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红色故事：百战将军苏启胜[合集]

第一篇：永定红色故事：百战将军苏启胜

闽西是著名的“红旗不倒之乡”。在闽西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上有一位杰出的客家人物——著名的百战将军苏启胜。

1909年，苏启胜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古竹乡金乾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放牛，家里克服困难，供他读了四年私塾。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年幼的苏启胜到药店做学徒，慢慢成为了药店的正式店员，一干就是六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生活的不易，社会的不公，使苏启胜很快接受了革命的思想，萌生了参加革命反抗剥削的念头。

1928年6月下旬，福建永定爆发了全省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农民武装暴动。永定暴动犹如一声惊雷，唤醒了广大劳苦大众的反抗意识，红色风暴迅速席卷了永定县城乡。苏启胜参加了永定农民武装暴动，进一步接受了革命思想，从此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多次组织庞大的兵力对活跃在冀中平原的八路军进行围攻，对抗日根据地造成极大破坏。面对这样的形势，贺龙决定，从一二〇师抽出兵力开拓战场，同时组织三个支队分赴各地，负责巩固已有的分区部队，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

时任八路军独立第二支队政治委员的苏启胜率部奋战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在斗争形势极其恶劣的情况下，苏启胜组织大家认真分析形势，寻找对策。“敌众我寡，武器装备又比不上，硬碰硬肯定是不行的。我们的优势是什么？人民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一优势。”苏启胜说。他带领部队，依靠准确的侦察和群众的掩护，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在打击敌人的同时，苏启胜还发挥自己有文化、会宣传、懂群众的优势，边组织作战、消灭敌人，边发动群众，做好基层组织工作，部队从最开始的100多人，迅速发展到4000多人。苏启胜所带领的部队一直活跃在于牙河两岸开展游击战争，痛击敌人，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为贺龙指挥的一二〇师和冀中军区部队打击日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解放战争中，苏启胜参加了辽沈、淮海两大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

1955年，苏启胜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苏启胜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本色。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始终以共产党人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鞠躬尽瘁，他是闽西人民的骄傲！

第二篇：「红色故事」伟人足迹在永定湖雷

「红色故事」伟人足迹在永定湖雷

伟人足迹在永定湖雷□ 吴中兴 陈福喜湖雷，是红旗不倒之乡，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永定苏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湖雷，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人物。在这里，成立了中共闽西第一个福建省农村党支部；在这里，打响了震撼八闽的永定暴动第一枪；在这里，毛泽东亲手缔造了永定第一个革命委员会——湖雷革命委员会。1931年创办了永定第一个信用社。1949年在湖雷成立了闽西第一个县级人民民主政府——永定县人民民主政府……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在这片红色的热土，曾留下过伟人战斗、生活的足迹。“红旗跃过汀江，分田分地真忙”1929年5月，根据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的情报，整个闽西境内敌人兵力空虚，毛泽东决定率红四军主力不入长汀城，直奔龙岩。5月20日红四军第二次入闽。5月23日，红四军攻克龙岩城，在红军主力攻打龙岩城的同时，红四军一部也乘势攻入永定坎市，准备一举攻克永定县城。5月24日，是湖雷人民永远难忘的日子，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进驻湖雷，阮山带领湖雷人民热烈欢迎红四军。毛泽东一到湖雷，顾不得休息，立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当天晚上在湖雷礼拜堂召开了党支部成员、农会干部和赤卫队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宣布成立湖雷区革命委员会，阮山任主席，赖秋实任秘书长，具体负责毛泽东、朱德的食宿和安全，会后毛泽东等安排住在湖雷新街的新顺昌店。永定县的第一个红色政权------湖雷革命委员会，就是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为湖雷的土地革命和永定苏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月25日，红四军挥师永定，攻克永定县城。5月28日，红四军回师湖雷，当日正值四月二十日湖雷圩天，上午，红四军在湖雷圩坝召开万人群众大会，湖雷街人山人海，群情激昂，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劳苦工农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勇敢保卫红色政权。可以说毛泽东亲手把湖雷革命的星星之火变成了燎原烈火，席卷了湖雷和永定的军阀、土豪劣绅，锻炼了湖雷英雄儿女。湖雷人民革命斗争的卓越贡献开创了永定革命局面，许多甚至是开创了闽西革命史上的第一，如湖雷人民参加红军和红军游击队的人数全县最多；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在册烈士占全县4587人中的673人；全县15位开国将军中湖雷占5位居第一;革命基点村占全县266个的46个……“湖雷会议”起争端，秉笔夜书给中央红四军在闽西打出了一片新天地时，闽西的赤色版图，也在贫苦农民们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迅速地拓展开来。不过，在这一阵阵欢庆的锣鼓声中，包括营连以下的大多数红军官兵也许并不知道，在闽西湖雷这个并不出名的小镇召开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会议上，正在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在红四军中设立军事委员会的问题。红四军内部的分歧意见自井冈山时期就存在，毛泽东曾尝试利用红军在湖雷休整一星期的时间里，化解这些矛盾，并专门召开了多次前委扩大会议。不料，“湖雷会议”竟演化成了分歧的总爆发。5月28日红四军回师湖雷，上午在墟坝召开万人大会。下午，在湖雷庆兴寺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被指责“管得太多”，是“书记专政”、“家长制”等，朱德、刘安恭等要求限制前委（毛泽东）的权力的意见得到了许多人的附和，连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许多红军干部也没有支持毛泽东。此时，毛泽东的处境愈加艰难，陈毅则居中调停。在会上争论结果双方未能取得共识，毛泽东觉得书记工作难以继续，提出辞职，但前委多数同志没有同意，会议没有结果。晚上，会议移到新街的新顺昌店，开到深夜，最后不欢而散。6月1日，毛泽东单独上书中央，首次汇报了早在四个月前将“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一事，含蓄地透露出自己当时面临的困境——“党内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毛泽东此次一改过去以“前委”名义给中央报告的惯例，此报告落款署名是:“前委书记毛泽东”。湖雷会议仅仅是这场争论的开始，随后又争到上杭县白砂、连城县新泉，一直争论到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了他亲自创建的红四军。最后这些争论的解决是在1929年12月召开的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会议上——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古田会议”。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重新当选前委书记。这些争论其实不是个人意见之争，而是涉及到红军建军原则发展方向的分歧。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湖雷不仅是革命战争的战场，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同党内错误思想斗争的特别场所。“湖雷会议”见证了毛泽东在大是大非原则问题上的坚定与执着，在很多的历史文献当中，说到党内思想斗争的历史时，“湖雷会议”是必定要提到的字眼。养病大山，脱险湖雷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被接受，失去了前委书记的职务，他思想郁闷，身体越来越差。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再次提出去苏联学习的问题，陈毅代理书记的新前委同意了他在等待中央批复到来之前先去闽西特委作指导工作并调养身体。7月20至29日，毛泽东还在上杭文昌阁指导闽西第一次党代表会，但是，会议后期，毛泽东虚弱的身体得了“打摆子”（疟疾）病，时冷时热，时好时坏。经闽西特委同红四军一、四纵队领导商定，让毛泽东装扮成“地理先生”，转移到永定的偏远深山中隐蔽起来，继续治病休养和指导闽西工作。当时由一纵队的粟裕连护送，几经辗转，于8月21日转移到永定县城东南30公里的金丰大山“牛牯扑”，以“杨子任”化名在这里治病及工作到9月15日。毛泽东虽在病中，但自得其乐，给住的小竹寮取了个雅名“饶丰书房”。深山老林环境虽好，但缺医少药。著名老中医吴修珊（当时57岁，湖雷石坑人，原红四军第九团团长吴胜的父亲、阮山的姐夫），受其舅阮山的委托多次前往治病，使毛泽东的病情得到治疗和稳定。不久，永定牛牯朴村住有“共产党大人物”的消息不胫而走，金丰地区的反动民团头子胡道南、林蔚民、吕敬斋获悉后，于9月15日纠集各乡民团及从广东雇来的保安队共700余人，直奔金丰大山，意欲抓捕毛泽东。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急需迅速转移。不巧，毛泽东疟疾发作，体温达39度以上，发冷发热，行走十分困难。山下枪声大作，情况万分危急，预定转移到“雨顶坪”的山路又险峻，担架人员一时无法聚齐，急坏了担任保卫工作的陈兆祥。此时，村民陈添裕、陈奎裕、陈荣裕、陈万裕等4人自告奋勇，把毛泽东抬上担架，立即上路。经过“杨婆环”地段时，路宽仅容一人行走，山崖陡峭需牵引攀登，担架用不上，怎么办?此时身体强壮的陈添裕二话不说，把身材高大的毛泽东背在身上，咬紧牙关，硬是一步一移，终于走完了艰难的一段路。在雨顶坪，毛泽东激动地对贺子珍说：“多亏了金丰大山的同志。我忘不了金丰大山的人民”。9月17日，身患恶性疟疾的毛泽东由赤卫队员担架护送，辗转来到上湖雷，居住在黄沙坑的“兴福庵”。毛泽东疟疾病变成了恶性，几乎不省人事，急得贺子珍团团转。得知毛泽东病情加重后，永定县委和县党委主要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专门研究如何给毛泽东治病。大家一致认为阮山的姐夫吴修珊合适。吴修珊是湖雷石坑人，是当地的中医世家，医术高明，为人正派，乐善好施，请他来，还便于保密，他曾受阮山之命秘密前往牛牯朴为毛泽东施药治病。吴修珊他听说是给“杨先生”治病，二话不说，立马提着药袋，跟着阮山等人到了黄沙坑的兴福庵。贺子珍见他衣衫褴褛，还抽着鸦片，便问阮山：“他能看病吗？”阮山答到：“试试看。”并嘱咐姐夫务必认真看病。吴修珊根据前几次给毛泽东看病的经验，认真打脉，分析病情，调整药量的配伍，并叮嘱阮山等人，注意观察，病人吃了药后，如手脚会抬起了就赶快叫他。果然，毛泽东吃了一付中药后，下半夜就大为好转，手脚都能抬起，阮山急派人让吴修珊继续给毛泽东开药治疗。吴修珊为了治疗毛泽东的疟疾一直跟随毛泽东身边，直到毛泽东病情好转。10月7日由熊华荣、熊盛荣等8个赤卫队护送离开湖雷，经堂堡，在堂堡住了一夜，10月8日到合溪，10月10日前后到上杭，吴修珊护送毛泽东离开合溪去上杭后才返回家中。吴修珊为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也得到了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称赞，称他为“妙手回春”。但解放后他这个红色老中医的事迹和贡献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和肯定。毛泽东在湖雷养病的20天里，病情日渐好转，除了治病外，还经常接见地方党的负责人，时刻关怀着永定县的各项工作，总结革命经验和分折革命形势，古田会议的思想已逐渐形成。10月7日，接到朱德再三来信要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工作，毛泽东不顾身体未痊愈，带病前往上杭，阮山特地挑选了熊华荣、熊盛荣等8名赤卫队员一路护送，终于平安到达上杭县城的临江楼。在湖雷养病的20天里，只有阮山才知道毛泽东的身份，风声不漏，确保了毛泽东的安全。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悄悄告诉其他同志：“那位杨先生就是大家日夜思念的毛委员啊！”这出自肺腑之言，充分表现了他对毛泽东的无限敬仰。毛泽东在永定的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一心牵挂着积贫积弱苦难中国的前途命运。一边养病，一边访贫问苦，搞调研，联系地下党的同志，共同探讨革命的方针战略，指导永定革命。同时，在静静的大山里全面回顾和总结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经验，特别是针对党内一些同志产生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山沟沟里能不能出马克思主义？”等思想困惑，写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不朽雄文和酝酿成熟的古田会议决议。所以，可以形象地称，古田会议决议是“十月怀胎在湖雷，一朝分娩在古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