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抗日奇兵——平汉铁路破坏队

第一篇：中原抗日奇兵——平汉铁路破坏队

中原抗日奇兵——平汉铁路破坏队

文/俞果

有一支队伍，它的任务是破坏日军铁路补给线，它令日军既痛恨又敬佩，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它又远比铁道游击队规模更大、人数更多、影响更为广泛，它就是中原抗日奇兵——平汉铁路破坏队。但由于各种原因，它的光辉事迹被湮灭在滚滚历史长河中，他们轰轰烈烈的地为抗日而来，又悄无声息地消散在历史烟云中„„

尘封的历史真相

1931年“九• 一八”事变，平汉铁路工人组织抗日救国委员会，推举刘文松、周天元等五人为行动委员，并自动组织抗日义勇队、抗日十人团支援抗日。1932年2月，平汉铁路工人节衣缩食捐献飞机一架。1936年11月，平汉、粤汉工人，联合捐献一日所得工资，慰劳晋绥抗日将士，平汉汇款两万四千余元，粤汉汇款一万一千余元。1937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刘文松原为郑州机厂抬煤工，“二七”大罢工中是领导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经过国民政府批准，成立“军事委员会特种工作团第二团”。

1938年1月起，刘文松利用特种工作团团长名义在郑州、郾城、驻马店、信阳、江岸五大站，以各站的工会负责人作为管区发动工人参加抗日的基础；组织江岸机厂技术工人江汉池、汪人荣、孙国璋等，自力更生，自己造的35连发手提式冲锋枪50支，作为工人抗日组织自力更生的武器。2月起，召集不甘作亡国奴，愿意参战杀敌的铁路工人和少部工人子弟，到信阳李家寨柴家湾，接受“平汉铁路工人抗日训练班”（也叫特种工作团爆破训练班）的短期训练。刘文松自任班主任，潘希贤任副主任，徐宽是教导主任、胡宗良、李自然、吕伯勋、魏遵轲、刘翰章是军事教官，李积甫、魏勇仁为正、副事务主任。竹沟革命根据地司令员王国华安排石健民作为党在训练班中的地下支柱，一二两期先后于三月中旬和四月下旬训练结业，共培训800人。

1938年5月1日，在武汉大智路老通成侧面院内，参加“第一战区铁道破坏第一总队”成立大会。“代理队长薛水秀，副总队长徐宽、萧汉庭，参谋主任魏遵轲，副官主任吕伯勋，军需主任周新起，秘书胡子超，民运组长李自然。”6月中旬以刘松山为首的在延安学习的初期破坏队人员，2月14日至临汾，直趋延安。在延安参观了陕北公学、列宁党校。“五•一”国际劳动节，至延安南门外广场开大会，把“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横幅标志，插置台前，5月8日，毛主席在延安枣园窑洞内，召集全体参战人员讲课，共讲过六次课。5月中旬，八路军和群众热烈欢送中，乘汽车到西安，改乘火车回返。8月初，由刘松山接任总队长。8月下旬中共河南省委兼军事部长彭雪枫派来党员干部兰田（黄明鉴），开始了纯洁总队阵容的工作。刘松山原是汉阳铁机厂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援外华工；“二七”罢工中，曾领导船员工人进行支援。

由郑州市政协编辑的《平汉路工人破坏队队史》中说：“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是一支组织严密、有九个分队、最盛时有2000余人的队伍。从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战期间，他们活跃在道清、平汉、同蒲、津浦、陇海、汴新、淮南等七条

铁路线上，不断在‘皇军护路队’的封锁圈内炸毁日军铁路和列车，使‘皇军’视若‘神经系’的交通线时常中断，运输给养根本无法完成。”

这支队伍是接受共产党命令组建的，后来也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之所以接受国民党的给养，一是因为当时铁路归国民政府，二是当时共产党给养不足，我党有“借船出海”组建抗日队伍之意。《民主与法制时报》2006年登载的《访平汉铁路破坏队老队员周毓松》一文中说，“1937年12月，中共长江中央局在武汉成立，周恩来任副书记，项英是委员。董必武、周恩来和项英召集平汉路共产党员刘文松等在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开会，决定由刘文松出面组织抗日。刘文松当时是平汉铁路工会主任委员和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特派员。刘文松根据董必武指示，向蒋介石提出成立平汉铁路工人抗日组织的要求。但蒋介石只给刘文松‘军事委员会特种工作团第二团长’的空头委任状。董必武则表态：‘先把队伍拉起来，我们支持!’于是，刘文松开始筹备‘平汉铁路破坏队’”。后来共产党给养供不上，刘文松多次向国民党政府要给养，这也是当时周恩来的授意。

“平汉铁路破坏队”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让日本军队闻风丧胆。后来一个抗日队员牺牲，日本因为敬佩破坏队员的勇敢和智慧，还专门为其立了碑。这些抗日英雄的事迹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是在抗战胜利50周年的时候。

1996年，河南省文联干部张明泽根据线索，花将近一年的时间，寻访尚健在的抗日队员。他独自一人走信阳、下湖北、上天津，寻访许多铁路小站和铁路沿线的村庄。走访后让张明泽没想到的是，在抗战胜利后的七十年里，这些满腔热血报国杀敌、又侥幸活下来的抗日战士，却因他们的抗战经历，有过一段那么荒谬的残酷岁月。他们反映过，他们的子女反映过，可一直到现在，当年他们作为铁路工人参加抗日，却仍然没有一个说法。现在，他们多数已经不在世了，他们的子女也不再反映请求了。他们说：“父辈为民族而战过，不管是哪个阵营，他们在我们心里都是英雄。这就够了!”

平汉铁路破坏队队员对新中国的建立也立下汗马功劳。比如武汉解放时期，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保产护厂。蒋介石在国民党即将大撤退时，曾命令白崇禧砸毁江岸机厂。他们想方设法与白崇禧联系，利用铁路工人名义说明利害，晓以大义，最终保护了江岸机厂，为新中国的民族工业留下了宝贵财富。原平汉铁路抗日破坏队第一大队长王既清就是直接与白崇禧联系的我党1925年入党的早期共产党地下党员。

辉煌的抗日战绩

1938年9月3日，为阻止日军南下武汉、西取西安，刘松山带队开赴敌后，执行爆破，断敌军运任务。破坏的目标，是日寇盘踞的道清铁路。该路原由道口经新乡至清化（博爱）。

1938年9月13日，有97军一个团、八路军百余左右人掩护，乘夜于待王、李封两站间铁路轨下埋好炸药一箱，次日早晨，敌军兵车一列由东向西开来，在百公尺外按动电钮，只听得轰隆巨响，车头炸飞路外，后面列车向前挤成一团。我方即向敌人猛烈扫射，列车后半部敌人，当时莫名其妙不敢应战，五分钟后才开始还击，事后查明，共毙伤敌120余人。第二天，与八路军配合作战。精选百余队员，在修武、狮子营两站间的两公里线路上，每人捆炸药五块，安上雷管火索，放在间隔两轨的接头处，同时点火，使一侧路轨全部成为废铁。当时，漯河《警钟日报》、武汉《大公报》和《中央日报》都用红字登载。国民政府认为破坏队战果惊人，是由交通部转汉口铁路局，按参战人数、工资情况，有每月给予三千元。

1939年1月17日，自竹沟革命根据地南下的李先念、周志坚率领的新四军

鄂豫独立游击第六大队八十余人，在信阳当谷山，与三总队会师，协同作战。消灭信阳朱堂店严家洼扰民通敌的甘润民部的战斗。击毙百余人外，俘虏百余人，缴获机枪三挺，步枪120余支，全部交新四军六大队收编和留用。又在柳林车站、四里桥和应山北的余家店向日军出击，三战三捷，毙敌甚众。

1939年8月底，新编的三个大队，同时离开洛阳，分赴指定战场，掀起了破坏高潮，正如1940年7月28日新华日报以《同蒲路上的爆破队》为题报导的那样：“北战场上全面的游击战争展开以后，日寇全凭控制交通线来维持少数城镇和据点，支撑它无法取胜的侵华战争。势不可挡的游击战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破坏日军赖以运兵和解决后勤补给的交通线。最后，在平汉路、同蒲路沿线出现的这支新的队伍，不断在“皇军护路队”的封锁圈内爆炸铁路和列车，使“皇军”视若“神经系”的交通线时常中断，运输给养毫无办法。这支新的队伍，是一支最熟练的铁道技术工程队。他们中有的是司机、司炉、路工、煤工、路长、站员、修路、买票等铁路员工，以及铁路工子弟学校——扶轮中学的学生。这些人，过去都是吃铁路住铁路的。在保卫武汉的外围战中，他们配合抗日军队，在道清路上开始爆破活动，用炸药包做成的地雷，炸毁了价值20余万元的敌寇兵车。半年来，华北战区的几条铁路线上，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1939年初，技术员张启明带班长梁军峰和队员十余人，在安阳站北炸毁军车一列，毙敌50余人。继有中队长石玉林带队，在安阳南号志外埋雷，炸中进站军车一列，毙敌甚众。接着，在安阳、汤阴、浚县、又炸敌军车多次，使敌蒙受重大损失。也有许多队员因炸中敌车后，被敌枪击牺牲。在道清线，中队附聂子荣，带队打入敌人赖以运输的煤矿内部，并在旷工协助下，炸毁了焦作宏泰煤矿，使敌发生无煤供应、军车难行的危机。在同蒲路，技术员杜更戍带队员彭玉林等，于1939年3月，在风陵渡站北，首次炸毁军车、救援车各一列。后又继续爆破数次。在津浦路，1939年10月起，在蚌埠宿县间，多次破坏铁路交通，炸毁日军改乘坐的汽艇三艘，毙敌40余人。1939年10月9日夜，分队长周汉祥带队，配合八路军青年挺进纵队，在平汉路北段临洺关埋雷两处，先后毁敌军车、救援车各一列，毙敌20余人，断敌交通五天以上。

在信阳地带1939年前后，不断破路炸桥、锯割电杆电线，断敌军运和电信、并在广水车站切断电源，乘黑炸毁敌备用葡萄牙造机车三台；在李家寨、东双河间，炸毁桥梁一座、机车一台，炸翻敌车一列和袭击柳林小股敌军，夺得敌库存步枪100余支。

在夏县、平陆一带的第四大队，对同蒲城至侯马铁路进行破坏。从是年九月至1940年2月止的半年内，就破爆44次，毁敌机车22台，汽车电车三辆，车皮车厢140余辆，毙敌300余人。1940年春，副大队长兼中队长彭禹臣带队，配合38军17师营长史振青所部，在安邑附近，生俘守桥日军一人，警犬一头，继埋雷炸敌供应车一列。

据河南省档案馆《军委会江北交通工作队历年战绩统计表》统计，自1938年9月至1945年7月，破坏队共炸毁机车1690余辆、铁路钢桥110多座，钢轨330多华里，毙伤日军13000余人，有效配合了中国正面战场上的抗日斗争。

日军为战友立碑

2005年6月14日。信阳，京广铁路旁边的民居。屋子里的地面一阵颤动，窗外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周毓松习惯了这样的声音和动静有60年。他的家，距离铁路不到20米。当年，这条铁路被他和战友炸得支离破碎。一口京腔的老人，仔细地梳理自己的历史。

1920年，祖籍北京的周毓松生在河南，父亲在铁路上工作。1937年，周毓松从安阳考到郑州的扶轮中学。学才上了一年，日本人打来了，周毓松背着家人，参加了破坏队。

周毓松说，埋雷、置炸药，破坏队员干的都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危险活，稍不小心，或情况突变，都可能炸死自己。刚开始，他们是采用电气发火引爆炸药的方法，因为队员需要在铁路不远处守候，容易暴露目标，十分危险。毕竟是铁路工人，熟悉机械和电工，他们发明了特种地雷——“启闭器”，能在埋置后，不须专人看守打火，就可以自动引爆。敌人多次挨炸后，为避免机车受损，就在车头前顶上两辆平车，装满石块。埋雷爆炸后，只炸平车，难毁机车。

“铁路工人有技术，脑筋转得也快，总有办法变化多端，搞得鬼子防不胜防，晕头转向！”无可奈何之际，敌人只好用电车开道，有雷就炸电车，无雷才让军车通过。周毓松扬着稀疏的眉毛，坐在小板凳上，半挺着身子，大挥着手，眼神里有当年的机灵和凌厉。

敌人黔驴技穷，炸昏了头，就在长期挨炸的道清铁路西段，新乡到博爱靠太行山的一边，挖了深宽各丈余，延连一百几十里的护路沟，还每隔一里建座碉堡，共计一百多个作为护路点，强迫附近村民昼夜看守。破坏队的连连出击搞得日本人哇哇大叫，就在徐州沿街敲锣哀叫，“破坏队的英雄们，你们若不再炸，我们也不扫荡！”

让周感慨的是，他的敌人日本人为他的战友立碑。1937年12月20日，还都是刚十八九岁的一总队班长朱子贵、队员欧阳润山、副班长焦增奎、队员潘文锦四人在道清线狮子营站埋雷，被敌人发现扫射，四人中弹负伤。眼看鬼子步步紧逼，班长朱子贵忍着伤痛用最后一点力气勉强站起来，扑倒在炸药箱上，引爆炸药，四人全部牺牲。破坏队有个规矩，牺牲的队员都要队里亲自埋葬。周毓松和两个队友接受了这个危险的任务。

“远远我就看见那新坟前面有个东西立在那，近了才瞧清楚，碑！谁也没想到日本人给他们立了一个碑，用整段刨光的枕木。枕木上是八个碗口大的汉字——‘爆死中国烈士之墓’，每个字都工工整整，一笔一划。”

“日本人还在坟前置办糕点水酒，公开祭奠。”周毓松和战友趁天黑偷偷扒墓，将尸体分四次抬回，安葬在附近的萧吕村麦地。

“战争，拼尽了肉体，斗的就是精神。作为敌人，他们痛恨破坏队，但作为军人，他们崇敬这种为国捐躯的英勇和血性。”

周的工作需要乡村的掩护。在村庄，他经常碰到日本兵，身穿便衣矮小的他，心里有杆秤掂量着：“我要在村里杀死一个日本人，他们会把几个村庄、那么多老百姓的房子烧光的！百姓无法生活啊。我坚信我们会胜利，他们毕竟在我们国家打仗，没有赶不走的。”“只有参加过战争的人，才知道战争的逻辑。”这个经常阅读、思考抗战历史的老人说。

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平汉路工人破坏队实现诺言，队员全部解散并复原上路，曾经浴血奋战的战士又成了开动机车的工人。周毓松则在信阳机务段当上了一名铁路工人。

但是，一切并没有按着想象的轨迹发展。文化大革命中，破坏队的身份没有给他们带来荣誉，反而成为洗不掉的“污点”。破坏队员的子女多少都受了父辈的牵连，他们几乎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失去了参军、招工的机会，大部分都像父辈一样做工或务农，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乡。

遗憾的悲情传奇

2007年南方报业集团发表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的悲情传奇》里说，“他们在胜利60年来的每次纪念中，却像尘埃一样被湮没在战争的旧迹中，遗忘在历史的角落。我们揭开史实，像发现一个被巨大石块压盖的井口，每向下挪动一厘米，就有史册无名的英雄被发现，有动人的故事被开启”。张明泽找到了两个活着的人，周毓松和何惠民。其他的绝大多数，已经回归于他们保卫过的土地，成尘，成土，让后人走过。

1938年五一劳动节，在延安体育场由边区政府召集万人的庆祝大会，刚成立的平汉路工人破坏队代表工人参加庆祝集会。那时，刚在郑州成立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共有80人，大部分是郑州机务段的工人。他们抱着不愿做亡国奴，参战杀敌的心愿，离开心爱的火车入了伍。那时，发给每个队员的除了灰色军服、绑腿和水壶，就只有滑条器和炸药。这就是他们的武器。事实上，正是他们在条件那么艰苦，装备那么简陋的情况下坚持抗日，才让他们在今后的日子里吃尽了苦头：因为们是受国共双重领导的民间力量。

1938年，日军已开始全面侵入中原地区。当年9月，为阻止日军南下武汉，西取长安，破坏队在荥阳汜水北渡黄河，驻在武陟县附近的磨庄。磨庄就在道清线附近，破坏队的目标就是日军盘踞的道清铁路。该路新乡至清化段，被敌人据为西进南下的要冲，驻军很多，敌人自以为固若金汤。

破坏队趁夜在钢轨下埋好炸药，采用电气发火。机车驶至埋药地上方，就在百米外按动电钮。轰隆一响，车头炸飞路外，后面列车向前挤来，敌人惨叫声一片。列车后部的敌人莫名其妙，不敢应战，过了几分钟才明白中了中国的“特种地雷”，待还击时这边队员已经撤回驻地了。这次出击，共毙伤敌人120余人。之后，他们又和八路军合作，炸毁了修武和狮子营之间两公里的铁路，和老百姓一起掀翻了35公里的铁路。敌人傻了眼，只好派重兵看守线路，连续抢修35天才勉强通车。

“十几个人的破坏队，比一个团的兵力还能干”。当时漯河的《警钟日报》、武汉的《大公报》都用红字刊登这个消息。

何惠民，16岁就当上班长的娃娃兵，是让日本人闻风丧胆的爆破能手，有着17次与阎王打照面却活下来的传奇经历。1943年，他和几个队友到黄河北完成任务往回赶，到郑州南王许村实在是累得不行了，8个人找了一间没人住的民房，准备睡一觉再走。

“屋里放着一口空棺材，我想这里不错，既干净又不潮，我就躺在里面，盖上还睡了一个队友。”日本兵当时也找地方睡觉，正好撞到这里，抓住了其他的7个人，惟独没发现睡在棺材里的何惠民。没想到日本人睡到屋里不走了，一个日本兵就躺在何惠民头顶的棺材盖上。“我大气不敢出，瞪着眼捱到天亮，上边那家伙又是打呼噜又是翻身，让我稍有动静就紧张一下。如果他发现了，我拼上一条命也要干一个鬼子。”

第二天早上，鬼子吹哨集合，这家伙应了一声跑了。何惠民至今还能准确学出这个日本人名字的日语发音，“到死都不会忘掉这个名字”。“这个日本人不知现在还活着没，跟他说当年他身子下还睡着一个值3000块大洋的‘毛猴子’，他是什么感觉？”

何惠民幸运逃生，其他6人也伺机逃跑，只有分队长喻尚荣被押到天津塘沽港，和3000名中国俘虏一起被运到日本。俘虏中只有他一个破坏队员，他不敢

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日本鬼子最恨“毛猴子”，一旦知道格杀勿论。喻尚荣在日本歧阜县挖砂作劳工，下雪天穿着单衣，吃混合面窝头。支持他生存下去的信念就是：一定要活着看到中国人打败日本鬼子，一定要活着回到祖国。直到1946年元旦，他才被美国军舰送回国内，回到信阳老家。

抗战八年中，破坏队员先后有17人被俘或被捕，他们全部是英勇不屈、视死如归，不是被敌人严刑拷打致死，就是被刺刀乱刺而亡，或被狂犬吞噬，或枭首示众。而英勇的破坏队员背后，是无法忽视的战绩。“打‘毛猴子’，一个打一个地打不过！”这是日军发出哀叹。

1941年初，深入敌伪内部活动的分队长魏啸行，事先侦查得知敌军车开到时间，乘白天日军防守疏忽时，在待王镇东400米处的四孔桥旁，掩护队员从河道上桥埋雷，炸翻敌军车一列、机车一台、炸毁桥梁一座。机车连后面装载士兵列车、运猪车均炸翻桥下，日军20余人和几十头猪全部摔死。弄得日军的死猪肉吃不完，只能在镇上便宜出售，老百姓中都传着“日本死猪不值钱”的笑话。

1942年春，中队副张玉佩、分队长罗凤华、班副胡全树、队员黄文高，由八路军团指挥员聂好礼带领一百余人掩护，在安阳十里铺附近间隔埋雷3处，串联发火，毁敌军车一列。因为铁路被炸得无法修复，日军只得另外修路。由于这次战绩辉煌，八路军曾奖给破坏队员每人边币3元，还摆了宴席给他们庆祝。

何惠民脱口就能说出当年在队上和老伴失散是在1944年4月19日，毫不含糊。那一年，19岁的朱桂英怀着他们的一对双胞胎，艰难随着队伍进发。在河南密县，日本人来了，他们被冲散。

“飞机就在头顶上，炸弹就在腿边爆炸，看着同伴身子一下就炸成两半了”，和朱桂英一路逃难的十几个人，死了9个。朱桂英挺着大肚子担惊受怕，动了胎气，在一个队副家属的照顾下，在密县村边的一个透风的破窑洞里，生下了一对不足月的龙凤双胞胎。

一路惊吓再加和何惠民失散，找不到任何吃的，第一次做母亲的她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个刚出生的孩子，在自己怀里相继断气。长的那个，活了8天。有时候孩子般在老伴面前顽皮的朱桂英总会想起从前的事，看见绕膝的孙儿，梦里惦记的总是那对怀里哭闹的孩子。

2005年6月16日，老人从破败的屋子里望着门外青青的杂草。没有哭，没有埋怨。“就是那会没事，娃儿也不一定活到现在”。朱桂英见到何惠民时，距离他们分开已经整整一年八个月，这也是这对相伴60多年的夫妻一辈子惟一分开的518天。

何惠民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再伟大的人也要死的。但人活着首先要生存。当年抗日我就是为了这个。我是中国人啊，日本人把我的国家弄得没有办法生存，我能不把他赶走吗？国家稳定了我才有吃穿。当时没有别的想法，把日本人打走，我过我想过的生活。”

破坏队中有夫妻战士，有像何惠民夫妇这样的随军夫妻，还有丈夫在队上、妻子在后方工厂干活的夫妇。行军路上儿女夭折，甚至在途中不得不丢掉孩子，是很多破坏队家属的真实经历。对母亲来说，这可能是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痛苦回忆。但是，战争又让他们不得不咽下眼泪，默默承受。

男人们拼杀在前线，女人们所作的贡献和牺牲，她们所承受的巨大苦难和痛苦，也是没有战绩的丰碑。

第二篇：地下破坏队在肇东未解放时的一些抗日事迹

地下破坏队在肇东未解放时的一些抗日事迹

1939年秋，中共党员、原东北抗日联合军独立师（抗联十一军前身）二旅五团团长韩立中与妻子洪嫩英来到肇东亲属家落脚。韩团长到肇东后，广交街内和铁路上的穷苦工人做朋友，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号召他们团结起来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

1940年6月10日，正值端午节，韩立中利用过节的机会，将田祥、邢成玉、安朝玺、包国臣、马庆福、王振帮等召集到一起，结为兄弟。为了抗日斗争中有所作为，在韩立中的倡议下，他们组成了地下破坏队，推举韩立中为队长，统一领导和组织破坏的行动，后来韩立中又在进步工人中发展了几名党员，建立破坏队党支部，从此开始了扰乱日伪统治秩序，破坏日伪军事行动和设施的抗日活动。

地下破坏队成立后，为了有效打击敌人，他们确定了火烧军火库的方案，肇东军火库是日军设在肇东的一座较大的武器弹药库，为了毁掉它，破坏队进行了细致侦查，决定先将离军火库很近的汽油库点燃，再引起军火库爆炸。

一天夜里，韩立中带领队员摸到汽油库门外，正准备行动时，两只警犬狂叫起来，早有准备的田祥用七节鞭将两只警犬打死，敌人并未发觉，可是这时，一辆汽车开进油库装油，使他们无法行动，趴在墙上观察敌情的邢成玉，见汽车走后，油库虽已关上，但未加锁，便把这一情况报告给韩立中，韩立中当机立断，决定由包国臣配合邢成玉引燃汽油库。

邢成玉翻过高墙进入油库，正要点火时，又有4辆卡车向油库开来，在外面观察动静的包国臣马上通知邢成玉，这是邢成玉无法从油库撤出，他机智地躲到墙角暗处的麻袋堆里，一小时后，4辆卡车开走了，两个守卫正要关门，躲在门外的包国臣冲上前去，将他们打倒，邢成玉随即引燃了导火线，当破坏队员安全撤离现场后，汽油库、军火库连续起火爆炸。

1940年8月，担任伪义勇奉公队小队长的破坏队员田祥被调到警务科临时当差，9月中旬的一天，警务科长带40多名伪警察、特务去肇州执行“讨伐”抗联十二支队的紧急任务，田祥从伪肇东县副县长小野丰及由打来的电话中揣测到驻肇东的军警将要开赴肇州“围剿”抗联，并通过一个伪警察的言谈中证实了这一情况，田祥把获得的情报报告给韩立中，韩立中立即召集破坏队员开会，研究决定：一面贴传单放风，说抗联大部队近日将袭击肇东城；一面派人火烧日军的羊草场，以便拖住肇东的日伪军，使其无法增援肇州，保证抗联十二支队游击活动的开展。

第二天，韩立中命令包国臣和邢成玉趁黑夜将羊草场点燃，副县长小野丰及带领全部警察、特务去灭火，天亮以后，伪警察、密探又频频报告在街上发现抗日联军的传单、标语、小野丰及如临大敌，坐卧不安，这时由哈尔滨调来的准备去肇州“讨伐”抗联的日军在肇东火车站下车后，也滞留在肇东执行搜查任务，使敌人增援肇州的计划未能实现。

不久破坏队焚毁了警察训所，日伪当局为强化警察队伍，在肇东街西南盖了20间平房，招募一部分青年学生，调集一些义勇奉公队员进行训练，破坏队员包国臣也被调去参加训练，临行前，韩立中向包国臣布置了侦查伪警察训所防卫情况的任务，经过半个月的侦查，包国臣摸清了敌人的活动规律，并将伪警察训所防卫情况向韩立中作了汇报，韩立中与破坏队员商量后决定，在包国臣值夜班时，寻机捣毁伪警训所。一天，伪警训所值夜班的一个警察要去看戏，委托包国臣值班，包国臣将这一情况报告给韩立中，当夜，韩立中带领4名破坏队员来到警训所，把武器库撬开，并用汽油将武器库点燃，大火烧了一夜，20多间房子全部被烧掉，伪警训所也就此停办。

在日本侵略者将灭亡前夕，破坏队进行了砸狱救难友、颠覆军列的斗争，一天，在警务科的破坏队员田祥从监狱王狱长那里得知，第二天将处死一批政治犯，韩立中得到田祥送来的情报后，决定当晚采取营救行动，傍晚，韩立中派田祥去稳住王狱长，邢成玉等带上锹镐潜入监狱后院挖墙洞，韩立中带领几名队员担任警戒和接应，午夜，监狱的后墙被挖通，狱中关押的政治犯全部越狱。

此后，地下破坏队员焚毁了烟管所，砸死日本兵田丸，毁坏敌人枪弹，不断袭扰打击日本侵略者。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见末日已到，进行垂死挣扎，他们从肇东关东军仓库大批地调运军用物资，肇东车站格外忙乱，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解放家乡，地下破坏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一天，在火车站值夜班的邢成玉发现一列军用车从关东军仓库缓缓开出，便快速跑到岔道口，将军用列车搬入死道，军列扎入地里，几十节车厢冲撞出轨，死伤80多名日本侵略军。

1945年8月中旬，破坏队员得知苏联红军进驻肇东北部宋站的消息，非常高兴，为了配合苏联红军尽快解放肇东街，韩立中等破坏队员经多方侦查，绘制了日军在肇东的防御图，通过谦和祥药店的杜绍福交给苏联作战指挥部，苏军依图炮击日军据点，使日军大败逃跑，8月21日，苏联红军解放肇东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