的主要也是这个问题。也有相当一部分村民持这种看法。例如，村里最富的拥有一个冷库和一个养殖场民营企业主就认为，村干部廉洁没说的，但能力不够，干不成大企业，所以经济水平还如一些邻近的村庄。

我们和包括支书村长在内的村干部都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自己也认为应该带领大家致富，但每一次上项目的失败他们都要承担很大责任。只能说，他们缺少经营能力。但是，仔细想一想，我们能指望他们必须具备经营能力吗？能指望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出色的经营人才吗？更进一步，即使有了出色的经营人才，他们一定愿意从事公共服务事业吗？换句话说，我们能指望每一个村子里都出一个吴仁宝式的人物吗？

很多人期望着村民主选举能选出一个能人，期望着选举能地来大的变化，且不说民选的村委会也不得不完成国家尤其是乡政府强加的任务以至于有的地方本来大家公认的好人一当选就变成了“孬种”，这种对贤能之士的期望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一个村庄里未必能找到经营天才，即使有，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他也可能到更广阔的市场空间里寻求报偿，而不一定非要从村子里的政治交易中分一杯羹。所以，对民主过高的期望在很多地方注定是失望的。民主选举如果能够带来村民认可的秩序，又能够保护弱者利益也就够了，至于经济能否迅速发展，这要看运气了。

而且，我们也应该看到，江浙一代很多集体企业正在不得不私有化，集体财产要付出很高的监督成本，从成本考虑，公有经济注定只能限于公共产品的提供，政府过多介入市场经济带来了很多弊端，虽然能够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集中力量利用了短缺经济的空间获得了大的发展，但终究不能形成真正强大的市场主体，最后不得不改制。至于华西村，那个例子太特殊了，吴仁宝太强了，不具有可复制性。唯一可复制的，也是最可靠的，是制度。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孙村政府没有带领大家发展起来集体经济，这并不应当强求的。所以，总的来说，北孙村政府还是不错的。

三

那么，北孙村是否就不需要民主选举的村民自治了呢？到底怎样理解民主和村民自治？北孙村是一个典型的靠个人魅力统治的村庄，从现实状况来看，有了这么一个能干的公正的廉洁的人，似乎不需要村委会选举。但问题在于，这样的状况能否一直持续下去。这是一个古老的人治与法治的命题了。不是简单地说哪个好哪个坏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个人能力可能超越群体，人治也能带来巨大好处，但是，人治必然会破坏法治，法治却未必能阻止人治的产生——当社会强烈需要人治的时候。因此，人治是不需要建立的，而法治需要花很大力气建立。就北孙村而言，现任书记的人治是靠个人魅力自然建立的，当他的魅力消失的时候或者他本人消失不需要人治的时候，法治就要起到作用。而要想让法治及时起作用，就需要法治经常性的运作。当然，北孙村可能也存在问题，这样的治理模式可能出的问题通常是民主选举起不到作用，变成一场政绩的表演。也正因如此，在权威治理的模式下，更要重视民主法治的建设。

许志永2002/1/6

第三篇：浅谈村民自治与村庄治理（共）

内容摘要：

作为一种治理制度，村民自治制度效能的村庄基础十分重要。从理论上，社会关联度低的村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效能较低，而在社会关联度高的村庄传统制度也可能具有较高的效能。村民自治制度是一种能够创造出村庄秩序巨大可能性的良好制度，但若不注意村民自治制度对村庄基础的依赖，将难以理解村民自治制度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实践后果。

关键词： 村民自治 村庄治理 乡村关系

关于村民自治的关注，一种关注集中于村民自治的民主方面，尤其关注村民自治制度对于中国未来政治制度安排可能具有的影响，这是从外部来关注村民自治：一种关注集中于村民自治的治理方面，将村民自治制度看做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尤其关注这种治理制度对于解决当前农村实际存在问题的能力，这是从农村内部来关注村民自治。总体来讲，当前学术界对村民民主放眯着你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治理方面的关注，政治学界和海外学者尤其热心于此。希望通过一个理论考察，来讨论一种特定类型村庄即所谓低度社会关联村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可能性，重点考察民主选举和村级治理之间的一种可能内在关系。

一、民主化村级治理的乡村关系前提

村民自治的实质是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在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如何解决农民问题，将成为最为艰难也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正如当前仍然存在的争议一样，村民自治也不是万应良药。村民自治存在的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村民自治存在的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求理论界有更多深入的研究。当前因为村民自治成为热点，而被一些人引向其它领域，这是自然的。但在村民自治研究内部，必须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必须了解当前村民自治的实践状况。

今天的村民自治已有十多年的历史，政策争论虽然重要，田野调查更为基础。只 有建立在更多田野调查基础上的政策争论才会真正切合当前农村的实际，而不至于变成抽象的理论争论。不客气地说，当前村民自治的田野调查十分薄弱，建立在局部调查或传媒资料上的政策争论，可能文不对题。第二，必须有更多对村民自治的学术研究。只有将村民自治置于中国现代化这一特定背景和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村文化源远流长这一特定国情下，才可以理解村民自治运作的效果和村民自治本身的价值，也才可以解决关于村民自治的政策争论。正因为学术研究的不足，造成了村民自治总体研究的低水平状况，很多政策争论缺乏实质内容，流于表面，而对村民自治的功能定位，要么脱离了村民自治本身的语境，要么脱离了当前农村社会的现实。

一、民主化村级治理的乡村关系前提

当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的一个特点是希望通过村民自治来同事解决村务和政务。1998年通过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不仅规定“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节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乡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就和提出建议”，而且规定“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实践中，即是希望由村民委员会在处理村务的同时，可以协助乡镇完成各种国家任务，典型是收粮派款和计划生育。决定村委会不仅负担村务而且负担政务的理由，是中国后发型现代化对农村社会的强制要求。中国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外在强加于农村的任务，在转型时期，国家通过乡镇行政是加于村级的政务，正体现了这种强加法则。不是村级是否有政务需要完成，而是应由谁来完成它。从理论上讲，院子国家现代化要求的政务可以有三种办法来予以完成：第一是由基层政权即乡镇行政实达于村，比如有乡镇行政直接到农户收取税费，控制生育等等。一般来说，由于当前分田代户造成的事实上小农经济分散经营的特征，乡镇行政机构直接面对欠佳万户的农户，其中的核心是乡镇直接面对农户的交易费用太高，代价太大（温军，2000）。这条路一般地说难以走通；第二种办法是将乡镇行政派下来的另一个村级组织，有这一村级组织来处理政务。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将村务和政务分开，坏处是新设机构成本太高；第三种办法就是当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中奖政务和村务基于村委会一身的办法。这种办法的好处是既可以让乡镇行政安排中将政务和村务基于村委会一身的办法。这种办法的 好处是既可以让乡镇行政安排的政务在村一级有“腿”，又可以降低行政成本。这种办法的坏处是政务与村务难以分开，有时是政务冲击了村务，有时是村务不理政务。以上三种解决村务乡镇办理政务，乡镇干部对于干部的一些利己谋私行为不闻不问；二是村干部作为村民选举的代表，在感受到村民对乡镇不满的同时，作为村民利益的代表抗拒乡镇合理不合理的政务要求，抵制乡镇行政乡村一级的传达。当然，乡村关系除此以外还有两种可能前途，一好一坏。坏的前途是村干部可能利用乡村关系的紧张，借村民的不满情绪，借乡镇的强力压制村民，而村干部们则利用乡村关系的矛盾及制度空隙进行投机，他们本身成为一个既特利益集团。好的前途是村干部凭借自己的责任心和行政智慧，在当前艰难的乡村关系中，既处理好村务又办理好政务，即让村民高兴，又让乡镇满意。村干部如何行为，并不完全是他们自身的道德感和良心决定的。具体地说，村干部的行为既受乡村关系政务村务合一这一制度前提的影响，又受村庄本身的社会性质特别是村庄社会关联度的影响。在当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中的村务政务合一这一乡村关系前提下，尤其决定村干部行为决定民主化村级治理这一制度安排效果的，是当前村庄社会的性质。下面我们讨论村庄社会的性质。

二、社会关联度：村级治理的村庄基础

从理论上，我们都辛昂新制度的有效性是与特定社会基础相联系的，具体研究却容易忽略制度安排的社会基础，习惯于抽象讨论制度本身的好坏与效果。对村民的自治这一民主化村级治理制度的讨论不应离开他的村庄基础。

从本文关注的角度，我们将构成村级治理的村庄基础简化为村民一致行动能力的强弱页即村庄社会关联度的高低。村庄社会关联度即在村庄中具体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程度，后再维护村庄秩序的过程中村民之间所可能结成的一致行动能力。缺乏分层与却是记忆型村庄，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程度较弱，关系链条较短，成为一种帝都社会关联的村庄。在这种帝都社会关联村庄中，村民累世马克思所说的一个一个马铃薯，他们个人所欲的目标，因为难以形成集体行动，而不能达到，村民集体行动所能行动所能提供的公共秩序和社会服务因此严重不足。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性村庄大都是低度社会关联的村庄，社区记忆较强，社会分 层明显的村庄，则更可能构造出村庄的高度社会关联。强的社区记忆，通过建构村庄认同，不仅使得面子和荣誉对每个村民都很重要，而且是村民在一直行动时，有更多长远的考虑。当村庄秩序面临威胁，村庄利益受到威胁时，村民有能力行动起来，为获取村庄秩序和维护村庄利益行动。明细请按的社会分层不仅可以构造出一些掌握优势精英，而且这些掌握资源的村庄精英很容易获得一户白影的行动能力。因此，当这些村庄精英感到需要维护村庄秩序时，他们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影响来做到这一点。当然，这些具有一呼百应的村庄精英，也有能力为了个人的私利破坏村庄集体秩序。社会关联这一村民之间具体的关系，便因此具有了影响和决定村庄秩序的能力，正式这种能力，构成了村级治理的村庄基础。很多时候，不是由于特定的制度安排，而是由的定的村庄性质，决定了村级治理的面貌。举例来说，人民公社时期，公社几乎控制着农村所有经济和组织资源的情况下，南方一些农民的大队小队干部确与村民共守村庄秘密，形成了村庄内的利益庇护关系，一消极的方式对抗着人民公社的强制力量；而在河南这样的北方农村，人民公社一通到底。直至今天，河南农村仍然经常处于一种自上而下“超常规、大跨度”的运动式动员之中，南方农村与一河南为主的北方农村构成此种差别的原因何在？其中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南方农村传统的宗族意识一直存在，在干部在人民公社时期仍然收到强大村庄压力，而河南等北方农村宗族意识大都较弱，人民之间的社会关联度很低，原子化的村民无力抵抗上级可能脱离农村世纪的各种运动，这一点在村民自治背景一样如此。

三、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村庄基础：以低度社会关联村庄为例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以后，村民自治的实施力度大大加强，村民在村干部的选举和村务的决定权方面，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名实渐付。按一般的理解，这种民主化的村级理解，一定可以通过选举出代表村民利益的能人来为村民当家办理村务，提供村民所急需的公共秩序和公共服务，村级治理中村务办理方面，也一定会有大进展。

现实是否会如以上设想乐观，还有待人民村级治理更长时间的实践。下面我希望通过讨论帝都社会关联村庄民主化村级治理可能存在的问题，来做一个纯理论上的考察，这种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村级治理村庄基础这一重要问题。从理论上讲，有村民选举村干部，村干部就应该成为村民利益的代表着和村庄利益的维护者，特别是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可以罢免不合格的村委会和具有在村务决策管理和监督方面权利情况下，村干部的行为会具有典型保护型经济的特征.但是保护型经济的行为并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他们的保护行为一定要有或文化上或经济上的理由。文化上的理由即他们作为村干部，保护村民的利益可以有一种面子、荣耀和心理上的满足，这种利益来自于对村庄的认同或村庄共同体的意识。经济上的理由是村干部在与乡镇行政余力力争时，他们认为在经济上市合算的。在低度社会关联型村庄，是否出任村干部的却大多是有经济收益上考虑的。对于一些优秀的乡村能人，特闷出任村干部的机会成本很高，村干部的报酬大都不能满足他们的收入预期，而在于掌握优势资源的乡镇等上级交往时，可以提升他们的收益感。因此，一个乡村能人出任村干部，他们缺乏与乡镇对立的积极性。

在村干部的报酬不能满足他们的收益预期时，低度社会关联村庄出任村干部的乡村能人便不仅不愿意与乡镇对立，而且期望在与乡镇行政的交往与合作中增加预期收益。在乡村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他很快便成为乡镇行政在村里的代理人，村民心中的恶人。这样的乡村能人不能让村民满意，下次选举，村里不投这种人的票，而希望选一个“好人”来当村干部。

好人干部不能让乡镇满意，因为乡镇行政难以通过好人干部将政务在村中实施下去。好人干部同样不能让村民满意，因为好人干部往往缺乏过去乡村强人办理村务的魄力。村庄事务有时处于瘫痪状态，村庄秩序失去根基。过去强人干部在办理村务时的果断和强悍正是缺乏关联村庄获得秩序的关键原因。比如一个强人干部可以凭借自己的威信有时甚至是威胁，将村中的纠纷调解了，将村中道路修建了，将地痞无赖威慑住了。面对自己选举上来但缺乏办理村务能力的好人干部，村民怀念起以前的强人干部来。这样，在下一次选举中，村民会说，还是选一个强人对村中有益些。要有些魄力哦，要选有处理村庄事务的能力和胆略的那种人。下次选举，有魄力的强悍的乡村能人便选了上来。新上来的强人干部当然 不满足于好人干部乐于维持现状的状况，他们希望有所建树以抵消当村干部的机会成本。但是，如前所述，强人干部因为难以从缺乏社会关联的村庄获得文化上的价值，他们会更多从经济收益上考虑如何补偿自己当村干部所损失的机会成本。他是村民选举上来的，他也有在紧张乡村关系中抵制乡镇行政不合理行为所需要的强悍，但他缺乏抵制乡镇行政不合理行为的积极性。一方面，与乡镇维持良好关系已构成了他预期收益的重要部分，毕竟乡镇掌握着较村庄多得多的各种资源，一方面，他在与乡镇的对抗中，是无法获得缺乏社会关联的村民对自己的组织化支持的。而强人干部凭借自己的强悍，在处理村务时的能力，使原子化的村民事实上丧失了对他的约束能力。他发现，凭借当前村务与政务合一的乡村关系前提，他可以在为乡镇办理政务时，获得利益多多的好处，这种好处不仅有乡镇行政对他的赞赏和经济上的奖励，而且乡镇行政在眼见他凭借自己的强悍办理村务中谋取私利时，不闻不问。这个村民选上去的强人干部的确具有办理好村务和维护村庄秩序的能力，但他只是在形成了与乡镇行政心照不宣的默契之后，他才找到了出任村干部的经济上合算的平衡点。他个人的强悍保证他可以不将那些缺乏社会关联因此缺乏一致行动能力的村民放在眼里。选上来的强人干部在缺乏价值支持和村民强力约束的背景下，变成为赢利型经纪。这样一来，在帝都社会关联村庄的民主化村级治理，竟然可以出现的一种理论上的结果，是村庄治理限于瘫痪状态与盈利经济的交替循环。细心观察当倩中国农村的村级治理，若干地区已有了这种循环的苗头。

以上考察了低度社会关联村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可能后果。那么，高度社会关联村庄的民主化村级治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推论，高度社会关联的村庄，特别是在哪些社区记忆和社会分层均可以产生相互塑造的部就会长生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依赖于传统和习惯，其提供的成本可以叫外来制度安排高度社会关联的村庄，甚至不需要民主化得村庄治理着一外来制度安排，社区内低廉的多，也有效得多。作为一种治理制度，村民自治制度效能的村庄基础十分重要。从理论上讲，在社会关联度低的村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效能较低，而在社会关联度高的村庄，传统制度也可能具有较高的效能。村民自治制度是一种能够创造出村庄秩序巨大可能性的良好制度，但若不注意到村民自治制度对村庄基础的依赖，将难以理解村民自治制度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实践后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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