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小额信贷模式 海南省农信社优化农金服务

第一篇：创新小额信贷模式 海南省农信社优化农金服务

创新小额信贷模式 海南省农信社优化农金服务 2008年以来，海南省农信社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创新具有海南特色的小额信贷模式，有效促进了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探索出了一条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新路。截至2011年底，小额贷款余额43.2亿元，累放小额贷款59.8亿元，惠及24.5万农户，小额贷款不良率仅为1.2%。

海南“一小通”小额信贷模式先后被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协会授予“最佳农户金融产品创新奖”、“服务三农十佳特优金融产品奖”，并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省科技成果转化二等奖”。

构建支农服务新机制

海南农信社从服务网络、服务产品、服务设施着手，不断提高支农服务的科技含量，让农民贷款汇款不出镇，还款取款不出村，极大地提高了小额贷款的便捷性和普惠性。一是构建了覆盖全省的小额信贷服务网络。海南农信社对小额贷款实行事业部制。即：将小额贷款管理机构与传统信贷机构相对分开，在琼中联社成立了小额信贷总部，在全省18个市县成立了19个小额信贷部，在205个乡镇成立了小额信贷服务站。同时，在省联社设立了小额信贷管理处，负责小额贷款的推广、管理、科技支持等，各市县基层信用社按照琼中“模式”发放小额贷款，构建了一张覆盖全省所有乡村的小额信贷服务网络。二是实施了小额信贷服务“村村通”工程。为方便农民贷款和归还贷款本息，海南农信社全面实施小额信贷服务“村村通”工程，确保农村金融服务无空白。目前，投入资金3200万元，在全省2000多个行政村布放了7675台EPOS机等支付自助终端，把现代金融支付手段延伸到偏远乡村，让农民足不出户就可轻松实现资金汇划、小额存取款、刷卡交易和账户查询，享有与城市居民均等化的金融服务。

三是开发了小额信贷科技管理系统。为了提高小额信贷的科技服务水平，海南农信社开发了专门的科技管理系统。根据该系统，小额信贷管理部门可以掌握每一笔贷款、每一个客户、每一名小额信贷技术员的具体情况。小额信贷技术员也可以通过系统管理自己的贷款，输入操作号后，可以看到个人发放的全部贷款，便于管理。对于即将逾期的贷款，该系统会自动提示，提前预警。

构建阳光管贷新机制

一是把贷款“审批权”交给农民。2万元以下信用贷款，只要农户提出申请，自愿组成5户联保，接受5天培训合格，在7日内能获得贷款，信贷员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发放。

上述机制保证农户只要具备必要条件无需层层审批就可便捷获得贷款，同时有效制约信贷员自由裁量权。

二是把贷款利率“定价权”交给农民。小额信贷协议利率由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和诚信保证金率两部分构成。在执行中，实际诚信保证金率由农户还本付息履约程度决定。如果农户按期还本付息，则全部退还诚信保证金率；否则，到期根据不同程度违约，按不同档次少退诚信保证金率。这个机制既强化农户诚信意识，又减轻诚信农户利息负担。

三是把贷款风险“防控权”交给信贷员。信贷员实行3-5人联保。每名信贷员既发放贷款，又监督别人，也被别人监督，两人不能相互监督，形成“鱼咬尾”风险监控机制。对每一笔贷款，至少有3人按一定比例承担责任并分享绩效，负责包放、包管、包收、包效益、包赔。两人相互监督容易作弊，3人以上责权利对称环形监督能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四是把工资“发放权”交给信贷员。信贷员收入完全根据发展业务多少和形成风险大小决定。业绩工资发放与潜在风险化解程度挂钩。建立信贷员“贷款损失赔偿金”机制，贷款损失由信贷员按承担责任比例全额赔偿、终身负责。信贷员收入与业绩挂钩，并对风险承担无限责任，可以强化信贷员责任意识、道德意识和成就意识。

构建人才培养新机制

三年来，海南农信社以小额贷款为平台，面向全国招聘了500名大学生，担任专职专责的小额信贷技术员，打造了亲民、爱民、为民的金融支农团队。

建立了专门的小额信贷文化。海南省农信社创立了一整套小额贷款的企业文化。小额信贷技术员每天早上都要开晨会，进行企业文化宣誓。誓言是：“信贷理念：农民最讲诚信；行为准则：不喝客户一口水、不抽客户一支烟、不拿客户一分钱；工作态度：走千山万水、访千家万户、道千言万语、理千头万绪、吃千辛万苦；工作方法：给农民放款、教农民技术、帮农民经营、促农民增收、保农民还款。通过企业文化宣誓，让小额信贷技术员牢记誓言，同农民真正建立起”鱼水情“。

加强了小额信贷员农业生产技术培训。推广小额贷款，仅有金融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现代农业技术知识。为此，海南农信社采取了多种措施，与中华职教社和海南省科技厅合作，并聘请300名“三农”专家，对小额信贷技术员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加强了小额信贷队伍基层党团组织建设。为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海南农信社在琼中小额信贷总部成立了党委和团委，在19个市县小额贷款部建立了党支部和团支部，对小额信贷技术员进行党性教育。

总之，小额信贷，大有可为。但要做好小额信贷，任重道远。下一步，海南农信社将加大创新力度，按照银监会总体部署，进一步开展实施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阳光信贷、富民惠农创新“三大工程”，推进小额信贷进村入户，让小额信贷的阳光温暖更多的农民，为支持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和“三农”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篇：创新服务模式 优化政务环境

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是深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能，优化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必须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作为全国第一家由政府机构开办的淘宝店，“青岛车管淘帮办”近日走红网络。网友力挺青岛车管所的服务创新，也表达了对政府机构提供更亲民便捷、高质高效服务的期待。

更好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政务环境需要整合政务服务资源。结合地方实际成立专门的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下设政务服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2345政府服务热线中心等，实行分级分层管理;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对政务服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实行人财物统一管理，构成“核心层”;对进驻中心的窗口人员，实行政务中心与主管部门(区政府)双重管理，日常管理和考核以中心为主，形成“紧密层”;对管理中心等分中心则实行服务标识、服务规范、电子监察、督查考核“四统一”，联成“管理层”。这样的管理方式既可以精减服务人员数量，又可以责任到人，为认真服务群众打好基础。

更好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政务环境需要创新政务服务科技手段。推进网上审批、网上交易、网络问政、网上监察“四网”融合，完善“外网受理、内网办理、外网反馈、全程监督”的网上审批功能，构建12345政府热线与网络问政资源共享机制，实现行政权力阳光运行网上监察与法制监督一体化。这种充分运用电子科技手段，固化相关程序，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以更大程度提高政府服务效率。

更好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政务环境需要创新政务服务监督机制。对窗口单位服务效能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监察。强化监督考核，实行办事客商群众即时电子评价，纪委监察驻场人员随机电话回访，监督员常态化明查暗访，并纳入部门软环境考核、依法行政考核和民主评议考核范围。实施“行政审批一门通、便民服务一站通、公共资源交易一场通、服务热线一号通、行政权力网上阳光运行一网通”五通工程，确保所有行政权力在阳光下操作，在规范中运行，在监察中完善。

冯署平老师认为推进政务服务模式创新，向服务对象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是党的服务宗旨。通过“窗口服务、网上办理、热线沟通”拓展政务服务和政务信息公开是当前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必然趋势。因此，各个地方政府要结合实际，在整合政务服务资源、创新政务服务科技手段和创新政务服务监督机制方面狠下功夫，不断推进政务服务水平提升，真正实现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第三篇：A珠三角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的转型创新：MIS模式（共）

珠三角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的转型创新：MIS模式

小额信贷在我国经历了从20世纪70年代的农户小额贷款发展到80年代微型企业小额贷款,再到90年代以追求商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小额信贷三个阶段。近几年来，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探索和发展我国小额信贷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其中以2005年10月央行尝试新的小额信贷模式,并在山西等五省份开始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为标志，我国开始了特色的小额信贷发展之路。随着小额信贷在我国的不断实践,其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日益显现，但同时也暴露出小额贷款机构弱小、产品单一和贷款质量普遍不高等一些问题。

2008年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29745.58亿元，占全省GDP比重的83.32%，珠三角以占全国

3.6%的人口和占地不足0.6%的土地，创造出了经济总量（GDP）占全国比重高达9.89%的经济奇迹。本文以珠三角的小额贷款发展的基本情况为立足点，在深入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珠三角特色的小额信贷转型模式。

一、珠三角小额贷款发展的现状及主要问题分析

（一）专业小额信贷机构发展严重滞后。珠三角的小额信贷产品主要由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提供,而作为小额信贷创新和发展主体的专业小额信贷机构发展则严重落后，基本上在珠三角只有少数风险投资公司和担保公司算作除正规金融机构以外的小额信贷机构，而且这种风险投资公司和担保公司的资本规模一般都较小，在信息来源渠道、管理经验方面都表现出较大的欠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小额信贷发展时间较短,另一方面是小额信贷作为一种新的金融制度安排,与传统金融有着很大的不同,简单的移植和形似神不似的操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扭曲了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限制了小额信贷的发展空间。

（二）小额信贷产品供给单一。目前，珠三角的小额信贷产品主要体现在小额农户信用贷款、微型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和小额个人担保贷款等几个品种。在珠三角以农村信用社、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成为事实的小额信贷产品的主要供给者，但是由于小额信贷产品本身具有的额度小、办理频率高、管理成本高、收益率低而且无抵（质）押等属性，所以正规的金融机构在提供小额信贷产品时处于被动地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正规金融机构创新小额信贷产品的积极性。而对于少数风险投资公司和担保公司所能提供的小额信贷产品，其业务功能主要体现在借助于银行信用的担保和少量的直接融资两个层面。据作者调研，珠三角的企业通过担保公司担保获得的银行信用的融资成本要高出抵（质）押担保的银行信用十个百分点；而借款人从风险投资公司获得直接融资的成本有的甚至在银行信用融资成本的五倍以上，导致以扶贫为目标的小额信贷竟然要借款人承担高额的利息,使他们根本无法享受正常的金融服务。

(三)小额信贷总体质量不高。从作者对珠三角的小额信贷产品贷款质量的调研情况看，无论是小额农户信用贷款，还是微型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抑或小额个人担保贷款等其他小额信贷产品，其整体的贷款质量都不高。以微型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为例，通过对部分商业银行的调研发现，微型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不良贷款比率一般在三成左右，要远高于金融机构的平均不良贷款比率。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小额信贷的借款人抗风险能力普遍较差，比如小额农户信用贷款就由于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和经济生产的周期性存在矛盾而使得贷款风险难以控制；二是由于小额信用贷款的借款人财务信息透明度低，存在较多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从而使得贷款管理存在较大困难。例如微型企业一般没有健全的财务报表，在贷后管理过程中很难监控；三是政府在支持小额信贷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职能缺位。既然小额信用贷款具有一定的社会职能——扶贫，那么政府就应该为小额信用贷款的放款机构承担一定的风险损失，而实际上小额信用贷款的损失基本上是靠放款机构自身的盈利来自身消化。

（四）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众多微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依然突出。中小企业贷款难一直是一个理论界和实业界争论的焦点，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显得尤其重要，特别是小

型和微型企业的融资问题。表面上看，金融机构对微型企业的小额信贷支持表现出的弱偏好，是由于金融机构的惜贷造成的，但从更深层次上看，其根本则在于央行实行的低利率政策。由于小额信贷具有额度小、成本高的特点,根据国际经验,小额信贷利率其盈亏平衡的利率在15%-20%。目前,金融机构资金成本在3.6%左右,小额信贷利率在8%-10%左右才能使项目自负盈亏。但当前小额信用贷款的一年期基准利率仅为5.31%,而且上浮幅度受到央行利率定价指导政策的限制（一般为上下浮动范围在[0.9，2.3]区间），对于小额信贷利率最高只能达到12.21%。另外，央行明确指出对于包括小额农户信用贷款在内的一般农业生产贷款等优惠贷款利率不得上浮，这就意味着小额农户信用贷款的年利率仅为5.31%。实际上扣除相应的人工成本及管理费用后,金融机构能获得的效益已经十分有限。因此低利率难以抵充小额信贷带来的管理成本和风险溢价的总和，使得众多微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更难解决。

二、国际小额信贷发展的经验借鉴

从20世纪60年代末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开始尝试小额信贷至今,小额信贷在不同的国家得到探索和实践。目前, 国际小额贷款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以孟加拉国乡村银行为代表,注重发挥改善贫困人口经济和社会福利作用,以低利率、适当贷款补贴方式、不强调机构的可持续性的扶贫型模式;二是以印尼的人民银行(BRI)、村庄信贷机构(BKD)和玻利维亚的阳光银行为代表,坚持机构可持续性,以较高利率水平运行的商业型模式。下面就两种模式详细分析。

（一）扶贫型模式

扶贫型模式的代表机构为孟加拉乡村银行，它是民间独立的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信息系统、惩罚制度与监督机制的金融系统，其宗旨是扶贫。具体为：瞄准目标为贫困妇女；第一次贷款的最高额为1000元，贷款周期最长不超过一年，还款周期为每周一次；建立小组基金制度，设立强制储蓄；实行每周中心会议制度；贷款小组一般由5人组成，每小组严格按2-2-1制度放款，即放款时先给小组中的2个人，等前2个人还款后再放给另外2个人，然后是最后1个人；小组成员须经强制培训合格后才具正式成员资格；对贷款的审批、发放与使用进行严格检查，逐年增加贷款额度和期限等等。孟加拉模式的最大好处在于建立了层层控制、相互约束的运行机制。虽然名义上不实行担保，实际上小组成员间用人格进行联保，从而有利于贷款的发放和回收。在组织贷款运用的同时，还可以为贫困农户提供信息、技术、销售等服务，从而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与合理流动。由此可见，孟加拉的乡村银行模式与我国小额信贷中农户联保贷款有其相似之处，但是，其在制度设计、流程优化等方面更为精细，对于我国的区域性小额信贷制度亦可借鉴该模式。

（二）商业型模式

商业型模式以印尼的人民银行（BRI）为主要代表。该模式的内容主要包括：首先，对村级银行和其贷款客户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印尼的村级银行尽管要受上级部门规章制度的制约，但村银行能自主决定贷款数量、期限和抵押。对于贷款客户，如果在６个月内都按期偿还贷款，银行将每月返回本金的0.5%作为奖励。贷款利率不论期限长短均为32%，但如果客户不按期偿还，利率将提高到42%。其次，鼓励储蓄并适当拉大存贷利差以扩大盈余。1983年开始印尼政府允许商业银行自己确定利息率。存款利率是根据存款数额决定的，数额越大，利息越高。存款没有期限规定，任何时间都可提取，利息是根据账户上最小余额每月计算一次。村银行靠自己吸收储蓄增加可借贷资金的成本约为13.46%，而从基层银行拆借资金的利率为17%。

比较不同模式的小额信贷，可以看出小额信贷运行机制最主要的创新在于其自动瞄准机制和小组还款动力机制。自动瞄准机制使小额信贷直接瞄准贫困农户，在不少国家主要是面对绝对贫困农户中的妇女，其机制保证了非贫困人口不挤占贫困人口的贷款；组员还款动力机制则依靠联保关系和连带责任使自愿组合而成的小组成员产生偿还动力而实现高还贷率。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环境等区别,小额信贷在各国的实践结果有所差异,但其发展方向都是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将小额信贷由原来的政府补贴金融服务模式改变为由金融机构按市场方式运作的模式。因此，小额信贷已

从仅作为一种扶贫方式,逐渐转变为运用市场经济原理来帮助改善贫困的有效尝试。

三、珠三角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模式转型的必要性分析

（一）珠三角的农村信用社具有天然优势

首先，珠三角的农村信用社具有资本优势。据广东省农村信用联合社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9月末，全省农信社本外币各项存款和存款余额分别为6020.47亿元和3665.95亿元，占全省的市场份额分别为15.32％和17.43％，均居全省金融机构的第二位，其中全省农信社的存、贷款有八成以上都集中在珠三角。以佛山市为例，据该市2007年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底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2820.79亿元，其中农信社各项贷款占比在三成以上，其次才为工、农、中、建等国有商业银行，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占比均在5%以下。

其次，珠三角的农村信用社具有信息优势。目前珠三角农村金融体系的主体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信社是进行农户小额贷款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的主体。由于珠三角农信社分支网点众多，小额贷款服务覆盖面大，因此，在小额信贷的推行中占据天然的市场先发优势、信息优势和市场网络优势，而担保公司、风险投资公司等组建的小额贷款公司在网络资源和资金实力方面很难与农信社相比。

再次，珠三角的农村信用社具有管理优势。担保公司、风险投资公司等组建的小额信贷组织要保证商业上的可持续性，首要的问题就是控制贷款风险，降低不良贷款比率。而小额信贷组织的风险控制是否到位，首先取决于对借款人信用的了解程度，对借款人信用了解越彻底，就越能有效地降低贷款前的逆向选择和贷款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这就需要小额信贷组织有足够的风险评估技术和人才，而在这方面，目前的小额信贷组织还难以做到。

最后，珠三角的农村信用社具有政策优势。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受管理体制和信贷审批机制的限制，一般都较少发放微型企业等小额贷款，更谈不上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2008年南海区农业贷款占该区全部贷款的0.16%，其中八成以上的农业贷款为农信社发放，而另外的两成是农行发放的农业贷款。因此，作为支持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信社，无论对于发放小额农户信用贷款还是发放微型企业贷款，都将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支持微小型企业的发展

2008年9月美国爆发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随之全球经济进入了低迷状态。国内经济，尤其是以外向型经济为特征、以劳动密集型经济为比较优势的珠三角，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影响，而且如果经济萧条形势继续持续下去，作为处于劳动密集、外向型产业链的众多微型企业将更大面积地出现倒闭，甚至波及社会的稳定。据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局长刘焕泉透露，截至2008年10月末，全省有各类企业登记数100.3万户，99.8%为中小企业，2008年9月底停产、歇业、关闭和转移的企业7148户，但10月末该数据已升为15661户，环比超119%。为规避全球金融危机对国内中小企业的不利影响，国务院在出台的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以及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九条政策中明确指出要确实提高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的比重等多项重要措施。因此，珠三角的农信社应在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背景下，积极进行机制体制创新，主动发挥资本、信息及政策等优势，给予最大限度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微型企业的融资支持。

四、珠三角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创新模式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珠三角农村信用社的小额贷款要实现成功转型，其创新模式应该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利率定价市场化（Marketing）；二是三查程序制度化(Institution)；三是产品创新科学化(Scientific)。我们暂称之为MIS模式，下面将详细分析。

（一）珠三角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的利率定价市场化

利率定价始终是金融市场的核心问题，从国内外小额信贷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市场化的小额信贷利率定价机制被证明是小额信贷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因为利息收入应能补偿管理费用、资金成本、与通货膨胀有关的资金损失及贷款损失等几方面总和。

2008年5月银监会对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规定“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5%。在此标准内，可以参考小额贷款公司所在地经济状况和人均GDP水平，制定最高贷款额度限制”，该规定实际上取消了原先贷款利率不能超过贷款基准利率4倍的限制。正如山西平遥“日升隆”和“晋源泰”两家小额贷款公司在运行过程中的贷款利率平均为19.36%，因此小额贷款公司在面临较高风险的信用贷款时可用较高的利率覆盖风险。国外实践也证明,实行市场化利率定价更有利于识别贷款资金需求的目标客户,满足目标客户的金融需求；同时也可以限制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对贷款的超额需求,减少其滥用资金行为的发生。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指出,贫困人口普遍认为,能够持续地获得信贷服务比为获得信贷服务而支付较高成本更重要,强制规定利率上限让正规和半正规的小额信贷机构很难甚至无法覆盖成本,最终使贫困客户去非正规信贷市场以更高的费用借钱。

当前，农村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实行低管制利率,利润空间小,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其从事小额信贷的积极性。孔祥义教授认为农民有半数及以上的贷款需求是通过高利贷来实现的,高利贷的利率至少有20%,甚至高达50%-60%。因此,在利率政策允许的条件下，建议央行适当地放开农信社小额贷款的利率管制,或批准珠三角的农信社作为小额贷款利率市场化的试点单位，允许农信社根据资金市场供求情况扩大小额农贷利率浮动幅度,以实现小额贷款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珠三角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的三查程序制度化

科斯定理指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形下，对产权的不同界定并不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效率，但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界定就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珠三角农信社要实现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其前提在于实现小额信贷三查程序的制度化。结合小额信贷产品本身具有的额度小、办理频率高、管理成本高、收益率低而且无抵押等属性特点，笔者认为实现小额信贷三查程序制度化关键在于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建议珠三角有条件的农信社可建立专门的小额信贷机构，根据小额信贷的特点，着力开展小额信贷创新；其次，建议珠三角的农信社出台并完善小额信贷的管理办法或操作细则，在内容约定上要明确小额信贷在调查、审查、审批以及贷后管理等四个环节的要点和难点以及风险控制措施；最后，建议珠三角的农信社积极同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建立小额信贷的风险补偿机制和后续评价机制。由于小额信贷具有扶贫性质，因此除放款机构承担小额信贷的部分损失外，政府有义务对农信社的小额信贷部分损失进行补偿，补偿前政府相关部门可以介入农信社进行小额信贷的后续评价，以确定贷款损失并非来自农信社内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以有效地弥补农信社小额信贷的损失，提高其小额信贷业务的可持续能力。

（三）珠三角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的产品创新科学化

我国多数的小额信贷产品直接产生或脱胎于孟加拉乡村银行小组联保贷款模式,这使得小额信贷一开始就缺乏根据中国国情和市场需求特点进行创新的产品或机制,因此小额信贷产品的创新成为一项珠三角农信社必须突破的瓶颈。比如，小额信贷难以推行的困境之一，是诸如农户或微型企业等小额信贷借款人缺乏足够的抵（质）押品，导致很多农户和微型企业因不符合贷款条件而被拒于门外。对此，笔者建议珠三角农村信用社要坚持产品创新的经营理念，加大珠三角农信社信贷产品的创新力度。

首先，结合当地经济的实际需求，加大对创新型小额信贷产品的创新力度，尤其是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加大对农户联保贷款、微型企业联保贷款和商户联保贷款等小额信贷产品的创新力度。具体做法可考虑：农信社先对经过考核和筛选出来的优质微型企业或农户按一定的数量组建联保体；再通过对联保体内企业或农户的资产、财务和信用等因素进行分析来分别确定每个企业的外部授信额度，各企业或农户把不低于授信额度20%的风险金预存在农信社；最后企业在各自的授信额度里可以方便快捷地申请贷款。其次，珠三角农村信用社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建立并完善小额信贷产品的创新机制。建议珠三角农村信用社采取定期开展银企座谈联席会议、社内采取金点子等多种形式的产品创新机制，积极创新具有农信特色的信贷产品。

第四篇：创新三农服务模式 做实三农金融服务

第10期

中国农业银行十堰分行综合部

二○一○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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郧县支行: 创新三农服务模式 做实三农金融服务

郧县支行按照“找准、做实、出亮点”总体思路，把握“服务到位、风险可控、发展可持续”三条标准，坚持“要做实惠农业务、要全程控险、要取得实效和不讲理由、不讲条件、不讲困难”的“三要三不”原则，力克服务三农工作面广、量大、人手不足等困难，锁定县域农村经济主导产业，突出重点，找准路径，扎实推进“三农”工作，实现了“三农”业务又好又快发展。截至今年6月底，支行累计发行惠农卡19139张，当年新增发卡9359张，激活率达100%，完成进度计划的104%，发卡辐射全县20个乡镇、40多个行政村；累计发放小额农户贷款3043万元，6月底余额2590万元，净投放1601万元，完成年计划的102%;率先发售惠农信用卡364张，占计划的173%。营销转账电话42部、POS机7部。县域金融生态图绘制工作得到市分行的肯定。

一、厘思路，造环境，夯实基础

2009年初，为实现“普惠制、广覆盖”的惠农卡发行目标，让惠农卡服务千家万户，支行首先从组织架构、人员保障入手，成立“三农”业务推进领导小组，负责全行“三农”业务的统筹规划、指导和协调；增配了个人金融部和营业网点的“三农”客户经理，把长期在基层工作、有丰富农村金融实践经验的同志充实到客户经理队伍，并把网点客户经理全部纳入“三农”客户经理序列，为业务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架构和人员保证；组织“三农”从业人员认真学习上级行下发的业务规章、制度，做到对三农业务知识娴熟掌握和熟练运用，为业务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开展思想认识教育，廓清误区，厘清思路，使大家从“要我做”变为“我要做”，提高了服务“三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卡为媒，稳推进，真情惠农

为确保惠农卡整体推进工作的迅速、有效开展，支行坚持“以我为主”与多方协作相结合，全力打造上下联动、内外互动的业务发展新格局。“以我为主”，就是制定2010—2012年三农业务三年发展规划，构建三农业务发展的长效机制。在目标客户选择上，支行把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作为优先选择对象，并以连片营销、批量开卡模式强力推进。在计划目标的实施上，按照普惠制、广覆盖及做大规模、做实功能的总体要求，层层、岗岗下达惠农卡营销任务，并组成流动客户经理组，全程参与惠农业务拓展。支行建立了惠农卡和农户小额贷款营销统计台帐，通过旬报等形式公布各网点、各部门业务进度，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多方协作”就是以卡为媒，借助外力，推进三农业务加快发展。一是与供销社强强联合，抓住“四大经营网络”、农资配送中心、农村超市、农村综合服务社、“万村千乡”工程，强力推进转账电话和POS机具布设，奠定了新农保、新农合代理工作的前期准备基础；二是与农村专业合作合作，批量营销惠农卡，发放农户小额贷款。郧县谭山镇乌峪村是县里养殖专业示范村，支行通过与镇、村干部全面接触,深入交流，达成意见，由农行客户经理上门受理农户开卡申请，制卡后委托村委会代为发放。通过周密部署，细致工作，发放惠农卡500余张,授信123户,发放农户小额贷款23户107万元。还注册网银4户，布放转账电话3部，打造了惠农卡良好的用卡环境，实现了服务渠道有效覆盖。农民朋友人不出村、足不出户就能便捷办理金融业务，书写了整村推进批量发卡的精彩一笔！

三、抓机遇，做亮点，创新模式

为做到因地制宜、科学分类、找准面向“三农”的切入点，使服务三农真正做到“找准、做实、出亮点”，巩固和提升农行在县域的主流银行地位，支行在学习福建泉州和借鉴湖北浠水金融生态图谱的基础上，支行行长身体力行，走村入户调查研究，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制定了清晰标明全辖各经济区域的支柱产业、产业特征等金融资源的服务三农作战地图──“三农”金融生态图谱，明确了“三农”工作的行动路线和主攻方向。一是依托农村综合服务社、农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经济体，开设了“郧县农行三农金融服务站”，帮助做好农户信息收集、贷款推荐等，形成畅通有效的工作体系，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与“机构人员不足、服务不到位”的问题。既贴近了农民，又缩短了办事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利用这个平台，广泛宣传涉农金融业务品种，使农民充分了解我行的业务产品，为今后深层次服务“三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持续开展“自助设备进农村”活动，实现“把银行搬进店堂”。在农村专业合作社、农村综合服务社、乡镇卫生院以及电信移动部门广设转账电话，为农户提供操作简单、安全可靠、结算便利的自助银行服务，解决农户医、食、种、讯等问题。目前已实行了乡镇全覆盖，成为服务三农新亮点。支行还与农信社和邮储银行签订了金融同业合作协议，为持卡农户存取现提供方便。三是积极探索“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贷款模式。按照市分行的整体部署，充分借鉴随州“农户贷款互助担保合作社”的经验，加强与市分行领导和农户金融部的沟通与汇报，深化与县工商局的关系协调，积极推进组建具有担保功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市分行领导亲自协调，市县两级金融办、工商局的大力支持，郧县白桑兴达养殖专业合作社等三家具有担保功能的专业合作社的业务经营范围获得核准注册。为支行深化惠农卡发放及代理、渠道产品建设、农户小额贷款等服务三农工作开辟了新的路径。

四、细条件，严防控，构筑安全

对小额农户贷款的风险防控能否达到“服务到位、风险可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关系到服务“三农”的成败和业务可持续发展。在“三农”业务推进中，支行始终把风险防控摆在突出位臵，贯穿于业务处理全程，做到流程对接无缝隙，风险防范无盲区，业务处理无违规，构建全方位、全过程的防控体系，有力地保证了“三农”业务健康有效发展。首先要求“三农”从业人员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恪尽职业操守，时刻绷紧防范道德风险这根弦。主要是要求三农从业人员做到“三把关、四坚持、五必须、六严禁”。“三把关”——即严把客户准入调查关、集中审查关、用信核实关；“四坚持”——即坚持流程制约，坚持责任管理，坚持贷后管理，坚持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隐患。“五必须”——即必须提供真实、合法的有效身份证件，必须坚持持卡人本人激活并独立修改密码，必须坚持上门实地调查，必须坚持取得借款人及配偶无不良信用纪录证明，必须坚持专职客户经理管户完成规定工作。“六严禁”——即严禁向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农户发放农户贷款，严禁惠农卡代激活、批量激活、代改密码等业务行为，严禁向非惠农卡持卡人办理授信、用信业务，严禁单人进行授信调查、单人操作用信，严禁降低条件向关系人发放小额农户贷款。在坚持合规操作的基础上，对农户小额贷款实行“双单作业”，采取公务员担保、农机具抵押、行内职工担保等方式完善担保手续，控制风险发生。并采取“回头看”检查、风险经理“电话回访”等方式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经营状况等真实性核实，确保了农户贷款用途真实、合规。自农户小额贷款办理以来，我行发放的贷款无一笔形成不良。

━━━━━━━━━━━━━━━━━━━━━━━━━━━━━━━━━━━━━━━━━━━ 本期发送：省分行办公室；本行各行级领导，各部室，各支行、各直属单位、各直管分理处。━━━━━━━━━━━━━━━━━━━━━━━━━━━━━━━━━━━━━━━━━━━ 中国农业银行十堰分行综合部

2010年9月3日印发 编 排：张平

编 校：刘 刚 ━━━━━━━━━━━━━━━━━━━━━━━━━━━━━━━━━━━━━━━━━━━

第五篇：探寻农村金融服务契合点——两个农村信贷创新模式解析

探寻农村金融服务契合点——两个农村信贷创新模式解析

作者：张艳花

2010年04月22日 摘自：《中国金融》 2010年第8期

主持人的话：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金融在“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总体要求下强调“针对农业农村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这一要求，正是点到了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关键。尽管金融管理部门一再强调金融机构应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将一定比例的县域资金用于当地，但是多年来县域资金外流的状况并未改变，其原因就在于，在现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下，金融机构难以平衡在“三农”领域的成本、效益和风险。

如何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在实践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尝试，他们试图以新的信贷服务方式来满足需求，并解决金融机构的成本、收益和风险匹配问题。本期一线话题就选取了其中两个案例，这两个案例都发生在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目前来看，他们的尝试在试点的范围内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两个案例的探讨，提炼出一些有助于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思路和方法。参与本期讨论的嘉宾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江西吉安市中心支行副行长刘葵、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禄劝县支行副行长张明贤和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何广文教

2010年2月底，在遂川县我们选定试点的堆前镇鄢背村、珠田乡黄塘村、大汾镇红太阳社区和草林镇冠溪村，4个村委会依托各自的互助社自筹到的担保基金、县扶贫办下发的扶贫资金分别为139.1万元、33万元,遂川县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总额达到172.1万元。

记者：以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为担保连接支农金融机构与“三农”，当时制度设计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刘葵：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年年聚焦“三农”，但是在基层，金融支持“三农”面临的现实问题，一方面是巨大的贷款需求，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遂川县8万多名外出务工者中有近50%已经返乡回村，他们在农村寻求发展急需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是农村金融机构规模不调整、不良贷款率不下降、信贷支持方式不改进就无法继续扩大支持，更谈不上满足大额贷款需求，另辟蹊径也就成为必然出路。

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农业产业化发展，在遂川县已经发展有15个村级互助社，这些互助社在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一定的规模和经验，比如依托互助社内部千家万户的成员对互助社进行共同管理、共同发展，我们认为如果借鉴互助社共同管理的模式，进行贷款综合性管理，不仅有助于支农金融机构降低经营成本和风险，进而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农业产业化对大额贷款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建立起新形势下农民自己的农户信用体系，引导农户树立市场观念，增强诚信意识，提高自我积

纷纷成立的时候，针对“三农”的担保机构设立很少。另一方面，担保公司的担保基金一般总额比较少，能够提供的贷款额度也小，并且贷款投向的行业限制也相对比较严。农户联保贷款一般是三五户农户相对固定地合作联系，面不宽且额度在3万元、5万元以内，而且一时不需要贷款的担保方往往因“无利而担责”而不乐意承担连带责任，特别是在两者相互串通的情况下，往往追索任何一方都难能见效，环环相扣的联环保障机制事实上很难发挥作用。因此，这种贷款表现为风险高，但满足实际需求，特别是挖掘潜在需求的作用比较有限。基于这些原因，遂川县农村合作银行自2003年以来6年内仅发放了农户联保贷款1542万元，目前基本已停办。

但是到目前为止，“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担保”模式表现出相对较好的运行效果。目前共126户互助贷款中还没有一笔逾期或出现风险隐患，同时也带动了区域内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根据我们的统计，2009年年底，4个试点乡镇金融网点不良贷款率为4.64%，比年初下降了3.75个百分点，至2010年2月底，不良贷款率再下降至4.3%，低于平均水平1.17个百分点。如遂川农村合作银行堆前镇分理处实施这种模式后不良贷款3个月内净下降13万元，是近10年内同样下降额度中速度最快、用时最短的一次。

我们分析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把以前信贷中的“一对一”的关系变为“多对一”的关系。随着互助社

付其他任何费用，会员分享互助社有关内部资料信息，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应该说，理事会成员中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政治素质、信誉好、威望高、致富能力强的村干部，在已有章程的约束下，都能加强自我管理。

我们主要通过四项奖惩机制来实现对互助社的外部监管。一是涉农金融机构与村级产业发展互助社共同协商签订担保协议，其中特别是要求担保贷款的使用全过程应执行公示公告制度，接受全社会监督。二是在实施方案和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了追偿义务，比如对到期（含展期）且三个月后经追索仍未能归还的贷款，经办行向理事会出具《代偿通知书》，然后扣减担保基金代为清偿，当单个互助社贷款不良率达到10%时，互助社将被暂停发放新贷款。三是税收优惠和财政贴息的兑现设置在次年初，生产经营不正常、信用状况较差、贷款不能正常归还的互助社及其借款人，将得不到财政贴息。四是县扶贫办对能够安全有效使用扶贫资金的村委会，每年再追加奖励1万～2万元到该村互助社，如果出现审查失职、贷款风险等情况则不再享受这些奖励。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金融在“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总体要求下强调“针对农业农村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这一要求，正是点到了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关键。尽管金融管理部门一再强调金融机构应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将一定比例的县域资金用于当地，但是多年来县域资金外流的状况并未改变，其原因就在于，项目贷款，是一种小额信贷与社区发展相结合的模式，其中的社区概念实际就是自然村，并且全部为贫困村，这也体现了乐施会的扶贫理念。乐施会禄劝项目办主要在社区进行社区发展基金基本目标、原则和发展理念的培训动员，也参与社区发展规划。从2007年开始，为了增加扶贫资金来源，禄劝项目办又将社区条件较好的小组推荐到农村信用社贷款，把社区发展基金以小组集体名义存到农村信用社作为风险金，农村信用社以该存款的5倍发放社区联保贷款。

记者：在这个模式中，作为NGO的香港乐施会禄劝项目办和作为金融机构的禄劝县农村信用联社，各自的分工是什么？

张明贤：在这个合作模式中，乐施会禄劝项目办主要负责对所选定的贫困社区提供社区发展方面的规划，提供社区发展基金并组建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对发展基金进行管理，对社区进行生产项目、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培训。总体来看，乐施会禄劝项目办的工作意在加强社区的长期、自我发展，现在来看，他们的这些基础性工作为农信社提高信贷效率发挥了很大作用。除此之外，乐施会禄劝项目办还负责向农信社推荐合作社区、协助做好日常贷款的管理等。

农信社的主要职能就是提供信贷支持，对于双方共同选定的试点社区，给予信用等级最终评定，并对认可的农户发放信用证和相应的贷款。

三是提供多层次的贷款管理。在贷款的管理上，我们认为项目办的一个成功之处在于，除了农信社和项目办参与信贷管理外，他们还利用在社区组建的社区管理委员会来进行贷前、贷中和贷后的信贷管理，社区管理委员会是介于项目办与社区农户之间的组织，他们能够更便利地、更多地掌握农户的信贷信息，因而能够更好地防范信贷风险。

应该说，乐施会禄劝项目办在以上三个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大大降低了信用社发放贷款的成本和风险。我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一些情况：2007年社区发展基金项目与信用社合作以来，共有6个社区296户农户获得贷款120.35万元。其中：2007年发放贷款22户5.7万元，收回率99.6%；2008年发放贷款72户18.65万元，收回率100%；2009年发放贷款202户96万元，已到期部分44.6万元全部收回。

记者：您如何评价NGO与金融机构的这种合作，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张明贤：总体来看，我们认为乐施会禄劝项目办与农信社的合作，是非营利的NGO与营利的金融机构两种机构的优势互补。一方面，NGO的扶贫信贷模式更像是精耕细作，注重长期性和基础性，他们在一个地方驻扎下来，以可行性发展项目为依托，着重于培养贫困地区农户的信用意识和自我发展能力，这从长期来讲，对于提高贫困农户获得金融信贷支持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NGO的不足之处是他所能够提供的发

分散、缺乏商业信贷所要求的抵押担保，因而，现代商业金融机构针对农户放款时陷入困境。所以，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户信贷融资难，现代金融机构放款难，就一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对于传统农区、偏远和贫困地区的农户，信贷融资尤其困难。

不过，为了满足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金融部门一直没有停止过贷款业务创新的探索，江西遂川金融部门探索实现的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向村级产业发展互助担保基金的转型、云南禄劝农村信用社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对贫困社区农户融资，就是这种创新的典型案例。

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是以“政府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社区农户与微型企业入股”模式筹集的农村社区内部的金融互助资金，针对成员提供小额贷款，贷款程序操作简单，门槛较低，满足了农户和微型企业短期、小额的资金需求，便于提高中低收入农户信贷的可获得性。但是，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的实力有限，难以满足日益扩大的农户和微小企业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遂川金融部门通过“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担保+农业信贷+政府贴息”模式，将“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转型成为“村级产业发展互助担保基金”，以“村级产业发展互助担保基金”担保，多倍于“村级产业发展互助担保基金”向农户和社区微型企业提供贷款，化解了农户和微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

禄劝县人民政府与香港乐施会合作于1992年成立的项目

除了农户信贷融资中的两难困境；二是能够实现较高的贷款回收率，具有放贷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同时，江西遂川案例和云南禄劝案例，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共同特征，这也是其成功的制度基础：

第一，互助担保基金，是社区公共金融资源，社区居民在关注社区公共资源的有效运作与利用公共资源的内在冲动的基础上，结成了利益相关者共同体和信用共同体，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对互助担保基金的拥有感和责任感，并由此有利于社区居民“社区诚信”意识的培育，并把“社区诚信”作为一种“社区公共产品”看待，监督并力求杜绝社区农户和微小企业贷款后的“社区非诚信”行为的产生。如果社区某成员借款不还，社区公共金融资源——担保基金将受到损害，是其他社区成员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这种制度安排逐渐培养了村民的诚信意识，优化了农村信用环境。

第二，通过根植于社区的村级互助基金组织的参与，克服了农户与正规商业金融机构之间信贷融资博弈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困局。“村级互助担保资金+金融机构信贷”，在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型信贷融资模式，其运转的基础是基于一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人际信任和社群信任，是一种非制度信任，是依据伦理道德规范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看重道德信仰支配下的自觉遵守，是一种非强制性约束，与人与人交往中所受到的规范准则、法纪制度的管制和约束为基础所建立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