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析近年中国名企并购失败案例法律风险
解析近年中国名企并购失败案例法律风险 随着“十一五”的结束，“十二五”计划的开启，产业结构升级，转变增长方式日渐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机。其中，作为公司发展的路径之一的并购重组则显得着实必要。民营企业优势互补，发展壮大需要并购重组；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资源整合更需要并购重组。
事实上，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外资企业大批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提速，并购重组俨然成为世界范围内企业发展首选战略。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施蒂格勒所说：“纵观世界著名的大企业、大集团，几乎没有哪一家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通过资本并购重组收购等资本运作手段而发展起来的。”
然而，愿望如此美好，现实却异常残酷。有资料显示，并购重组的失败率高达70％。而导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潜在的法律风险防范不够。总结过去，方可使我们的企业在未来的并购途中更加顺畅。为此，《华夏时报》携手智维律师事务所一起梳理近十年来中国知名企业并购过程中遭遇失败的典型案例，希望通过点评及对风险的剖析，为广大企业的并购重组提供借鉴，有效地防范法律风险。
水土不服的TCL并购
2004年1月，TCL多媒体(TMT)与法国汤姆逊达成协议，并购其彩电业务。7月，双方合资成立TCL汤姆逊公司(TTE)。此次并购，TCL想借汤姆逊的品牌、技术和欧美渠道，规避反倾销和专利费的困扰。但其当初“18个月扭亏”的口号并没有实现，反而连续两年报亏。2006年10月底，除OEM外，TCL不得不将其欧洲彩电业务砍掉。同一年，TCL集团又闪电般地并购了法国阿尔卡特的移动电话业务。结果在合资仅一年后就以失败告终。
智维点评：
TCL两次并购案的失败，显示了并购筹划和并购整合的双重法律风险。当然，在收购汤姆逊、阿尔卡特的过程中，不能排除“国际化”的冲动因素，造成对市场趋势的误判。
对此，在并购筹划中应避免并购动机盲目、并购计划不合理、并购决策程序缺失的风险，保持并购决策的理性化。
此外，在并购之后，TCL集团出现亏损，很大原因是欧洲的员工、产品等各项运营成本较高，而各项整合又出现难以预料的障碍。为此，企业在并购中应切记提早筹划对财务、技术、管理、品牌、文化、销售渠道、人力资源等各方面的有效整合，防止因“水土不服”而引发上述各项整合不利的法律风险发生。
遭“毒丸”阻击的盛大收购
2005年2月19日，盛大网络（NASDAQ：SNDA）宣布，截至2005年2月10日，公司与其控股股东Skyline Media Limited通过在纳斯达克二级市场交易获得了新浪网(NASDAQ：SINA)全部股份的983.3万股，占大约19.5%的股份，成为新浪第一大股东。股票收购是在1月12日到2月10日完成的，交易的股票数额已经达到2.304亿美元。
2月22日，新浪抛出“毒丸计划”以遏制盛大进一步控制新浪的企图，按照该计划，如果盛大或者其他外来公司继续增持新浪或者准备收购新浪公司，该计划将被触发。新浪所有的权益持有者将有权以半价购买新浪的普通股，每一份购买股权的行使价格是150美元。以此增加流通股数量，扩大总股本。这样大大地稀释了收购方在新浪中的股权比例，如果盛大坚持继续收购以获取控股权，就会使收购代价变得极其高昂。
盛大遭到这一计划的阻击，最终未继续收购新浪。
智维点评：
这次盛大闪电般控股新浪，在互联网业界产生了极大的轰动，被称为一次“被袭击的珍珠港”事件。该案例集中体现了企业在并购与反并购中会遭受的法律风险。
对于新浪而言，其较为分散的股权成为风险暴露的最大隐患，给予了盛大可乘之机。在盛大动手之前，新浪最大的单一股东四通集团持股比例也不过10%
1而已。在业界看来，新浪如此薄弱的股权结构早晚会被人突破。而对于盛大，并购过程中遭遇到反并购，则充分显示其对反并购手段设臵防范不足。事实上，对于上市公司并购双方来说，企业建立良好的股权结构控制、完善的法人治理机构、并购与反并购策略、精心的手段筹划将有利于抵御并购尤其是恶意并购，同时将被并购方实施反并购的法律风险降到最低。
重挫明基的西门子手机收购
2005年6月，明基竞购西门子成功，而西门子不但未索取现金，还倒贴明基2.5亿欧元。明基同时获得西门子在GSM、GPRS、3G领域的核心专利技术。自此，明基自诩为全球手机制造第四，并称最迟2006年底实现盈利，甚至放言要冲击诺基亚等豪门的市场地位。
然而，仅一年，竟出现高达6亿欧元的巨额亏损。2006年10月，明基宣布，不再投资总部位于德国的明基移动，并向当地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同年12月8日，明基不得不承认收购失败，亏损达8亿欧元。
智维点评：
明基收购西门子手机业务，看似是没掏一分钱就捡到了一个大便宜。其实不然，西门子手机待嫁之际，早已成为“鸡肋”，累及西门子公司整体业务。而西门子赔钱出嫁手机业务，就是想甩掉此“包袱”。而这些，明基显然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在业内看来，西门子当初在手机开发上就策略不明，明基接手之后，实际上又延续了老东家的旧管理模式，品牌、研发等方面亦予以了继承。
不难看出，缺乏国际化战略指导而盲目进行海外并购，或以错误的战略指导海外并购，战略意图可行性过低等问题均会给企业并购带来极高的法律风险。
对此，为有效地避免风险发生，企业在谋求海外扩张之时，一定要事先在职业化管理、研发创新、品牌建设和国际销售渠道等方面做好整合发展的战略规划，并评估并购重组在经济上及法律上是否可行。
联想并购IBM后的最大亏损
2004年12月，联想集团宣布以12.5亿美元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令全球IT业震惊。通过并购，联想获得了IBM在个人电脑领域的全部知识产权，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的销售网络、10000名员工，以及在5年内使用“IBM”和“Think”品牌的权利。合并后的新联想以13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PC制造商。
在并购之后的3年时间里，联想的销售额逐步增加。然而，就在联想对此次整合看起来一帆风顺之时，2008年，联想业绩出现明显下滑，利润出现大幅亏损。截至2009年3月31日，其营业收入为149亿美元，同比下滑8.9%，净亏损2.26亿美元。这是联想历年来最大的一次亏损。
智维点评：
虽然在全球个人电脑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联想出现亏损似乎合乎情理，但其亏损规模却已超出了业内预期。如果说联想国际化遭遇挫折，有战略及市场运营方面的原因，但并购整合方面的法律风险仍是诸多问题根源之所在。
可以看到，在2009年年初，联想进行人事调整，用纯中国团队经营海外市场，联想前期聘用的很多海外人才相继离职。这显示出联想跨国并购后企业文化面临较大冲突，而这种冲突在公司业绩不佳的时候，表现得较为明显。
遭遇“文化门”的上汽双龙联姻
2004年10月28日，上汽集团以5亿美元正式收购韩国双龙汽车48.92%股权，这被业内认为的“双赢交易”却在并购后遭遇重大难题。上汽不仅发现双龙研发技术预期收益过高，且因企业文化、民族文化等较大差异，公司面临着来自工会方面的强大压力。在签约5天之前，双龙工会举行了总罢工，致使收购后合作与企业经营拓展无法真正展开。
2009年2月6日，韩国法院宣布双龙破产，进入企业回生程序，双龙资本大幅缩水。而作为控股股东，上汽集团持有的双龙汽车股份也被稀释至11.2%，拥有的双龙权益仅为18.51亿元，资产减值损失约30.76亿元人民币。
智维点评：
并购事件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两个企业能否完全并购整合。事实上，并购重组完成后，因两企业文化和管理风格的冲突，大多数企业随后的深入发展面临较大困难。尤其是跨国并购案例，双方来自不同的国家，政治、经济背景不同，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文化差异造成的冲突不可避免。
同时，由于并购重组中多要涉及到人员变动、管理模式选择等细节问题，文化差异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明显，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引发并购整合失败的法律风险。
可以看到，在上汽收购双龙的案例中，文化冲突、劳资关系的动荡，导致企业深陷文化、人力资源整合不利的法律风险中。对此，在企业并购重组中，制定科学的文化整合、人力资源整合对策显得尤为重要，能够及时、有效地防范并购整合失败的法律风险发生。遭债权人反对夭折的中化国际收购
2004年11月16日，中化国际(600500.SH)发布公告，国务院已原则同意公司控股股东——中化集团公司斥资5.6亿美元在韩国独资收购仁川炼油公司。然而，2005年1月31日，在韩国仁川大法院召开的债权人表决大会上，该收购案因无担保债权人花旗银行海外资产管理公司的反对而未获通过。
智维点评：
中化集团对仁川炼油厂的收购被业内称为中国国内企业首次收购海外炼油公司案例，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内成品油供应，缓解日益紧张的能源供应局面。然而，有分析指出，中化国际在签署了排他性的谅解备忘录后，中方以大局为重，并未意识到应该增加附加条款，以便用法律手段限制对方再提价，导致该公司最大债权人美国花旗银行在债权人会上提出要抬价至8.5亿美元，超出了中化集团的承受能力，最终导致了并购失败。
由此可见，中化集团在并购谈判过程中未能进行合理、缜密的并购筹划，是导致并购失败的法律风险发生的最大原因。
企业并购是一项复杂的过程，涉及多重法律关系。对此，审慎的并购筹划必不可少，且不应有丝毫怠慢。筹划过程包括并购的动机、对象、时机、方式、并购协议的设计，甚至是相关中介机构与专业人员的聘请等具体细节，均应审慎考虑和妥善安排，则可以对并购中诸多法律风险的发生进行准备、预计和有效防范。
触碰政治风险的中海油收购
2005年6月23日，中国第三大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中海油以高出对手15亿美元全现金方式向排名美国第九位的石油公司尤尼科(UnocalCorp.)发出了收购要约。然而，这桩单纯的公司并购，却因涉及敏感的石油资源和国家利益而变得复杂起来。
2005年6月17日，两位美国联邦众议员致函总统布什，要求以国家安全为由，全面审议这一收购计划。信中称：“美国日益需要将满足能源需求列入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考虑范围。当事涉中国时尤其如此。”一个多月之后，在重重阻力之下，中海油宣布退出收购尤尼科竞争。
智维点评：
对于此项并购，有专家预测说：如果收购成功，中海油将凭借尤尼科在泰国、印尼等亚洲国家拥有的油气区块资源将年产量提高一倍以上，而石油储备量也将提高80%。但事情往往不能过于乐观。
可以看到，无论在何类国家投资，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面临的首要风险是法律化的政治风险。这种风险，从国家环境角度看主要指战争、内乱等引起投资国政治环境的动荡、权力阶层的更迭、恐怖主义的危险以及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等等。
此外，政治风险还包括投资国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等内容，而法律或政策的变动也同样会带来较大风险。其中，政治风险多以法律风险的形式表现出来，对海外并购重组造成重大影响。
近年来，并购中出现了“安全门”、“反恐门”、“威胁门”等新型的政治阻碍，这在发达国家尤为明显，使得政治风险本身成为跨国并购一种无法确定的成本。因此，企业在跨国并购重组的情况下，对目标企业所在国法律环境和政治环境的考察，及时防范政治风险则显得非常重要。
以并购开始的华源集团以被并购告终
华源集团从1992年7月在上海浦东成立至2005年末，进行了大大小小90多次并购，资本由最初的5亿元扩增到572亿元，一度发展成为拥有纺织、农机、医药业的巨无霸企业集团，创下了中国企业并购的神话。而到了2005年9月，华源部分企业的短期贷款偿还逾期，在短短几天内便遭到了上海银行、浦发银行等十几起诉讼，涉及金额超过12亿元。自此，华源财务危机全面爆发。随着多家债权银行起诉，债权银行冻结了华源下属部分公司和上市公司的部分股权，使股票价格发生波动，生产经营受
到制约。2006年4月，华润集团以获得华源70％的股权正式入主华源，至此，华源的并购神话最终以被并购而告终结。智维点评：
华源集团从整合纺织、农机到全力进军医药，13年间的并购难以胜数。这种“大跃进”式的扩张中，华源主业几次更迭，但华源在陌生的产业领域，整合未见起色，最后均以失败告终。
可以看到，华源极大地忽略了并购决策与并购整合中的法律风险。而华源资产负债不合理，导致短短数月便遭到来自银行的十几起贷款逾期诉讼，又充分暴露其并购过程中并购融资渠道建设的法律风险和并购财务整合的法律风险。
这些风险的爆发最终导致华源财务难以走出困境，落得资金链断裂被重组的结局。
金融危机打击下的富通投资
2007年11月27日，中国保险巨头之一平安保险集团斥资约18.1亿欧元从二级市场直接购买欧洲富通集团4.18％的股权，成为富通集团第一大单一股东。此后，平安继续增持富通集团股权，持股比例由4.18％增持到4.99％。总投资额达238亿元人民币。
2008年，富通集团成为受金融危机波及的第一批金融企业，截至当年9月底，富通集团的股价下跌幅度超过了70%，直接导致2008年第三季度平安保险集团季度报出78.1亿元人民币净亏。2008年报显示，公司对富通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共227.90亿元。
智维点评：
平安的巨额亏损，提出了海外风险控制的重要性。对于跨国并购而言，任何阶段的法律风险强度都明显高于国内并购。因此也就更加考验并购的审慎性及面对风险的防范能力。如何提高抗风险能力，离不开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和海外经营法律风险防范管理。
如果企业随时能够了解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以及有关企业状况等方面的详尽信息，以及对东道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法律、税收政策，目标企业的文化及经营状况，相关案例等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和处理，使其结果有效地服务于企业的经营决策，就能够为企业避免海外并购中的法律风险提供重要参考。
被反垄断拆散的可口可乐与汇源
2008年9月3日，在香港公布，可口可乐旗下全资附属公司大西洋公司将以179.2亿港元收购汇源果汁全部已发行股本。商务部于2009年3月18日表示，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未通过反垄断调查。
智维点评：
可口可乐收购案被否决案例，是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首个由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否决的一起收购案，也是充分彰显出并购企业可能遭遇法律限制的法律风险。
我国反垄断法于2008年8月实施，对于“经营者集中”进行反垄断审查。所谓经营者集中，主要包括：经营者合并；经营者通过取得股权或者资产的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经营者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等几种情形。如果涉嫌经营者集中，符合申报条件的，经营者必须依法申报接受反垄断部门的审查。
可以看到，此规定将相关的并购重组活动纳入国家反垄断审查的程序中，无疑会对企业并购行为造成一种严格的法律风险。尤其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其并购重组规模往往相对较大，对行业竞争格局可能产生垄断经营性影响，因此反垄断审查法律风险的发生也相对较高，此时，上市公司就需防范并购重组可能失败的风险。
中铝力拓的分手之殇
2009年2月12日，中铝公司与力拓集团签署了合作与执行协议，中铝宣布将通过认购可转债以及在铁矿石、铜和铝资产层面与力拓成立合资公司，向力拓注资195亿美元。如果交易完成，中铝可能持有的力拓股份最多上升到18%。中铝公司已经就此项交易完成了210亿美元的融资安排，并已陆续获得了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等各国监管机构的批准。
但6月5日力拓集团董事会宣布撤销对2月12日宣布的双方合作推荐，并将依据双方签署的合作与执行协议向中铝支付1.95亿美元的分手费。中铝收购力拓以失败告终。
智维点评：
经过三个多月的拉锯战,中国铝业收购力拓的计划却以分手告终，其并购失败的原因不能排除因并购方所在国的政治干预。但是，在政治风险之外，并购重组协议中1.95亿美元（仅为交易金额的1%）的违约金处罚对于力拓来讲，可能也并不足以达到督促其信守合同的力度。因此，中铝遭遇到协议撕毁的法律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并购重组协议关系到双方今后的权利义务，是整个并购重组的核心。因此，并购双方对于协议的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履行方式、履行期限、违约、争议解决等诸多细节条款的设计，均需要防范今后不必要的法律风险的发生。
“引发血案”的建龙重组
2005年，通钢集团就与河北建龙集团进行重组，后者以参股方式进入通钢。2009年年初，建龙集团提出撤股。7月22日吉林省国资委作出建龙集团控股通钢集团的决定，7月24日就要通钢上下全面执行，这一重组方案立即引发部分职工的不满。
7月24日，吉林通钢3万名工人抗议监管部门将最大的钢铁企业通钢廉价卖给私营建龙集团，通钢原有职工可能面临全部下岗，愤怒的通钢工人举行大游行，并将由建龙派到通钢的总经理陈国军挥拳打死。当晚，吉林省政府宣布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组。
智维点评： 通钢并购血案的发生，突出反映了国企并购中的一些法律风险问题，如国企并购重组程序瑕疵的法律风险。可以看到，并购重组在政府主导、非市场化的“拉郎配”下进行，无法均衡各方利益，造成矛盾激化，导致并购重组进程受阻或失败。
而并购重组中重组员工权益保护中的法律风险，又涉及职工参与并购重组程序权益保护中的法律风险与员工安臵的法律风险。通钢血案的发生正是由于建龙收购过程中对职工利益维护与员工安臵上处理不当造成。
除此之外，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过程中，尤其是当外资、民资参与时，通常还会出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包括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不清，并购重组国企过程中政府的暗箱操作，民营企业在并购重组国企中遇到的待遇及债权债务纠纷问题，并购重组国企中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以及民族品牌的丢失和垄断等问题。
因此，国有企业的并购重组所涉及的法律风险更为繁杂，影响更为重大，如果企业稍有不慎便会陷足于泥潭难以自拔。
第二篇：重组并购中的税务风险解析
重组并购中的税务风险
税不属于债权也不属于债务，在企业间的重组并购活动中企业和投资顾问公司往往忽略了税收风险并导致企业因此产生惨重损失。要提高重组并购的质量，必须关注税的问题。
新《公司法》实施后极大地推动了企业间的重组并购和避个人所得税行为，但很多公司并购双方往往只考虑到债权债务，而忽略了税收风险。因为税不属于债权也不属于债务，所以并购投资顾问公司也没有提示客户，导致大量公司律师合同一签，税负已定，等到税负体现，于是违约、并购失败、长期官司、支付违约金等惨重损失接踵而至。
2005年大量房地产公司受宏观经济影响开始重组并购，以下将以解析真实案例的方法与广大公司CFO和并购投资顾问公司共同分享推动税收筹划事业，提高重组并购的质量，减少税务风险后遗症的方法。
「案例」
A公司于2001年以5000万元人民币收购了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甲。
甲公司成立于1994年，主要投资方为香港的X公司。X公司的投资方为香港的B公司。A公司是以向B公司购买X公司来实现对甲公司的收购的。甲公司开发的某外销高级公寓一期项目于1995年开始销售，直至2001年初基本销售完成。A公司是北京的一家私营企业，2001年签订收购协议后，开始按协议分期支付价款（全部款项以现金方式支付），并开始进行二期项目开发的一些前期工作。至2002年，已支付3800万元。此时，A公司发现B公司在股权交易中隐瞒了一些情况，特别是一期项目涉及的一些税务问题。因此，A公司认为B公司的行为涉嫌欺诈，停止了付款。B公司认为A公司违约，于同年在香港法院提起诉讼（因为双方交易的对象??X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的公司），要求A公司履行合同，支付剩下的1200万元。A公司也在香港委托了律师事务所来应诉。由于案情复杂，该案件一直拖延至2004年年底仍未审理完毕。双方都委托了当今最好的律师事务所，而原告已经将财产转移海外无法执行。
此时，A公司负责人聘请了我们中煜华税务师事务所的税务师作为专家证人，在法庭上叙述有关一期项目涉及的税务问题。税务师接受委托后，对一期项目的所有销售合同、账务等进行了详细的审查，并对此前双方证词中涉及税务问题的部分进行了查阅、比对。同时，由于一期项目的销售期为1995～2001年，当时适用的税收法规与现在已经有很多不同，大部分已经被修订过或已作废，因此需要进行大量的有关法规条文的整理工作，以确认在当时的法规条件下，一期项目的涉税违规情况。整理过程中税务师调阅并详细审查、引用、核实的合同、文件、档案等达上千份。
此外，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税收体系与大陆目前的税制有极大的差别，为了让香港的律师及法官了解这些税收法规的含义，税务师与律师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工作，并提供了很多辅助材料。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出具了专家证词提交法庭，并于2005年初在香港出庭作证。在充足、坚实的证据面前，B公司在控制甲公司进行一期项目的运作中偷漏税款数千万元的事实无可辩驳，双方旷日持久的官司在税务问题方面终于有了结果。由于案情复杂，在此难以尽列，目前该案的其他部分尚在进行中，但公司偷漏税并向A公司隐瞒情况已被认定属实。
本案耗时极长，频繁的开庭、准备证辞等工作给A公司的正常运营带来了很大影响，也使其主要工作人员一直不能把精力放到正常工作上去，潜在的损失难以估量。同时，由于香港的律师费等都比较高，双方为应诉而支付的各种费用合计已达到2500万元，远高于1200万元的标的。且由于目前仍未结案，以上的损失仍在急速增加中。A公司的主要领导为此苦不堪言，却又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只能把官司一直打下去。
双方争议焦点：
1.根据所找到的一期房屋销售合同统计，合同总金额已达到人民币4亿元，且主要都发生在1995年。但是，截至2001年初，在该公司的会计账簿中仅反映售楼预收款人民币1亿元，同时缴纳营业税300多万元；
2.对于收入确认的时间问题，B公司的证辞中提出，由于有部分房款在股权转让时并未到账，因此，当时甲公司并无纳税义务。
同时，由于其中部分房屋存在“假按揭”的行为（就是以内部人员的名字签定购房合同以获得银行的按揭款，变相进行贷款融资，待资金周转正常后，再把银行的按揭款归还并解除原购房合同），因此，这部分房屋也不应被视为真正的销售行为而缴纳相应税款。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
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按照营业额和规定的税率计算应纳税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应纳税额=营业额*税率。
第五条规定：
纳税人的营业额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向对方收取的全部款和价外费用。
第九条规定：
营业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当天。
第十二条营业税纳税地点中，第三款规定：
纳税人销售不动产，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根据该暂行条例所附的营业税税目税率表，税目第九项销售不动产的征收范围为销售建筑物及其他土地附着物，适用的税率为5%.《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规定：
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权或者销售不动产，采用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根据上述规定，我们可以认为甲公司在与购房方签订销售合同后，即取得了索取房款的有效合法凭据，该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保护。由于预售合同在付款条款中给予购房方以一定的付款期限，按照此付款期限确认营业收入符合税法的有关规定。即使是假按揭，该公司也应于合同规定的付款期确认营业收入，同时按照销售不动产税目5%的税率计算缴纳营业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外商投资企业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242号）第一条规定：
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外商投资企业与境外企业签订房地产代销、包销合同或协议，委托境外企业在境外销售其位于我国境内房地产的，应按境外企业向购房人销售的价格，作为外商投资企业房地产销售收入，计算缴纳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按照上述各项法律、法规、制度及相关规定，根据甲公司提供的资料，甲公司截至2001年4月30日，所签订的销售合同均已超过付款期限，由于企业已将房产的实际所有权转移给购房者，购房者已经入住，因此无论是否按期收到款项，均应确认营业收入，计算缴纳营业税。
对于“假按揭”的房子，即使其实质是假按揭，但就当时发生的业务而言，预售合同已经正式签订，是有效的法律文件，根据前文引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应于取得该预收款时申报缴纳营业税。
3.关于“假按揭”的房子，B公司的人员认为这些销售合同最终会解除，那么即便交了税，也是可以退回的。但是目前，并没有法规规定假按揭行为可申请注销合同之后抵税。在实际情况中，是有一些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抵扣已缴的该笔营业税的申请，经税务机关批准后用以抵免之后的税款。但这不能免除对于应交未交营业税款的责任，即在该销售合同执行时，应按规定缴纳要交的营业税。即使是假按揭，也应当先缴营业税，到合同注销后再申请抵税。在本案中，甲公司首先要缴付应缴的营业税，之后若真的注销了合同，要向税务机关申请抵税。以上抵税的前提是该笔营业税金已按要求及时、足额的缴纳了。税务机关亦会根据相关法规处以罚款和滞纳金。当该笔营业税、滞纳金及罚款足额缴纳后，税务机关才会接受抵税的申请。
4.对于一些积压空置商品房的处理，B公司人员认为根据有关规定，这些房屋销售时的营业税是可以减免的。
根据有关规定：积压空置的商品住房，系指1998年6月30日（含）以前建成竣工获得北京市所属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出据的“建设工程质量竣工核验（定）证书”，同时未取得销售收入或销售预收款的经营开发以供销售的生活用居住房。以上条款说明，并不是所有在1998年6月30日前竣工的未售出的空置商品房都可享受免征营业税的优惠政策。出租的商品房，不属于空置房，不能享受以上优惠政策。即使是假按揭的房子，也已经有买卖，所以也不能享受以上的优惠政策。由于本次是根据有房屋销售合同（含预售合同）进行审查，因此，在确认的销售金额中不存在符合以上规定的未售出空置商品房情况。所以，本次确认的收入金额不存在可免营业税的情况。这些房屋均不符合空置房的标准，所以不能享受该优惠政策。
同时，有关税务的优惠，要以税务批复为准。按甲公司提出的资料，该公司一期只有一份免税批复，总金额为人民币13万元左右。
5.对于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的预征企业所得税的预计利润率的问题，B公司认为有文件规定，该比例目前已经降至10%，因此甲公司欠缴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也没有中煜华审查后认可的那么多。但是，根据《北京市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所得税管理问题的通知的通知》（京国税发［2002］314号）第五条：对于2001年12月20日前按20％预计利润率预征企业所得税的房地产企业，其已预征的税款不再调整，可留待建设期汇算时统一核算。
2001年之前规定房地产企业预交所得税的预计利润率为20%，从北京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甲公司此前的审计报告）中也可看出甲公司实际是按20%的利润率预缴企业所得税。如果应预交的企业所得税未全额交纳，应先补交，并在补交税款的同时交纳罚款与滞纳金，再在汇算清缴后根据结果申请退税。
此外，还有土地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汇算清缴期的问题、汇率的问题、出租房屋的问题以及会计利润与税务利润的区别等问题，税务师都根据大陆现行的税务制度及有关规定做了详细的论述，维护了A公司的合法权益。
案例总结：
在A公司的收购行为中，有以下几点可以改正的地方：
1.决定购买股权时，应聘请专业人员，对甲公司的财务及税务情况进行充分的审查，以了解其是否有重大的涉税风险或债权债务风险；
2.在确定交易方式时，应聘请专业人员进行设计，以采用成本最低（缴税最少）、风险最小的方案；
例如本案，A公司为购买股权而支付的3800万元将不能列入二期项目的开发成本，不能在其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前进行抵扣，仅此两项，多缴的税款就将达到上千万元。
3.由于一期项目一直没有做汇算清缴的工作，这就使欠税金额缺乏公认的数额，在法庭上极为不利，没有审计报告作为证据，A公司估计的一期项目偷漏税金额很难取信于香港法官，引来了大量的法庭举证、辩论等工作；
4.A公司收购时，为了躲避大陆的有关手续，采用了收购甲公司的投资方??香港的X公司的方式，这使本案必须在香港审理，A公司为此需要支付高额的差旅费。同时，香港的律师费水平远比大陆的高，两地税制的不同又使法官与律师理解情况很困难，大大加长了官司所耗时间，使得A公司最终得不偿失。如果A公司在收购时即聘请税务顾问，那么税务顾问肯定会建议A公司直接收购甲公司，这样，案件就应该在北京审理，这无疑对A公司非常有利，同时也节省了巨额开支。
注：为了本案例叙述的方便，对于A、B公司交易及控股甲公司的具体方法，及其如何避免违背公司法相关规定的细节，在此不做详细论述，敬请留意。
第三篇：解析关于“信托计划”实务中的法律风险
关于“信托计划”实务中的法律风险
关于“信托计划”实务中的法律风险 作者：曲 峰
关键词：信托、资金信托、信托实务、法律风险、律师评论 序言
信托业的迅猛发展，让我们颇为震惊。“一法两规”的颁布至今，真正成为了信托发展的导航系统。但是信托作为英美法系的产物，如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托业，正是经济学者和法律学者颇为关注的课题。另外，这一年半的发展历程，也夹杂着些许的浮躁、盲目和不足。笔者作为一名律师，凭借对信托机制法学理论的知识结构，撰写此文，旨在剖析信托实务中的风险问题。
一、信托市场的动向
自2001年以来，以《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一法两规”的颁布实施为标志，真正填补了我国金融立法领域的空白。同时，中国信托业开始步入规范运行的轨道，相关的法律法规环境也渐趋完善。经过全行业的整顿，信托公司开始在新的制度下开展经营活动，这为信托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舞台。
随着信托业这一段时间的发展，信托行业站在新的起点上，以信托产品的创新为契机，为资本市场的整体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辅助作用。特别是2003年这个，无论在信托产品设计、资金投放、项目选择、银信联动等方面，信托已经初步形成了良好的市场氛围。从打破传统的融资渠道入手，争夺市场空间。尤其从“集合资金信托产品”来看，成为了投资市场关注的焦点，其中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尤其倍受瞩目，如上海外环隧道、浦东磁悬浮轨道交通、北京CBD土地开发、天津滨海新区管网、苏嘉杭高速公路以及最近推出的郑州市政建设项目等。这一年应该是信托投资公司发展信托业势头最为迅猛的一年。
另外，更让我们看到了信托业的勃勃生机，信托产品的到了市场投资者的追捧，信托产品的创新手段更是百花争艳，信托市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信托公司在对信托财产管理、运用的手段，也从传统的贷款模式“跳出来”，市场中出现了，诸如股权运作、融资租赁、受益权转让、证券投资、银信合作和组合类等投资模式。但是，信托业在2003年一片创新、开拓、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也夹杂着些许浮躁和盲目，有的信托公司对于信托创新的理解过于狭隘甚至偏颇，以至个别已经推出的产品极不严谨，风险四伏，甚至极个别公司出现了“明为创新、实为违规”的格局和态势，这不得不引起法律学者和经济学者的高度警觉！
二、如何从法律上理解信托
信托是一种具有“代人理财”性质的民事法律行为。我国《信托法》中表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可以信托的财产除了禁止流通的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物权和债权、股票、债券、票据以及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具有经济价值、可以用金钱衡量的物和权利。这里当然包括货币资金。同时，因为资金信托具有“圈钱和集资”的特性，我们国家对于资金信托的管理、规范作了强制性的规定，即必须由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信托投资公司从事资金信托业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资金信托业务。资金信托从委托人的数量上来划分，又分为单个委托人委托和多个委托人（二个或二个以上委托人）委托。这里的多个委托人委托则称为“集合资金信托”。
那么，如何理解“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呢？“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应当理解为信托投资公司根据市场的需要，按照信托目的、结合信托财产是货币的特性，通过对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和处分，而设置的一种信托业务品种。即信托公司在将资金集合汇总后，用于事先选定的投资项目中，从而利用该投资项目为委托人（这里也指受益人）获取收益。这里所说的“对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是指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依照信托文件的规定，采取出租、出售、贷款、投资、同业拆放等方式。
三、资金信托实务中的法律风险
我们都知道信托机制产生于英美法系国家，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原本在英美法系发展起来的信托体制，能不能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扎根和成长，笔者认为，尚需要探索和实践。为此，凭 2
借对信托机制法学理论的知识结构和当今市场中已经出现的案例，针对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信托公司）的资金信托种类，剖析信托计划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尤其是法律风险。l 信托设立之初的法律风险
基于信托业正面对着日益扩张的市场需求，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用市场实践验证了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针对信托公司采用集合资金的形式，在设计和发行信托产品的过程中，其首要前提就是要考虑信托设立之初的问题。笔者为此阐述如下的观点。
首先，注意选择信托领域的合法性。虽然，从信托业的发展态势和学术界的呼声来看，信托业蕴藏着许多蓬勃发展的契机，且许多法律学者，也提出了信托在多个行业应用和创新的建议。但是，从国家金融政策来看，依据我国《信托法》，其中明确规范了信托业主要发展方向的大原则。其中《信托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民事、营业、公益信托活动，适用本法。所以，可见，目前国家允许在民事、营业、公益信托这三个范畴之内寻求发展。但是，相应的民事和营业信托中也是有限制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九条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不得办理存款业务，不得发行债券、不得举借外债。不得以任何形式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不得以发行委托投资凭证、代理投资凭证、受益凭证、有价证券代保管单和其他方式筹集资金，办理负债业务等。
其次，必须有合法的信托目的。因为，这是信托公司设立信托的基本前提，除了要符合信托法，当然也要遵守其它法律法规，不能损害国家、个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利益。例如，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而设立的信托，法律规定就是无效的。所以，信托目的应当是在合法的范围内，力求实现信托财产的增值。当然信托公司从事信托业务，是以营业和收取报酬为目的，这一点与信托目的是两个法律概念。
再者，势必加强信托法律知识的普及。目前，有些国内外学者在学术研讨中，借鉴和效仿一些成熟国家的信托机制，提出了诸如自然人或者其他机构等均可以成为受托人的学术性建议和探讨；加之，我国信托机制的推广和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投资者的认知尚需要过程，且信托公司不得通过报刊、电视等媒体进行营销宣传的限制；以及多种类似的“委托理财、代人理财、投资咨询”均存在于市场中。使得部分投资者、甚至是法律专业人员可能都存有重大误解。例如，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信托专业机构（即信托公司）是资金信托的唯一合法受托人，3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资金信托业务。否则资金信托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是资金信托、乃至信托领域的首要法律风险之一。所以，无论是信托公司、经济专家还是法律专家，都应当关注市场世态，在工作中积极推进信托在投资者中的认知程度！
l 对信托财产合法性审查的法律风险
我们都知道，根据国际上的惯例，信托财产具有“破产隔离”的基本原则。信托机制因为具有财产转移的特性，理所当然的将存在被一些人用于逃避债务的手段。针对资金信托过程中，委托人（也即投资者和受益人的双重身份）将自己的资金或财产信托给信托投资公司后就变成了信托财产。根据信托法律规定，信托财产必须是投资者自己合法拥有的资金，否则不可信托。即使信托成立，但是委托人设立信托的行为损害其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信托，这是《信托法》第十二条规定的。特别对于那些非法所得或逃避债务、逃避诉讼而信托的资金，信托公司往往是不知情的情况，这对信托计划的实施将有很大的法律风险。因此，信托投资公司在接受信托资金时应注意这个法律风险。
那么，信托公司如何防范这个风险？如何对委托人信托资金合法性进行审查？因为投资者设立信托的行为，是否损害债权人的利益问题，信托公司根本无法预见和防范，具有一定的客观存在性。例如：投资者与配偶正处在离婚财产分配过程中，完全有可能损害配偶（即债权人）的利益；或者投资者创办的个人独资企业或参与的合伙企业中，附有相关债务且不足以清偿的同时，理应由自己的全部财产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在投资者不谙熟法律的情况下，将部分自有资金进行了信托，也属于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若投资者系公司法人，则这种情况将更加多见。这些因素都将可能导致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利，信托行为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最终导致信托计划的失败或者部分失败。
以笔者卓见，上述风险在实践中却是很难判断，但是可以借鉴如下四种方式，尽力来规避和减少此类风险：（1）采用委托人的承诺与声明制度；（2）建立健全委托人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制度；（3）采用委托律师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制度；（4）采用公证处强制公证的制度。这四种方式中，第（1）种过于简单、容易流于形式，第（4）种程序过于复杂和教条，容易降低投资者的热情和延长信托计划的设立周期。而第（2）种则属于配合性合同条款，往往匹配运用。所以最佳的方式就是第（3）种，由专业律师介入，不仅增加了投资的信心，也 4
节省了信托公司的工作时间，同时进行审查过程专业化，可以从尽职调查、委托人承诺、合法性审查、出具法律意见书等多个方面，来避免这种风险。l 承诺预期信托收益的法律风险
任何的投资都有风险，只不过是风险大小的问题。从法律上讲，信托收益不能保底，信托财产也不能保证不受损失。根据《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规定，信托公司不得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者保证最低收益。但是，在实践中，信托公司往往公布预期收益，从而吸引投资者。
这对投资者来讲，将是最大的法律风险，也是信托公司最大的法律风险。预期信托收益，是设计信托计划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关系到投资回报的根本问题。一方面是投资者积极参加信托计划的源动力，另一方面又是信托公司选择投资项目而进行投资的责任。因此，预期的信托收益，是投资者和信托公司共同关注的问题。
投资者的投资回报来源于信托收益，如果没有预期的信托收益或者令投资者满意的收益率，投资者也不会认购资金信托计划。因此，信托收益的法律风险是信托风险的核心问题，是信托公司在设计资金信托计划时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
这种风险的大小决定投资者的本金能否顺利收回，针对信托公司公布的“预期收益”能否顺利实现，则是投资者和信托公司最为关注的风险因素。所以，针对信托收益风险，首先看资金运用项目的投资情况，特别是项目在信托期限内的现金流量是否能充分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其次，看项目公司的背景和实力，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在项目不能正常还本付息时的偿付信托财产的情况；再者，看信托资金运用的风险防范手段，如抵押（质押）物是否有保障，担保方信用级别和资金实力如何，是否有保险机制介入等情况；最后，看发售信托产品的市场成熟程度，例如在2003年7月，中信信托推出的“华融公司优先资产收益权”的信托产品，虽然在资产处置和融资思路方面做出了重大创新，但是其高风险程度只有业内人士才知道。所以，这就要凭借从业经验和国家金融产业政策来判断，当然上述风险防范因素还是要考虑进去的。
以上四点，是最值得信托公司在实践当中参照的标准。另外，笔者在这里建议，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信托公司在设计信托计划同时，单方面的判断，是否具有公信力的问题？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即使信托公司的具备包括“信用见证、资信调查及经济咨询”等的综合能力，但是信托公司单方面的判断还是达不到取信于民。基 5
于这一点，从专业化领域、判断投资的客观立场和公平原则来看，以及预期信托收益涉及公众利益的性质，对预期信托收益的确定应当由专业性的中介机构作出，才更具有客观判断的公信力。例如，专业的会计师对于信托资金投向进行预测分析，综合计算管理成本和相应税费，作出预期信托收益的专业判断，并出具专业咨询意见或报告向公众或投资者披露。专业律师应对信托财产所产生的信托受益来源进行审查，包括项目公司合同和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确定真实性和合法性。专业律师在审查的基础上出具法律意见向公众或投资者披露。投资者应在专业会计师、专业律师的审查意见和判断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资金信托的决定。l 信托担保中的法律风险
就目前市场中发行的资金信托产品来看，一般来说，基础设施类信托产品要比房地产投资项目和其他项目类型更有吸引力，而运用于具有一定规模企业集团的信托要比运用于一般项目公司的信托更有吸引力，具有抵押、担保或者保险机制的信托要比一般的信用型的信托更有吸引力。
目前我国现阶段市场种出现的信托产品，大多数与政府城建项目或多或少的相关联，通过“政府承诺函”的形式，在信托计划中加入政府信誉，为城市基建项目融资。虽然，这种市政概念的信托产品市场销售情况良好，但政府或者国有法人凭借较高的信誉度，一边承诺城建项目与社会资金的优化组合，政府会负责一切等等；一边又强调把社会大量闲置资金与城市建设的资金缺口相结合，一定要市场化运作。殊不知，真正的“市场化运作”，就与政府的信用程度与其财政势力、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域优势等因素，并不是紧密相连，信托公司仍然要根据法律规定和市场惯例，要求项目公司提供除了政府以外的担保、抵押、保险等措施，从而也排除政府、财政担保的无效性。
尽管法律规定信托收益不能保底，但是通过一系列担保法律风险的防范措施，以保证投资者的预期信托收益、以降低信托公司资金投向的风险，这也是法律不反对、不禁止的。这样不仅是吸引投资者的良好“卖点”，更加是信托公司所需要、且必不可少的风险防范措施。所以，根据不同的信托产品，对项目公司的信托收益来源进行“保险”（即担保），以保证信托收益来源的流畅和“对投资者有所交代”。
目前信托市场中应用担保措施的主要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第三方担保、银行信用担保、政府财政承诺、信托财产劣后收益权、组合担保以及无附加风险控制等八种形式。其中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在市场中应用率是最高 6 的。按照担保方与融资方、信托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又可以划分为，内部担保、信托方担保、融资方担保、担保公司担保和其他担保等。其中，担保公司担保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方式，而更多的是关联关系的担保，2003年由融资方关联企业和信托方关联企业提供担保的信托产品融资额分别为12.8亿和7.1亿元（来源于媒体披露的数字统计）。
笔者主要从以下几点谈一下应用的注意事项：
1、针对现金流量相对稳定的信托计划，经预测评估可以到达预期信托收益的信托资金，应由信托公司在设计资金信托计划时，对信托收益的来源进行相应担保即可。具体担保方式可由信托公司自行掌握。
2、针对还未有稳定现金流量或尚未建成运作、尚未有收益的信托项目资产，应由信托公司在设计资金信托计划时与该项目方约定，项目方承诺担保的同时，担保方式选择也更加重要。担保方式可以选择，诸如金融机构担保、上级或是关联公司担保、抵押或质押，或者在项目方的现金流中提取相应的担保准备金或违约准备金等等。
3、对于关联企业提供的担保，信托公司在实践中也可以考虑接受。因为，虽然随着信托的发展，这并不是良好、健康的市场发展方向，但是在尚处于萌芽和发展状态的信托市场，是可以应用的，甚至还可能是宣传中的重要卖点。
4、对于抵押和质押的担保方式，不仅要考虑符合《担保法》的有关规定，还要综合考虑抵押物、质押物的市场价值；实现抵押权和质押权的方式方法、难易程度，以及所投入的时间成本和是否通过法律程序（如诉讼或仲裁）实现等因素。
l 信托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法律风险
依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是两个法律概念。从信托的实务角度出发，在信托实践中，尤其是针对信托公司一方当事人，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把信托合同成立和生效的概念弄清楚，在实践当中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信托合同的成立，是指当事人经过要约、承诺过程，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意向，因承诺生效而合同成立（这里承诺是指信托公司作出的承诺），并使得订立过程的完结。《信托法》第八条规定，采取信托合同形式设立信托的，信托合同签订时，信托成立。采取其他书面形式设立信托的，受托人承诺信托时，信托成立。信托成立 7 的主要要件包括，合同的主体、合同的形式、合同的主要内容、合同的要约和承诺过程。这里面需要注意的就是，信托法律关系不同于普通的合同法律关系，其合同主体有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当事人，所以它是一个三方的合同关系。另外，信托合同的内容要素，法律上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必须具备信托目的、信托财产的范围、种类和状况、受益人取得信托利益的方式方法等必备合同要素。
其次，信托合同的生效，是指针对已经成立的合同，如何产生法律效力的过程。有的合同是自成立时即产生效力，有的合同成立以后并不是当然有效，其可能是无效的、附条件生效的、可撤销的或者是效力待定的。对于信托合同生效的构成要件，法律上并没有十分具体明确的规定。但是《信托法》却从反面强调了信托无效的法律规定，《信托法》第十一条规定了无效的如下几种情形，（1）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2）信托财产不能明确；（3）委托人以非法财产或者本法规定不得设立信托的财产设立信托；（4）专业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5）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另外，《信托法》第十条规定，对于设立信托的信托财产依照法律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未办理时应当补办，不补办的则信托不产生效力。
综上两点，信托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时有区别的。信托合同的成立，虽然也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其体现的是信托法律关系的事实是否存在，也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自主订立合同的自由。而信托合同的生效，则实质性地产生了双方具体的权利义务的履行过程，能够体现当事人所预期达到的法律结果。所以，信托公司在设计信托合同的同时，应当审慎地从法律角度考虑信托合同的生效问题。当然此类风险可能对于信托公司来说，法律要素过于专业化，但是实践当中可以由专业的法务人员或者律师来把握。l 信托财产管理的法律风险
信托机制具有财产转移的特性，而且我国信托机制的建立初衷，也是为了改善金融机制和创新金融机制，因为信托可以被广泛的应用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根据《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五条和《信托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信托财产因管理、运用、处分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也归入信托财产。可见信托财产及其所投资的项目资产，以及它们的信托收益均为信托财产。基于这些，信托财产应当具有独立性，而且应当从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信托财产和属于受托人（即信托公司）的固有财产相区别，不得归入固有财产或成为固有财产的一部分，这一点《信托法》第十六条作了详细的规定。同时，法律也强调信托公司对固有财产和信托财产，甚至是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要求应当分别立帐、分别管理。
第二，信托财产必须与所投资的项目资产的权利人（即信托财产投向的目标项目公司，以下简称“目标项目公司”）的自有财产相区别，尤其对投资项目所产生的信托收益与目标项目人的财产相区别。这一点，虽然信托法没有规定，但是笔者认为这一点意义重大。例如，信托资金采用投资的形式，投资于某一项目公司的部分股权（非控股股东），在信托股权与一般股权并存的条件下，该项目公司其他的对外投资行为如何把握？法律是不是允许这样做？是否应该严格限制该公司的其他经营行为？对于这点，笔者认为，限制该项目公司的经营行为是与法律相抵触的，但是，可以通过双方的合同约定，确定信托资金的专款专用制度，将经营项目严格封闭，以保证信托股权与其他股权相区别，也保证了信托股权收益的明确性。另外，必须确定该项目公司的封闭性或单一性，即只能经营信托投资的、具有稳定收益的项目资产或业务，而不能经营未经信托计划明确列入经营范围的项目资产或业务。因此，这类公司在成熟的西方国家称为“特定交易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即SPV）。目前，采用股权投入且经营具有单一性，并通过股权溢价而获得信托收益的最典型案例，就是上海复兴路隧道项目。另外，在信托财产管理中，除了应当具有信托专业资格的专业管理团队以外，还应注意如下：（1）信托业务部门应当在业务上独立于公司的其他部门，且业务信息不得与其他部门共享；（2）不得谋取不当利益；
（3）不得挪用于非信托目的的用途；（4）不得以信托财产对外提供担保；
（5）不得以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之间、或者不同信托财产之间相互交易；（6）不得将信托资金投资、放贷于相关关系人等等。l 非正常方式实现信托收益的法律风险
在我国，目前的信托投资市场中公示的法律制度与披露的法律制度尚不健全，信托行业规范尚没有达到如美国、日本等国家那样成熟。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信托实践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格局。投资者无论在获取信息的途 9
径上，还是在判断投资的专业化程度上，还是在抗风险能力上，往往都不及信托公司，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层面。但是，投资者承担的投资风险却远远大于信托公司。
依《信托法》规定，信托公司因为失职、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等因素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应当由信托公司承担责任。而除了这一点以外，因为“投资有风险”已经事先告知，所以其他的责任与风险均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诸如，信托财产的客观贬值、信托收益的减少、通过主张抵押权或质押权实现信托收益时支付的成本、信托财产的变现价值与实际市场价值的价差、变现周期过长而产生的损失等等。这样就使得投资者承担着比信托公司多几倍的责任与风险。实践中，如果出现因为信托收益（非贷款形式）无法实现预期的效果，不得不按照非正常的手段，去通过约定的“担保方式”实现信托收益。如果信托合同约定，对于受益人的信托收益完全以货币的形式体现，这个过程就涉及到信托财产的一个变现问题和评估问题。而这两个问题都离不开“价值”的范畴，即变现价值和评估价值。
倘若出现这种情况，信托公司如果以“独裁方式”决定，或者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判断，变现价值与市场价值是公允的、通过主张抵押权或质押权实现信托受益时而支付的成本是合理的等行为，往往不能得到投资者的真正认同。
因为，在投资者责任与风险较多的前提下，无论是由信托公司单方判断，还是由项目公司单方判断，或者是由双方协商确认，而对项目资产（信托财产）进行评估，其评估价值显然可能有失公正或缺乏“公信力”。这样就可能存在信托公司损害投资者利益，或者投资者“误认为” 信托公司损害了自己的利益的情况。同时，运用不同的评估方法，站在不同的立场，都将会产生不同的评估价值，有时甚至有很大的差异。
为此，在信托市场中，难免会出现类似证券市场上，因为大股东或者管理者没有尽到勤勉尽责的义务，而产生中小股东（投资者）集团诉讼的情形。为了能够避免这种问题和矛盾，笔者建议，再出现上述的几种情况下，可以由专业会计事务所运用几种不同的评估方法，并在专业律师事务所对评估材料的正确性和合法性作出法律意见的条件下，作出一个比较公平、客观的评估价值，从而避免这种问题发生的概率。
综上，笔者阐述了在信托公司实行资金信托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潜在法律风险，但是，这可能只是法律风险中的冰山一角。随着我国资金信托业的发展与完善，实践中还可能碰到新的问题，信托实务中如何防范这些风险，将 10
第四篇：煤矿企业并购中的法律风险及应对措施1
煤矿企业并购中的法律风险及应对措施
安顺中云
张志龙
早在2009年9月28日，国土资源部等12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指出，2010年3月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要求组织编制和审批整合实施方案，并报国土资源部备案。2010年年底前，按照经批准的进一步推进整合实施方案，全面完成整合工作任务，建立健全矿产资源管理有关制度，初步建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长效机制。
从上述通知可以看出，2010年是矿产资源整合至为关键的一年，资源整合涉及到诸多的法律问题，贵州等省在今年也已加入实质性的运作阶段。目前，中植企业集团在贵州省正紧锣密鼓地抓住机遇，参与贵州省煤矿重组、集团化的工作，这个过程是负责而艰辛的过程，要想达到真正目的，必须时刻注意相关的风险，特别是法律风险。现谈一下在煤炭企业并购中的法律风险，并针对该风险提出了几点应对措施，希望对企业有所帮助。
一、煤矿企业并购中的主要法律风险
1.企业主体资格风险
煤矿企业最起码要具备“五证一照”，五证是指采矿许可证(国土资源部门核发)、煤炭生产许可证(煤炭管理部门核发)、安全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核发)、矿长安全生产许可资格证(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核发)、矿长资格证(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核发)，一照是指营业执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如果目标企业证照不全，这样的并购是存在瑕疵的，往往给日后的经营留下隐患。对于煤矿集团化重组中，证照不全的技改煤矿，就必须考虑充足的防范措施。
2.土地使用权风险
要对目标企业的土地使用权的权属核实清楚。应当查清目标企业是通过什么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是出让，还是转让。实践中，很多企业是通过租赁的方式取得土地，并没有土地使用权。在这样的土地上建筑的房屋是没法办理房产证的。尤其是租赁集体的土地，还需要办理征用和出让手续，这是比较困难的，应该特别予以注意。
3.目标公司的债务风险
煤矿资源整合，目标公司多为小的煤矿企业，而这些小的企业往往财务制度不健全，致使收购方不好确定目标企业到底有多少债务，此时应当聘请专门的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进行核实，并可以在并购协议中要求目标企业承担担保责任或违约责任。
4.目标公司的税务风险
如果目标公司在纳税上存在问题，就有可能在并购后受到追究，从而引起一定的法律风险。税务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目标公司进口免税设备在监管期转让被追补税款;(2)目标公司偷税;(3)目标公司欠税滞纳金等。5.目标公司劳动用工风险
多数小的煤矿企业用工并不规范，劳动用工方面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2)拖欠员工各种保险;(3)拖欠员工加班费和工资;(4)目标公司的商业秘密流失等。
二、煤矿企业并购中的风险防范措施
可以说任何并购都有风险，但是风险是可以防范的，问题就在于能否预见到这些风险，并且制定了恰当的防范措施。对风险的防范水平取决于尽调者的知识、经验、能力，因此尽调律师在并购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上文中提到风险的时候已提及了一部分措施，对于没有提及的，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解决：
1.调查目标公司的主体资格情况
目标公司的证照通过国家行政机关办理，律师可以向行政机关查档，比如工商登记情况、采矿许可证登记情况等等。
2.慎重选择并购方式
并购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收购目标公司的股权(产权)或目标公司增资扩股达到控制目标公司的目的;一种是收购目标公司的资产。
股权并购是指投资公司作为并购方通过与目标公司股东进行有关目标公司权益的交易，使投资公司成为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的投资行为。股权并购交易的标的和内涵是股东对目标公司的权益，这是股权并购的本质特征，也是股权并购区别于资产并购的核心所在。股权并购程序复杂、风险大，除了具备一般的投资风险外，还有自己独特的风险。从实务来看，股权并购更为常见。
资产并购是指投资公司通过受让目标公司资产和业务的方式实现并购目标公司的一种投资模式。资产收购一般不会遭受目标企业或然负债的损失，这是资产并购方式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的优点。
在进行并购方案设计时，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充分考虑两种并购方式的特点，建议客户选择收益大、风险小的方式。
3.目标公司劳动用工风险防范措施
根据实践经验，收购方可以采取如下措施避免目标公司在劳动用工方面的风险：
(1)凡是能做处理的要求目标公司在并购前处理，比如欠缴社保费用、拖欠工资、未支付加班费用等问题。
(2)延长付款期限，由于用工方面的风险多发生在并购完成后的一年内，如果并购价款未支付完毕，则并购方的损失就容易得到赔偿。
4.目标公司税务风险防范措施
(1)可以要求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稽核并出具完税确认书。(2)把目标公司在并购前因过错而产生的，或者并购后产生的纳税义务并入目标公司的或然负债的赔偿范围。
总之，现场尽调人员在参与并购案件中，应为客户选择并购方式提供参考意见，并本着勤勉尽职的原则履行核查义务，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应该客观、真实、全面，达到将法律风险降到最低的目的，从而顺利完成并购项目。
第五篇：企业并购中的法律风险防范-王学茂-四期
企业并购中的法律风险防范
企业并购通常是指一家企业通过购买或置换等方式获得其他企业的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或资产，从而取得对该企业控制权的经济行为。与企业内部资本积累相比，并购是快速扩张的重要手段，通过并购和重组使企业经营、财务、战略发展等方面进行协同，快速扩大资本规模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得到跳跃式发展。
并购往往是一个复杂交易的过程，防范其中的法律风险对促使并购成功及节约并购成本具有关键意义。我国目前还没有没有统一的规范并购交易的法律法规出台，对国企并购、外资并购、上市公司并购等不同主体实行不同的法律规定；《公司法》、《合同法》、《证券法》、《税法》等法律、法规在各自领域内发挥作用。但是并购交易本身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本律师试从交易的法律风险层面作一些分析，以供参考。
一、收购前的尽职调查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也是并购成功的重要条件。进行收购前的尽职调查是为能够深入了解被收购方及目标企业的相关情况，并基于调查结果判断能否使进行并购、设计并购交易方案和财务预算，分析影响并购的关键要素和制定相应的对策，以及是否必要进行深入洽谈的可能性。尽职调查是并购可行性分析和确定谈判策略的基础，一般包括对目标企业的主体、概况、经营状况、股权结构、企业动产、不动产、知识产权、债权、债务、税务，涉及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及其他法律程序等相关方面，因不同的收购方式而有所不同侧重。
二、并购交易方式的选择
不同的企业并购方式在交易标的、债务风险承担、法律程序等方面各有不同，适应于各种并购的具体情况。选择合理有效的交易方式，能够获得最大效益，对成功并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并购交易形式多样，如控股式、吸收式、购买式、承担债务式、公司合并等，法律未作统一规定，均是根据收购与被收购企业的实际情况而定，但主要的代表形式如下：
1、公司合并：通常是两个或者以上的公司结合为一个公司的形式，包括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公司合并后改变了企业主体资格，公司的资产、债务等权利义务由合并后的公司继承。
2、股权并购：通常是对目标公司股东所持有的股权或股份进行购买，从而参股或者控股目标公司。股权并购是与股东之间的交易，不改变目标公司的主体资格，目标公司的资产状况，债权、债务仍有目标公司自身享有和承担。
3、资产并购：通常是收购方购买全部或者部分实质资产，从而达到接管出让方企业全部或部分业务经营权的收购方式。资产并购交易标的是资产，将产生资产所有权的转移变更。
三、交易标的的合法性与风险性
保障收购对象的合法性和降低隐患的法律风险：
1、审查并要求出让方保证对其出让的股权或者资产具有完全、合法的处分权，已经履行所有必要法定程序、获得相关授权或者批准。如收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必须经得该公司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并且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收购国有产权必须经过法定评估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等。
2、审查并要求出让方保证股权或者资产没有附带任何的抵押、质押担保或者优先权、信托、租赁负担等，保证受让方取得所并购股权或资产后不会被任何第三方主张权利。相关资产在数量、质量、性能、安全、知识产权、税务甚至环保等方面均符合约定要求，不存在隐瞒任何不利于收购方或者不符合约定的情形。
3、若涉及收购“壳资源公司”或核心资产、技术，则应当注重在有关资质（如收购经营业务须国家批准的特种经营企业）、政府批准文件及其合法性和延续性。
四、债务风险防范
企业并购目的一般是要达到对某一企业的控制或者获得收购资产的使用价值。若在并购交易中因为出让方隐瞒或者遗漏债务，将使受让方利益受损。对于该等风险的防范措施：
1、在股权并购中，由于企业对外主体资格不因内部股东变动而改变，相关债务仍由企业自身承担。但受让方需向出让股东支付收购股权的对价，并且很大程度取决于股权转让时的企业净资产状况（当然还有其他影响因素）。如果受让股权后，因被隐瞒或者遗漏债务暴露导致目标企业被追索，企业财产被查封、扣押或者被拍卖，股权实际价值必然受其影响而降低。除在收购前期调查目标企业
真实负债情况外，还可在并购协议中要求出让方作出明确的债务披露，除列明债务外（包括任何的欠款、债务、担保、税金、罚款、责任等），均由出让方承诺承担，保证受让方不会因此受到任何追索，否则，转让方将承担严重的违约责任（也可约定相关的收购价款在一定期限内如无上述债务等问题再向出让方支付）。这种约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遏制出让方隐瞒或者遗漏债务的作用。
2、在资产并购中，交易标的为资产，需要保障所收购资产没有附带任何的债务、担保等权利负担（如不存在已经设置抵押或其他权利等情形；房地产不存在建筑工程款优先权等）。对于完全依附于资产本身债务，不因资产的转让而消灭，必须由出让方在转让前解决，否则应当拒绝收购。
3、在国有企业改制的产权收购中，受让方受让国有产权且支付对价后，却仍然可能对改制企业债务承担责任。所以，必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出售企业时，参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出卖人公告通知了债权人。企业售出后，债权人就出卖人隐瞒或者遗漏的原企业债务起诉买受人的，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申报过该债权，买受人在承担民事责任后，可再行向出卖人追偿。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未申报过该债权，则买受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可告知债权人另行起诉出让人。
该条对收购方具有“债务风险隔离”的作用，虽然增加程序的繁琐性，但要求出让人履行公告通知申报债权的程序，是国企改制收购中不可缺少的债务风险防范机制。
五、有效的担保责任
并购交易需保障收购股权或资产安全性、避免债务风险，如果在前期调查和并购协议条款设计（相关保证与承诺、违约责任条款等）妥善处理，可在法律层面降低有关风险，但在现实层面上，并非百分百安全。并购交易中的债务等风险可能潜伏一段时间才暴露，如果出让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转移财产或其偿债能力因客观情况而大大降低，即使出让方承担责任，但无财产清偿，受让方仍将遭受损失。所以，为规避风险和提供交易的安全保障，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设立担保机制，即要求出让方以其相应价值的财产抵押、质押或者提供具有代为偿还能力的第三人担保。
在出让方没有偿债能力后，可以追索担保人。
六、并购后的企业治理结构
在公司合并或者股权收购中，将产生与其他合作方共同经营运作企业。而《公司章程》是公司运作的基本规则，修订《公司章程》确立公司和股东的“游戏规则”是第一位的。
很多股东纠纷就是由于相互间的规则不清导致。《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的组织、运作，也是调整股东之间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法律文件。
为防范日后的股东纠纷发生，在并购过程中，收购方应当与其他股东共同协商公司章程条款，包括公司组织机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具体职权与议事事规则、对公司投资及经营决策机制、公司重要管理层人选，公司利润分配等事项作出明确规定，确立清晰的权利义务规则，并由各方遵守。
以上是本律师在从事相关企业收购并购中的经验积累，对企业收购并购中的法律风险作浅谈，希望能够引起收购方或被收购方在从事并购业务中对法律风险重视，从而减少在企业收购并购中的风险，在收购并购中得到最大的利息保障。
作者：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 王学茂 律师
2011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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