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婚姻法介绍及中国内地、香港婚姻家庭问题研讨会：

第一篇：中国新婚姻法介绍及中国内地、香港婚姻家庭问题研讨会：

2007「凝聚家庭齐抗暴力」周年活动

「媒体齐参与」 — 大专界宣传短片首映礼

社会福利署署长余志稳演辞

日期：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时间：下午二时三十分

地点：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演讲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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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嘉宾：

欢迎大家今日出席社会福利署主办的2007「凝聚家庭齐抗暴力」周年活动之「媒体齐参与」-大专界宣传短片首映礼，今次首映礼得以成功，必需多谢参与制作宣传短片的大专院校师生。当初构思邀请就读与传播学科有关的大专生参与创作防止家庭暴力的短片，是希望借助这批社会未来生力军的创意，将「凝聚家庭齐抗暴力」的信息更有效及广泛地带给市民大众。

在过去一年他们积极参与及支持的成果，大家一会儿便可以欣赏到。十间大专院校的师生透过他们的镜头，运用他们的创意分别制作了十辑宣传短片，向社会人士发出停止一切家庭暴力的呼声！我很荣幸能够为今日的首映礼主礼，启动这个有意义的运动。这次活动正好印证了在打击家庭暴力宣传事项上，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士都可以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我想再次强调政府的一贯政策是绝不容忍家庭暴力。在过去两年，政府已投放额外资源，推行一系列改善措施以加强预防、支援及专门服务。在今年及来年，社署将更进一步加强对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的专门服务和支援，包括强化社署的热线服务，设立为家庭暴力及性暴力受害人服务的危机支援中心，加强为妇女提供庇护服务，增强临床心理辅导服务，以及将现时八队专责处理虐儿及虐待配偶的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再扩展至十一队等。在法例保障方面，政府亦全面检视了现时的家庭暴力法例，在四大范畴提出改善建议，即扩大条例适用范围至其他亲属；加强对未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的保护，例如让他们可由其起诉监护人代为向法院申请强制令；加强对受害人的保护，例如强制令或逮捕授权书的最长有效期将由现时的六个月增至兩年；以及让法院可规定施虐者參与获社会福利署署长核准的反暴力计划，并于六月二十七日将修订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有关修订如获通过，可进一步加强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支援。

处理及防止家庭暴力是一项艰巨而又富挑战性的工作，需要各界人士，包括不同专业及不同界别的人士和广大市民携手合作，一同参与。单凭政府的力量是不足够的，所以我们希望鼓励大众传播媒介发挥防止家庭暴力的影响力，除了报道事件或探讨有关服务政策和个案处理手法，更要向社会人士发出正面信息，包括鼓励受害人于求助；谴责施虐者的行为，令他们在使用暴力前多想一想，从而减低发生暴力的机会；以及汇聚社区和邻舍的力量，令整个社会同心合力去建构和睦家庭、和谐社区。

我藉此机会多谢两位跨过逆境而将会和我们分享感受的过来人，今日的特别嘉宾张婉婷导演及邓蔼霖女士，以及是次活动的支持媒体。另外，我亦要多谢一群今天未能出席的家暴过来人，你们不但勇敢地克服了人生崎岖的一段路，而且乐于打开心扉，将自己的经历与人分享，组成「抗逆先锋」为其他需要支持的人伸出援手，令我们的社会多了一股暖流。最后，再一次多谢十间大专院校的师生在过程中的投入，希望你们继续在现时或日后的工作岗位上对社会发挥积极的影响力，亦希望更多不同的媒体能响应你们的呼声，强化家庭功能，建构和谐社会，共同向家庭暴力宣战。

我藉此机会亦多谢大家能出席及在打击家庭暴力的行动中通力合作。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第二篇：中国婚姻家庭问题调查

中国婚姻家庭问题调查

中国是一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转型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虽然普遍提高了，但工作与生活的压力日益增强，都不同程度的影响到家庭。

在中国，对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从有关论著来看，早在本世纪初，讨论婚姻家庭问题就是新文化运动的热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曾经产生过不少有影响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家庭社会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随着社会学的被取消而停止了活动，但各级政府部门对家庭的调查却从未中断过；在五六十年代，仍有许多涉及婚姻和家庭问题的书籍出版；自70年代末社会学恢复以来，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又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进入了兴旺时期。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改革开放以来诸多变化中，婚姻家庭的变化是较为显著的一种。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丰富，思想观念和社会意识也时刻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对婚姻的责任感不断淡化，由此给很多家庭带来诸多的不幸，特别是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更是深受其害。在中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同时，很多负面社会问题也随之产生，如今最普遍的就是家庭婚姻问题。

据调查，在中国的婚姻家庭人群中，婚姻美满、稳定的家庭己不超过三成，有70%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争吵、暴力、不婚、外遇、婚外恋、离婚、单亲家庭、孩子教育等问题，情感困惑日益严重，婚姻家庭结构受到严重挑战，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它己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家庭婚姻问题千头万绪，而且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家庭作为社会细胞最基本的组成方式，由于少数人对婚姻道德观念的淡薄，婚姻越来越多的被遭受侵害。

一、当前婚姻家庭中存在以下五大主要问题：

1、婚外恋矛盾日益突出。近几年来，婚外恋、第三者插足、网恋导致的家庭矛盾纠纷案件呈上升趋势。据市妇联系统最近三年来信来访情况分析，因婚外恋、第三者插足和迷恋网友导致上访的案件由过去约占婚姻家庭案件的25%上升到40%左右；司法局受理调处的婚姻家庭案件也显示婚外恋导致的家庭纠份呈上升趋势，分别是2007年21%，2008年25%，2009年37%。婚外恋及第三者插足，是婚姻的第一杀手，婚外恋不仅极大地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还伤害到所牵涉的每一个人，因而是比较严重的婚姻问题。

2、家庭暴力投诉率越来越高。不管城市和农村的家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家庭暴力现象。据统计，当前家庭暴力的施暴者90%是男性，施暴对象多为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施暴原因则是丈夫有第三者，用暴力逼迫妻子离婚的比率较高；其次是丈夫赌博、酗酒引起家庭暴力；再次是再婚家庭，因双方孩子，经济等问题大动干戈；四是丈夫自私、多疑、经济困难，工作压力等导致一定的家庭暴力。从市公安机关家庭暴力接处警中心、妇联系统受理的来信来访和司法部门受理的调处案件看，家庭暴力所占比重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07年的21%上升到2009年的47%。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破裂而走上离婚道路的也在逐年上升。

3、家庭成员面临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心理问题越来越多。由于现在的社会竞争激烈，部分家庭成员承受的学习、工作、就业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心理疾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有关调查显示，城市里有20%到30%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如孤独、抑郁、躁狂、自闭等，这些心理疾病直接影响着当事人的婚姻家庭生活质量，有的还造成了婚姻家庭关系的紧张。当前由于社会对人的心理问题关注不够，加上专业心理辅导人员较少，造成了倾诉、发泄、输导渠道的不畅

通，使得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也对家庭的和谐稳定造成了影响。

4、离婚率越来越高，离婚纠纷越来越多。由于近几年离婚率逐年上升，因离婚问题而引起的纠纷也呈上升趋势，据妇联信访统计，因离婚纠纷上访的人数从2007年的5.1%上升到2009年的8.3%。主要表现在：一是离婚财产纠纷。主要反映离婚时丈夫恶意转移、藏匿家庭共同财产，造成女方应有的共同财产份额难以得到分割，也有农村妇女因离婚而导致土地承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问题。二是离婚后的子女抚养教育和探视纠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离婚后孩子随母亲，丈夫以种种理由拒不支付孩子的抚养教育费用问题，另一方面是离婚后孩子随父亲，丈夫不让女方探视子女的问题。

5、特殊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越来越突出。这里指的特殊家庭是这样三类家庭：一是离婚或夫妻一方死亡的单亲家庭；二是留守儿童家庭；三是再婚家庭。由于家庭环境的特殊性，子女的身心健康受到一定的影响，儿童心理问题逐步凸现，因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而进行上访咨询的人数也在逐步增加。

二、五大问题存在的原因：

1、法律意识淡薄。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部分家庭成员法律意识淡薄。受封建残渣余孽思想的影响，男性仍然存在着“老婆是自己的，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和“男尊女卑”等大男子主义思想，老婆不听话或家务活做得不好都是他打人的理由；仍然存在着“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必须从一而终”的思想，自己在外玩情人、包二奶，老婆不能说三道四，否则也会拳脚相加；女性仍然存在着“家丑不可外扬”思想，遭受家庭暴力后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也不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社会公众大多存在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两口子打架是床头打架床尾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对周围邻居夫妻矛盾纠纷采取的是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态度。

2、道德观念淡化。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们的主体意识日益复苏，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也在发生着变化，有的家庭成员把夫妻间应该相互忠诚的传统美德抛之脑外，一味强调“婚姻自由”放纵自己的行为，特别是当妻子年老色衰而自己的金钱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高时，为寻求刺激很多男人往往会“偷食”；有的家庭成员把家庭责任抛在脑后，以自我为中心，贪图享乐、好逸恶劳，当婚姻家庭出现问题后，缺乏自我调控意识和经营婚姻的能力，采取的态度不是积极面对，而是一离了之或一走了之，对老人不尽赡养之孝，对子女不尽养育之责；有的家庭成员道德品质败坏，不知羞耻地把找情人、包二奶等当作是炫耀自己有本事的资本，也有一些女性“四自”精神不强，为图享乐而充当第三者和地下情人，导致了家庭矛盾的日益增多，影响了家庭乃至社会的稳定。

3、社会对婚姻家庭的关注弱化。一是由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的婚姻家庭问题出现了无人管的“真空地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深入，许多家庭成员被分流下岗了，许多农民工进城务工了，这部分人由于流动性较大，出现家庭矛盾后不知找谁来管，也无人愿意去管。二是有些单位和组织认为员工的婚姻家庭问题是员工的家务事不愿过问不愿管。有的单位认为只要管好员工8小时之内工作的事就行了，对8小时之外的事是不闻不问，放松了对员工的思想道德、个人品德、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教育；有的单位虽然有专门的调处机构和工作人员，但由于家庭矛盾产生的多样化、复杂性，家庭成员的素质也参差不齐，许多调处人员在调解家庭矛盾时不知从何处入手，不会管，达不到调解效果。

三、婚姻和家庭问题的特点

中国的婚姻和家庭问题虽然有与世界各国趋同的发展势头，但是在特定国情下也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婚姻和家庭问题中涉及的很多统计数据，在世界范围相对处于较低的水平，但从绝对数量看却达到了世界之最。

第二，“大概率现象”和“大概率价值观”。这是社会学学者李银河在《论中国人的“大概率价值观”》提到的两个概念。

第三，婚姻和家庭问题表现出很大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

第三篇：“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讨会”会议综述

2009年8月15日至16日，为期两天的“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讨会”在烟台海阳市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由山东省民商法重点学科、山东土地学会主办，烟台大学法学院承办，海阳市人民法院、海阳市国土资源局协办。与会代表汇集了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开大学、湖南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长江大学、海南大学、烟台大学、《中国法学》杂志社、《法学论坛》杂志社、《法学杂志》杂志社、中国法制出版社等近四十余高校院所的理论界代表，以及来自山东省国土资源厅、烟台市国土资源局、日照市国土资源局、海阳市人民法院、海阳市国土资源局、东营达洋律师事务所等近十家单位的实务部门专家。

与会专家学者对农村土地流转的诸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达成了诸多共识，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此次研讨会分五单元进行，烟台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范李瑛教授主持开幕式，烟台大学校长房绍坤教授、山东省国土资源厅李明启先生、海阳市人民政府徐玉明副市长、海阳市人民法院刘传慕院长向研讨会致欢迎辞。

第一单元：农村土地流转的一般问题

本单元由清华大学崔建远教授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刘保玉教授主持，山东省国土资源厅李明启先生、华东政法大学高富平教授、《法学杂志》苗延波副主编、山东达洋律师事务所孙瑞玺律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特副教授、山东科技大学解直凤老师分别作了专题发言。

李明启先生介绍了山东省的土地流转情况以及政府的做法，指出了土地流转中的困难。他认为，应当分析承包地、集体建设用地的现实情况，从源头上使土地流转合法化，市场化。

高富平教授认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核心有三个方面，包括全面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障农村土地流转目标的实现。《物权法》并不禁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之所以流转不畅是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社会保障功能很难消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为了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但目前这种规模经营又很难实现；对于受让人来说问题也比较多，并且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融资功能也受到限制。因此应当赋予农民对土地进行商业开发的权利。

苗延波副主编在分析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基本情况之后，主张制定《农村土地流转法》。他认为土地流转问题不是法律能够单独解决的，应当深入了解农民对土地的真正态度，在此基础上各部门共同参与解决问题。

山东经济学院徐凤真教授将土地流转纠纷进行了类型化分析，她认为引发农村土地流转纠纷的原因主要包括：法律规定与民间社会规范的冲突、政策的频繁变化所导致的农村现实利益关系的变化而产生冲突、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价值取向的分歧及法律规定间的内在冲突、现行规定与农村的复杂现实相脱节而造成的对立冲突、现行的“双轨并行”、“城乡分治”制度，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建设预防机制、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农村基层调解制度的作用，健全法律规定、减少规范内部的冲突。

孙瑞玺律师从一个现实案例入手，分析为什么同一法院对同一事实作出不同认定、不同判决的原因，主张认真研究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特征与本质。

马特副教授探讨了土地管制背后的“父爱主义”。认为对农村土地流转加以限制的立法者推定农民意识能力有限，因而限制农民流转土地的自由。他还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经济原理进行了分析，主张还地于民，保障农民的土地资产。

董景山副教授认为，应当在土地集体所有、城乡二元的前提下，从流转的主体、客体、方式方面对农村土地流转进行研究，应当考虑农民的特殊主体身份，区分农民与非农民，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设计。

解直凤老师分析了农村土地流转与社会保障间的关系。她目前农村两者之间恶性循环的怪圈，认为必须通过土地流转方式对土地进行优化配置。土地流转与社会保障有着相互牵制的关系，应当将这种牵制关系转变为相互扶持关系，逐步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确保土地流转的资金确实落到农民手中。

渠涛教授分析了农民的土地、征用、社会保障的问题。郭明瑞教授认为，目前从观念上来说，以往土地管理法的观念仍被延续。农民社会保障到底靠什么？不让农民实现其土地的价值，如何实现其之保障？目前农民基于土地的保障也无非是温饱，多数农民的主要收入并非来自于土地。目前的许多看法是从城里人的角度看农民，对于农村、农民的真实情况并不真正了解。朱广新编审认为，农民享有的土地权利应当自由流转，但目前管制太多。费安玲教授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应以人为中心，而不论人的职业、身份有何不同。在对农民的自有财产进行强制转移时，应当是为了公共利益。在许多场合下，土地征收是常常将公共利益目的抛在一边，对农民利益存在蔑视之处。

第二单元：集体建地流转及“小产权房”问题

本单元由烟台大学房绍坤教授与中国政法大学李永军教授主持。山东土地学会张增顺秘书长、南开大学陈耀东教授、复旦大学王全弟教授、烟台大学关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高圣平副教授、山东财政学院韩清怀博士、上海政法学院黄萍副教授、扬州大学李云波博士分别作了专题发言。

张增顺秘书长认为《物权法》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存在漏洞，集体土地所有权不是完整的所有权，而如何保障所有权的完整性需要研究。集体土地应当适度规模化，如何逐步规模化，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目前政府机关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管理方面，并无专管的机制、部门，发生争抢、推诿的现象。

陈耀东教授认为小产权房存在三个问题：小产权房是否是《物权法》中的物，买卖小产权房的合同是否有效，以及能否取得小产权房的权利。需要区分建造行为合法与不合法的小产权房。对于前者，买卖合同有效，主体可以取得房屋所有权，但目前交易主体受到了限制；对于后者，在物权登记、交易等方面均存在问题，但司法实践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陈教授认为对于买卖自住型小产权房的合同有效，而买卖销售型小产权房的合同是否有效视具体情形而定。

王全弟教授认为，目前立法对于农村房、地的一些规定尚不明确。对于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可以确立用途管制原则，节约与集约用地原则，同地同价同权原则，平等、等价、有偿原则。他主张建立统一的市场，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至同一市场。王教授还介绍了上海市宅基地置换的情况，这可以充分利用土地、节约宅基地。

关涛教授认为房地关系中的核心是权源，在权利转让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设定法定租赁权，来解决房地转让中的问题。土地问题不是民法能够解决的，例如土地自由流转的前提是主体的理性化，但是主体的非理性化也应得到考虑。农民在土地交易中能不能出现理想中的理性状态？在事实上，可能会出现不平等、不理性的现象。非均衡的中国农村经济决定了不可套用一地经验、一套规范。

高圣平副教授对现行法关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范围、方式、收益分配的规定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对于条文表述与制度设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韩清怀博士认为宅基地的流转就是宅基地的市场化问题，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宅基地的流转与承包地的流转并不相同，宅基地能否流转是农民意愿问题，而不是制度问题，但宅基地流转会否引发两极分化，颇费思量。

黄萍副教授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既必要，亦可行，既然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那么也应允许抵押，这并不会必然导致农民土地的流失。立法需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的设定和实现程序作出限制，建立评估机构和交易市场，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李云波博士阐述了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制度流变与现状，提出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既非禁止，又有限制。李博士在分析“决定”的背景下，对于应否允许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的争论进行了分析，认为不应当将农村宅基地与房屋完全等同于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还应当注意到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独特性，以及宅基地使用权的地域差异。刘凯湘教授与丁文教授主持了本单元的自由发言。郭明瑞教授分析了城市规划范围之内与之外的土地征收问题，认为应放开思路，允许在农村土地上进行商业开发，保障农民利益。他认为宅基地置换是危险的，将城市户口作为价值与农民进行交换，会牺牲农民的经济利益。石凤友教授界定了小产权房之概念，认为在国有划拨土地上也存在小产权房。刘保玉教授分析了出售宅基地可能引发的问题，提出应避免引起耕地缩减的后果。马特副教授认为不应轻视农民的理性。渠涛教授认为，对于小产权房应逐步放开，形成统一市场。

第三单元：农地承包地流转问题

该单元由华东政法大学高富平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费安玲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崔建远教授、山东土地学会石凤友主任、长江大学徐前权教授，烟台国土资源局张勇安副局长、烟台大学张洪波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张冬梅博士、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刘爱萍教授分别作了专题发言。

崔建远教授认为土地转包不发生物权变化，而是权利行使的表现。农村土地可否流转，目前存在赞同与反对两种观点。不同的农村地区，情况不同，调整的方法也应有所不同。限制农村土地受让人须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问题之一在于，若做此限制，则转让人很难将土地转让出去。

石凤友主任提出，广义的土地流转应泛指所有引起土地权属变更的现象，目前社会上所指的土地流转是狭义的，实际上土地流转包括征收、划拨、转让、出租等多种形式，而不论针对的是国有土地还是集体土地，建设用地还是承包地。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反哺农村的阶段，我国现时的政策也应向农村、农民倾斜。“决定”使用的“允许土地流转”是不准确的，将“允许”改为“保障”、“规范”更为合适。《物权法》在土地流转中的一些规定相对之前的法律，有所倒退。

徐前权教授分析了我国农村承包土地纠纷解决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在协商机制中，存在以强欺弱、以大欺小的现象，弱势方往往被迫接受协商结果。在调解机制中，存在强迫调解、随意调解的情况，有时还存在推诿现象。在仲裁机制中，我国各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基本没有建立，规范也不明确。当事人也常常不通过诉讼机制解决纠纷，而是通过上访、堵塞交通等方法迫使政府出面解决。我国应当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预防机制，并细化规范。

张勇安副局长介绍了烟台市土地流转方面的情况，以及如何促进土地迅速流转、保障农民利益的做法。而如何能够既保障农民利益，又能使机制得以迅速建立，颇值考虑。

张洪波副教授认为，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应当关注农村土地的福利化特征，农村土地对于农民具有极强的保障作用，无法严格按照经济原理来设计中国的土地制度，也无法按照城市土地制度来设计农村土地制度。土地改革既要考虑农民的利益，还要考虑如何更大程度地发挥土地价值。

张冬梅博士分析了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问题。她认为林地与耕地在产权、周期、生产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在规范适用上也存在不同，我国应当通过修改森林法来完善林地承包经营，规范林权登记制度，保障林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权益与交易安全，健全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刘爱萍副教授讨论了政府行为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提出因政府行为剥夺农民利益而引发冲突，是政府对农民利益的强暴。为了回避土地征收的严格程序，有些地方采取以租代收的方式来发展地方经济，因而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因此应当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保护农民利益。

崔建远教授提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动中，登记的地位与作用，以及能否发生善意取得，理论上看法不同，对于登记的公信力问题，在理论上与实践中似乎存在冲突之处。

中国社科院渠涛教授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汪军民教授主持自由发言。丁文教授认为，实践中起规范作用的经常是政策而不是法律，原因在于政府的角色定位，据此他向与会者提出如何对政府角色进行监控以及农地流转的市场化两个问题。郭明瑞教授认为，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在理论上比较清楚，但在实践中有时的确会产生问题。土地流转，只是研究权利人可否将土地流转，而不是一定将土地流转。崔建远教授认为，与法律抵触的政策不应被允许，否则无法实现法治目标，但我国确实有不少法律不合时宜。崔教授倾向于允许土地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流转，以提高土地价格，有利于农民。高富平教授认为，但政府不应管得太多，而应让利于民，缩小限制。农业用地天生不是为了流转，这区别于建设用地。农业用地的流转性也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需要而定。刘凯湘教授认为，我国的农村土地流转正处于摸索之中，我国应当承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途径的多元化。张平华副教授提出坟地与开荒地的属性问题。石凤友主任认为，若坟地位于承包地之内，应予拆除；若系祖传，则为特殊用地，自无不允。对于开荒地，若纳入规划之内，则可调整为承包地，否则不为承包地。

第四单元：宅基地流转问题

本单元由南开大学陈耀东教授与《法学杂志》苗延波副主编主持，北京大学刘凯湘教授、海南大学王崇敏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梅夏英教授、华北科技学院李遐桢博士、长江大学陈礼旺副教授、烟台大学刘经靖副教授、上海政法学院杨华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丁文教授分别做了专题发言。

刘凯湘教授认为，虽然房地很难分开，但在法律设计上可以分别设计。应当允许各地农村进行探索，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因地制宜地设计土地流转制度，因此可能并不会形成统一的流转制度。通过设计法定租赁权制度，对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进行改革，既有利于宅基地使用价值的充分实现，又便于城乡之间的经济流通与互补。

王崇敏教授认为，当前的土地流转主要是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对现行制度进行反思，对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进行归纳，对规范进行修正。如何在土地流转中使农民多得利益，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梅夏英教授认为，当下对于土地流转的探讨似乎脱离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正是因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存在，才产生了流转中的悖离结果。土地流转制度应当重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农村的产业链，发展第三产业。其认为发展农村合作社是比较适宜的。土地私有会导致很多恶劣的社会后果，我国应当借鉴各国的一些经验，避免土地流转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李遐桢博士认为，宅基地的保障功能较强，如果允许自由流转，可能会产生许多不良后果。而若要流转，应当设计多元化的制度，因为制度的设计往往是从一般性角度出发，往往不能面面俱到。可以考虑设计一种开放性的流转制度，例如将流转权限下放至省。

陈礼旺副教授认为，土地是我国政治、经济的生命线，意义重大。土地流转问题不是纯粹的民商法问题，而是多学科问题，并且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可能离开政府，需要了解真实的农村与农民，并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根据土地流转的不同形式分别规范。

刘经靖副教授认为土地流转不仅仅只是个法律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在具有产业化需要的地方，土地流转情况较好，而在产业化需求较弱的地方，土地流转情况较差。宅基地问题更大程度上一个政治问题，但让政府放弃管控不大可能。小产权房的问题不是是否合法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之合法的问题。

杨华副教授认为，我国的土地改革历来是在使用权上做文章，而不涉及所有权。其建议从自然资源法的角度，促进土地流转、充分发挥土地效用。

丁文教授对分散型立法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我国各地具体情况不同，土地流转模式不同，如果要建立统一市场，如何确立主体培育、市场运行、市场保障制度，均值思考。

第五单元：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其他问题

该单元由复旦大学王全弟教授与海南大学王崇敏教授主持，社科院渠涛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刘保玉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吴春岐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汪军民教授、《中国法学》杂志社朱广新博士分别做了专题发言。

渠涛教授认为，不仅集体土地所有权虚位，国有土地所有权也处于虚位状态，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是限制所有权。应当为农村土地设置出让机制，而不是通过征收改变土地所有权归属。土地流转制度的设计，应在现行法律框架之内。立法是政治产物，是不同利益集团冲突的结果，学者应集中各种信息，加以分析，将之提供给立法者。

刘保玉教授提出，学术应自由，立法须谨慎。不应基于微观生活中的某些现象，便对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制度应当是统一的，在无法掌控的情况下，可以先行试点，再制定规范。“流转”一词意义并不确定，我们应当按照现行法律精神加以理解，而不能套用理论上的一般原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应予允许，以其他方式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利的取得、转让、抵押是否均采登记要件主义，值得思考。

吴春岐副教授据其对山东章丘市农村征地状况的调查，分析了“一次征收、永久补偿”做法的妥当性。认为永久补偿的做法无法改变征地补偿标准低的现实，补偿的持续性也令人担心。在农村土地征收中，应当把公共利益对征收的限定作用从理论落实到实践。征地制度的改革，可以虚化所有制，充分发挥使用权的作用。

汪军民教授认为，农村土地流转的重点是承包经营权，实践中征地政策的实施比较糟糕。农村土地流转研究应以抵押、入股等形式作为重点。研究应将农村土地进行区分，对不同的农地区别对待。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的，而如何能体现“集体”，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朱广新博士从传统民法的概念、观念出发，来分析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的问题。其认为对所有权的隐形剥夺在中国是现实存在的。在目前中国城乡二元的结构之下，农村土地的福利性特点会长期存在，但应当逐步消除土地上的福利性特点，还土地以本来面目，使土地权利成为真正的私权利。

外经贸易大学梅夏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圣平教授主持自由发言。高富平教授认为，要放开土地流转，就要解构传统的集体经济与集体观念，这会带来农村社会的连串变化。石凤友主任提出，对“一户一宅”应当辩证看待，新法对之前的一户拥有多处宅基地等情形没有溯及力，应依据不同时段的法律，区别对待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宅基地状态。刘凯湘教授认为，在未损害耕地的情况下，一些小产权房早晚是要合法的，城镇居民可以拥有数处房产，农民亦可拥有多处宅基地。

石凤友主任主持大会闭幕，郭明瑞教授做大会总结发言，并致闭幕辞，对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讨会所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并对与会的专家学者与各单位的支持表示感谢。

注释: 张平华：烟台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博士研究生

于海防：烟台大学法学院讲师/在职博士

曹相见：烟台大学法学院学生

第四篇：康菲中国渤海复产暨拒赔山东问题法律研讨会

“康菲中国渤海复产暨拒赔山东问题法律研讨会”

从2011年6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下称中海油）和美国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康菲中国公司）的合作项目之蓬莱19-3油田发生漏油事故至今，已经一年九个月时间。从媒体公开的材料看，漏油事故发生后，在国家海洋局和农业部的主持下，康菲石油中国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计支付约30亿元人民币用于此次漏油事故的赔偿、补偿等。其中，康菲公司出资10亿元人民币用于解决河北、辽宁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和补偿问题，而上述赔偿范围仅涉及辽宁和河北的渔民赔偿，将同属于渤海湾沿岸的山东渔民排除在外，让人无法理解。

根据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发布的通告，此次蓬莱漏油事故发生在距离龙口70公里、长岛60公里和秦皇岛170公里处，污染范围外缘线东距长岛21公里，西距京唐港53公里，漏油污染受风向和海流影响主要集中在19－3油田周边和西北部海域，漏油事故漏油累计造成5500平方公里海水受到污染，其中劣四类海水面积累计约870平方公里。蓬莱19－3油田附近海域海水石油类平均浓度超过历史背景值40．5倍，最高浓度达到历史背景值的86．4倍。

在赔偿尚未落实的情况下，就国家海洋局即准许康菲涉案油田复采及康菲拒绝赔偿与此次漏油事件距离最近、联系最密切的山东沿海渔民一事，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汤华东、孙鹏律师已向国家海洋局要求公开其准许康菲涉案油田复采的相关文件。

2月28日，德衡律师集团召开“康菲中国渤海复产暨拒赔山东问题法律研讨会”，分析此事件当事方应承担的民事及刑事责任。

集团国际业务团队主任刘克江律师认为：此次事件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海洋环境污染事故，康菲石油负有全部责任，应就渤海蓬莱19-3油田漏油事件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

在辽宁、河北、山东沿海养殖户就漏油事件导致的损失提出索赔要求的问题上，从法律角度说，中国农业部没有权利主动代表这些遭受巨额损失甚至是生存保障都没有了的养殖户与康菲石油和中海油达成所谓的和解协议。这个和解协议应当没有法律效力。遭受损失的养殖户依然有权利就渤海蓬莱19-3油田漏油事件通过各种渠道提出索赔。中国的法院应当根据中国的法律就渤海蓬莱19-3油田漏油事件涉及的相关案件，包括但不限于养殖户提出索赔的案件进行立案，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而不是不立案，不审理，这样的消极做法不但对中国司法的公信力造成极大的破坏，也容易导致其他负面的效应。

对于国家权力机关针对渤海蓬莱19-3油田漏油事件作出的行政处罚问题，从媒体报道看，国家海洋主管部门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对康菲石油作出了罚款20万元人民币的决定。有政府官员说这是中国现行法律

规定针对此类最严重的、程度最大的海洋污染事故的最高处罚。这种处罚不是在震慑肇事者，而是在怂恿肇事者。漏油事件发生后，中国各个海洋、环境等监管部门，出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检测、监测、调查取证，这些损失应当由漏油的肇事者承担，而非由中国纳税人承担。

海洋生态索赔问题。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对海洋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由海洋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利益，对肇事者提出赔偿要求。现实是在没有经过广泛征求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也没有经过司法审理的情况下，中国的海洋主管部门与肇事者达成了协议，康菲石油中国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计支付16.83亿元，其中，康菲公司出资10.9亿元，赔偿本次溢油事故对海洋生态造成的损失；中国海油和康菲公司分别出资4.8亿元和

1.13亿元，承担保护渤海环境的社会责任。国家海洋局表示，上述资金将用于渤海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渤海入海石油类污染物减排、受损海洋生境修复等。这些钱对于弥补漏油事件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害显然不够。集团海事海商业务团队主任李刚律师认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可知，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面对如此重大的海洋污染事件，仅仅依据油指纹不对应就将山东渔民的赔偿拒之门外，未免显得过于绝对和草率。假如康菲中国仅依受油污养殖滩涂的所谓采集油指纹对不上为由拒赔山东养殖户。但是山东渔船会依季节潮汐经常到胶州湾内的河北、辽宁等海域捕捞，康菲中国和所谓主管部门又凭什么拒赔山东渔民！

此次油污索赔虽然是采用和解的方式，但是，和解的基础也应当以基本的法律事实调查和法律规定为依据，但是，从官方公布的消息可知，康菲中国公司和中海油似乎就山东渔民索赔一事未提供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的证据，因此，针对山东渔民的索赔处理存在欠妥当之处。

2010年4月在美国墨西哥湾开采作业的英国石油公司同样发生的严重爆炸漏油事故后进行的赔偿，此事件康菲承担的赔偿金额明显过低。

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发生后，在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主持下，英国石油公司设立了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不设上限），并支付了40亿美金的罚款以终止刑事犯罪调查。美国之所以在墨西哥漏油事故中会获得如此的天价赔偿，有赖于其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规定和体系。

对于国内的环境保护立法问题，刘吉庆律师认为：相比之下，中国针对漏油事故的法律规定还不完善。中国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体制、机制与法制相脱节的问题。这些环境保护法律在实质内容上，既不解决执法的体制和机构设置，也不解决执行法律所需要的经费，又不直接涉及有利于环境

保护的经济政策，例如金融、税收、保险等政策问题。一方面，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环境立法数量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制定出来的环境法律法规却似乎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借鉴欧美国家先进的环境立法经验，积极推进和完善中国的海洋环境保护立法，是中国目前立法的当务之急。

据悉,山东渔民在美国起诉美国康菲的案件已经在今年一月份开展聆询,美国康菲提出管辖异议,法庭尚未对管辖异议作出裁定。

集团刑事业务团队主任毛洪涛律师认为：根据国家海洋局公布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件联合调查组公布事件原因调查结论》，康菲渤海漏油污染事件为重大责任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康菲公司相关责任人员的行为涉嫌构成犯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作为康菲公司的合作方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负有监督、管理康菲公司采油过程的责任，在康菲漏油事件中，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相关人员是否怠于履行监督责任，致使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对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环境保护部门的责任人员，其在漏油事件过程中是否怠于履行监管职责？国家海洋局为什么对自己制定的《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工作的通知》置若罔闻，没有将许可康菲公司渤海复产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上述机关的相关责任人员是否存在渎职责任？就以上问题，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定职责立即立案就康菲中国公司污染渤海海洋环境事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法律责任。

毛洪涛律师呼吁，检察机关不要再“袖手旁观”，应给社会公众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其表示将于明日至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建议书，建议检察机关进行调查并依法行使法律监督权，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五篇：婚姻法常识 >> 对持外国护照的中国血统香港居民同我国内地公民结婚问题的批复

对持外国护照的中国血统香港居民同我国内地公民结婚问题的批复wad();民政部广东省民政厅：你厅1986年2月1日《关于长住香港的中国血统外籍人回内地结婚一些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方备忘录明确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所有香港中国同胞，不论其是否持有《英国属土公民护照》，都是中国公民”。因此，凡持《英国属土公民护照》或《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中国同胞申请同内地公民结婚时，我婚姻登记机关均应按照民政部发布的《华侨同国内公民、港澳同胞同内地公民之间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民〔1983〕民20号文件）中对香港同胞同内地公民婚姻登记的要求办理。

（二）凡持《英国本土公民护照》或其他国家护照的长住香港的中国血统外籍人要求同我国内地公民登记结婚的，应按《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民〔1983〕民94号文件）办理。

（三）关于在港澳出生长大或自幼就移居港澳的同胞回内地申请结婚，因原籍无亲友或原籍不明，无法取得内地亲友为其出具的无配偶保证的问题。同意你厅意见，凡在港澳出生长大或未满十八周岁即移居港澳的港澳同胞，回内地申请与内地公民结婚登记时，可免予出示原籍亲友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