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制控与播传的息信件案前审

第一篇：上制控与播传的息信件案前审

审前案件信息的传播与控制上

徐美君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对审前案件信息的传播作出规范，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未有规定。在现今大众传播时代，尤其是网络的迅猛发展，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一、审前案件

信息传播面临的价值冲突由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对审前案件信息的传播作出限制，因此司法实践对审前案件信息的公开采取的是支持态度，允许媒体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采访案件的侦检人员，对案件进行客观报道;同时鉴于媒体的报道权，侦检人员对媒体的采访要求，一般不会拒绝，通常情况下会向媒体出示相关的文件，甚至发表评论，以使媒体能够全面、深入地报道案件。

公平审判是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联合国的文件对此也加以了确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家公约》第十四条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为保障公平审判，我国刑事诉讼法摈弃了以往审前法官能够接触和阅读案卷的做法，将法官在审前能够接触到的案件材料仅限于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1]以尽量避免法官在审前通过阅读案卷材料而产生预断。但是由于未对审前侦查人员、检察官、律师对案件信息的披露作出限制，事实上法官仍然可以从媒体中了解到案件的相关信息。相比较于阅读案卷材料，媒体报道，尤其是电视报道，更具形象化、趣味性、可接近性和全面性等新闻报道特点，更直观，也更易于被普通民众接受。尤其是媒体对案件作出一些有倾向性的报道，或者案件的经办人员在审前发表倾向性的评论，极易影响法官在审判时保持中立的立场。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审前对案件内容的公开确实严重地使陪审团产生偏见。几项研究都表明审前案件信息公开，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对被告人的同情、将被告人作为典型的刑事罪犯、对被告人有罪的审前预断以及最终有罪宣告的评估都产生影响，并且越多了解案件内容的人越容易支持公诉。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审前公开都必然有害。一些审前受媒体广泛关注或报道的案件，最终并没有被宣判有罪，是很有力的说明。尽管不准确的犯罪事实或细节最初可能使法官产生对被告人不利的偏见，但是审判时出示的证据可以使这种偏见消除。当然，最终没有被判决有罪也不能说明审前公开不会导致偏见。因为尽管存在对被告人产生偏见的审前公开，由于针对被告人的案件薄弱或者理由很不充分，最终因为证据薄弱而宣告被告人无罪。另外，改变审判地点，或者更换审判人员，也可以成功地消除这种偏见。再者，当衡量审前公开的影响时，不仅涉及公开的数量，公开的性质也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对被告人翻供、前科、测谎失败的公开，或公开在审判时不可采纳的证据，都比其他内容的公开更富破坏力。

现代社会充分认识到舆论对于审判的监督功能，如罗素所说，法律如果没有舆论的支持几乎毫无力量。作为有效力的法律，它依赖舆论甚至比依赖警察的权力要多。舆论对于公平审判的保障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媒体作为有效的司法执行的侍者角色进一步使它与司法制度的关系复杂化，因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媒体既是公平审判保障的同盟，也是敌人。媒体帮助确保公平审判，揭露法律执行人员的滥用职权，并对司法权力的潜在滥用提供最有效的限制。由此一些人认为，媒体作为司法的看门狗，并不产生媒体自由和公平审判权利之间的冲突。但是，媒体在展现其公共责任影响力的同时，不会不被怀疑，不受限制的有偏见性的公开会破坏刑事审判的公平性。一些人认识到媒体与审判之间的紧密关系，故意在审前传播案件内容，引导或愚弄民众，希望利用民众舆论对法官施加压力，达到其所要的审判目的。尤其是现今的发达网络，不仅使这种做法可行，而且依据网络瞬间传遍全球的传播速度，可以短时间内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其对法官审判的干扰巨大，非传统媒体可及。这种做法使法官审判被民意所控制，不仅法官的独立性丧失，还使法官审判沦落为民意审判、报纸审判。

在审判公开、审判公平的同时，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案件事实尚未查清，如果此时就对犯罪事实以及涉嫌的犯罪嫌疑人予以公开，最后法院确认的事实与侦查起诉阶段认定的事实有出入，或者侦查起诉认定的事实没有得到法院的确认，那么事实上是媒体提前对案件作了审判，使犯罪嫌疑人在舆论的作用下被定罪。按照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每个人从一出生就有所谓的人格面具，潜意识里具有一种能力，能够根据不同的情景、场所来调整自身的角色，公开展示自己的一面，给人一个好印象，以得到社会承认，保

证与人，甚至与不喜欢的人和睦相处。[3] 中国人自古也有好面子之说。即使之后法院审判不认可侦查起诉认定的事实，但是对广大民众来说，可能并不关心最后法院判决的真正内容，更愿意接受之前媒体的报道，况且按照我国现行的实践，媒体并不会因为法院的判决内容与之前报道内容不符而就此另作专门的报道。因此尽管现行司法解释将名誉权的侵害限定在“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4]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构成对犯罪嫌疑人名誉权的侵害，但是对犯罪嫌疑人心理上的伤害却是客观的存在。从此犯罪嫌疑人被媒体撕破面具，生活在报道的阴影下，很难再获得周围人的认同。

显然，审前案件信息的公开严重违反公平审判原则，并且对犯罪嫌疑人也造成严重伤害。但是，如果完全禁止审前案件信息公开，则又违背新闻及时原则，并有可能侵害公共利益。

从传统新闻学意义上说，及时性是指对新闻报道追踪新闻事实的效率的度量。新闻通常被人们视之为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新近”是指该新闻事件总是在离发布时间或当下尽可能近的时刻发生。对于一些媒体来说及时通常意味着在刚才、当天、不久以前。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如果不能及时报道某一个新近发生的事实，也就意味着它还将错过下一班车——下一批新闻。新闻的及时性是新闻的第一要素，它最能体现新闻的相关性和有趣性。美国CNN有线电视新闻多采用直播形式，并以“抢独家新闻，我们就能击溃任何一家广播公司”作为出奇制胜的经营之道。[5]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公众知情权的不断进步，现代的新闻甚至在对新闻的及时性报道基础上要求全时化报道，以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向受众者提供尽可能多的资讯。刑事犯罪案件作为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活动，本身具有极强的新闻效应，尤其是涉及面较广、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案件更是如此。在追求独家新闻的驱动下，许多记者甚至深入作案现场，对案件进行全方位、深入的报道。显然，这样的报道是新闻传播学提倡的，同时也凭借报道的生动性和可接近性，能起到积极的法制宣传作用。如果完全禁止审前案件信息传播，那新闻的及时性将不复存在，这对新闻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同时，由于不能对案件予以及时报道，一些正在进行，对社会公众具有威胁的案件将被隐藏，这样普通公众将因为知情权的丧失而失去对危害的防范。现代新闻在满足公众知情的需求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引

导和警示功能。尤其是对公共突发事件，传媒更应当是第一时间向民众发布消息，担当普通民众的传声筒。在西方发达国家，第一时间里电台电视台就会向全社会发出警告。在美国，记者到达现场甚至比警方还早。2002年南京投毒案就是一个明显的反证。当医生向警方报案，建议火速关闭早餐店时，时间是凌晨五点左右。但是，当局直到早上将近八时才查封了早餐店，而媒体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对此事件予以报道。结果，任由民众从五点到八点这段早餐高峰期到这家早餐店继续吃早餐而造成进一步中毒。[6]所以，如果完全禁止审前披露案件信息，可能还危害公共利益。诚如大法官丹宁勋爵所说，“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牢牢记住，在公平审讯或公平解决案子的过程中，除了当事人的利益之外，还有另一重大利益需要考虑，这就是有关国家大事的公共利益和就此种大事发表公正意见的新闻自由权利。必须在一种利益和另一种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在有些案件中，主要的问题可能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当事人的私人利益，在这类案件中公共利益是主要的，因而公正的意见是可以发表的”。[7]

审前案件信息的传播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命题，它关系到刑事诉讼一系列价值的实现——公平审判、保护公众利益、犯罪嫌疑人的隐私和名誉权，同时还与新闻的及时性密切相关。但是这些价值并不是完全兼容的，在一些情形，甚至互相抵触。“言论自由和公平审判是我们民主最珍惜的两项价值，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8]民主社会的刑事诉讼则应当在这些价值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三、审前案件信息

传播控制的世界经验无疑，言论自由是西方国家普遍保障的一项民主价值，但是由于言论自由与公平审判之间的紧张关系，没有一个国家无保留地保护言论自由。例如加拿大在提倡媒体自由的同时，强调如果对于保护个体的自由，比如享有公平的和不偏见的审判是必要的，就会限制媒体自由。在瑞典，新闻媒体不能报道被告人的名字，直到他们被宣告有罪。在澳大利亚，公平审判一般优先于媒体的报道权，媒体如果发表一些对现行或将来的刑事审判的公平构成威胁的材料时，将可能被处罚。这充分反映了公民权利与其他民主价值之间相竞争的状态。从世界范围来看，为追求公平审判，同时又照顾到媒体自由，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审前案件信息的传播予以限制。

1、设立藐视法庭罪。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英国藐视法庭的法律来源于普通法和制定法。根据普通法原则，英国法院有权“预防或惩罚倾向于阻碍、偏见或滥用司法执行的行为”。[9]当嫌疑犯被逮捕时，除了姓名、年龄、职业以及被指控的罪名外一概都不准报道。即使犯罪嫌疑人对警方作了供述，也不得提及。并且不允许在审前发表任何证据以及评论意见。违者就可能构成藐视法庭罪，被处以罚金或徒刑。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因对一起审理中的案件发表评论而被指控藐视法庭的案件，促成有关规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欧洲人权法院最后裁定上议院对该案的裁决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后，英国于1981年颁布了藐视法庭法(Contempt of Court Act 1981)，寻求放宽普通法中认定藐视的标准，建立公平审判与自由言论利益之间的平衡。

1981年法案主要是通过“向普通公众公开的，对讨论中的司法程序构成严重阻碍或偏见危险的出版物”科加严格责任来限制审前案件信息的传播。“出版物”包括有线节目服务或其他任何传播形式中向普通公众或一部分公众发布的任何言论、书面文字和节目。被认为有藐视行为的出版物的内容通常包括以下情况：(1)公布被告人早期犯罪记录;(2)公布刑事审判的某些细节;(3)发表被告人的照片等。同时为了保障传播自由，法案规定“严格责任”只适用于“进行中的程序(activeproceedings)”，对媒体的限制只从犯罪嫌疑人被逮捕(或令状被签发)后才开始，直至程序结束，上诉程序被认为是“进行中的程序”。是否构成藐视与出版者的动机无关。

同时法案还规定了“无辜出版(innocent publication)”的例外，但是该项例外只有在出版者予以了合理的照顾，不知道并且也没有理由怀疑相关的诉讼程序在进行中才能适用。另一例外是“善意讨论公共事务或其他具有公众利益事项”。该法案规定：“一起对作为公共事务或其他一般公众感兴趣事务的讨论或其一部分的善意公布，假如对于特定规则，可不视为藐视法庭”。在适用1981年法案时，法院也指出“必须对表达自由的保护予以适当的考虑。” [10]在衡量是否构成藐视时，法院必须决定因为发表造成的偏见所致的危险是否直接和严重，以及发表的时间、引起陪审团或潜在陪审员注意的可能性、对陪审团造成的可能影响，以及寻求使这些偏见中立化的任何对陪审团司法指示的能力。

根据法案，媒体可以发表对法院诉讼的同步报告，但是法院可以禁止公布诉讼相关人的姓名。有时，法案可以用来指示媒体在宣告有罪之前不能公布有关刑事被告人的姓名或任何信息。对法案的违反将导致严重的惩罚，可以被科处无限制的罚款和最长2年的监禁刑。1994 年，因无意中刊登了一件谋杀案中的被告人的照片，而该被告人将在两天后在一个队列中被人指认，结果刊登该报道的《太阳报》及其编辑被处以10万英镑的罚金。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建立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对全省水土流失动态进行监测、预报，省人民政府定期将监测、预报情况予以公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执法监督体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及本办法的执行情况实施监督检查。水土保持监督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必须持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水土保持监督检查证件，并佩带执法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