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宪草”与47年民国宪法对比之分析

第一篇：“五五宪草”与47年民国宪法对比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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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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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宪草”与47年民国宪法对比之分析

“五五宪草”和47年民国宪法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比较重要的两部宪法。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要真正在象我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众自由基础和法治精神的国家完全实施宪法内容，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着巨大的困难，所以，本文不打算讨论该宪法具体实践的问题，而只是比较一下两部宪法有什么不同和他们各自体现的法治精神的特点。他们各自的法治精神的特点主要通过国民代表大会、总统及行政院、立法院等的权力关系来体现，故本文主要看看两部宪法体现的国民大会、总统行政院及立法院权力关系的不同。

关于国民大会：五五宪草第三章阐述国民大会：主要规定了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方式、各地代表的名额分配，代表任期，国民大会召开时间及国民大会的职权等。五五宪草关于国民代表大会规定的特点为：其

一、保障人民之自由权利：由于中华民国从28年建立以来一直处于南征北战之中，少有时间来进行宪政建设，所以对人民权利的保障，多是采用间接保障制度，其中很多有关条文都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规定。但是，既然宪法是最高法律，那用其它法律来限制人民的权利是否合法呢？这样又置宪法于何地？当然，有法不依是中国自古以来到现在都存在的老毛病，如何克服至今未找到答案。但令人欣慰的是，至少五五宪草规定了人民的若干权利，并且认为这些权利不能随意遭受侵犯，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的进步。其

二、行使政权之国民大会：孙中山仿照欧美提出五权宪法，主要认为其三全宪法不能彻底保证人民的权利。从来提出了权能分开的理论。五五宪草给予国民大会的权力不能说不多，不能说不大，如第三十二条规定：国民大会职权如下：一，选举总统、副总统，立法院院长、副院长，监察院院长、副院长，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二，罢免总统、副总统，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院长、副院长，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三，创制法律；四，复决法律；五，修改宪法；六，宪法赋予之其他职权。从这条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大会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国家重要领导成员都需要国民大会来决定，国家法律也需要他们来制定，而且--------------分割线-------------------

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也需其制定并修改。如果我们在实施中能充分利用国民大会的职能，相信建立一个民主政府未必是不可以的。其三：总统虽贵为国家元首，但是其个人的权力仍需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监督。关于总统这节，对总统行使的权利都有“依法”字样，这充分说明宪法规定总统不能随心所欲的发布命令，更改法律，而必须按照法律来办事。即使遇有重大紧急事变或国家经济上重大变故，总统经行政会议议决可以发布紧急命令作为必要之部署，但是也必须在发布命令三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参见第四十四条）。然，当时国家未稳，全国各地烽火缭绕，列强虎视眈眈，国家危急之事频频，如有总统，则不可避免经常会紧急处置，经常如此，总统的权力必然扩大。所以，真正的民主生活是不可能在局势纷扰困难的情况下产生的，在狼烟四起的周边环境下，我们首先需要的是生存，然后才使民主建设，即使美国，在二战期间也颁布一些列的法律限制一些民主权利，所以，五五宪草这样民主的宪法在国家危亡，全国人民希望力量集中、意志集中的情况下，必然不可能彻底施行。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否认这个宪法在宪政运动中的重大历史作用。

中华民国宪法与之相比，在宪法第三章专门阐述国民大会，这章与五五宪草有区别之处甚多：国民大会的开会日期有着明显的不同。五五宪草第三十一条规定：国民大会每三年由总统召集一次，会期一月，必要时得延长一月，国民大会经五分之二以上代表同意，得自行召集临时国民大会，国民大会之开会地点在中央政府所在地。而民国宪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国民大会于每届总统任满前九十日集会，由总统召集之。第三十条，国民大会遇有左列情形之一时，召集临时会：

一、依本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应补选总统、副总统时。

二、依监察院之决议，对于总统、副总统提出弹劾案时。

三、依立法院之决议，提出宪法修正案时。

四、国民大会代表五分之二以上请求召集时。国民大会临时会，如依前项第一款或第二款应召集时，由立法院院长通告集会。依第三款或第四款应召集时，由总统召集之。通过上面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五五宪草三年由总统召集一次会议，施行代表权利，开会时间其实很短，比较难以充分行使人民的权力，但是由于其只要五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同意，即可自行召集临时国民代表大会，这多少可以弥补一下国民大会失去的权力。而民国宪法，在每届总统任满前九十日才集会，而每届总统的任期是六年，也就是每六年才召开一次国民大会，召开的目的还主要是选举总统和副总统。而且国民大会没有常设机构，这样代表国民的代表大会很难代表人民充分行使国家权力，实际上成了一种摆设和工具。从这一点上来看五五宪草其实更能保护人民的权力一些。但是两个宪法都没有规定国民大会的常设机构，所以很难充分行使人民代表的权力。关于国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五五宪草第三十二条规定：

一、选举总统、副总统，立法院院长、副院长，监察院院长，副院长，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二，罢免总统、副总统，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院长、副院长，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三，创制法律；四，复决法律；五，修改宪法；六，宪法赋予之其它职权。而民国宪法第二十七条对国民大会职权规定如下：

一、选举总统、副总统；

二、罢免总统、副总统；

三、修改宪法；

四、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关于创制复决两权，除前项第三、第四两款规定外，俟全国有半数之县、市曾经行使创制复决两项政权时，由国民大会制定办法并行使之。仔细对比上述条文我们可以看出，五五宪草中国民大会不仅可以选举总统、复总统，而且还可以选各院院长及委员，并且可以创制和复决宪法和法律，而民国宪法仅仅规定国民大会只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在行使创制和复决法律的权力时还必须等到全国有半数县、市曾经行使创制、复决两项政权时，由国民大会制定办法才能行使，由此可见五五宪草规定国民大会职权明显比民国宪法中国民大会的职权要大的多，这也和制定宪法的时代背景有一定的关系。在30年代，日本亡我之心已经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民族危机显而易见，时人均想制定一部民主宪法以保家卫国，再加上一些政党也大力鼓吹民主政治，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为了显示自己接受孙中山的法统，也以实现民主自由自居，故而其制定的宪法民主精神还是较为完备。而47年，正是中共与国民党生死较量的关键性一年，这时国民政府为了集中全部人力和物力与中共较量，恨不得把所有权利全部牢牢掌握，故而这时的民主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很大程度上国民政府想的是如何集中权力，故而民国宪法规定的国民大会的职权没有五五宪草来得民主。

关于总统的职权规定：五五宪草与民国宪法在绝大部分内容上一致的，这也体现出民国宪法法统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五五宪草对国家元首的规定使得总统具有超然的地位，是超然于五院之上的，如宪草第四十五条：总统得召集五院院长会商关于二院以上事项，及总统咨询事项。第四十六条总统对国民大会其责任。而民国宪法中总统一章中没有如此规定，其总统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与立法院有一种制约关系，有一种总统代表行政院或者行政院是总统的下属似的感觉。如第四十三条规定：国家遇有天然灾害、疠役、或国家财政经济上有重大变故，须为急速处分时，总统于立法院休会期间，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依紧急命令法，发布紧急命令，为必要之处置。但须于发布命令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不同意，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该条主要体现了立法院与总统的制衡关系，而不是行政同立法的制衡，这也说明了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制衡是总统的与立法院的制衡，行政院长其本质是总统的幕僚，而不是独立的整体。在行政一章中，民国宪法比五五宪草更能体现出对总统的制约。如五五宪草中行政院院长是直接由总统任免。而在民国宪法中，根据第五十五条规定，行政院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免之。而且五五宪草第五十九条规定：行政院院长，副院长，政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各对总统负其责任。而民国宪法第五十七条规定行政院依左列规定，对立法院负责。由此可见，民国宪法比五五宪草更强调立法院对行政及总统的制衡，这也从侧面说明这时的总统不是处于超然的地位了。

关于立法，立法院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是人民行使权力的主要载体，故立法权的彻底贯彻与否关系着人民的权力是否真正得以实现。五五宪草和民国宪法对其都做出明确的规定。五五宪草与民国宪法最明显的区别在与，民国宪法更强调行政院与立法院之间的制衡关系，民国宪法五十七条专门规定了行政院应对立法院负责的情况：行政院依下列规定，对立法院负责：

一、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责。立法委员在开会时，有向行政院院长及行政院各部会首长质询之权。

二、立法院对于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赞同时，得以决议移请行政院变更之。行政院对于立法院之决议，得经总统之核可，移请立法院复议。复议时，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决议，行政院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或辞职。

三、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之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如认为有窒疑难行时，得经总统之核可，于该决议案送达行政院十日内，移请立法院复议。复议时，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案，行政院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或辞职。而五五宪草则为要求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只是在第六十九条这样规定：行政、司法、考试、监察各院，关于其主管事项，得向立法院提出议案。第七十条规定，总统对于立法院之议决案，得于公布或执行前，提交复议。立法院对于前项提交复议之案，经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决议，维持原案时，总统应即公布或执行之；但对于法律案、条约案，得请国民大会复决之。由此可见，五五宪草中只是立法，对法案进行议决。而民国宪法要求行政院在一些条件下对其负责，可见民国宪法中立法院对行政院得干预要大得多，这也强烈的体现了立法对行政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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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以具体作品为例,对比分析五四时期与十七年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

以具体作品为例，对比分析五四时期与十七年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形象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且在五四和十七年时期两个时代中有着相互联系却又分明的特征和形象。

五四时期和十七年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有着分割不开的共同特质。无论是在五四时期还是十七年时期的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有脱胎于同一阶级，有着相同的阶级本质和思想，他们都关注于自身的命运，接受过有着强烈的人文情怀和个人意识，善于接触新生事物，接受过新思想的洗礼。如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和《青春之歌》中，主人公莎菲乘着个性解放的思潮走出家门，林道静则是在思想上承载着对旧制度的否定和对革命思潮的向往走上独立的道路的，他们在处于新旧时代和思想相互冲击的背景下，都通过个体意识摈弃旧事物并和反动邪恶势力进行抗争，为自己的命运和整个社会的解放和光明发出自己的怒吼，从这点来看，五四和十七年两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如出一体”。

另一方面，五四时期和十七年时期的知识分子又有着因不同时代元素所渗透而导致的不同。从思想特征上来看，五四知识青年有着新思潮的印记。他们是时代中的“觉醒者”，积极寻找个人乃至社会的出路，但却是仅有的觉醒者，很多是五四时期的“零余人”，所以大都带有“生的苦闷”“性的苦闷”，他们寂寞、孤独、悲观、痛苦。丁玲笔下的莎菲即是这样一位向往自由解放的知识女性，她身上有五四个性解放的新兴思想的光辉，但在那样黑暗大多国民仍麻木的时代，她的自由理想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无法找到“对话人”，她的爱情理想则最后以对异性的彻底失望告终，她的“意识自觉”使他被看成另类，最终因对社会的彻底绝望而堕落、放弃，在莎菲的身上有着知识分子固有的探求精神，也存在着理想垮塌后的幻灭感受；而在十七年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塑造则被蒙上了那时阶级斗争的印记，他们则由五四时期对自我和社会的批判转而为歌颂和赞扬，他们乐观积极，感情热烈，充满着革命激情和信心，《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则是这样一位被革命所激发激情的革命青年女性，她对革命充满热情，积极向往，知识分子所被赋予的矛盾思想以完全被革命激情所取代。

从命运上来看，从沉沦中“我”最终因精神追求和自由思想受到双重打击而以投海结束了自己的空虚命运和莎菲的命运中可看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大都带有悲剧意味，他们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寻找出路，却因求索不得而彷徨、苦闷，虽有奋斗，追求的历程和努力，但最终靡丽的梦想破灭，人生的意义贬值，堕落、绝望、沉沦成了他们命运的“归宿”.而在十七年时期，知识分子形象不同的是他们的探索在客观的引导下找到了最后的光明的出路，人生和社会并得以实现，两个时期知识分子的迥然不同的命运中也正是对两个不同时代社会不同命运前途和走向的暗示和象征。

从历史地位来看，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代表着社会的先进思想，他们是打破旧传统开辟新世界的先驱者的代表，有着强烈的个体意识和启蒙思想，却因找不到出路而苦闷，虽多“零余者”，即使这样，他们仍是那时的启蒙者和先觉者，占据着社会中的主角地位，《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沉沦》是五四时期刻画知识分子的两个代表作品，主人公在作家笔下是重点窥探的对象，因为作为社会先决人和启蒙者，他们的人生和境遇也受关注；而在十七年时期，由于文化创作标准确立，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消失，知识分子大都是是被工农阶级所重造的形象，成为了被启蒙者和被改造者，知识分子形象被逐渐同化和边缘化，如在《青春之歌》中，作者为我们展示知识女性林道静是如何从一个孤独美丽的典型知识分子走向被革命所感召改造成一个坚定的工农革命战士的历程。从这点看，也许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比十七年的更加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