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核大姐”黄建琴二三事(林俊德夫人)
“核大姐”黄建琴二三事（林俊德夫人）
组织采访林俊德院士先进事迹，我带基地工作组在研究所住了整整20天。期间，我曾3次去林院士家里看望黄建琴大姐，每次与她面对面地交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大姐和林院士一样，也是核试验科技工作者。1963年他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基地研究所，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开始，先后参加了9次核试验。大姐告诉我，第一次核试验期间，他们20多个女同志住在一个由5顶帐篷围成的四合院里，张爱萍上将给她们的四合院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木兰村。黄建琴、翟芳芝、杨妙秀、周玉芳和王茹芝等都是木兰村的村民，后来记者把她们称为“核大姐”。我想，在当时千军万马的核试验队伍里，又是在“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她们这群风华正茂的女军官，一定是光彩夺目、英姿飒爽的。
我是上世纪70年代初入伍的，我所在的酒泉基地也是大漠戈壁，有着相似的艰苦生活阅历，所以我会在脑海里想象，“核大姐”们如何工作生活，更想到了那时的林俊德，如何攻克压力自记仪的难关。林院士一生德馨品洁，家风严谨，我从黄大姐身上深切感受到了。第一次去黄大姐家是7月11日上午，刚见面他就认真地问我：“老林就做了那么点事，值得让组织上这样去宣传他吗？”我说：“非常值得！”他说：“所里的老同志都跟他一样，那个年代所有参与核试验的人都做出了贡献。真要宣传他，一定要实实在在，千万不能写过了。”我答应他，一定以真实、朴实、平实的文字去写，用真实的力量去感动读者。
第二次去黄大姐家，是7月16日陪同总政干部部蒋副部长，他们一行5人专程从北京过来，代表军委、总部首长看望慰问家人。当蒋副部长将10万元慰问金转交给她时，她先是不收，一再感谢军委胡主席、郭副主席、徐副主席以及军委、总部首长的关怀，接着起身向大家鞠躬致谢。她手捧慰问金转身对我说：“侯副政委，请您将慰问金作为老林的最后一次党费，转交基地党委。”我当时泪流满面，哭着对她说：“大姐你收下吧，这慰问金我不能收。”黄大姐说：“我一定会为老林做这件事，他光着脚上大学，靠的是助学金，一辈子都感恩于党和国家，这钱我也不能收。”那一刻，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才是满门忠孝！我郑重地将黄大姐一家的心愿报告了基地司令员和政委，建议专门制作党费收据证书，举行交接仪式，表达基地党委、官兵以及所有马兰人的崇高敬意。
第三次去黄大姐家是7月20日下午，一见面还不容我说话，她就急匆匆跑到里屋，出来时双手捧着10万元慰问金对我说：“老林的组织关系在基地，请你将他的最后一次党费转交基地党委。”接过这特殊的党费，我再一次感悟到林院士及其家人赤诚报国的情怀。我代表基地党委向她颁发了党费收据和荣誉证书。告别时，我向黄大姐行了庄重的军礼，这军礼胜过我想表达的千言万语。
基地要组织林院士先进事迹报告团，黄大姐是家人中的首选，因为她陪伴了林院士45年，又是从首次核试验开始就投身其中的科技工作者，由她讲林院士最具说服力。初稿是黄大姐自己写的，我们组织力量进行了修改。题目用了采访中黄大姐说的一段话：“陪伴老林一辈子我觉得值”。我特意嘱咐工作人员，这个修改稿一定要呈黄大姐审阅。
7月25日下午，黄大姐亲自修改的报告稿送给了我，我认真看了好几遍，深深为她的严谨、认真和谦虚所感动。晚上，我将工作组所有成员召集到会议室，将文稿投射到屏幕上，凡黄大姐修改的文字都用红色显示，被改动的文字下边加了黑线以作对照。我仅举两例做说明。
原文有段写道：“女儿快出生时，正赶上春节，老林在哈尔滨出差，我只能挺着肚子回到江苏老家待产，先是坐卡车大厢板，颠簸了10多个小时到了吐鲁番车站，买不上卧铺票，硬挤上硬座车厢，熬了4天4夜才到了南京，然后又坐了12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家时我的脚肿得都不敢沾地。” 黄大姐修改这段为：“女儿快出生时，正赶上快过春节，老林在外出差，又因为单位刚刚搬迁到红山，生活条件和物资供应都有限，我也只能回江苏老家待产，先是坐汽车，颠簸了10多个小时到吐鲁番车站，买不上卧铺票，只能坐硬座，熬了4天4夜才到南京，然后又坐10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家时我的脚都肿了。” 她删去了“卡车大厢板和不敢沾地”等字眼，修改了不准确的地点和数字，特意加了一段对当时生活条件的客观表述。他还对工作人员说，和他一起回家待产的还有好几个女同志，那时大家吃的苦都一样，不是我一个人。
原文还有一大段写林院士家风很严，是根据采访素材写的，她全删了，说这三件事只有一件她知道，她不知道的那两件事担心不真实或不准确，干脆都舍去。看着黄大姐先是铅笔后改为钢笔的字迹，我逐字逐句对照，越看越感到她把握分寸很准确，不允许有任何的人为夸大。大家都觉得改得好，最后定稿，除了一个段落位置作了调整和加了一个逗号外，再无任何改动。
报告文字稿最后一页空白处，黄大姐是写给我的，写的很工整。他写道：“因为我们家和研究所里同代人家庭都一样，没有什么特殊性，所以希望领导考虑一下，家人最好不要参加讲了。敬请转达侯副政委批示。黄建琴2012.7.25”
这段话我读懂了，一是表达自己的想法，二是想听听组织上的意见，因为他们这一代人有很强的组织观念。
知道黄大姐还处于林院士走后的悲痛之中，且已年高73岁，我完全理解她此时此刻的心情。我破例同意了黄大姐的请求，决定请研究所一位女同志代黄大姐作报告，还嘱咐马兰电视台的女记者姚立伟，让她有空就去家里和黄大姐聊聊天。小姚1998年曾到家里采访过，他们认识的比较早。我还给所领导交代，或去家里，或打电话，保持经常的问候，别让黄大姐感到寂寞。
我听姚立伟说过，黄大姐很早就将林院士的各种荣誉证书、奖章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帆布箱里。有一次采访，当小姚告诉她电视台想把这些珍贵的物品保存为电子版时，她欣然同意。7月26日上午，小姚告诉我要去看望黄大姐，我让她问问，如果黄大姐同意，就由我帮她拍照留存。上午快下班时，小姚和摄像小孙果然将箱子拎到了我的宿舍。我打开一看，不仅所有东西摆放有序，而且内容十分丰富，除了各种获奖证书、立功证章，还有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林院士工作笔记的证书，发表林院士事迹报告的报纸，甚至还有几张出席会议的代表证。中午我没有休息，连拍了两个小时。小姚晚上就将光盘送给了黄大姐，她有几分兴奋还有几分惊讶，连声说：“谢谢！你们干工作真利索！”
过几天我就要回马兰了，走前一定再去看望黄大姐，邀请她回马兰的新家看看，看看那棵大杏树，看看那长高了的满院青草，这可是林院士生前的心愿！
（本文原载2012年10月30日《回顾与展望》）
第二篇：中国核专家林俊德事迹材料
中国核专家林俊德事迹材料
原标题：大漠铸核盾生命写忠诚（时代先锋）
人物简介：
林俊德，福建永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8年3月出生，1960年9月入伍，总装备部某基地研究员、原总工程师，少将军衔，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著名专家，2012年5月31日20时15分病逝在工作岗位上。
入伍52年来，林俊德参加了我国全部核试验任务，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项、军队和部委级科技进步奖20余项，1999年特邀出席“两弹一星”突出贡献科技专家表彰大会，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1次，三等功2次。
（一）他叫林俊德，没有多少人知道他。
他是院士，也是将军，一辈子隐姓埋名，坚守在罗布泊。他参加过我国所有的核试验。
他个子不算高，微胖，笑的时候嘴唇略显厚，脸更是会圆起来。
这是他平常时候的模样。4个月前，他因为癌症晚期病情严重住进了西安唐都医院，瘦得厉害，脸颊凹陷，额头显得特别突，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他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着输液管、导流管、减压管，有时还有从鼻腔直通到胃里的三米长导管……最多的时候他身上插着十多根管子。这个样子，他仍坐在临时搬进病房的办公桌前，对着笔记本电脑，一下一下挪动着鼠标，每挪一下，都能让旁边的人心颤一下。
电脑里有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技术文件，藏在几万个文件中，只有他自己才能整理，还有自己的科研思考，学生的培养方案，他都要系统整理，怕耽误学生的论文答辩和毕业。他知道自己的病情，时间太有限，要尽快。
他一开始就问医生，做手术和化疗以后能不能工作，医生回答不能，于是他放弃了治疗。住重症监护室不能工作，他难得用将军的威严下命令一定要搬去普通病房。在病房工作间歇，他休息也要坐着，怕躺下就起不来了。
他希望活得有质量，说不要勉强他，现在需要的是时间而不是手术。与其治疗后卧床不起，不如最后还能争点时间。他是闽南人，现在这个劲头，就像1960年大学毕业后西出阳关一头扎进戈壁大漠几十年，一样倔强。
同事、学生、朋友、亲人赶到医院看望他，他说，“我没有时间了，看望我一分钟就够了，其他事问我老伴吧。”他让老伴在医院附近找了一间房子，专门用做接待，即使从闽南山区远道而来的亲人也是如此，没有商量余地。他继续吸着氧气按着鼠标。插着管子工作没有效率，他两次让医生拔掉引流管和胃管。
他是癌症晚期，肚子里都是胀气和腹水，身上抽出过2800多毫升积水，心率、呼吸快得接近正常人的两倍，严重缺氧，平常的喘气比刚跑完百米赛还剧烈。他从没因疼痛在人前发出一声呻吟，只有当医生凑近问怎么样时，他才说有点儿不舒服。
那一天早上，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上午，他要求、请求甚至哀求，想尽各种办法下床工作，两个小时里，他求了9次。不忍心他最后一个愿望都不被满足，他终于被放下地。半小时过去，他的手颤得握不住鼠标，也渐渐看不清，几次问女儿眼镜在哪，女儿说，眼镜戴着呢。这时候，很多人已经忍不住跑出去痛哭起来，怕他听到，还要使劲捂着嘴巴呜呜地哭。
他又接着工作了1小时。最后的5个小时里，他陷入了昏迷，但不时又能听到他在嘴里念“ABCD”、“1234”，这些都是他在电脑里给文件夹排的次序。
老伴紧紧攥着他的手，贴着他的耳边，翻来覆去地说：“老林啊老林，这是我第一次把你的手握这么长时间。40多年了，你现在终于属于我了……”
5月31日20时15分，他的心脏跳动不起来了，也不会再哀求着起床。他没做完他的工作，这几天他在电脑上列了个提纲敲敲打打，5条提纲的内容没有完全填满，家人留言这一条完全是空白。
医院科室主任张利华，54岁，扑通跪了下来，对着床头说，“林院士您安心地走，剩下的工作我们后人会接着完成。”张利华看了30多年的病人，像这样面对自己生死的，是第一次见到。
得知他的离去，“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科院院士、94岁的程开甲写来一句话：“一片赤诚忠心，核试贡献卓越”。
他早早跟老伴安排了三个遗愿：一切从简，不收礼金；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他埋在马兰。最后一个，他也在病床上哑着声音和基地的司令员说过，算是他的一个要求。司令员听完转身，泪打湿了满脸。
罗布泊边缘的马兰，是他最惦念的地方，在那里，他和所有人一样，干着惊天动地的事，也做着隐姓埋名的人。人人都是戈壁里的一朵马兰花。
这个季节，马兰小院里的草长高了，杏也熟了，正等着他回去。他说过，院子里的草不要拔，让它们自由生长，戈壁滩长草不容易。
（二）他这辈子有三个没想到：上大学，做将军，当院士。他最初也没想到，个人和国家命运绑得这样紧。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一声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周总理在电话里谨慎地问：“怎么证明是核爆成功？”现场指挥帐篷里顿时一片肃静。正好，程开甲带着26岁的他匆匆赶到，说：“冲击波的数据已拿到，从记录的波形和计算的数据证明，这次爆炸是核爆炸。”张爱萍看了看眼前不太面熟的年轻人，激动地拍了拍他满是尘土的肩膀说，你们立了大功。
他当时带头负责研制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样子像一个罐头盒，用来测量核爆炸冲击波。这是他拿自行车轮胎和闹钟等，用土办法搞成的自主高科技，获得了当时证明核爆炸的重要数据之一，还拿到了国家发明奖。那时候，他从浙江大学毕业也才4年。
他的家乡在福建永春大山深处一个偏僻乡村，少年时家中一贫如洗，曾经辍学，靠着政府资助上完了中学、大学，在大学里曾打着赤脚上课。从浙大机械系毕业，他分配到单位，实际上他是专门被挑来的，到了单位给他交底，“国家正在西北建设一个核试验场，把你挑过来，就是去那里工作。”
虽然对核试验知道不多，但他一听能跟国家命运靠得这么紧，就非常激动了。他一辈子被人看作学习狂和工作狂。即使年纪上了七十，在他的日程表里，搞研究、做实验、带学生几乎占去所有时间。他一年只休息三天：大年初
一、初
二、初三。
他说，成功的关键，一个是机遇，一个就是发狂。他以自己为例：“成功不成功，的确有个机遇。一旦抓住机遇，就要发狂的工作，所以效率特别高，不可能的事就可能了。”
所以生命倒数第二天，他回首往事，看得出挺欣慰，断断续续说了两句话，“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我很满意。”并且，“咱们花钱不多，做事不少。咱讲创造性，讲实效，为国家负责。”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1966年底的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是在高空，冲击波测量也在高空。仪器要在零下60摄氏度低温下工作，当时的实验条件还不具备。为了创造低温环境，他和同事们背着仪器，爬上海拔近3000米的山顶呆了一宿。
冬天漠风凛冽，山顶更是冰封雪冻。夜晚刺骨的寒风像针一样往身体里扎，又在每个人的鼻尖、胡子、眉毛上结上一层白霜。手冻僵了，脚麻木了，身子不停哆嗦……可一看温度表，才零下20多摄氏度。
他们还抱怨，“这鬼天气，就不能再冷一点吗？”
后来，他们采用高空气球放飞试验解决了问题，赶在试验前研制出高空压力自记仪，为飞机投放氢弹安全论证提供了科学依据。
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后，他又开始带着人解决地下核爆炸力学测量这个世界性难题。艰苦攻关20多年，先后建立10余种测量系统，为国家的地下核试验安全论证和工程设计提供了宝贵数据。
他善于啃硬骨头，也常教自己的学生要敢于啃硬骨头。他的23个学生，个个都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他走的那晚，学生们亲吻着他的手，长跪不起，希望昏迷中的他哪怕能抬抬手指，像父亲一样抚摸一下他们的头。
他军龄52年，他这一代人，一辈子自主的人生选择不多，做核试验也不是个人的选择。但在戈壁大漠像胡杨树一样，扎根半世纪，是他自己的抉择。
（三）他是搞核试验的，说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这两个都成了不折不扣的事实。
他研究爆炸力学，一辈子都和炸药打交道。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每次总是尽可能地离炸药近一点。
一次在野外，等了好久炸药都没响，他用对讲机冲其他人大声喊：“你们都不要动，我来弄。”说着就走上前，快到炸药放置点时，他再次回头对跟在后面的人说，趴下，不要抬头，自己上去排除了险情。
他经常要在核爆后第一时间去抢收数据。有一次，车坏在路上，他看到司机带着防护罩修车进度很慢，就先把自己的防护罩摘下来，证明没有危险才让司机也取下，提高修车效率。
他的学生说，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老师常年奔波在实验一线。凡是重要实验，他都亲临现场，拍摄实验现象，记录实验数据。这是他的专业需要，也是习惯。
去年，74岁的他由于拍摄实验现场太专注，被绊倒在地，膝盖和脸部都被蹭伤，让他包扎一下，他笑着说没事没事，拍了拍灰尘继续工作。
每做一次实验，他都建一个档案，就像病人的病历一样，几十年从没间断。谁需要资料、数据，都能在他那儿很方便地找到。
简便实用、讲求实效，也是他一贯倡导的。他常对学生说，科学就是用简单的办法达到理想的目的。
为解决实验用的铅皮，他发明了用钢棒手工擀制的办法，像擀饺子皮一样，把1毫米厚的铅皮擀成了0.2毫米。为了找到力学实验的理想材料，他出差途中买了一块特殊木材做成的菜板，锯开分析密度和硬度。就连戈壁上的沙子，也被他用来作为实验的一种特殊材料，解决了技术难题，也节约了大量经费。
病中留下的工作笔记上，他一笔一画绘下了保险柜开锁示意图，密码盘、固定手把、开门手把，以及三位密码刻度的标示，清晰明了。还有详细的文字，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
他一丝不苟的程度，有点像人们所说的极致。
（四）2012年春节刚过，一封近5000字的长信，摆在了基地司令员的案头，是关于基地建设发展的想法，言辞激烈，语气率直。信是他写的，看得出很着急。直到司令员和他一起商定，安排人员和经费对他所提的发展路线进行研究，他绷紧的脸松了下来，笑了。
住院期间，他和来看望他的基地司令员闭门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也感叹，一生最大的缺点是说话直率得罪人，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做人”……
他说话硬，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乍一听，难以接受，时间长了，都知道他不玩虚的，一辈子有自己的做事和做人原则。就像他去世前说自己，“我不善于交往活动，实事求是搞科学。”
凡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他讲原则不是空的。他参加学术评审会，从来不收评审费，不让参评人员上门拜访。从没有接受过一个人的礼物，材料都是通过邮局或其他人捎带的，他只要材料，不要见人。科研成果报奖时，他总是把自己名字往后排，不是自己主持的项目坚决不挂名。平时专门的请客吃饭他概不参加，就喜欢自助餐。讨论会上该说就说，不管在座官大官小。
他有“三个不”：不是自己研究的领域不轻易发表意见、装点门面的学术活动坚决不参加、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事情坚决不干。
2005年，东北某大学邀请他当名誉教授。他说：“我们研究领域虽然接近，可是距离太远，鞭长莫及的，我给不了什么指导，这挂名教授我还是别当了。”
去年，在安徽黄山召开评审会，会议主办方请他当主审。他老老实实地说，第一个成果跟我研究方向有点关系，但也够不上当主审，第二个成果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我当不了评委，你们抓紧时间再找人吧。
他说，自己虽然是院士，只算得上某个领域专家，不可能样样都懂，样样都精。而且专业越深就越窄，别的懂的就越少。
他工资不低，所以掏钱时并不手软。老战友在外地聚会，他说战友们转业早，工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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