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领导的引导者——从《子夜》看媒体界的社会身份

第一篇：被领导的引导者——从《子夜》看媒体界的社会身份

朱昱炫：被领导的引导者

——从《子夜》看媒体界的社会身份

朱昱炫

新闻人——或者扩大了说就是媒体人——在二十世纪初是作为被领导的引导者或者说是言论被严格限制的“无冕之王”的身份出现的。

这个称谓说起来有点拗口，也或许不能很容易地与《子夜》本身联系起来。毕竟当年茅盾费尽心血写作《子夜》，是为了以小说人物的生活经历来说明社会现象和体现社会发展方向的，新闻传播，只是其中为了强化主题而不得不提及的附庸而已。然而我们却不应当把它略过，也不能略过。我们目光注视的焦点，应当就正是在这“不得不提及”上。

新闻传播的内容之所以在这本叙述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变迁的小说中不得不被提及，而且实在占了不小的版面，就在于当时社会对新闻传播的依赖，在于媒体人这一职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当时社会方向的引导者，而且是“被领导的引导者”。

首先来说明媒体人以及其新闻传播作品作为社会引导者这一角色在当时的表现及其必然性。

《子夜》在一开始展现给我们的有关上海夜景的描写中，最突出的就是广告牌的设置。这种一开篇就谈及传播方式的写作安排，直接表明新闻传播在那时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并没有多少人会敏锐地注意到或者说出来。整本小说总共有不下二十处提及包括报纸、广告、宣传标语等等当时的媒介，在同类的小说中算是比较多的。又因为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在写作的当年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写作目的又是体现时代生活，所以可以基本上反映当时人们信息来源的集中渠道和表明新闻传播对人们生活的重大影响。

主人公吴荪甫每每从报纸上得知战争的进程和公债市场的涨落情况，就反映出报纸等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发掘、跟踪和传播新闻的任务和能力。报纸上除了对现实情况的表述以外，还加有媒体人自身的评论和对未来的猜想，这就更能够给人们对时局的判断提供较为明确的参考标准，并且无形地统一或者说比较统一了人们的思想，因而起到了强有力的舆论导向作用，而这也恰恰就说明了媒体人作为社会引导者的最具体的表现。

那么，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媒体人成为社会引导者的必然性何在呢？应该说，任何社会都需要一个群体作为它最核心的引导者，发出最有分量的声音，指引前行的方向。当然，这方向既包括短期的社会变化，亦包括长久的社会变革，既有正确积极的道路，也有不幸走向了歧路的探索，但这不是我们需要讨论的话题。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这样一个时局动荡、内乱与外界压迫并存的时间段，社会的引导者必然地不可能是摇摇欲坠的统治者或羽翼未丰的革命者任何一方，在那时还未团结一致未确认共同理想的工农阶层也很难成为社会发展的风向标，社会正迫切地寻找一类相对中立的政治敏感的又能够有力量掌控历史发展方向的人来承担这一重任。于是，经历了辛亥革命历练的媒体，在舆论传播上拥有绝对优势的媒体，就作为一种不可被忽视的力量站上了历史的舞台。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状况，我们要说，媒体人的这种“社会引导者”并不是能够随心所欲指点江山的，他们是“被领导的引导者”。

显而易见地，有能力领导当时媒体这一社会引导者的人物，必然是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和有强大的政治背景的。除去虽然符合上述两项条件但又实在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重视领导舆论的统治政府，能够在当时的媒体界呼风唤雨的，也就只剩下那些有国外资金支持并长期进行投机活动的买办阶层以及那些由于历史原因积累着足够的财富并且致力于发展中国工业的资本家了，如《子夜》中的买办商人赵伯韬和小说的主人公民族资本家吴荪甫。能够印证我们所说的“领

导”二字的是，赵伯韬和吴荪甫一度合作，依靠资金投入和人脉权势，不仅直接使对方部队后退三十里，而且在各媒体上广布言论并产生了意想中的效果，在公债市场狠狠地赚了一笔。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直接领导能力的体现。

一般说来，领导者从不缺乏可塑造为“手下”的对象，而被领导者需要依傍上级生存。因而，媒体的被领导就直接导致了报道的倾向性明显，甚至于也会导致报道的真实性缺失。这种 “新闻不自由”和“新闻虚假”的现象，是在战争年代媒体界的固有的劣性。然而，当我们静心把这一现象放入时代背景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种“被领导”，却又实在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堪。

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被领导的存在，才使得中国社会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没有因为多样的思想和对具体事物的不同认知而四分五裂。尽管整个社会在这种一边倒的舆论倾向中走过了很多弯路，但是天性平和乐于集体行动的中国人正是因为对这“被领导了的引导”给予了充分的信任，才能够保持一致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保持了民族的团结。中国社会才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进入和开始传播的时候没有花费过多的精力就起到了明显而广泛的效果，并得到了坚决热烈的响应，从而更进一步地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新闻传播界在辛亥革命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扮演着被部分钱权两全的资本家和买办势力领导的社会引导者这一角色，以带倾向的自身意识引导社会舆论的方向和内容。

反观现在的媒体界，被单一领导和严格控制的程度较之当年已降低许多，新闻自由的呼声帮助媒体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权利，然而其社会影响却大不如前。从先发制人的报道变作被动的事后采访，“无冕之王”徒有虚名，舆论引导的强大作用几乎丧失殆尽。这“不引导的领导者”的出现，或许是又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