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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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比较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

1、比较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

(1)方法论

实证主义的创始人是法国思想家孔德,他明确地将科学方法规定为实证方法,并将实证方法与形而上学的思辨方法对立起来,提出拒斥形而上学并以科学方法取而代之;后实证主义经由波普等人的批判理性主义发展而来,后实证主义是一种“批判的现实主义”。唯物的后实证主义主张社会科学研究应当采取“文化客位”的路线,即从自己设定的理论假设出发,通过量或质的方法对于研究对象展开分析和研究。唯心的后实证主义主张采用“文化本位”的方法才能找到真实之物,即采用质的方法,到实地田野去了解被研究者的观点和思维方式,然后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建立“扎根理论”。

(2)目的实证主义的目的就是发现自然规律或存在于事实中间的恒常关系,而这只能依靠观察和经验才能得到;后实证主义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细致严谨的手段通过“证伪”的方式,对不尽精确的表象不断进行排谬而逐步逼近客观真实。

(3)内容

实证主义将知识等同于理论,强调认识的途径和建构理论的主要方法就是在受控制的条件下进行实验,并且主张以一整套固定的“科学主义”原则和标准衡量知识增长。这些主张与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主义高扬的局面形成了高度的契合,并且成为这一理性主义的组成部分;后实证主义认为,客观实体是存在的,但其真实性却不可能被人的认识穷尽。人们所了解的真实无非只是客观实体的一部分或其中一种表象。

第二篇:实证主义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尽管管理学研究范式的数量繁多,但传统的范式都是企图根据管理者个人的经验和环境条件,或者系统的、心理鸵、社会的、经济的、伦理的要求来建立描述性的或规范性的管理理论,以便指导管理人员的未来行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管理理论研究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范式,其目的侧重子用预测、证实、证伪方法来构建一些新的管理理论。这就是现代管理学研究的主流研究方法——实证主义范式(positivistparadigm)。

事实上,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已经成功地应用在其他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中。这种研究方法的最大优点可归纳为:实证科学方法有着其他获取知识的方法所没有的特点:自行校正(self-con'eetion),在获取科学知识的全江程中有许多内在的检验。这些检验可以用来控制和验证管理学家在获取自身以外的可靠知识过程中的行动与结论。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方法主要有证实法和证伪法两种。

首先,实证主义社会学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创立的,其代表作为《实证哲学教程》,后由法国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继承和发展,其主要著作有:《论社会分工》、《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论自杀》。孔德生活的时代正式法国社会变革的时代,他亲历法国大革命,看到了封建社会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于是他把社会学界定为研究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的科学。

其理论基础是:“起源于经验主义哲学,是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在对客体的认识方式上,承认在人的外部存在着一个真实世界,它独立于并外在于人类的感官和意识,通过科学方法人类可以直接地认识这一真实世界,并且这个“真实世界”又由社会事实所决定的。

具体的研究方法:注重研究客观事实和社会产物,将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作为研究起点,重视对社会规律进行科学概括,试图寻求社会现象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以承认存在着一个拥有特定价值观、信仰、规范和角色的外部世界为前提,集中研究现实内容本身或实质;比较注重用客观性的表达代替引索性的表达,力求补足和解释特定引索性表达的意义,以使其结果普遍化;关注被研究对象的一般性、普遍性或规律性。

主要通过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去搜集资料,包括问卷法、结构性观察法、问卷访问法等;倾向于运用诸如统计图表类的定量技术或利用统计软件和计算机去处理、分析资料,以及用公式、数量模型去表达经得起检验的假设;既使用了包括观察、实验、测量、演绎、假说等自然科学的或经验科学的研究方式,还使用了包括逻辑的、数学的、统计的分析方法。多用于横向研究,常常围绕某种社会现象(事件)、社会问题而不是针对某一个时期内去搜集资料,适用于对大范围的社会活动结果或大量的社会现象(问题)的发生作宏观研究分析。常运用统计学原理与方法,把大量社会现象的产生及演变,视为一种随机现象进行研究,具体归结为对随机事件和随机变量的演变趋势和规律的研究。

第三篇:《关于实证主义的一些》读书会讲稿(范文模版)

关于实证主义的一些

----《社会思想名家》读书报告

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1913-2003,美):

社会学理论中冲突学派的代表人物 《社会冲突的功能》、《社会冲突研究中的连续性》

曾担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美国东部社会学学会主席、社会问题研究会主席。补:在巴黎期间,曾度过一段艰辛的岁月,后有幸进入巴黎大学的文理学院。经导师的点拨,他将自己的专业方向由比较文学转向社会学。法国社会学界仍笼罩在迪尔凯姆的传统之下,但科塞很快厌倦了这种风格,便加入到马克思主义小组中,继续他在德国时就开始了的对马克思著作的学习。受亨利·雅各比的影响,他又告别了正统马克思主义。1941年到美国后,在国际救济中心遇见办事员罗丝,二人一见倾心,很快走进婚姻的殿堂。以后罗丝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科塞也于1948年进了该系研究生班。这期间芝加哥大学到纽约招募教师,科塞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他自认为从教学中收益颇多。但二年后他还是决定回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当时的哥大社会学系正值其黄金时期,教师中有默顿、伯纳德·巴伯、金斯利·戴维斯、拉扎斯菲尔德、米尔斯、林德等人,研究生班的同学中有利普塞特、皮特·布劳、古尔德纳和科塞的妻子罗丝等高材生。以帕森斯的高徒们为核心的哥大社会学系自然以结构功能主义思想为其主导。在动荡的魏玛共和国时代度过少年时代的科塞不能容忍一种不包容社会冲突的理论,成为结构功能领地中的异教徒,尽管他一直钦佩帕森斯。

他的学位论文想全面研究齐美尔,但其导师默顿不允许,而是要求他对齐美尔思想的某个方面进行深入挖掘,并有所创新。于是,科塞就“社会冲突的功能”展开研究。1954年,他获得哥大的学位,两年后以学位论文为基础的同名著作出版。1968年起,他转至纽约大学石溪分校任教。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科塞的著作遂名声鹊起。他很快有出版《社会冲突研究续篇》,但影响不及前书。两书的问世及影响使他成为社会学理论中冲突学派的代表人物。

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学派,它强调社会知识的客观性应建立于价值中立的基础上,并且坚持两个基本假定:一是自然科学是社会研究的典范,因为它具有纯粹客观并能得到经验验证的特点。

社会科学要取得进步,必须采用在自然科学中业已获得成功的方法;二是外在世界独立于人的存在,理论的真假取决于该理论是否与外在世界相吻合,这即是符合真理论。自实证主义产生以来,它的这种研究模式就逐步渗透到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当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实证主义开始受到严厉的批评,到八十年代,它已经失去了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当代欧洲大陆的主要社会思想,如诠释学、后结构主义以至解构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实证主义的知识观。

实证主义是指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传统的西方哲学派别,又称实证哲学。

中心论点:事实必须是透过观察或感觉经验,去认识每个人身处的客观环境和外在事物。实证论者认为,虽然每个人接受的教育不同,但他们用来验证感觉经验的原则,并无太大差异。实证主义的目的是希望建立知识的客观性。特点

发展阶段:

古典实证主义社会学:①19世纪上半叶起初创(孔德、H.斯宾塞、L.A.凯特莱、F.勒普累等)

②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迪尔凯姆、V.帕雷托)

新实证主义社会学:文化实证主义(P.A.索罗金)、功能主义(帕森斯)、行为主义 Ect 孔德:

人类进步法则

早在1822年,当孔德还在做圣西门的秘书时,他就给自己规定了这么一项工作,“发现人类从类人猿一直到欧洲文明所经历的连续不断的演变过程”。在应用了他认为是科学的历史比较法之后,孔德形成了自己的核心观念,就是人类进步法则,或称三阶段法则。

《实证哲学》,人类进化三阶段:

一是神学阶段,盖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力量和某些现象感到惧怕,因此就以信仰和膜拜来解释面对自然界的变化;

二是形而上学阶段,运用抽象概念代替“人格神”,通过抽象推理解释一切现象;;

三是实证阶段,也就是科学的阶段,运用观察、分类,以及分类性的资料,探求事物彼此的关系,此法获得的结果,才是正确可信的。

孔德认为,人类心灵发展的每一阶段或亚阶段都必然是由前一阶段或亚阶段生发出来的。“旧体系不消亡,旧的心灵秩序的潜力不枯竭,新体系就不能产生”“如果最高的思想境界跟不上未来的时代,就无法辨识它的特点” 毫无疑问,孔德的三阶段法则具有强烈的精神论或唯心论倾向。完全脱离了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和社会条件,但是他马上把人类的每一精神时代都同相应的特殊社会组织和政治统治类型联系在一起。在神学阶段,祭司或者君主占据统治地位;形而上学阶段适应的是法政时代,而与实证阶段相适应的是工业社会。这其实是孔德社会动力学的内容。孔德用实证主义的观点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现象,提出了一套相应的理论,他称之为社会学,这是社会学的发端。孔德认为社会理论和物理学本质上是一致的,物理学理论可以分为静力学和动力学。在社会静力学中,孔德认为生物像有机体一样是由各种器官、组织和元素组成的。个人构成家庭,家庭构成社会的细胞。社会静力学可以从静态的视角去研究社会的组织、结构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社会动力学中,孔德认为社会有机体也和生物体一样,其历史也是在不断进化的。所以社会动力学以社会进步和发展作为研究对象,是用一种动态的视角历史地研究社会的发展过程。

科学层次

孔德的科学层次理论是仅次于三阶段法则的理论。科学层次理论和人类进步法则有密切的关系。科学知识的发展也要经历类似的阶段。不过不同学科有不同的速度。“某种知识达到实证阶段的先后与它的普及程度、简单程度、不依赖其他学科的程度成正比。”因而他认为,自然科学中最普遍、最简单的学科——天文学,最先得到发展。以后依次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最后是社会学。这些科 学实际存在相互依赖性,以致要清楚地理解一门科学,就必然需要先前的其他几门科学的研究。因此,社会学是孔德科学体系中较高层次的基础科学,在性质上与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并无二致。

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见上)

规范学说

孔德一生大部分时间处于学术机构的边缘,缺乏有专业有组织的同事的约束,这一点至少部分地可以解释他学术工作的雄伟魄力,同时也可以解释他后期思想的衰退。缺少同事、缺少可靠的听众起初使孔德得以独立经营自己的事业,不受常规的学术准则所束缚,但后来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是第一个重要的社会学综合理论的创始人,也是可怜的人道宗教的教皇;社会学眼界的开拓者,后人如果轻视这些观点就会使自己继承的遗产变得贫乏不堪,也是虔诚的小老头,向木匠们和学术上毫无希望的失败者宣讲者教义;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一心要为人类的过去和未来描画出一幅统一的图景,也是一个胆怯的老人。向沙皇建议加强检查制度,防止出现颠覆性思想。也许,这个为分析极其模糊不清的现代社会做出大量贡献的社会学就应该从这么一位本身模糊不清、具有两副面孔的人的著作作为开端。

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

在社会学的性质和方法论问题上,斯宾塞和孔德一样,主张社会学同自然科学的性质和方法是想通的,主张对社会现象进行科学实证研究。

《社会静力学》

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中首次反思了人类社会,提出了普遍的进化框架。他认为社会进化是不断个性化(individuation)的过程。在从无差别游牧部落向复杂的文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劳动的不断分化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基本的社会分类是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在前者中人类的合作是通过暴力,而在后者当中,合作是自愿、自发的。他详细地比较了动物有机体和人类社会。他发现二者当中都有调节、维持和循环分配三个系统,在动物中分别是中枢神经、营养和静脉动脉,在社会中分别是政府、工业和道路、电报、商业等手段。据此他又把社会成员分为三等:一是从事生产职能的工人和农民,二是从事“分配与循环”职能的商人、企业家和银行家,三是从事“调节”职能的政府管理人员、官吏。他断言这三种人同时并存是由社会有机体的本性决定的,他们互相合作,各司其职,以维护社会的平衡和秩序。同时,在动物和社会有机体中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在前者中,只有一个于整体相关的意识,各个器官是为着整体的生存而生存的;而在后者当中,每一个成员都具有意识,整体是为了它的各个部分的存在而存在。社会是为了其成员的利益而存在,而不是其成员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存在。斯宾塞认为社会进化与生物进化一样都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普遍规律。生活于社会中的个人、团体、民族和国家也是如此。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他认为如果没有优胜劣汰,就会造成个人、社会的倒退。斯宾塞把人类区分为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而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是天然的优等民族,他们理所当然成为世界的统治者。这些都表现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观点为当时资本主义各国的对外扩张和殖民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不可知的实在论

斯宾塞在知识论上坚持了休谟和康德的思想。他把宇宙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可知世界,也就是现象世界。这是人类认识的对象,我们的知识就是对这一世界中的现象描述和记录。不可知世界是指现象背后,作为万物之始的实在世界。对于这个世界我们虽有坚不可摧的信念,把它设想为我们一切主观感觉的相关物。其实我们不能认识它,它对我们永远是个不可解的宇宙之谜。尽管我们的认识是由这个“实在世界”引起的,但我们的认识只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表象和符号,虽然我们能够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我们却无法加以把握。

斯宾塞把牛顿力学的观点引进哲学来解释客观世界(不可知却又实在的世界)。他认为这个世界表现为一种力的恒久性,这种力的恒久性是一切现象的产生和变化的根源,同时也是一切知识的普遍性、因果性和必然性的来源。但是这种力却是不可知的。因为人们认识它就必须依靠感觉,而感觉并不是力的映象,只是力的符号。至于这种力是什么,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些问题对于人的认识能力来说是绝对不可知的,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他认为科学知识只能以经验现象为对象,满足对经验现象的描述和解释;科学的力量是伟大的,但是它一点也不能超出经验的界限。

斯宾塞认为宗教和科学是相通的,它们的共同点就是有一个不可超越的界限。科学的对象是可知的现象世界,而那个不可知的世界就是宗教的领域,所以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他认为,历史上宗教压制科学和科学反对宗教的事件究其原因都是出于双方的误解,不了解科学与宗教的一致性、互补性。斯宾塞认为科学和宗教应该相互兼容,相互宽容。他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对康德思想的继承。

机械的均衡论

斯宾塞十分推崇进化论,进化论可以说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中心。他把“进化”概念引进哲学,放在“力的恒久性”学说的基础上研究。

斯宾塞认为“进化”概念有三层意思:首先,进化是事物变化的第一个阶段,即从分散的未成形状态到集结为可感知事物的过程。他认为任何一个事物都经过从不可感知中产生和又消失到不可感知中去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由分散的粒子集结起来,形成可感知的事物导致力的平衡和运动的消失;由集合体分散为粒子,而获得运动。他认为前者就是进化,后者就是退化。斯宾塞认为进化和退化现象都是普遍的,地球、生物、社会组织、语言等都有这样的过程。其次,进化是一个事物由单一变成多样化的过程。斯宾塞认为这种情况在社会领域中最为明显,像人体的进化就是从原始人的千人一面,日益走向个性化、多样化。社会的文学、建筑、服饰等的进步总是意味着花样增多。

第三,进化是指事物从不稳定走向稳定、固定的过程。

斯宾塞的进化论是在当时科学水平的状况下对进化现象所作出的概括。他对进化的原因作了解释。他认为进化的原因就是不可知的力的恒久性。事物最初处于纯一状态,由于各部分受到了不同力的作用,就产生了不平衡,于是开始了进化过程。由于力的恒久性使得进化持续不断,因而,当各部分的力达到了平衡,事物就构成了一个统一体。事物进化就是通过不断保持力的均衡而实现的。但是这种均衡不是永久的,在力的作用下,这些均衡会被打破,呈现出退化。他认为事物的进化的结束,又是下一轮变化过程的开始,事物正是由不均衡到均衡,再到不均衡的循环往复,从而带动了整个世界的进化。

在斯宾塞看来,力是持续并且守恒的,某一事物的运动消散,必然转移到另一事物而得到集中。物质和运动在数量上是一定的,不论运动引起物质分布向哪一方向发展,到了一个极限以后,不灭的运动又必然引起物质向相反方向分布,造成此起彼伏的进化和解体过程。

斯宾塞的“均衡论”是时代的产物,他把进化、能量守恒和转化、物质不灭定律都用来对世界各种现象进行解释。这是实证主义的一个特色。但当他把“均衡论”用来解释社会现象时,就陷入了误区:他认为在社会中,各阶级、政党、各种力量之间要保持平衡,社会才能稳定和进步,因而他反对社会革命,鼓吹点滴改良以实现社会进步。这在当时是不利于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

迪尔凯姆(涂尔干):

社会事实。

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他看来,应当把社会事实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集体表征)有3种特征

外在性——即存在于个人之外

强制性——独立于个人意愿之外

普遍性——广泛存在于社会之中 真正合格的社会事实:

社会比率:由个别事实构成的结合体,如自杀率、出生率、结婚率

社会共有的价值观和准则,如法律、规范、道德、信仰、习俗等 社会事实的分类:

他用“社会事实”概括了社会生活内部环境的有关内容,把人类实践活动、精神活动的不同结果分为:

形态学方面的事实:社会现象的物质方面——人口密度、人口质量、居住条件、交通状况等

集体意识方面的事实:社会现象的精神方面——道德规范、宗教礼仪、传统习惯等(2)社会学方法原则:

1)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是事物,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

——他主张用社会统计中的“比率”来研究之。他认为,个人情况不对现象起决定作用,即平均数体现群众心理的一定状态。

2)一种社会现象或事实,必须由另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解释。

——他提出用“共变法”研究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开“相关分析方法”之先河。3)社会现象的起源与它的功能代表着互相独立的问题

他反对将产生原因与功能相互代替的“目的论”。主张用历史分析方法对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进行科学的分析

倡导以“受控比较法”来研究各种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即通过统计方法排除一些与研究对象无关的现象(变量),来比较分析在不同环境下各类群体状况,以确定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

社会唯实论

社会唯实论与社会唯名论针锋相对,主张社会是具有客观性的独立实体,社会先于个人并决定着个人的本质。迪尔凯姆强调,社会唯实论主张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于个人,并不意味着社会可以完全摆脱个人,并不等于主张社会是一种超验的存在物。社会的实体性仅仅意味着具有不同于个人特征或不能完全通过个人特性加以认识的特殊实在性,它不过是主张个人仅仅是构成社会实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斯宾塞认为,社会等于自然人加契约,迪尔凯姆则认为,契约的前提是人们的共同生活,即必须先有社会,社会塑造了个人并为缔结理性契约提供非理性前提。迪尔凯姆的社会观的显著特性是赋予社会超出个人、独立于个人、规定个人的独立意义。

分工论

社会分工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一种纯经济现象;

孔德认为,社会分工是社会生活的最本质的条件,并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

涂尔干认为:

a社会劳动分工是普遍发展的特殊形式;

b多人间建立的团结感是分工真正的功能(如夫妻分工); c社会团结这一道德现象是不可测量的;

d社会团结这一内在社会事实是以法律这一外在事实为标志的(压制性制裁与恢复性制裁);

作者根据维系社会的方式将社会分为:①“机械团结”的社会,即传统社会。靠成员们高度的一致性、共同的归属感来维系。②“有机团结”的社会,即近代的分工制社会。成员间的差异日益增加,但通过分工合作相互连接在一起。迪尔凯姆在书中预言,宗教和带有强制性的共同意识将随分工制的扩大而衰落。

自杀论

社会学实证研究范例——《自杀论》

埃米尔·迪尔凯姆(旧译涂尔干)的社会学著作。1897年在巴黎出版。作者在书中批判了以个体心理学解释自杀现象的传统理论,建立了用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自杀的理论,阐述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认为当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会发生自杀现象。自杀有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 4种类型。

帕累托:

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年7月15日—1923年8月19日),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洛桑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生于巴黎,瑞士洛桑大学教授。

“系统”与“均衡”的概念

社会运行的力量包括剩余物、衍生物、利益、社会异质性等 社会系统

社会是个异质性的系统

个人心理、生理的异质性,或不平等的优生素质的分配,决定了社会的异质性

社会均衡源于一致性因素的角力

逻辑-经验的研究方法

对逻辑与非逻辑行为的分类

逻辑行为:指借助客观上最为方便的手段所能达到的一个主观目的的行为。(客观手段与主观目的有逻辑联系)

非逻辑行为:凡是主观上和客观上均没有逻辑联系的行为。人类的大部分行为是非逻辑的。非逻辑行为:

主观上手段、目的无逻辑联系(礼貌)

手段与结果无逻辑联系,主观误以为有联系(祈雨)

手段与结果有逻辑联系,主观不知道(本能)

手段与结果有逻辑联系,但结果不符合主观愿望(事与愿违)

社会主要是建立在主观结果与主观动机相悖的非逻辑观念上,并通过基本元素来发挥作用

对动态平衡的阐述以及精英循环的看法

主要是研究社会的动态均衡问题。帕雷托认为,任何社会系统主要有4个方面的特征:经济生产力的水平、政治权力的分布状态、意识形态的性质、不平等的模式。如果社会系统的某一方面特征的变化是充分的,整个社会系统就将相应地发生变化,以达到一种新的均衡;如果社会系统的某一方面变化不充分,它就要受到来自社会系统其他方面的压力,使社会系统维持原来的均衡状态。

帕累托认为,社会是一整套要素的结合体,它包括:

1)自然要素,如土地、气候、植物群、动物群、地理位置、矿产资源等等;

2)超越时空限制的要素,这主要表现在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历史影响因素,表现在社会对其它社会的影响作用;

3)内在的要素,诸如种族、表现情感的剩余物、倾向、兴趣、推理和观察的天赋、知识状况等等。

这个由无数要素组成的、复杂的社会,本身又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体”,它总是由一种不平衡状态到平衡状态,再到不平衡状态的动态循环过程。影响系统任何部分的事件都会对系统产生影响。是由于它的三个子系统同步循环和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三个子系统是: 1)社会情绪循环; 2)经济生产循环; 3)政治组织的循环。

社会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体”,也是一个不断循环再生的过程。

两种循环:他用精英循环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变迁和人类的历史 1)精英内循环;2)精英与大众间循环

社会均衡:维持社会稳定与秩序的办法是,增强社会下层群众向精英层的流动,即“阶级的循环”,使精英阶层不断更新从而取得活力,是使社会系统维持平衡和稳定的关键

帕累托的社会学思想的伟大、深刻和悲剧在于:他以科学精神理解社会学,努力使社会学成为一门经验——逻辑科学,然而他的社会学思想的非理性主义或形而上学结局标志着这种努力的失败。这种失败表明社会学不可能真正成为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因为人类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不是纯经验事实,任何一门将社会学看成经验行为的科学都无法摆脱诸如帕累托思想中科学与形而上学的二律背反:当我们用逻辑或经验的方式理解社会行为时,社会行为的非经验的原初性就显示出来。

帕森斯:

社会行动理论

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以社会学家V.帕累托,迪尔凯姆、M.韦伯和经济学家A.马歇尔的学术思想为经验材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分析。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他们对一般社会理论的探讨虽然方法论起点不同,但都趋向意志自主的行动理论。在此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了自己的意志论行动理论。他认为,社会行动最基本的单位是单元行动。在分析的意义上,单元行动具有如下性质:①有一个行动者;②有某种行动目的;③有一定的行动情境,这样的情境包含两个要素,即行动者能加以控制的手段要素和不能控制的条件要素;④有一定的行动规范取向。单元行动就是由目的、手段、条件、规范这样一些要素构成的。每一种行动都涉及主观目的,并构成行动中的意志自主因素。这种意志自主的努力,使行动情境得以区分为手段与条件。而规范作为一种主观要素,对行动者的这种努力起着调节作用。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单元行动中相互关联的这些性质,构成了各种行动科学的共同参照系。他还强调社会共同价值的重要意义,认为是规范使行动与社会秩序结合起来。这种多维度的行动分析观点是塔尔科特•帕森斯以后发展行动系统理论的重要基础。

结构功能分析学说 分析的实在论

反实证主义:

新康德主义社会学

诠释学作为一个方法论概念,首先出现在17世纪德国对圣经文本的理解之中,后来诠释学又将这一方法运用到现实生活之中,将社会看作是一个文本。诠释学的目的,是研究文本内含的真实意思。为了获得真正的理解,诠释学将每个有意义的单元,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同时认为,仅有描述和归纳是不够的,必须进行阐释和深入理解。

诠释学的研究多与历史文化密切相关,因而形成了一种历史主义的视角。在这种视角看来,社会法则不同于自然法则,人文科学也与自然科学存在着根本差别。其中以新康德哲学最有影响。

所谓新康德哲学,是指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末期,在海德堡和马堡出现的历史学思想转型运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阐明一个基本观点:经验知识是由我们思维中的内在形式决定的。我们对现实存在的感知,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在康德看来,理性主义过于简单了,而经验主义又太过于怀疑主义了。他相信某些概念,例如因果必然性,不仅仅是思维的先天产物。对纯粹理性的批判,就是对理性试图超越知识之局限这一企图的批判。康德的结论就是我们能够获得客观现象的知识,但这种知识来自于我们的思维结构。它属于“现象”世界而不是本质世界的东西。新康德哲学在批判地继承了康德哲学的主观主义先验哲学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

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一致把实证主义作为其哲学上的主要的批判对象,霍克海默是这一批判的理论先驱,阿多诺和哈贝马斯也继而对实证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霍克海默早在1937年发表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就指出,在传统理论中,具体的客观事实的起源,思想借以把握事实的概念体系的实际运用,以及概念体系在实践中的作用,这一切都被当作理论思想本身之外的东西。传统理论的研究与价值、知识与实践的分离状况正表现了人在现代性境况中的异化。只有彻底否定以唯科学主义和肯定主义为核心的实证主义,才能建立起批判的社会理论。正是基于对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理论鞭辟人里的分析与批判,霍克海默明确地规定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努力的首要目标是扬弃迄今为止的一切作为“传统理论”的实证主义,以批判理论取代传统理论,在人类认识的理论方式上掀起一场彻底的革命。针对波普尔的实证主义,哈贝马斯阐明了他对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认识,批判了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假象,并从认识与兴趣的关系进一步揭穿了它。哈贝马斯认为客观主义假象的形成根本在于否认了两种哲学反思的价值。与此同时,他注意到诠释学的研究路径,从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以深层诠释学意图将旨在理解的诠释学方法和旨在说明的实证方法结合起来。因此,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构成了哈贝马斯澄清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基础,建构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的环节,这一批判直接影响了哈贝马斯以后的学术兴趣。

现象学社会学

现象学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德国产生的另一种反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和方法论流派。创始人是胡塞尔。现象学是一个复杂、难以理解的哲学体系。简单的定义是:“回到直觉和回到本质的洞察”。“诉诸事物本身”。或者说,它是一种对自觉地经验到的现象,作直接地研究和描述,不作因果关系解释的理论。在方法上,这一理论主张先验还原法,即从自然观察世界转向主观反映的方式来观察世界,将世界看成是一个纯粹的现象,然后探讨它的意义。现象学在胡塞尔之后,已成显学,影响整个世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

现象学社会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在美国,由社会学家A•舒茨和倡导民俗学方法论的H•加芬克尔等人,将现象学引入社会学研究,而创立的一种反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

舒茨批判地接受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将生活世界、主体间性等概念引入社会学,并与韦伯的“理解”的概念相结合,形成了他的现象学社会学理论。他主张社会学回到生活世界的基本事实上,强调社会学研究用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关注社会现象的意义特征。在理论上,舒茨通过对生活世界、主体间性、行动、角色、多重实在等概念的论述,描述日常生活世界的结构和形式。在方法上,他对传统社会学的自然科学基础提出批评,认为混淆了自然科学对象与社会科学对象之间的本质差异。他赞同W•狄尔泰和M•韦伯的“理解”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应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

其他派别与代表人物(E.戈夫曼拟剧理论等)

人本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以人为本来认识和思考问题。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把人的重要性,提高到世界本体、本原和本根的高度。总之,人本主义承认本体论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强调以人为本和非理性方法。人本主义与后来的诠释学和现象学有密切的联系。以E.戈夫曼为代表的拟剧论,P.伯格和T.卢克曼的宗教社会学观点,以及C.W.米尔斯、A.W.古尔德纳和A.吉登斯等人批判传统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观点,对传统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一些根本弊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批判,从这个意义上也可把他们归入反实证主义社会学这一范畴。

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学在理论上的自然主义倾向和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自然科学方法),而主张以理论上的人文主义和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理解和解释方法)与之抗衡。

由于他们所处历史时代、文化背景和社会思想上的明显差异,各自在具体学术观点上也存有诸多区别甚至对立。它们与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关系,也由对立走上互相渗透和彼此吸收。

传播实证研究: 从中层理论到货币哲学: 成型于哥伦比亚学派的实证研究认识论曾经是秉承过中层理论理想的,但此后逐渐沦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技术。这种研究技术由于自身的多种缺陷而出现了反理论和反科学的常识化取向。

中层理论的追求

默顿要的是一个折中的研究路径, 于是他坚定地倡导社会学的研究必须走中层理论的道路。在他看来, 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 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起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 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默顿很显然地想通过中层理论把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统一到一个平台上来, 并希望中层理论能够成为实证研究的理论追求。他强调说: 层理论原则上应用于社会学中对经验研究的指导。因此, 默顿眼中的实证研究仍然属于认识论范畴, 而并非一种操作技术。需要注意的是, 默顿的中层理论并不排除包括质化研究在内的其他经验研究方式。但很显然, 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是实现中层理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证研究方法就与中层理论逐渐剥离, 成为了经典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研究中的运用的代名词。经过这样的转换, 实证研究被渐渐看作一套纯粹的调查工具, 这就与默顿当初中层理论的设想大相径庭了。在默顿那里被看作工具的实证研究方法被当做了研究的规则和目的。这样一来, 就像阿多诺看到的那样, 美国的实证研究渐渐变成了一种具体化的操作技术。

传播实证研究方法的缺陷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 传播学中定

量实证研究技术的悲剧在于, 它想反映传播事实, 想基于传播事实, 它也标榜自己在发掘事实方面的优势。而实际上这恰恰是它很难做到的。通常的情况是, 它所测量到的事实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或被简化了的碎片化的事实。因此, 它的结论很难在学术创新的高度上结晶,在认识论层面极其平庸, 缺乏想象力, 而且还经常走到它研究目的的对立面上去。

传播实证研究方法的货币哲学

在现代社会来临之时, 当社会科学还没有体制化之前, 社会科学就既是一种属于知识分 子的学术追求, 又是一套属于专家的知识体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和谐和平衡的。其实缺乏学术追求, 也不可能成就成熟的专家体系。他国的经验告诉我们, 一旦在社会科学体制化的过程中, 过于强调工具主义的研究而无视反思和批判的研究, 那么社会科学的自主创新就会成为一纸空谈, 而且最终受害的仍然是与社会科学研究相挂钩的一切社会机构。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正在高速制度化, 一个庞大的专家体系正在酝酿, 它正在影响到各学科发展的平衡,传播学也不例外。在这门起步晚, 基础薄弱的学科制度化的过程中, 我们有必要警惕过分强大的工具主义势力, 以免这一势力扭曲了传播学健康发展的方向。

有所问

实证研究的归宿?

如何看待社会学在历史领域表现出的无能为力?

第四篇:浅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对霍桑试验的影响

管理学方法论

论文题目

浅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对霍桑试验的影响

科任老师:李翔宇

课程名称 管理学方法论 姓 名 杨 燕 瑚 学 号 2010010124 学 院 政治与行政学院 专 业 行 政 管 理

浅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对霍桑试验的影响

杨燕瑚 2010010124 【摘 要】实证主义方法论是现代西方管理学的主流方法论之一,其不仅对哲学而且对整个社会科学均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梅奥主持,最终衍生人际关系学说,推动管理科学重大发展的霍桑试验也受到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

【关键字】实证主义;心理学;霍桑试验;实验研究;归纳

实证主义(Positivism)是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早的流派。它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并以实证科学为其哲学基础。实证主义对西方社会影响巨大,范围涉及政治、【1】经济、文化、法律、管理等几乎所有的领域。在这其中,由梅奥主持,历时将近九年,最终衍生人际关系学说,推动管理科学重大发展的著名试验——霍桑试验也直接得益于实证主义的滋育。

一、实证主义及其对梅奥的影响

(一)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中的“实证”(Posti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Positirus,其原意是肯定、明确、确实。16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强调观察和实验,要求知识的“确实性”或“实证性”,与空洞、荒诞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形成鲜明的对立。因此,当时有人称实验的自然科学为“实证科学”,并称16世纪以来推崇实验反对经院哲学的时代为“实证的时代”。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法国思想家孔德,他的名言是科学即实证,认为科学的特征在于得到经验事实的实证。“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他之所以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实证哲学”,是因为他感到自然科学所以能成为科学,就在于它始终坚持贯彻“以被观察到的事实为基础”的实证精神。孔德这些思想源于培根,为此,孔德把培根当作实证哲学的开拓者,“自培根以来,实现了实证哲学的一大进步”,因为“自培根开始一直强调,在以观察到的事实为基础的知识之外,没有别的真实的知识。”这句格言也适用于我们的悟性之成熟状态。一方面,一切实证的理论必须建筑在观察之上;另一方面,我们的精神专心致力于观察,是理论上的必要。之后,实证主义学衍百年,历经三代,成为近代欧美最有影响、势力最大的哲学流派。第一代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孔德、斯宾塞、穆勒(john stuart Mi11,806-1873)等人;第二代实证主义主要是马赫(Ernst Mach,1838—1916)主义和实在主义以及实在主义在美国的变种——实用主义;第三代实证主义是本世纪20-3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实【2】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

(二)实证主义对梅奥的影响

首先,看到乔治•埃尔顿•梅奥(1880—1949)所处的年代,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就

可见端倪。“十九世纪是实证主义的世纪”,[3]用穆勒的话说就是,实证主义乃是“这个时代的普遍性质”。当然,这一时期,实证主义更多是在欧美国家诸如美国、英国等国家盛行,而梅奥的出生地以及20岁以前所住之地为澳大利亚的阿得雷德,这里是否受到实证主义影响呢?受影响程度又如何呢?鉴于历史资料这里暂时无法明确考究,但有一点肯定的是,梅奥“20岁时在澳大利亚阿福雷德大学取得逻辑学和哲学硕士学位,应聘至昆士兰大学讲授逻辑【4】学、伦理学和哲学。”试问,一个大学哲学教师,岂会不熟悉当时社会最盛行的哲学思想呢?很显然,答案是肯定的,哲学科班出身的梅奥必定非常熟悉实证主义方法论,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

此外,1922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埃尔顿•梅奥移居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管理学院任教。而这正是科学管理在美国发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由于深受英国实证主义奠基人斯宾塞的影响,早在1886年,美国纽约就出现了实证主义团体,甚至就连被称为美国哲学的实用主义也不过是实证主义的功利化,因而被称之为实证主义的变种或者第三【6】代实证主义。【5】由此可见,梅奥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不是偶然,而是与整个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都弥漫于实证主义的笼罩之下这一文化背景分不开的。

其次,我认为,梅奥的心理学家身份让梅奥与实证主义始终保持千丝万缕的关系。梅奥对心理学有着很高的造诣,他系统研究过弗洛伊德和皮埃尔•让内的学说,曾赴苏格兰爱丁堡研究精神病理学,对精神上的不正常现象进行分析,从而成为澳大利亚心理疗法的创始人。而心理学研究常用到的方法即实验研究、非实验研究、案例研究、现场临床式研究等等,这与实证主义简直可谓异曲同工。实证主义常用到的方法也无非实验研究、非实验研究(主要是调查与访谈)、案例研究和实地研究(观察等)。无疑,心理学家出身的梅奥早已深深熟悉并常常在运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第三,梅奥的个人兴趣与先前研究经历让梅奥与实证主义关系更为密切。无疑,梅奥之所以声名显赫肯定得归功于霍桑试验。然而,其实霍桑试验只是梅奥生平众多试验和研究的一个小部分。

1922年,在沃顿管理学院任教其间,埃尔顿•梅奥曾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产业工人的行为,认为影响因素是多重的,没有一个单独的要素能够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成为他后来将组织归纳为社会系统的理论基础。1923年,埃尔顿•梅奥在费城附近一家纺织厂就车间工作条件对工人的流动率、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验研究。从1926年起,梅奥就在哈佛大学的工业研究部任职,他的主要研究活动都是在这里展开。除了众所周知的霍桑实验以及费城纺织厂实验以外,他还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区域、不同企业、不同人群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式研究。这些,都为他解释霍桑的资料,并扩展和验证霍桑的结论,提供了不同角度的证据,丰富了他的思

想。

梅奥之所以能够对霍桑实验作出与众不同的解释,并由此诞生出新的假设和新的结论,与他从事的霍桑之外的研究关系十分密切。在很大程度上,霍桑之外的这些研究,与霍桑实验互相补充,互相印证。正是这些研究,引发了管理学的新突破。

而他所进行的这些研究无疑都渗透着实证主义的思想,也正是这些思想一直延续并深入发展至霍桑试验中。

二、对霍桑试验的一些解读

很多参考资料都会将霍桑试验归纳为四大实验:“照明实验”,“福利实验”“访谈实验”和“群体实验”。其实,除了这四大实验,霍桑实验还有很多的内容和细节,特别是整个试验过程所采用的方法,这些并未被阐述和研究。

霍桑的前期实验,即照明试验中一个关键性的突破是采用了对照组。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必须采用对照组,否则其研究结论就缺乏说服力。尤其是在医药实验中,对照组的做法十分常见。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前几乎没有过这种做法。因为在人类活动中存在着众多的变量,而且人的自主性和行为的变异性不可能被研究者完全掌握,对照组的条件难以控制,无法保证其恒定状态。[7]霍桑的前期实验之所以打破了原来的预期,要归功于对照组的作用。由于对照组的产量与变化组同步上升,研究人员调整变化组的灯光,结果在灯光很暗的情况下,还有两名工人的产量在上升。

对照组的设置,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意义重大。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些现象:管理者预期某种政策或举措会产生相应的效果,而一旦政策实施后取得预期效果,就会顺理成章把这种效果看作政策效应。但究竟是不是政策效应,实际上大有疑问。预期效果很有可能来自别的因素,甚至还有可能来自推行政策的上司姿态和员工心理变化,而不是来自政策本身。假如霍桑当时不设对照组,改变灯光而产量变化,就会“证明”原来的预设。当然,研究人员在没有对照组的情况下,往往也要采用与同类情况的横向比较和与历史数据的纵向比较,但这种比较是以他们的预设为前提的,具有“有色眼镜”式的过滤作用。所以,霍桑实验的贡献,首先是对照组的设立。这种创举,使管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向更科学的方向大大迈进了一步。而这种做法,在梅奥之前就开始了。梅奥参与这一实验的意义,在于对这种方法从心理学角度加以改进,并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

1927年,霍桑的前期实验因为没有取得预期结果而准备放弃。在专家式的眼光中,因为没有证实照明与产量的因果关系,所以这种实验“没有用”,即使有用,也是一种“失败即成功之母”之用。就像医生用药,无效的药品对于药物学家来说不过是宣告其无用,然而对于医生来说,则能够通过这种“无用”认知病人的特殊情况。前期实验的成员希巴格向霍桑工厂的助理经理彭诺克建议,实验还应该继续做下去。比如,监督状况如何,可能要比照明度 的作用更大。彭诺克同意这种看法,并取得厂长斯托尔的支持。于是,彭诺克到麻省理工学院,找到生理和公众健康教授特纳。特纳对引起产量增加的原因提出了五条假设,按重要程度排列如下:一是团体影响,二是监工差异,三是收入增加,四是对实验的新奇感,五是公司上层因推行实验而增加了对工人的关注。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彭诺克除了到麻省找特纳咨询,还到哈佛找梅奥咨询。从此,梅奥开始介入这个实验。他的介入,不仅使照明实验继续深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实验的方向。梅奥在1928年只去了霍桑工厂两天,1929年又去了四天,1930年才展开对霍桑的实验资料进行纵深研究。但是,从1928年到1929年,梅奥的短暂指导,使得霍桑工厂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采用了“临床医学”的方法。具体来说,有点类似于医疗诊断中的“望闻问切”,实验人员要观察工人的行为表现,这是“望”;要感受工人的环境气氛,这是“闻”;要询问并倾听工人的言谈牢骚,这是“问”;还要对实验资料进行细致的梳理判断,这是“切”。这种医疗式的诊断方式,被综合采用到继电器装配检验室实验(1928~1932)、云母剥离实验(1928~1930)、绕线室实验(1931~1932)和全面访谈实验(1928~1930)中。只是后来的有些著作,往往把梅奥介入后的霍桑实验,概括为观察实验和访谈实验两种类型。

实际上,访谈实验在梅奥介入前就一直在进行。但以前的访谈实验被称为“直接法”,就是询问工人一系列同实验直接相关的问题,为了操作上的方便,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被设计为“yes”或“no”,无法了解工人的真实想法,甚至还会对工人回答思路形成诱导。梅奥建议,访谈应该改为倾听式的,避免对工人的导引,而且要使工人感到坦率和关怀。一般情况下,工人尤其是女工,往往怕“有权的上司”,会拘谨不安,这就要求实验人员想方设法消除工人的羞怯和惧怕,形成一种表达的自由状态。而且在访谈的思路上,不能事先设定内容,工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每次访谈时间延长到一小时甚至更多,使实验更像医生倾听病情。梅奥的这一调整,使霍桑实验产生了重大变化。

三、实证主义方法论在霍桑试验中的体现

对于霍桑实验的贡献,很多著作强调的都是人际关系学说的创立、非正式团体的发现此类,但我认为霍桑试验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被大多研究者忽略了,即其把心理学研究方法全面引入管理领域。而前面已经阐释,心理学研究方法其实与实证主义方法论密切相通。

梅奥在管理学中受人重视,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理论建树,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他采用的方法。梅奥认为,在科学研究中,有两种截然有别而又互相联系的方法,一是实验室研究,二是现场研究。他的贡献,主要是在现场研究上。这种方法与开业医生的临床诊断极其类似。从广义上讲,梅奥的方法,正是伽利略和牛顿对待亚里士多德教条的方法,也正是哥白尼对待托勒密学说的方法。简单来说,在梅奥那里,对待管理问题就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只有临床式调研,才能拿出治疗方案。当然,临床不排斥学理研究,只有在学理上的不断发展,才能提高临床诊治的水平。梅奥对于企业管理中的心理问题,特别强调“整体的”心理研究(即格式塔心理学,或称为完型心理学),这种心理学研究在费城纺织厂就已经显示出来。在霍桑实验中,以访谈实验在管理心理学上最有代表性。[8]

具体来说,实证主义在霍桑试验中的体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可见。

(一)从出发点和本质而言,霍桑试验本身就是基于科学管理的逻辑,特别是前期照明试验,就是为研究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而进行的,可以说与泰罗解决磨洋工而进行的研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当然也就带有明显的实证主义色彩。

各类管理学著作往往把梅奥看作行为科学的创始人或奠基人,或者干脆以梅奥为标志,宣布管理学从此进入了“社会人时代”。这固然不错,但从本质上说,梅奥以霍桑实验为代表,探讨改进管理的路径,出发点依然是维护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寻求工业社会的和谐之道。从研究目的上看,他没有彻底否定科学管理时代的效率观和价值观。梅奥的理论立足点,与泰罗、法约尔等人并无二致,所以,有的管理学家认为,梅奥的思想,与泰罗等人的工业伦理是统一的。当然,梅奥与泰罗确有区别,如果说泰罗是从科学技术入手,寻求人类合作的途径;梅奥则是从人际交往入手,铺垫社会和谐的基石。在这一意义上,梅奥以及后来的行为科学,属于对古典管理学的纠偏,而不是对古典管理学的否定。

作为古典管理学的延续,霍桑试验在研究方法上,当然也毋庸置疑地传承了古典管理学的先辈泰勒和法约尔的思想,而二者的研究方法都深深渗透着实证主义思想,由此可见,霍桑试验其实从一开始就烙上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印记。

(二)从整体而言,霍桑试验就是一个证实的过程。有人会认为霍桑实验是一个证伪过程,因为四大试验以及整体试验最后得出的结论总是和之前预设有出入,甚至完全不一样,背道而驰,像极了证伪主义的核心思想“猜疑”——“反驳”。这个理解固然是可以的。但就如波普尔证伪主义到最后陷入“二律背反”的结局一样,演绎永远无法摆脱归纳,而证伪始终依靠证实。从霍桑试验最初发现生产率下降,寄予通过改变照明条件等物质条件提高生产效率开始,到梅奥的介入,大量观察、访谈和现场作业的展开,再到人际关系学说的提出,何尝不是一个对人类管理学如何更好发展的证实过程呢?

(三)具体试验和方法的体现

在科学研究中,方法论至为重要,而这也是梅奥让霍桑试验取得成功的关键之处。通过具体来看霍桑试验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我们就会更清晰地看到实证主义的身影。整个霍桑试验无一不体现了实验研究、非实验研究、案例研究和实地研究,同时也渗透着实证主义的分析、归纳、观察等精神。

1、实验

“实验是科学之母”。“科学如果不能从实验中产生,并以一种清晰的实验结束,便是毫无

用处的,充满谬误的。因为实验乃确实性之母。”不错,“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37]霍桑试验从一开始到结束都采用了实验方法来研究管理问题的,四个阶段,照明试验、福利实验、访谈实验和群体实验,哪一个不是实验呢?霍桑试验正是通过这几大试验的设置,最终得出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物质因素之外的因素,成功创立人际关系学说。

2、观察

观察是实证主义方法论实施的第一步。观察是人们有目的、有意识地对事物和现象进行感知和描述的方法,是科学认识最初始、最基本的一种形式。“科学利用观察和推理来认识世界的复杂性,透过这种认识,人能够运用理性能力明智行为。”[38]从观察的目的来看,它在于“通过观察确定事实。”[39]当然,要想得到可靠的事实,还必须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原则,力求使观察对象全面、系统。同时,在观察中还需要注意细节的搜寻,力求尽可能地排除观察者个人生理特征的影响和心理预期、先入之见的干扰,以保证所获经验材料的确实可靠,目的在于使这种观察具备可重复性。

霍桑试验几乎每一个试验都运用到了观察法。特别是在群体试验中。梅奥等人在这个试验中是选择14名男工人在单独的房间里从事绕线、焊接和检验工作。对这个班组实行特殊的工人计件工资制度。实验者原来设想,实行这套奖励办法会使工人更加努力工作,以便得到更多的报酬。但观察的结果发现,产量只保持在中等水平上,每个工人的日产量平均都差不多,而且工人并不如实地报告产量。深入的调查发现,这个班组为了维护他们群体的利益,自发地形成了一些规范。他们约定,谁也不能干的太多,突出自己;谁也不能干的太少,影响全组的产量,并且约法三章,不准向管理当局告密,如有人违反这些规定,轻则挖苦谩骂,重则拳打脚踢。进一步调查发现,工人们之所以维持中等水平的产量,是担心产量提高,管理当局会改变现行奖励制度,或裁减人员,使部分工人失业,或者会使干得慢的伙伴受到惩罚。这一试验表明,为了维护班组内部的团结,可以放弃物质利益的引诱。由此提出“非正式群体”的概念,认为在正式的组织中存在着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群体,这种群体有自己的特殊的行为规范,对人的行为起着调节和控制作用。同时,加强了内部的协作关系。

3、分析

分析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分析不是孤立的,它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在霍桑试验中,每一个试验开展之后,得出结论进行描述,并对资料进行分析。例如访谈实验,实验目的总的来说是查明福利待遇的变换与生产效率的关系。但经过两年多的实验发现,不管福利待遇如何改变(包括工资支付办法的改变、优惠措施的增减、休息时间的增减等),都不影响产量的持续上升,甚至工人自己对生产效率提高的原因也说不清楚。后经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导致生产效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如下:

1、参加实验的光荣感。实验开始时6名参加

实验的女工曾被召进部长办公室谈话,她们认为这是莫大的荣誉。这说明被重视的自豪感对人的积极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2、成员间良好的相互关系。

4、归纳

实证主义最重要的方法就在于采用归纳方法。归纳就是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具体个案的总结而得出对社会现象的普遍性概括。梅奥及其团队就是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在将近9年的时间里,通过对不同条件,不同员工的试验,最终归纳总结出社会人理论、非正式群体理论、士气理论、人际关系领导型理论等定律。例如霍桑试验的最后阶段,对两万多人次进行态度调查,规定实验者必须耐心倾听工人的意见、牢骚,并作详细记录,不作反驳和训斥,而且对工人的情况要深表同情。结果产量大幅度提高。因为谈话内容缓解了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形成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得出人际关系比人为的措施更能有力的结论。

注释

[1][2][6]李翔宇.浅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对科学管理的影响.管理观察[J].2008.12 [3](日)上野一郎.管理思想发展系谱[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140.[4][5]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8559.htm 乔治·埃尔顿·梅奥 百度名片 [7] http://baike.baidu.com/view/551345.htm 霍桑试验 [8]http://biz.163.com/06/0914/02QVJN25T00020QDS.html 9/ 管理学新突破

参考文献

1、李翔宇.浅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对科学管理的影响.管理观察[J].2008.12

2、李翔宇,徐云.浅论孔德实证主义对管理过程论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10

3、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4、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韩骏:《证实与证伪一当代科学哲学的困境与出路》,《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5期。

6、(日)上野一郎.管理思想发展系谱[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140.

第五篇: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与社会学法学派的比较

法理中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观点在西方三大法学流派中,各学派各有自己不同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比较而言:(1)、自然法学派的主要内容是:其一,关于法的本质。自然法学派认为,法从本质上是一种客观规律,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必须以客观规律为基础,这种客观规律是宇宙、自然、事物以及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反映。其二,法来源于永恒不变的本性、自然性、社会性、理性。真正的法律应当与之相符合,特别是与理性相符合,或以理性为基础,它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其三,法的功能和目的在于实现公意和正义。其四,法律及其观念应当与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相一致,自然法是人类寻求正义之绝对标准的结果。归纳而言,自然法学派特别重视法律存在的客观基础和价值目标,即人性、理性、正义、自由、平等、秩序,他们对法律的终极价值目标和客观基础的探索,对于认识法的本质和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2)、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主要观点是:其一,着力分析真正的法或“严格意义的法”,即国家制定的法律“国家法”,而不是什么自然法,由于这种法律能为经验所感知和真实存在着,因而也叫实在法或实证法。至于其他所谓的“法”,如自然规律、自然法、荣誉法则,只是有比喻意义,不值得研究。其二,实在法或国家法是由法律规则构成的,是一个法律规则或法律规范的体系。其三,法律是中性和价值无涉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纯粹技术性和工具性的东西。至于政治道德等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与法律并无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因此不能从政治上和道德上对法进行评价,即不存在什么道义与不道义、良与恶的问题。“恶法是法”。其四,一个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好的法律规则体系,即形式上合理性的法律规则体系是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为宗旨的,执法者或法官只要遵循规则就可以审理各种案件,也就是说,执法者只是法律推理的机器,不应当有任何的自由裁决权。在分析主义法学法律观指导下的西方法律实践活动,使西方在其后的几十年里,法律规则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规则体系,几乎涉及了人的一切生存领域。但是,这种法律观只注意到法与国家密切联系,却忽略、否认和割裂了法与其他事物,特别是政治、道德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揭示了法的技术性、工具性、独立性,却否认了它的价值性、目的性、依赖性。(3)、社会法学派的主要观点社会法学派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工具引进到法学领域,在社会中研究法律,并通过法律研究社会,强调法律的社会作用和效果。其一,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秩序,真正的和主要的法律不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则,而是社会立法中的秩序或人类联合的内在秩序。其二,法律与国家之间并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并非一定由国家机关特别是立法机关所制定和实施,在没有国家的时侯和地方也存在着法律。其三,法律绝非仅仅是规则的体系,而是由规则、原则、政策 多种复杂的要素构成,法律的本身必不是单纯的一种规则。其四,法律不仅是一个规则体系,还是一项过程和事业。社会法学派的观点,表明了他们坚持在法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以法的实际运作为对象,揭示了法产生于社会之中,目的是消解彼此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对立和斗争,以平衡各种利益。而且,他们还把法置于整个社会之中,分析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心理的以及文化的诸因素对于法及其运作的作用和影响。应当说,法律社会学有利于对法的内涵的理解,有利于扩展法学研究的领域和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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