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古代官训琐谈

第一篇：读史札记：古代官训琐谈

读史札记：古代官训琐谈

贾凤姿

我国传统官训内容丰富，涉及官员道德修养、公务处理、立身处世等方方面面，官员修身遵训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

慎言重行、言行一致

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对官员的言行作了许多具体规范。首先，官员要慎行。《荀子·儒效》：“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官员言行不慎，其后果往往难以挽回，如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汉代贾谊说：“夫言与行者，知愚之表也，贤不肖之别也。„„智者慎言慎行，以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为身灾。”他认为能否恰当地控制自己的言行是区别智与愚、贤与不肖的标志。其次，官员要言行一致。《论语》：“言必信，行必果。”《荀子·大略》：“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之宝也。口言善，身行恶，国之妖也。”善言善行的人是国家的瑰宝，说话冠冕堂皇却干尽坏事的人则堪称妖孽。再次，官员要身教重于言教。《后汉书》说：“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今天有些领导干部热衷于形象工程、热闹场面，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这样的干部讲话没人信，做人没人服，干事没人跟，迟早会被组织识破、遭到群众唾弃。

见利思义、先义后利

义利问题是官员价值观的核心问题。《论语·为政》认为：为政要讲求道义，“譬如兆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以道义处理政事会像北极星被群星环绕周围一样受人拥戴。《孙膑兵法》说：“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宋代苏轼说得更具体：“非德之威，虽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虽察而人不服。”缺乏道义的威信是建立不起来的，无德者的智慧，不能令人信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人分为圣人、君子、小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强调为官者要有良好的道义修养，才能为君治国、为民造福。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在利益面前要先考虑是否合“义”，然后决定是否取之，反对用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或见利忘义。《墨子·非乐》：“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义和利的矛盾统一起来，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以求官与民、民与民关系的融洽和国家的安定富强。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义利观，党员干部肩负着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在利益面前应首先思考：我该不该得？能不能得？能够做到见利思义，先义后利。

以能求职、量能授官

关于官员德能与职位的关系问题，古人提出了一系列有借鉴意义的思想。首先，“称身就位”，所谓称身就位是说任职之前要衡量自己的德与才能否满足职位的需要，量才受职。清代王豫在《蕉窗日记》中说：“才不称不可居其位，职不称不可食其禄。”达不到职位要求的能力不可去占据那个职位，不称职就不要去拿那个职位的薪俸，否则就会“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贸然接受自己能力所难适应的职位，将贻误政事，危害国家，殃及百姓，自身也难逃失败的下场。才能是做好工作的基础，才疏者不可志过大。唐代罗隐认为有识之士“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忧其贱，而忧道之不笃也”。不必担心没有职位，而应担心自己品德修养不足。有志者要积极蓄积才能，以高超的才能和渊博的学识静待职位的降临。其次，“睹贤不居其上”。所谓睹贤不居其上是说看到比自己有才能的人，不要让自己的职位高居其上，否则就会“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吕氏春秋·遇合》说：“幸则必不胜其任矣。任久不胜，则幸反为祸。其幸大者，其祸亦大。”这是告诫那些能力素质不具备的人，莫要抱侥幸心理去取得权位，没有本事而接受任用，只会招致祸患。《淮南子·人间训》指出：“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德才低下的人不要争官、讨官、跑官，甚至不惜人格求官、买官，不依德能得到的官位终将得而复失。

达穷不移、宠辱不惊

人在追求目标的旅途上有顺境也有逆境，古人称顺境为“达”，逆境为“穷”。首先，官员必须正确面对“达”与“穷”。不必通达显贵而趾高气扬，也不因穷窘困厄而垂头丧气。孟子《尽心上》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即使在不被重用之时，也要像《论语》中说的“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其次，官员必须辩证面对“达”与“穷”。自古英雄多磨难，功业都从苦中来。司马迁指出：“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豪杰志士在难以想象的逆境中，克服了异乎寻常的痛苦与困难，在磨炼自己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生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穷”乃造就人才佳境。故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当今的领导干部要做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第二篇：治史琐谈的论文

年来常和一些年轻朋友接触，谈到种种学习问题，其中，遇到最多的，是要我谈一点治学经验。说实话，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学无专长，平生最不乐意“好为人师”，可是自己的职业，却又无法摆脱这种安排，很是矛盾。为什么呢?学问之道，广漠无穷，个人能力实在有限。庄子不是说过知者无涯，生者有涯的话吗?在短促的人生中，探讨无穷尽的宇宙和社会，特别是探讨以人类活动为主体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要在上下千万年光怪陆离、变化万端、难以捉摸的社会生活中，理出一条发展规律，却不是那末容易的事。我出生于本世纪的初年，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从高中到大学正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大革命的失败，唤起了无数年青人探求救国的道理，我就在这彷徨求索的社会背景下，走上为学之路。

我年轻时，学习兴趣很多，想学文学，又想学经济，最后，选择了历史。我是为着求知，为着探讨中国社会的实际，进而研究历史的，无形中，便把我研究中国历史的着眼点引向社会、经济，以及法律、政治诸方面，所以要在浩如烟海的学问大库，寻求为学之道，必须讲究方法。高中时曾上过国学概论这一门课，是以曹聚仁记录的章太炎讲稿为教材的，这样，让我初步窥见学问的大门。同时，胡适的历史考证文章，顾颉刚的《古史辨·序言》对我的研究历史，皆颇有启发作用。在社会史论战中，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又扩大了我的读书视野，引起我对新兴社会科学如饥如渴的追求。我的学习范围逐渐放宽，读得很杂，开始接触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是乌里亚诺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马扎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等，都成为我案头的藏书，尽管当时我对这些书的不同流派和不同论点，是很不清楚的。然而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在我初学的人看来，都是很新的，皆足以耐人寻味，作进一步探讨的参考。在这时间内，我对于社会发展阶段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很感兴趣，也写过一些文章参加争论，今天看来，显然是很幼稚的、可笑的，但动机却是纯正的。比较有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那是到了日本以后，刚好那时日本学术界正在进行明治维新史的论战，主要的有劳农派与讲座派两者，我意识到明治维新史、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的研究，对中国史的研究，很有借鉴作用。特别是平野义太郎、羽仁五郎、服部之总等人的幕末史研究，很能唤起我的共鸣，我花了重金，购买了全套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不时研读。同时，我翻译苏联波里也可夫的《中国封建构成的发展之合则性问题》，刊登于当时的《食货》半月刊。当然，我的这些学习和习作都不过是讲坛式的文章，并没有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只能算是自己研究历程上的一些足迹而已。这里，我深刻体会到历史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性，研究中国史的人如能结合学习一些外国史的知识，将很有好处的。我在学习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时，常用它和中国史相比拟，在比较中得到启发。可以说，后来我所进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与此是有些关联的。我相信，这一种比较研究法，是很好的，行之数年，必定有成。

我在研究历史中，还有一种“史料癖”，常常记住“当人类沉默时，石头开始说话”，没有史料，就没有发言权。我侧重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必须掌握大量的史料，才能进行研究。可是这些史料，在中国正史中除了《食货志》、《货殖列传》和一些政书，如《通典》、《通考》外，很少有所记载，并且他们的记载，多半是涉及到公经济，特别是关于国家财政、赋税等方面，而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料，则记载得很少，这就给我在进行研究时以一个难题，必须另辟蹊径，搜集史料。记起梁任公先生早就指出方志、族谱、帐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我们为什么不可从中利用呢?同时，古代史家所掌握的史料，有不少系从个人的耳闻目见，实地调查得来的，这就教导我必须深入社会，处处留心，广收博采，到处皆是学问。本着这一个治学的信念，便不曾错过机会，也养成我今后访问、调查的习惯，从中获得不少好材料。抗战期间，我于福建永安县黄历乡，无意中，在一间破屋里，捡到数百张明清以迄民国时代各种土地文书及租佃契约等，当时无人注目。我根据这些资料写成文章，辑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于1944年出版，对于明清时代福建永安农村的社会构造、阶级斗争，以及一田三主等问题，皆根据契约文书，提出一些过去尚未为人论及的看法，并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地区研究开拓一个新的领域。此书因在抗战时期出版，流传不广，但已引起国内个别学者的注意，尤为日本学者所重视。1982年7月，我从日本京都到东京访问，有一天下午，东京大学田中正俊教授约我到东洋文化研究所会面，看一份材料。原来是1953年田中教授在东京大学研究院读书时，同重田德先生共同翻译拙著《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的原稿，我心中十分激动，感谢田中教授对我的厚意。此书原定由未来社出版，嗣以我的修正版出来，因而未果。五十年代末，当徽州文书流到北京时，也是我及时写出《明代徽州庄仆文约辑存》一文，发表于《文物》1960年第2期，以资提倡，并立即得到仁井田升教授的反应。现在民间文书的搜集与研究，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史料之一。

我还有一个经验，即在读书时，如能搜集到人们所不注意的东西，便可有所突破，有所发现。我为什么开展明代商业资本的研究呢?抗战胜利后，从省图书馆萨士武馆长的尊人借阅谢肇淛的《五杂俎》，内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

山右”，这一记事启发我深入搜集明代徽州商人的史料，见到明清地方志和明人文集中记载甚多，于是写成《明代徽商考》。说也凑巧，最近得到日本藤井宏教授的来信，谈起他的《新安商人的研究》，亦系从《五杂俎》这段话引出来的，嗣他又见到万历《歙志》的记载，发生兴趣，循是以求，日积月累，便成巨著。可见治学之道，常是不谋而合，是有规律可寻的。在四十年代，我为进行明代商人的研究，又发现苏州有洞庭商人，那是从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有一节记载云：“……话说两山(指洞庭东山、西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这“钻天洞庭”一词很新，引起我的注意，于是，我在阅读明人文集及其他记载时，便不放过，从此追踪，触类旁通，由此及彼，终于发现大量史料，使我对于明代商人集团有一轮廓的认识。1982年晤及南京大学吕作燮同志，据他告我，前些时前往湖南调查会馆材料，获知洞庭商人在湖南力量很大，得到很多有关洞庭商人的史料，可供探讨。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但要做极细致的工作。所以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在进行选题时，应该象地质探测家一样，能够发现好矿苗，就可以得到好收成。这个本领，只能靠作者平日的留心。说句笑话，就是你在读书时，风声、雨声，都要声声入耳，事事关心，这样，便会把你所需要的材料跃现于纸上，所谓“读书得间”，做学问的甘苦，即在于此。

最后，我们还知道，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关健在于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材料，把死材料变成活东西，要做到这一点，我以为这没有别的法门，必须不怕艰难险阻，刻苦钻研，不可急于求成，更不可轻浮自满，日积月累，做一个老实的读书人，就有可能攀登科学的高峰，取得较好的成绩。

第三篇：读史札记：“刻薄”“少恩”非商君

读史札记：“刻薄”“少恩”非商君

申巍

在多数人看来，先秦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商鞅是“刻薄”“少恩”的典型。这一说法或许源于《史记·商君列传》：“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时隔两千年，再读这段评说，窃以为太史公对商鞅过于苛责。太史公评价商鞅“刻薄”“少恩”，主要是通过商鞅的四件事情为基础展开的。一是“所因由嬖臣”，即商鞅最初是由秦孝公宠信的一个叫景监的太监引荐的。意思是此种展示个人才华的路数不高洁。这一观点反映了儒家重“正名”的态度和传统。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具体到出仕方式上，儒家不仅要求其人有真才实学，还必须“名正言顺”。在商鞅之前的圣贤得以被世人发现，方式一般有二：或盖世才华难以掩饰，自然显露，名达君王；或源自贤良方士的推荐。自荐一般不予采用，借助宠臣或宠妃引荐则会被视为无耻之徒。景监仅为伺候国君起居的一个嬖臣，商鞅通过他的举荐走上仕途显然不符合“名正言顺”的标准。战国时期，天子式微，诸侯争霸，“列国并立互竞，务延揽人才自佐。„„咸以‘礼贤下士’相尚，而‘处士’声价日益重，而士之争自濯磨者亦日众。”尤其是在商鞅变法前后，已有不少法家人物相继在各诸侯国实施变法：吴起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实施变法，申不害于韩昭侯在位时改革。未用法家思想进行改革的国家也不甘示弱，如邹忌辅佐齐威王称霸。恰逢此时，秦孝公下令求贤，在此千载难逢的机遇前，要求一个满腹经纶、才华不亚于管仲晏子的人才静待于陋巷之中，默等国君发现自己，确实有些苛刻。当然除推荐外，经贤良方士的引荐也算正路。显然商鞅一时间也难以找到合适的推荐者，加之法家人物一般都很务实，行事不拘小节，以达到最终目的为原则。因此他选择借由景监之力得见秦孝公，以图得到施展才华和抱负的机会。

高洁的人格是人之所求，但并不是所有名臣显宦的出仕途径都无可挑剔。即便圣贤之人，也难免有苦衷和不得已的时候。卫灵公的宠妃南子曾主动要求见孔子，“孔子辞谢”，但最终“不得已而见之”。再如管仲，先辅佐公子纠，及公子纠死，抱着“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的态度转而投向公子小白，最终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

太史公评价商鞅的第二件事是“刑公子虔”。因太子犯法，身为太子的老师，“教不严，师之惰”，替太子受过。商鞅“刑公子虔”之举，首先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变法遇到很大阻力。秦孝公的赏识、认可与支持使商鞅有了实践自己变法思想的可能，但却受到原

有利益集团的阻挠，尤其是来自上层贵族的非议和抵制，使改革可能流产。“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赏、刑、教统一标准是树立威信的关键。在当时法令颁布后，任何人触犯了法律都要受到处分，唯其如此才能取信于民。“以赏者赏，以刑者刑，因其所为，各以自成。善恶必及，孰敢不信！规矩既备，三隅内列。”于是借太子犯法予以严惩，以儆效尤，使秦人“皆趋令”。

其次，商鞅“刑公子虔”，与其鲜明的法家思想有密切联系。“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这是法家与儒家的重要区别之处：儒家强调人有等差，刑有不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法家却追求“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因此，太子犯法也当惩办，只是由于太子为“君嗣也”，故“法太子”的结局便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太史公评价商鞅的第三件事是“欺魏将卬”。意思是说，秦魏两国交战，商鞅不讲信用，欺骗公子卬前往会盟而将其俘获。“兵者，诡道也”。商鞅之所以要用权谋，一为身份不同。商鞅与公子卬过去虽然一同效力魏国，于公是战友，于私是朋友，但如今两国交战，各为其主，身系一国胜负荣辱，岂容再论私情？二是讲求功利。商鞅的法治思想乃至整个变法体系都是立足战国群雄争霸的社会现实，追求秦国最终的富国强兵，都是非常功利的，甚至不惜为此牺牲信义。

太史公评价商鞅的第四件事是“不师赵良之言”。赵良将百里奚和商鞅作对比，认为商鞅有五项罪过：无“名”、无“功”、无“教”、无“寿”、无“人”。关于第一项，前文已有论证，这里不再赘述。其余各项并非是商鞅个人品格的不是，而是体现了儒法两家法治思想的不同。如第三项指责的是法家的重刑论；第五项指责的是刑罚适用对象的问题。“儒法两家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是崇尚仁义和尚力任法的冲突，是要不要道德观念、道德理想和要不要变法改制、富国强兵的冲突，是‘竞于道德’而王天下和‘争于气力’以霸天下的冲突。在这些方面，儒法两家是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的。而历史的天平先是倒向了法家一边，秦亡后则倒向了儒家一边”。正因为思想不同，差异太大，所以商鞅只能“弗听”。说到底，赵良所言揭示的是两种治国方略的不同，而不是人品的高下问题。相反，若以当代法律观念评论商鞅法治思想，无疑会肯定“刑无等级”的进步意义。“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可贵，又引起多少后来改革者的理解与共鸣！

第四篇：读古代名言,谈校园安全

读古代名言，谈校园安全

前几年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你要想一天不痛快，你就在上班前给领导汇报工作；你要想一周不痛快，你就看看中国的足球；你要想一月不痛快，你就去给孩子开家长会；你要想几年十几年不痛快，你就去学校当校长！你别看校长职不高、权不大，一无人权，二无财权，就是身上的责任大。学校几百口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不管是谁，只要被西瓜皮滑倒了，都是你校长的事。学校出了安全问题，马上就有领导和家长提出一连串的质疑：学校怎么会出现西瓜皮？肯定是你校长肯吃带头吃出来的；吃了西瓜，为什么西瓜皮还放在校园呢？你当校长的有没有卫生意识？现在学生踩在西瓜皮上摔伤了腿，一定是你校长管理不到位！你也不要为自己开脱了，赶快给我孩子抓紧时间看腿吧，如果落个残疾，我非得去法院告你不行！大家想想看，学校一旦出现了类似西瓜皮滑倒人的事，你当校长的事就出来了，把头伸出来等着给人弹吧，领导要上纲上线得批评你，家长会无高无低的数落你，弄不好还落个“被告”，你说闹心不闹心？

人家说咱们当校长的败顶、头发少，我想八成都是让人就这样弹出来的！看看今天在座的，谁的头发最少、败顶败得最厉害，谁就当校长当得时间最长！

这就是校园安全问题。这是一个既沉重又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一个既古代又流行的话题。其实中国古代不乏一些先哲曾在这方面做过精辟的阐述，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无时无刻不再提醒后人：安全问题关系重大，校园安全更是重中之重。

因此咱们今天谈论的话题是：读古代名言，谈校园安全

（一）安不忘危，盛必虑衰 这句名言出自《汉书·陈汤传》。句意：安定时、安全时不忘记危难、危险，强盛时要时刻想到衰败。

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这句名言出自《韩非子·安危》。句意：狂奔的马车上不会坐着仲尼，翻了的船下面不会有伯夷。（伯夷，商朝末年人，殷亡后与其弟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

这两句名言告诉大家：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对于学校来讲，不管是校长、教师，还是学生，首先要树立安全意识。

我去年八月份到九中，在八月底第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上，就开诚布公明确提出自己的办学思想：安全第一，稳定第二，质量第三。当时大会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后，大多数教师不理解，认为这是一个外行头来这瞎指挥。殊不知安全第一是形势所迫，亘古不变；稳定第二主要是稳定教师的情绪，这也是根据九中当时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安全和稳定是前提是保障，只有安全和稳定工作做好了，学校的各项工作才能进入快车道；只有安全和稳定工作做好了，才有可能提高教学质量。

九月初，九中成立安全办公室，由朱安俊同志任办公室主任，专门负责学校的安全工作。制定细则，健全制度，明确全校160名教师每个人的安全职责。2010年，开设安全课，从初一到高三无一例外，全部开设。一周一节，班主任就是安全课科任教师，每个年级各学各的安全教材，期中期末单独出卷测试。其成绩纳入班主任30%绩效工资的考核中去。

记得我校成立安全办公室时，一时办公室无法安排，一座办公楼被各个科室占满了。我说，把安全办公室搬到校长室去，不设校长室都要设安全办公室。由此表明当时我的安全意识有多么强。后来，安全办公室搬进了校长室，校长室搬进了隔壁的小会议室。有的教师说，你哪是重视安全，分明是嫌弃原来的校长室太小了。我说，此言差矣，你说这话分明是在亵渎我心中高度重视安全的神圣情感。

（一）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

这句名言出自苏洵《管仲论》。句意：事情成功，不是成功于成功那一天，而必定有它的起因；祸患发生，不是发生在发生那一天，而必定有它的先兆。

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然。这句名言出自《大戴礼记》。句意：安定安全，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安定安全的；危难危险，也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出现的，都是逐渐积累才这样的。

不闭其户，不固其门，虎行将存。这句名言出自《韩非子》。句意：如果不关闭窗户，不加固门窗，就会有老虎出现。这三句名言启示我们：学校讲安全讲稳定不能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墙壁上，而应该把安全工作落实在平时。平时不努力，事出徒伤悲。我们都知道，汶川地震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最牛的校长，这位“牛”校长“牛”在哪里？5·12地震发生后，他所在学校的2200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从不同的教学楼和教室，全部冲进操场，以班级为单位站得整整齐齐，用时一分36秒，全校上下无一伤亡。有人不服气说，这位校长只是巧爹遇上了巧娘，才生下了个巧孩。他不就是地震到来前刚刚进行过三次逃生演练吗？不就是这位校长的运气好吗？说这种话的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这位“牛”校长平时安全工作做得同样让人感动？

他所在的中学，是四川安县桑枣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上世纪80年代，桑枣中学新建了一栋实验教学楼，但是那栋楼建设时，学校没有找正规的建筑公司，断断续续地盖了两年多。到后来，没有人敢为这栋楼验收。

后来，他当校长了，下决心一定要修这栋楼。

1997年，他把与这栋新楼相连的一栋厕所楼拆除了。因为厕所楼的建筑质量很差。他怕建筑质量不高的厕所楼牵连同样质量可疑的新楼。

1998年，他发现新楼的楼板缝中填的不是水泥，而是水泥纸袋。他找到/正规建筑公司，重新在板缝中老老实实地灌注了混凝土。

1999年，他将很沉重的砖栏杆拆掉，换上轻巧美观结实的钢管栏杆。接着，他将整栋楼的22根承重柱子，重新灌上水泥，从37厘米加粗为50厘米，每根柱子直径加粗了15厘米。

学校没有钱，他四处奔波，求爹爹拜奶奶，能要多点是多点，全部用于维修加固校舍。

这栋实验教学楼，建筑时才花了17万元，光加固就花了40多万元。

从2005年开始，每学期要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演习。每个班的疏散路线都是固定的；每个班级疏散到操场上的位置也是固定的。刚搞紧急疏散时，学生当是娱乐，半大孩子除了觉得好玩外，还认为多此一举，有反对意见，但他坚持。后来，学生老师都习惯了，每次疏散都井然有序。

那天地震，他不在学校，正在绵阳出差。学生们正是按着平时学校要求、他们也练熟了的方式疏散的。地震波一来，老师喊：所有人趴在桌子下！学生们立即趴下去。老师们把教室的前后门都打开了，站在楼梯口维持疏散队伍。震波一过，学生们立即冲出了教室。

他从绵阳疯了似地冲回来，冲进学校，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8栋教学楼部分坍塌，全部成为危楼。他的学生，11岁到15岁的娃娃们，都挨得紧紧地站在操场上，老师们站在最外圈，四周是教学楼。

他主持修理了多年的实验教学楼，没有塌，那座楼上的教室里，地震时坐着700多名学生和他们的老师。

老师们迎着他报告：我校全体师生都没事。他听到报告后，他浑身都软了。55岁的他，哭了，哭得像一个孩子一样！

他叫叶志平，是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四川省优秀校长，中国最牛的校长！

（二）百寻之室，焚于分寸之飚；千丈之坡，溃于一蚁之穴。这句名言出自《淮南子》。句意：百丈高楼，往往会被很小的火花烧毁；千丈高的河堤，常常会因蝼蚁打洞而崩溃。

涓涓不塞，将成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为虺弗摧，行将为蛇。

这句名言出自《太公兵法》。句意：涓涓细流不及时堵住，就会变成滔滔大河；小小的火星不及时扑灭，就会蔓延成燎原大火；两片嫩芽不及时铲除，将来就要动用斧头；小小的毒虫不杀灭，以后就会变成大毒蛇。不壹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这句名言出自《汉书》。句意：没有眼前的劳累，就没有长久的安逸；没有短时间的消耗，就没有永久的安宁。

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这句名言出自《上谏猎书》。句意：有眼力的人能看到事情发生以前的征兆；有智慧的人在危险没有出现时就设法避开了它。

这几句名言的意思是讲安全无小事，对安全隐患要防微杜渐。

校长是校园的保护神。怎么做保护神？这就要求校长做一个有心人，做一个细心人。一旦发现校园中出现小小的安全隐患，就要及时根除。

过去，孙土楼中学几乎每年暑假都有基建任务。一期工程竣工之后，校园里都留下许多砖头和碎石，如果不及时清除，一方面不好打扫卫生，另一方面存在安全隐患。于是，动员班主任发动学生开展专项清理比赛活动。以班级为单位，班主任带队。

时间安排在下午活动课，各班同时进行，限时30分钟。范围是整个校园。

清理对象是砖头和碎石。小到指甲盖、大到整块砖头。

操作方式是团支部指定各班堆放位置，由五名教师成立评估团，用学校磅秤过磅，计算出各班人均重量。

活动结果是彻底、干净、完全清除了整个校园的砖石。公示了各班清理的砖头碎石人均重量，评选出三个等次，所有参赛班级全部获奖，并给班主任的量化考核相应加分。有一次，居然清理出三大农用车。试想，这三车碎石砖头如果零星清理，何时才能清理干净？如果不及时统一清理，要留下多少隐患？可以设想一下，某天中午师生都放学回家了，个别住校生出来自由活动打乒乓球，打着打着打岔了，后来由争执发展到拳脚相加，大的把小的鼻子打出了血。但是如果乒乓球台旁边有随手可取的砖头石块，一旦被学生作为参战武器，那就有可能上演一幕悲剧。

因此，校园里不能出现碎石砖头。留下碎石砖头，当校长的就会整日惴惴不安。过去，孙土楼中学住校生比较多，有时多达500人。我发现个别男生使用拉力器健身，由此想到，这些寄宿的学生有没有私下玩管制刀具的，有没有自制的小斧头、笛子棍。于是召开生活指导教师和班主任会，利用学生上课时间开展宿舍专项检查活动，检查结果令人心惊胆战，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2000年第一次检查出危险物品达数十种，各种管制刀具和铁器有上百件。从此，孙土楼中学硬性规定，每周突击检查一次。后来演变成不仅检查宿舍，还要检查教室、办公室等，并及时清理教室、办公室内多余的桌凳、破损的桌凳腿等等。不给学生留下任何的作案工具。

去年六月份，我在孙土楼中学校园里偶然看到生活区内的一棵雪松的枝叶上篷着些木块、旧鞋，还有坏拖把。我绕树看了一周，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最后才发现，松树的上方有一个马蜂窝，有面盆大小，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成年马蜂。看来这个家庭成员平静的生活经常被打扰，个个一副振翅欲飞的架势，时刻准备为保家卫国而战斗！那些木块、旧鞋都是学生挑衅马蜂而投掷的武器。我发现这一现象后，马上意识到了它的隐患性。学生出于好奇，投掷马蜂窝，马蜂出动，蛰着学生怎么办？松树旁边就是平房宿舍，投掷出去的木块等东西如果砸碎了玻璃和瓦块怎么办？于是安排后勤人员找来一根长竹竿，缠上破布，浇上汽油，当天夜深人静时分，燃起火把焚烧了那个马蜂窝，消除了这一隐患。

2008 年，青岛啤酒集团曾在全体职工中开展过一次安全生产金点子征集活动，最高奖金10万元，结果获得本次活动最高奖的是一位普通的车间工人。他的金点子是建议修改一个小条幅，只八个字，真是一字千金！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在青岛啤酒集团生产车间的一个角落里，由于工作需要，工人需要爬上爬下，因此，有人放置了一个活动梯子。用的时候，就将梯子支上；不用的时候，就把梯子移到拐角处。为了防止梯子倒下砸着人，工作人员在梯子旁边贴了一张小条幅-----“请留神梯子，注意安全”。这件事，谁也没有放在心上。一晃几年过去了，也没有发生梯子倒下砸人的事。这位工人也是一个细心人，他提议将小条幅改成----“不用梯子时，请横放”。这两个条幅都在讲注意安全，区别在于：前者仅仅是提醒，后者则是把梯子倒下砸人的潜在危险彻底排除。联想到学校安全教育，类似的实例比比皆是。例如：每到课间时，学生们总是喜欢在狭窄的楼梯上或过道里奔跑躲藏，这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安全隐患。每当如此，教师或校长往往停留在对学生们进行口头教育上，或是写一个条幅警告：“严禁在过道内、楼梯上打闹”。这种提醒不如改成“请靠右侧轻声慢步”更能解决问题。

上海市黄浦区的校园安全教育工作做得就比较细致：

黄浦区教育局内部设置安全办公室等机构，专门负责指导本区学校的安全工作。

学校各室门口、楼梯间都安装探头，起防盗和监督作用，因此，教室、办公室、校长室白天都不关门，师生在校期间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

大境初级中学和大同初级中学之间只有三百米，学生大都居住在学校附近，学生根本没有必要骑自行车上学。无论公立、私立学校都无寄宿生，但所有学校上午上课晚，下午放学早，教师学生中午不回家，有意回避城市交通高峰期，交通方面基本没有安全隐患。

操场上只设篮球场地，篮球架下端全部用厚实的皮革包裹着，学生即使撞到篮球架也不会造成伤害。其他如高低杠等安全系数较小的体育设施全部放在室内，这不仅是为了安全，主要是因为上海地皮紧俏、撒土成金的缘故。

学校门卫通常设三人，其中两人是保安公司指派的，其工资由教育局拨付给保安公司；凡学校高层建筑的卫生打扫和擦拭门窗不让学生插手，全部承包给保洁公司。

学校每年也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和春游等活动，但黄浦区教育局明文规定学校常规性室外活动不得超出本市范围。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古人留下的哲言多多，这里因为时间关系，不便继续列举，但愿我们能从中汲取精华，感悟道理，古为今用，以此指导我们的实践，真正做好校园安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