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毛泽东的党建理论首先是围绕回答这一新课题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的党建理论首先是围绕回答这一新课题发展起来的。
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在斗争的实践中逐步明确起来。根据俄国党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着重在城市中从事工人运动,强调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当一系列城市武装暴动失败之后,毛泽东开始探索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就面临着如何在农村建党建军,在农民中大量发展党员,怎样发展党员,怎样教育农民出身的党员的问题。这在当时是有争论的问题。同时期召开的党的六大强调“所有党的努力都是应当走向大工业中”,要达到党组织的“无产阶级化”、“干部的工人化”。六大还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推为党的领袖。当时在一些党组织中还出现了只要不是工人出身的干部一定要免职的偏向。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中突破了这一问题,在主要由农民组成的红军战士中,党员人数最多时占到一半。毛泽东同时提出政治思想上教育和改造农民党员的重大任务。他在1929年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就是对红军自创建以来党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的经验总结,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解决了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课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学说奠定了基础。正是从那时开始,我们党特别强调和重视思想建党问题,并成为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突出特色。从那以后,毛泽东先后提出并系统论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以及群众路线,集中反映在《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中,标志着毛泽东党建思想基本形成。
毛泽东完整的党建理论,是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在延安整风中建立起来的。抗日战争时期,党面对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就在“大变动的前夜”,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及时提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党要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重新规定自己的任务。首先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革命的阵营。毛泽东批评了当时党内出现的那种认为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批判了长期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同时又提醒全党注意蒋介石必然要破坏革命,要求党在新环境里保持清醒的头脑。这种形势上和方针任务上的重大变化,必然给党的自身建设提出新的要求。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现在党所处的环境、所负的任务,比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复杂得多、艰巨得多了。“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在爱国抗日旗帜的感召下,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纷纷来到延安和各个根据地。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不要放开手脚吸收这些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这又是一个有争论的新问题。毛泽东又一次突破了这个问题,明确提出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党的队伍由此又一下子扩大了许多。这些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党的高级干部,成为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毛泽东同时也看到,由于党内成分和思想状况比过去复杂了许多,党在思想建设、以至于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上的任务都比红军时期更加艰巨和繁重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
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把这一艰巨任务,形容为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2]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从抗战一直到解放战争所作的大量创造性的工作,正是为实施这一伟大工程所作的艰巨努力。他结合党的政治路线,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与王明等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经验,针对党内现状,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和讲话。这些重要文献集中体现这一时期我们党建设的重大成就,对党的性质、宗旨、任务、指导思想、组织原则、优良作风、党员干部的教育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问题,都作出了科学阐述。他指出,党的建设是取得中国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他系统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出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提出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等等。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和我们党创造了整风运动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形式,并在整风中提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达到“
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延安整风是毛泽东和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