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审第三人湖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和原审第三人邰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

第一篇：原审第三人湖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和原审第三人邰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

《买卖合同纠纷案例：上诉人丁某某、何桂新因与被上诉人广西××集团××工××司、原审被告南宁市××工××公司、原审第三人湖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和原审第三人邰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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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丁某某、何桂新因与被上诉人广西××集团××工××司（以下简称广西××司）、原审被告南宁市××工××公司、原审第三人湖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和原审第三人邰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1日作出的（2012）天民初字第2563号民事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审理。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某：2011年9月19日，丁某某、何某某以长沙市雨花区振旺木业经营部的名义与湘吉某司签订《木方模板买卖合同书》，合同约定：丁某某、何某某出售木方、模板至湘吉某司指定地点，木方每米5元，模板每块58元；湘吉某司付款方式为地下室出面付100万元，余款三个月之内分三次付清，不含发票（如果要发票，每米加0.30元），如果地下室出面未付款，则按后期付款金额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丁某某、何某某依约将货物送至湘吉某司指定地点湘潭碧桂乙住小区一期工程，湘吉某司却未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货款。

2012年5月10日，陈某某以广西××司项目部名义与丁某某、何某某和湘吉某司签订《协议》，该协议约定湘吉某司丁广西××司项目部代付货款2409864元。2012年6月20日，丁某某、何某某收到广西××司支付的货款60万元。同日，邰某某以广西××司湘潭碧桂某项目部名义与丁某某、何某某签订《欠款支付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广西××司湘潭碧桂某项目部接受湘吉某司丁从应付给湘吉某司的工程款中代扣支付1809864元给丁某某、何某某，同时约定，所欠货款于2012年11月25日前结清，如果广西××司湘潭碧桂某项目部不能如期履行协议，由碧桂某业主方在项目所欠广西××司湘潭碧桂某项目部工程款中代扣。协议签订后，丁某某、何某某收到广西××司支付的货款70万元。

另查某，丁某某与何某某系夫妻关系，丁某某系长沙市雨花区振旺木业经营部业主。广西××司系湘潭碧桂乙住小区一期工程的施工单位。2010年12月24日，广西××司与三好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广西××司将湘潭碧桂乙住小区一期工程1至10号楼的劳务工程分包给三好公司。三好公司又将该项目的4至10号楼的劳务工程转包给湘吉某司。陈某某系三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邰某某系三好公司派驻湘潭碧桂乙住小区一期工程的工作人员。陈某某与邰某某在处理该工程项目对外关系问题时，宣称自己是广西××司湖南片区的人。三好公司分别于2012年6月15日、9月1日、10月10日分三次委托广西××司支付丁某某、何某某货款共计130万元。后三好公司戊吉某司已无工程款可支付为由拒绝付款给丁某某、何某某。

丁某某、何某某多次催促付款，但广西××司与湘吉某司拒不付款，遂酿成纠纷。

该院认为，丁某某、何某某与湘吉某司签订的《木方模板买卖合同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

行自己的义务。丁某某、何某某作为该合同的出卖人，已经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湘吉某司未依约支付剩余货款1109864元属实，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某担给付货款民事责任，故丁某某、何某某要求湘吉某司乙所欠货款1109864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丁某某、何某某主张要求广西××司支付欠付货款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该案中三好公司庚包某潭碧桂乙住小区一期工程1至10号楼的劳务工程，陈某某系三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邰某某系三好公司派驻该项目的工作人员。陈某某与邰某某在处理该工程项目对外关系问题时，宣称自已是广西××司湖南片区的人，其以广西××司项目部名义作出的行为，应由三好公司庚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关于丁某某、何某某要求二被告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经查，丁某某、何某某与湘吉某司在合同中约定湘吉某司逾期付款则以欠款金额为基数按每天千分之五计算违约金给丁某某、何某某，现丁某某、何某某主动将违约金计算标准调整至每天千分之一，该院认为违约金计算标准未超过相关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2012年5月10日，丁某某、何某某与湘吉某司约定2012年8月19日前付清货款，该约定应视为对原合同付款时间的变更，违约金起算时间应从2012年8月20日开始。该案中丁某某、何某某与湘吉某司约定委托三好公司代付货款，三好公司又委托广西××司代付货款，湘吉某司仅是委托第三人代为其向丁某某、何某某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并不构成债权债务关系的转移，债务人仍应为湘吉某司，湘吉某司应向丁某某、何某某承担违约责任。故丁某某、何某某对广西××司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该院作出判决如下：

（一）湖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丁某某、何某某支付货款人民币1109864元及违约金（以1109864元为基数，按日千分之一从2012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偿付之日止）；

（二）驳回丁某某、何某某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57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5577元。由被告湖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

丁某某、何某某不服原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并未查某该案的全部事实：原审法院以陈某某、邰某某的身份无法证实为由进而认定2012年5月10日签订的《协议》与2012年6月20日签订的《欠款支付协议书》的真实性存疑，从而判决被上诉人在该案中不承担责任，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的事实认定严重错误。

（一）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清楚地表明了陈某某等人一直是以被上诉人的身份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以及邰某某以被上诉人的名义与上诉人签订《欠款支付协议书》时，上诉人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其能代表被上诉人签订合同，被上诉人理应某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根据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提交的《责令协助单位追款通知书》、《罚款调查笔录》、《执行调查笔录》等证据，清楚地证明了陈某某一直是以被上诉人的名义进行相某某作。一审法院也查某邰某某亦一直对外称其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同时，上述人员之所以能够以被上诉人的名义对外从事相某某作亦完全由被上诉人自身的违法分包行为所引起。此外，当邰某某以被上诉人的名义与上诉人签订《欠款支付协议书》时，湘潭碧桂某、天易示范区三促办作为合同鉴定方某在《欠款支付协议书》上签字鉴证。

（二）《欠款支付协议书》本质上是一份债务承担协议，被上诉人理应就此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首先，从合同的签约主体来看，被上诉人已经不是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其作为合同签约主体，直接作为甲方与上诉人签订了《欠款支付协议书》。被上诉人具有了合同主体身份，根本不属于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其次，从合同的本质内容来看，《欠款支付协议书》对双方之间的权某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合同双方都受彼此约定的约束，被上诉人根本不是合同外的第三人。综上，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长沙市天心区

人民法院（2012）天民初字第256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由该案被上诉人与湖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或者依法将该案发回重审，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广西××司答辩称：

（一）广西××司并未与上诉人签订合同，此合同对广西××司不发生法律效力；

（二）广西××司签订的是委托付款协议，我方只接受了委托代为支付，这是委托付款的性质，委托付款不构成债务的转移，上诉人诉我方是诉讼主体是错误的。

二审法院二审查某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某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是广西××司是否应某担涉案货款偿付义务。

1、该案中丁某某、何某某与湘吉某司签订的《木方模板买卖合同书》合法、有效，丁某某、何某某依约供货，湘吉某司拖欠货款，应某担偿付货款责任，广西××司非该《木方模板买卖合同书》的合同相对方；

2、陈某某、邰某某分别系劳务承包公司三好公司的法人代表及工作人员，其自行以广西××司工作人员名义进行管理工作，没有广西××司授权，其对外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不能由广西××司承担；

3、该案《协议》和《欠款支付协议书》属于委托付款协议，系湖南湘吉某某劳务公司丁三好公司代付货款，三好公司又委托广西××司代为其向丁某某、何某某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退言之，即使如上诉人所言其有理由相信陈某某、邰某某代表的就是广西××司签订的上述协议，按照协议，广西××司要履行的也只是受托代为支付货款的义务。上述协议并非债权债务转移协议，债务人仍然是湖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当广西××司拒绝代付货款时，丁某某、何某某只能向买卖合同的债务人湖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主张偿还货款的责任。

综上，广西××司依法不应某担涉案货款的偿付义务，上诉人丁某某、何某某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二篇：上诉人某金平、南通腾宇混凝土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某玉萍买卖合同纠纷案

《买卖合同纠纷案例：上诉人某金平、南通腾宇混凝土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某玉萍买卖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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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某金平、南通腾宇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某玉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3）岳民初字第00428号民事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10月14日，某玉萍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顺序号为11005764的《产品买卖合同》及顺序号为20106281的《补充协议》（适用于以按揭方式购买工程机械），约定：某玉萍向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型号为ZLJ5419THB48X-6RZ和型号为ZLJ5330THBK60X-6R的泵车各一台，合同总金额9550000元，其中首付款1910000元，余款7640000元办理银行按揭贷款一次性支付。还约定：某玉萍以按揭的方式购买原告的车载泵，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为某玉萍的贷款提供担保，在因某玉萍未及时付款造成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垫付贷款后有追偿的权利，某玉萍因此应承担万分之五每日的违约垫付利息。合同签订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按照约定向某玉萍交付了2台泵车。某玉萍因未按照约定向银行支付贷款本息，导致自2012年1月31日至2012年11月29日，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为某玉萍垫付贷款本息为2046020.48元，根据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某玉萍关于垫付应承担按日万分之五的违约利息的约定，至2012年12月20日产生垫付款利息156115.11元。某金平向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函，以实际购买人身份承诺付款。南通腾宇混凝土有限公司向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连带责任保证书》自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另查证，某玉萍与南通腾宇混凝土有限公司向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开票承诺函》，将某玉萍向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的两台混凝土泵车的发票开在南通腾宇混凝土有限公司名下上牌，南通腾宇混凝土有限公司承诺对某玉萍应向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对某玉萍在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如因某玉萍的按揭贷款银行将某玉萍所欠贷款本息等以债权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南通腾宇混凝土有限公司同意为某玉萍的债务向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某玉萍向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所购两台泵车登记在南通腾宇混凝土有限公司名下。

原审法院认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与某玉萍签订《产品买卖合同》系签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约定的内容履行其各自的义务。某玉萍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首付款，系引起该案纠纷的根本原因，应承担该案的全部责任。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与某玉萍约定因某玉萍未按约定付款应承担万分之五每日的违约金，该约定系视为对违约责任即违约金的约定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认定有效。某玉萍欠首付款1210000元未还，应承担该案的全部责任。因此，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某玉萍支付首付款1210000元及违约金260755元，该请求本金部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违约金部分按照合同约定应为211750元，即支持211750元。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支付实现债权合理费用，既未明确具体请求，也未提供有关证据支持，因此，对该请求，不予支持。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某金平对某玉萍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某金平向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函，以实际购买人身份承诺付款，该承诺合法有效，因此，对该项请求，予以支持。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请求南通腾宇混凝土有限公司对某玉萍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南通腾宇混凝土有

限公司不仅向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连带责任保证书》自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还与某玉萍签订《开票承诺函》将车辆登记在其名下，承诺对某玉萍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保证合法有效，因此，对该项请求，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

一、限某玉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支付首付款1210000元及违约金211750元。

二、某金平、南通腾宇混凝土有限公司对某玉萍的上述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案受理费1803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3037元，由某玉萍负担。

某金平、南通腾宇混凝土有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其主要理由是：没有证据证实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已履行其与某玉萍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某金平、南通腾宇混凝土有限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其主要理由是：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已履行其与某玉萍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某玉萍、某金平、南通腾宇混凝土有限公司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某玉萍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其主要理由是：没有证据证实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已履行其与某玉萍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某玉萍不应承担合同责任。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向二审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开票承诺函，拟证明南通腾宇混凝土有限公司承诺对某玉萍该产品买卖合同确定应支付给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款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2、某玉萍2011年10月28日的个人营运类汽车贷款合同，拟证明某玉萍已经将合同项下的设备抵押给银行了；

3、2011年9月30日的公证书，拟证明某玉萍授权第三人袁军向中国银行就该案所涉合同项下设备贷款，并将合同项下的两台设备抵押给中国银行。某玉萍、某金平、南通腾宇混凝土有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认为与该案无关联，但未提交有效的反证，二审法院经审查予以采信。

二审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与某玉萍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是否已经履行。该案审理过程中，某玉萍、某金平、南通腾宇混凝土有限公司均认可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与某玉萍签订了《产品买卖合同》，同时也认可收到了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交付的机械设备，仅认为收到的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交付的机械设备并非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与某玉萍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项下的机械设备而系其他合同项下的机械设备。但从事实可见，该案所涉机械设备在《产品买卖合同》签订前已实际交付，买卖双方当事人及担保人后以书面合同形式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不存在再履行的问题，且某玉萍、某金平、南通腾宇混凝土有限公司均未提交证据证实其收到的机械设备非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与某玉萍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项下的机械设备，故某金平、南通腾宇混凝土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二审法院未予支持，某玉萍、某金平、南通腾宇混凝土有限公司应承担各自相应的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

（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三篇：太平洋与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海南一汽海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水路货物运输合同货损赔偿纠纷案（最终版）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海南分公司海南一汽海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水路货物运输合同货损赔偿纠纷案

裁判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作为特别法，优先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包括内河货物运输和沿海货物运输，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的规定，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1）民提字第1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立荣，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佳春，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翠晶，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负责人：项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任雁冰，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永刚，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海南一汽海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绍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勇。

再审申请人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与被申请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太保海南公司)、一审第三人海南一汽海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马销售公司)水路货物运输合同货损赔偿纠纷一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3月12日作出(2010)琼民三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中远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0年 11月19日以(2010)民申字第1504号民事裁定，决定对本案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2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中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佳春、韩翠晶，被申请人太保海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任雁冰，一审第三人海马销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太保海南公司向一审海口海事法院起诉称：2007年1月1日，海南金盘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盘物流公司)代表海马销售公司，与中远公司签订了《车辆运输合作协议》。2007年12月17日，中远公司“富源口”轮装运海马销售公司所有的海马牌商品车610台，由海口开往上海。海马销售公司同时就该批汽车向太保海南公司投保了 水路运输保险。2007年12月23日，当上述商品车到达上海时，发现大部分车辆严重受损。太保海南公司共向海马销售公司赔偿保险理赔款16395960元，并支付了其他相关费用807804元。请求判令：

1、中远公司赔偿保险理赔款和其他费用损失及上述两项损失的利息；

2、中远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以及因诉讼所支出的其他有关费用。

中远公司一审答辩称：

1、与中远公司签订水路运输合同的是金盘物流公司，而非海马销售公司，太保海南公司主体不适格，无权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

2、涉案火灾事故因汽车自燃引起，承运人无需承担责任；

3、太保海南公司诉称的货损金额不真实、不合理；

4、即使中远公司需承担赔偿责任，也只应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范围内承担责任。中远公司庭前向海口海事法院提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申请书》，请求的赔偿限额为7900000元。

海口海事法院一审查明：海马销售公司与金盘物流公司于2006年12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海马销售公司将海马商品车的物流、仓储、运输等事项委托给金盘物流公司运营，金盘物流公司负责海马销售公司委托的海马商品车的物流、仓储、运输等工作；金盘物流公司对海马销售公司经销汽车产品进行投保，包括运输险和仓储险；在汽车产品运输、仓储期间发生保险事故的，由金盘物流公司开展索赔工作。2007年1月1日，金盘物流公司与中远公司签订《车辆运输合作协议》，金盘物流公司指定中远公司作为承运车从海口至上海水路运输的承运商，由中远公司利用其滚装船为金盘物流公司实施海口至上海的承运车水路运输。该协议第十七条第8项约定，因不 可免责原因，中远公司违反协议致使金盘物流公司或承运车厂家遭受损失，金盘物流公司或承运车厂家有权提出索赔。第二十二条第1项规定，“承运车厂家”是指承运车的制造商或负责承运车销售管理的企业。根据《独家经销商协议》，海马销售公司是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2007年12月16日，金盘物流公司为涉案货物投保了水路运输基本险，太保海南公司为保险人，海马销售公司为被保险人，投保标的为海马牌轿车610辆，运输工具为“富源口”轮，起运港为海口秀英码头，目的港为上海海通码头。同年12月17日，中远公司所属的“富源口”轮装载海马销售公司所有的海马牌轿车611辆(其中1辆为试验车)，由海口运往上海。上述车辆均拥有车辆合格证，证明“富源口”轮承运车辆均为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出厂的新车，其出厂前均经过严格的强制测试(包括路试等)，对于行驶和运输途中可能产生的任何情况(包括可能的颠簸和震动等)均能保证安全。涉案船舶《海事报告》及《航海日志》证明，2007年12月21日约0950时，当航行至舟山群岛附近海域时，船上货舱发生火灾，船舶立即组织船员进行灭火，12月 22日约0823-0835时，经派船员下船舱探火，证实火已被扑灭，12月23日1700时船舶到达上海海通码头。涉案火灾燃烧范围广，中心及其所影响区域温度高，甚至造成甲板产生变形。火灾共涉及462辆车，为便于事故处理和车辆检查，双方确认将所涉车辆回运到海口。之后，被保险人海马销售公司与保险人太保海南公司于2008年 4月10日达成《保险赔付协议》，双方确认太保海南公司就涉案受损海马商品车向海马销售公司赔付16395960元，其中包括 太保海南公司于2008年2月3日向投保人金盘物流公司预付赔款1000000元；协议生效前已发生的施救费用(清洗费、场地费、保管费、回运费)由太保海南公司另行支付给金盘物流公司；协议生效后，海马销售公司同意将向第三者追偿的权益转让给太保海南公司。同年4月24日，太保海南公司向海马销售公司转账支付15395960元，海马销售公司向太保海南公司出具了赔款收据。

保险事故发生后，“富源口”轮未向消防机构进行报告和申请火灾原因调查。为查明涉案火灾原因，太保海南公司、中远公司分别单独就火灾发生原因委托鉴定。太保海南公司委托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进行鉴定，该公司出具《鉴定报告》，证明“富源口”轮火灾事故系车辆本身之外的原因所致。中远公司委托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鉴定，该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报告书》，证明本案火灾事故是因车辆本身自燃所致；中远公司委托上海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该公司出具《公估报告》，证明本案火灾事故是因车辆本身自燃引起；中远公司委托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该公司出具《检验报告》，证明本案火灾事故是因车辆本身自燃引起。经审查，上述作出有关火灾原因认定的机构均不具备公共管理职能，不具备火灾调查和认定的资质及营业范围。

太保海南公司、中远公司和海马销售公司为证明涉案火灾所造成的损失，分别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太保海南公司为证明其损失，提供了《关于“富源口”轮事故中19辆受损海马商品车的检查报告》、《关于“富源口”轮事故中443辆受损海马商品车的检查报告》和《“富 源口”轮承运车辆损失评估报告》等主要证据，证明经车辆生产厂家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依照相关产品质量和检验标准检查，涉案火灾事故造成“富源口”轮承运车辆中19辆全损、443辆产生严重损失和损害；经其经营管理部评估，涉案火灾事故造成“富源口”轮承运车辆受损金额为27860950元。第三人海马销售公司也提供了同样的证据。另，太保海南公司委托海口市价格认证中心对损失进行鉴定，该中心具备价格鉴定资质，出具《估价报告书》证明涉案火灾事故造成“富源口”轮承运车辆受损金额为 16797902元。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出具《鉴定报告》，证明涉案受损车辆的损失情况和剩余价值为21809698元。该公司并不具备价格鉴定资质，有关损失数额引用海口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估价报告书》中的有关认定。为证明涉案车辆的实际处理情况，海马销售公司提供了涉案受损车辆经修复后实际处理的销售合同及其发票，证明涉案受损车辆共444辆(含 1台试验车)经修复后的销售价格共计为 19245400元。中远公司另单方委托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和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书》，证明涉案受损车辆的损失总额应为4597340元，该鉴定所的营业范围不包括价格鉴定。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具备价格评估资质，出具《检验报告》证明受损车辆的损失金额应为4566500元。中远公司委托代理人所在的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主任黄亚泉先生是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最大的股东，且黄亚泉先生曾受中远公司委托，于2008年3月5日就本案火灾事故的处理，向金盘物流公 司和太保海南公司发出过《声明》。火灾事故发生后，太保海南公司为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程度，以及对受损车辆进行施救、处理，在与中远公司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将涉案受损车辆从上海回运到海口，并产生码头堆存费 321618元、搬运及美容费132200元、清洗费97240元、转运费13230元、看管费 20900元、评估鉴定费107700(32700元+75000元)元，以及其在诉前为保全证据而支出的证据保全费5000元，共计 697888元。

另查明，根据交通部2006年公布的《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富源口”轮虽系老旧船舶，但其属于五类老旧海船，其强制报废期限为34年以上，而本案火灾事故发生时，该轮的船龄只有25年，还远未达到需强制报废的年限。“富源口”轮具有包括《船舶国籍证书》、《货船构造安全证书》、《货船设备安全证书》、《安全管理证书》、《船体和轮机人级证书》、《船舶年审合格证》及《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等各项有效的适航证书，在没有其他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富源口”轮适航。根据“富源口”轮《船舶国籍证书》和《船舶所有权证书》，该轮的总吨为8553吨，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各港口间商品汽车整车运输。2009年10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特别提款权对人民币的折算率为1特别提款权兑换10.9057元人民币。

结合本案的事实，一审海口海事法院对本案争议焦点的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太保海南公司的主体资格问题。海马销售公司与金盘物 流公司于2006年12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其性质属于委托合同，金盘物流公司是受托人，海马销售公司是委托人。2007年1月1日，金盘物流公司与中远公司签订《车辆运输合作协议》，该协议实际上是金盘物流公司代表海马销售公司与中远公司签订的。而且，根据第三人海马销售公司和中远公司提供的2004年、2005年、2006年和 2008的车辆运输合作协议，从2004年开始，中远公司就以此种方式与金盘物流公司进行合作。故中远公司对于金盘物流公司与海马销售公司的关系以及金盘物流公司的代理人身份应该是很清楚的。中远公司主张其如果知道委托人是海马销售公司就不会与金盘物流公司签订合同，但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因此，对太保海南公司主张的海马销售公司与中远公司之间存在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的事实，予以认定。

2007年12月16日，金盘物流公司为涉案货物投保了水路运输基本险，太保海南公司为保险人，海马销售公司为被保险人。火灾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海马销售公司与保险人太保海南公司达成《保险赔付协议》。2008年4月24日，太保海南公司向海马销售公司转账支付15395960元，海马销售公司向太保海南公司出具了赔款收据。太保海南公司向海马销售公司支付保险赔款，不仅有赔付协议，而且有银行转账凭证及赔款收据，对于太保海南公司主张的其已就涉案受损海马汽车向海马销售公司支付保险赔款的事实，予以认定。

(二)关于涉案火灾事故原因问题。关于太保海南公司提供的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和中远公司提供的浙 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书》、上海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因出具报告的机构及其鉴定、检验人员均不具有从事火灾事故原因鉴定的资质或资格，违反了国家有关火灾事故鉴定及处理的强制性规定，且其鉴定和检验人员均不具备火灾鉴定及船舶、汽车电器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对于上述鉴定、检验和公估报告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对其所作出的火灾原因认定，不予采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以及公安部于2009年4月颁发的《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五条的规定，火灾事故调查和处理的唯一法定机构是公安消防机构，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单位和部门均无权、无资质、无能力对火灾事故进行调查和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中远公司及“富源口”轮船长负有报告火灾事故并申请公安消防机构进行鉴定的法定义务。由于中远公司未能及时报告和申请公安消防机构进行调查、鉴定，导致本案火灾事故因时过境迁而无法查明其原因。因此，对于太保海南公司、中远公司及海马销售公司所主张的本案火灾事故是因“汽车本身以外的原因”或“车辆本身自燃”所致的事实，不予认定。因无法查明火灾事故原因，故认定涉案火灾事故原因不明。

(三)关于涉案火灾损失认定的问题。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书》，证明涉案受损车辆的损失总额应为4597340元。该鉴定所虽然具有司法鉴定资质，但其不具有商品价格 认证或鉴定资质。对该鉴定报告的证据效力及中远公司所主张的涉案受损车辆损失金额，不予认定。

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证明受损车辆的损失金额应为4566500元。但该检验机构与中远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在报告上署名的检验人员蔡兆春当时不具有检验或公估资格，且其拒绝在法庭笔录上签字。因此，对于该检验报告，不予采信。

海口市价格认证中心是本案中唯一具有价格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本案受损车辆作为刚出厂的新车，经过火灾高达1000度以上的高温烘烤，其油漆、内在零部件等均发生不同程度的质变，并有潜在质量风险，不仅已经无法修复到新产品的标准，更无法统一其修理费用；而且，如果只对其进行简单的外观修理，而不进行任何内部零部件的质量检查和修理，其结果将无法保证车辆的正常安全行驶。认证中心鉴定人员从受损车辆的这一实际出发，使用市场法定损，相比中远公司举证中所使用的修复法，更符合本案实际，也更具有合理性。该《估价报告》关于车辆损失的描述与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鉴定人员的描述基本一致，其定损结果也获得了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鉴定人员的认可；受损车辆443辆(不包括全损的19辆)在经过修理、运输及承担质量风险后的处理价格约为1900万元，即使不考虑其所附加的修理费和运输费，涉案车辆的价格损失仍达到约2000万元，而估价报告的定损金额为1600多万元，与车辆实际处理价格相比最为接近，这些均反映了估价报告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因此，对于海口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估价报告书》的证据效力及其对本 案受损车辆所作的定损结论，即损失金额为16797902元，予以认定。

太保海南公司为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程度，以及对受损车辆进行施救、处理，在与中远公司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将涉案受损车辆从上海回运到海口，由此所发生的码头堆存费、搬运及美容费、清洗费、转运费、看管费、评估鉴定费，以及在诉前为保全证据而支出的证据保全费，共计697888元。上述费用的发生均有相关的协议及发票证明，且均属必要、合理，予以认定。

(四)关于中远公司是否可以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问题。“富源口”轮属于从事国内沿海运输的适航船舶，本案货物损失也不是由于中远公司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中远公司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十一章有关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及交通部《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规定的赔偿限额赔偿损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10月23日公布的特别提款权对人民币的比率计算，中远公司可享受的海事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 8243897元。

综上，本案系水路货物运输合同货损赔偿纠纷。本案《车辆运输合作协议》在性质上属于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其虽系金盘物流公司与中远公司签订，因金盘物流公司是海马销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该协议项下所约定的金盘物流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应由海马销售公司享有和承担。且该协议也明确约定，海马销售公司作为承运车厂家有权就货物损失向承运人提出索赔。因此，海马销售公司与中远公司之间存在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太保海南公司是本案所涉汽车的保险人，其已向被保险人海马销售公司支付了保险赔偿金及相关施救费用，有权行使代位求偿权向承运人中远公司提出索赔。中远公司关于海马销售公司与中远公司之间不存在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因而太保海南公司无权向其行使代位追偿权及太保海南公司主体不适格的主张，不予支持。

太保海南公司在本案中代位的是被保险人海马销售公司在水路货物运输合同项下的地位，故其应受该水路运输合同的调整。该运输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明确、规范，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确认有效。中远公司作为本航次货物运输的承运人，其责任期间为从货物装上船时起至卸下船时止。按照《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第四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沿海货物运输承运人承担的是一种较为严格的赔偿责任，除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原因、托运人或收货人本身的过错所造成的货物损失外，承运人均应承担赔偿责任，并且承运人对其除外责任负有举证责任。“富源口”轮在运输途中，因船舱发生火灾事故，造成其承运的汽车受损，中远公司虽主张本案火灾事故是因托运人交付的汽车自燃引起，但不能举证证明本案火灾事故属于汽车自燃以及属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其他免责事项；且由于中远公司未能及时报告和申请公安消防机构进行调查、鉴定，导致本案火灾事故因时过境迁而无法查明其原因，中远公司的免责主张不成立。中远公司应对本案中太保海南公司所遭受的损失及其利息承担赔偿责任。

“富源口”轮属于从事国内沿海运输的适航船舶，中远公司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十一章有关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及交通部《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规定的赔偿限额赔偿损失。太保海南公司请求的超过赔偿限额部分的损失，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第四百零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十一章、第二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一审判决：

1、中远公司赔偿太保海南公司经济损失8243897元；

2、驳回太保海南公司对中远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中远公司、太保海南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中远公司上诉称：

1、太保海南公司的被保险人海马销售公司与中远公司之间不存在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

2、火灾事故系汽车自燃所致，中远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3、太保海南公司未能完成有效证明涉案所称受损车辆实际损失的举证责任。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另行改判驳回太保海南公司的诉讼请求。

太保海南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没有计算海事赔偿责任限额利息，显属错误。其余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海口海事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

1、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具备估价资质和营业范围。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200万元，股东为 黄亚泉、张金带、黄安华、黄安文四人，其中黄亚泉和张金带各占30％的股份，黄安华、黄安文各占20％的股份。黄亚泉同时为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主任，本案中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晖系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陈群系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蔡兆春于2008年9月 21日获得保险公估资质，而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出《检验报告》的日期为 2008年8月13日，在检验期间，蔡兆春并没有保险公估资质。《检验报告》上打印有蔡兆春和韩军明两人名字，但无手写签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翠英没有在上面签字。

2、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和经营管理部是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的两个内设机构。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结合本案的事实，对本案争议焦点的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太保海南公司是否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2007年1月1日，金盘物流公司与中远公司签订《车辆运输合作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法规的规定，是有效的协议，各方当事人应予遵守和履行。海马销售公司是涉案车辆的销售管理企业及所有权人。海马销售公司与金盘物流公司协议约定，海马销售公司委托金盘物流公司对海马汽车进行运输等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二条关于托运人概念和范围的规定，海马销售公司属于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是托运人。《车辆运输合作协议》第十七条第8项和第二十二条第1项赋予了海马销售公司在中远公司因不可免责 原因违反协议给金盘物流公司、各关联公司及托运人造成损失时，可以直接向中远公司提出索赔的权利。因此，海马销售公司根据《车辆运输合作协议》销售管理企业的相关约定及托运人的身份，有权向中远公司进行索赔。

2008年4月10日，被保险人海马销售公司与保险人太保海南公司达成《保险赔付协议》。太保海南公司提供的记账回执、支票存根及赔款收据表明，其已实际赔付了16395960元。太保海南公司向海马销售公司赔偿涉案车辆的损失之后，有权取代海马销售公司在《车辆运输合作协议》中的合同权利，向中远公司进行索赔。故本案太保海南公司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中远公司有关太保海南公司非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主张，不予支持。

(二)关于涉案火灾事故原因的认定问题。火灾事故调查是一项公共管理职能，未经法律及行政法规授权，任何单位不得行使该项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一条、公安部于2009年4月颁发的《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三款均明确火灾事故调查和处理的法定机构是公安消防机构，法律、行政法规并未授权其他机关、单位行使此项职能。《运输船舶消防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四条均明确规定个人和组织在火灾发生后具有报警的义务。“富源口”轮船长在火灾后，没有报警并申请公安消防机构进行鉴定，其对火灾原因的查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任何有关不报警、不鉴定的方案和约定都是非法、无效的。一审法院有关中远公司及“富 源口”轮船长负有报告火灾事故并申请公安消防机构进行鉴定的法定义务的认定准确。

为证明火灾原因，太保海南公司提供了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中远公司提供了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书》、上海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上述出具报告的机构不具备火灾鉴定人的执业资格和营业范围，不具备社会公共管理职能，违背了前述法律、法规有关火灾事故原因调查权、鉴定权应由公安消防机构行使的规定，其所出具的结论不具备合法性和证明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承运人应对在航运过程中所产生的货物灭失、损坏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中远公司未能申请公安消防机构对火灾原因进行查明，其对火灾原因负有举证不能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应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对本次火灾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三)关于涉案火灾造成的车辆损失的认定问题。《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可以根据需要委托依法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对火灾直接财产损失进行鉴定。”第二十六条进一步规定：“对受损单位和个人提供的由价格鉴证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审查下列事项：(一)鉴证机构、鉴证人是否具有资质、资格；(二)鉴证机构、鉴证人是否盖章签名；(三)鉴定意见依据是否充分；(四)鉴定是否存在其他影响鉴定意见正确性 的情形。对符合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对不符合规定的，不予采信。”因此，符合《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二十六条审查事项的鉴定意见，法院可以采纳作为认定火灾损失的证据，中远公司有关除公安消防机构之外的组织均不具备统计火灾损失的资质或资格的主张，不予支持。

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不具备价格鉴定资质和损失认定的营业范围，对其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书》所做的损失认定不予确认。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虽然具备价格评估的资质和营业范围，但作为《检验报告》签署人之一的蔡兆春在报告作出前并未取得有效的保险评估资质，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翠英没有在《检验报告》上签字，该报告不具备合法性。蔡兆春在一审出庭接受询问时拒绝在庭审笔录上签名。另外，中远公司委托代理人所在的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黄亚泉先生是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最大的股东，且黄亚泉先生曾受中远公司委托，于2008年3月5日就本案火灾事故的处理，向金盘物流公司和太保海南公司发出过《声明》，一审法院对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与中远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认定并无不当。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为利害关系人应当在鉴定过程中回避而未予回避，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条有关回避的规定。对该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的效力不予认定。

海口市价格认证中心具有价格司法鉴定资质和营业范围，其出具的《估价报告书》符合《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二十六条所要求的审查条件。虽然中远公司提出该报告书中存在VIN码错误的问题，但该 瑕疵并不属于影响鉴定意见正确性的情形，对该《估价报告书》予以认定。涉案车辆在本案火灾中所受的损失为16797902元。

太保海南公司为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程度，以及为对受损车辆进行施救、处理，在与中远公司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将涉案受损车辆从上海回运到海口，产生码头堆存费、搬运及美容费、清洗费等共计697888元。

综上，中远公司应对本案中太保海南公司所遭受的损失17093848元及其利息承担赔偿责任。“富源口”轮属于从事国内沿海运输的适航船舶，本案无证据表明涉案货物损失是由于中远公司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八条和五十九条的规定，中远公司有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第四条以及一审查明的特别提款权的折算率，中远公司应对太保海南公司承担8243897元的赔偿责任。

(四)关于太保海南公司利息请求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债务人只有在设立基金的情况下才产生利息，本案中远公司并未设立基金，太保海南公司要求中远公司参照已设立基金的情形支付利息，法律无明文规定，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远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

1、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而二审判决在认定“太保海南公司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涉案火灾事故原因”等问题时，均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的规定；

2、金盘物流公司与海马销售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不是委托合同，海马销售公司不能依据《车辆运输合作协议》向中远公司提出违约索赔。《车辆运输合作协议》第十七条第8项的约定不应该为中远公司设立对第三人的“违约责任”；

3、二审判决对本案火灾原因举证责任的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金盘物流公司应对事故承担全责；

4、二审判决对本案受损车辆损失金额的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太保海南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太保海南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太保海南公司答辩称：

1、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确有错误；

2、海马销售公司有权依据金盘物流公司与中远公司之间的《车辆运输合作协议》对中远公司提出违约索赔。二审判决根据《车辆运输合作协议》第十七条第8项的约定，认定海马销售公司可以直接向中远公司索赔是正确的；

3、二审判决认定中远公司对火灾造成损失的免责承担举证责任是正确的；

4、二审判决对涉案受损车辆损失的认定依据充分。

海马销售公司答辩称：

1、海马销售公司与金盘物流公司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中远公司对此是明知的，海马销售公司可以向中远公 司提起违约之诉，太保海南公司诉讼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二审判决依据《车辆运输合作协议》第十七条第8项的约定，认定海马销售公司有权向中远公司索赔是正确的；

3、涉案火灾事故原因系因中远公司未依法履行法定义务而无法查明，中远公司对火灾原因负有举证不能的责任；

4、二审判决对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的《检验报告》和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所的《司法鉴定报告书》的证据效力和得出的损失金额没有采信是正确的。

本案开庭审理过程中，中远公司提交了案涉390辆汽车从上海回运至海口的水路货物运单及462辆汽车的货载订舱单作为新证据，证明从上海至海口的运输系独立的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太保海南公司与海马销售公司对上述新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并认为虽然确实存在回运的事实，但回运行为只是双方处理问题的一个步骤，而不是独立行为。

太保海南公司提交了四份新证据：

1、海马销售公司的说明；

2、金盘物流公司的说明及该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上述证据用以证明海马销售公司与金盘物流公司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

3、海马销售公司关于海马商品车编号的说明，用以证明海马商品车编号的原则和方法；

4、中远公司上市公布资料，用以证明中远公司为海马商品车厂家提供运输服务，而不是为金盘物流公司提供运输服务。中远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但对与本案的关联性提出异议，并认为海马销售公司与金盘物流公司系兄弟公司，具有利害关系，其互相印证的证据1、2没有效力。证据4均为公司的宣传资料，不是对 本案特定合同的解释说明。海马销售公司对上述证据没有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中远公司提交的上海至海口的运单及货载订舱单，因均为复印件，且太保海南公司和海马销售公司均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本院不予认定。太保海南公司提交的4份新证据，因中远公司和海马销售公司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水路货物运输合同货损赔偿纠纷。金盘物流公司与中远公司签订的《车辆运输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二审判决是否存在法律适用错误问题；(二)海马销售公司是否能够依据《车辆运输合作协议》向中远公司提出违约索赔，即太保海南公司是否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三)二审判决对本案火灾原因举证责任以及货损赔偿责任的认定是否正确；(四)二审判决对涉案受损车辆损失金额的认定是否正确。

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本案系中远公司履行其签订的《车辆运输合作协议》，负责承运涉案车辆海上运输期间，因承运车辆损坏而引起的纠纷，属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赔偿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作为特别法应当优先适用。但本案所涉运输为海口至上海，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运输。《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不适用于本案，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第四章之外的其他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没有规定的，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对本案“太保海南公司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进行认定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二条关于托运人概念和范围的规定，认定海马销售公司属于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对本案“涉案火灾事故原因”进行认定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四条关于承运人对其他原因造成损坏应当负举证责任的规定，认定中远公司对火灾事故原因负有举证不能的责任；对本案“火灾造成的车辆损失”进行认定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八条和五十九条的规定，认定中远公司有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以上适用条款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的规定。故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关于太保海南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海马销售公司与金盘物流公司于2006年12月31日签订《协议书》约定：海马销售公司将海马商品车的物流、仓储、运输等事项委托给金盘物流公司运营，金盘物流公司负责海马销售公司委托的海马商品车的物流、仓储、运输等工作。金盘物流公司与中远公司于2007年1月1日签订《车辆运输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金盘物流公司指定中远公司作为承运车从海口至上海水路运输的承运商，由中远公司利用其滚装船为金盘物流公司实施海口至上海的承运车水路运输。第十七条第8项约定：因不可免责原因，中远公司违反协议致使金盘物流公司(含金盘物流公司 各关联公司、托运人)或承运车厂家遭受损失，金盘物流公司或承运车厂家有权提出索赔。本院认为，按照该协议的约定，中远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已经知道其所承运货物的托运人实际为“承运车厂家”，并且在协议中明确约定“承运车厂家”因中远公司违反运输合同而遭受损失时，具有向中远公司提出索赔的权利。该约定系协议当事人一致的意思表示，约定第三人可以直接向中远公司提出索赔，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该约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情形，中远公司主张海马销售公司无权依据《车辆运输合作协议》提起诉讼缺乏法律依据。《车辆运输合作协议》第二十二条第1项约定：“承运车厂家”是指承运车的制造商或负责承运车销售管理的企业。根据《独家经销商协议》，海马销售公司为涉案车辆的销售管理企业和所有权人。故海马销售公司有权依据《车辆运输合作协议》向中远公司提出索赔。保险人太保海南公司向海马销售公司支付保险赔偿后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二审判决认定太保海南公司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并无不当。

关于火灾事故原因的举证责任及货损赔偿责任。根据案涉“富源口”轮《海事报告》和《航海日志》的记载，“富源口”轮从海口至上海航行途中货舱发生火灾导致承运车辆受损。对此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的规定，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七章运输合同的有关规定确定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对 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中远公司作为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造成的货物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除非其举证证明存在法定免责事由。中远公司主张涉案火灾事故因汽车自燃引起，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二审判决对火灾事故原因举证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

为证明案涉火灾事故的原因，太保海南公司提交了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中远公司提交了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书》、上海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和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本院认为，公安部《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六条规定：“火灾事故的调查由公安消防机构负责实施。”第十条规定：“各级公安消防机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火灾事故调查人员。火灾事故调查人员应当按照公安消防监督人员资格管理的有关规定，取得岗位资格。”因此，火灾事故调查和处理机构应当为公安消防机构，调查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岗位资格。中远公司和太保海南公司委托的机构并非公安消防机构，检验师和鉴定人均不具备火灾事故鉴定的岗位资质。二审判决对中远公司和太保海南公司提交的鉴定、检验和公估报告中作出的火灾原因认定均不予采信并无不当。火灾事故发生后，因中远公司并未向公安消防机构以及港务监督部门报告，造成火灾原因无法查明。中远公司不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对火灾事故具有法定免责事由，二 审判决由中远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火灾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原审查明，2007年12月23日“富源口”轮到达上海海通码头，因运输途中发生火灾导致承运车辆受损。中远公司与金盘物流公司经协商一致签署了车辆回运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关于“富源口”轮 2007年12月21日货舱起火一事的后续处理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或其他方式解决。第二条约定：事故中涉及的462辆商品车(包括目前暂存舱内的72台)由“富源口”轮重新运回海口。结合《海事报告》和《航海日志》的记载，该回运协议已经充分证明了火灾事故的发生以及车辆受损的后果。中远公司认为没有编制卸车交接记录就不能证明货损事实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回运协议第五条约定：车辆在卸货港交货后，中远公司从上海至海口段的运输责任即告终止，风险转移至金盘物流公司承担。中远公司认为该约定说明回运协议履行完毕，货物风险责任已经转移至金盘物流公司，中远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回运协议所指的从上海至海口的水路运输确系独立的运输合同，但协议第五条约定的风险责任的转移仅仅是针对上海至海口段运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责任。该回运协议的签订以及回运的事实并不能视为金盘物流公司就火灾事故放弃对中远公司的索赔，也不能视为金盘物流公司对中远公司关于火灾原因系车辆自燃的主张表示默认。再审申请人中远公司认为金盘物流公司的卸货行为和回运行为既证明运输合同履行完毕，也表明金盘物流公司愿意自行承担货损责任的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车辆损失金额。为证明车辆受损情况，中远公司提交了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书》和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的业务范围不包括价格鉴定，不具有商品价格鉴定资质。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为利害关系人在鉴定过程中并未回避，且其《检验报告》签署人蔡兆春在报告作出时并未取得相应鉴定资质，并拒绝在一审庭审笔录上签名。二审判决对上述两份鉴定检验报告不予采信并无明显不当。

太保海南公司为证明车辆受损情况，提交了海口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估价报告书》、《车辆堆存协议》及发票、《车辆清洗协议》及发票、运输发票等一系列证据材料。为证明受损车辆的实际处理情况，根据中远公司的申请以及一审法院的要求，海马销售公司补充提供了案涉受损车辆经修复后实际处理的销售合同及其发票。太保海南公司委托的海口市价格认证中心具有价格司法鉴定资质和营业范围，二审判决对该《评估报告书》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并无不当。

根据回运协议的约定，各方当事人对火灾事故造成462辆商品车受损，所有事故车辆均由中远公司运回海口后卸至海口秀英港码头的事实并无异议。为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程度，太保海南公司委托海口市价格认证中心对事故车进行检验并无不当。中远公司关于《估价报告书》与本案争议货损不存在事实关联性的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

本案受损车辆为新车，经过火灾事故的高温烘烤后，存在潜在质 量风险，修复后的车辆价值相比新车有很大的差异。海口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估价报告书》采用市场法定损，相比中远公司主张的以修复价格确定损失更为符合实际，也更为合理。此外，结合海马销售公司提交的案涉受损车辆经修复后实际处理的销售合同及其发票，二审判决对《估价报告书》中关于车辆损失金额为16 797 902元的定损结论予以认定并无不当。中远公司并未提交充分的相反证据，其关于二审判决认定损失金额错误的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中远公司作为案涉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发生火灾事故造成承运车辆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富源口”轮属于从事国内沿海运输的适航船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中远公司有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但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琼民三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淑梅

代理审判员 胡 方

代理审判员 傅晓强

二�一一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赵 迪 审判长简介

王淑梅高级法官：1963年出生，法学硕士。1999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