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理论叙述
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理论叙述
20121106001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戴春雨
古代希腊是西方奴隶制文明的发源地，其形成的文化对后来西方文化产生了极大地影响。西方最早出现的经济学说也产生于古代希腊，公元前11世纪到前8世纪，古代希腊从原始公社制度向奴隶主所有制时代过渡，史称“荷马时代”。古代希腊早起的经济思想就见与此时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希腊奴隶制城邦国家兴起。进入前5世纪后，希腊进入奴隶社会的极盛时期。在此时期，奴隶主思想家努力寻找维护和巩固奴隶主所有制和奴隶主国家的途径，从而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思想家，他们阐述了古代希腊奴隶主阶级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其中色诺芬的经济思想在此阶段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色诺芬（约430～354BC），他是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作家，同时还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他的《经济论》和《税收论》这两本著作是现今流传下来的古希腊最早的经济专著，集中反映了色诺芬的经济思想和对经济活动的主张。
在《经济论》中，首先色诺芬知道物品有使用和交换两种功用。他根据奴隶制自然经济的要求，确定财富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他所规定的奴隶主的经济任务，是更有效地剥削奴隶，以增加由奴隶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产品的收入。同时色诺芬还十分重视农业问题。他认为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的职业。农业繁荣，百业兴旺；土地荒芜，则百业凋零。农业是奴隶制自然经济的物质基础。但是他却对手工业抱着鄙视的态度。其次，色诺芬从使用价值角度考察了社会分工问题，他认为一个人不可能精通一切技艺，所以劳动分工是必要的。社会分工能使产品制作更加精美，更加提高产品的质量。然后，色诺芬依据市场上出现的现象和生活经验，了解到商品价格的波动依存于供给的变化和需求的变化，也意识到由供求变动而产生的价格变动会影响到社会劳动的分配，但限于当时的知识层面和经济水平，他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最后他还在书中提出货币有着不同的作用。货币可以成为财富的积累手段，他描绘人们对白银是不厌其多，人们之所以喜欢储藏白银是因为白银可以随时购买到有用的物品。马克思曾指出色诺芬把货币在其作为货币和贮藏货币的特殊形式规定性上作了论述。在书中色诺芬也注意到商业问题。在他看来，商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使人们获得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但是他对商品货币问题的论述立足在维护奴隶制自然经济的基础上。
《论税收》是色诺芬晚年的作品。它主要讨论了如何改进雅典的税收制度的问题，主张要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维持雅典的财政平衡。
色诺芬比当时的任何一个史学家都要重视人们的经济生活以及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他的两部经济专著中，最早使用了“经济”这个词汇，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奴隶主经济理论，详细地记述了古希腊城邦的经济事务，为后人研究和了解古希腊的社会历史提供了方便。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1卷中，为了说明古希腊的社会分工情况，就大量地引用过色诺芬的著作。
第二篇：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
色诺芬（约前434-前354），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苏格拉底最有名的学生之一。据说，苏格拉底初次遇见童年时的色诺芬时，用手杖拦住了他，骤然问他什么地方可以购买市场上出售的各种商品。这个孩子十分有礼貌地回答了他，最后苏格拉底又问他：“哪儿可以买到'高尚'和'善良'？”这一难以解释的概念含有'高尚的人'和'善良的人'的意思。孩子茫然不知所对。这位哲学家随即说道：“那么跟我来吧!”这个传说隐约指出色诺芬是一位高尚而善良的人，他思想实际，精神健全，虔诚地皈依宗教。与柏拉图相比，他思辩能力不高，但他也像柏拉图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和道德节操。
色诺芬的主要著作有《万人军远征记》(the Anabasis)，《库罗派得埃》(Crapaedeia)、《希腊史》（Hellenica）、《回忆苏格拉底》(Xenophons'Wemorabilia of Socrates)。《回忆苏格拉底》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国一般称此书为《苏格拉底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的吴永泉先生的汉译本，改译书名为《回忆苏格拉底》。
《回忆苏格拉底》共四卷，外加一篇“苏格拉底在法官前的申辩”。正卷各章前都附有简要的提纲，它们非原著所有，而是后人加上去的。汉译者一并译出，为阅读正文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该书记载了苏格拉底丰富的教育思想，现在我们择其要者评介如下。
（一）苏格拉底的教育理想及其历史命运
在古典时代后期，雅典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社会领袖人物，它推动了希腊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有体系的教育思想的最终形成。当时，这种以培养社会领袖人才的高等教育在雅典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教育流派，一是继承智者传统、以伊索克拉底为首的修辞学教育，其培养目标是演说家；另一派就是起源于苏格拉底、形成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那里有了一定变化的哲学教育，其培养目标是“哲学王”。两派彼此攻击，竞相争雄，在很长时期内相持不下。他们都曾对当时和以后希腊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起源于苏格拉底的“哲学王”教育思想，因为它反对民主而倡导一种类似过去“贵族政治”或“寡头政治”之类的东西，因而被认为是一种落后、保守、反动的思想。但只要结合古希腊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我们就会认识到，苏格拉底等人所追求的知识或理性以及必然与之相伴的对社会生活的“共性”乃至“专制”色彩的要求，实际上也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反映。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雅典，如日之西沉。在原始部族基础上形成的大小不一的希腊城邦，顽固地保持着以地区和血缘关系为生活基础的狭隘性，他们不仅形成不了一个以雅典为中心的统一国家，而且外敌一去，就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连年不断的战争以及奴隶的大量 逃亡，使希腊各邦的社会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田地荒芜，作坊停闭，到处是流离失所的哀鸿。智者思想中消极的一面现在日益暴露；会议上的雄辩成了喋喋不休的诡辩，个人的自由、独立成为各行其是的莫衷一是；发展到顶峰的民主制度，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逐渐变质、堕落，“人民领袖”变成“人民的煽动者”和“蛊惑者”；他们假公济私、巧言惑众，不惜把国家推向毁灭的深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期待和平，渴望统一；他们讨厌智者的那些文字游戏、装腔作势、强词夺理，而希望找到更牢固、更可靠的思想标准和行为准则。于是他们强调真知识、强调理性的作用，宁愿把城邦交给少数具有真知识的人手中。这就出现了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思潮和“哲学王”政治教育理想。
“哲学王”教育思想的实质，就是要把城邦事务的管理大权交给对政治确有真知和才能的少数人手中，即实行政治的专业化、知识化。色诺芬回忆录中的许多章节都反映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色诺芬在回忆录中记述道：
苏格拉底说，君王和统治者并不是那些拥有大权、持王笏的人，也不是那些由群众选举出来的人，也不是那些中了签的人，也不是那些用暴力或者凭借欺骗手法取得政权的 人，而是那
些懂得怎样统治的人。
苏格拉底抱怨雅典领导素质低劣，大多数将军没有受过训练，整个国公都由那些最愚昧无知、最微不足道的擀毡工人、补鞋匠、铜匠、农民、批发商、市民组成，他们“从未考虑过管理政务”，却处在社会舞台的中心。
苏格拉底对此痛心疾首，极力反对，坚持认为应有那些对政治有研究的人去从事政治，坚信只有好的舵手才能把雅典这条摇摇欲坠的小船引出困境，避免更大的厄运。他说，政治是一门技艺，而任何技艺都需要请教师傅，不能无师自通，仅凭优异的自然禀赋是不行的。
“奇怪的是，那些想学竖琴、笛子、骑马，或熟练任何一类的事情的人们，对于他们所想学会的技艺，总是毫不间断地勤学苦练，而且不是单凭自己，还要请教那些公认为最 精于此道的人们。他们千方百计，坚持不懈地刻苦钻研，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征求师傅的意见，以为非如此就不足以有可称道的成就。然而，在那些立志做成功具有演讲和实践才能的政治家的人们中间，却有些人以为不必经过准备和钻研，就可以自动地忽然间取得这些成就。其实很显然，后者比前者更难成功，因为尽管有许多人从事后一种工作，但成功的却很少，因此很明显后者需要更为巨大的艰苦努力。”
苏格拉底在另一场合还讲道，如果说没有多大价值的工艺，不请教有本领的师傅指导就会自己精通这一见解是荒谬的，那么，认为当他再一次被问勇敢是由教育得来的还是天生就有的时候，苏格拉底回答：“我以为正如一个人的身体生来就比另一个人的身体强壮，能够经得住劳苦一样，一个人的灵魂也可能天生得比另一个人的灵魂在对付危险方面更为坚强；因为我注意像治理城邦这样伟大的工作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做出来，那就更荒谬了。
在苏格拉底那里，政治和教育是不分家的，如何培养合格的政治领袖人才，是他终身从事的教育事业的一个中心内容。根据历史记载，苏格拉底一生很少直接参加政治活动。按照柏拉图在《申辩篇》中的解释，是苏格拉底知道自己太耿直，不适合直接参加政治活动。而按照色诺芬在回忆录中的说法，他之所以不直接参加政治活动，是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培养更多的人参加政治活动。
但是，苏格拉底的这种信念并不为他的同时代人所理解，他试图将雅典政治知识化、专业化的努力竟被固守原始民主平等观念的雅典人作为他蛊惑、腐化青年，危及现存政府的罪状之一而置他于死地。根据色诺芬的记载，指控他的人说：
”……我敢指丢斯起誓，他的的确确使得那些和他交往的人们轻视现行的律法，因为他说：'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拈阄的 办法雇用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它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如果做错了的话，其危害
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发生错误要轻得多“。
无须说得，这样的指控今天读来令人欲笑还哭。这不仅是苏格拉底个人的悲剧，也是人类历史上无数先驱者的共同悲剧！
（二）苏格拉底关子教育的基本观点
1．人是可教的。苏格拉底要培养雅典社会急需的政治领袖人才，其理论前提乃是：人是可教的。
我们知道，在希腊古典时代”美德是否可教“或者”人是否可教“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柏拉图的一些早期对话就反复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柏拉图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以致今人还为此论辩不休。色诺芬在回忆录中则说得明确多了，原文如下：
当他再一次被问勇敢是由教育得来的还是天生就有的时候，苏格拉底回答：”我以为正如一个人的身体生来就比另一个人的身体强壮，能够经得住劳苦一样，一个人的灵魂也可能天生得比另一个人的灵魂在对付危险方面更为坚强；因为我注意到：在同一种法律和习俗之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在胆量方面是大不相同的。不过我以为，人的一切天生的气质，在胆量方面，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和锻炼而得到提高的。因为很显然，斯库泰人和色雷斯人是不敢拿圆盾和标枪来和拉开代莫尼人作战的；而拉开代莫尼人也一定不会愿意拿小盾和短矛来和色雷斯人交锋，或拿弓箭和斯库泰人作战。我看在所有其它方面，人和人之间也都同样天生就有所不同，而且也都可以通过勤奋努力而得到不很多改进。因此，很显然，无论是天资比较聪明的人或是天资鲁钝的人，如果他们决心要得到值得称道的成就，都必须勤学苦练才行。“
苏格拉底在这里对人的先天自然禀赋与后天努力之间的关系，作了非常谨慎但又颇为全面与科学的论述。这是很不简单的。在另一个地方，苏格拉底说得更为明确。他认为越是禀赋好的人越需要受教育。他指出：烈性而桀骜不驯的良种马，如果在小的时候加以驯服，就会成为最有用、最骁勇的千里马，但如果不加以驯服，则始终是难以驾御的驽材而已。……同样，禀赋最优良的、精力最旺盛的、最可能有所成就的人，如果经过教育而学会了他们应当怎样做人的话，就能成为最优良、最有用的人，因为他们能够做出极多、极大的业绩来，但如果没有受过教育而不学无术的话，那他们就会成为最不好、最有害的人……
2．承认无知是学习和受教育的前提。
从教育的角度看，色诺芬回忆录第四卷第二章值得认真研读。这一章通过一个完整的故事，描绘了苏格拉底施教的情景，不仅为人们展示了苏格拉底精采的教学方法，也给后世留下了苏格拉底的一些重要思想，如”认识你自己“、”有意为恶优于无意为恶“、”知识与自由“，”道德标准的相对性“等等。这里我们介绍一下”认识你自己“这一思想。
色诺芬在回忆录中记载道苏格拉底说：
一个仅仅知道自己名字的人并没有认识自己，就像那些买马的人，在没有察看过马是驯服还是桀骜，是强壮还是软弱，是快还是慢，以及骏马和驽马之间的其它各方面的好坏情况以前，总不能认为自己已经认识了所要认识的马一样，一个人必须先察看自己对于作为人的用处如何，能力如何，才能算是认识自己。
接着，苏格拉底又讲了一通人们由于认识了自己而获得很多好处，由于自我欺骗而遭受无穷祸患的道理。
这些论述并没有什么深意，”认识你自己“无非是要人弄清楚如何做人和自己的能力如何。但是联系上下文的对话，我们会发现这一思想包含着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育原理，即自知是受教育的或学习的前提。
在色诺芬描绘的这场精采的教育对话中，苏格拉底步步紧逼，层层扣问，最后以”是那有意谎骗人的“知道正义呢，还是那无意说谎，骗人的人呢?” 这一问题迫使对话者尤苏戴莫斯承认自己的无知。后者说：说实在的，苏格拉底，我曾非常自信自己是一个喜爱研究学问的人，并且还希望，通过这种钻研，能够达到一个才德兼备的人所应该具有的造诣；但现在你想想看，当我看到自己费了这么多的辛苦，连一个最应该知道的问题都回答不出的时候，我对自已是多幺失望啊!而且我连有什么别的方法改善这种情况，都还不知道哩。“ 就是在这种情境下，苏格拉底询问他是否去过德尔菲神庙、看到过庙墙上刻的”认识你自己“的神谕、并思考过这一问题。显然，苏格拉底是针对尤苏戴莫斯的问题，把”认识你自己“（又译”自知“）作为改善无知的办法来讨论了，正如他们在后面的对话中所说：如果我还不认识自己，就很难说知道任何别的事了。
3．自制是一切德行的基础。在色诺芬回忆录中，苏格拉底关于节制和自制的论述很多，在卷一章五中甚至把自制看作是”一切德行的基础“，自制被认为是一种光荣而有价值的美德。既是一个领导人必备的品质，也是一个人达成自由人格的前提条件：
”尤苏戴莫斯，请告诉我“，苏格拉底说道，”你以为自由对于个人和城邦都是高贵且美好的财产吗？“
”我以为确实是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么，你以为那受身体的情欲支配，因而不能做那最好的事情的人是自由的人吗？“
”决不是“，尤苏戴莫斯回答。
”也许，在你看来，能够做最好的事情就是自由，从而受到阻碍，不能去做这类事情，就是
没有自由了？“
”的确是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么，在你看来，凡不能自制的人，的确就是没有自由的吗?“
”自然如此“。
在人类自我控制、自我教育的过程中，对身体自然欲望和行为的控制与教育永远是一个重要问题，它作为（人类与个体皆然）从自然存在向社会存在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曾引起过普遍的重视。色诺芬说，苏格拉底总是劝勉那些和他交游的人在饮食、性欲、睡眠、耐冷、耐热和劳动等等方面实践自制，甚至有一次苏格拉底在与一个学生讨论如何培养两个年 青人，”使一个成为有资格统治的人，另一个则成为决不愿意统治的人“这样一个重大教育问题时，竟也是”从基本的食物问题淡起“的。从身体欲望的节制、自制到人的思想行为的节制与自制，苏格拉底确实抓住了人的品德发展的一大问题，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古人留下的这些材料也应引起理论研究者对人类教育发展的过程作更为切实的思考。
（三）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神学特征
《回忆苏格拉底》一书中记载了大量苏格拉底要求门人敬神的教导，这在古代是不足为奇的，现在一般的教育史著作对此避而不谈，讲苏格拉底时只讲他的”智德合一“、”认识自我“、”产婆术“等等，这是很不全面的。苏格拉底为”神“而饮鸩身亡，不说明这个问题，就很难弄清楚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实质。
雅典人起诉苏格拉底并据以处死他的罪状主要有两条：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色诺芬在回忆录第一卷第一章中首先驳斥了第一条罪状。他说苏格拉底经常向诸神献祭，他的守护神并非新神；第二章驳斥了对苏格拉底败坏青年的指控；第三、四章继续叙述苏格拉底如何敬拜诸神。以后各章也不时涉及这个问题，可以说，整个回忆录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个话题；换句话说，敬神，是色诺芬回忆录的主题。
应该说，在宗教观上，色诺芬是非常保守的，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个多神主义者。即使如此，从他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所说的神，已不是荷马史诗中的那种与人同形同性的拟人神，而是那统治着整个宇宙，给万物以存在和秩序的最高力量、理性(逻各斯)或智慧，即所谓”理性神“了。理性神没有尘世的外形，不能为人们所见，但它却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苏格拉底告诉门人：
如果你不是期待看到神的形象，而是以看到神的作为就敬畏和尊崇他们为满足，你就会知道我所说的都是真话。要想一想，神明自己已经把这一点指示我们了。因为别的神在把好东西赐给我们的时候都不是以明显可见的方式把它们赐给我们的，惟有那位安排和维系着整个宇宙的神（一切美好善良的东西都在这个宇宙里头），他使宇宙永远保持完整无损、纯洁无疵、永不衰老、适于为人类服务，宇宙服从着神比思想还快，而且毫无误失。这位神本身是由于他的伟大作为而显示出来的，但他管理宇宙的形象却是我们看不到的。
神就这样被设想为一种最高的存在力量，用现代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神被设想为宇宙理性或宇宙法则，被设想为命运或天道，或者被设想为造物主"。
神化自然是为了神化人类自身。希腊人对自身的神化经历了自米利都学派以来数百年的漫长过程，可以说它是希腊人神化自然过程的延续，或神化自然行为的迁移，而通过这一过程或行为，人就从过去匍伏在自然神秘力量的卑微状态中昂起了自由的头颅，因为他们发现，自然界是有规律的，而这些规律又是可以认识、可以掌握的，通过这种活动，人就洞悉了神的秘密而与神同在，或本身就成了神。
苏格拉底还从本体论的角度说明了这一问题。最高的神明或智慧，它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或者说，它是宇宙万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终依据，而作为宇宙之一部分的人类，在本体存在中已分有了这种智慧。
你能以为别处就没有智慧吗？你知道尘土是极多的，而在你的身体里所有的只不过是一点，水是浩瀚的，而你的身体里也只有一点，你的身体的构造也只能使你从其它无量数的元素中每样接受一点，你能够以为自己非常幸运地把天下的智慧尽攫为己有，而这个广漠无垠，无限无量的事物的会合，竟是由于某种没有理智的东西维系着的吗?
苏格拉底这段话，其主旨是要人自知，不要不敬神，与神分庭抗礼；但它也说明了，人在本性上是分有智慧的(虽然不够幸运)，也就是说：人，具有神性，把这种神性因素发扬光大，人就达到了神的境界；或者说，这样的人就是神。我以为，这就是希腊文化与教育的最高理想。这一点，我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看得更清楚。
从这个角度讲，色诺芬为苏格拉底所作的辩护并不正确，苏格拉底在当时思想尚十分保守的雅典人中确实引进了新神，但这一点不只是色诺芬没意识到，恐怕苏格拉底本人也没有意识到，倒是2000多年后的黑格尔首先指出了这一点。这即是先进的希腊人在几百年的自然哲学研究中所陶铸的理性神，它实质上是被神化了的人类自身。由于这个新神--它是人类觉醒之后对自身理性力量的一种信仰--开始的时候是以一种偶然的、特殊的形式出现在作为个体的苏格拉底身上，与雅典大众普遍尊崇的传统神相祗矛盾，所以雅典人便以不敬神、蛊惑青年、败坏风俗的罪名处罚了他。对此，黑格尔哲学史曾作过精采分析，可参阅。
第三篇：古希腊数学家埃拉托色尼的故事
2000多年前，有人用简单的测量工具计算出地球的周长。这个人就是古希腊的埃拉托色尼(约公元前275前194)。
埃拉托色尼博学多才，他不仅通晓天文，而且熟知地理；又是诗人、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曾担任过亚历山大博物馆的馆长。人物生平
埃拉托色尼曾应埃及国王的聘请，任皇家教师，并被任命为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一级研究员。从公元前234年起接任图书馆馆长。当时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是古代西方世界的最高科学和知识中心，那里收藏了古代各种科学和文学论著。馆长之职在当时是希腊学术界最有权威的职位，通常授予德高望重、众望所归的学者。埃拉托色尼担任馆长直到他逝世为止，这也说明了他在古希腊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埃拉托色尼充分地利用了他担任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馆长职位之便，十分出色地利用了馆藏丰富的地理资料和地图。他的天才使他能够在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创新。埃拉托色尼在地理学方面的杰出贡献，集中地反映在他的两部代表著作中，即《地球大小的修正》和《地理学概论》二书。前者论述了地球的形状，并以地球圆周计算为著名。他创立了精确测算地球圆周的科学方法，其精确程度令人为之惊叹；后者是有人居住世界部分的地图及其描述。在该书中，他系统地提出了采用经纬网格编绘世界地国的方法，全面地改绘了爱奥尼亚地图。他以精确的测量为依据，将得到的所有天文学和测地学的成果尽量结合起来，因而他所编绘的世界地图不仅在当时具有权威性，而且成为其后一切古代地图的基础。虽然埃拉托色尼的这两部地理著作不幸都失传了，但是通过保存下来的残篇，特别是斯特拉波的引文，后世对它们的内容，以及作者的精辟见解有一定的了解。丈量地球的周长
关于地球圆周的计算是《地球大小的修正》一书的精华部分。在埃拉托色尼之前，也曾有不少人试图进行测量估算，如攸多克索等。但是，他们大多缺乏理论基础，计算结果很不精确。埃拉托色尼天才地将天文学与测地学结合起来，第一个提出设想在夏至日那天，分别在两地同时观察太阳的位置，并根据地物阴影的长度之差异，加以研究分析，从而总结出计算地球圆周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比自攸多克索以来习惯采用的单纯依靠天文学观测来推算的方法要完善和精确得多，因为单纯天文学方法受仪器精度和天文折射率的影响，往往会产生较大的误差。埃拉托色尼选择同一子午线上的两地西恩纳（Syene，今天的阿斯旺）和亚历山大里亚，在夏至日那天进行太阳位置观察的比较。在西恩纳附近，尼罗河的一个河心岛洲上，有一口深井，夏至日那天太阳光可直射井底。这一现象闻名已久，吸引着许多旅行家前来观赏奇景。它表明太阳在夏至日正好位于天顶。与此同时，他在亚历山大里亚选择了一个很高的方尖塔作参照，并测量了夏至日那天塔的阴影长度，这样他就可以量出直立的方尖塔和太阳光射线之间的角度。获得了这些数据之后，他运用了泰勒斯的数学定律，即一条射线穿过两条平行线时，它们的对角相等。埃拉托色尼通过观测得到了这一角度为712，即相当于圆周角360的1/50。由此表明，这一角度对应的弧长，即从西恩纳到亚历山大里亚的距离，应相当于地球周长的1/50。下一步埃拉托色尼借助于皇家测量员的测地资料，测量得到这两个城市的距离是5000希腊里。一旦得到这个结果，地球周长只要乘以50即可，结果为25万希腊里。为了符合传统的圆周为60等分制，埃拉托色尼将这一数值提高到252000希腊里，以便可被60除尽。埃及的希腊里约为157．5米，可换算为现代的公制，地球圆周长约为39375公里，经埃拉托色尼修订后为39360公里，与地球实际周长引人注目地相近。由此可见，埃拉托色尼巧妙地将天文学与测地学结合起来，精确地测量出地球周长的精确数值。这一测量结果出现在2000多年前，的确是了不起的，是载入地理学史册的重大成果。此外，《地球大小的修正》一书还包括以下各方面的研究：赤道的长度、回归线与极圈的距离、极地带的范围、太阳和月亮的大小、日地月之间的距离、太阳和月亮的全食和偏食以及白昼长度随纬度和季节的变化等等。这些研究代表了当时地理学发展的高水平。描绘新的地球 《地理学概论》一书致力于研究有人居住的世界。全书分三卷，第一卷先是一段简短的绪言，对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作了历史的回顾，然后着重阐述地球的结构和演变以及水的运动（潮汐、海峡中的海流等）；第二卷为数理地理学。主要探讨天空、大地和海洋的形状和结构、地球的区域和地带的划分以及已知世界的范围等问题；第三卷是论述世界地图的改绘，包括一幅新编绘物世界地图以及区域描述。埃拉托色尼的这本书总结了希腊地理学的成就，标志了这个时期地理学的最高水平，是古代地理学宝库中的一个重要文献。埃拉托色尼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居住适应地带学说，将世界分为欧洲、亚洲和利比亚（非洲）三大洲和一个热带、两个温带、两个寒带等五个温度带。
他改进了亚里士多德的分带法，对五个地带的南北界线，均给予纬度的严格划分。埃拉托色尼的区域和地带的划分，与前辈学者相比，科学性和系统都要强得多。他的地球分带已同现代地理学的地带概念相当接近。他确定的回归线位置，与其实际位置（2330）仅差半度，其精确性令人为之赞叹。不过，埃拉托色尼关于世界陆地三大洲的划分，与实际情况相差甚大，显然这是受到当时认识论和科学水平的局限。埃拉托色尼认识到，古老的爱奥尼亚地图必须全面地改绘。他的目标是运用几何学的方法，依据精确的天文学和测地学新数据，来绘制更合理的世界图象。他毫不含糊地屏弃了亚历山大以前的资料，大量采用毕提亚斯远航和亚历山大远征以及其他新近的地理考察的成果。在使用资料时，他并不是一味盲从，而十分注意分析判断，力求去伪存真。例如，他在处理路线测量资料时，考虑了地势起伏和道路弯曲等因素，对资料提供的里程数据，平均减去了1/15，来加以订正，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地图的精度和资料的准确性。为了编绘新的世界地图，埃拉托色尼首先估算了有人居住世界的宽度和长度。宽度数值是沿通过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子午线测算出来的，结果是38000希腊里；长度数值则是沿着从赫尔克列斯之位至恒河河口一线来估算的，结果是78000希腊里。长度线与宽度线组成了地图的基础坐标，它们在罗得岛相交，然后，他在这两条基础座标线上，各选了一系列地点，如经线纵座标上的阿罗马提斯（Aromates，今索马里）、麦罗埃（Meroe）、西恩纳、亚历山大里亚、赫勒斯湾、波里斯丹尼河(Borysthene，今第聂伯河河口)和图勒等七处；纬线横座标上的印度河、里海之门、幼发拉底河上的塔普萨克（Thapsa-que）、罗马和迦太基（Carthage）等处，分别划出横向的纬线和纵向的经线，组成了地图的经纬网格。埃拉托色尼创立经纬网系统，是地图学发展中的一项重大的突破和飞跃，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为投影地图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是投影地图学取代经验地图学的先驱。埃拉托色尼在他的基础经纬网之上，还叠加了一套被称为普林特框格（Plinthes）和斯弗拉吉德斯框格（Sphragides）的几何图形。前者呈长形条带状，后者呈不规则形状。它们组成了地图的第二级网格系统，作为一级经结网格的补充，其作用是便于标明《地理学概论》一书中所描述的各地区的位置和范围。这种将世界划分为不同地区的思维方法，似乎可视为现代地理学术语中的区划的雏型。同时，他将地理描述中的分区叙述与地图编绘紧密结合起来，也是一种创新尝试，成为描述地理学与数理地理学相结合的又一种范例。显然，埃拉托色尼的地理学思想比前辈地理学家更臻成熟。他对地理空间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地理实体，也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包含各种特性的地域，而且因为在地理空间中，存在着特征鲜明的自然环境同改造利用这一环境的社会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埃拉托色尼的地理学著作和成就标志了古代希腊地理学的最高峰和结束。2000多年前，有人用简单的测量工具计算出地球的周长。这个人就是古希腊的埃拉托色尼(约公元前275-前194)。
埃拉托色尼博学多才，他不仅通晓天文，而且熟知地理；又是诗人、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曾担任过亚历山大博物馆的馆长。细心的埃拉托色尼发现：离亚历山大城约800公里的塞恩城(今埃及阿斯旺附近)，夏日正午的阳光可以一直照到井底，因而这时候所有地面上的直立物都应该没有影子。但是，亚历山大城地面上的直立物却有一段很短的影子。他认为：直立物的影子是由亚历山大城的阳光与直立物形成的夹角所造成。从地球是圆球和阳光直线传播这两个前提出发，从假想的地心向塞恩城和亚历山大城引两条直线，其中的夹角应等于亚历山大城的阳光与直立物形成的夹角。按照相似三角形的比例关系，已知两地之间的距离，便能测出地球的圆周长。埃拉托色尼测出夹角约为7度，是地球圆周角(360度)的五十分之一，由此推算地球的周长大约为4万公里，这与实际地球周长(40076公里)相差无几。他还算出太阳与地球间距离为1.47亿公里，和实际距离1.49亿公里也惊人地相近。这充分反映了埃拉托色尼的学说和智慧。埃拉托色尼是首先使用地理学名称的人，从此代替传统的地方志，写成了三卷专著。书中描述了地球的形状、大小和海陆分布。埃拉托色尼还用经纬网绘制地图，最早把物理学的原理与数学方法相结合，创立了数理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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