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异色龙潜公文办理趣闻杂谈
异色龙潜公文办理趣闻杂谈
口睦达明
宸濠又贿钱宁，求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庙。宁言于帝，用异色龙笺，加金报赐。异色龙笺者，故事所赐监国书笺也。宸濠大喜，列仗受贺。（《史·诸王二》，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1版第3594页。）
朱宸濠是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后代，为第五代宁王。宁王封地原在大宁，明成祖永乐初年改封南昌。宁王虽然住的是雕梁画栋的王府，吃的是山珍海味，但总认为空有一个王位没有多大意思。朱宸濠身边的几个术士，看到他野心勃勃，就别有用心地整天在他耳边鼓噪，不是称他仪表非凡一脸高贵相，就说南昌城东南有天子之气，是一块出皇帝的风水宝地。朱宸濠本来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有两分颜色就要开染坊的人，听了这种“忽悠”，哪能按捺住自己的野心？恰好当时的皇帝明武宗是个地地道道的昏君，这就使得朱宸濠更加觉得有机可乘，做梦都想夺取皇位。
反心日炽的朱宸濠之所以没有马上打出反叛的旗帜，是他看到明武宗因纵欲过度而丧失了生育能力，一直没有法定的皇位继承人，而群臣又多次请求他尽快召亲王的儿子为嗣子，朱宸濠便想让自己的儿子填补这一空缺。如果他的这一愿望实现，不仅皇位会顺顺当当落入自家之手，而且不要承担任何风险，更不要背负“悖逆”的罪名，故而一直没有举旗造反。
然而，若按血缘关系，朱宸濠是比较疏远的皇族，自己的儿子被选为皇嗣的可能性非常渺小。这一点，朱宸濠心知肚明。但他相信事在人为，百分之一的希望有时也会变成百分之百的事实。如意算盘打好后，朱宸濠便分步实施这一计划。
朱宸濠早就用金钱开路在朝中买通了内应。明武宗宠信的伶人臧贤和佞臣钱宁就是朱宸濠随时用得上的人。他要臧贤和钱宁在皇帝面前极力为自己说好话，一有机会就夸赞他如何贤德，如何勤孝。夸他自己其实就是夸他儿子，目的是让儿子有朝一日能被选人宫，入嗣帝位。
仅仅口头夸赞还不够，还需要有实实在在的行动。朱宸濠便又请钱宁帮忙，求取皇帝圣旨，“召其子司香太庙”，为将来人嗣帝位做准备、打基础。
所谓“召其子司香太庙”，就是将朱宸濠的长子召入北京，让他在太庙举行的祭祀仪式上承担司香任务。这一角色通常只有皇帝的嫡子才有资格充任。所以，他的儿子一旦到了太庙司香，实际上便取得了准太子的地位。
在钱宁的不断怂恿下，昏庸的明武宗不但同意了朱宸濠的请求，而且用“异色龙笺，加金报赐”。朱宸濠得之大喜。他不仅举行特别隆重的仪式，迎接这份圣旨的到来，而且胁迫当地官吏和百姓联名上奏褒奖其孝行。
所谓“异色龙笺”，其实就是明朝中央内府御用的一种特殊公文用纸。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印刷业对纸张的大量需求，明代的造纸业有了很大发展，所造纸张品种繁多，如连四纸、连七纸、毛边纸、观音纸、奏本纸、榜纸、开化纸、绵连纸、藤皮纸、油纸等。明代还研制出不少著名的加工纸。如宣德年间创制的“宣德笺”，与著名的“宣德炉”和“宣德瓷”齐名。宣德笺有金花五色笺、磁青笺、羊脑笺、素馨纸等，多供内府御用。其中磁青笺是桑皮纸用靛蓝染成深青色，再经砑光制成，颜色犹如明代青瓷，古色古香，光如缎玉，坚韧耐用，非常著名；羊脑笺是对磁青笺的进一步加工，表面呈黑色缎纹，黑如漆，明如镜，可防虫蛀，更为名贵。此外，明代还仿制过前代的一些名纸，如唐薛涛笺，宋金粟山藏经纸等。很显然，“异色龙笺”不仅是明朝中央内府御用的一种特殊公文用纸，而且是某种特殊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朱宸濠如此看重这份圣旨，除了内容是他希望得到的结果外，更在于这份圣旨的用纸被赋予了超出常规的含义，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在颁发监国书笺（代理国政的诏书）时才使用“异色龙笺”。用这种特殊纸张颁发诏书，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荣耀，是一种明确的暗示和超越常规的举动，而在颁发这份用“异色龙笺”书写的诏书时，外面又用金纸包装，这就使得逮份圣旨的地位和含义非同寻常。获得如此特殊的圣旨，朱宸濠怎能不如获至宝、欢喜异常呢？
然而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朱宸濠过分地表现和突出自己，以及与臧贤、钱宁等人一系列不合常规和扰乱朝纲的举动被太监张忠和倬臣江彬等人看在眼
第二篇：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
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
有偿公文••••••••
••••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颎戏谓译曰：“笔干。”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
••••••••••••••••——《隋书·郑译传》
••••开皇年间，隋开国元勋郑译复爵沛国公、位上柱国。郑泽在几年前被贬为隆州刺史，这次回京治病，隋文帝设宴招待他，宰相高颎等人都来作陪。在喝酒言笑中，隋文帝忆起旧情，便当众宣布恢复郑译的沛国公爵位，并当即指示内史令李德林起草诏书。高颎见郑泽喜事降临，便开玩笑说：“笔干了”，言外之意是要花钱买笔墨了。郑译回答说：“我出外做地方官，这次因病请求回京，承蒙批准便打马回朝，无一文钱在身，拿什么给你们‘润笔’呢？”隋文帝听罢大笑。
••••据清代学者赵翼考证，润笔这个词儿便是从这里来的。现在作文受酬俗称稿费，古代则叫作润笔。
••••润笔一词虽说出自《隋书》，但不等于说作文受酬就始于隋文帝时期。南宋大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作文受酬自晋宋（刘宋）以来便有之；与洪迈同代的王楙在《野客丛书》中，却说汉武帝时就有写文章得稿费的情况；顾炎武也考证，最晚在东汉时期，便出现了作文受酬之事，比如蔡邕为权贵们写了那么多碑诔文章，“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日知录》卷十九）。意思是：蔡邕如果不是为了多得几个稿费，是不会写那么多碑诔文章的。由此看来，作文受酬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古人作文受酬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为活人写寿序，给死者撰碑文。如唐代大散文家韩愈，写碑文颇得润笔之利；北宋诗人王禹贬官外放商州时，也写过好些碑文，且自作诗云：“副使官闲莫惆怅，酒钱犹有撰碑钱。”二是为皇帝、大臣和朝廷、官府起草公文受赏赐。这种公文可称作有偿公文。赵翼在《陔馀丛考》中说：宋代王寓在宣和七年（１１２５年）八月二十一日，一晚上写了四道制文，宋徽宗给了他特优的酬劳，把不少无价之宝的御用之物赏赐给他。王寓是徽宗朝中书舍人，《宋史》有他的本传，此事当不虚妄。另据《湘山野录》卷上记载：翰林学士孙拤撰写宋仁宗母亲《进李太后赦文》，宋仁宗读后“感泣弥月。明赐之外，悉以东宫旧玩密赍之。”皇帝要秘书写公文尚有恩赐，则臣下例有馈赠更不待言。如北宋名臣寇准拜相时，杨亿（字大年）撰写制法，其中称寇准“能断大事，不拘小节”，寇准认为“正得我胸中事”，于是给作者“例外赠百金”（《日知录》卷十九）。
••••由此可见，古代秘书撰写公文，和作家撰写寿序碑文一样，有时是可以得到赏赐、获得酬劳的，这种情况估计还比较普遍，否则高颎不会在公开场合开这种玩笑，郑译也不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和回答这个问题。这种赏赐因为是俸禄之外的收入，这种公文自然就是有偿公文。需要说明的是，古代作家撰写寿序碑文，可以明码标价，公开卖文，古代秘书得赏赐，却是别人自愿给的，给不给和给多给少，当然也没有一定的标准。不过从寇准给杨大年“例外赠百金”以及宋仁宗给孙拤“明赐之外，悉以东宫旧玩密赍之”来看，我们隐隐约约感到，在宋朝，秘书写公文获酬劳，好象有制度规定，因为既有“例外”和“明赐之外”，当然就有“常例”和“明赐之内”。后来在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二中，果然见到了专门谈论这个问题的文字。他说，在宋初，秘书写公文“皆有润笔物”。宋太宗赵光义时，还“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秘书办公的地方），每除官（任命官员）则移文督之。”秘书写公文得赏赐、获酬劳，果然有制度规定。既然如此，搞有偿公文便成了天经地义、合理合法的事情，不给是不行的。
••••古代搞有偿公文，利弊如何，在此不想评论。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现在的秘书既然拿了工资，写公文便是份内之事，再额外获酬，于理不通。何况搞有偿公文还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其它弊端。比如现在有些新闻单位搞“有偿新闻”，便使新闻的真实、客观和公正严重丧失。所以说，搞有偿公文肯定是要不得的。••义利之间••••••••
••••王元之在翰林，尝草夏州李继迁制，继迁送润笔物数倍于常，然用启头书送，拒而不纳。盖惜事体也。
••••••••••••••••••••••••••——《归田录》卷一
••••秘书领了俸禄，写公文却还要另外获酬，而且在宋朝还订立制度要大家共同遵守，这种做法确实使人费解。不过每项制度的出台，当初肯定有它合理的因素，否则就难以推行。我们知道，宋朝建立以后，翰林学士的地位很高，非他官可比，甚至连宋太宗都遗憾自己没能担任此职（《续资治通鉴》第十六卷）。可是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秘书的俸禄普遍很低，有的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杨大年是公文大手笔，长期在朝廷从事秘书工作，因为家贫，他曾经请求去地方上做官。他在乞郡表中说：“虚忝甘泉之从官，终作莫敖之饥鬼。”又说“方朔之饥欲死”（《东轩笔录》卷之十）。他写的也许有些夸张，但生活艰难肯定是事实。他是朝中头号大秘书，生活境况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为改善秘书生活，增加他们的收入，宋太宗淳化二年（９９１年）开始让翰林学士兼任外朝官，秘书的经济待遇才有所改善（《续资治通鉴》第十五卷）。可是元丰改制后，这一决定被取消了，秘书们于是又回复到以前贫穷的地位。宋朝的有偿公文为什么用制度规定下来，且自始至终得到较好遵守，和秘书的俸禄很薄有无内在联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值得考证。
••••宋朝的秘书究意穷到什么地步？单看杨大年在乞郡表中说的当然还不是很清楚。这里刚好有两个例子，也许能说明一二。
••••宋孝宗时，熊克任翰林学士，深受孝宗赏识和器重。工作上他得心应手，生活上却十分贫穷。熊克十分赏识临川童子王克勤的才学，很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可是家里穷得连简单的嫁妆都置办不起，怎么好开口提此事？有一次，熊克为朝廷某高官起草了一份任命书，获得一笔稿酬，才得以把女儿嫁出去（《宋史·文苑七·熊克传》）。晋朝的吴隐之做主薄（秘书）时卖狗嫁女，在历史上留下佳话（《晋书·吴隐之传》），熊克靠润笔嫁女儿，是可以与其媲美的。
••••在职秘书尚且如此贫穷，那些因种种原因而被罪谴流放的秘书们，生活断了来源，以前又少有积蓄，他们的生活自然更加贫困。翰林学士陆经“坐责流落”后，欧阳修十分同情和可怜他，每答应给人作碑文，都要首先约定让陆经书写，不答应这一条件就不写碑文。欧阳修这样做，就是想让陆经得点润笔维持生活。也许是沾了欧阳修文章的光，也许是陆经书写碑文特别用心，自此以后，陆经的生活不但有了保障，而且书法越来越好，名气越来越大，成了远近知名的书法大家（《东轩笔录·佚文》）。真是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坏事到头来却成了好事。
••••正因为润笔是宋朝秘书经济收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他们维持和改善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所以一旦遇到与秘书争利的事，大多数人都能婉拒之。蔡襄（字君谟）是北宋著名书法家，欧阳修在《蔡君谟墓志铭》中说：“公工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与人书。仁宗尤爱称之，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诏公书之。其后命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五说是温成皇后父亲《清河郡王碑》），又敕公书，则辞不肯，曰：‘此侍诏职也’。”皇帝亲笔写的公文叫蔡君谟书写，他不推辞，为什么皇帝叫他书写翰林学士起草的公文他却不肯，而说这是翰林待诏的职责呢？难道皇帝的文章比秘书的文章面子要大一些？不是这样的。蔡君谟在给欧阳修的一封书信中对此作了解释，他说：“曩者（从前；旧时）得侍陛下青光，时有天旨，令写御撰碑文、宫寺题榜。至有勋德之家，干请朝廷出敕令书。襄谓近世书写碑志，则有资利，若朝廷之命，则有司存焉，待诏其职也。今与待诏争利其可乎？力辞乃已”（《容斋随笔·三笔》）。蔡君谟原来是不想同秘书争利，才力辞书写《温成皇后碑文》的。
••••秘书们自己也不从同事碗里抢饭吃。唐宋时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知制诰）的职责分工虽说早已明确，但当要起草文件时，皇帝却会时常召错秘书，也就是本该由舍人起草的文件，皇帝却召来了某位学士；而应由学士起草的文件，皇帝却召来了某位舍人，如寇准罢相时，按规定应召翰林学士起草制书宣布这一决定，但却误召了知制诰晏殊；而宋真宗打算任命冯拯为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时，本应由中书舍人起草任命决定，皇帝却误召了学士杨大年来起草制书，由于不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晏殊和杨大年于是当即说明自己被误召了，恳请皇帝换合适的人来起草文件（《续资治通鉴》第三十四卷）。他们这样做，固然与学士和舍人的分工十分明确，并且所能涉及的机密程度不一样有关，但秘书们互不争利也是原因之一。
••••值得首肯和赞扬的还是秘书们看轻钱财，辞谢润笔。因另有专文叙述“辞谢润笔”，这里只补充王禹偁（字元之）拒收李继迁送来的５０匹马这件事。李继迁是西夏国的建立者，后附宋，９９１年任银州观察使，受赐姓名赵保吉。李继迁的任职制书是王禹偁起草的，李继迁送给他５０匹马作酬谢（《渑水燕谈录》卷二）。这可是一笔大酬劳，是一般润笔钱数的好几倍。然而李继迁的谢表用的是启头书，文书很不合体，王禹偁于是“拒而不纳”。事关朝廷体制这种原则问题，王禹偁可是一点也不含糊的。在巨大的物质利益和严肃的道义之间，王禹偁选择了“义”，这比一般的看轻钱财行为自然更值得赞赏。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宋朝的秘书收入虽然很低，生活虽然贫穷，但他们守得住清贫，洁身自好，不贪不占，不与人争利，在义与利发生矛盾时，舍利取义，确实弥足珍贵。
第三篇：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
夫贵妻耻——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
作者/眭达明
工部尚书吴中，山东武城人，有材能，然惟声色货利是好，宠妾数十，甚畏其妻。尝领诰命，妻命左右诵之毕曰： “此文天子自为乎？儒臣代草乎？”曰： “亦儒臣代草耳。”妻曰： “代草甚当。今诵之终篇，何尝有一清有一廉字？”中不敢怒。夫居官不廉，乃为妇人所诮，亦足羞矣。
——《典故纪闻》卷十一，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199页
古代任命比较重要的官员时，要颁发一种类似现代的委任状或任命书的文书作为授官凭信。这种文书在北周出现时被称为告身，授官时即颁给本人。如《北齐书·傅伏传》记载：北周攻克并州，派人招降北齐名将傅伏，“授上大将军、武乡郡开国公，即给告身”。其后，这一制度由北周历经隋唐传至明清。
唐朝的授官凭信也叫告身，但颁发程式比北周完备，授官按品级分册授、制授、敕授、旨授、判补五种。前三种颁发需经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最后由尚书省盖印付本。旨授经尚书省，分别由吏部（文官）、兵部（武官）授给。判补则由吏部颁发。中唐以后，官爵冗滥，出现空名告身；甚至未有告身，先给信牒。宋代嫔妃、王公、文武品官、内外命妇以及其他受封赠者皆给告身，由官诰院掌其事。元丰改制后，人品者给告身，无品者给黄牒。明清时，授官凭信被称为诰命或敕命。敕命有两种：一种称之为“坐名敕”，用于任命地位较高的文武官员，敕内要写明官职姓名，本官任满或因故去职时，敕命要缴回注销，接任官员再发新敕；另一种称之为“传敕”，用于任命地位略低的文武官员。这些官员的职权一般比较稳定，敕内只列官衔，不具姓名，本官离任去职时传给后任，敕书仍不丧失其现行效用，因而称为“传敕”。
告身文书的形式与现代的委任状或任命书虽然颇为相似，但它的内容有许多不同。现代的委任状或任命书文字简单，只需写明任职者的主要职衔，而明清时的诰敕文书则要阐明所任岗位的性质，规定任职者的职权范围，对任职者提出工作要求等，作为明确责任和行使职权的法律依据。
《明太祖集》收录了众多明初诰命文书范本，其中肛部尚书诰》全文是：
昔圣人也朴，民俗亦厚，制不饰华。六曹之设，内工官居数中之一耳。其所司之工者，皆无异伎，国无奇役，然而工务虽筒，其成也必精，其废也必当。故一举而无再为，一废而无复造，所以民逸者多，劳者少，因是而官贤，称君圣德。
今之人受职任事，则又不然矣。凡临事之际，必因公而役私，因私以弊公，于国则不利，与民为害，是有人神共怒，祸及身家，往往有之，未尝有福臻而愆消者也。然罪者已往，存者复为，是不隔禽兽也。所以古人重其事而选人，在福民之福，固国以奉天地。是以前贤能体君心，而以务事工，得家保而国昌。
今朕设工部，实法古制。特以尔某为工部某官。当敬事，信工无弊，上下咸合。汝贞良哉！（《明太祖集》卷四，黄山书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67页）
相对于明初的诰命文书，清代任命外任官的敕谕（敕命），内容要丰富和规范得多。一份完整的清代敕谕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要写明受文者的全部职衔，包括兼衔兼职，以明确本人的权力、地位和品级，享受不同的政治与生活待遇。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十二月二十日清朝皇帝颁给台湾二品总兵官王巍的坐名敕，就写明他的职衔是“台湾总兵”。
二是要写明受文者的管辖区域、驻扎地点及管辖哪些官吏等。如王巍的坐名敕内就写道： “兹特命尔镇守福建台湾等处地方，驻扎台湾府城。管辖本标中、左、右三营，统辖北路副将、台湾水师副将、澎湖水师副将、台湾城守营参将、南路营参将、南路下淡水营都司、北路淡水营都司各营大小将领及守御等官，俱照题定经制事例管辖。”
三是要写明受文者的全部工作任务并提出相应任职要求，这是敕谕内容的主体。如王巍的坐名敕内就写道： “尔须操练兵马，振扬威武，申明纪律，抚恤士卒，严明斥堠，防遏奸宄，修浚城池，缮治器械，相度地势险易，控制要害处所，责成该汛弁兵力图保障。各营额兵，务选补精强，毋容积猾老弱糜饷。一应本折粮饷，听该管衙门给发。所部官丁，必须严加钤束，秋毫无犯，使兵民相安，不得借打草放马为名，骚扰农业。如遇寇警，即统兵戮力剿捕，不得观望，致误军机。”敕谕详细规定了任职者的职责和要求，以便官员明确自己肩负的使命和应做的工作。对敕谕中没有授权的临时性工作古人也考虑到了。如王巍的坐名敕内就写有这条补充规定： “敕中开载未尽事宜，皆申报总督、巡抚、提督参酌施行。”这实际上是授予王巍一定便宜行事的权力。
四是要写明受文者服从哪些上级的领导和指挥，哪些问题需向上级请示执行，哪些问题需和其他有关官员咨商决定或联名执行，这也是敕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些不仅是一般的工作方法，也是严格的纪律要求。如王巍的坐名敕内写道： “尔仍听闽浙总督、福建水师提督节制。”又说： “如招抚事体重大，即申报总督、巡抚、提督，奏请定夺。”
五是明确不能插手和干预职权范围之外的事情。如王巍的坐名敕内写道： “一应钱粮词讼、民事，俱系有司职掌，不得干预。”
六是在敕谕正文的最后写明训诫条文，让官员铭记于心，时刻自儆。如王巍的坐名敕内写道： “尔受兹委任，须持廉秉公，殚力奋勇，歼寇固圉，斯称厥职。如或贪黩乖张，冈循怠忽，纵寇殃民，贻误封疆，国宪具存。尔其慎之！”（王巍坐名敕见《明清史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员工福利委员会1972年3月再版戊编第3本第211页）
由此观之，明清时的诰敕文书既是皇帝授予大臣的职权证明书，也是皇帝授予大臣的责任委托书，同时也是大臣行使职权、开展工作的凭证和国家考核官员政绩及实行奖惩黜陟的依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敕谕文书正文的最后写上一段训诫条文（明朝的《工部尚书诰》结尾处也写有少量训诫文字），对官员示以儆戒，无疑能起到约束官员奉公守法的作用。
当然，在贿赂公行、官吏贪腐成风的大环境下，仅靠一纸任命书训诫约束，其作用十分有限。正因如此，才会出现文头引文中所写的一幕：皇帝颁发诰命文书给吴中，又一次提升他的官爵。吴太太将诰命夺过来，让人读给她听，然后问吴中： “诰命是皇帝亲自写的，还是秘书代笔？”吴中说： “应该是秘书代笔。”吴太太说： “写得非常恰当。”吴中说何以见得？吴太太说： “听完整篇诰命，何尝有一清有一廉字？不就是说你吗？”吴中历来畏妻如虎，听她这么一说，更是不敢做声。
在妻子眼里，吴中显然不是做大官的料，皇帝用这样的人，不是瞎了眼就是用人政策出了问题。于是丈夫的官做得越大，吴太太越是感到耻辱。知夫莫若妻，相信吴太太的判断不会有错。
俗话说“夫贵妻荣”，吴中的妻子却“夫贵妻耻”，真是太有趣了。
吴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而让自己的妻子如此瞧不起？
《明史·吴中传》和《明宣宗实录》中说：当了二十多年工部尚书，后来又官至太子少保和少师的吴中，在负责北京故宫和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三代皇帝陵墓的营建过程中，虽然“职务填委，规画井然”，并且“勤敏多计算”，获得了皇室的肯定和赞赏，但对工人师傅刻薄无情，像劳改犯一样管束，一点也不体恤。他还私自将宫殿建筑材料送给权势人物建私宅。他自己也捞了不少，并养了许多情人。于是在皇帝眼里，吴中是个能人，社会舆论却一直鄙视他，在妻子心目中更是毫无地位。再结合文头所引用腆故纪闻》中的说法，可见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都认为吴中是一个有能力、有政绩却无口碑的人。他还是一个好色之徒。贪官背后都有女人，古今皆然。
如此贪得无厌又品格低下的一个人，也就怪不得被妻子瞧不起，要对其升官进行讽刺挖苦了。
当然，吴太太叫人读丈夫的封官诰命，没有听到“清廉”二字，便讥笑他“何尝有一清有一廉字”，显然是一种借题发挥，故意加以讽刺和挖苦。诰敕文书很少对任官者的道德品行作出评价，只规定受文者的职权范围和任职要求，皇帝颁给吴中的诰命没有使用“清廉”二字，是很有可能的，实属正常。
不过从上面引用的王巍坐名敕的内容来看，训诫条文中是使用了“廉”字的。清朝的公文和公文制度大多沿袭明制并有所完善和发展，而明朝皇帝颁给吴中的诰命在训诫文字中却没有使用“清廉”二字，难道真是作者有意为之？诰命文书都是出于儒臣（秘书）之手，如果真是公文作者有意不用“清廉”二字，那么起草这份诰命的秘书就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他认为像吴中这种无清无廉的官员，在颁给他的诰命中是不配使用“清廉”二字的，否则就会弄脏这两个神圣的汉字。
吴太太自己不看诰命而要别人读给她听，说明她不识多少字甚至是文盲。受国家教育培养多年的高官丈夫不如文盲妻子懂得为官之道，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在听读过程中，吴太太对清廉二字如此关注和敏感，表明她对丈夫的道德缺陷早就深恶痛绝。吴中身边有这样一个“廉政贤内助”，本来可以让自己少犯甚至不犯错误，事实本身却不是这样，真是让人感慨良多！
依靠夫人反腐、搞“廉政贤内助”什么的，看来完全行不通。要解决干部腐败问题，还得要有好的用人机制，必须在建章立制上想办法、下功夫，否则难免成为笑柄。
（作者单位：江西省粮食局）
第四篇：又启某事——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
又启某事——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
口眭达明
司空侯安都恃功骄横，数聚文武之士骑射赋诗，斋中宾客，动至千人。部下将帅，多不遵法度，检问收摄，辄奔归安都。上性严整，内衔之，安都弗之觉。每有表启，封讫，有事未尽，开封自书之云：“又启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倾倚。常（尝）陪乐游园禊饮，谓上日：“何如作临川王时？”上不应。安都再三言之。上日：“此虽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讫，启借供帐水饰，欲载妻妾于御堂宴饮。上虽许之，意甚不怿。明日，安都坐于御座，宾客居群臣位，称觞上寿。会重云殿灾，安都帅将士带甲入殿，上甚恶之，阴为之备。……乃下诏暴其罪恶，明日，赐死。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1版第5233页
永定三年(559年)六月，陈武帝陈霸先去世。当时皇太子陈昌被北周拘押在长安，名将侯安都等人便拥立陈霸先的侄子临川王陈蓓做了皇帝，是为陈文帝。第二年．北周为了挑动陈朝内部的争斗，故意把陈昌送回陈朝。陈昌在回来的途中，写了一封信给陈蒨，措辞很不谦虚，陈蓓看后一肚子不高兴。他把侯安都召来，故作平静地说：“太子就要回来了，我应该让位，另找一个藩国作为自己养老的地方。”侯安都听了，非常不安，急切地说：“自古以来哪有被替代的天子！我这个人很愚笨，只知道忠于陛下，因此不敢接受这个命令。”说完，毛遂自荐要求由他去“迎接”陈昌。在渡江时，侯安都把陈昌推到水里淹死，回来后却报告说陈昌不小心失水而死，以掩人耳目。因这一“功劳”，侯安都不仅被封为清远公，朝廷还特意立碑颂扬他的功绩。
此后，侯安都自恃功高过人，越来越横行骄奢，渐无人臣之礼。他经常聚集文武官员骑马射箭，吟诗作赋，然后亲自排列好坏次序，给予各种奖赏。部下很多将领不遵守法纪，有些要被查问收捕的人就常常逃到侯安都那儿寻求庇护。有一次，重云殿失火，侯安都竟然擅自带领将士披挂铠甲冲入殿内。陈文帝性格内向、作风严谨，对侯安都的所作所为，表面上虽然没有表示过什么，内心其实很有看法。侯安都不但没有察觉，而且越发放肆起来，在陪陈文帝喝酒时，为图一时愉快和舒服，竟然傲慢地伸开双脚，用手据膝，倾斜偏倚，毫无坐相，一点规矩和礼节都不讲。有一次喝得兴奋，侯安都还放肆地对陈文帝说：“现在的生活跟你做临川王比起来怎么样？”陈文帝没有吱声。侯安都再三追问，陈文帝才冷冷地说：“我登上皇位，虽说是天命，但也是依靠你将军的力量。”宴会结束后，侯安都又向陈文帝开口借用宫中供设的帷帐及游览船上的装饰，准备带着他的妻妾和家人一起游览，并在皇宫的大厅里开设宴会。陈文帝虽然答应了他，但心里很不高兴。第二天，侯安都就坐在陈文帝的御座上，宾客坐在群臣的位子上，举杯向他祝寿。陈文帝知道后，非常生气。更让陈文帝恼火的是，侯安都行为毫不检点，对皇帝一点都不尊重，每逢有事向皇帝报告或请示，公函已经封好，想到要加上什么，(xiexiebang.com www.xiexiebang.com)又拆开信封补写上“又启奏某某事”。把正式公文当成了文书草稿，随意添加，任意涂改，真是太不像话！陈文帝忍无可忍，终于在天嘉四年（563年）五月把侯安都给杀了。他的死，原因虽然很多，但他写作公文时的“傲慢不恭”，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公文写作是件非常严肃认真之事，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都应郑重对待，侯安都却随意为之，如此倨傲不恭，确实少见。他由此得祸，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由此，我想起了宋朝魏泰在炼轩笔录》中记载的一件事。宋仁宗景祜年间，有个叫陆东的朝官被派到苏州做通判官，并代理知州。有一次他判了一个人的流放罪。古时被判流放的犯人，要在脸上刺字，陆东就命人在这个犯人的脸上刺上“特刺配某州牢城”的字样。刺完之后，下属人员相互议论说：“凡是说‘特’的，都是罪没有那么重，而由于朝廷一时的旨意才判刑的。如今这个人本来就该发配，再用‘特’字，就不符合官府行文的通例了。”陆东听了这话后非常害怕，赶紧把“特刺”二字改成“准条”，并下令在犯人脸上重新刺。此事传出之后，人们都笑话他。后来，有人向朝廷中书省和枢密院推荐陆东，说他有才能，建议提拔。参知政事石中立听到后，说：“我知道此人。不就是代理苏州知州时在犯人脸上打草稿的那位先生吗？！”因而坚决主张不用此人。（《东轩笔录》卷之十）
侯安都之死，岂不也是在报给皇帝的公文上打草稿所致吗？！
（作者单位：江西省粮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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