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才新--试论延安文艺运动与十七年文学

第一篇：程才新--试论延安文艺运动与十七年文学

试论延安文艺运动与十七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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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在本世纪文学的发展中,延安文艺是极为特殊的文艺运动。本文拟通过分析来说明,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非但不是两类独立的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而恰恰相反,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同一性,是紧密联系的有机的统一体。关键词：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文艺运动；工农兵群众；毛泽东文艺思想

一、延安文艺运动

1942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遵照这次座谈会制定的文艺方针，全面展开了文艺整风运动。这次座谈会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1、延安文艺运动历史背景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战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各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海内外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来到延安和各根据地。这些地区陆续成立了各类文艺团体，出版多种文艺刊物。在根据地的民主气氛之下，文艺运动呈现出活跃的景象。先后来到根据地的作家创作了一批新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有新的发展。群众文艺活动也开始蓬勃发展，各地组织了许多农村剧团，编演反映根据地军民生活和斗争的戏剧。群众性写作活动，也得到热烈的响应但当时取得的这些成就，还不能完全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从城市来到根据地的作家，一般存在不熟悉工农兵生活，不懂他们的语言，以及作家所运用的文学形式与工农兵群众在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上有隔阂等问题。对于如何克服这些弱点，当时延安文艺界还存在一些思想分歧，诸如应该首先努力表现根据地的新生活还是为“大后方”服务，怎样处理歌颂根据地的光明面和批评其阴暗面的关系，怎样对待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学习政治理论是否妨碍创作情绪等问题。

2、延安文艺运动的发展

1942年5月毛泽东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合影延安秧歌运动的场面。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同时也发动了文艺整风运动。1942年春，毛泽东亲自找延安部分作家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5月，毛泽东和凯丰联名邀请在延安的作家、艺术家举行座谈会。应邀出席者约百人。在5月2日的第一次大会上，毛泽东发表《引言》，说明开会的目的在于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他提出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学习问题，是当时关系革命文艺发展因而应该解决的问题。随后一些作家、艺术家在座谈会上围绕这些问题,相继发表意见。

二、十七年文学

1、十七年文学概念

时间概念：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十七年”，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中，只能算是极短的一瞬间；当它被赋予特指的含义、承担了特殊的历史内容的时候，却再也无法忽略它在文学史上的漫长——即使已经沉淀了半个多世纪，但依然是"活化石。

三、延安文艺对17年文学影响

1、政治制度的延续——革命思想的延伸

那时的文学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

在延安文艺运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又向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师生发表讲话，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指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各根据地中央局和各级党委，相继传达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部署文艺整风工作。各文艺团体和有关单位组织作家、艺术家认真学习文件，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一些作家还发表这方面的心得和体会，如立波的《后悔与前瞻》、舒群的《必须改造自己》、何其芳的《改造自己，改造艺术》等。鲁迅艺术文学院还检查了文艺教育中的问题。周扬发表《艺术教育的改造》，张庚、何其芳也发表《论边区剧运和戏剧的技术教育》、《论文学教育》，检查了前一时期文艺教育中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偏向。政治意向明显。

十七年文学继承延安文艺革命思潮了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

2、革命文学的主导地位导致城市文学的稀缺。

延安文艺运动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延安文艺运动中的中国文坛，原“解放区”作家占有着主导地位，他们这些人熟悉的是农村生活，在他们思想深处文艺为人民服务被理解成为农民服务，他们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地说是文艺的农民化。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笔往往滞留在农村生活这一素材域中，而对他们身处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这对和“十七年文学”影响明显，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生活的隐匿，除了众多作家本身就是乡土作家以外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近代城市被认为是“罪恶的渊土”，及资产阶级道德和社会腐败产生的场所，再者都市文学本身就具有消费、娱乐的腐蚀性特征在那个年代被认为是必须予以批判和清除的。即使是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间”也被简约为“工厂”这一斗争资本家的场所，且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发方式、道德体系、价值取向、文学想象方式等完全束缚在乡村文化范畴，反映的是作家们的乡村情结。城市的隐匿，使得“十七年文学”文本中所表达的现代化诉求缺少精神、物质基础的构建，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片面性。“十七年文学”

似乎成了红色中国、乡土中国的书写，是延安革命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城市的隐匿，对“十七年”城市题材文学作品艺术内容的改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表现在“十七年文学”日渐取消了城市生活中礼俗的审美意义，而礼俗作为一种文化复合体，正体现出城乡生活的差异性。这是延安文学在主题思想对十年文学起到导向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朱平;马克思人生本体论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9.[2] 胡尚元;建国后十七年史学领域的大批判[D];中共中央党校;2008.[3] 陈亚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D];中共中央党校;2007.[4] 杨火林;1949-1954年的中国政治体制[D];中共中央党校;2008.[5] 郭圣莉;城市社会重构与新生国家政权建设[D];复旦大学;2010.[6] 罗兴佐;治水：国家介入与农民合作[D];华中师范大学;2008.

第二篇：工程造价审计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程才新

工程造价审计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QQ 1556448393

摘要：我国现行的工程造价，是五十年代初期沿用前苏联的基建设预算制度的基础上，经过较长时间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逐步形成的，然而随着国内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地深化，旧的工程造价计价体制模式不能满足新的市场规范要求，从而出现定额中所提供的要素价格资料总是与市场实际价格不相符合，也不能准确合理反映该工程产品价格等等问题，那么我国工程在审计工作中具体存在那些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通过本文我们来一起探讨工程造价审计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关键词：工程造价；审计；问题；对策研究

一、我国工程造价存在的问题

1、项目市场调研不彻底，投资估算失真

在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普遍存在着深度不够，细度不够，导致工程没有功能最大化，经济过程效益化，从而使投资估算失真。

2、设计审度不够，引起变更，突破概算

初步设计时，正常设计日期得不到保证，引起初步设计、编制设计概算达不到规定的深度。设计阶段考虑经济技术指标和技术功能设置不成熟，致使在某些方案的确定上与后期施工图预算阶段有较大的出入，在施工过程中引起设计变更。

3、取费不合理

在九七、二000定额取费上存在级别、工程类别，一些企业故意抬高自己的资质，取高费率。而在二00三定额取费就没有企业级别、工程类别，就防止“高资质，高费率的现象。但在间接费和利润计取时，该扣的没扣而不该增加的又增加等现象也是司空见惯。

4、人员的因素

由于工程造价人员对设计文件识别和施工过程了解方面，经验水平有限，掉项、漏项时有发生；另外设计人员的责任心不强，不考虑经济因素，故意增大保险系数和不必要的提高技术功能标准等现象，这都不能合理真实反映工程造价。

5、工程合同中的隐患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签订建设施工合同中，不严密、不规范等问题，给竣工结算审计工作带来不少争议的隐患。

二、解决审计问题的对策和探讨

1、项目决策阶段的管理阶段的问题解决。在项目的投资决策阶段,项目的各项技术、经济决策,对项目投资以及项目建成后的经济效益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是项目投资控制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根据有关资料分析标明，在项目决策以及方案设计阶段影响工程的可能性为30％～70％。对于在负责设计、编制项目建议书与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人以及其单位应执行责任制，而对于项目建设条件不具备，如资金不足，手续不到位，在审批过程时不予批准通过。

2、规范建筑市场投资管理。从投资管理角度看，规避“先抑后扬”突破概念的现象，在审计工作中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一些故意压价的项目，在审计中本着求真、求实的态度，该加的应当“加”，其次不要仅局限于资金目标，还要以质量、工期、安全、环境、供求等为目标。按施工图核算工程数量和质量要求不折不扣的进行投资，保证工程质量安全。

3、严格执行定额单价。在我国工程造价中，不同分项工程名称、规格、内容和计量定额单价是不同的，在审核时要防止有意或无意高套定额单价。在施工图预算编制和审核要以当地或某行业当时执行的建安工程预算定额单价或当地某行业、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造价管理部门发布准确的工程信息价、工程造价指数及有关规定为准。在定额单价未有的项目，应以相类似定工程数额进行分析换算，或按劳动定额、工程材料消耗定额、机械台班定额合理组价，不应高套、拆算或随意无依据估算。

4、各项费用计取要合理。在审核施工图预算程序一般应先审核费率，再审核取费基础，然后审核计算方法，最后审核使用范围等。

5、完善法律环境。在由造价人员或机构产生主观或客观的失误，应该依法进行赔偿，出现重大错误的人员或机构，取消注册或年检时予以淘汰。在工程造价管理中有必要以社会为主体的监督体系，传媒引导、舆论监督，使工程项目经济活

动置于舆论监督之下，逐渐完善法治与社会监督机制。

6、建立诚信档案。尽快建立以不良行为记录和失信惩戒为主要内容的工程建设信誉档案体系，将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建设过程的不良违纪行为和处罚记录存档，并网上公示。

7、工程信息公开化。积极推广使用计算机质料库和信息数据库，按区域或部门实现网络管理，资源共享，使施工企业站在同一平台“公平、公正、公开”的合理竞争。信誉机制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过程。机制完善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才能促使我国工程造价管理水平总体提升。实施跟踪审计建设项目的全过程造价控制是项目投资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由静态控制向动态控制的转变

结束语

在我国工程造价各阶段审计中虽存在种种问题，只要在建设各阶段加强管理，采取技术与经济相结合切实可行的措施，采取事前、事中主动控制代替事后有效控制，严格执行有关规章制度，监理信誉机制，树立诚信体系形象，在全社会法治主体和舆论媒体强有力的监督下工程造价的问题是可以杜绝的，工程造价在准确性和真实性程度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就必然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保证我过工程建造的安全性，为我国工程建造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尹玲、尹贻林、任国强“论工程造价新范式的形式”，《工程经济学报》

2、柯洪《工程造价管理体制中的定额改革》

3、陈传联、荀志远“工程项目预算决算评审中的问题及对策研”《工程造价管理》

第三篇：新千年文学与文化运动总纲领(湖南大学演讲稿)

新千年文学与文化运动总纲领（湖南大学演讲稿）

新千年文学与文化运动总纲领

廿一行

大家，可能很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搞一场新千年文学与文化运动。我可以开门见山地，给大家解答这个疑问，我们是为了：介入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为一切在精神上，和现实中，迷惘痛苦的人们，写作。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必须，首先好好研究眼前的这个世界和时代。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黑夜贫困时代。这个世界黑夜贫困时代，就是新千年文学，与文化运动要介入，和改造的现实环境。

什么叫，世界黑夜贫困时代？我们可以把它，一分为二地加以理解。世界黑夜就是，虚无主义泛滥，没有信仰之光的精神黑夜；贫困时代呢，是指人被社会观念异化，而遗忘了生命存在的精神贫困。

有一位朋友，他说：“一切都是扯鸡8蛋！”这就叫虚无主义。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从来不曾为自己而活！”这就叫生存异化。大家睁开双眼看一看，闭上眼睛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虚无主义和生存异化的世界黑夜贫困时代。

那么，这种世界性的黑夜和贫困，是如何造成的呢？我们说，这是现代文明泛滥的后果。现代文明出了什么毛病？一个是抛弃神圣，另一个是工具理性。有人说：“孔子难道一定存在吗？可不可能孔子就是个傻瓜，后人把他神圣了呢？”这就叫，抛弃神圣。又有人说：“一切都是利益，世界上根本没有感情！”这就叫工具理性。

为什么现代人要抛弃神圣？为什么会发展出工具理性？这是西方文明开启的“杀死上帝”与“人类中心主义”进程的必然结果。“杀死上帝”之后，人们就可以说：“什么伟大的信仰，崇高的责任，理想的追求，一切的一切，全都是假的！只有把钱装到口袋里才是真的！”

而“人类中心主义”，促使人把大自然当成开采征伐的对象，于是造成地球生态的失衡。“人类中心主义”，又进一步导致个人中心主义。于是，就有人教导我说：“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自己只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能够帮助你的人；第二种人是有利用价值的人；第三种人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垃圾。”

“杀死上帝”必然导致人类中心主义。但西方人为什么要杀死基督教的上帝？正如中国人为什么要推翻封建礼教呢？因为当时它们早已经僵化为压抑人性的教条和统治者控制人民的工具。并非基督教和儒家礼教，一无是处，而是它们，不幸沦为了权力话语的工具。

权力者为什么能够有机可乘？伟大的思想为什么会沦为权力话语的工具？这是由于，人对形而上学的迷信决定的。什么叫形而上学？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象化思维；二，是偶像崇拜。对象化思维就是把一切都当成对象加以观察、研究和利用。偶像崇拜呢，就是期待一个最高神圣者，或者最高律法。

举例来说，同学甲宣称：“爱一个人就要占有她的全部！”这就是一种对象化思维。同学乙在墙上贴一条标语：“资本万岁！资本就是一切！”这就是一种现代的偶像崇拜。

对外物的追逐和对偶像的迷信，使人们生存异化；反过来，对追逐的失望和偶像的破灭呢，又引发了虚无主义。我们看到，生存异化和虚无主义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结果。同时呢，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又是一对相对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把世界黑夜贫困时代，理解为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形而上学，被边缘化、虚无化；科技的、拜金的、功利的形而上学，反被中心化、神圣化的畸形时代。

所以，一个人，他可能既被形而上学话语欺骗，又是个虚无主义者。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见过W君：W君他非常务实，坚信自己能发大财，崇拜：“人都是理性的，寻求最大的利益”这条经济学假说。这说明他是一个形而上学者；但他不相信任何高尚的事物，不相信道德，认为艺术是毫不重要，可有可无的扯淡。这又说明他是个虚无主义者。这个人虽然目标非常务实，但是手段却很有点儿不切实际，结果自以为是地折腾了好些年，仍然一事无成。最后自暴自弃，成为一个颓废的人，一个自甘堕落的人，一个被生活击垮的人。

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使现代人不是被话语观念所奴役，就是精神无家可归。现代人的生活，被各种话语观念和社会机制所扭曲异化；同时，又无法在内心中找到精神的归宿。随着西方文明的世界化，虚无主义和生存异化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今天，我们有些同学刚刚大学毕业，胸中是热血沸腾，时刻准备干一番震惊全人类的大业。他们说：“这个时代满地都是钱等着你赚！谁要是赚不着钱只能怪自己傻B！没本事！”他们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甚至说：“为什么要惩罚贪官呢？世界上怎能没有贪官呢？贪官促进了社会消费和再生产，贪官是这个社会的功臣哪！”

我们总能见到那些无比认同时代价值观，自觉跟着社会风潮而动的人。我到国家图书馆看书的时候，就发现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特别地好学。偌大的图书馆，经常人满为患。大家最喜欢看什么书呢？《怎样做一个好员工》、《我不是教你坏》、《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做人靠手段，做事靠手腕》、《女人赚钱靠什么》、《女人变坏就成功》、《花季少女登上成功快车》、《杜拉拉升职记》。

这些人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学会做人，迎合社会，就可以按部就搬地走向成功；成为有房、有车、有配偶、有孩子的中产阶级；从此扬眉吐气，立于不败之地。多么美好的中国梦啊！但它已不幸，如美国梦一般破灭，成为梦幻空花。然而商业社会，仍然在为年青人编织美妙前程，幸福生活的神话。但事实却是：大多数人都将沦为，商业道德的牺牲品。

我在2008年宣扬新千年文学的时候，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表示极力的反对。他说：“大家都有钱赚，有饭吃就挺好，闲扯什么逼淡！什么拯救，什么崇高，什么神圣，简直是空虚无聊！”后来他不再这么说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存钱的速度，远没有房价上涨的速度快。去年手里的存款还有希望买上2平米呢，今年呢，就只够买1平了。而且女朋友跟他分手，嫁给了大龄男人。

大家看一看，2008年以后，我们周围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别的都不说，一个房价飞涨，就断送了无数青年的好梦。现在的大学生，面临着毕业就失业的生存问题；面临着工作一辈子，也未必买得起房子的问题；面临着买不起房子，就结不了婚的问题；面临着结了婚，也养不起孩子的问题。没有房子，女孩儿不肯嫁给你，宁可变成剩女。如果你不是城里的房二代，又不甘心回农村生活，那你就只能在城市里飘泊流浪。（流浪啊，流浪，别忘了亡家灭种的危险！）

残酷的现实，粉碎了年青人的好梦，梦醒了应该思索一番世界、历史与人生。想一想是谁，引诱我们做这样千篇一律的梦呢？难道上学、工作、赚钱、买房、结婚、抚养下一代，就是实现了美满的人生吗？是什么力量，迫使成千上万人走上同样的生活轨道？是我们的生命，真的需要那些商品，还是商业广告，为我们制造了无穷无尽的需求？是什么力量阻止我们付出和得到真情，而必须对他人伪装，竞争和攀比？是什么让我们，陷入痛苦和迷惘，在人生的道路上，找不到前行的方向？

金钱、房子、汽车、婚姻、子女，难道我们得到了这一切，就是实现了人生的全部幸福吗？我们在追逐所谓的幸福成功时，是否遗忘了逝去，就不再回来的生命存在？我们毕生追求的一切，是否只是商业逻辑制造的梦幻泡影？当然，我不是让大家不要求生存，不要求配偶；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盲目地只为生存，盲目地只求配偶。如果我们一味地认同，沉溺于商业道德的逻辑，就只会让我们自己，和未来的孩子，被扭曲的价值观伤害和吞没。

为一切，在精神上，和现实中迷惘痛苦的人们写作，这就是，新千年文学与文化的现实关怀。而探索这种迷惘痛苦的原因，寻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这就是新千年文学与文化的终极关怀。

从现实的社会来看，迷惘痛苦是由道德堕落、人性丑恶、金钱万能、享乐至上、利己主义、自我中心等等因素造成的。但是从精神的缘起来说，这一切却是对象化思维、偶像崇拜、杀死上帝、人类中心主义、抛弃神圣、工具理性的后果。倘若进一步推究到根源呢？这种种精神和现实的迷误，却都是形而上学思维，导致的生存异化与虚无主义的产物。

那么，我们就得解除形而上学，对人心的遮蔽，揭示生命存在的本来意义。但是，所谓生命存在的本来意义，我们现在却不能领悟了；因为太多的形而上学观念，遮住了我们心灵的眼睛。心灵的眼睛被遮蔽了怎么办？我们就需要一种生命的沉思，去扫除那些遮蔽。解除遮蔽之后才会显现出，本真、和谐的存在之美。然后，我们还需要一种诗性的艺术，把这种无蔽的美妙境界，描绘和吟唱出来。

生命的沉思和诗性的艺术，简单地归结，不外乎三个字，就是什么？就是思与诗。思与诗能够把人们，从生存异化和虚无主义的迷梦中唤醒，引领我们去发现生命的秘密，和在世的责任。正因为如此，思与诗的言说是一种，照亮世界黑夜贫困时代，启迪人类心灵的，精神启蒙。

精神启蒙需要多方面、多领域的共同努力。而文学能够最真切、最人性化、最诗意地关注世界、历史与人生；并且鉴于历次思想启蒙运动中，文学所发挥的巨大宣传作用；所以，文学应该，也可以成为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锋和重心。于是，就首先需要一场深刻的文学革新运动，抵制那些趣味低下、庸俗消遣、败坏人性的伪文学。把思与诗的精神，把对存在意义的揭示，把介入世界黑夜贫困时代的启蒙精神，引入到当下的文学创作中来。

独木不成林啊。以文学革新，乃至文学启蒙为先锋和重心，是为了进一步带动哲学、音乐、绘画、电影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文化复兴。这种文化复兴首先是一种，伟大严肃的文化精神的复兴；是在介入新时代、新情况的前提下，在融合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的一种振兴与腾飞；而不能仅仅理解为，是对过去事物的简单恢复。

文学革新、思想启蒙、文化复兴成为一场解救世界黑夜贫困时代的，新文学文化运动的，三大方向。它们的三位一体，是为了促成，新轴心时代文明的共同目标。什么是新轴心时代？它是和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老子、佛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犹太教先知们为代表的，第一轴心时代人类文明相对应的。

第一轴心时代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几大范式。即践行天命的、出世逍遥的、理性中心的、天堂信仰的。这些文明范式，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走向僵化和瓦解；以至于今天，全人类共同进入一个价值混乱的，世界黑夜贫困时代。这个世界黑夜贫困时代，正是新旧轴心时代更替的，过渡时期。如今，单靠哪一种文明范式都不可能，全面解决世界黑夜贫困时代的问题。只有在东西方文明广泛融合与新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解除时代的精神病痛，开启一个，人与世界、超验、他者、自身，和谐一体的，新轴心时代文明。

过去两千年来的，是旧千年轴心时代文明；即将开启的，不妨叫它新轴心时代文明。为了实现新轴心时代文明的目标，就需要新千年文学革新、新千年思想启蒙、新千年文化复兴的手段。新千年志士同仁们，一起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这样就形成了新千年文学文化运动的大潮。

好了，请问：如何能够实现新千年的文学革新、思想启蒙和文化复兴？这个问题问的好！我们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要将思与诗的精神，贯穿于这场文学文化运动的始终。而思与诗的精神主要包括，如下四个原则：深度解蔽、精神游牧、重塑价值、诗意栖居。

因为世界黑夜贫困时代人类的心灵被遮蔽太深，所以首先需要一种洞察本质的深度解蔽，以使人们变得清醒；因为我们的世界、历史与人生中存在太多形而上学教条的异化和束缚，所以需要一种勇于反抗的精神游牧，以使人们获得自由；因为打破旧信念之后容易陷入虚无颓废和堕落绝望，所以必须重塑新的理想价值。为了避免新价值再次成为一种偏至和教条，就要求一种筑造本真和谐的诗意栖居。

作为一种人文理想，新千年文学与文化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但它却有责任立足当下，承担时代的使命，用思考和行动解决当下世界的难题，并为后世提供借鉴的榜样。它有这样一条总体的思路，即：要想冲破现实给人类身心造就的，有形和无形的牢网，先要改造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和精神取向。全部的新千年文学文化运动便都是致力于此。

综合上面之所述，我们便能得出一个清晰的，新千年文学与文化运动的总纲领。这个总纲领由一个轴心、两种精神、三大方向、四项原则所组成。一个轴心即新千年轴心时代；两种精神是指思与诗；三大方向分别是新千年文学革新、新千年思想启蒙、新千年文化复兴；四项原则呢，就是深度解蔽、精神游牧、重塑价值，和诗意栖居。

今天呢，很高兴来湖南长沙，参加这次意义特殊的、别开生面的、永生难忘的，南北文化交流盛会。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听我的演讲！谢谢你们！

报告厅

年10月17日于湖南大学前进楼

2010

第四篇：_误译_的文化使命与文本_来生_的重构_以建国后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为例

中国比较文学 2008年第2期(总第71期)

翻译研究

“误译”的文化使命与文本“来生”的重构 ————以建国后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为例 卢玉玲

(复旦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33)摘要: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误译”往往只是被用来判断译者语言能力、或揭示译者不忠 的“失败”的语言转换行为。然而,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学科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重新 检阅翻译史上的“误译”行为,却不断发现这些看似“失败”的语言转换行为,往往是负 载着特殊文化使命的译者对文本“来生”的重构,是具有历史时效性的改写行为。本文 以建国后十七年英美文学的翻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照新时期以来的新译本,揭示“误 译”所隐含的中西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碰撞、扭曲与变形;而新时期以来对“误译”的 不断修正,则折射出复杂变迁中的中国面对她/他者时更为自信而宽容的文化气度。关键词:误译;改写;“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文化碰撞

Abstract:In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mistranslation is either regarded as a yardstick of the translator s language ability or a proof of the translator s betrayal a-gainst the author.However, with the furtherdevelopmentof translation studies, a re-examination ofmistranslations in the translation historywill reveal thatthose seeming-ly unsuccessful language transactions turn out to be the reconstructed afterlife of the texts encodedwith the special culturalmission of the translator, a rewriting effective in specific historicalperiods.Targeted at the translation ofEnglish andAmerican lit-erature during 1949-1966 aswell as the new translated editions since 1978, this paper, through a reexamination ofmistranslations, discloses the cultural conflictand distor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West in this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and the re-visedmistranslations after 1978 reflect a different cultural attitude ofChina towards other cultureswhich ismore confident and tolerant.Key words:mistranslation;rewriting;theChinese translation ofEnglish andAmer-ican literature during 1949-1966;cultural conflict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8)02-008-11 ·8·卢玉玲 “误译”的文化使命与文本“来生”的重构

一、引

言

一个文本的诞生往往与它生存的土壤———社会、文化、历史、作者个人的 精神探索和美学追求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这些来自原语文化母体的诸多 因素是构成某一区域文学共性的基石,并由此形成了被我们称之为“民族文 学”的独特个体。在这些保持着原语民族文化个性的文学的“环球旅行”中, 其身上特有的异域痕迹既可能因其差异性而备受接受语境的尊崇,也可能被 视为对译入语文化造成威胁的“异端分子”而备受挞伐。而这种境遇往往随 着译入语语境的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对于身处文化对峙语境中的翻译文 学,即使是那些经过精挑细选、看似符合译入语语境时代需求的异域文本,也 往往存在着逃逸出译入语语境话语规范的“叛逆分子”。因此,当它们飘洋过 海接受一个全新环境的掌声时,也往往意味着同时必须接受译入语语境的

“移植再造”———将译入语语境的自我需求、对“他者”的想象植入文本的血脉 之中。法国学者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谈到欧洲读者“认识”远东作家时 这样说过:“作者在作品中想表达的内容与读者在作品中寻求的内容之间,可 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以致两者毫无共同之处。于是,读者使用的唯一办法, 就是在自己与作品之间安置一面我们称为神话的镜子,这面镜子是由读者所 属的社会集团提供的。欧洲读者‘认识’大部分远东作家就是通过这个办 法。”[1:135]对于翻译文学来说,埃斯卡皮所说的那面“神话的镜子”折射出 译入语语境的权力话语在异域文本符号中的“涂鸦”。这种“涂鸦”行为与安 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的“改写”概念如出一辙———贯穿于具体翻 译过程-语言转换过程,并延伸至译入语语境对译品的解读-翻译作品研

究。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来看,译入语语境中的专业人士包括译者、批评 者、评论者、教师等人形成了对翻译作品意义重构的“阐释链条”[2: 14]。因 此,我们必须弄清楚,在这一文本意义重构的过程中,“译者添加了什么,遗漏 了什么,对语词的选择和他/她是如何处置这些语词的。因为他/她的每一次 选择都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这些自觉的行为揭示了译者个人的历史和他周遭 的社会-政治语境;换言之,就是他/她自身生存的文化。”[3:5] 在对文本“来生”的重构中,译者对于原文本的干预形式多种多样,其

中潜藏于字里行间的语词的扭曲、变形———语词的“误译”尤其令人难以觉 察。在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中,语词的“误译”无疑是一个常为人诟病的大 忌。因此,在建基于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的中西方传统翻译理论中,“误 译”往往被视作判断译者语言能力、或揭示译者不忠的证据。然而,近年来 随着翻译研究学科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不再把翻译视为纯粹的语言符号 ·9·中国比较文学 2008年第2期(总第71期)的转换行为,重新检阅翻译史上的“误译”行为,却不断发现这些看似“失 败”的语言转换行为背后潜藏的历史隐情。由此,“误译”被赋予了文化意 义上的价值,成为重新反思历史的话语手段。谢天振在谈到“误译”之于比 较文学的意义时指出,“对于比较文学来说,误译有时候有着非同一般的研 究价值,因为误译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和误释,是文化或文学交 流中的阻滞点。误译特别鲜明、突出地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 与变形。”[4: 151]由此可见,“误译”常常是译者自觉地,或在权力赞助者干 预下对原作的有意改写。译本中语词的改写往往因其不留痕迹的“鬼斧神 工”而将译入语语境的社会集团关于“她/他者”的那面“神话的镜子”交给 译入语语境的读者。对于缺乏对原作真实世界足够认识的读者来说,这面 “神话的镜子”往往是行之有效的。只有当译入语语境的时代话语发生根 本性的转变,这面“神话的镜子”才会现出原形。

本文以处于中西文化对峙时期的建国后“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为

例,深入探讨“误译”所负载的文化使命与文本“来生”的重构问题。中西 文化对峙的局面导致建国后“十七年”对英美文学翻译的选择十分严格, 而那些有幸被选中的文本尽管有着“十七年”中国翻译语境所需的某些 特质,但是这些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母体中成长起来的文学作品不可

避免地存在着诸多与“十七年”翻译外国文学的主要目的:“捍卫、建设新 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这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工程”[5: 109]相互 牾的“杂质”。因此,如何在利用这些来自异域的文本为自己言说的同时 根除那些纠缠在文本中的“杂质”,成了重构文本意义的各种改写者必须 面对的任务。根除“杂质”也就意味着对原文本的背离。在新时期中西 文化重新展开对话的历史语境中,当我们重新翻开那些被历史尘封的译 本,在原作与新译本的比照下,那些反映其间政治文化碰撞的语词扭曲才 跃然纸上。这些语词的扭曲既有译者在时代话语的干预下自觉的选择, 亦有译者在规避时代话语干预下的“戴着镣铐的舞蹈”。以下将通过分 析两个个案在历史流动中的变化,来揭示“十七年”间英美文学作品中语 词翻译所隐含的历史玄机。

二、从《抒情十四行诗集》到《爱情十四行诗集》

爱情是“十七年”文学创作中不可触碰的一个话题,同样也是翻译文 学的一个禁忌。在僵化而冷冰冰的革命话语试图强行剥离一切人性温情 的历史语境中,任何一次温情触碰都将招致无情的批判。《英语学习》 ·10·卢玉玲 “误译”的文化使命与文本“来生”的重构

1962年第1期刊载了王佐良注译的《读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Son-netXVIII),这首诗是莎士比亚的第18首十四行诗,歌颂爱情和青春的永 恒。王佐良小心翼翼地做了这样的交待:“它不仅是一首一般的抒情诗, 或通常的爱情诗———这里所说的‘美人’甚至不是一个少女,而是一个青 年男子„„”[6: 4]可见,王佐良试图通过转移视线来规避诗中的“爱情 地雷”。然而,随着“阶级斗争”的高涨,时代渐渐迈向文化自闭的“文革” 时期,这首诗遭到严厉的批判。1965年殷红在批判《英美文学欣赏》选材 上的问题,就以这首诗为例。她说:“资产阶级的理想与革命性和无产阶 级的理想和革命性有着本质的差别,要青年们去熟诵这首诗,很难说对他 们的革命化有任何好的影响,相反的,倒会培养了艺术第一、爱情至上的 观点。”[7: 13]该集子中的另一部作品奈希的《春天》也因涉及青年男女 谈情说爱而遭批判。又如1965年《外国文学新作提要》第9期(6月20 日)的“美国黑人文学专辑”,刊载了美国黑人“进步”作家基伦斯(John OliverKillens)的小说《于是我们听到了雷声》(And Then WeHeard The Thunder, 1963)的节选。编者在赞扬基伦斯这部作品的革命进步性外,也 指出“小说的缺点是节外生枝的爱情描写太多,有几段颇为猥亵。”[8: 1] 对于这些在异域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作品,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是“进步”的 作品,除非彻底拒之门外,否则与译入语语境相抵触的爱情因素永远存 在。因此,如何巧妙地绕过爱情“雷池”、规避时代语境的制裁,便成了译 者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1955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了19世纪英国著名女诗人白朗宁 夫人(Elizabeth BarrettBrowning,又译勃朗宁夫人)的《抒情十四行诗集》。1950年代中期正逢外国文学翻译的一个“小阳春”,这部记录着诗人不平凡 爱情发展过程、与翻译大时代语境并不太协调的爱情诗集也获得阳光的沐 浴,得以走进中国读者的视野。①白朗宁夫妇的爱情堪称文学史上的一段 佳话。伊丽莎白·巴莱特15岁时因骑马跌伤脊椎从此被禁锢于病床。然 而,她在诗歌上的才华令她赢得了年轻的罗伯特·白朗宁的爱情。爱情令 这位早已放弃生活希望的女诗人获得了生命的活力和诗歌创作的灵感与激 情。这部诗集见证了白朗宁夫妇真挚感人的爱情。

《抒情十四行诗集》依据白朗宁夫人的Sonnetsfrom thePortugese(直译: 《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翻译而成。之所以以此为名,一方面是为了遮蔽 ·11·

①这一年,同样与时代音符不太协调的简·奥斯丁(JaneAustin)的《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王科一译)和艾米莉·勃朗特(EmilyBront)的《呼啸山庄》(WutheringHeights,杨必译)也

被译成中文出版。中国比较文学 2008年第2期(总第71期)诗人的女性身份①,另一方面是因为白朗宁夫人曾写过关于一对葡萄牙爱 人的抒情诗,白朗宁很爱这首诗,常称妻子“小葡萄牙人”[9: 32]。1920年 代,白朗宁夫人的诗歌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深受新月派诗人的喜爱。1928 年,《新月》创刊号和第2号(1928年3月10日)刊登了闻一多、徐志摩翻译 的《白朗宁夫人的情诗》[10: 239]。但是在1955年版诗集中,方平没有像 闻一多、徐志摩那样张扬地把这本诗集的题目译成“情诗”,也没有直译为 《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因为对于不谙其中曲折内幕的中国读者来说,这 样的直白不仅对读者的理解毫无帮助,而且也遮蔽了诗集所要传达的炽热 爱情。因此,方平只是在“关于这本诗集”这一部分对原书题目的原委作了 交代。方平用了看似“政治正确”的“抒情”②二字,既部分传达了诗集的内 涵,也避免了原题目隐晦的含义。尽管如此,诗集中无法遏制的爱情火苗, 那一声声发自肺腑的爱的宣言,还是令身处阴晴不定的历史语境中的译者 感到不安,不得不主动要求出版社停印。方平在新时期这本诗集的第一次 重印本(1982年版)中回忆了这段不堪的历史:“拙译本在1955年出版,因 原名生涩,为了方便,改称《抒情十四行诗集》。没想到这个小册子在我当 时几种译本中却是印数最多、最受欢迎的一种。但它的出版生命很短促,只 不过两三年罢了———那是多么值得怀念、而消失得太快的两三年啊。1958 年,这个译本还准备印第四版,但那时候,肃杀的气氛越来越令人不安,知识 分子感到的精神压力越来越沉重。我只得要求出版社停印此书。”[11: 188-9]这个版本出现于新时期之初,方平在交待诗集改名的原因时还是显得 小心翼翼。不过,尽管1982版的诗集译名与1955年版是一样的,但翻开书 的扉页,就可以觉察到在新的阳光下爱情终于可以言说了。这一点从两个 版本的“目次”差异上就一目了然:

1955年版

1982年版 目次目次

诗人小传她的诗和她的爱情

关于这本诗集

———女诗人伊丽莎白·白朗宁的小传 抒情十四行诗集关于这本诗集 ·12· ① ②

19世纪初的英国,女性作家还备受歧视,因此,很多女作家为了作品顺利出版,往往改用男

性名字,以避免评论界、读者的性别偏见。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以男性假名Currer Bell出版)和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原名MaryAnn Evans)就是两个有名的例子。

无独有偶, 1950年代,查良铮翻译的拜伦与雪莱的诗选也以“抒情”命名:《拜伦抒情诗选》(1955年)和《雪莱抒情诗选》(1958年)。卢玉玲 “误译”的文化使命与文本“来生”的重构

附录

———写作和发表的经过 最初的书信抒情十四行诗集 后记浅释十二首诗 注解

附录:情书选译 译后记 “情诗”、“情书”终于不用再遮遮掩掩。不过,在关于诗人身份的交待上,译 者还带着刚刚走出的那个时代的话语烙印,称女诗人“生于富裕的资产阶 级家庭”[12: 1]。1997年版(上海译文出版社版)不仅修正了这个“政治烙 印”①,而且将“爱情”光明磊落地摆上书的封面:《爱情十四行诗集》。但是 在陈述1955年书名译法的原因上依然没有作变动。直到2005年收录于 《欧美文学研究十论》的《爱情战胜死亡·序〈爱情十四行诗集〉》,方平终 于道出改名的最根本原因是“由于顾虑,当时不敢直书‘爱情’”[13: 101]。身处爱情“见光死”年代的译者不得已以“抒情”取而代之,这种无奈是 在时代镣铐之下的“舞蹈”,竟也在历史的曲线中带给那个时代渴望温情的 读者一些可贵的慰藉,这一点从该书出版后一版再版的情形中就可以窥探 到。译者方平的良苦用心在1955年版的《后记》中十分隐晦:“但愿将来我 们有系统地介绍各国的诗歌时会有更有才能和修养的同志,用完美的形式 把这部诗集重新译过来,并给这部诗集以一个恰当的评价———这是译者所 十分盼望的。”[14: 144]从“抒情”到“爱情”,译者当年的期望终于在新时 期翻译的春天中实现了!

三、谁是麦琪? 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欧·亨利(O.Henry,原名William Sydney Porter, 1862-1910,又译奥·亨利,本文除个别引用之处外,均用欧·亨利)素有“美 国的莫泊桑”之称。他的短篇小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情节曲折,悬念迭起, 语言生动朴实,幽默中带着辛辣的讽刺。他一生中创作了300多部短篇小说, TheGift oftheMagi是其中的一篇杰作。小说讲述的是一对贫贱夫妻感人肺 腑的爱的故事。互赠礼物是西方圣诞节的一大习俗,小说中的年轻夫妇德拉(Della)和吉姆(Jim)却因经济上的捉襟见肘而为圣诞礼物暗自发愁。为了给 ·13·

①1997年译文版的新版序言关于作者的介绍上完全删除了“资产阶级身份”一说。中国比较文学 2008年第2期(总第71期)自己心爱的人买一件相称的礼物,在圣诞节前夕,德拉背着吉姆忍痛剪去瀑 布似的漂亮长发,换来白金表链,用来搭配吉姆从祖上传下的珍贵的手表,而 同样,吉姆偷偷卖掉珍贵的家传手表,为妻子买回一整套梳理心爱长发的梳 子。两件看似无用的礼物见证了德拉与吉姆为了心爱的人而作的自我牺牲, 传达了爱的力量。1954年平明出版社出版了王仲年翻译的《奥·亨利短篇小 说选集》,其中就收录了TheGift oftheMagi,译为《麦琪的礼物》。1958年,人 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文学小丛书”《麦琪的礼物》,收集了欧·亨利包括 TheGiftoftheMagi在内的10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也成了 欧·亨利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短篇故事之一。因此,可以说王仲年是新中国 第一个将《麦琪的礼物》带给读者的译者。

《中华读书报》2005年9月7日刊载了黄源深的文章《是“麦琪的礼

物”吗?》,对《麦琪的礼物》的翻译提出了质疑。黄源深的质疑针对的是篇 名中“theMagi”的翻译。他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了“Magi”一词所隐含的 《圣经》含义。他说,“Magi是M' agus 的复数。此词源自《圣经》,见于‘新 约’中‘马太福音’第二章。耶稣诞生后,东方三博士(又称三贤人)‘在东 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马利亚,就俯伏拜那孩 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为礼物献给他。’也就是说,Magi意为赠送礼物 的‘贤人’。而欧·亨利这里之所以使用Magus的复数Magi一词,是要通 过《圣经》典故,赞扬男女两位主人公都是贤人,都具有贤人的品格。”[15] 更确切地说,除了《圣经》中的含义,“theMagi”也指古波斯的教士(或僧侣)[16: 1075]。因此,总的来说,把“theMagi”译成“麦琪”显然只是音译,没有 传达出弦外之音,因而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黄源深认为,“把‘Magi 译成 “麦琪”的不妥之处还在于:

一、‘麦琪’成了人名,成了专有名词,而原文 ‘theMagi 中有定冠词‘the ,因此‘Magi 不可能是人名,不可能是专有名词, 因为除了特殊情况,专有名词前是不能加定冠词的;

二、‘麦琪的礼物’容易 给读者造成错误印象,以为‘麦琪’是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妻子。我问过不少 文化层次相当高的朋友,‘麦琪的礼物’中的‘麦琪’是谁?他们几乎都不假 思索地说,就是那个为了给丈夫买礼物、忍痛剪去漂亮长发的女人。其实妻 子的名字不叫‘麦琪’,而叫‘德拉’,更何况小说中赠送礼物的不仅仅是妻 子,还包括丈夫,双方都是煞费苦心互赠礼物的。译成‘麦琪的礼物’就把 丈夫撇开了,这显然与原作的内容不符;

三、把‘Magi’译成‘麦琪’,阉割了 原作的《圣经》背景,抹去了篇名的影射意义,浅化了小说的内涵。”[15] 黄源深的质疑有理有据,不仅令人对最初的翻译产生许多疑问。难道

当年王仲年没有觉察到theMagi中的弦外之音?然而翻阅1954版的《麦琪 的礼物》,这种疑问更加复杂化了。王仲年对theMagi的弦外之音显然了然 ·14·卢玉玲 “误译”的文化使命与文本“来生”的重构

于心。虽然篇名是《麦琪的礼物》,但是页末的注解把theMagi的含义说明 得清清楚楚:“麦琪(Magi):指基督出生时来送礼物的三贤人,又说是东方 的三王:茂尔契埃(Melchior光明之王),赠送黄金表示尊贵;加斯巴(Gasp-ard洁白者),赠送乳香代表神圣;巴尔赛石(Balthazar),赠送没药预示基督 日后遭人迫害而死。”[17: 118]除了篇名外,“theMagi”还在小说中出现过 3次:

第1次: The magi brought valuable gifts, but thatwas not among them.[18: 30] 王仲年的翻译是:麦琪带来了宝贵的礼物,但是其中没有那件东西 [17: 124]。

第2、3次在小说结尾处: The mag,i as you know, were wise men———wonderfully wise men———who brought gifts to the Babe in the manger......Everywhere they arewises.t They are themag.i [18: 31] 王仲年的翻译是:那三位麦琪,诸位知道,都是有智慧的贤人———

非常有智慧的———他们带来礼物送给生在马槽里的圣子耶稣„„无论 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他们就是麦琪[17: 125]。

因此,从篇名的注解到结尾处的点睛之笔可以看出,用“麦琪”音译“the Magi”,“阉割了原作的《圣经》背景,抹去了篇名的影射意义”,显然有客观 的“隐情”。

首先, 1950年代,把欧·亨利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让

他来灌输《圣经》中传达的爱的力量。1954年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奥·亨利 短篇小说选》是依据1951年莫斯科外语出版社的ShortStories andMoreO.Henry翻译出来的。书中附带苏联学者鲍·康捷尔所作的“序”,就把苏联 人“酷爱”欧·亨利的理由交代得很清楚。他说,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描 写了资本主义的野兽世界,以及它的狰狞的法律、贫乏的生活理念、苦难和 贫困的压迫。作家并没有涉及美国现实的另一些特征:例如美帝国主义在 其他国家的无耻主宰、政府机构的贪污腐化、企业集团和帮会、警察甚至和 罪犯的勾结;他的小说只反映了劳动人民艰苦生活。奥·亨利虽然没有积 极地揭发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循用杰克·伦敦和西奥道·德莱塞的批评现 实主义,虽然没有提出社会制度可能改变的问题,他的短篇小说仍然暴露了 美国‘民主’的特征、掠夺抢劫的社会,在那儿,野蛮的法律主宰一切,而幸 福的唯一标准只是金元„„苏联读者藉了奥·亨利的短篇小说的帮助,能 够更鲜明地想象出过去和现在的资本主义的美国。”[19: 3-6]苏联学者康 ·15·中国比较文学 2008年第2期(总第71期)捷尔对欧·亨利的解读强行加入了苏联模式。通过比较美国本土对欧·亨 利作品的解读,我们会发现苏联式解读所隐含的政治性判断非常明显。《欧·亨利读本:佳作20》(An O.HenryReader: TwentyBestStories,初版于 1953,本文参照的是1980年版)的“序言”这样介绍欧·亨利的短篇小说: “在这些故事中,你会遇到各种不同的角色...他们有些人很贫穷,有些人 则非常富裕。但是欧·亨利告诉我们,不管一个人贫穷还是富有,我们都有 相同的情感:爱、抱负和忠诚。欧·亨利的大部分故事发生于1900年代的 纽约市...尽管他所描绘的世界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不管世事如何变换, 我们仍然能够认出欧·亨利中的人物。这也是欧·亨利至今依然被我们阅 读的原因———尽管他的故事忠实于他的时代,但他描写的是人性中永恒的 东西。”[18: 31]由此可见,《麦琪的礼物》在原语世界中旨在传达一个永恒 的人性美德:普通贫贱夫妻感人的爱情,在译入语语境中却被用来反映资本 主义社会被压迫的下层人民的艰辛生活,以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 判”。

其二是《麦琪的礼物》所蕴含的宗教含义在“十七年”中国译入语语境 中是一个遭禁忌的话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共同纲领》 中明确规定中国人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同时宗教信仰自由也写入颁布于 1954年9月20日的宪法中。但是1949年之后,天主教教皇所在的梵蒂冈 在意识形态上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一贯偏见和敌视,拒不承认中国政府。中 国天主教会中的一些人与外国势力勾结反对新生的共和国。因此,在1950 年代初,中国天主教会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目的在于 肃清天主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20: 252]。所以,西方文学中涉及到的宗

教问题在“十七年”语境中尤为敏感。例如,“十七年”期间中国翻译了英国 科幻小说家H.G.威尔斯的4部小说,作为批判英国资本主义现实的素材, 尽管如此,威尔斯复杂多样的创作难以为译入语语境全部接受。其中他在 “一战”期间创作的许多宗教题材作品就遭到苏联学者亚·扎苏尔斯基的 严厉批评。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在威尔斯的创作中出现了危 机。他写了许多充满神秘色彩、宣扬信奉上帝的长篇小说(如‘上帝是看不 见的国王’、‘主教的灵魂’、‘约翰和彼得’、‘不灭的火焰’)。威尔斯在这 些年代里企图钻进宗教世界的原因可以这样来解释:他没有看出战胜现存 秩序的种种腐败现象(他曾和它们作过斗争)的任何合理的方法„„”[21: 18]“十七年”中国翻译界当然也就没有选择威尔斯这一时期涉及宗教的 小说。而那些主题“健康”但难免带些宗教习气的作品在翻译时也必须加 以“修正”。例如,英国19世纪诗人、小说家查尔斯·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 1819-75)的《希腊英雄传》(TheHeroes orGreekFairyTales, 1856)·16·卢玉玲 “误译”的文化使命与文本“来生”的重构

是根据古希腊神话改写的书。译者在“前言”中作了这样的交待:本书是一 部古典文学作品,原作者是一个宗教徒,所以在他的文章里个别地方难免有 些宗教气息。为了适合我国少年们阅读起见,有两三处被我们删除了,特此 声明。”[22: 2]因此,在宗教话题成为禁忌的历史语境中,译者王仲年只能 无奈地淡化《麦琪的礼物》中的《圣经》意义,在文本之外,通过注解的方式 隐蔽作者的原初意义。

所幸的是,王仲年的无奈只是一个时代的无奈。在1998年译林出版社

出版的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集《警察和赞美诗》(王楫、康明强译)中收录的 “TheGiftOf theMagi”中,译者直接将篇名译为《贤人的礼物》,并加入注

解。故事中出现的2处“theMagi”也高调地将原文隐含的《圣经》意义张扬 出来。前文所提到的第1处译为:《圣经》里讲的三位贤人给圣婴带来了宝 贵的礼物,但这件礼物不在其内[23: 5]。第2、3处译为:你知道,《圣经》里 说的三个贤人都是聪明人———绝顶聪明的人,他们带了礼物送给生在马槽 里的圣婴.......他俩到哪里都是聪明的。这两个人就是《圣经》里提到的 贤人[23: 6-7]。

四、结语

从《抒情十四行诗集》到《爱情十四行诗集》,从《麦琪的礼物》中《圣 经》意义的遮蔽到回归,其间的曲折既折射了中国在复杂变迁的历史曲线 中截然不同的文化面貌,也见证了中国社会语境在时代变迁中面对她/他者 截然不同的态度。中西文化对峙的“十七年”中国翻译语境在文本符号转 换过程中,通过“误译”对文本重新“拗造型”,构建一个符合“十七年”时代 需求的英美文本的“来生”:一个忠于自我的她/他者的来生,揭示的是一种 粗暴而怯弱的文化偏执。而新时期以来新版本、新译本的逐渐“脱胎换 骨”,一步一步地回归原文本,构建的是一个忠于她/他者的来生,揭示的是 一种更为坦荡自信的文化气度。参考文献: [ 1 ]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王美华,于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 2 ] AndréLefevere.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Manipulation ofLiteraryFame[M].London: Routledge, 1992.[ 3 ] Román Alvarez andM.Carmen-áfrica Vida.l“Translating: A PoliticalAct”[A].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C].ed.Román Alvarez and M.Carmen-áfrica Vidal Clevedon PhiladelphiaAdelaide: MultilingualMattersLTD, 1996.·17·中国比较文学 2008年第2期(总第71期)[ 4 ]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5 ] 方长安.建国后17年译介外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J].学术研究, 2003(1).[ 6 ] 王佐良.读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J].英语学习, 1962(1).[ 7 ] 殷红.评《英美文学欣赏》(第一集)[J].英语学习, 1965(4).[ 8 ] 基伦斯.于是我们听到了雷声[ J].外国文学新作提要(内部发行).北京:版社, 1965(9).[ 9 ] 方平.关于这本诗集———表的经过[A].白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集[Z].方平译.成 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10] 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 1898-1949[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11] 方平.译后记[A].白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集[Z].方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12] 方平.她的诗和她的爱情—女诗人伊丽莎白·白朗宁的小传[A].白朗宁夫人..抒情十 四行诗集[Z].方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13] 方平.欧美文学研究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14] 方平.后记[A].白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集[Z].方平译.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1955.[15] 黄源深.是“麦琪的礼物”? [N].中华读书报, 2005-9-7.[16] 陆谷孙.英汉大词典[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17] 奥·亨利.奥·亨利短篇小说选[Z].王仲年译.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4.[18] O.Henry.AnO.HenryReader:TwentyBestStories[M], ed.Lou P.Bunce.GlobeBookCom-pany, Inc.1980.[19] 鲍·康捷尔.序[A].奥·亨利短篇小说选集[Z].王仲年译.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4.[20] 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21] 亚·扎苏尔斯基.序言[A].白祖云译.威尔斯.隐身人[Z].华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 社, 1956.[22] 吕天石,黄衡一.前言[A].查·金斯莱.希腊英雄传[Z].吕天石,黄衡一译.上海:儿童 读物出版社, 1955.[23] 欧·亨利.警察与赞美诗[Z].王楫,明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