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甘肃定西地区职业“献血”者丙肝病毒感染率的调查
被污染的血:甘肃定西地区职业“献血”者丙肝病毒感染率的调查
□本报记者杨海鹏□龙在渊
南方周末2000-10-26
死去的人
10月17日,记者来到花坪,福台,甘肃定西地区职业“献血”者丙肝病毒感染率的调查。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西沿,距甘肃省定西县城10公里。
正是收获土豆的季节。庄稼汉和婆姨们忙着将土豆刨出来,装进一只只编织袋;孩子们迅捷地在狭促的山道上攀行;外表朴素不失别致的农家小院,正飘出袅袅炊烟……
随意在坡上截住个成年人,他会略带羞涩地说:“我也是丙肝阳性。”表情轻快,看不出一丝忧郁。
定西,被认为是甘肃最大的“血库”。而大碱沟两侧的花坪、福台,又是定西卖血人员最集中的地方。
一份长达两年的跟踪调查显示,在这两个小村,至少有240人因为卖血感染了丙肝病毒,抽样感染率达98·12%。这是种无法治愈的顽症,100%会演化为慢性肝炎,5至10年后,有30%至40%转化为肝硬化;10年到20年后,5%到7%的人将患上肝癌。
花坪村的陈希林死了。
陈希林死在去年农历十月初七,死于丙肝和乙肝感染后深化成的“急性重症肝硬化”。死前,他瘦得剩一把骨头,脸色姜黄,腹胀如鼓。
他早在1992年就知道自己的两项测试呈阳性。测试是地区中心血站做的。
但他卖血一直卖到去年3月。据称,在《献血法》开始实施后五个月,陈希林每月卖1600毫升血浆。如果将1份血浆折成2份全血,这5个月间,他等于被抽掉16000毫升的血。而法律允许的一次“全血”采集量不超过400毫升,两次最短间隔“不少于6个月”,调查报告《甘肃定西地区职业“献血”者丙肝病毒感染率的调查》。
在花坪村,陈希林不是死于肝炎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
献血的人
“想要富,袖子捋。”。
花坪和福台的农民,早在80年代前就开始偷偷摸摸地卖血。
王祥和和他的堂兄弟们,大概是第一批摸到这致富门径的人。
“当时还是生产队,抓住了要开批斗会,说是破坏生产。”王祥和最得意的一件事,发生在20年前。他被唤到一个病人的手术台前,现场抽血,“一次抽了我2000,当时瘫了,连牙都像泥做的,发软。”
更让他眉飞色舞的,是醒过来后,他把那个没抢救过来的人的亲属堵在太平间里,拿足了钱才放人。
后来单干了,也许是批斗会上的交代起了广告作用,村里的成年人都上了阵,妇女生了孩子也加入“卖血队”。
王祥和和他的两个堂兄弟当上了“血队长”。
他们从医院得到信息,在手下挑个血型合适的,爬火车,坐长途,远至天水、靖宁。现在42岁的农妇侯淑曾两天跑了四个地方,陇西、天水、榆中、定西。“最多一针抽了1700,我晕了两个小时。”
王祥和的堂兄弟“善于经营”,他堂弟租下一个旅馆,让“卖血队”的人住,因在城里消息灵通,生意更加红火。
“人家是村里人心中的致富带头人”。
“血站”有严格的“献血间隔”制度。这点让“卖血人”很头痛。
他们急于致富。他们帮“血站”扫地、洗血袋、将血送上火车,为的只是多一次“卖血”的机会。
吴家川的李有清,血浆每月抽三次,每次400毫升。
李有清之妻赵翠连,血浆每月抽三到四次,每次400毫升。
花坪的张克信,血浆每周抽两次,每次400毫升。
同村的王氏七兄弟,年纪最小的已44岁,均超量频繁卖血……
他们的“献血”地点只有一个———地区中心血站。
因为各种因素,近两年被剔除出“献血员”队伍的村里人,还盼着“血站”的大门重新向他们开启。
他们迷恋着“卖血”制造的物质成就:独门独户的小院,彩电、收录机、媳妇闺女的体面衣裳、娃娃的学费、乡里村里的提留————只要有血卖,他们“再不用锁上门,朝后山上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