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两个家族的传承故事 以制度消弭所有制不足
两个家族的传承故事:以制度消弭所有制不足
让我们以两个家族的故事开始吧：穆里耶兹(the Mulliez)和王永庆家族。这两个例子清楚地表明，身处不同社会、着手不同行业的家族是怎样面临着类似的挑战。故事中的一个发生在法国北部，另一个则在台湾。一个从100年前开始，故事角色已跨越四代人;另一个的创始人则在2008年方去世。故事揭晓了在行业、文化和地域差别之外，成功的企业家是如何将家族的独特贡献与企业战略融为一体，并怎样通过制度消弭家族所有制的不足之处。穆里耶兹家族
穆里耶兹家族是法国家族企业中的杰出代表。该家族不仅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零售企业之一，还开创了一套独特的家族风险投资模式，成功地让企业家精神在四代成员的血液中流淌。路易斯?穆里耶兹在1900年白手起家，成立了一家名叫菲尔达的小纺织厂。在1903年，他的大儿子吉拉德?穆里耶兹也加入了公司，当路易斯的二儿子于1946年加入公司零售部时，菲尔达品牌已因织料和缝纫的水平而闻名。此时公司开始通过设立特许加盟店的方法拓展销售网，第一家加盟店在1956年开张。到上世纪末，菲尔达已成为世界顶尖的纺织品销售商，在各地拥有与1500家门店。
在菲尔达，吉拉德?穆里耶兹积累了零售业的经验，他从未完成过高中学业，全靠自学成才。1961年，29岁的吉拉德?穆里耶兹决定自立门户，他在鲁贝市开了一家杂货店——这就是零售帝国欧尚(Auchan)的起源。讽刺的是，第一家店以倒闭告终。但穆里耶兹家族很愿意再给吉拉德一次机会，不过这次要求他在法国北部开一家超市，且必须在三年内成功。在爱德华?勒克莱尔(Edouard Leclerc,前牧师，后来E.Lecler零售集团的创始人)的启发下，虔诚的天主教徒吉拉德这次采用了折价加自主服务的经营模式，并立即取得了成功。在第一年，欧尚获得了1000万欧元的收入和很高的利润。在30年内，欧尚成长为法国顶尖的零售商，并成为一家跨国公司。今天，欧尚在12个国家开展业务并拥有17.5万名员工。
与此同时，吉拉德?穆里耶兹的族人们也在其他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体育用品零售商迪卡侬，餐饮服务商Flunch和Pizza Pai，建材零售企业Leroy Merlin，家用电器零售商Boulanger等等。今日，穆里耶兹家族拥有的企业雇员高达36.6万人，年销售额超过660亿欧元。
家族的第一代，路易斯?穆里耶兹有10个兄弟姐妹，而他本人有13个孩子。到2011年，穆里耶兹家族共有780个成员，其中550人属于穆里耶兹家族联合会(the Association Famille Mulliez，AFM)。所有成员都需要向家族证明他们的价值。在创立新企业或加入CIMOVAM(所有家族企业的控股公司)下任何一家企业前，他们都需要接受严格的训练。训练从22岁开始，由Antonine Mayaoud(老路易斯?穆里耶兹的孙子，绰号“人力资源先生”)主导。这项训练也是穆里耶兹家族的独特之处之一：相对于顶级商学院，他们更倾向于家族内部的督导。在通过训练并经AFM监事会批准之后，家族成员被允许加入AFM，并获取他们在CIMOVAM中的股份。也只有在此之后，他们可以为自己的项目寻求家族财务和智力资源的支持。
家族设立了一个名为CREADEV的私募基金来支持家族成员的创新行为。因为抵触投机和股票市场，家族的企业一般通过内部融资解决财务问题，吉拉德的一个兄弟，安德鲁，曾称股票市场为“公司卖淫”。另一方面，家族认为金钱应该用于生产再投资，因此在历史上，家族企业分红水平一直很低。
百年来，穆里耶兹家族为其旗下企业发展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首先，穆里耶兹家族将自己秉承的价值观融入到企业经营之中。家族信条“百万一心”(Tous dans tout)反映了诸如团结、继承家族传统、对后代负责等核心信念。作为一个天主教家庭，家族的观念也源自天主教，诸如食利不可取，应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财富来自勤奋工作，由此带来的不平等也是自然法则等等。这些观念衍生了一套非常严格的工作纪律和精英主义的价值观。第二，家族系统地在新一代家族成员中培养和发展企业家精神。正是这一举措使得家族能不断创立新公司和新销售链。第三，百年成功商业经营带来的经验和声望使得家族成为一个极其强大的平台，不管是对发展现有企业还是对创立新企业而言都是如此。最后，庞大的家族规模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库。相比而言，规模较小的家族往往匮乏既有兴趣又有能力继续经营家族事业的后继者。
这一切令人惊叹：家族成为企业战略的基石;家族资产藉由种种治理机制，如对新一代成员进行企业家的内部培训、族内私募基金等不断转化和增长;家族信条“百万一心”通过家族成员共有同一套资产组合来贯彻，即使不同成员分管着企业集团的不同部分。
在代际交递中，穆里耶兹家族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障碍。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家族规模扩张过快。如何团结近800名家族成员，使他们为家族利益奋斗是个很大的问题。问题包括：如何在家族财富的使用上维持平衡，既要不断投资于新事业，又要发放足够的红利，使得不断增长的家庭成员都能维持体面的生活;如何为家族内最具天赋的企业家提供足够的激励，又不至于牺牲其他成员的利益;如何吸引新一代的家族成员，使他们为了穆里耶兹家族的利益而从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穆里耶兹家族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家族管理机构——穆里耶兹家族联合会(AFM)。AFM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确保家族利益置于个人野心之前。AFM委员会在旗下各独立公司董事会均有代表。第二，作为一项原则，家族成员持有控股公司股票而非具体公司股票，每份CIMOVAM公司的股票都代表对所有家族企业股票的持有。这样使得每个成员的利益都和家族牢牢绑在一起，那些经营短期内业绩平平公司的家族成员也不致被隔离在家族福利之外。
穆里耶兹家族的成功表明，家族可以通过一套合理的治理体系，将家族和家族企业牢牢捆绑在一起，使家族贡献成为家族企业战略的核心，并在彼此间实现资源互补，共存共荣。这一观点我们也可以在下一个案例中发现。
台塑集团
王永庆是靠白手起家的典型，他生于1917年，是台湾北部一个贫苦茶农之子，虽然他很好学，但小学毕业后，就不得不去一家米店作学徒，时年15岁。
一年后，靠自己的积累和父亲从亲朋好友处募来的200元台湾银行券(约合现在1000美元)，王永庆开了家自己的米店。为了扩大他的生意，王每天比他的同行多营业四个小时，最后终于成为当地生意最好的米店。二战期间，米店被迫关门，王转向了木材生意。1954年，王永庆和他的弟弟王永在创办了台塑集团——一个新时代从此拉开序幕。
一开始，台塑集团可谓是世上最小的PVC(6040,-35.00,-0.58%)工厂。两年后，台塑开始向下游发展，并建立了南亚塑胶工厂。经过50年的发展与扩张，台塑集团在台湾、美国、中国、越南、菲律宾和印尼都成立了工厂，雇佣人数超过90000人，并且是台湾地区最大的私营企业。
王永庆和他的弟弟对台塑的发展贡献无可替代。在台湾，王永庆有“经营之神”的称号，并且是国民偶像。他将一生都投入在经营中，直到92岁去世为止。王永庆原则性极强，工作极其刻苦，对成本锱铢必较，并亲手规划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他的格言就是“追根究底”。王氏兄弟将这种精神和价值观传递给了下一代，他们的很多后代也因此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王氏家族扩张很快。王永庆本人有三个妻子，共生下两男七女，另外还有三个私生子。他的弟弟有八个孩子，因此家族的第二代有21人，有些为自家公司工作，有些则自立门户。王永庆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来准备企业传承，他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复杂家庭带来的人际冲突，还有高达50%的遗产税。如何让企业帝国永续经营，是他考虑的重中之重。最后，他设计了一个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让所有权和管理结构集中统一，这使得整个企业集团可以持续经营，不致分崩离析。
整个台塑集团拥有十家上市公司，包括四家核心公司：台塑、南亚、台化、台塑化。这四家公司彼此交叉持股，并以此为核心，通过金字塔型持股，控制了更大的企业集团。与很多家族企业不同，台塑集团的最终控制权不是留在家族中，而是留在一家慈善机构：长庚纪念医院。医院于1976年成立，用以纪念王永庆的父亲王长庚。留给长庚医院的股票是不可转让的，带来的分红也只可用于慈善而不可分配给任何个人。根据法律规定，医院由董事会管理，成员包括五名成员，五名社会贤达(大部分和王氏家族关系紧密)和五名专业人士(医院工作人员)。
王永庆也没有将管理权交给他的任何一个孩子。相反，在2006年，创业两兄弟将管理权移交给了一个七人战略委员会(2002年成立)，委员会包括王永在的两个儿子，王永庆的两个女儿和三名职业经理人。王永庆死时没有留下遗嘱，这让人们非常困惑：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对遗产的争夺不仅对家族和谐还是公司经营都会带来严重障碍。王永庆生前拥有约55亿美元的财富，在去世时，是世界第178，台湾第二的富豪。他的遗产税率高达50%。税后剩下的财产，会在他剩下的两个妻子、九个婚生子女和三个私生子之间争夺。王永庆或许知道，无论他留下怎样的遗嘱，复杂的家庭结构终会带来一场纷争。
在他死后公布的一封写给子女的信里，他说：“财富„„并非与生俱来，同时也不是任何人可以随身带走。„„生命终结，辞别人世之时，这些财富将全数归还社会，无人可以例外„„”。
也许，在全力保证公司的持续经营后，王永庆选择了将财产分割的问题留给法院。
经验与教训
穆里耶兹家族和王永庆家族的故事表明了创立者和他的家族是怎样才成为家族企业竞争力的核心。穆里耶兹家族将严格的自律和对精英主义的不断追求从家族渗透到企业。对家族成员的严格内部培训使得企业家精神和对英法乃至世界零售行业的知识沉淀一起代代相传。这一模范为世界上所有勤奋的家庭都提供了榜样。
尽管文化、地域、行业各不相同，但王氏兄弟和穆里耶兹家族有很多共同之处。王氏家族通过言传身教，将对成功和创业的渴望留给了下一代。年轻时王氏兄弟并没有机会接受很好的教育，但他们鼓励自己的孩子们前往最优秀的学校受教，并开创自己的事业。但是，脆弱的家庭关系是王氏家族的一个弱点，与穆里耶兹家族不同，王永庆放弃了对家族治理和对家族财富的控制，而着重于公司存续和社会责任上。
如何使得日趋庞大的家族同心同德，共同为家族的事业奋斗，则是两个家族都遇到的难题。两个家族各自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家族治理结构来解决企业所有和控制权因家族开枝散叶而分散的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穆里耶兹家族制定了家族协定，除了订立家规外，还设有了家族联合会、家族控股公司和家族投资基金，这一系列软硬件构成了家族治理的框架。事实证明，这一框架运作极为有效：家族整体至今没有分崩离析，创业精神代代流传，家族事业将来发展扩张所需的财力也得以保证。
王永庆是用的办法则更具独创性。他设立了一家医院，并把台塑集团的所有权注入到医院的慈善基金会里。在豁免税收之外，更是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考虑到家族结构的复杂，慈善基金会能集中和有效保护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在可预期的未来，医院不可以出售台塑集团的股票。今日，没有一个家族成员有支配性数量的股份，也不可能在医院董事会点头前进入台塑的核心管理层。王永庆相信，这样的安排使得族内纷争不至于影响到企业发展。因为时间太短，我们尚不知道这一模式是否能如愿以偿。家族的分歧是否真能隔离于医院董事会外?医疗专家和社会贤达是否能管理好大型企业集团?一切还有待时间来检验。（报告来源：中国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第一门户 ——e财富管理网）
第二篇：乔致庸和胡雪岩两个家族的创业故事
两个家族的创业故事
晋商与徽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大商业群体，乔致庸与胡雪岩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乔致庸是乔家经商第三代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卒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享年89岁。乔家商业从第一代乔贵发起家，到第三代由乔致庸大手笔经营，使乔家成为商业巨族，故致庸可谓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
乔致庸是乔贵发第三子乔全美的次子，幼年读书很用功，中秀才后，曾雄心勃勃要走举人、进士的仕途。可是天命难违,不久长兄致广夭亡，父亲也相继去世，他便成了乔氏家族中三门的大梁。于是弃儒从商，走上了经商之路。乔致庸经商既有雄才大略,又多谋善断，更重要的是非常会用人，常常提拔年轻俊才来担任乔家商号的新掌柜，是一位广受敬重的商场高手。
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在他的策划下发展为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复盛协、复盛锦、复盛兴、复盛和等庞大的复字号商业网络，基本上垄断着包头商业市场，故包头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光绪十年(1884)，乔致庸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创立了汇通天下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在乔致庸的经营下，乔氏商业遍及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业务繁荣，财多势旺，成为商场巨贾。
乔致庸成为商场巨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于用人，面对有创业心态的年轻人，他会放手让其经营商号，甚至付给资金，助其在新的地方开创生意。他甚至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
乔致庸的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乔致庸尤善于用人，这是他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礼遇聘请阎维藩。阎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自行做主曾为恩寿垫支银两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致庸之子说明来意和父亲的殷切之情，使阎氏大为感动。阎心想：乔家富甲三晋，财势赫赫，对他如此礼遇，实在三生有幸。致庸之子又让阎坐八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这更使阎氏感动不已。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乘大轿抬着阎氏衣帽，算是代阎坐轿，而二人则并马而行。
阎氏来到乔家，受到盛情款待。乔致庸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阎氏时仅36岁，致庸更是感叹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氏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阎氏自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的二十六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又如，乔致庸大胆起用文盲马荀为大掌柜。马氏原是乔家包头复盛西商号下属粮店的一位小掌柜，马虽是文盲，但经营有方，使小粮店连年盈利。而当时的复盛西商号却因经营不善，需要小粮店贴补。本来小店掌柜是无资格面见大财东 的，但马荀回到祁县时却采取自称大掌柜的方式，要求面见大财东，乔致庸感到奇怪，便召见了这个自称大掌柜的人。马氏便把包头商业情况当面向乔致庸做了汇报，乔致庸看他对业务讲的头头是道，是个人才，遂付其资本让其粮店独立经营。后来，果然出手不凡。不久又让其经管复盛西商号，马氏又为乔家赚回了大量银子。马荀由于没有文化，遇到需他签名时，“荀”字经常缺胳膊少腿，以致成了“苟”字，人们又戏称他为“马狗”掌柜。在当时，商号能写会算的人有的是，一般不会让一个文盲管一个大商号，但乔致庸却不拘一格用人才，破格任用了文盲马荀，取得了成功。
此外，乔致庸的大德恒票号，还为我国的银行培养了第一任银行行长，他就是大德恒票号太原分庄经理贾继英。当庚子事变，慈禧太后一行由京仓惶而逃，途经山西时，贾曾代表大德恒票号总号为清皇室支垫西行路费银30万两(一说10万或20万)，但要求西行之财赋收入暂由大德恒经管。对此囊中无银的慈禧太后自是恩准。当慈禧太后途经祁县时，大德恒总号又专设临时行宫接待慈禧等人。在这个临时行宫内铺着红地毯，挂着锦缎，美酒佳肴，山珍海味，使仓惶出逃的慈禧大喜，对乔家的大德恒票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慈禧太后在西安住了一年，财赋皆由大德恒经管，使大德恒一时俨然成了清王朝的临时财库，不仅原支垫的30万银两如数收回，而且从经管的财赋业务中还赚了一笔。后来，慈禧回到了北京，准备筹办户部银行时，想起了大德恒票号的贾继英，便下旨召见了他。慈禧问贾继英想做官，还是想经商。贾继英说做官自己不是这块料，但经商还可以。慈禧太后说道：那就给你个既做官又经商的差使吧。于是慈禧下旨，授他官职，同时筹办户部银行。光绪三十一年(1905)，户部银行成立，贾继英出任第一任行长。光绪三十四年(1908)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贾继英继任行长。可见，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这样的人才，原是由乔致庸开办的大德恒票号所培养。
严格的号规和家规，是乔家商业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
严格的号规制度，是乔家商业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如其号规定有：号内员工包括掌柜在内，一律不准携带眷属，更不准嫖妓纳妾；所有员工不准赌博、吸食毒品；所有人伙按在号地位和身股大小，层层节制。如不循规蹈矩，到账期按所犯错误情节，或开除，或抹身股，或减劳金等。
乔致庸治家很严。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乔致庸先后娶过六位妻子，但都是续弦。乔致庸将《朱子格言》作为其儿孙启蒙必读之书。他常告诫儿孙戒“骄、贪、懒”三字。并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丰，自奉要约”。若儿孙有过错，则责令跪地背诵《朱子格言》。如浪费粮食，则命跪诵若干次“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当念物力维艰”，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挂在内宅门上，以教育其儿孙，其对联称：
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福非惜财，缘惜福。
乔致庸的子弟掌柜们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个个都成为了能征惯战、会经营善开拓的高手，乔家的事业，全靠手下的掌柜们经营、开展，最后，乔家的票号达到了“汇通天下”的理想，而经营实业的商号也遍布全国，仅茶叶贸易一项，乔家的掌柜走出了山西，到了中国名茶的产地武夷山，将那里的茶叶制成茶砖，用商船和骆驼运往北方，远销到蒙古、俄罗斯等地。乔家在山西的大院，是乔家所有产业根基的象征和信息汇集的总部，远在各地的掌柜们，有事需要和东家商量的，可能回来住上一段时间，就当是回自己的家，但更多的时候，掌柜们惦记的是怎么样把生意做大，做到更远的地方去。有一个年轻的伙计，被乔致庸看中，派其到包头开设商号，经过近三年的奋斗，这位伙计经营的商号竟然超过了包头最大的竞争对手，几乎垄断了整个行业。乔致庸去包头的时候，他仍然还是年轻的小伙子，乔致庸赞其功劳很大，想擢升嘉奖，结果他说：“东家，等我们把生意做到像天那么大的时候再说吧。”
可以说，这些掌柜们，正是乔家事业壮大的生力军。而乔致庸，则是发现他们，培养他们，并激励他们去开创事业的人。靠着这样的路子，在重农轻商的封建社会，乔家终于成了富可敌国，声名远播的巨富，成为了一代晋商的传奇。
说到近代中国商界大红人，不能不提胡雪岩。他家庭出身贫寒，却在极短时间发迹，成为名闻遐迩的巨商；清廷御赐二品顶戴，慈禧太后恩赏黄马褂„„正当胡氏事业接近巅峰时，忽遭变故，十几年光阴就由盛转衰。沧桑巨变，留给家族后代的是巨大的伤痛和无尽的思考。
位于杭州元宝街的胡雪岩故居，原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当时正是胡雪岩事业鼎盛时期，豪宅修建了3年多才完工，可见其工程浩大。而现在修复的胡雪岩故居，由杭州市政府投资2900万元，经500多位能工巧匠16个月施工完成，2001年1月20日对外开放。看着故居内的亭台楼阁，朱扉紫牗，雕花门楼„„犹如闯进了一座迷宫，遥想当年一代巨商胡雪岩的无限风光，让人感慨万千。
胡雪岩（1823年——1885年），名光墉，幼名顺官，字雪岩。胡雪岩父亲胡鹿泉字芝田，以农耕为生，粗通文墨，头脑活络，经常往返沪杭等地，贩卖土产山货，但家境仍很拮据；妻子金氏，生下胡氏兄弟六人，依次是光鼐、光墉、光鉴、光培、光桂和光椿，其中长子光鼐和六子光椿幼年就夭折了。
胡雪岩12岁那年，父亲病逝，本来就不宽裕的家里日子更难过。据说，父亲临死前，曾留下话说：“欲兴吾家，其惟顺儿乎！”顺儿是胡雪岩的乳名，可见其父对他的厚望。胡雪岩从13岁开始就孤身出外闯荡，先后在杂粮行、金华火腿商行当过小伙计，19岁那年，被杭州阜康钱庄于掌柜收为学徒，逐步成为钱庄的业务骨干。
胡雪岩传奇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于掌柜没有后代，把办事灵活的胡雪岩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咸丰十年(1860年)，于掌柜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将胡雪岩叫到床前，把钱庄悉数托付给他。这所价值5000两银子的钱庄，堪称胡雪岩在商海中的第一桶金。
胡雪岩的传奇一生，与晚清两个官场人物密切相关：一是王有龄，一是左宗棠。而王有龄就是他在阜康钱庄时期结识的好友。那时王有龄还是个穷困潦倒的书生，胡雪岩与之交谈后，发现此人很有城府，而且志向高远。王有龄说，他想去京城捐官，可惜缺少银子，连旅途的盘缠都没有。胡雪岩认定王有龄是支“潜力股”，就私下里从钱庄里“借”出500两银子，作了一次风险投资。后来，经京城同乡帮忙疏通关节，王有龄果然青云直上，在杭州海运局补了个肥缺，当上了粮台坐办，不久又升任湖州知府、浙江巡抚。为报答胡雪岩当年的“赠银之恩”，王有龄将收来的税银全部存入胡家的阜康钱庄，且不要利息，这让胡雪岩饱赚了一笔，账上的财富呈几何数字增长。
胡雪岩命中的另一个贵人就是湘军统帅之
一、湖南人左宗棠。太平军攻破杭州，王有龄自缢殉国，当时，胡雪岩正在上海为王有龄采办米粮军火救急，闻讯后既伤心又发愁。伤心的是好友王有龄之死，发愁的是手中采办的几船米粮没了出路。听说接任浙江巡抚的是左宗棠，胡雪岩决定再来一次风险投资，将采办的500石米粮献出，希望获得左大帅的信任。左宗棠刚刚接手浙江军政，正为粮食问题伤神，见胡雪岩前来献粮，大加赞赏。于是他委任胡雪岩为总管，主持杭州城解围后的善后事宜及浙江全省的钱粮、军饷。阜康钱庄因此获利甚丰，更重要的是，胡雪岩再次找到了一个大人物作靠山。
此后，胡雪岩的商业帝国迅速扩张，以杭州为起点、上海为中心，生意越来越兴旺，阜康钱庄的商号旗，遍插苏州、镇江、宁波、福州、汉口、北京、天津等地，除了继续经营钱庄外，他又插手丝绸、茶叶、药材等领域，编织起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真正称得上“日进斗金”，史书上称他“富可敌国”。
1882年，胡雪岩已经手握大量现金。他发现，丝绸业的洋商为了获取暴利，拼命压低中国民间手工生产的生丝价格。胡雪岩看出，其中原因是华商各自为战，让洋人趁机攫取了定价权。他决定和洋人一搏高低。从1882年5月开始，胡雪岩派人大量购进生丝，到10月，买进的生丝达到1.4万包，洋人则一两生丝都买不到。无奈之下，洋商表示愿意加价1000万两购买胡手里的生丝，胡雪岩则咬定要1200万两。他还联络同行，一起收购生丝。洋商觉得如果就此妥协，将来必定受制于胡，双方陷入僵局。
到1883年8月，胡雪岩已经投入超过1500万两资金，继续囤积生丝，眼看双方就要最后摊牌。就在这时，忽然传来了意大利生丝丰收的消息，对华商的信心是一大打击。到10月，中法战争爆发，市面动荡，银行和钱庄开始收回短期贷款，储户们也纷纷提款。11月，华商的价格同盟瓦解，仓库中的生丝开始也霉烂。胡雪岩不得不忍痛将生丝低价售与两家洋行。
商战失利，胡雪岩损失惨重，但尚不至于倾家荡产。然而船漏偏遇顶头风，胡雪岩曾代上海道台邵小村向洋商借过一笔款子，此时正好到期。为挤垮胡雪岩，洋商强逼他代为还账，风声走漏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挤兑潮，钱庄资金周转不灵，于是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12月1日，阜康上海总号正式倒闭。消息传开，引发挤兑风潮，扬州、福州、宁波、镇江、汉口的众多钱庄纷纷倒闭。
1884年9月，左宗棠在福州病逝。胡雪岩失去了最后的靠山。户部尚书阎敬铭趁势上奏，指责胡雪岩侵取公款，要“请旨拿交刑部治罪”。11月，朝廷下令对胡雪岩革职查抄。胡雪岩闻讯悲愤交加，回想曾经的繁华，恍若隔世。治罪的圣旨还没有送到胡家，他就抑郁而死。
胡雪岩死后，大家族的美好时光也随之消失。胡雪岩后代保存着一首诗，作者是胡雪岩三子胡品三的夫人，诗中有“狂奴恶妇施谗口”、“生平所遇未舒眉”、“酸辛赠与辛酸读”等句，字里行间流露的悲怨情绪，凄楚动人，也道出胡家破败后的矛盾冲突，已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清廷在胡雪岩死后大规模清理他的财产，刑部尚书、满族人文煜作为最大的债权人，给了胡家子孙一点“招牌股”，分给几房男丁，这成了胡家人聊以度日的主要经济来源。
1918年腊月十七，胡雪岩故居“芝园”发生了一场“蹊跷”的火灾。很多今日仍健在的胡氏后代，听长辈讲过那场火灾的情景：夜半被喊叫声惊醒时，只见窗外火光烧红了夜空，巨大的黑色烟柱腾空而起，被点燃的房梁、檩子和屋檐，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有人去铜缸里打水救火，却发现水早已被冻成了冰块—
—时值寒冬，一切仿佛是有人事先安排好了。慌乱中，胡家人仓皇失措地逃命，总算老天有眼，没有将这一豪门巨族灭绝。但豪宅烧得只残留门口的一间轿厅。如今回忆起来，胡家后代对大火有多种解释，一是与争家产有关，是家族内部成员纵火；二是佣人不小心失火；三是仇家潜进“芝园”放火。从此，每年腊月十七都是胡家的“家难日”，全家吃素一天以作纪念。
据胡庆余堂老药师赵玉城寻找和研究，胡雪岩的直系后代有200余人，多在海外，分布在7个国家，几乎不经商。次子胡缄三卖掉了胡庆余堂的“招牌股”，送子孙到了国外读书。而胡雪岩临终前曾对儿子说：白老虎可怕。意即白花花的银两害人，经商是最有风险的事情。于是在胡氏后人中，几乎无人经商，也无人入仕，基本“从文从教从自然科学”。
胡雪岩出身寒门，由极盛而衰，仅历时十三载，家族刚形成便遭遇变故而解体。说到显赫，这个家族只有他个人，并没有先迹或后续的传承。
对比乔致庸和胡雪岩，他们都是一代巨富，都曾经营金融票号业务，都曾于达官贵人交往，商业票号都遍及大江南北，但两人发家的轨迹、对后世的影响和事业的传承，都迥然不同，乔致庸是职业商人，懂得如何团结一帮人做大做强共同的事业，他培养的一大批掌柜，极大地拓展了“复字号”的天地，甚至培育出了中国最早的一代职业经理人，这样的事业根基，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显得十分稳固，即使遇到天下大乱，也不至于伤筋动骨，而作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其家族的显要与地位，均来自他一人的聪明才智和苦心经营，从安徽到浙江，从金华到杭州，从山海到北京、天津，再到全国，胡雪岩只身一人带着家庭成员创造了丰功伟绩，这些成绩，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胡雪岩所依靠的官场贵人，等到王有龄、左宗棠先后去世的时候，胡雪岩的事业也走到了尽头。
由可知，事业的持续发展是在无数满怀激情和创业精神的年轻人接力奋斗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仅仅依靠创业者不断拼命，弹精竭虑而实现的。今日之中国的事业，也是无数华夏青年精英未来的事业，我们永远年轻的心态，渴望创造出一番天地的豪情，是缔造中国各产业基业长青的源泉！
第三篇：3.关于制度的小故事(两个)（精选）
第一个故事：合格率的检查制度
二战期间，美国空军降落伞的合格率为99.9%，这就意味着从概率上来说，每一千个跳伞的士兵中会有一个因为降落伞不合格而丧命。军方要求厂家必须让合格率达到100%才行。厂家负责人说他们竭尽全力了，99.9%已是极限，除非出现奇迹。军方（也有人说是巴顿将军）就改变了检查制度，每次交货前从降落伞中随机挑出几个，让厂家负责人亲自跳伞检测。从此，奇迹出现了，降落伞的合格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第二个故事：付款方式
18世纪末,英国将澳洲变成殖民地之后，因为那儿地广人稀，尚未开发，英政府就鼓励国民移民到澳洲，可是当时澳洲非常落后，没有人愿意去。英国政府就想出一个办法，把罪犯送到澳洲去。这样一方面解决了英国本土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解决了澳洲的劳动力问题，还有一条，他们以为把坏家伙们都送走了，英国就会变得更美好了。
英国政府雇佣私人船只运送犯人，按照装船的人数付费，多运多赚钱。很快政府发现这样做有很大的弊端，就是罪犯的死亡率非常之高，平均超过了百分之十，最严重的一艘船死亡率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三十七。政府官员绞尽脑汁想降低罪犯运输过程中的死亡率，包括派官员上船监督，限制装船数量等等，却都实施不下去。
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将付款方式变换了一下：由根据上船的人数付费改为根据下船的人数付费。船东只有将人活着送达澳洲，才能赚到运送费用。新政策一出炉，罪犯死亡率立竿见影地降到了百分之一左右。后来船东为了提高生存率还在船上配备了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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