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意见
2001民一他字第2号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认为，审计是国家对建设单位的一种行政监督，不影响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的合同效力。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应以当事人的约定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只有在合同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或者合同约定不明确、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况下，才能将审计结论作为判决的依据。
2001年4月2日
第二篇：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计价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处理
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计价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处
理？
2012年09月26日 投稿人：武丹律师 点击：370次
摘要：双方对工程造价进行决算后，一方让市审计局对造价进行审计，审计后缩水很多，引起纠纷，在诉讼中法院又委托进行鉴定，这样出现三个结果，该以哪个为准？
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计价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
一致时如何处理？
双方对工程造价进行决算后，一方让市审计局对造价进行审计，审计后缩水很多，引起纠纷，在诉讼中法院又委托进行鉴定，这样出现三个结果，该以哪个为准？
假如是承发包双方已经对工程进行决算并已签字确认的，应作为双方结算工程款的依据。一方及法院均不应再委托审价，再委托审价的结果任何一方不同意签字，便不能对抗原审价结论。
在这里有必要阐明一下审计与审价的概念和区别。
“审价”是指工程项目通过竣工质量验收之后，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依据合同、国家定额及工程有关资料在办理工程价款结算以前所作的审查、核对工作，是对建筑产品价格的认定。具体做法可以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协商定价，也可以委托有审价资质的机构审定最终造价。“审计”是指国家行政主管机关对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收益、投资质量、投资过程包括工程造价实行监督、评价。审计是对国有资金投资效果的检查与监督。具体做法是由各级审计机关根据权限代表国家对国有资金的运用实行经济监督或再监督。按国家审计署、国家计委和建行联合颁发的（91）430号文件规定，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由审计署根据国家计委下达的计划制定竣工决算审计计划。地方项目由地方审计局制定竣工决算审计计划。由此可见，审价与审计是两个既不同但又有一定联系的法律概念，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审价是民事法律行为，是作为平等主体的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对工程造价进行审查、核对用以确定最终结算的一种方法。当事人可以委托有审价资质的机构审价，也可以双方协商一致自行确定。审计则是政府行政行为，它以政府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为依据，是项目投资的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的监督、评价和再审查，完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受国家行政法的调整。
审价一经审价机构审定或双方当事人认可，即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审定的造价是支付的依据，双方当事人不得反悔，同时必须执行，审计结果则对被审计单位产生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计价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意见》规定“审计是国家对建设单位的一种行政监督，不影响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的合同效力。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应以当事人的约定作为法律判决的依据。只有在合同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或者合同约定不明确、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况下，才能将审计结论作为判决的依据。”
第三篇：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工程价款结算的审计调查与思考
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工程价款结算的审计调查与思考 随着城市化进城和经济发展, 政府性投资从项目数量和投资额都比以往有很大的增加, 用于政府投资项目的支出已占当地全部政府性资金的比重也较大, 作为以全部政府性资金为笼头的审计监督重点, 对政府性投资项目的监督也是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 为此, 必定要对工程项目价款的相关内容进行监督。但在审计中却碰到“审计职责、审计的监督权、合同执行、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国家利益的维护、建设管理的制度水平”等一系列的关系与矛盾。为此, 就把价款结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审计的难点作一些探讨。▲▲
一、工程价款结算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施工单位高估冒算现象严重。
现在部分施工企业受利益的驱动, 抱有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 故意抬高工程造价, 存有“审漏就赚”、“审出就减”的想法, 施工单位就普遍存在着高估冒算的现象, 这主要表现为重复计算、变更减少部分未扣除、未按招标规定比例下浮、甲供材料未剔除、高套定额或建设单位高价签证等代写论文。就以我市审价情况为例, 据不完全统计2006 , 市本级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工各送审的结算额为80829 万元, 经审定的结算额为74197 万元, 核减结算价为6623 万元。从我局的组织审价情况来看, 某些工程虚假水分很多, 核减率很高, 如某一工程施工单位送审价590.32 万元, 经审计, 审定价为429.01 万元, 净核减161.31 万元, 净核减率达到27.32%;
(二)建设单位管理存在不足
1、工程管理不够到位, 导致工程价款结算增加, 建设资金造成损失。主要表现:
(1)事先考虑不周、设计深度不够、某些领导对完工的具体装饰不满意等原因, 出现了在施工期间多次变更施工图, 出现返工重装, 造成工程结算增加, 建设资金损失。如某大楼及附属用房在土建和装饰工程的施工中, 建设单位多次变更施工图纸, 调整部分房间的使用功能, 由于变更不及时, 管理不当, 就直接增加了施工工程价款结算14 万元, 造成了损失浪费。
(2)对整个工程未能统筹合理安排。如某公司筹建处既有边坡爆破工程, 同时又有塘渣回填项目, 却一边爆破的塘渣未利用,一边还要支付回填用的塘渣款, 增加了工程价款结算, 导致建设资金损失。
2、建设单位违规出具签证单和订立补充合同, 改变招标投标文件和原施工合同中的实质性内容, 致使工程价款结算增加。主要表现在:
(1)签证变相提高材料价格, 弥补了施工单位低价中标的损失。如某院校的主体安装工程施工合同均采用固定单价或固定总价合同, 招标文件规定施工所用材料由施工单位自主报价, 中标后材料单价不得调整, 说明材料价格的市场风险及投标让利都由施工单位自身承担, 但在施工过程中, 建设单位对材料指定了品牌, 并通过工程签证单对此材料价格进行了调整, 直接增加了工程结算造价127.21 万元, 弥补了施工单位的低价中标的损失。
(2)签证改变招标的主合同。现在普遍存在着通过订立补充合同或签证单的形式来改变工程价款结算。如: 某院校的桩基工程合同中明确价款采用“固定价格合同(综合单价)方式确定, 本合同价款不随价格浮动和政策因素而调整”, 但后在施工期又签订了桩基工程补充合同, 把原合同的材料供应单价由78 元调整为每米84 元, 建设单位的任意签证直接导致工程价款结算的增加10.47 万元。
(三)中介审价、代理质量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1、中介审价力量有待加强, 行业监管有待于加强。目前价款结算主要是委托中介审价机构审核, 就如我市从事审价的中介机构主要13 家, 全部为乙级, 各中介机构的力量与内部管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审价人员的资质比较单一, 基本上都有是城建类的资质, 不利于水利、交通等专业工程的审核。且目前对中介机构审价中的公正、客观、真实性, 也基本上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 会导致审价人员有意无意地错算, 造成多付给施工单位工程结算款。如: 我局对某一大楼工程已经中介机构审核的一结算进行了抽审, 发现由于重复计算、重复列支、应扣未
扣等原因造成定案结算多计工程款计23.97 万元, 审计就直接为国家挽回损失。
2、招标代理单位责任心不强, 职能部门审查不力, 导致建设资金损失浪费。
随着招标代理制的推行, 现在所有建设项目的招投标都采用了委托招标代理单位编制标底的做法, 但由于招标代理单位内部复核机制形同虚设, 而职能部门又未能对招标代理单位编制的工程量清单和标底进行审查, 就容易出现工程量清单与实际不符,不仅会给结算审核带来纠纷, 而且容易造成结算价款的增加。如:某院校的二幛楼工程施工承包合同采用固定总价合同形式, 因招标代理单位在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中, 将116.2 米Φ200 钢柱(实际工程量为5.27 吨)错计成116.2 吨, 有关职能部门及有关专家在评标、审标却未能发现如此大的差错, 而导致合同总价虚增83.37 万元(施工单位投标单价为7515.23 元/ 吨), 也无人去追究该项相关的招标代理人及评标专家的过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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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审计调查情况看, 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监管权力存在欠缺。目前对涉及工程价款结算相关的建设单位、审价机构、招标代理机构、监理部门、设计部门的监督性尚不够, 会发生因上述部门的不当行为而导致工程价款结算增加, 发现了问题对他们制约处理措施也基本上无。
(二)审计查出的问题重视性也不够。许多结算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已经向建设单位书面指出, 但是从审计回访的情况看, 上述部分应该由建设单位纠正的问题都没有得到纠正, 损失现在都由国家为其
买单, 兹长了建设单位的康国家之慨,有关部门也未引起重视, 出台相关制约制度。
(三)随意变更签证没有得到控制。施工单位多数会以低价中标, 通过建设单位的签证形式来补偿, 从我们审计的情况看, 现在工程结算中存在的问题, 多数都是由建设单位随意签证而造成的, 一是签证违规, 二是签证数量多。建设单位的签证也压制了审计监督权, 基本上建设单位签证就是工程结算的依据, 审计对其签证监督的权力受其签证享受合同条款同等权力的制约, 建设单位签证权力就过大。
(四)审计监督权与合同权力的矛盾。审计机关开展工程结算审计已多年, 成效也比较明显, 但始终受所谓于享受合同同等权力的建设单位签证的限制, 工程价款结算中高估冒算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建设单位的签证有联系, 审计机关对违反招标、主合同、材料高签、虚假的补充合同、签证单不予认可, 而目前许多施工单位对审计决定不服, 不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途径进行救济, 而往往以合同纠纷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也往往撇开审计机关所作的审计决定, 一味强调要尊重合同双方的平等自愿和意思自治, 认为工程价款的确定应以当事人约定或人民法院委托中介机构鉴定的结论为准, 诉讼案件因审计结果而起, 诉讼结果又大多与审计结论相矛盾, 挑战了审计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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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上述价款中存在的问题, 为此提出如下审计建议:
(一)建立变更签证会审制度, 加强对补充合同、签证单的管理。针对签证是工程结算存在问题的重要原因, 就应该严格控制施工现场签证, 按投资额确定项目变更审批额度, 对超过额度部分, 要经党政联席会议或党组集体讨论审查确认, 必要的签证须经甲方、监理、设计、审计四位一体共同确认方可纳入决算, 以防止工程管理人员与施工单位通过变更签证来增加投资情况的发生;确需进行的设计修改, 引起工程量变化需要增加投资的, 应当按程序报批。
(二)赋予审计部门工程结算的最终监督权。因为涉及合同的至高无上, 特别是现在的环境下, 审计部门对补充合同及签证单监督权还不够明确, 建议在合同的条款中明确, 后订立的各种补充合同、签证单位等结算依据必须由审计机关最终审定才可作为结算依据, 以监督、纠正建设单位随意违规签证而出具违背主合同及招投标的任何条款, 提高材料价格, 促进加强工程管理, 提高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我局对中介机构审核的工程结算进行了部分抽查, 都不同程度地因审价人员应扣未扣、审核不清、听从认可建设单位签证等原因造成价款多算。因此首先应强化社会中介机构行业管理, 建立健全统一的执业规范、职业道德准则, 加强从业人员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 进一步还可建立信用市场, 以信用记录来强化道德威慑;通报工程审计中存在的问题和值得借鉴的做法, 努力为中介机构提高工程审价质量创造良好的条件;最后还应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审计机关应结合日常的建设项目审计, 不定期对社会中介机构的审价工作进行检查、监督, 促进社会审价完善内部自律机制, 强化其质量约束机制。
(四)设立政府投资项目的结算审核中心。目前每年政府投资项目都在上亿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 政府性投资项目的投资更加会逐步加大, 但我们审计目前人力的有限, 价款审计的面很低, 为提高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益, 审计认为有必要, 专门设立工程价款审计中心, 专门对政府性投资项目的工程价款进行审计。并定期对价款结算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向社会通报, 用社会的力量来监督各方, 也可把设计、监理、施工各单位工作的优劣作为以后投标时信誉加分的依据。
(五)司法机关和国家行政执法机关都应正确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力。审计决定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是国家权力的体现,一经作出, 就产生法律效力, 非经法定机关和法定程序不能撤销或变更。被审计单位等对审计决定不服, 只能根据规定先申请行政复议, 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也只能通过行政诉讼程序变更或撤销审计决定, 而不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否定审计决定。此外, 根据法理上的先行后民原则, 人民法院审理与国家建设项目有关的合同纠纷案件后, 应将审计机关已经依法作出的审计决定作为审理证据。如果当事人对该证据有异议的, 人民法院应告知当事人按照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提出申请, 民事诉讼程序暂时中止, 待行政复议或诉讼程序结束后,再恢复民事诉讼程序。审计决定正确的, 按照审计决定进行判决;如果审计决定被变更的, 按照变更后的结果进行判决。这样既维护了国家法律的权威, 也促使当事人积极行使行政救济权。
第四篇：合同行为与审计执法在工程案件中的效力认定
摘 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革，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有待在实践中探索破解之道。本文针对在国家建设项目审计中，审计确认金额与合同金额不一致并发生纠纷时，合同行为与审计结论在案件处理中的效力认定问题进行探讨，并研究解决对策。
关键词：审计 合同行为 建设项目 效
力
我国近几年处于建设高峰期，国家投入重大项目的建设资金数额庞大且逐年增加，但与此对应的却是工程建设领域中营私舞弊层出不穷，经济犯罪高发、多发、易发。如何确保工程建设质量，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效益，确保建造“人民满意工程”，成为党和政府的关切和关注。
审计表明，在国家建设项目中，审计确认金额与合同金额往往有出入，有的甚至出入较大，所以审减金额有逐年递增之势。在审减远多于审增的情形下，从建设单位（业主单位）角度讲，以审计认定的金额结算，意味着少付款，所以拥护和支持审计报告、审计决定，认为审计代表了国家的权威和公正。但从施工单位角度讲，认为工程建设是以施工合同为基础确定了各方权利和义务，是公平市场交易行为，是合同行为，体现了自愿、平等和意思自治，要求建设单位按合同（含补充合同、签证，下同）规定金额履行付款义务。同样，因审减的情形远多于审增，建设单位以合同约定金额付款，意味着施工单位收入增加，施工单位自然排斥审计结果而愿意将其视为合同行为。在此情况下，施工方与建设方若在付款问题上发生分歧，而且采取协商、调解等方式仍不能消除分歧时，施工方会采取两种救济途径，一种是因建设方不愿按合同金额付款，以建设方为被告提出违约之诉。为通过适用合同法维护自身权益，施工方采取此种救济途径为多数。另一种是根据审计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不服审计决定，提请审计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裁决或提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施工方认为只要推翻审计认定金额（审减金额），按合同履约，也就间接维护了自身利益。因被审计单位是建设方而不是施工方，施工方针对审计机关的救济方式选择恰恰不受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约束，意味着即便是财政收支性质审计，亦可采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的任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情形，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都排斥审计结果，而愿意按合同约定金额结算，有的甚至在审计时已将工程款付清。施工单位这样做，能理解其想法，但建设单位如此“积极配合”，其动机不免让人生疑。对建设单位而言，除情势变更、判断失误或签订合同失职外，多数是与施工单位存在幕后交易，有重大利益纠葛，当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形成利益共同体时，自然排斥审计结论，其后果是造成国家利益蒙受损失，骗取、套取的国家资金被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共同分割。这种情形下，如果存在审减金额，双方又都认可审计结论，那么严格按审计确定金额付款，国家利益得以维护。如果双方特别是施工方不认可审计结论，那么，其救济途径自然又回到审计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排除审计结论本身错误因素，政府裁决机关、复议机关、审判机关（以下简称受理机关）面对上述情形，首要需解决的是合同行为与审计执法效力认定问题。
受理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存在两难的尴尬。若以建设施工合同为基础，以合同法为依据，尊重和保护了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确立的各方权利和义务，维护了合同法强调的意思自治，但可能对国家利益保护不够充分，因为审计结果表明，许多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恰恰利用合同法规则，钻法律的空子，骗取、套取国家资金，损害国家利益。合同法第52条虽将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合同无效的情形，第54条将显失公平作为合同变更或撤销的情形，但案件审理实践中，上述情形一般不易找到确凿证据，很难认定，加之合同法的立法本意就倾向于鼓励自由交易，受理机关一般不轻易认定合同无效或可变更、可撤消，不会因过度强调公权而疏于对合同当事人意志的保护，最终往往依照合同规定结案。
目前，有的建设单位为防止因价款结算与施工方发生分歧，直接在合同中约定：工程结算以审计机关审定金额为准。这样，既维护了审计的法定性与权威性，又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保障了合同的效力，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处理方式。但受理机关需解决的是在无上述约定情形下对合同与审计结论的效力认定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上述规定说明两点：公文文书是证据，公文文书的证据效力具有优先性。
审计机关是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对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进行监督。审计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审计机关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
第五篇：论合同行为与审计执法在工程案件中的效力认定
摘 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革，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有待在实践中探索破解之道。本文针对在国家建设项目审计中，审计确认金额与合同金额不一致并发生纠纷时，合同行为与审计结论在案件处理中的效力认定问题进行探讨，并研究解决对策。
关键词：审计 合同行为 建设项目 效力
我国近几年处于建设高峰期，国家投入重大项目的建设资金数额庞大且逐年增加，但与此对应的却是工程建设领域中营私舞弊层出不穷，经济犯罪高发、多发、易发。如何确保工程建设质量，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效益，确保建造“人民满意工程”，成为党和政府的关切和关注。
审计表明，在国家建设项目中，审计确认金额与合同金额往往有出入，有的甚至出入较大，所以审减金额有逐年递增之势。在审减远多于审增的情形下，从建设单位（业主单位）角度讲，以审计认定的金额结算，意味着少付款，所以拥护和支持审计报告、审计决定，认为审计代表了国家的权威和公正。但从施工单位角度讲，认为工程建设是以施工合同为基础确定了各方权利和义务，是公平市场交易行为，是合同行为，体现了自愿、平等和意思自治，要求建设单位按合同（含补充合同、签证，下同）规定金额履行付款义务。同样，因审减的情形远多于审增，建设单位以合同约定金额付款，意味着施工单位收入增加，施工单位自然排斥审计结果而愿意将其视为合同行为。在此情况下，施工方与建设方若在付款问题上发生分歧，而且采取协商、调解等方式仍不能消除分歧时，施工方会采取两种救济途径，一种是因建设方不愿按合同金额付款，以建设方为被告提出违约之诉。为通过适用合同法维护自身权益，施工方采取此种救济途径为多数。另一种是根据审计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不服审计决定，提请审计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裁决或提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施工方认为只要推翻审计认定金额（审减金额），按合同履约，也就间接维护了自身利益。因被审计单位是建设方而不是施工方，施工方针对审计机关的救济方式选择恰恰不受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约束，意味着即便是财政收支性质审计，亦可采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的任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情形，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都排斥审计结果，而愿意按合同约定金额结算，有的甚至在审计时已将工程款付清。施工单位这样做，能理解其想法，但建设单位如此“积极配合”，其动机不免让人生疑。对建设单位而言，除情势变更、判断失误或签订合同失职外，多数是与施工单位存在幕后交易，有重大利益纠葛，当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形成利益共同体时，自然排斥审计结论，其后果是造成国家利益蒙受损失，骗取、套取的国家资金被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共同分割。这种情形下，如果存在审减金额，双方又都认可审计结论，那么严格按审计确定金额付款，国家利益得以维护。如果双方特别是施工方不认可审计结论，那么，其救济途径自然又回到审计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排除审计结论本身错误因素，政府裁决机关、复议机关、审判机关（以下简称受理机关）面对上述情形，首要需解决的是合同行为与审计执法效力认定问题。
受理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存在两难的尴尬。若以建设施工合同为基础，以合同法为依据，尊重和保护了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确立的各方权利和义务，维护了合同法强调的意思自治，但可能对国家利益保护不够充分，因为审计结果表明，许多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恰恰利用合同法规则，钻法律的空子，骗取、套取国家资金，损害国家利益。合同法第52条虽将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合同无效的情形，第54条将显失公平作为合同变更或撤销的情形，但案件审理实践中，上述情形一般不易找到确凿证据，很难认定，加之合同法的立法本意就倾向于鼓励自由交易，受理机关一般不轻易认定合同无效或可变更、可撤消，不会因过度强调公权而疏于对合同当事人意志的保护，最终往往依照合同规定结案。
目前，有的建设单位为防止因价款结算与施工方发生分歧，直接在合同中约定：工程结算以审计机关审定金额为准。这样，既维护了审计的法定性与权威性，又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保障了合同的效力，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处理方式。但受理机关需解决的是在无上述约定情形下对合同与审计结论的效力认定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上述规定说明两点：公文文书是证据，公文文书的证据效力具有优先性。
审计机关是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对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进行监督。审计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审计机关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审计监督”，即审计是法定的，当事人不能以合同对抗国家的法定监督。审计工作是在审计法的指导下开展的，审计机关依法出具的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计报告、审计决定中认定的工程造价是该项目决（结）算的依据，理应作为受理机关处理、审理类似案件的重要证据。审计机关站在第三方的立场，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对工程造价的认定挤出了高
估冒算、高套定额、虚假签证、幕后交易、人为拉抬价格等水分，审减掉了合同金额中虚高部分，使国家利益得以维护。同时，审计主要监督的是国家建设项目、国有资产，并不会因此干涉私权，影响自由交易规则。
此外，若采取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根据法理上“先行后民”原则，人民法院审理与国家建设项目相关的合同纠纷案件时，审计机关已依法作出的审计决定自然应作为审理证据。若当事人在质证时对证据有异议，人民法院应告知当事人按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提出申请，民事诉讼程序中止，待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结束后，以该复议或诉讼结果为依据，恢复民事诉讼程序。
根据审计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上级审计机关认为下级审计机关作出的审计决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可以责成下级审计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必要时也可以直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可见，审计决定除经上述程序变更或者撤销外，只能由本级政府裁决（财政收支情形下）、复议机关决定或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程序予以变更或者撤销，而不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否定审计决定。
公司法上有个“撕破法人面纱”的理论，在此类案件的处理中，不妨引入该理论，“撕破合同面纱”，透过现象看本质，揭开合法形式掩饰下的非法实质，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处理、解决这类案件，坚决打击钻法律空子，利用合同法规则，骗取、套取国家资金，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因此，当公权与私权发生冲突，受理机关应在审计法与合同法之间进行校量平衡，统筹维护好各方利益和关切，在尊重合同法与借鉴审计结果、保护国家利益之间，在维护公平正义与促进社会和谐之间找到平衡点，突破思想的樊篱，从实事求是的工作思路出发，从保护国家财产安全完整的角度出发，切实贯彻好“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法律工作指导思想，实现处理结果的实体公正，切实促进科学发展。
《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法律规范建设规划》将修订《建设项目审计处理暂行规定》作为任务之一，提出“加强与最高人民法院等有关方面的沟通协调，研究处理好审计决定与合同的法律效力等问题”。我们期待修订结果从法律法规层面使这一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为抵御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国家在对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研判的基础上，投入4万亿元助扩内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审计在堵防工程建设中的跑冒滴漏、营私舞弊、损失浪费、高估冒算上必将发挥积极的防御性功能，也必将在促进建造党和政府“放心工程”，督促“钱花在刀刃上”，提高建设资金使用效益，真正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上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但这需要相关执法部门特别是审判机关、复议或裁决受理机关的协作配合和共同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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