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中国特色“官邸制”的建议(汪玉凯)

第一篇：关于建立中国特色“官邸制”的建议(汪玉凯)

关于建立中国特色“官邸制”的建议

汪玉凯

按语：‚关于建立中国特色‘官邸制’的建议‛，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2013年初设立的重大研究课题——‚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课题负责人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教授。课题在今年6月初步完成，形成三个研究报告：《国外官邸制研究》、《中国古代官邸制研究》、《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住房现状分析与改革趋势》。本建议稿是由汪玉凯教授撰写、并经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于2013年7月上报中央的建议方案。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做出了转变作风的八项规定，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2013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专门会议上再次明确提出，要统筹制定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秘书配备、公务接待、警卫、福利、休假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我们认为，在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的生活待遇方面，一个重要举措，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官邸制”。

一、实行“官邸制”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

所谓官邸制，就是由国家为重要官员在任期内提供住房的一种制度。比如美国当选总统进驻白宫，英国首相进驻唐人街10号，法国总统进驻爱丽舍宫已是人们熟知的常识。国外实行官邸制的范围、对象、标准等虽不尽相同，但对国家领导人以及高级官员在任期内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带有共性。

美国对民选的联邦、州、市主要官员，如总统、副总统、州长、副州长和市长（只有相当规模的大、中城市市长），法律规定政府应提供官邸，任职期间可享用，任职期满则应搬出。基于安全理由，总统、副总统、州长、副州长必须居住官邸，市长则可选择自愿放弃居住官邸的权利，自购居所居住。官邸的购买、日常使用和维护费均由政府预算支出，居住者则只需交纳象征性的年租金1美元。对邦、州当选议员（含参众两院〕实施住房租赁津贴补贴制度，补贴的原则以“体面、舒适”为基准，具体数额由议会的金融委员会审定。德国实行“官邸制”的对象，主要是在任的高级公务员，包括总理、联邦政府各部部长。除了总理等必须进驻官邸外，各部部长则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进驻官邸，也可以自有或租用住房，国家为两间房间配备相应附属设备和承担相应的房租。所有的联邦官邸，均由联邦政府出资，根据现有财力配备相应的设备和家具、维护保养，并对维护保养做出严格规定。

法国的官邸制范围比德国还要小，除政府领导人外，国家对各部部长也没有实行统一的官邸制度，而是实行了住房补贴制度。国家资助的部长公寓最大面积限定为80平方米，部

长家庭中每增加一个孩子，房屋的面积可以扩大20平方米。而超标面积的住房费用必须由部长本人承担。2006年2月，时任法国财政部长盖马尔因用公款在巴黎黄金地段为一家十口租住600平方米豪宅被曝光后，因违反规定被迫辞职，在法国引起巨大反响。

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在小渊惠三执政时，除了首相和房屋长官保留官邸外，其余官邸一律废除。但是仍有两类官员可以免费使用住宅：一类是内阁大臣以上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国会有关领导；另一类是特殊工作需要的官员。按照日本法律，国会参众两院正副议长、内阁总理大臣以及内阁大臣、最高法院大法官、检察总长、会计检查院院长、人事院总裁、国会图书馆馆长以及驻外使馆大使等人可以免费使用国家公务员宿舍。在这些享受免费居住公务员宿舍的高级官员的住宅中，应配备桌、椅等日常生活必须的家具等财物，免费提供给他们及其家属使用。这些高级官员居住的房屋所需的修缮、以及水电、煤气等各项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另一种免费使用公务员宿舍的人员是通常需要在工作时间之外，为保护国民生命或财产随时都有可能奔赴工作岗位开展工作的公务员，而且这些住宅必须建立在机关属地内部或者附近。

韩国只有总统、总理以及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四个职位有专门的官邸。如韩国的青瓦台总统府和总理公馆。其他高级公务员如国务委员、国会议员、处长（指部级处，如企划预算处）、各院、部的次长（副部长）、政务次官、秘书室长和前总统秘书官、国会议长、国会副议长及国会议员的秘书室长、辅佐官、交涉团体的政策研究委员在任期间，政府提供官宅，卸任后搬出让给继任官员居住。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一是当代主要发达国家几乎都实行了官邸制，虽然范围不一，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任职期间入住，卸任后搬出；二是除了官邸外，多数国家对部长级以上高级官员普遍实行“官宅制”，即提供住房补贴，卸任后取消；三是所有的官邸和官宅都由国家所有，或者由国家租用，按照规定配置内部设施，费用由国家承担。四是很多国家规定官员住房、薪酬等待遇必须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并建立严格的纠错机制，防止政府高级官员谋取住房特权。

二、实行“官邸制”是遏制领导干部“以权谋房”的根本途径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没有按照国际惯例实行官邸制。改革开放前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典型的福利分配制度，国家按照公职人员的级别高低，配置一定的住房，即使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后，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除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外，包括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公务员都参加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社会化、货币化的大格局基本形成。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是领导干部违规建房、“以权谋房”成为腐败的新形式。其突出表现是，房改后不少地方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违规建房的现象，多占、低价套购或者超标准侵占国家公共资源的问题也很突出，有的甚至还出现了官员建造别墅的热潮，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有人把目前领导干部利用权力侵占住房的手段的特点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超标建房，屡禁不止；二是乱拉资金，负债建房；三是压价购房，索要住房；四是集体决策，化公为私；五是手段翻新，由明转暗；六是倒卖出租，优惠住房。

更为突出的是，近年来一些贫困地区的官员也纷纷建造官员别墅，成为社会关注的新热点。比如被《人民日报》曝光的广西柳州市的柳江东岸，有一片专为市四大班子领导建的高档住宅小区，名为“河东苑”，每套320-340平方米，每平方米售价仅相当于周边商品房价的一半。河南省一位领导曾痛斥干部住房腐败问题：“一个县的科级干部，住房超过300平方米，最大的达到600平方米，这是什么风气?这是奢靡之风!”。

近来一些腐败官员涉及到房产腐败问题，也令社会震惊。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有房产46套，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有房产25套，原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名有房产67套，原浙江省药监局局长黄萌有房产84套，原安徽黄山园林管理局局长耿晓军拥有房产38套，原上海房管局第一副局长陶校兴在上海有房产30套，原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州长杨红卫有房产23套。而原铁道部长刘志军贪污腐败案中，仅涉及到的房产竟然高达374套。

二是干部交流、异地任职等，客观上为官员滥用权力“以权谋房”提供了便利。近年来，我国为了防止腐败、培养干部，加大了领导干部交流和异地任职的力度，中央与地方的上下互动也明显加强。目前县以上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纪检、组织、公安等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不能在本地任职，再加上进京领导干部人数的增加等，都可能为少数领导干部以权谋房、侵占国家财产提供机会，有的甚至处于失控状态。比如，一个领导干部到某地任职，地方大都为其准备好了“住所”，这个“住所”往往就成了其个人的资产（除机关的办公地方，或者宾馆外）。调离后多数不退，实际上为永久占用，一些省部级干部多处调动多处占房。退休以后“住所”也成了自己的或者变相为个人私有财产，不仅可永久使用，还可留给后代。比如某省一个有29套省级干部住房的大院，现职省级干部住8套，占28%，调离干部家属住2套，占7%，离退休干部家属住17套，占59%，空2套(太大或太旧)，占7%。据推算再过几年，基本上就是敬老院了。这种现象，在我国很多地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甚至连乡镇领导干部每调动一次工作，也要给自己建一套房子，可见其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如果中央再不采取严厉举措，还有进一步泛滥的可能。

三是受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影响，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住房在内的特权泛化，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共产党立党、执政的一个重要宗旨，就是自身不追求特殊利益，而是要最大限度地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建立廉价政府。然而，目前我国在高级干部待遇方面所形成的一些不合理特权，不仅不符合共产党的这一宗旨，助长了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而且也越来越引起公众的不满，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这几年人们普遍对我国政府管理活动中的行政管理费居高不下而多有议论，这种现象的后面与高级领导干部退休后仍然享受在职期间的待遇等有直接关系，也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因此，重新研究制定领导干部的待遇标准，改革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的问题，建立包括官邸制在内的领导干部待遇制度体系，显得十分紧迫。

三、建立“官邸制”的四点建议

第一，明确实行官邸制的适用范围和主体资格条件。严格意义上说，官邸制并不是从西方国家开始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舍”，就是现代官邸制的雏形。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都居住在官舍内，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退休离任，官舍大都被收回。官员离任不得带走任何公家财物。

从国外经验和我国的实际状况看，我们认为在我国建立官邸制，首先必须明确实行官邸制的范围。而确立官邸制范围也不一定只与官员的行政级别挂钩，主要是从国家的尊严、工作性质、工作需要、有利于廉洁四个原则出发。鉴于此，我们认为合理的中国特色的官邸制范围宜限定在：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其他政治局常委；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二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书记、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以及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三是市、县（含县级市）两级的书记、市长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四是异地交流的领导岗位如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公安厅局长等。如果不属于异地交流任职的官员，可以执行正常的房改政策，不属于适用官邸制的范围。

对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可以实行公宅制。实行公宅制度的官员群体，主要指那些不参加房改的正部级以上的、但又不属于实行官邸制的那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为他们在任职期间提供公宅，卸任后搬出。具体来说主要包括除政治局常委以外的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在确定实行官邸制和公宅制的范围时，有两个问题至关重要：一是要坚持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也就是从新担任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中实施，原领导人以及离退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可采取自然过度的办法。二是研究建立原领导职务和新任职务之间的对接机制。比如原来一位参加过部长级房改的领导人如果提升为国家领导人了，那么，可在保留原来房改房的同时，享受国家提供的官邸或者公宅，任期结束后应该搬出。可在保留现行正部级领导干部享受220平方米住房的基础上，再给予一定的补偿。只有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这项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启动。

第二，要积极探索异地任职干部“官邸制”的改革路径。在异地交流任职的领导干部中，最高的只涉及到正部级。鉴于我国正部级以下的领导干部都参加了房改，所以原则上在异地任职入住官邸时，不管其是否带家属前往，领导人的原房屋都应该保留。但任职期满后必须从所住官邸搬出。考虑到房屋在不同地区间的价格差异很大，对那些从低房价地区交流到高房价地区的领导人，比如进京，就要考虑相应的补偿政策，如确保在原地的房屋出售之后，可以容许其在京购买相应面积的经济适用房。

当然，在实行官邸制的过程中，还可以在地方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考虑到未来绝大多数异地任职的年轻领导干部都没有参加过房改，因此，这些人到新的任职地，就可以有多种解决住房的方式：一是可以选择由国家提供的官邸。二是也可以自己到市场上按市场价租房或买房，国家提供租房补贴，如果不担任领导职务后就不能继续享受租房补贴。三是对一些退休后愿意回原籍颐养天年的官员，国家应该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

第三，对于官邸和公宅，一律由国家统一建造、购买或租赁，并按照严格的制度，配置设施和修缮。按照国际惯例，绝大多数官邸和公宅都是免费入住的，即使交费也是象征性的。按照我国的国情，我们认为，对于所有国家拥有的官邸和公宅，实行免费入住较为合适。这些官邸和公宅的内部设施配置和维修，国家要建立统一制度，予以规范。

应该指出，我国过去虽然没有建立起官邸制度，但国家所拥有的公房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因此，在建立官邸制和公宅制的过程中，首先要按照实行官邸制和公宅制的范围、对象等，明确现有房源；还要对历史上形成的包括已经离退休的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住房现状等，进行详细的统计和调查。只有做好了这些基础性工作，处理好多方面的关系，才能减少建立官邸制的阻力。

第四，建立严格的住房监察制度。为了遏制住房腐败，在建立官邸制的过程中，要同时建立住房检查制度。首先要全面清理领导干部的现有住房。特别对那些曾经在多地任职、交流、进京的领导干部的住房情况，进行认真的清理，对多占住房的要限期清退，逾期不退的，除按市场租金标准加倍收取租金外，同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及程序交由纪检监察部门严肃处理。其次要建立领导干部住房申报制度及住房档案，加强动态管理。同时要建立和健全领导干部住房腐败的问责制度，明确住房腐败的问责对象、程序、内容、方法和责任追究范围。第三要推进干部住房公开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一方面公开实行官邸制和公宅制的范围、对象、国家对官邸和公宅的配置标准、补贴标准，以及其他级别官员的住房标准、干部购买或建造住房的申报和审批程序以及违规超标占有或建造住房处罚的具体规定等。另一方面要畅通群众对干部住房腐败的投诉举报的反映机制，加大社会监督的力度。

国家行政学院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课题组

执笔：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2013年7月

（本文系汪玉凯教授授权凤凰网独家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第二篇：于建嵘,汪玉凯：摆脱维稳困局,从脱敏开始.

于建嵘，汪玉凯：摆脱维稳困局，从脱

敏开始

【访谈对象】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先驱语录】

于建嵘: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

汪玉凯：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

【访谈动机】

2010年，“维稳”成为中国政府治理的关键词。每逢重大活动、重要时期，各级政府就会高度紧张起来。比如今年的上海世博会期间、广州亚运会期间，确保社会稳定都是当地政府的头号任务。维稳投入的经费更是难以估量。

高调维稳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可是，当前的中国社会真的到了极不稳定的境地吗?不少研究者给予了肯定回答，但是，他们批评的矛头多指向政府的维稳作为。甚至有学者提出，政府的维稳才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在不少人看来，维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庇护伞。事实摆在眼前。今年8月发生的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当地政府部门隐瞒检验结果的借口，竟然是为了社会稳定。今年9月，河南商城县蜱虫疫情导致18人死亡，然而当地政府同样以维稳为由，拒绝公布死亡者名单……甚至一些地方搞暴力拆迁，也名曰“维稳”。

显然，当前的维稳模式难以持续，“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需要与时俱进。

过度使用维稳手段适得其反

《国际先驱导报》：近来，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尤其强调维稳。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社会背景?

于建嵘：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困与不平等、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尤其是更多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当前的维稳出发点就是维护社会的刚性稳定。

汪玉凯：这是因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社会内在矛盾突出，呈现被激化的趋势。群体性事件数量逐年上升。并且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演变趋势。以前，民众多数都是为了维权争利，运用法律手段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后来发展成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再严重的泄愤就是引发群体骚乱。

换句话说，群众利益诉求以前是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现在却是通过比较激烈的方式。这样的社会背景是政府强调维稳最关键的原因。

Q：如今政府对维稳工作“很给力”，为何社会反而越来越不稳定了呢?

于建嵘：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当前的维稳出发点就是维护社会的刚性稳定。

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在刚性稳定的情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

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维稳”绑架中央政府。有时，为了“维稳”，哪怕下级政府的行为违法，上级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谅解。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

汪玉凯：政府在维稳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失误，就是过度依赖警力、依赖外在手段。我认为，这不应该是我们的维稳思路，但是这样的思路现在却占据了政府维稳方式的上风。公安干警和武警增加的速度非常之快，维稳的成本也在急速上升。

其实，很多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是政策的不公平、不公正。如果出台的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有利于垄断行业，那么工人、农民、打工者等弱势群体在政策中的博弈能力就会越来越弱。这些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如果没有话语权，没有利益表达的途径，我们的社会怎么可能稳定?

不该把维稳和维权对立起来

Q：国外发生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比如今年的法国工人大罢工，以及英国大学生抗议学费上涨等，所在国政府并没有“维稳”一说。跟中国的情况相比较，当中有何不同?

汪玉凯：在国外，这样的事件被看做是正常的利益表达，是老百姓的自由，而不是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更没有所谓的“维稳”概念了。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我认为，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概念比“维稳”概念更好。

Q：这么说来，政府要维稳，民众要维权，两者并不是矛盾的?

汪玉凯：表面上二者有冲突，其实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维稳需要在保障老百姓个体权益的基础上进行，否则维稳就没有基础。老百姓是社会的权利主体，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为主体服务的，只有维护老百姓的权利，执政才有合法性基础。在维护个体权益的前提下谈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维稳以及保障社会秩序是为了打击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而不是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因此，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是维权的目的，二者相辅相成，对建设和谐社会缺一不可。

于建嵘：在社会转型期，本来应是民众大量“正常”表达意愿的群体行为，却由于地方政府的“刻意作为”而变成了“非法行为”。政府本来可以处于十分“超脱”的地位，但由于处理矛盾的技巧问题和体制性压力的影响，而陷入管治困境。后果就是政府要直面这些“非法事件”，没有任何缓冲和回旋的余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在矛盾调解和纠纷化解中的作用。

Q：那为何政府当前的维稳方式比较容易采取压迫式的手段?

汪玉凯：是的。现在政府在维稳的过程当中过于强势，不是从政策上的疏导，而是以压制、出警的方式，造成民众与政府情绪上的对立，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把问题复杂化。现在网络的传播效应如此之快，很容易把小问题放大。

于建嵘：刚性稳定就是以压力体制为基础。中央政府要求地方实现当地的静态安定，为此，不惜采取各种责任追究制，用社会稳定作为地方官员升降的最主要指标。因此，当社会底层的抗争成为“事件”时，在众多的责任追究制的压力下，一些地方执政者惊慌失措，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是采取暴力就是靠无原则的收买解决问题。

Q：政府“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治理观念是不是值得反思?

于建嵘：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以“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来指导工作，现在到了反思这个观念的时候了。我一直在呼吁，执政党要反思“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这个观点是邓小平在国家处于特殊阶段时提出来的。同时，邓也提到了“改革压倒一切”、“发展压倒一切”。

而我们现在呢，我们因为“稳定压倒一切”忽略了其他问题。为了稳定，我们不惜牺牲民生;为了稳定，有些地方竟然把“文革”时游街批斗的一套都拿出来了;为了稳定，我们不惜滥用警力。稳定压倒一切，它究竟压倒了什么?压倒了民生，压倒了人权，压倒了法治，压倒了改革，而稳定却压不倒腐败，压不倒矿难，压不倒违法拆迁。

当下中国需要“脱敏”

Q：摆脱“维稳”困局的出路在哪里?

汪玉凯：首先要调整维稳的整体思路，不要认为社会成员的利益表达就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

其次，维稳的政策本身有可能存在疏漏，以政策调整来整合社会利益格局，实现利益表达，这样才能化解社会矛盾冲突。

另外，除了利益表达路径以外，通过制度建设均衡城乡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格局，不能用二元政策，征地、拆迁等方面的政策也要保证农民的利益，以此来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

于建嵘：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大家均采取回避态度，不敢正视和讨论。事实上，这只是政府的过度反应，也是严重的不自信表现。我认为，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脱敏”。

另外，应该打开司法大门，通过司法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从理论上讲，信访只是包括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手段之一，而国家的司法救济才是公民权利救济最主要的形式。必须看到，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会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当前我们的法院处境尴尬，“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司法地方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同时，可以设立专职人大代表，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组织。我发现，人大代表有一个特点，敢于“骂娘”，遇到故意惹事的“刁民”，人大代表可以把那些人骂得狗血喷头，并且对方还不会有太大意见。这就说明了专职人大代表机构可以起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缓冲作用。

改革可以先从县开始。比如可以选取几个县，改革试验几年看看，如果效果好，再扩大到省，再试验几年。这样至少可以做到以“空间”换“时间”。万一改革失败了，也不会对大局造成影响。

第三篇：汪玉凯：中央调查高官的同时已开始搜寻接替人选

汪玉凯：中央调查高官的同时已开始搜寻接替人选

2014年08月18日 02:18

来源：京华时报

十八大以来持续至今的反腐风暴，使大批官员落马，其中不乏众多副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官员落马后，由此出现的职位空缺如何填补？由谁接替？成为关注的焦点。截至目前，已落马的40余位副省部级官员的职位，至少有17个已被填补，但仍有不少职位空缺，其中不乏省委常委、地方一把手之类的要职，这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担忧，对此，专家表示，中央本着宁缺毋滥的精神，对选拔继任者十分谨慎。即使部分地区一把手暂缺，也不会对整体工作产生影响。

原标题：部分一把手暂缺不影响工作运行

四省常委两市书记岗位待补

十八大以来，至少已有8名省委常委级官员落马，如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时任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智勇；时任海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谭力；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等。此外，还有4名兼任省委常委的市委书记落马，他们分别是遵义原市委书记廖少华；西宁原市委书记毛小兵；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良；昆明原市委书记张田欣。

据公开报道梳理，在上述官员落马后空下的职位中，除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遵义市、西宁市市委书记已有人选安排外，其他职位仍无人接替。也就是说，上述地区，至少有4名省委常委、2名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的职位无人接替，公开消息中也未有增补信息披露。此外，因高官落马而空缺的正省部级岗位目前也还有两个：分别是四川省政协主席（原四川政协主席李崇禧2013年12月被查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即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主任，原办公室主任李东生于2013年12月被查处）。

六落马副省长职四个已接替

据统计，40余名落马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中，至少有6名，是时任地方副省长的官员落马。他们分别是原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2013年11月27日宣布被查）；原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2014年2月18日宣布被查）；原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2014年3月9日宣布被查）；原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2014年3月22日宣布被查）；原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2014年6月19日宣布被查）；原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谭力（2014年7月8日宣布被查）。

在这些人空缺的职位中，湖北、云南、山西三地的副省长职务已经被补位。

此外，海南省其中一名副省长的职位也已有接替者。

据了解，原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今年2月被调查后，海南省5月30日发布任命名单，任命陆俊华为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不料，仅一个多月后，另一副省长谭力即因严重违纪被中纪委调查。至今，海南省未再有增补副省长一职的官方消息，在海南省政府网站“领导介绍”栏目中，目前只有5名副省长在列。

人大政协空缺职位少有替补

据不完全统计，落马的40余名副省部以上级官员中，至少有12人来自政协系统、5人在人大任职。

除2013年12月时任四川省政协主席的李崇禧以正职落马外，其他人大、政协系统落马的官员多为副职，如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苏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等。同时，个别已从政协系统退休的官员，也仍旧难逃法网。比如已于2013年退休的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阳宝华，就于今年5月26日被调查。

但是，这些空下来职位的替补者，公开报道的消息中少有涉及。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报道，人大、政协职务调整一般在当地下一年召开的人大、政协全体会议上有所变化，但因各省区情况不同，领导职务数量也有所区别。这也意味着，政协、人大中因高官落马而造成的职位空缺，或将持续到今年底。

部分职位“空降”补位速度快

京华时报记者统计发现，虽然多地官员职位出现空缺，但也有多个省市先后公布了人事任命，部分继任者是在一定时期后当地官员中择优提拔。比如，原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在去年11月落马后，4个月后的今年3月27日，湖北省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任命曾欣为副省长。此前，曾欣任湖北省政府省长助理、省政府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厅长等职务。但郭有明此前分管的国土资源、水利、农业、林业等领域后被打散，由其他副省长分管。

也有一些职位补缺非常迅速，其继任者则是空降。7月2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仅4天后，7月24日，天津市就公布相关人事任免事项，免去武长顺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长职务，任命赵飞为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公开资料显示，赵飞赴天津就任前，担任湖北省武汉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职务。

此外，今年4月17日晚，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公布，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6天后，4月23日，华润官网就宣布，招商局集团原董事长傅育宁调任华润董事长，免去宋林职务。

“一把手”暂缺由二把手主持

在落马官员空缺的职位中，广州、昆明两地原市委书记被宣布免职后，职位分别已空缺51天、36天。而部分地方“一把手”空缺情况更不鲜见。记者了解到，地方“一把手”空缺现象并不少见，时限不定，且空缺原因也并不完全因为反腐，正常工作调动也会导致空缺。如去年12月27日，海南省委原常委、三亚原市委书记姜斯宪调任上海交大党委书记后，三亚市委书记一职就一直空缺8个月。

在江西省龙南县，还曾出现过同时长期空缺四大“常委”。去年有媒体报道，至2013年9月3日，龙南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的位置已空缺约两年，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空缺约10个月，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空缺约6个月，县委书记空缺一个多月。但当地官员称，重要领导空缺期间，龙南未出现不稳定因素，运转基本正常。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一把手岗位暂缺，并不会对整体工作造成影响。一般来说，一把手职位空缺后，由二把手主持工作，如市委书记空缺，通常市长来全面负责，如果市长空缺，由常务副市长来主持工作。我国官员通常按行政排序确定主持工作的人选后，就算某个岗位暂时空缺，也不会对日常工作有太大影响，“退一步说，如果真的出现大的影响，中央也一定会快速调配人员接任。”

中央对继任者考察本着宁缺毋滥精神

汪玉凯表示，大力度反腐，导致官员落马，替补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中央也非常慎重，特别是对于一把手的选择。

至于部分官员一查之后，其职位马上就有人替补，汪玉凯认为也很正常。他说，中央对腐败官员的调查，是早就开始的。在调查过程中，中央也会根据具体情况，在调查同时搜寻合适的接替人选，两条线同时工作，这边被查，那边马上补上。

据了解，武长顺的落马，就被媒体解读为带有明显的“巡视组印记”。7月8日，中央第五巡视组向天津市进行反馈信息时明确指出，巡视组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问题的线索。12天后，武长顺被宣布落马。4天后，其公安局长职务便由赵飞接替。

“目前的情况整体还是在常态中。”汪玉凯说，目前一些重要岗位尚没有合适的人选，应该是还在具体的筛选中，不一定局限于当地，可能从全国官员中进行调配。汪玉凯说，考察一名领导干部涉及群众基础、贪腐问题等多方面，一旦关键部分把握不好，可能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在替补官员选择上中央慎之又慎，哪怕一些职位出现空缺都不要紧，一定不要因为选人不当造成二次的负面影响。”汪玉凯说。

第四篇：树立婚育新风尚建立和谐依法行定西市安定区西川社区汪玉川

树立婚育新风尚建立和谐依法行

为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学习2013年全国两会内容，落实甘肃省定西市政府在3月份启动的以“坚持依法行政，提倡优质服务，促进幸福和谐”为主题的“人口计生依法行政宣传月”活动，定西市安永办与安中办携手于2013年3月21日在立交桥广场举行了盛大的“人口计生依法行政”宣传活动。

一、抓宣传，营造依法行政良好氛围。在本次宣传活动中，我们印发了依法行政宣传资料，其中包括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办法，避孕节育措施双向选择协议，诚信计生，阳光计生，关注、关怀、关爱流动人口等资料。其次，向前来参加活动的居民免费发放避孕节育药具，使更多的人群了解科学知识，接受健康的生活方式。

二、明政策，使计生依法行政有据可依。区委宣传部、组织部共同编纂了《十八大精神政策

法规技术信息问答》，使老百姓们更加明晰国家政策法规。如此一来，将会很大程度的拉近计生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与居民所产生的距离，使服务者与被服务者都进入一个心知肚明，你情我愿的理想状态。

三、勤落实，将优惠政策最大范围的惠及民众。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大力落实政策法

规规定的各项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优惠、扶助政策。安永办计生服务站组织各社区进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人员信息摸底采集，为后期统一的检查创造便利条件。鼓励目前只生育了一胎的夫妇，申请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及时兑现每年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依法行政是建立法治政府的核心内容，而建立法治政府正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由此可见，作为基层计生工作者，只要我们秉持“忠诚于法律，忠实于人民”的原则为老百姓服务，即就是在全心全意的为祖国人民实现中国梦而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