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集中制最

第一篇：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集中制最

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集中制最

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集中制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也是党内重要的政治纪律。

当前，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贯彻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个人主义倾向。突出表现为：党组织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一把手”不征求、不采纳多数人的意见，什么事都是个人说了算。二是自由主义倾向。尽管党组织的决议

是按多数人的意见形成的，少数人当面也不反对，但背后公开发表不同意见，到处乱说，在实践中不执行组织决定，我行我素，或者搞“上有大政策，下有小对策”，使“服从”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文字上。三是派性倾向。一些人把“少数服从多数”等同于“少数人服从多数人”，进而把“少数人”“多数人”的划分看成是因人而异，一成不变的，以致在组织、领导班子内部拉帮结派，使党组织、领导班子团结不起来，长期处于派性状态。四是简单化倾向。即把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看成是民主集中制决策机制的唯一内容和公式，似乎什么复杂的问题，只要一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就迎刃而解，万事大吉。五是绝对化倾向。把少数服从多数从其它三个“服从”中抽象出来，看成是组织决策的最高准则，以致出现按多数人的意见形成的决议明显违背上级组织、中央的决议这一不正常现象，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真正贯彻好。

1.少数服从多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量的规定性。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有机结合，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这些都是从质的规定性方面来说明民主集中制的。如同任何事物一样，除了质的规定性外，民主集中制还具有量的规定性。“少数”“多数”及其关系，就是它的一种基本内涵量，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民主与集中的程度、方式等。

“少数”“多数”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并不是单纯表示数量的多少，也不等于“少数人”“多数人”，而是用来表示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讨论决定具体问题时，内部成员意见分歧的程度。“少数”指少数人的意见，“多数”指多数人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则是指在处理这种分歧时，“少数人的意见”应服从“多数人的意见”，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做出组织的决定。既然是表示具体认识问题上的分歧程度，“少数”“多数”的表现当然也就因事而异而不是因人而异了，是变化不定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具体问题不同，“少数”“多数”也就不一样。在这件事上，持肯定意见的可能是多数，持否定意见的是少数；在那件事上，持肯定意见的则可能是少数，多数持否定意见。具体到个人来说，在这件事上，我的意见可能属于“多数人意见”，在那件事上，我的意见又可能属于“少数人的意见”。显然，这与那种以人为界、从派性上来理解“少数”“多数”截然不同。民主集中制中一直提“少数服从多数”而不是提“少数人服从多数人”，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执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深刻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本质要求。一方面，党组织做出的决定集中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和智慧，防止少数人甚至是个人说了算，不仅增加了决策的科学性，也有利于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使决定得到更好贯彻，因而是民主的。另一方面，少数人的意见服从多数人的意见，确保了意志的统一，进而保证了行动的一致性，维护了党的团结，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这又是集中。如果仅仅是充分发表意见而少数不服从多数，或者多数服从少数，那不是真正的民主，也谈不上科学的集中。

2.执行少数服从多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执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至少包括以下四个环节：

第一，在对重大问题形成决议前，要在组织内部进行充分讨论。这里不仅要把有关专家、群众的意见摆出来，而且要让每个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主张，允许不同意见之间碰撞，允许争论。这是前提。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也就不存在少数服从多数问题了。

第二，公开表决，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做出组织决定。这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核心内容。需要指出的是，人类掌握真理的客观规律表明，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先发现真理的总是少数人，真理从发现到被大多数人认同，要经过一个社会化过程，需要实践普遍证明；与之相应的是，由于各种因素影响，有时多数人的意见也与真理性相悖。因此，为了避免武断、出现失误，使少数服从多数与坚持真理统一起来，在做出决定前，持主导意见的同志要认真考虑少数人的意见。

第三，在实践中严格执行按多数人意见形成的决定。“服从”不仅表现在决定的形成过程中，最终要落实到坚决执行决定的行动上。那种表面上服从，在实践中却自行其是，阳奉阴违，不是民主集中制所讲的“服从”。当然，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要允许其保留，这是党员的权利。同时，客观地说，一个人放弃自己深思熟虑后的见解，去接受一种相反的意见，不仅需要勇气和毅力，也需要时间。但不论怎么

第二篇：党报：城管绝大多数是好的 少数不好现象被放大

党报：城管绝大多数是好的 少数不好现象被放大

□建设平等型、文明型、服务型、法治型城管，是我们的期盼

城管与执法对象，似乎永远是一对“冤家”。双方的冲突，又以城管执法人员和占道设摊经营的小商小贩之间最为激烈。

双方的矛盾真的无法调和吗？渐被妖魔化的城管能否走出执法的尴尬？长沙城管的经验告诉我们：两者的矛盾完全可以调和，城管执法也完全能够走出尴尬。

城市需要城管，城市离不开城管，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需要平等型城管。城管与执法对象之间的矛盾激化，很多时候是因为双方地位不平等，加上缺乏沟通和理解。只要沟通理解到位，就没有调和不了的矛盾。城管执法人员首先要放下身段，主动与执法对象进行平等交流，了解他们的诉求，解开他们的心结，消除他们的误解。只有平等地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待问题，才不会一味地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片面埋怨和指责对方。这样，才有助于城管在执法中获得更多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我们需要文明型城管。同样面对的都是弱势群体，为什么有的地方总是冲突不断，而有的地方却“平安无事”？根本原因还是城管队伍素质的问题。不可否认，城管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是好的，只是少数不文明现象被媒体放大后变成“一地城管出事，全国城管蒙羞”。我们看到，大多数冲突事件都是由粗暴执法引起的。尽管“替罪羊”往往是临时工，但也改变不了城管粗暴执法的形象。面对弱势群体，更需要一种“亲和式”的文明执法。坚持宣传教育与行政处罚相结合，先教后罚、以教为主，对轻微的违法行为，实行“首违免罚”。多一些疏导途径，少一些强制堵截；多一些“亲情提示”，少一些行政处罚。

我们需要服务型城管。文明执法，要求转变执法理念，从管理到服务。“围追堵截”的方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源头上化解城管和小商小贩之间的矛盾，必须给小商小贩一条出路。通过协调相关部门，尽力为小商小贩开辟新的经营场所，为他们能够在城市生存创造条件，让城市管理工作真正转变为服务人民的工作。转变执法理念，从管理到服务，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对于个别执法者而言，习惯了高高在上的管理者风格，要主动为执法对象提供服务，还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蜕变过程。

我们需要法治型城管。走出城管执法尴尬的所有措施，都离不开法律的支撑。只有通过法律授权的方式，明确城管管什么、怎么管，才能保证行政权力的有效行使，改善城管执法的工作环境，从而走出城管执法的尴尬。长沙出台的我国第一部城管地方立法，实施两年多未发生一起因执法不当而引起的冲突事件。这就说明，权由法定，既是行业规范，也是执法保障。

美好城市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家园，需要大家共同呵护。城管被妖魔化，受损的不只是城管本身，还有政府的公信力和百姓的幸福感。重塑城管形象，让公众理解、信任和支持城管，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

第三篇：党员四个服从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要求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这是处理党员个人和党的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每个党员都要自觉地把个人置于组织之下，而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

第四篇：试论为什么健全和发展民主集中制是在党的根本制度中是最核心的问题

试论为什么健全和发展民主集中制是在党的根本制度中是最核心的问题。（40分）

建党8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于维护党员权利和集中领导，保证党员在重要问题上的统一行动，始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党内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必不可少的制度保证。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这既是对民主集中制与党的制度建设辩证关系的科学阐述，也对新时期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提出了根本方向和具体指导。

一、健全民主集中制成为制度建设重点的原因分析

党的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党的制度大致包括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等内容，对于党的制度建设而言，每一项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必不可少。然而，民主集中制作为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制度建设的地位作用不同，民主集中制是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和主要部分，因此，必须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点。

第一，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制度建设的重点，是由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各项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的。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制度体系中居于统领地位，其它制度的职能都源于民主集中制的要求，蕴含和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都维系于民主集中制这条红线，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建设的不同角度、不同范畴、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其一，党的组织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党的组织机构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基本规律设置的；党的组织发展工作是在民主集中制指导下开展的；干部管理的过程同样是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过程。其二，党的领导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党的领导机关是按照民主集中制设置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由选举产生，这本身就是一个民主集中的过程；党领导过程中的决策工作就是一个广泛发扬民主，集中群众正确意见的过程，组织实施则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接受实践检验、接受群众监督的过程。其三，党的生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在党内日常活动中的具体实施。党内生活制度离不开民主集中制关于“四个服从”的基本内容；《党章》规定了共产党员的八项权利和八项义务，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就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问题，关于党员义务的规定，就是维护党内集中的问题。其四，党的工作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管理事务中的具体展开。民主集中制是形成党的工作科学运行机制的基本依据。民主集中制明确规定了党员与党员领导干部之间、党员领导干部之间、党员与组织之间、领导干部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基本关系，它为党的工作正常运行理清了头绪，为党的管理科学化打下了基础。

第二，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制度建设的重点，是由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功能决定的。我们知道，制度更具有稳定性，这是我们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的根本原因。制度为什么具有稳定性，究竟通过哪一项制度的哪一项功能来实现稳定性？正确理解这一问题，仍然需要从民主集中制在各项制度中的特殊功能入手。民主集中制在维护稳定性方面具有非同寻常的功能。作为党的一项制度，民主集中制除了在保障党员正当权益，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证决策科学等方面的具体功能之外，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维系”功能，这既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作用，也是制度建设“稳定性”的集中体现。因为党的领导作用最终是靠党的组织系统的工作来实现的，组织自身的状态——结构合理、内部关系正常、功能健全，是系统稳定有序的表现，是党赖以生存和发展并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坚实基础。一个结构失衡、内部关系紊乱、功能不全的病态组织系统必然是涣散的和软弱无力的。民主集中制通过统领党的各项制度，维系党的组织系统的合理结构，维系党的组织系统内部的正常关系，维系党的组织系统的特定功能，使它们构成结构稳固、相互协调、运转有序的有机整体，从而保持党的各项制度和运行机制不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和看法的变化而变化，实现党的建设“硬件”、“软件”的稳固、统一、协调。

第三，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制度建设的重点，是由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决定的。贯彻落实好民主集中制，无论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还是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创新实践，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前推进，在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方面探索和形成了许多新鲜经验，党的各级组织在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然而，必须看到，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任务，面对党员队伍结构新的变化，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党组织中，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成为党的制度建设乃至党的建设的“梗阻”。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力的问题同时存在。有的一把手对集中情有独衷，习惯于搞一言堂，口头上讲的是民主集中，实际上搞的是独断专行；有的常常是书记先拿出主意，再让大家“民主通过”，走走过场了事。有些党员干部在贯彻民主集中制问题上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无视组织纪律，自由散漫，在对待上级和下级、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一切以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为转移；有的把民主作为用来对付上级的对策，把集中作为用来对付下级的手段，把自己排除在民主集中制制度之外。二是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存在着偏差。一些领导班子团结意识淡漠，名利思想严重；工作配合不好，分工变成分家，分权变成拆台；有的则互相插手，互相扯皮，彼此推诿。三是在党委议事和决策机制方面仍然存在“做表面文章”的现象。有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不完善，有的虽然有议事规则，但形同虚设，不严格按程序行事，有的党委全委会不按期召开。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已经影响到党的其他各项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点。

二、健全民主集中制需要科学理解和把握的三个关系

民主集中制贯彻落实得好坏除了与制度、体制及机制相关外，还与广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对民主集中制内涵及外延的认识有着密切关系。如果对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和运行机制把握不准、认识片面，实践中难免出现问题和偏差。树立科学正确的民主集中制观念需要正确把握三个基本关系。

一是正确认识党内民主中的“民主”与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的关系。一些人把党内民主中的“民主”与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视为同一事物、等量齐观，在谈到党内民主时，以为侧重的是民主，在谈到民主集中制时，则以为侧重的是集中。这样的认识导致在落实民主集中制过程中出现偏差：在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上，强调先群众民主，后领导集中；在党委会内部的关系上，强调先委员民主，后书记集中。这就等于把“民主集中制”看作是“民主”和“集中”一前一后两个过程的机械相加，并且把领导者个人和书记个人看成是“集中”的主体。这些认识割裂了“民主”与“集中”辩证统一的关系和内在有机的联系，并且由于把领导者个人和书记个人看成是“集中”的主体而极易导致民主集中制扭曲变形为个人集权制。党内民主与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范畴。党内民主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它表明党的民主性质，是对党的性质的一种内在本质规定，属于政治范畴，它与党的性质紧密相连；而民主集中制是组织原则，属于组织范畴。党内民主这一政治原则要比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更根本、更具有基础性，处于更高层次和更高地位。如果把它们放在同一层次上，甚至把民主集中制置于高于党内民主的地位，就会本末倒置。

二是正确认识“服从多数”与“服从真理”的关系。坚持民主集中制最根本的初衷在于努力达到决策的科学性，按照自然及社会发展内在固有的规律性来办事，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服从多数——服从真理——维护多数（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服从多数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应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服从多数与服从真理是能够统一起来的，然而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真理在有些情况下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虽然这并非常态，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完全不警惕、不关注、不重视这些“非常态”，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量避免因形式害内容、因手段害目的现象的发生。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既有量的要求，又有质的规定，是质与量的辩证统一，避免简单化的倾向。《党章》明确规定：“如对重要问题发生争论，双方人数接近，除了在紧急情况下必须按多数意见执行外，应当暂缓作出决定，进一步调查研究，交换意见，下次再表决；在特殊情况下，也可将争论情况向上级组织报告，请求裁决。”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把服从多数与服从真理割裂开来的机率。另一方面，要在服从多数的基础上尊重少数，充分重视少数人的意见，分析少数人意见产生的出发点和形成原因，反复进行比对，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借口，对少数人的意见不听取、不分析或者另眼相看，置之不理。然而，无论如何，如果意见一经形成决定或决议，就必须严格执行，不能再以“真理”与“少数”为理由拒不执行或者消极怠工。

三是正确认识“少数服从多数”与“全党服从中央”的关系。“四个服从”中“少数服从多数”是最基本、最一般、最本质的原则，其他几个原则虽然也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重要原则，但它们是由少数服从多数决定的，派生出来的。一些人认为，全党与中央应该属于“多数”与“少数”的关系，因此，“全党服从中央”就成为“多数服从少数”。应该说，从表面上看，全党处于数量上的绝对多数，而中央则是相对的少数，然而这两者却是不矛盾的。因为“中央”是在全党的范围内由民主选举，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产生的，“中央”所做的决议、决定（即让全党要服从和执行的东西）同样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的，这就决定了中央的代表性比任何地方或部门的组织以及每个组织成员都大得多，这个原则直接或间接地体现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换言之，“全党服从中央”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央代表全党”的目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具体的组织实施过程中，如果把“中央服从全党”作为一条原则的话，那么就失去了组织应有的价值，丧失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功能，完全成为一句空洞的、无意义的话。

三、对新时期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对策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这充分说明两点，第一是对民主集中制这一制度价值上的充分肯定。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的制度，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制度。第二是对民主集中制未来发展方向提出的具体要求。“健全”不是“表面修补”，不是“改头换面”，更不是“彻底变革”，而是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加强和改善相关的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而不是在基本原则、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取向上进行重大变革。具体而言，新时期健全民主集中制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不断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内的“政体”。党员通过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委员会行使在党内当家作主的权力；党员在党内的权力主体地位，必须通过代表大会体现和实现。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又是党内最基本的民主制度，其他如选举制、任期制、罢免制、党委制、报告制等，都依赖和服务于代表大会制度。因而，坚持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包括党代表产生制度、党代会召集制度、党代会常任制度、党的委员会向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制度，以及代表大会自身的工作程序和制度等)，充分发挥它在党内“最高权力机关、决策机关和监督机关”的权威作用，是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重中之重。

二是要理顺和规范党内权力关系。党的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权力、权威不到位、党的领导者个人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却过分集中，是党内民主发展和民主集中制贯彻的根本障碍。理顺和规范党内权力关系，应以保障党员权力主体地位和党内权力科学配置、相互制衡和公正有效运作为重点，安排好党内权力的赋予、切割、划分、行使、监督和终止方面的配套制度和程序。要规范党内权力授受关系，明确党代表的权力是党员授予的，党的委员会的权力是党的代表大会授予的，前者必须向后者负责并报告工作且接受监督；要扭转实际存在着的权力“倒置关系”，明确并确保党内权力的正常关系，即:全体党员权力>党代会的权力>全委会权力>常委会权力>书记个人权力；要改革“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明晰划分党内立法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使之分别对应于党的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三是要健全民主集中制的监督机制。民主集中制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督。目前在相当一部分党委班子中，不讲民主、个人专权的状况还很突出。这当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对破坏民主集中制的行为缺乏有效的防范、制止和纠正。要增加党委活动的透明度，让广大党员进行有效监督；要完善保护党员民主权利的条例，使党员在同违背民主集中制行为作斗争时不致遭到打击报复；要改进和完善纪检体制，使其对同级党委具有充分的监督权，能够对同级党委班子成员破坏民主集中制的行为及时进行制止、纠正和惩处；要完善有关党纪处分规定，充分考虑违纪成本等因素，使一些党员干部因破坏民主集中制所付出的代价大大高于从中所得到的好处。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或减少违背民主集中制现象的发生。

四是要建立推行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机构。民主集中制贯彻得好不好，关系到其他各项建设的顺利推进，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目前，党的各级组织部门都没有专门分管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机构，使得这项关系党的建设全局的重大工作，没有专门人员管理，即便上级下去检查工作，往往很少检查民主集中制的执行情况、党委书记民主作风情况、党委委员作用发挥情况。因此，各级组织部门要探索建立民主集中制工作机构的新路子，其主要任务是为党委结合实际制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具体政策提供方案，定期检查执行情况，总结交流实践经验。有了这样的机构，就会有人专门负责，长期坚持不懈，使得这项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就会抓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