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精致立场,第二届现代工笔画大展
精致立场，第二届现代工笔画大展
2014-6-20马思伟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和现代工笔画院共同举办的“精致立场·全国第二届现代工笔画大展”于6月12日上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来自全国各地近500位艺术家创作的工笔画作品，包括优秀作品59件，入选作品343件，特邀名家作品近70件。画展名家作品题材多元、风格多样，是近年来规模最大、作品水平最高的大型工笔画展之一，是近年工笔画艺术语言探索的最新展示，也是工笔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取得的瞩目成就的一次大检阅。
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中国文联副书记左中一，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长江，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尼玛泽仁，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虞舜，中国美术馆副馆长马书林，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名誉主任邵大箴，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蒋采苹、金鸿钧、胡勃，现代工笔画院院长王天胜教授等领导、专家、学者参加了开幕式。本次展览秘书长、现代工笔画院副院长牛克诚主持展览开幕式。
吴长江在展览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工笔画作为拥有金碧辉煌、富丽恢弘艺术特质的绘画门类，顺应了时势的需要，成为振奋民族精神，提升民族自信，弘扬盛世情怀的优秀文化载体。“精致立场全国第二届现代工笔画大展”在首届大展高品质办展的基础上，作品更加精益求精。
现代工笔画院院长王天胜诠释展览主题“精致立场”时说：“精致立场，既是对工笔画本身艺术品格及其社会文化价值的强调和阐发。它试图以工笔画所特有的精意创作与精致作风，在时风浮躁的当下，不受文艺商品化、娱乐化及快餐文化的影响，传递一种严谨务实的文化态度，坚守工笔画高逸、工整、细腻、严谨的艺术品质。”
“精致立场·全国第二届现代工笔画大展”中的作品体现了大展所倡导的精致精神，强烈的时代性，画家们从传统精粹中汲取营养，以现代绘画语言描绘不同地域、民族、阶层人物的形象，反映当代人的生活理念、价值取向和生存状态。作品中既有受文人雅士钟爱的传统山水、花鸟，又有反映纯朴生活的乡村野趣及时尚的现代都市风景，还有反思时代的环保等题材作品及表现内心世界的意象化作品。在创作观念与思想、艺术语言与风格上都呈现出工笔画的现代品格及时代风采。(来源：中国美术馆)
第二篇：第二届国际刻字艺术大展赛征稿启事
第二届国际刻字艺术大展赛征稿启事
为弘扬现代刻字艺术，庆祝中国书法家协会刻字研究会成立20周年。由国际刻字联盟、中国书法家协会刻字研究会主办，厦门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管委会、福建省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国际刻字艺术大展赛”暨“中国书协刻字研究会成立20周年庆典活动”将在中国福建厦门鼓浪屿同时举行。望广大刻字作者积极创作，踊跃投稿。
大展赛分展事与赛事两个部分：展事部分：特邀作者（招待作家）和特邀提名（推荐作家）的刻字作品。受邀对象为在现代刻字艺术创作具有一定成就的刻字艺术家。赛事部分：面向全国广大现代刻字作者、刻字爱好者，即日起公开征稿。其中，按省（市）刻字群体的规模和以往作者的获奖、入展情况，给予各省（市）分配一定比例的名额，由省刻字委员会推荐免初评。
一、征稿方法：
1、即日起到2011年5月20日前，将作品照片（一律为8寸彩色清晰照片）寄至指定地点进行初评，初评入选作者接到通知后将原作按时寄到指定地点进行终评。终评落选的作品一律退还作者本人。）；
2、作者可多次投稿，一律不收取参评费；
3、投稿刻字照片的同时，请附作者本人的书法创作作品一件（书体不限，尺寸不小于四尺三开），以作评审参考。
二、征稿要求：
1、作品尺寸一律为35X35厘米（不含边框），板材厚度不小于2.5厘米；
2、作品材质为木质；
3、请在作品（照片、书法、刻字原作）的背面注明：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何级书协会员、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固定电话、手机），刻字作品一律注释文。投稿时请用挂号或快件邮寄，并在信封上注明“刻字展”字样；
4、作品必须自书自刻，如发现代书代刻者，一律取消参赛资格；
5、作品内容（文字）要求结构基本合理，排列符合先上后下，先右后左的传统习惯，或是篆刻中的回文排列；
6、异地投稿的作者（投稿所在地与身份证不符）需附工作所在地书协的证明；
7、入展作品一律不退，所有权归厦门鼓浪屿国际刻字艺术馆，作品永久陈列，对外公开展示；
8、若作品运送过程中发生损坏，作者自行负责；
9、凡投稿者，视为同意本《征稿启事》的各项条款。
三、作品评审：
1、2011年5月底，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刻字研究会对作品进行初评。2011年6月下旬，组织中外刻字专
家对原作进行终评。入展作品473件（含特邀、特邀提名作品），入选作品660件。
2、大展赛将评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8名，优秀奖15名，佳作奖20名，特选奖35名，秀
作奖46名（以上奖项按国际惯例设置）。
四、作者待遇：
1、获一、二、三等奖者，分别颁发3000元、2000元、1000元不等的奖金（人民币），以及获奖证
书、奖牌，赠送作品集一册。届时，邀请到厦门领奖。
2、获优秀奖以下作者，届时颁发获奖证书、入展证书、入选证书、赠送作品集一册。
3、大展赛两年举行一次，将采取积分制办法，凡累计满10分，经作者本人申请，可选拔为大展赛的最高荣誉特邀作者（招待作家），将直接邀请展出，并具备有申请大展赛管理、审查委员的资
格。积分办法：入选1分，特选2分，优秀奖3分，特别奖4分，准大奖、大奖5分。
五、截稿日期：
即日起至2011年5月20日止（以当地邮戳为准），以作品寄达时间为准，请自行掌握邮寄时间。
六、收稿地址：
中国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港后路国际刻字艺术馆
邮编：361002
联系人：洪淑美0592-2068251
中国书法家协会刻字研究会
2011年1月5日
第二届国际刻字艺术大展赛组织会名单
名誉主任：赵长青薄田东仙程建明
主任：吴东民张陆一陈奋武叶细致
副 主 任：唐云来王志安陈秀卿张之
朴敏洙斉藤瑞仙陈美娟林玉明
秘 书 长：张陆一（兼）
副秘书长：柯云瀚
委员（中国）：王凯霞张广金孙璘孙肖嘉李胜洪李庶民汪德龙沈岩松陈洪罗江林建勋崔志安崔宝堂康新民马天保王步强陈辉熊洁英窦维春
（日本）：高際翠邦薄田東仙斉藤瑞仙安藤豊邨佐川雲窓鳥山岳風
斉藤青鳥依田行舟初見太清秋山青桃
（韩国）：朴敏洙安民宽李住江柳贤秀秦炳根朴六喆廉光燮李恒宁朴炳铉梁庚玉
（新加坡）：丘程光陈美娟
（马来西亚）：林玉明
办公室主任：叶细致 陈秀卿（兼）
办公室副主任：王建文洪淑美洪顺章蔡劲松
第三篇：现代管理大学第二届“希望之星”英语演讲大赛
现代管理大学第二届“希望之星”英语演讲大赛
策划书
为了提高同学们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加深对英语口语重要性的认识，通过举办活动，为广大英语爱好者提供一个互相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一、演讲主题：未来的规划
二、比赛时间： 预赛：2010年12月17日16:00
决赛：2010年12月18日16:00
三、比赛地点： 预赛：阶梯一
决赛：喷泉广场
四、主办单位： 学工处、团委
协办单位：校学生会、外语学院学生会
五、参赛对象： 我校在校在籍学生
六、报名地点： 校门口大厅及各学院班主任处
七、评委： 我校专兼职英语教师
八、比赛流程： 1．主持人致开幕词并且介绍到场的评委、嘉宾；
2．领导讲话；
3.主持人介绍比赛的规则评分细则；
4.主持人宣布演讲正式开始，选手根据比赛前的抽
签顺序进行比赛。首先请1号选手XXX上台演讲……演讲完毕，请评
委亮分……(评委亮分、主持人报分、计分员计分、核算人员公布去掉一个最高分和最低分，1号选手最
后得分)如此依顺序向下，直到所有演讲者演讲完毕；
5.其间主持人向观众及选手公布结果分数。
6.待所有的选手比赛完后，邀请评委代表对参赛选手
进行点评，工作人员进行统分。
7.评委发言完后，主持人上台宣布比赛结果
8.主持人宣布：本次演讲比赛到此结束
九、比赛环节（共三个环节）
（1）演讲环节3—4分钟
（2）提问环节（评委根据选手演讲内容进行提问）时
间为2分钟
十、奖项设置：一等奖一名荣誉证书价值200元奖品二等奖二名荣誉证书价值100元奖品
三等奖三名荣誉证书价值60元奖品
十一、评分标准：
演讲环节（70分）
（一）印象分（10分）
1．仪表端庄
2．衣着整洁
3．礼貌大方
（二）演讲内容（演讲稿）分（30分）
1．主题突出
2．语句通顺
3．结构合理
（三）演讲技巧分（30分）
1．语言标准
2．口齿清晰
3．感情丰富
4．抑扬顿挫
5．仪态大方
6．鼓动和感召力
7．演讲时间不得少于3分钟，控制在5分钟以内，超过规定时间和少于3分钟的，评委予以适当扣分。
评分采用百分制，设评委五名，计分采用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评委给分之和除以3即为选手最后得分
（四）提问环节（30分）
十二、详情咨询：010 — 80305713
学工处
2010年12月13日
第四篇：文化场域、左翼政治与自由主义——重识《现代》杂志的基本立场
内容摘要：摘 要：近年来的文学期刊研究常常和“公共空间”理论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思路下，像《 现代 》杂志这样的文学期刊其倾向总是被简单归结为“去 政治 化”，从而被视为具有 中国 特色的“公共空间”。但是，通过对刊物宗旨、编辑方针、作家群落、批评实践等方面的研究可知，在左翼与右翼之外建构文化场域是《现代》的现实生存策略，在“去政治化”的表层之下隐藏着的“文化政治”才是《现代》杂志基本立场所在，从而认为《现代》杂志摸索出了政治与文学潜在的曲折的结合这一不发达国家特有的文学范型。
关键词：《现代》；文化场域；文化政治
近年来，随着“公共空间”理论的大行其时，有关报刊杂志的研究渐成学界热点。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诸如报刊、出版社、咖啡馆、戏院等公共媒介／场所，作为现代“公民社会”诞生的制度性条件，以制造与国家相对抗的“公众舆论”的方式，在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而中国自晚清以来，类似的公共媒介／场所，至少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已初具规模，那么，它们在中国社会的变迁中是否发挥了作用呢？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是否可以概括为西方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呢？ 作为20 世纪中国文学期刊群落中相当引人注目的一种，《现代》杂志常常被搁置在上述思路下进行考察，也常常被当作“公共空间”在文学杂志中存在的例证而被引用——众说纷纭的“现代”指向，众声喧哗的文学空间，庞杂而难以简单归类的作者群落??，这一切，显然与“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期刊如《小说月报》、《创造季刊》等，颇有差异。新文学发端之初，新文学期刊大多建立在“同人”的立场上，建立在较为整齐划一的理论与创作面目上；这几乎构成了我们对于新文学期刊的基本认知，也构成了新文学期刊其“现代性”指向最初得以阐释的起点。而创办于1932 年的《现代》，某种程度上似乎打破了这种逐渐定型了的“现代文学”期刊形象，取而代之的更多是一种因声音的嘈杂而导致的立场的多元，是鲜明的商业运作而产生的思想的暧昧。可以说，在不算太厚的6 卷中，《现代》制造了一种从立场、内涵到边界都与原先的新文学期刊迥然不同的差异性。
差异性一旦产生，当然就富有争议。有意思的是，文学史家最初对于《现代》的这种因众声喧哗而带来的暧昧面目是持一种保留、质疑及评判的态度的[1]；然而，到了上世纪90 年代以后的文学史家的眼中，这种暧昧性却更多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难得的带有多元性的文化／文学空间，而受到了某种首肯[2]。然而，无论批评还是首肯，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对于《现代》“暧昧性”的指认却往往都搁置在“去政治化”的文化背景下。也就是，《现代》总是被看作是一份自觉地远离30 年代政治现实的纯粹文学期刊。由此，在对《现代》的评价上，就形成了一种简单而实用的思维方式：如果说文学期刊能够提供一种具有多种声音的“公共空间”的话，那么它更多是建立在文学期刊消解并放弃其自身政治使命的格局下的。那么，是否可以说这种“公共空间”的“去政治化”才是体现了不发达国家文化产品特殊的处境与可能的追求，从而区别于西方意义上那种与政治直接对抗的“公共空间”？对于文学期刊这样特殊的文化产品来说，政治性、公共性及个人性这三者的关系，是否真的如此明了呢？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现代》有必要被重新解读。非同人化：“左翼”／“右翼”之外的文化场域 李欧梵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一文，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近年来在“公共空间”理论下研究有关报刊的典型思路。尽管李欧梵不认为20 世纪初的中国形成了西方式的“市民社会”，但他认为，中国晚清以来的报刊的确开辟了一种“公共空间”，其基本特征是，“它不再是朝廷法令或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官场以外的‘社会’声音”。在他看来，尽管中国近代以来可能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哈贝马斯式的“公民社会”，但是，并不缺乏“构成公民社会的种种制度上的先决条件”，由报刊开创的“各种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即可视为一种明证。但是，上个世纪30 年代之后，由于政治干预的出现，导致“公共空间”缩小甚至消失[3]。
李欧梵的这种“公共空间”理解，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具体要件：首先，强调不能将西方的“公共空间”理论简单套用到中国，而更注意中国的现实／文化的特殊性；其次，强调中国的“公共空间”的诞生仍然源自于官方／社会、法令／舆论之间的对峙，体现为不同于官方一元声音的民间意志的多元化；再次，“公共空间”的变质甚至消失，与现实政治的压制以及由这种压制内化成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回避自觉有着莫大的关系。
这样的“公共空间”理解，从表面上看，相当注重照顾中国国情，但从其内部来看，依然包含着一种难以调解的深层矛盾，即，如果说在近现代报刊中果然存在着中国式的“公共空间”的话，那么，仍然用国家／（市民）社会、政治／民意这样西方化的二元对峙模式去理解中国的“公共空间”的内涵，用单一的似乎可以抽取出来的“政治”的宽松／严酷去解释“公共空间”的出现、运行与消亡，是否过于简单了？至少，“公共空间”概念“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 历史 上讲，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国家／（市民）社会二元对峙的格局都是其存在的前提，但这种清晰的分化在中国一直没有出现，反而总是陷于哈贝马斯所担心的国家社会化／社会国家化相互混杂的困境之中”[4]。置身于这样的前提下，对《现代》杂志的解读显然就应该回到历史语境，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质疑／撇开现成的“公共空间”理论的情形下进行。
从文学生产的角度来说，刊物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静态的文学作品集合物，很大程度上，它应该是交汇着资本、知识与市场等各种力量的特定文化场域[5]，因而，要确认《现代》的基本立场，显然就必须将其放到特定的文学生产流程中去，通过把握其背后的发动、制约或遮蔽其显现的各
种隐性因素，其相对真实的价值追求和美学指向才能流露出来。
在此前提下，重新解读《前锋月刊》的诞生与运行就成为我们进入《现代》必要路径。在《现代》诞生之前，现代书局老板张静庐有过一些关于刊物定位的说法常常被人引用，值得引起注意： 从《拓荒者》到《前锋月刊》，两个刊物的兴衰，使现代书局在名誉上和 经济 上都受到损害。淞沪战争结束以后，张静庐急于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借以复兴书局的地位和营业。他理想中有三个原则
（一）不再出左翼刊物，（二）不再出国民党御用刊物，（三）争取时间，在上海一切文艺刊物都因战事而停刊的真空期间，出版一个刊物。[6] 在这种说法中，可以看出，《现代》的创办初衷是建立在现代书局曾经有过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的。在《拓荒者》和《前锋月刊》身上，无疑可以看到中国上世纪30 年代两种最主要的政治势力对于文学传媒的渗透和控制，也可以看到这两种看起来面目殊异的刊物最终殊途同归的命运。
《拓荒者》刊载的作品往往是政治意味大于文学意味的作品，是与统治当局针锋相对的“革命文学话语”。《拓荒者》被当局查禁，应该是两种不同的政党政治之间的较量，尽管两者并不处在同一权力层面上。如果要引进哈贝马斯的有关理论的话，像《拓荒者》这样与现实政治直接对抗的刊物倒很有资格被看作是一种“公共空间”，尽管也许其中只蕴含了一种过于单一的政党政治的声音，还不能算真正具有舆论多元性，但是，其被查禁的命运，却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对于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来说，由于现实政治权力可以直接干预文学期刊的运行，那些具有政治对抗性的有点类似于西方的“公共空间”可能拥有的，却是短暂而多舛的命运。因而，也可以说，它们可能发挥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至少不像它们的西方同类那么大。而《前锋月刊》的垮台，则进一步说明，并不是所有的现代文学期刊都能参与到“公共空间”的建构。作为官方声音在另一种途径中的发挥，《前锋月刊》更多体现的是统治当局的意志，它的形象是如此直露无遗，它的声音是如此单调乏味，以至于统治当局对它从政策、资金到人员方面的全方位支撑并不能延长它苟延残喘的命运。《前锋月刊》的没落，可以说是在另一个方向上说明了，尽管拥有现实权力的政党可以全方位的扶持文学期刊，但这并不是一个文学期刊因此拥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根本原因。
由此，左联创办的《拓荒者》和国民党中宣部创办的右翼刊物《前锋月刊》的昙花一现，以极端的方式指认出了当时中国的现实语境，那就是，在上世纪30 年代的中国，与政治关系较为密切的文学期刊——无论是直接对抗现实政治还是成为当局意识形态传声筒，都是脆弱的、短命的，因而影响也是有限的。要想创办一个能得到各方面认可（包括左翼和右翼）的文学期刊，就必须在“左翼”与“右翼”这样的明确政治倾向设定之外，寻找刊物新的生存空间。在这个层面上可以看出，在不发达国家特有的严酷的政治高压格局下，利用公共媒介直接发出具有对抗性质的他者之音的可能性几乎被现实政治全然扼杀，因而，那种与现实政治的直接对抗的“公共空间”，对于张静庐来说，应该是竭力避免的，他更多是以能够为现实政治所接受的方式来设计《现代》的雏形的。可以说，《现代》所开辟的言说空间，自诞生起，就打上了不发达国家特有的现实烙印，显然不能简单的用西方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理论来加以套用。
这样的话，有一个问题就会油然而生：在此基础上创办的《现代》是否是全然避开现实政治因素的？如果不是，它是否存在着不同于西方的“公共空间”的其他文化场域的建构可能呢？ 作为《现代》主要操盘手，施蛰存在刊物诞生及运行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的创刊号上，施蛰存自己撰写的《创刊宣言》似乎可以看作是对张静庐刊物定位的一种呼应，进而也可说是其说法的一种有力补充。而这，也常常被视为奠定《现代》基本面貌的主要 文献 ：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希望能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当的贡献。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
在这篇《创刊宣言》中，施蛰存相当明确地作了期刊立场的说明，在趣味上，将《现代》与某种具有统一性的思潮／主义／党派／同人划清了界限，更强调刊物的“个人主观性”；在作品的遴选标准上，则力主“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在有的评论者看来，施蛰存的这种定位可以归咎一种“个人性”与“边缘性”的结合，是自觉地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疏离[7]。但我以为，施蛰存的这种撇清并不能简单地从字面进行解释，如果搁置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生产流程中，会感觉到其明显的现实针对性——那就是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期刊运作模式的不满。在“现代文学”的草创时期，“同人杂志”曾经一枝独秀，在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同人杂志’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媒，而兼及社会团体的动员与组织功能”，某种程度上，成为“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文化团体’”[8]。可以说，正是“同人杂志”与政治相当自觉的结盟，正是它建立在同人基础上的排除异己的绝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立场[9]，使得它的影响往往超出了文学史／思想史，而成为一股可以直接推动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尽管如此，与政治结盟的“同人杂志”仍然潜藏着一种危险，这就是“一旦成为‘团体’或‘准团体’，杂志的个人色彩以及主编的控制能力，必然明显下降”[10]；更关键的是，刊物可能进一步沦为某一种具体政治势力的直接传声筒而导致其文化影响力日益萎缩，这一点，在《新青年》上体现得最为明显[11]。如果说在社会／文化变革时代，这种“同人杂志”孤标独格排斥异己的极端姿态，有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到了上世纪30 年代，施蛰存将《现代》从“同人杂志”的行列里打捞出来，并与之划清界限，就应该被视为是编者审时度势，重新确立刊物立场的一种举动。在反“同人杂志”的行为中，包含着编者企图摆脱“五四”以来“现代文学”期刊过于依赖同人，从而逐步丧失“个人”性而直接走向党派／政治的窠臼。可以说，施蛰存在这里警惕的，首先是“同人”，其次才是由“同人”而导致的“政治”。之所以这么说，其前提在于，“同人”思想立场／政治面貌的相近，很容易形成一元声音，进而形成一种“党派”。如果说施蛰存在文章中的确流露出远离政治的意识的话，那么，更确切的说，他远离的是那种只有“同人”而排斥其他声音存在的较为极端的“小集团”／党派政治。
在这个层面上，施蛰存的想法和张静庐是求同存异的。大致相同的是，在他们的视野中，未来的文学期刊无疑应该是需要排斥同人／党派的；但有分歧的是，张静庐对同人／党派的排斥则是力避刊物直接介入现实政治，反对刊物具有任何明显的政治倾向；施蛰存在一定程度上置换了对同人／党派的排斥的具体内涵，将这种排斥理解为杜绝刊物上有可能出现的一元化的专制声音，强调刊物应该成为具有多元价值追求的文化场域，而这些价值追求的具体内涵、倾向是什么，施蛰存实际上是避而不谈的。由此可以看出，张、施两人对于刊物如何反同人／党派，还是存在着相当距离的，而这样的距离施蛰存本人在当时应该说就很清楚[12]。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在日后执掌《现代》的过程中，施蛰存对《现代》刊物的定位有着不同于“同人杂志”却也不同于张静庐那种彻底“去政治化”的微妙之处。尽管“创刊号集稿时间仅20 余日，不得不邀请水沫同人，分工执笔，以奠基础”，施蛰存在经历了最初的捉襟见肘之后，仍然想办法培植起多元的作者群：“创刊号于三月下旬集稿，仍是同人杂志面目，甚不惬意，幸而张天翼、魏金枝、巴金、瞿秋白诸稿先后寄到„„于是此刊同人性大为冲淡，得以新型综合性文学月刊姿态问世。”[13]尽管从组稿／编辑的便利角度来说，如果施蛰存依傍与自己的文学趣味、美学追求更加接近的“水沫”诸人，那么他就能更容易操作这份新创办的文学期刊，但是，施蛰存却偏偏庆幸于他找到了“水沫”以外的更多作者，可以看出，施蛰存一开始就完整的贯彻了自己的办刊初衷，相当清醒、彻底的使《现代》远离了“同人杂志”的运行轨道。有趣的是，像“张天翼、魏金枝、巴金、瞿秋白”等，其实是明显具有“左翼”倾向的作家。这样的作家选择，与张静庐的办刊意图相比，显然是有相当的反差的，甚至是有矛盾的；但是从施蛰存对于刊物的预设立场来说，引入左翼作家，至少可以被看作是他建构具有多元价值指向的文化场域的一种重要策略。偏向左翼，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不仅是因为施蛰存等人有过“赤色岁月”，更因为，在他们所瞩目的非同人的文化场域中，“左翼”应该是回应现实生活的重要的一种声音，有了“左翼”的支撑，《现代》才不至于被现实政治高压所钳制而成为屈从的一元。左翼作家的出现，不仅有助于冲淡《现代》的“水沫同人”色彩，更为重要的是使《现代》并不能完全被归于“现代派”一尊，而是具有了某种杂质。当这种杂质恰恰是为现实统治当局所压制的不同政见者的声音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借助于建构具有多元价值指向的文化场域，施蛰存成功的为那个时代的异质声音营造了一个庇护之所，同时也为新生的《现代》寻找到了活力和锐气的来源。
也正因为此，我们才能理解《现代》杂志对于制造一种文学流派为何似乎总是存在一种疑虑和恐惧。在《现代》的运行过程中，在施蛰存的《石秀》等历史小说、“意象抒情诗”发表之后，许多作者揣摩编者的心理，纷纷以“应用古事题材的小说，意象派似的诗”投稿时候，施蛰存非但没有加以鼓励，反而明确予以批评[14]，这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本来可以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一种更致密的文学流派／社团的产生。如果不是仍和他先前的“非同人杂志”的立场联系起来，如果不把施蛰存认为的单一的同人／党派可能导致的致命缺陷纳入考虑的话，那么，像这样的主动杜绝一种文学流派产生的行为，恐怕是难以令人理解的。但施蛰存宁可因此“扼杀一些优秀的历史小说”[15]而不改初衷，足可以看出，“要《现代》成为中国作家的大集合”这一想法在他心中的分量。还有一个表明施蛰存贯彻其“非同人杂志”立场的实践例证就是，当第二卷之后，《现代》横生变故，由杜衡与施蛰存合编刊物之时，尽管两人私谊颇好，施蛰存在坚持“非同人杂志”这一点上却丝毫没有让步：
关于《现代》杂志事实上我一人独立只编了第一卷和第二卷，后来现代书局老板要我和杜衡合编《现代》杂志，根据当时情况，我感到杜衡的加入，会使《现代》发生变化，造成被动的不利局面。可张静庐是《现代》杂志的老板，杜衡是我的老朋友，我都不便拒绝，只能从第三卷开始合编，我请他负责小说创作和杂文的编选工作。起初几期没有显著改变，因为我同杜衡有一个私下协定，坚持《现代》杂志的‘创刊宣言’原则，但后来变化就越加明显，编至第五卷后面临各种困境，销路下降，于是我逐渐有所放弃编务，让杜衡独自主持，编至第六卷。[16] 而对于曾经的好友杜衡，多年之后，施蛰存在回忆时仍然颇有微词：
1924 年到1937 年三人（指施蛰存，杜衡和戴望舒，引者按）一直在一起活动。可惜杜衡对政治极敏感，太热衷于从事政治活动，否则凭他有文学创作和编辑的经历，翻译上的造诣，完全能成为一位非常出色文学批评家及理论家。[17] 在杜衡参与编辑《现代》后，刊物日益成为“第三种人”的阵营，其作者队伍、发稿倾向、栏目组织等都逐渐的固定化、明朗化，由此造就的刊物空间当然也就日益逼仄，慢慢开始向施蛰存当初忧虑的“同人杂志”甚至单一的“政治杂志”转化。对此，施蛰存应该是持一种批评态度。而这，也是两人在编辑《现代》时最大的分歧所在[18]。从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对于刊物、作者还是编者，从施蛰存的角度来说，他一直是在通过维持刊物的非同人性从而避免刊物沦为现实政治的传声筒或直接对抗现实政治的不同政见者的。“非同人性”进而“非直接政治性”，这应该是施蛰存赋予《现代》的最重要的特征。而《现代》在“对政治极敏感”的杜衡介入之后，其作者群的流失以及销量的滑坡，可以说从一个侧面论证了《现代》在施蛰存时期对刊物的“非同人”定位，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高明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不发达国家所可能出现与存活的同时也能发挥文化影响力的刊物，至少不是“对政治极敏感”的杜衡所热衷的那种类型，而可能更接近于施蛰存设计的这种模式。
由此，从《发刊宣言》到实际操作，可说《现代》初步探索了一种较为契合当时中国语境的刊物定位，那就是，既不直接与现实政治同步，也不直接与现实政治对抗，通过强调“非同人”而制造了一种相对富有弹性却又极有包容力的言说空间。这种言说空间与“一元化”、“明晰化”无缘，但其暧昧性却也不能说就是自觉边缘化或非政治性，而是蕴含着相当复杂的价值指向。至于这种复杂性到底如何理解并加以评价，需要进一步解读刊物上的文本及与此相关的事件。文化政治：“去政治化”背景下的政治诉求
非“同人杂志”的刊物立场设计无疑使《现代》拥有了多元声音表达的可能，但是多元声音是否真正出现在刊物上，或者说，即使出现了，它们是否拥有相似的出现频率因而体现出某种公正性，会不会彼此重叠、冲突甚至彼此消解呢？ 回到刊物本身，会发现，《现代》在表层上，的确实现了相当的“众声喧哗”；但是，却并没有出现因多种声音简单叠加／对峙而必然会产生的紊乱感，仍然给人一种有条不紊的整体感。这显然仍是耐人寻味的。
施蛰存在《创刊宣言》中关于刊物定位的第二条意见由此引起了我的关注。在我看来，施蛰存的“非同人”立场不能孤立起来看待，如果说“非同人”更多是以“破”的方式表达了施蛰存力图使《现代》突围的强烈愿望的话，那么，仅仅是“破”，并不足以确立《现代》的基本面貌和特色，也不足以在期刊林立的上世纪30 年代站住脚跟。对《现代》而言，它仍然必须要有正面建构的刊物内涵，才不至于支离破碎。基于这样的考虑，施蛰存在《创刊宣言》提出的立足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就不能被简单的视为是一句大而化之的套话，而似应该被视为在远离同人面目杂志之后，施蛰存对刊物价值取向进行的正面描述。
从施蛰存本人的亲身经历来说，关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这样的说法，应该是有着较为惨痛的现实教训之后的思想结晶：
雪峰曾希望我们恢复党的关系，但我们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我们三人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再说，在文艺活动方面，也还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受被动的政治约束。[19] 经过了现实血与火的洗礼，在施蛰存的视野中逐步形成的，是那种将文艺从现实政治的约束中分解出来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回到“文艺本身”。但这里需要厘清的是，所谓回到“文艺本身”，在施蛰存看来，似乎并不意味着简单的逃离，意味着回到“象牙塔”，在他的 总结 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应该这样来理解： 当年《现代》杂志的立场，就是政治上标举左翼，我们都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在文艺上是自由主义，但并不拒绝左翼作家及作品，因为我们的现代派，就是不采用以前旧的传统。当然我们不接受国民党作家及作品。[20] 在施蛰存看来，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左翼和自由主义也并非格格不入，在“不拒绝左翼作家及作品”与“不接受国民党作家及作品”这两点上，文艺与政治两者之间其实实现了某种曲径通幽，当然，施蛰存的态度还是微妙的，谨慎的。但无论如何，所谓“文学作品的自身的价值”其实是有着相当确定的现实内涵的，是对现实政党政治有所选择、有所沉淀的；偏向左翼而非右翼，正是选择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施蛰存有着这样的预设立场，而这种预设立场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其潜在的巨大作用；但是施蛰存依然清醒的区分了那种建立在政党政治选择基础上的预设立场可以发挥作用的区域，即，在《现代》这一文化场域中，它可能是偏于表层的，是必须服从于深层的“自由主义”的文艺 发展 需要的。或者说，它要真正成为《现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必须进行一种转化，从政治正确的绝对性权威更多转化成一种宽松的文化精神，从必须进行生死抉择的现实政治转化成一种绝不与现实妥协的坚守个人的文化力量。由此，以“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为依归，那种在非同人杂志策略下建立起来的多元文化场域对“左翼政治”的守护与汲取，就不可能是对现实进行的简单的批判或抗议之音，而成为一种内敛但并不单薄的文化政治立场。关于这一非同人刊物的存在策略，施蛰存在一封回答读者的信中说得相当明白：
在目前这情势下，有些文章是不得不含蓄，到并不是故意卖弄机关以图欺骗读者。写文章而不会含蓄，在今日之下所可能遭到的运命，想来你也不至于完全不知道吧。[21] 由此，在我看来，《现代》这种由非同人杂志（向外）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向内）合力形成的文化政治立场，应该是最具有上世纪30 年代中国语境特色的刊物定位；也是我以为《现代》更适合被称为“文化场域”而非政治意味十足的“公共空间”的根本所在。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对于文艺论争、作品评论还是文学事件，《现代》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参与方式与评价标准。而这是既不同于较为纯粹的左翼期刊，也不同于那些真正试图远离现实政治的唯美型文学期刊的。从1932 年7 月到11 月，《现代》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第三种人”的论争文章，其内容涉及文学的社会功用、文学的阶级性及文学家是否有自由等问题。由于论争的双方为苏汶（《现代》第3 卷之后的编辑者之一）和鲁迅、周起应、何丹仁（冯雪峰）、易嘉等左翼文艺理论家，因而在一般的史家眼中，这场论争似乎已成定论——苏汶连带《现代》包括施蛰存，都被目为“第三种人”，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对立面。关于双方论争的具体观点，似乎无须多言，我更感兴趣的是论争的组织方式与过程。
第五篇：第二届中国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研讨会暨第四届中国城市物流发展论坛
第二届中国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研讨会
暨第四届中国城市物流发展论坛
主题：协同创新 突破瓶颈
作为电子商务的核心服务，物流配送是电商企业客户体验关键环节。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爆发式的增长，物流配送成为制约电子商务发展的最大瓶颈。城市是电商物流配送最集中的区域，是物流运作最为复杂的地区，也是物流配送最难的区域。目前，电子商务物流已经成为城市物流的关注焦点。
2011年中国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研讨会取得巨大成功，中国城市物流论坛也已经举办了三届，成为业界知名品牌会议，两个会议有共同关注的焦点，因此2012年我们决定资源整合，聚焦视点，实现强强联合，集中两个品牌会议资源，聚焦电子商务的物流中心建设和城市物流配送，从储、运、配整个产业链角度打造电子商务物流的顶级盛会。
电子商务物流是一个大系统，既需要广泛的物流网点布局与高效的物流中心，更需要准确和快捷的快运服务与终端配送，要突破电子商务物流瓶颈，需要全面协同、整合资源、模式创新。因此我们把本届大会的主题确定为：协同创新 突破瓶颈。
电商自建物流系统如何控制成本？快递与电商如何开展跨界竞争与合作？如何突破城市物流配送瓶颈？如何应对物流配送的高峰与波谷的挑战？如何建设先进实用的电子商务物流中心？如何解决配送车辆进城难问题？如何实现共同配送？太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共同探讨！
真诚的欢迎各位参加这一盛会，让我们业界同仁汇聚一堂，深度交流，开拓思路，面向未来！
2012年7月
《物流技术与应用》杂志
《货运车辆》杂志
中国物流产品网
会议主题：协同创新 突破瓶颈
综合议题：电商企业物流系统优化与解决方案
电商物流自建与外包的成本分析
城市中心区物流配送车辆技术规范
共同配送发展趋势与最新创新模式
如何解决节假日与淡旺季配送难题
传统零售与电子商务的博弈
物联网技术在电子商务物流中应用
配送中心建设：高效物流中心建设与技术解析
电子商务仓储管理和高效订单拣选
电子商务企业物流网点布局与优化
高效信息系统支撑电子商务发展
高效的快速分拣技术应用等
城市配送论坛： 如何解决物流配送车辆进城难题
快递服务标准实施带来的问题
如何通过物流服务提高客户体验
城市配送模式的协同创新（宅配新模式）
手持终端系统助力物流配送
会议地点：中国 北京金辇酒店
会议时间：2012年10月18-19日
主办单位：中国物流产品网《物流技术与应用》 《货运车辆》
指导单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中国仓储协会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中国快递协会
支持媒体：新浪、搜狐、腾讯、新华网、CCTV央视网（物流频道）、中国
物流产品网、华夏物联网、新华社北京分社、21世纪经济报
道、经济观察报、《中国物流与采购》、《物流时代》等
代表赠送：2012年电子商务与物流配送发展报告（价值4000元）
2012年中国城市物流发展报告（价值5000元）
拟邀指导专家与特约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沈绍基：中国仓储协会会长陈震：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事长 沙迪：中国快递协会副秘书长田学军：中国邮政速递物流
张红卫：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房殿军： 德国弗朗恩霍夫物流研究院中国区总经理
陈嘉良：联邦快递中国区总裁项峰：UPS亚太区公共事务总监 陈显宝：北京宅急送 董事长黄伟：顺丰速运副总裁
石浩文：新邦物流总裁荀卫：汉瑞斯物流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龚涛：天猫物流事业部总经理李英奇：银泰电子商务物流总监 侯毅：京东商城物流规划总监陈虎：乐淘网副总裁
张志萍：唯品会物流经理季斌：玛萨.玛索副总裁
吴光华：国美物流副总裁许平：好乐买物流总监
杨平：1号店供应链信息技术总监任迎军：我买网物流总监
白光利：凡客诚品如风达执行总经理陈少涛：麦考林物流及客户体验副总裁 任斌：为她他网黄刚：汉森世纪总经理李广：徐娜拉电子商务物流总监董中浪：中鼎创投 董事总经理 陈靖：IBM电子商务行业总监聂腾云：韵达快运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瑞琦：上海圆通速递物流有限公司副总裁崔维刚：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赖梅松：中通速递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军：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耀东：DHL总监王志达：天天快递市场商务部总经理 孙诺：珍品网副总裁
参会群体：电子商务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城市物流配送企业、报业集
团、商贸企业物流部门、城市物流园区、物流配送中心、车企、改装车企业、卡车经销商、零部件企业、物流技术装备企业、专家、学者及资深人士等。
参会费用：2800元/人（含资料费、餐费、场地费、参观考察费）
联系方式：中国物流产品网孟翠芳
电话：***邮箱：***@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方兴大厦412室
附件一：会议日程
附件二：报名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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