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祝贺投融贷荣膺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会员

第一篇：热烈祝贺投融贷荣膺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会员

热烈祝贺投融贷荣膺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会员

2014年6月12日，上海特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成功荣膺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China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 Association)会员，会员编号CMIA0227。作为投融贷P2P平台的发起者，上海特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本着服务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理念，以诚信、务实、便民的服务作风，为我国小额信用贷款模式的创新做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小额信贷机构自愿发起成立的行业性组织。作为中国小额信贷机构的服务中心、信息中心、学习中心、交流中心和小额信贷机构之家，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旨在促进中国小额信贷行业的发展，加强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联席会的会员以小贷公司为主，包括从事小额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扶贫性的小额信贷项目等，会员分为常务理事会员、理事会员、普通会员三类，所有联席会发展的会员都应该是规范、创新、注重承担社会责任的优秀公司，它们是探索中国式小、微贷款模式的实践者，是联席会的根基。

联席会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国开行前副行长）刘克崮会长倡导，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推动成立。

上海特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表示，成功荣膺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会员，公司将以打造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小额信贷市场为己任，为引导当地小额信贷行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起到表率作用。

第二篇：中国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与转型

中国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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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发展回顾

中国小额信贷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国际上的小额信贷已经蓬勃发展,并以福利派为主流,特别是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得到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大力倡导,几乎所有国际援助机构都将小额信贷作为援助项目的内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后。在这个阶段,国内有关国际合作、扶贫和社科研究机构纷纷利用与国际组织合作,开展了大量小额信贷实验示范项目,并都以建立项目办或社团机构的形式运作小额信贷。据非官方统计,这阶段曾经有300多个小额信贷项目或社团机构。这些项目和机构有着以下相似的特征:有着鲜明的社会发展目标,以扶贫为宗旨;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援助资金或公益性捐助;政府主导并提供补贴;多以协会形式建立机构并管理信贷资金;资金规模较小,一般为一、二百万,最多不超过1000万;产权不清;管理人员大多来自政府部门且兼职;大多采用GB模式,即小组贷款方法。

这些项目和机构在中国小额信贷发展历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引进了小额信贷的概念并加以实验示范;其次,在取得初步成功后推动了政府对小额信贷的重视和支持;最后,极大地推动了小额信贷领域的制度创新和体制调整。

2000年以后,国际小额信贷出现商业化潮流,制度派逐渐成为主流,国际援助机构开始退出小额信贷领域,而投资机构开始成为这个领域的主导。这阶段,上述小额信贷项目和机构面临着严重的生存挑战,存在以下困难:第一,由于这些机构都是利用国际合作建立的,带有试点性质,虽然得到政府默许,但并没有金融业务的合法地位;第二,虽然国际组织提供了技术援助,但由于管理人员大部分来自政府部门,缺少经营管理经验,管理水平有限;第三,非政府组织在所有权和治理结构方面存在天然的缺陷,难以保证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第四,2005年后,国际组织对小额信贷的援助基本断奶,而商业融资无法投资非政府机构,他们缺少后大规模的后续资金支持。由于这些原因,上述小额信贷项目和机构逐渐分化,一部分逐渐消亡,一部分艰难维持。而继续维持的100家左右机构主要由国内几个系统来维系,主要是社科院农发所,商务部交流中心,扶贫基金会和全国妇联。

2005年,有两件重要的事件给了这些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以生的希望:

一是人民银行开始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并明确指出中国小额信贷要走商业可持续发展道路,鼓励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通过专制成为商业可持续的机构。

二是商务部、社科院和全国妇联发起成立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协会,虽然在注册遇到法律和政策障碍,但得到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和监管部门的支持,以网络形式开始了工作,为会员提供五个领域的服务:政策推动、行业自律、培训和技术支持、信息交流和筹资服务。小额信贷发展网络的成立,给没有身份和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提供了一个可以依托的平台,对挽救和维系濒临消亡的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并帮助其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2005年以后,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领域出现以下变化趋势:第一,商业化改制成为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发展潮流。社科院、交流中心、扶贫基金会和富平学校等都在考虑在整体上进行商业化专制,并取得了一些进展。第二,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资金来源得到扩展。一些国际知名的社会投资机构开始在国内与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合作,投资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但由于政策限制,困难重重,进展缓慢。更多的银行机构尝试向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提供批发资金。批发基金正在酝酿建立,为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开辟了新的资金来源。

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的转型、改造与创新

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从建立开始就经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一些问题。国内最有影响的几家小额信贷管理组织(商务部交流中心、社科院农发所、扶贫基金会等)的基层机构都有倒闭或停滞案例。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是:(1)没有法律地位;(2)缺少资金来源;(3)内部管理问题(包括当地政府因财政困难挪用信贷资金、管理人员或信贷员道德风险造成的贷款损失、管理不严造成贷款无法有效回收、以及最初选择的赤贫户无生产能力,无力偿还等)。

为解决这些问题,各家机构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拯救和改造小额信贷机构,做法也有相似之处:(1)充分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加强对机构的监督和管理,坚决回收被挪用资金;(2)建立统一的管理制度,规范小额信贷机构管理行为,并通过培训提高管理人员水平;(3)采用激励机制,对管理人员和信贷员进行有效奖惩;(4)将社团组织转制为民办非企,明确产权关系,改善治理结构;(5)积极探讨商业化改制,彻底解决治理结构问题,并获得新的资金来源;(6)积极探索小额信贷新的模式和方法,走中国特色的小额信贷道路。

下面仅举两个主要机构的案例。

(一)商务部交流中心对甘肃定西小额信贷机构的拯救、改造与创新

1、定西小额信贷机构的背景

甘肃定西曾经以“陇中苦疾甲天下”而著称于世,是我国早期“三西”扶贫项目的重点区域之一。1996年,作为UNDP“扶贫与可持续发展方案”的一部分,交流中心在定西开展了以雨水集流和小额信贷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扶贫项目。其中小额信贷资金投入2,753,100元,最高贷款余额达到249万余元。

由于定西县在90年代初曾经执行过人口基金会的扶贫信贷项目,当地政府自信有管理经验,因此基本参照人口基金项目的模式开展小额信贷,项目由扶贫办操作。其管理模式为:依靠乡政府管理信贷发放和回收,贷款期一年,贷款额不超过3000元,每半年回收一次,名义年利息8%,有小组和中心制度,重视社会发展目标。在操作过程中,项目管理机构和乡政府充分利用了信用社的作用,乡级的循环资金存放在信用社,信用社为信贷管理提供出纳服务,贷款甚至以信用社名义发放,信用社为管理机构提供报表。

1999年,原有UNDP扶贫方案基本结束,为了支持48个县小额信贷项目的可持续发展,UNDP和交流中心组织国际、国内专家挑选部分机构进行了机构评估。评估结果认为,在48个县中,没有一个机构可以自负盈亏、可持续发展,但有部分机构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在评估基础上,UNDP/CICETE决定继续提供技术支持项目,其中一个项目为“可持续小额信贷扶贫(SMAP)”项目。该项目挑选内蒙赤峰市(3个县)、四川仪陇县、贵州兴仁县和定西县为重点示范区,利用国际成功经验为他们提供密集的技术支持,希望将这四个点培养成真正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小额信贷机构。挑选的依据主要是管理机构的能力、当地政府的支持程度和贷款质量等。

定西县被选为示范点,主要是因为机构评估专家发现了其与信用社合作的特殊性,认为有可能劝说当地信用社参与合作,利用信用社开展小额信贷业务,如果有条件,甚至可以将信用社改造成小额信贷机构,这也许可以成为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一个出路。

2000年,SMAP项目编制完成,2001年初开始启动。2001年11月,SMAP项目办公室对定西县小额信贷管理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和财务审计,猛然发现了前期机构评估没有发现的资金挪用、大量拖欠等严重问题。2002年初,SMAP项目召开三方审评会,决定暂停定西县的项目活动,冻结循环资金,要求定西县政府限期解决问题,回收挪用和拖欠的资金。

2、定西县小额信贷曾经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2001年11月,SMAP办公室对定西县小额信贷进行深入调查和审计后,发现了严重问题:

第一,贷款被挪用现象比较多。根据鲁家沟镇项目办公室提供的资料,2000年9月和2001年1月,镇经营管理站先后两次向小额信贷项目办公室借款30余万元(据说其中部分用于发工资),占该镇全部贷款余额的近1/3,2000年9月,镇农业技术站借款4.4万元。御风乡的信贷资金被挪用13万多元,也占全部贷款资金的近1/3,这些钱大部分用在了乡政府的一般行政开支,诸如买汽油、修汽车等几十个项目,这些借款全是写的白条。

第二,存在对企业和大户的贷款。在调查中发现的最大贷款户是鲁家沟镇私营企业主苏某某,2000年8月30日向镇小额信贷办公室借款14万3千元,用于修建洋芋市场,该市场建设总投资100多万元。在西川示范园区向1户大棚蔬菜户贷款5万元,还有一些其它从事种养业的个体户,借款额均在1万元左右。而这些大户带头拖欠。

第三,人为编造统计数据。鲁家沟镇经营管理站、农业技术推广站和苏成武三家借款大户的借款都是用一些农户的名字顶替的。担心这些大户贷款上报到县项目办会被拒批,镇项目办编造了265农户的假名册上报县项目办公室。另椐介绍,2000年一次贷款实际放给了86户共34.6万元,上报县项目办公室的是139户,50余万元,存在冒名顶替的现象。

第四,贷款拖欠严重。以县项目办收到乡镇项目办上交还款的数据为依据(县项目办的数据与乡项目办向调查组报告的还款额不一致,因为乡项目办收到的还款并没有全部上解县项目办账户,而继续在乡镇运行),到2001年11月初核准的贷款余额238万元,拖欠贷款额181万元,占贷款余额76.1%。另有部分乡2001年9月到期的30万元的贷款中只有10万元按时还款,其余20万元不能按时归还的贷款全部作了重新设置处理,由于这项贷款均已签订了有效合同,没有按拖欠贷款处理。由于时间原因,实地调查没能覆盖所有乡镇,估计隐藏的贷款展期和重置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第一,政府直接操作是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第二,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第三,贷款对象选择不当;第四,信贷资金投放过于分散;第五,缺少必要的信贷管理培训。

基于上述问题,2002年初,SMAP项目三方审评会决定暂停定西县小额信贷项目工作,冻结循环资金,要求定西县政府和项目管理机构尽快治理整顿。会议结束后,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作为项目执行机构,交流中心根据三方审评会的决定,给甘肃省经贸厅和定西县政府发文,措辞严厉地指出定西县小额信贷问题的严重性,并要求定西县政府立即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此后,交流中心又多次督促当地政府,并两次派人实地考察和检查工作进展情况。在各方面压力下,定西县也采取了一系列整改措施。

3、定西小额信贷机构的调整情况

1)当地政府和操作人员观念的转变

在定西清收贷款的过程中,交流中心SMAP办公室两次派人实地考察,向当地领导和工作人员深入介绍小额信贷的意义和国内外成功经验,共同分析当地信贷管理的问题和原因。同时,交流中心邀请县项目管理人员参加信贷管理培训班,派项目办实地考察内蒙赤峰市的小额信贷成功经验。2002年11月,SMAP项目安排县项目办负责人参加了赴印度尼西亚的考察学习活动。这些活动帮助他们加强了对小额信贷工作的认识,转变了观念。

2)小额信贷管理机构和管理机制的调整

依托政府操作小额信贷是定西县小额信贷原有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交流中心的积极倡导下,当地政府决定调整管理机构和管理机制。第一步是由新成立的乡村发展协会组织替代项目办,之后进一步成立了民办非企机构,将信贷管理工作彻底从政府独立出来。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定西县城乡发展协会”注册成立,并于2003年3月召开了第一届会员大会,通过了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召开了理事会会议。为了保证协会的独立性,理事会成员由交流中心、省经贸厅、县政府、扶贫办和农户代表组成,扶贫办只在协会中占有一席。理事会负责任命主要工作人员,决定重大政策问题,审批工作计划,监督办事机构的日常工作。

机构调整后,定西县小额信贷管理机构出现了明显的行为方式的变化:

在县一级,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非常开明,基本做到了不干预协会的具体工作;在乡一级,有的乡,如西寨乡的领导也很开明,基本不干涉协会的具体事务,放手让信贷员开展工作。协会管理人员分工合理、职责明确、奖惩分明,内部权力结构相对分散,民主气氛浓厚。造成的实际结果是,机构内部人际关系简单了,人浮于事、扯皮推诿现象没有了,家长制、一言堂没有了,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四个管理人员团结务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都想把项目做好。协会管理人员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他们都是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认为自己是项目管理者,自己是在给贷款对象提供帮助,在贷款对象面前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现在他们把贷款对象看作客户,认为自己和客户处于平等地位,协会的生存和发展靠的是客户的支持,协会的目的是如何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城乡发展协会的建立,改善了小额信贷机构的治理和贷款管理。自从协会建立后,信贷绩效极大提高。协会成立后的第2年就实现了收支平衡,并开始盈利。贷款回收率至今始终保持为100%。协会每年聘请北京著名会计公司开展外部审计,包括对贷款台帐和客户进行抽样审查核对,未再发现资金挪用和垒大户等问题。

2006年,协会信贷业务发展迅速,农户贷款需求旺盛,协会资金不足,向交流中心申请追加投资。但UNDP项目已经结束,没有新的援助项目可以获得资金。如果不解决后续资金问题,协会将失信于当地农户,工作人员也会因看不到前途而没有士气,最终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当时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政策还没出台,也不可能获得商业投资。协会为筹集资金,曾在工作人员和会员中小额集资,但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从2006年开始,交流中心与安定区政府和协会领导可是讨论进一步改制的方案,并最终达成了改制协议。

2007年底,定西市安定区民富鑫荣小额信贷服务中心正式登记注册。协会资产根据改制方案移交到了新机构,协会秘书长调任新机构任总经理。除会计、出纳和信贷员外,协会原有员工都选择留在协会。2008年,交流中心新投入的100万资金也及时到位,并在当年全部投放到农户。

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定西小额信贷机构正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资产由原来UNDP援助的290万增长到410万;小额信贷业务的市场基本定位,面向广大低收入农户;产品基本成熟,适合当地农户需要;管理团队基本稳定且具有事业心和丰富的经验;信贷管理制度严格,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几乎没有坏账;机构实现了自负盈亏,且有积累。定西小额信贷机构如今在国内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中成为较为优秀的代表。2009年,定西民富鑫荣小额信贷服务中心被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推荐到MIX网站,成为挂牌机构。

总结该机构10年来所取得的进展,有几个重要的经验值得说明。第一,交流中心在小额信贷领域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社会目标宗旨保证了该机构能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第二,交流中心专业的且有事业心的管理团队为机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第三,交流中心与地方政府审时度势,及时提出改制方案,让机构能不断与时俱进;第四,甘肃省商务厅和定西市及安定区政府对小额信贷的大力支持,为机构提供了宽松的发展环境;第五,机构负责人的事业心和专业能力,以及信贷员的吃苦耐劳,是机构发展的基本保障。(二)从草根金融到中国特色小额贷款公司——富平学校小额信贷的发展

与交流中心和扶贫基金会依靠国际援助的起点不同,以茅于轼先生为首的富平团队从一开始走的是草根道路。1993年,正当社科院杜晓山教授把孟加拉乡村银行经验引进中国,在河北易县创办中国第一家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的同时,茅于轼先生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山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开展了“村银行”模式的探索。如今,茅于轼先生的团队以富平学校为阵地,与国内企业家合作,成立了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并在山西永济县开办了第一家“富平系”小额贷款公司,致力于开拓有中国特色的的小额信贷发展道路。

1、山西临县的“村银行”实验

1993年9月,茅于轼老师在山西临县龙水头村创办了“龙水头扶贫基金”,通过无息或有息出资的办法筹集资金,再通过收息或免息的小额信贷办法借贷给当地农民。其性质相当于现在可以由银监会批准注册的村级资金互助组织,也相当于国际上普遍认可的另一种成功的 “村银行”小额信贷模式。2001年,茅于轼先生在总结龙水头基金会运作经验的基础上,又在湍水头镇另外两个村湍水头和小寨上设立了两个基金会。

这一实验基本取得成功,三个基金会得到了当地村民的拥护和积极参与,并为村民和贫困户提供了所需的金融服务,促进了“村银行”模式在中国的开展,因此得到社会广泛关注。但是,也面临一些问题。首先,2005年之前,这三个基金会都由茅于轼先生亲自督导,由他选定的本村人员负责管理,缺少民主监督,治理结构不合理;其次,在银监会有关村级自己互助组织合法化政策出台前,各村基金会没有信贷业务的法律地位,只能是草根金融或地下金融;第三,基金会很多资金来源于非会员的国内外人士的固定利息投入,有社会集资或吸储之嫌。

2、富平学校的参与和制度化建设

2005年,茅于轼先生的团队将三个基金会实验工作委托给富平学校接管,从而让这一个人色彩强烈的实验项目走上制度化道路。三村基金会的管理做了以下制度调整:第一,基金会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北京富平学校小额基金管理小组,它由茅于轼等人组成,负责基金会工作的决策,直接领导三村基金会。第二,各村基金会原来的主任单人管理调整为小组管理,每村设主任兼会计一名、出纳一名;三个村还有一名专职的总监督员。第三,规范了各项制度,包括:基金管理人员规章制度,信贷管理制度,财务制度等,甚至有《来客、来访接待规定》。第四,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第五,对各村管理人员进行定期统一的培训,内容包括参观考察。调整的结果是巩固了原有的实验项目成果,并为其后续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后盾,让一个非正规的草根金融项目朝可持续方向发展。2007年,在山西临县试点经验基础上,富平学校接管了国际行动计划(ACTION PLAN)在陕西援建的社区基金项目,将实验拓展到临县以外的贫困地区。

3、开办富平创业投资公司,开展社会企业实验

茅于轼先生领导的富平团队虽然在临县成功开展了草根金融的实验,但并没有根本解决他们为之奋斗的“草根金融合法化”的问题。而且,他们的试点项目也因政策和法律障碍很难得到大规模复制和推广。和其他想真正发展小额信贷事业的机构和人士一样,他们也开始采用商业化模式,并希望通过建立小额贷款公司这一有合法身份的组织继续他们的实验。

2009年,富平学校和联想控股等一些社会企业家共同成立了富平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富平学校占45%股份,是大股东。董事长是茅于轼先生。该公司的理念是在社会监管环境下以社会投资方式开展业务。公司通过在微型金融和社会企业两大领域投资,旨在推动社会创新、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公平和谐社会。公司在山西、四川投资开展小额贷款业务。该公司在发展理念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社会投资理念。即该公司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不追求高额盈利。股东约定如有利润不分红,且只要求公司在财务上有每年2%～3%(相当于通货膨胀率)的投资回报率就可以。公司收入将主要用在扩大经营规模和人力资源开发上。第二,公司重视农村的整体发展。他们不仅提供扶贫小额信贷,还希望培育当地优秀的微型企业家,通过他们带动社区的共同发展。

2009年的6月,该公司成功地在山西永济注册成立了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截至2009年12月31日累计发放贷款1206笔,金额1821.1万元。这是国内是唯一一家将公司总部设在村庄里的小额贷款公司,且单笔金额都在2万以内,是真正面向农民的小额信贷服务。

4、与农村社区组织相结合,走中国特色小额信贷道路

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沿袭茅于轼老师在临县实验的风格,不照搬别人模式,而是摸着石头过河,走草根道路。表面上看,永济富平似乎没有很所谓规范的商业模式,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适合国情和当地情况的小额信贷方法,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条:

第一,与当地已有的社区草根组织相结合。富平永济公司从建立伊始就与当地专业合作组织——永济市蒲州果品协会联合。该协会于2004年成立,是中国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农民协会。协会现在覆盖了35个村,有3000多名会员。协会将种植种类划分为27个,组建了40个专业合作社。各个合作社是独立的,每个合作社都有20余名会员,推选出5名理事。40个合作社又构成一个联合社,40个社长组成联社理事会,理事会把握整体的发展方向,互相监督。这样的协会组织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并培育了良好的信用环境,不仅可以降低管理成本,还能有效控制风险,自然成为富平的合作对象。其实,在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之前,富平学校就向协会投放了信贷资金,2006年40万,2007年200万,2008年达到400万,并且都正常回收。此外,两家还合作成立了农村社区发展学校,培养农民能力。这些都成为合作的基础。目前,果品协会会长是永济富平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直接参与了公司的管理。不仅如此,永济富平还充分利用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招聘当地有威望的农民做信贷员。永济富平公司的策略是与合适的乡村领导人合作,以他们为核心来推动工作,因为这些乡村精英远比外来者了解农民的切实需要。

第二,信贷服务坚持以农户需求为导向,走低端道路。作为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富平永济的信贷服务对象是当地普通农户。其贷款额度为1000～20000元,平均贷款额度为15000元,远远低于其他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用途灵活开放,只要不是赌博、消费等不合理用途,都可借款。贷款期限也根据农民需要,从3个月到1年期贷款都有。而且,为便于为农民提供服务,公司将总部设在了村庄里,成为真正面向三农的“草根”小额贷款公司。

第三,将小额信贷与农村整体开发相结合。茅于轼先生认为,小额信贷不是万能的,光靠小额信贷解决不了农村发展问题。因此,永济富平在为农户提供小额信贷的同时,也注重培养当地能人和精英,培育微型企业家,希望通过他们带动农村整体发展。

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资金来源的扩展

(一)国外社会投资机构的参与

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要改制成小额信贷公司,面临着很多约束条件,其中最关键的是适当的投资者。如前所述,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在改制过程中都坚持社会发展目标不变,有的还提出社会企业的模式,既不希望投资者追求高额回报,甚至不要分红。但是,目前国内具有社会投资意识和胸怀的企业家毕竟是凤毛麟角,与国内相比,社会投资机构反而是国际小额信贷领域的重要生力军。于是,国内一些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开始寄托于国际社会投资机构的参与。而国外投资机构也看好中国的市场,试图涉足。这成为国内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与境外投资机构合作的契机。但是,这种合作因政策限制而困难重重。比如孟加拉乡村信托基金(BRAMEEN TRUST)在四川阿坝州投资开办小额贷款公司,就遭遇到各种政策限制,包括注册资本金规模限制、与当地政府合作模式等问题,挣扎四年仍难以达成合作。

(二)银行机构向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提供批发资金

根据我国现有的银行监管制度,商业银行不能向非政府组织提供批发资金。但是,因为有中央政府在政策上对小额信贷大力支持,促使银行系统开始与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合作,提供批发资金。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一方面,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经过多年磨练,已经形成了一批很成熟的机构,不仅具有很高的风险控制能力,贷款损失极小,而且有了一定的盈利能力,可以承受一定的资金成本,使得合作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求银行系统开展扶贫小额信贷业务,这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而银行没有直接操作小额信贷的能力,为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提供批发资金,不失为一种开展小额信贷的途径;第三,金融监管部门对小额信贷领域的创新持较宽容的态度,为合作提供了政策环境。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农业银行为实施“87扶贫攻坚计划”安排的小额信贷任务,就曾经委托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发放过小额信贷。例如商务部交流中心和外交部合作建立的云南省金平县乡村发展协会和麻栗坡县乡村发展协会就曾管理过农行的扶贫贴息贷款。2002年,经社科院农发所和商务部交流中心协调,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扶贫处经过实地考察调研,安排分支机构为河北易县扶贫社和四川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分别提供了200万元和100万元人民币的转贷资金。但是,由于这是一次性的合作项目,到期回收后就未能再次提供。

国家开发银行在商业化改制前是最早把小额信贷业务纳入战略发展的政策性银行。国开行总行早在2005年就曾经与全国妇联协商,拟为商务部交流中心与天津市妇联合作创办的城市小额信贷机构——天津妇女创业协会提供转贷资金。但资金成本将近6%,且需要担保,而当时天津妇女创业协会收取客户的实际利率按市人行的规定不到8%,如果接受这个批发资金,意味着协会是亏本经营,这与交流中心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符,因此这笔业务始终没有谈成。

2006年9月,国家开发银行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签署贷款总额为5000万美元的微小企业贷款项目转贷款协议和金额为300万欧元的赠款协议。根据协议,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将向国家开发银行提供5000万美元的促进性贷款用于发放微小企业贷款。开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除接受国际金融机构资金外,将在未来两年内投入数十亿元的信贷资金支持合作金融机构开展微小贷款业务。此后,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国开行合作,并于2006年12月获得了国开行1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国开行收取年率6%的批发利息,并根据内部制度要求扶贫基金会提供担保。扶贫基金会为此要额外支付1%的担保费,使得资金成本达到了7%。好在扶贫基金会可以通过与基层机构所在地扶贫办合作获得补贴,才能弥补成本。扶贫基金会获得国开行批发资金的意义在于,这是国有政策性银行为一个没有承贷资格的非营利机构提供了较大规模的批发资金,具有重大政策意义,让此后其他想开展这类业务的银行机构吃了定心丸。

2007年,渣打银行总部小额信贷业务部门负责人来华考察。他们的策略与汇丰和花旗在国内直接投资小额信贷机构不同,渣打希望在中国开展小额信贷批发业务。2008年,继国开行之后,渣打银行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又提供了一笔2000万元人民币的批发资金,年息6%,且无需担保。这是第一家外资银行为国内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提供的批发业务,也是开河之作。

2009年,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为给会员机构筹措资金,向中国农业银行提出申请,希望农行为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提供批发资金。农总行十分重视,并由刚成立的三农事业部负责与网络洽谈。小额信贷网络向农行推荐了一批优秀的小额信贷机构,并由农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进行了深入的调研。经过一年的准备,2010年1月,农总行在京与四家小额信贷网络会员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贷款利率是基准利率下浮10%,但需要担保。批发额度不超过承贷机构自有资金的50%。与农行合作的四家机构是:河北易县扶贫社,河南南召扶贫社,贵州兴仁乡村发展协会和青海同仁乡村发展协会。农行表示,如果这批试点项目合作成功,农行将考虑扩大试点规模,并放宽担保条件。这个合作项目意义也很重大,是国有商业银行第一次正式地同时为多家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提供较大规模的批发资金,是一个政策和业务的重大突破。

(三)小额信贷批发基金的筹建

建立专项批发基金是国际上推动小额信贷发展的成功经验。2007年,为进一步促进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经商务部交流中心争取,UNDP提供了一个题为“在中国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援助项目,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支持人民银行牵头组建普惠金融国家战略委员会,制定普惠金融发展策略;第二部分是与国开行合作,建立普惠金融基金。该基金由UNDP提供技术援助,由国开行提供至少1亿人民币资金,开展股权和债权投资。投资对象包括三类:1)为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转制提供股权投资,国际上叫升级业务;2)为银行和金融机构开展小额信贷业务提供批发资金,即降低门槛业务;3)投资开办新的专业小额信贷机构,即所谓绿地业务。2008年项目正式启动,国开行成立了专门的项目办公室,负责基金筹建工作。国开行制定了第一期投资2亿元的基金方案,并希望未来可以做到3期,将资金总额扩大到5个亿。

未来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的发展建议及展望

(一)应将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与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区别对待,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

自2006年底和2008年5月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先后出台了有关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的政策和管理条例后,大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涌现出来。到2009年3月,已经有1300余家小额贷款公司开业。人民银行在2005年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初衷有三个:一是促进资金回流农村,二是促进原有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和提高效率,三是希望解决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贷款难的问题。从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形势看,前两个政策目标基本可以实现,小额贷款公司为农村和农业项目提供了大量贷款,促进了农村信用社工作的改进。但是,第三个政策目标尚未实现。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中小企业贷款,并未主要经营小额信贷,向普通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提供的贷款仍然占很小比例。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真正为农户服务的小额信贷操作成本高,而政策将利率限制在基准利率4倍以内,使得做小额信贷无利可图。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如果没有严厉干预措施,市场会自动将资源分配到更高回报的领域。因此,小额贷款公司自然会选择回报高的中小企业信贷市场。

第二、政策和监管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约束不够。如果政府为实现政策目标而干预市场对资源的分配,让小额贷款公司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能够为农户提供小额信贷,就应采取更加有效的监管和干预措施。从目前的政策和制度看,对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向农户倾斜的可操作的硬性约束只有一条:既单笔贷款额上限为资本的5%。但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金水涨船高,普遍在5000万以上,5%就是250万元。最近在四川泸州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金更是高达8亿元,单笔贷款可以是4000万元。因此,这个约束基本失去效力。

第三、小额信贷是一种与传统银行信贷业务完全不同的信贷方法,主要特征是在不需要抵押或担保的条件下能够可持续地为农户提供信贷服务。小额信贷业务从管理制度、风险控制方式到信贷员工作方式、激励机制和企业文化等方面需要一套全新的系统。这不是传统商业银行或熟悉中小企业贷款的小额贷款公司所能轻易掌握的。而且,国际经验证明,如果传统银行或金融机构要做小额信贷业务,必须建立独立的分支机构或事业部来经营。因此,即使有机构希望开展小额信贷,也需要花费很大的制度建设成本,难度很大。

有以上一些因素存在,使得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缺少为普通农户提供小额信贷的意愿和动机。

不过,应该看到的是,目前的确有一批有着强烈的扶贫意愿并且已长期从事公益性小额信贷的机构存在,他们包括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个别真正从事小额信贷的小额贷款公司和个别将小额信贷作为战略发展方向的城市商业银行。除扶贫基金会外,这些机构大部分都团结在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之中,他们自觉地把服务对象旗帜鲜明地定位在贫困、低收入人口和微型企业上,是真正符合中央制定的小额信贷发展方向的一批机构。

但是,这些机构始终处在边缘化的地位,未能得到大规模发展,未能让符合政策方向的事业成为主流。为促进其发展,政府应该在以下方面给予他们特殊的政策支持:首先,应该在概念上区分小额信贷、小额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让真正为农户、穷人和微型企业服务的信贷业务成为一个相对分割的市场,以便实施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和监管措施。第二,对这个市场采用有区别的准入政策。比如,降低注册资金规模,放宽对大股东持股比例的限制等,以便让真正有意愿的社会投资者能够参与投资。第三,对这个特殊市场的从业机构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比如,限定单笔贷款的上限金额而不是比例,限定注册和经营区域必须是贫困落后地区等。第四,对这些机构进行社会绩效评估和评级并公布评估结果,引导社会投资注入更加优秀的小额信贷机构。第五,由于这个特殊市场的经营成本高于中小企业市场,应该在利率或税收政策上给予特殊安排,以保证从业机构能够自负盈亏并取得合理的回报。

(二)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发展的前途依然是走商业化道路,但同时必须坚持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双目标原则

国际经验和国内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的实践证明,这些机构虽然能够实现小额信贷的社会发展目标,但由于各种原因很难做到大规模可持续发展。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为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指引的商业可持续发展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在商业化的同时不能放弃小额信贷的社会发展目标,否则就失去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金融行业存在的理由和价值。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的商业化改制的核心不是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性机构,而是要采用以下几条商业化原则:明确的产权关系;合理的治理结构;专业的管理人员;严格的管理系统。为保证公益性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在改制和发展过程中不偏离其社会发展目标,应该全程采用社会绩效管理,在理事会组成、产品设计、业务计划、内部审计和员工激励制度等方面对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进行监控。

(三)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应该加强自身建设,加强合作和交流

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应自觉按照商业化原则不断改善自身管理,提高管理水平,为改制打下坚实的基础;应该总结已有的成功经验,并通过交流在行业中加以推广和运用。例如,一些组织开展的“村银行”模式小额信贷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扶贫信贷方法,但是,并没有得到推广和应用。实验成功的机构在进行商业化扩展时,应该充分利用已有的成果和经验。由于现有的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在创建初期都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因此都带有较强的政府条块的烙印,部门分割也影响了这些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目前还没有将这些机构全部团结起来。在投资和改制过程中,如果各机构能放弃门户之见,在共同的目标指导下,通过平等协商、优势互补的方式进行合作,将获得最大的效率,产生最优的效果。

蒙古有一家成功的小额信贷银行XAC BANK,其前身是一个于1998年开始的UNDP项目。后来,参与项目的四家主要的非政府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投资基金,并通过该基金注册成立了银行。如果国内现有的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也能联合起来,组建一个大规模、高效率、低市场的小额信贷机构,将能真正推动中国小额信贷更高、更快、更强地发展,让中国的小额信贷成为一个成熟的行业,赶上世界发展水平,也才能为更多的贫困、低收入和弱势群体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实现小额信贷的目标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