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网上作业--联系实际说明党管干部问题

第一篇：2012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网上作业--联系实际说明党管干部问题

“党管干部”是实现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的一项根本原则。但是，在对“党管干部”的理解上却存在不少误识。这些误识，是导致实践中干部任用不科学、甚至同人民公认原则相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党管干部”不能同公众对干部的选择权相违背离。只有按照这个思路来任用干部，才能使“党管干部”科学化。“党管干部”管得是否科学、有效，在于能不能既保持党对整个干部选择过程的有效控制，又不使公众的选择权失去意义，而不在于要么为了控制而架空公众的选择权，要么为了保证公众的选择权而架空党的领导。这是我们推进干部制度改革、让“党管干部”科学化所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

党要不要管干部？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这是个不争的问题。不只是因为我们党是这个国家中唯一的执政党，也不只是因为我们党要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还因为，执政党对官职进行控制，是政党区别于其他组织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政党政治的通行法则。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近年来，恰恰是在管干部问题上，人们多有负面的评价，实践中出现的用人腐败也往往比其他腐败更加引人关注。这至少说明，在把党管干部原则与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相统一方面，还相当程度地存在问题。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推进党管干部的科学化，显然已经成为当前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一、“党管干部”原则的含义

我们党是执政党。执政党必须把自己的执政骨干输送到各级执政岗位上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执政党都要管干部。“党管干部”的概括，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那么，究竟什么叫“党管干部”？在这个概念中，“干部”的含义，大体是可以解释清楚的。一是可以把它解释成具体的人，即所有党和国家机关中负有一定领导责任的工作人员。当然，我们过去对这个词用得太滥了：领导者是干部，市场管理人员是干部，科学研究人员是干部，甚至教师也是干部。在这里，需要把概念明确化：我们所说的干部，指的应当是党和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执政党管干部，管的首先就是这些人。另一个含义，是可以把它解释成干部工作。党管干部，就是党要对整个干部工作进行领导。实际上，人们通常是把这两种含义结合在一起使用的。

在“党管干部”这个提法中，问题的关键不是“干部”，而是“管”。对这个概念，至少存在三种理解。

第一，所谓“管”，就是管理。管理作为一种行为，当然要有主体。“党”不能作为一个抽象的管理者，还需要有实际的主体。这个实际中的主体，就是党的组织部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所谓“党管干部”，就是由党的组织部门来实施干部的选择、使用、调动和日常监督。

第二，所谓“管”，就是决定。即由党来决定干部的使用。同样，在实践中，既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党，也不可能所有各层各级的干部都由代表党的党中央来决定。于是，党管干部就变成了各级党委管干部。而各级党委的一把手又负全责，于是党管干部进而变成了党的书记决定干部。

第三，所谓“管”，就是控制。即把干部看作权力运作的主体，从执政党运用权力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对干部的使用、干部用权的全过程进行控制，保证执政党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得到执行，保证党的执政目标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党管干部”就是党领导干部工作。

这三种理解，各有各的道理，都符合中国语言中“管”字的用法。但是，深入分析一下，我们还是会发现，其中存在不少问题。

从管理的角度，如果我们把党管干部仅仅理解成一种政党内部管理行为，那是没有疑问的。设立专门的组织部门，对自己的干部进行管理，是一个组织良好运作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是，如果把我们党输送到国家机关中去掌握权力的工作人员也算在内，问题就出现了。从理论上说，在民主政治中，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掌权者是受人民的委托掌握权力。这样一种委托关系，通常通过人民选择来实现。那么，在把这种选择权交给党的组织部门的情况下，人民的委托过程如何体现？

由党委、党的书记决定干部，存在同样的问题。既然干部的决定权掌握在党的书记手里，公众便没有了这种决定权。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理论上，公众决定干部的命运；实践上，却是党的书记决定干部的命运。没有了决定权的公众和干部之间便不存在权力委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对“上”（即向党委和党的书记）负责是有保证的，但却无法让他们对“下”（即向公众）负责。这样，“党管干部”也就与民主政治的要求发生了冲突。

相比之下，第三种理解与权力委托关系可以并行不悖，也更加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但是，它又不符合我们的惯常做法。

我赞成第三种解释。对“管”字应该理解得更宽泛些。实际上，我们在用法上已经有了这种取向，例如近年来，我们提出了“党管人才”、“党管媒体”的思想。这里面的“管”，显然既不能简单地理解成“管理”，因为我们很难要求所有的人才、所有的媒体都由党组织来管理，事实上也做不到；也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决定”，因为媒体有自己的活动规律，是很难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要求它的。至于说由党组织来“决定”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那恐怕更是无从谈起。也许有人认为，在这里，“管”字的含义和“党管干部”的“管”不是一个概念。这只能算作是一种看法，并无什么确凿的依据。我倒更倾向于认为，这里面的“管”有相通之处，本身暗含着一种观念的转变。“管”人才也好，“管”媒体也好，实际上谁也没有片面到把它看作是由党的组织和个人说了算，而是强调党对人才工作和传播工作的控制（如果不是贬义地理解这个词的话）和领导。这种控制和领导，是所有执政党都必然履行的职能。“党管干部”的“管”，也应该从这个科学的意义上来理解。

二、“党管干部”的理论和实践误区

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党管干部”实践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从观念上讲，归根结底是由于对党管干部原则的认识不正确、不科学、片面狭隘而造成的。

把党管干部的思想表达得最明确的，首先是斯大林。他的许多精辟论断，直到现在仍然为我们所普遍引用。例如，“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就是斯大林的一句极为脍炙人口的名言。但是，斯大林强调干部问题重要性，结果却是不恰当地把党管干部外化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干部任命制。怎样理解“干部是决定因素”？在斯大林看来，“在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还必须挑选工作人员，把善于执行指示、能够理解指示、能够把这些指示当做自己的东西并且善于贯彻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种工作岗位上”。这种安置，应当“毫无例外地包括一切管理部门和党赖以掌握我们的经济机关并实现自己的领导的全体工业指挥人员”。很显然，这里所体现的“管”，就是我们所说的部门乃至领导人的“管理”、“决定”，而且主要形式是任命。这就是苏共模式的等级委任制的渊源。从苏共的实践看，这种任命制被发展到了极致。涉及的范围，从党的书记到企业里的车间主任大小干部无所不包，成为支撑整个苏共党建模式的核心体制。苏共后来出问题，首先与这套无法反映人民当家作主的体制的弊端有关。

我们党向来重视干部问题。无须否认，在领导革命战争时期和计划经济年代，我们在接受斯大林干部思想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他那套由掌握权力的组织和领导个人来直接指定、直接任命干部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当时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战争时期，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有条件在局部实行选举之外，在绝大多数处于战争状态、军事斗争是党的主要任务的地方，都不能不更普遍地用任命的方式来确定干部和领导人。计划经济时期党所处的状况和环境虽然有了很大的不同，但由于正常的利益机制没有形成，民主缺乏必要的条件，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也远不够科学，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来决定干部的使用，同样是有相当的理由的。我们没有必要用今天的标准来裁决昨天的是与非。

问题在于，今天的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概括起来，至少有两点：一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利益格局逐步形成，人们的民主意识逐步觉醒，当家作主的愿望日益强烈。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下，党如何由过去较多地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转向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沿着这个方向，必然要求在掌权者的选择问题上，公众有更多的选择权。而过去由党组织或党的领导个人来决定干部的做法，今天看来已经不适应了。

二是，改革的本质是利益的调整，而公共权力又是调整利益的强有力手段。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人们日益对合理公正地使用公共权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由谁来充当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就成了特别重要的问题。鉴于过去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带来的教训，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对权力监督乏力造成的愈演愈烈的消极腐败现象，人们不会满足于让别人替他们挑选掌权者，而希望更多地参与其中。这就与党的组织和个人指定干部的做法发生了矛盾。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这方面的问题就已经不断暴露。因为这种高度集权的任命制扭曲了党和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性质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只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这种矛盾更加尖锐、更加明显而已。邓小平在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中针砭的权力过度集中、官僚主义、家长制、干部职务终身制等现象，都和这种干部任命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同时，我们党以改革的精神改进和加强党的建设，在党如何管干部的问题上，也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党组织以推进党内民主为契机，在领导干部选举、监督、问责等等方面进行创新，大大丰富和拓宽了党管干部的内涵。这种探索的方向和创新的精神，不同程度地冲击着长期干部制度形成的积弊，值得充分肯定。

不过总的说来，和其他方面的改革相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相比，在党管干部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从认识上看，长期形成的把党管干部等同于党的组织和领导个人任命、变相任命干部的认识没有完全改变。在不少同志看来，党管干部就是党委和书记说了算，否则就是淡化和削弱党的领导。站在这个角度看问题，一些同志对让人民群众参与到选择干部中来实际上是想

不通的，把一些地方在村委会选举、乡镇长直选方面所作的尝试，甚至把在支部书记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直选、党代表直选等方面的尝试，都看作是照搬西方模式，有抵触情绪。这种认识，体现到实践中，就是不能辩证地看待党管干部与人民当家作主之间的关系，往往把两者对立起来。一旦人民当家作主的尝试与他们心目中的“党管干部”观念发生矛盾，就对民主实践持否定态度，甚至把坚持党管干部当作阻止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借口。这种状况，不利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应当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推动党管干部的原则从认识上到实践上都朝着科学化的方向转变。

第二篇：联系实际说明党管干部问题（本站推荐）

联系实际说明党管干部问题

国家权力机关的任免权，是指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选举、任命、罢免国家机关组成人员及其他公职人员的权力。行使任免的具体形式有选举、决定人选、决定代理人选、决定任免、任免、推选、通过人选、补选、补充任命、批准任命、接受辞职、罢免、撤销职务13种。正确行使任免权，最重要的是要正确理党管干部同依法任免干部的关系。

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管干部是一条重要原则。地方党委向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推荐领导干部，是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维护和巩固执政党地位的组织保证。从实际情况看，多年来党组织推荐的干部，经过认真考察，广泛征求意见，绝大多数人选符合德才兼备的条件，落选的干部只占2％左右。这应当是正常现象，是人大为党委选择干部把了一道关，这正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即使选的都对，也有一个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为代表或委员所了解和接受的问题，不能简单从事。在做好过细工作的基础上，还得依照法律程序办事。

党组织要切实做好推荐国家工作人员人选的工作。党组织要按照宪法、党章和中央有关文件的规定做好推荐人选的工作。1984年中央曾发出《关于任免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理的通 知》。通知指出，由各级人大选举产生或由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免的人选，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有权提出不同意见。对这些意见，有关党委应该认真加以考虑。1990年中央印发了《关于地方党委向地方国家机关推荐领导干部的若干规定》的通知。通知重申，地方党委在推荐领导干部时，要重视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1995年中央印发了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通知，并公布了这个条例。条例在“依法推荐、提名与民主协商”一章中规定，由党委推荐的领导干部人选，在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人大常委会决定前，如果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所推荐人选提出不同意见，党委应认真加以分析。如果发现有事实依据、足以影响选举或者任命的问题，党委可建议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按照有关程序暂缓选举、决定，也可重新推荐人选。如果党委认为人选不宜改变，或者认为所提意见不全面或事实不符，应当作出解释或者说明。

上述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党组织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认真行使任免权的精神。

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人事议案，要在党委领导下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人大及其常委会正确行使任免权，必须克服 “简单走过场、被动走程序”的做法，积极贯彻党委的意图。许多地方人大常委会在这方面创造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主要是抓好三个环节：一是做好任免前的工作。不少地方建立了任前法律考试制度。有的地方还试行任前供职发言制度。二是对人事议案进行充分审议。审议中，重视对被任命人选情况的介绍。代表或委员对情况不清楚的，可通过审议工作报告、视察工作或询问和质询等方式进行了解。三是任命后，通过述职评议等方式，加强对干部的监督，把行使任免权和监督权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篇：联系实际说明党管干部问题

联系实际说明党管干部问题

党管干部，即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工作，对干部工作实行统一决策，对各级各类干部实行分级分类管理，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干部管理的根本原则。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党管干部原则，遇到了许多需要研究的新情况和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一、坚持党管干部与群众公认相结合群众公认是干部选拔任用的一个重要原则。贯彻群众公认的原则，是干部工作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干部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只有坚持群众公认的原则，发挥群众广泛参与的作用，才能选准用好干部。从根本上说，坚持党管干部与坚持群众公认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的基础在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党作为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组织选干部也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利益，挑选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人。把德才兼备、党和群众都满意和放心的干部选拔上来才能真正成为群众实践的组织者、领导者。

二、坚持党管干部与依法管理干部相统一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治国的基本方略。实行干部管理的法制化，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干部制度改革的方向。干部管理法制化，就是把干部管理的原则、方法、程序等变成法律和法规，使之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家意志，干部工作法制化是党管干部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是党管干部工作更具普遍性、约束力和规范化的实现方式。

三、积极探索党管干部与董事会、经营者依法用人相结合的实现形式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逐步进行公司制改制。如何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党管干部和董事会、企业经营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结合起来，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发挥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作为干部管理主体的作用，切实加强党组织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培养、教育和管理，是坚持党对国有资产管理和对国有企业政治领导的组织保证，也是坚持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经营方向。

四、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不断改进党管干部的方法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改进党管干部方法，一是把党管干部的原则与党管干部的具体方法等同起来，以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名义，改进党管干部的方法，消除干部管理中的种种弊端，增强干部管理工作的科学性，二是在改进党管干部方法的名义下，削弱、淡化、转换党管干部的原则。这种观点恰恰忘记了干部怎样管，取决于由谁管，干部的管理方法是由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的，否定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党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管好干部的前提就无从谈起。

目前，在干部工作中无论在选拔任用还是管理监督方面，都还存在种种缺陷和弊端。但我相信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会推动党管干部的原则在新的社会环境条件适应和前进。

第四篇：联系实际说明党管干部问题

联系实际说明党管干部问题

党管干部，即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工作，对干部工作实行统一决策，对各级各类干部实行分级分类管理，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干部管理的根本原则。几十年来，这一原则在保证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促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党管干部原则，遇到了许多需要研究的新情况和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一、坚持党管干部与群众公认相结合。

群众公认是干部选拔任用的一个重要原则。贯彻群众公认的原则，是干部工作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干部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选人要坚持人民公认，注意社会公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生活方式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方式多样化，干部的衡量、识别、考察和管理监督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情况，只有坚持群众公认的原则，发挥群众广泛参与的作用，才能选准用好干部。

从根本上说，坚持党管干部与坚持群众公认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的基础在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党作为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为人民谋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党组织选干部也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利益，挑选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人。正因为如此，让群众参与干部的选拔任用，只会有利于各级党组织客观公正地评价干部，把德才兼备、党和群众都满意和放心的干部选拔上来。选拔出

来的干部也只有得到群众的公认和接受，才能真正成为群众实践的组织者、领导者。

处理好党管干部原则和群众公认原则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坚决扩大民主，在思想认识和工作机制上真正解决依靠群众选人用人的问题，在干部工作中实行广泛的民主参与，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充分体现群众意愿，把干部工作置于最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要扩大群众的知情权，把政策交给群众，让群众了解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了解干部选拔任用的条件和程序。要扩大群众的知人权，通过适当的方式让群众了解干部的情况，发挥群众识别、评价和监督干部的作用。要保证群众的选择权，对干部的考察评价要以多数群众的意见为依据，选拔上来的干部要得到大多数群众的认可，真正让群众的意见在干部的进退流转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扩大群众的参与，强化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权力来自人民的观念。另一方面，党组织要切实掌握好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在积极引导并创造群众参与干部选拔工作条件的同时，做好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工作，向群众讲清楚干部政策，把人事安排的形成过程和推荐程序讲清楚，把班子结构、职位要求、选任条件讲清楚。对于有争议的干部要实事求是，辨别良莠，公正地对待干部；对于出于一己私利而违背原则的现象，敢于批评抵制，克服无原则的民主，保证干部选拔任用的公正合理性。

二、坚持党管干部与依法管理干部相统一。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治国的基本方略。实行干部管理的法制化，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干部制度改革的方向。干部管理法制化，就是把干部管理的原则、方法、程序等变

成法律和法规，使之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家意志，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任免、管理、监督干部。

干部工作法制化是党管干部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为干部管理立法，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对党管干部工作的法律认定和确认；依法选举任免和管理干部的法律法规，是对党管干部工作的优良传统和行之有效的做法、干部制度改革成果的法制化；依法选举的干部，绝大多数是经过党组织的审核同意后才被推荐参加选举的；依法选举任免过程，是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自己挑选自己实践的组织者、领导者的过程。因此，干部工作法制化，本质上是党管干部工作更具普遍性、约束力和规范化的实现方式。决不能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干部依法选举任免对立起来，否定各级党委对各类重要干部推荐的主导权，对依法选举任免工作的领导权，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不能照搬西方多党制下的选举，照搬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反对任何借口“立法常规”而抵制党管干部原则的倾向。

干部选举任免和管理监督的法律法规一旦确立，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约束力，按法律法规办事也就成为干部管理的一条基本原则。要把体现党管干部原则、贯彻党委意图与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不能认为党管干部就是党委说了算，由党委直接决定任免所有的干部，把依法选举任免看作多余的形式和麻烦。要尊重群众及其代表的民主权利，应该选举的干部，尽量选举而不要用委任方式代替，选举产生的干部如无特殊的理由，任届期满前尽量避免频繁调动和调整。对依法选举的干部，必要时党组织可以指派和调动，这是对选举制的一个补充，但不可滥用。要建立制约机制，规定指派和调动的最高限额，超

过调整比例的应提前换届选举。党委推荐和提名的候选人与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选谁与不选谁，由代表来决定，代表把更优秀的人选举出来了，是对党委提名的一个补充，把相形见绌的人选下去了，是把了一关。

三、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不断改进党管干部的方法。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改进党管干部方法，需要注意克服两种倾向。一是把党管干部的原则与党管干部的具体方法等同起来，以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名义，一味固守干部管理中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体制，抵制改进党管干部方法的僵化保守倾向。如果不注意改进党管干部的方法，消除干部管理中的种种弊端，增强干部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党管干部的原则最终也难以实现。二是在改进党管干部方法的名义下，削弱、淡化、转换党管干部的原则。这种倾向把干部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弊端统统归结为党管干部所致，把对干部管理方式方法的改进，理解为对党管干部原则的否定，认为干部由谁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把干部管好。这种观点恰恰忘记了干部怎样管，取决于由谁管，干部的管理方法是由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的，否定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党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管好干部的前提就无从谈起。

改善党管干部的方法，还要改进干部人事部门的工作。党管干部要通过各级党委及组织人事部门来实现，这有可能使得干部任用管理环节上某些素质不高的人把党管干部置换为我管干部，只凭个人好恶、个人利益选用干部，甚至任人唯亲。必须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建立用人失察追究制度，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反复证明，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问题和错误，固然与思想作风

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要加强组织人事部门工作制度建设，规范工作程序。组织人事部门工作要到位，要实事求是、公道正派、坚持原则，不因个别领导的意见而改变对干部的考察意见，更不能根据个别人的好恶去选用干部。

东丽电大

09秋行政管理本

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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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日

第五篇：联系实际说明党管干部问题范文

联系实际说明党管干部问题

党管干部的含义：顾名思义，党管干部，即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工作。但是应该正确理解其中的“管”字，对这个字，实践中至少存在三种理解。第一，所谓“管”，就是管理。第二，所谓“管”，就是决定。第三，所谓“管”，就是控制，或者说领导。我赞成第三种解释。强调党对干部工作的领导，这种控制和领导，是所有执政党都必然履行的职能。“党管干部”的“管”，也应该从这个科学的意义上来理解。

一、党管干部的一些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干部人事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归根结底是由于对党管干部原则的认识不正确、不科学、片面狭隘而造成的。

1、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利益格局逐步形成，人们的民主意识逐步觉醒，当家作主的愿望日益强烈。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下，党如何由过去较多地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转向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2、改革的本质是利益的调整，而公共权力又是调整利益的强有力手段。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日益对合理公正地使用公共权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由谁来充当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就成了特别重要的问题。鉴于过去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带来的教训，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由对权力监督乏力造成的消极腐败现象，人们希望更多地参与其中。这就与党的组织和

个人指定干部的传统做法发生了矛盾。

二、如何解决问题，推进党管干部制度的科学化

如果政党在这一授权的环节上给予公众选择权，会不会意味着，不再“管干部”？我认为不是的。恰恰相反，在保障公众选择权的情况下，政党活动也仍然有着巨大的空间。

1、在充分保证人民对干部的选择权的同时，加强党对人民选择的控制和引导。我们有一种并不科学的概念，似乎讲人民选择就是完全自由的选举，否则就不叫选举，这是不对的。恰恰相反，从出现政党政治以来，人民的选择从来都是在政党的引导下进行的。从这个角度讲，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完全自由的选举。对人民的选择进行正确引导，正是政党的责任。把握了这一点，“党管干部”就有了科学的界限。

2、将更多地工作转向保证干部队伍的质量。政党的作用在于领导，而不是管理。长期以来，我们的问题是党的组织管得越来越具体，陷入了事务主义，导致官僚主义滋生。所以，在党管干部这个问题上，党主要的工作应该是为人才的发展提供条件，创造环境，使各种各样的人才、包括政治家源源不断地涌现。可以想象，如果在每个重要岗位上我们党都能提供若干个候选人让公众来挑选，那么至少可以极大地扭转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状况，滥用权力的腐败现象也必然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三、党的机构直接或间接地任命干部，存在的问题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

其一，与党的机构自身的职能不相称。根据党章的规定和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

其二，容易因权力过分集中而产生权钱交易等消极腐败现象。如上所述，党管干部变成了党管一切干部，“管”干部变成了任命干部，就使得党的机构的权力成了无限权力，而这种无限权力又往往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

其三，容易导致党委系统的干部与其他系统的干部在产生过程中的不平等和使用过程中地位的不平衡。目前，党委系统和其他系统同职级的干部在经济待遇上基本上是相同的，但二者的产生过程和实际政治地位却有很大不同。

例：佘山镇原党委委员、财政所所长徐震，2002年4月至2007年1月，在担任佘山镇财经管理办公室主任、财政所所长期间，先后十多次擅自将佘山经济联合总公司的资金无偿出借给私营企业上海某服饰有限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累计出借资金额高达2000余万元人民币（案发前已全部归还），并多次收受该公司法人周某某的贿赂10余万元。徐震违纪违法案已移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类型主要集中于职务犯罪，结合近年来的案例分析，产生原因。

（一）、人性的局限性与权力的二重性

公共权力是根据公共意识组织、协调和控制社会公共生活的力量，它是基于人类共同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是社会正常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社会资源。但国家职能权力，而只能经授权程序由部分人代为行使。这样就使公共权力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矛盾性，它一方面同社会整体利益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同掌权者的个体利益相联系，这两种联系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而人性天生是存在弱点的，公共权力的内在矛盾性加之人性的局限性，决定了权力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权力具有造福社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权力本身潜藏着一定的侵犯性和腐蚀性。当权力的运行偏离了法律预设的轨道，被用来服务于个人或小团体的意志和利益时，权力通常就处于同授权人整体的意志和利益相冲突的状态。这时，权力蜕变为个别人实现私欲的手段，成为被滥用的力量。职务犯罪在本质上就是权力失控和权力异化的结果。

（二)体制转轨与社会失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就一直处于深刻的变革过程之中，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后，市场开始启动，而计划尚有余威，从而形成了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也在客观上给权力腐败带来空前的“机遇”。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是加剧腐败问题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权力系统朝着放权、松绑的方向改革，以往那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被逐步打破，这对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由于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规范体系、监督机制等没有跟上，结果造成权力运行中自上而下的约束管制减弱，权力的横向制

约与自下的民主监督又不到位，从而为腐败的滋生留下了大量的空隙和漏洞。

(三)监督乏力与法网疏漏

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中，长期以来存在权力过于集中，同时权力运作缺乏有效制约的弊端。尽管我国党政体制中设置了诸多的权力监督机构，如人大的监督、政协的监督、执政党内的纪检监督、政府内部的监察部门的监督以及专门的检察机关的监督等，但监督权和被监督者的权力之间明显失衡，使得监督机构的职能作用受到限制。监督不力的另一体现是舆论监督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作为社会中最具活力也是运行成本最低的监督形式，国外许多腐败丑闻就是由媒体和公众参与揭露出来的，但在我国，舆论监督的能量还远没有完全释放出来。由于在以上这些发生党员干部产生贪污贿赂犯罪成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违法乱纪案件，一次又一次的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可建立系统预防体系，针对一些重点行业，热点系统职务犯罪易发、多发的特点，相关部门加强联系与配合，指导有关部门制定行业系统预防方案，积极开展预防工作。也可探索同步预防体系，在重点工程建设过程中，有关职能部门有选择地适时介入，开展同步预防工作，防止和减少在工程项目规划、设计、招投标、采购、施工、质监等关键环节中发生贪污贿赂犯罪。也可由相关部门联合成立预防职务犯罪指导委员会，建立“联络员制度”，落实“联席会议制度”和“复查回访制度”，携手共同搞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由于职务犯罪产生原因的复杂性，对它的治理不能采取单一的手段，应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惩罚与救济并举，媒体要多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宣传，呼吁整个社会重视职务犯罪的危害，让国家、社会和个人结合起来，拒绝职务腐败。人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法治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