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苗有水：贪污贿赂案件追诉时效等问题权威讲座(最新)（优秀范文五篇）

第一篇：最高法苗有水：贪污贿赂案件追诉时效等问题权威讲座(最新)

最高法苗有水：贪污贿赂案件追诉时效等问题权威讲座（最新）

深海鱼：《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出台后，实务中如何适用该司法解释存在诸多争议问题，比如解释出台前立案时追诉时效未过，适用解释标准已过追诉时效，这些案件如何处理？又比如刑九之前未有罚金规定，刑九修订罚金刑，数额标准提高后适用新解释，主刑降低，能否在适用新标准同时，对罚金适用旧标准从而不判罚金刑？.......针对这些问题，2016年5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苗有水副庭长在江苏省法院开展了一次非常精彩的讲座，根据听课笔记进行了整理。

一如何处理解释颁布以后部分案件的追诉时效问题？

【苗有水解析】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调整后，有的案件按当时的量刑标准是在追诉时效期限内的，但按解释规定的标准则过了追诉期限。那么，计算追诉时效期限的量刑幅度以哪个为准？

例如，被告人2006年贪污15万元，2014年被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去年被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去年11月开庭审理，现在是否超过追诉期限？也就是说，这个贪污15万元的案件，按旧标准没有过追诉时效，但是按新标准过了追诉时效？怎么处理？

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否超过追诉时效的判断应以刑事立案时间为准，也就是以2014年被移送司法机关刑事立案为时间点计算。只要那个时候没有超过的，就应当认为没有超过追诉时效。有学者研究了我国台湾地区的判例，认为这种情况没有过时效。但这种意见属于少数人意见。

经研究，多数人观点认为，上述案例已经过了追诉时效。认为已经超过追诉时效实质理由，在于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对从旧兼从轻原则理解的问题，因为在计算追诉时效期限的时候需要讲究从旧兼从轻，即适用对被告人有利的量刑规则来计算追诉时效期限。那么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规则是什么呢？是新的规则，就是今天有效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如果在对该案定罪量刑的时候适用新的司法解释，而在计算追诉时效期限是援引以前的量刑标准，就会形成一种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不统一的局面，是不妥当的。因此，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适用刑法修正案

（九）生效后的刑法，则贪污15万元属于数额较大，法定最高刑为3年，经过五年就超过追诉时效。本案行为终了之日在2006年，已经超过追诉时效。

二《解释》颁布后如何理解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苗有水解析】比如，一审适用刑法修正案

（九）以前的刑法，对被告人判处了有期徒刑但没有判处罚金的受贿案件，二审适用修正后的刑法，如果判处罚金，是否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

研究后倾向性意见认为，应当整体评价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具体运用：如果自由刑维持不变——当然这样的案件一定少见，则不应加判罚金，这种情况是适用刑法修正案修正以前的刑法；如果二审对一审判处的主刑改轻，则可以加判罚金刑。一般情况下，对于贪污罪、受贿罪，二审应该适用修正后的刑法，因为修正后的刑法主刑显然更轻，主刑按照修正后的刑法减轻，但罚金也得按照修正后的刑法判处罚金。也就是说不能主刑用修正后的刑法附加刑用修正前的刑法。当然，有的犯罪分子会不会宁愿多坐几年牢，也不愿多缴纳10万元罚金。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也是特例。对于这样的人，似乎可以适用修正以前的刑法，维持主刑不变，不判附加刑。

三《解释》颁布后如何适用行贿罪的罚金刑

【苗有水解析】例如，某被告人在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前犯行贿罪，行贿数额200万元，按照2013年颁布的关于行贿犯罪的司法解释，应当认定“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按现在的《解释》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判处五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因为现在的解释是500万元才是“情节特别严重”。那么现在能否按照刑法修正案就的规定判处罚金？

这个案件，如果判了罚金刑，就判错了。此案应当适用旧法，即刑法修正案

（九）修正前的刑法第390条，不判处罚金。理由是：刑法修正案九对于受贿罪和行贿罪的作了不同的修正，前者修改了整个定罪量刑标准，后者只是加上了罚金刑，对主刑并未改动，因而对于具体案件而言适用法律的思路是不同的。此案应当适用修正前的刑法，同时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即认定“情节严重”，处刑五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同时不判处罚金。这是不矛盾的，因为解释不仅仅是对刑法修正案

（九）的诠释，也是对刑法修正案

（九）没有进行修改的刑法条款的诠释。因此，适用修正前的刑法和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并不矛盾。这不意味着主刑适用新法而附加刑适用旧法

四对于《解释》没有规定定罪量刑具体数额标准的其他职务犯罪如何处理？

【苗有水解析】刑法中的职务犯罪共计有20个罪名，《解释》只规定了10个罪名。已经规定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行贿、利用影响力受贿、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没有规定的：单位受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介绍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隐瞒境外存款、私分国有资产、私分罚没财物、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挪用特定款物。

没有规定的，不是我们没想到的，而是有些罪名很少发生，不宜规定。比如，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没有遇到过被起诉的案例，没有具体的案件数据为调研基础，不好贸然出台标准。

（1）过去已经有标准的，现在看来也妥当的，按照原标准执行：

1单位受贿罪：最高检的追诉标准是10万元以上，这个标准现在也是妥当的。2单位行贿罪：最高检的追诉标准规定是20万元以上，这个标准在当时有点高，现在刚好。

3对单位行贿罪：最高检的追诉标准是10万元以上，现在看来也是妥当的。

（2）有些罪名按原有标准明显不合理的，可以参照现在的相关标准：介绍贿赂罪：原来是1万元，现在显然不合理了。因为介绍贿赂罪是对行贿和受贿的居间介绍，是依附于行受贿而存在的，现在受贿罪、行贿罪都变了，再用1万元的标准显然不合理的，可以参照受贿罪的3万元的标准。

（3）有些规定没有单位犯罪怎么办？《解释》第11条第三款规定了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罪的标准，如果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怎么办？按照原的追诉标准，就是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追诉标准

（二）的20万元的标准。

五“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是否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表现形式？

【苗有水解析】（1）“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表现形式，这是没有疑问的。

（2）“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是否也包括“承诺、实施、实现”的任何一个阶段？回答是肯定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要件，已经被最高司法机关过去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虚化”了。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会议纪要》，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具体的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条规则，对于“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也是适用的。无论是承诺为他人职务提拔、调整，还是已经实施、实现职务提拔或调整，都认定为“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3）“提拔、调整”如何理解？“提拔”比较容易理解，但是这里的“调整”如何理解？《解释》的目的和意图是打击买官卖官，要从本质上来认定某种行为是否符合解释的意图，不属于跑官卖官的不宜认定为这里的“调整”。比如从苏北调整到苏南，即使是平级调动，但是苏南和苏北这个差距太大了，目的就是要从经济条件稍差的地方调到好的地方，应该认定“调整”。再比如，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甚至到更差的地方平调任职的，不属于跑官卖官，不宜认定为《解释》中的“调整”。

六关于重复评价问题

【苗有水解析】（1）《解释》规定的相关特别入罪情节比如“曾受过刑事处罚”，能否同时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评价？例如某人过去因为故意犯罪被追究过刑事责任，现在又贪污公款2万元；又假定他的前罪符合累犯的成立条件，那么在审判其新犯的贪污罪是，能不能对他评价成累犯？这种情况下存在一定的重复评价，但我倾向于认为可以接受，该认定累犯的就认定累犯。为什么说这种重复评价可以容忍呢？因为只有一头是定罪情节，令一头是量刑情节。有人说，国家工作人员既然已经受过刑事处罚了，怎么可能再贪污罪、受贿罪呢？这是因为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除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务员）外，还有一些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比如国有企业人员、“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等，这些人员再犯罪，实践中还是有的。（2）《解释》第17条规定，受贿与渎职数罪并罚；但是解释第1条第三款第（二）项规定“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知识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作为提档量刑情节，同时构成渎职罪的能否数罪并罚？

注意这里用的是“损失”而没有使用渎职罪中的“重大损失”。但是渎职罪造成30万元的损失就够罪了，如果损失达到30万元同时还构成渎职罪，那怎么处理呢？我个人的观点认为，在两头都涉及入罪的情况下，如果一头是特别入罪或者升档量刑的，要避免重复评价。尤其是，有些案件同一个评价了三次，我觉得很有问题。这一头追究受贿，那一头追究滥用职权，一个情节用了两次，问题是这个滥用职权还不是一般的滥用职权，这个叫做徇私舞弊型滥用职权，因为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被认定为徇私舞弊。这样一来，一个情节被重复评价三次，属于严重的重复评价。原则上，如果两头都是定罪情节的，应当择一重罪处罚，从而避免重复评价，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很遗憾，关于这个问题，同行中有不少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认为，根据解释第17条的规定，这种情况都是实行数罪并罚的，而不管有没有重复评价。当然，多数人意见虽然坚持数罪并罚，但认为如果严重违反重复评价原则的，在量刑时予以考虑。我的意见少数人意见。（虽然多数意见如此，实践中估计也会按照多数意见办理，但苗庭长的个人意见似乎认为存在重复评价之嫌而倾向于一罪）

七关于“多次索贿”中的未遂与“多次”问题【苗有水解析】《解释》第1条第3款第1项规定的“多次索贿”，是否包括未遂的情形？索取对象是一人还是多人？我认为，（1）索贿未遂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索贿”的情形之一，即计入次数。（2）“多次”的判断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基于同一个目的和事由，向同一个人前后多次发出索贿信号的，一般算一次索贿。如果是因为不同的事由在同一场所分别向不同的人索贿，那么认定为一次索贿恐怕就不合理。在具体办理案件时需要结合个案进行裁量判断，就像“多次抢劫”“多次盗窃”的认定一样，需要考量具体的案情和时空条件，比如同一个时间段在一个小区同一个单元楼上楼下实施了多次抢劫，是算一次还是多次，这个实践中结合个案还是能够判断的。

八《解释》规定“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是3项还是8项？

【苗有水解析】《解释》第1条第3款规定了受贿数额不满3万但是具有特殊情节而认定“其他较重情节的”的情形，此外还有第2条、第3条规定“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属于类似规定。有人认为这里的特殊情节只有三项，分别是(一)多次索贿的；(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其实这是误解，是不正确的。司法解释的用语是“具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就是说这里的特殊情节包括前款的第（二）至

（六）项，即“(二)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四)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再加上第三款的三项“(一)多次索贿的；(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也就是是8项（3+5），而非3项。

也有同仁说这个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但是从有的学者写的文章看，确实被误解了。这是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

九实施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否存在具有特定情节而减半入罪？

【苗有水解析】《解释》第11条规定，职务侵占数额较大按照贪污罪的“数额较大”的2倍执行，即以6万元为起刑点。那么，某公司职员事实职务侵占行为，数额为4万并将赃款用于非法活动，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这个回答是否定的，不能定罪。因为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定罪标准只有数额，刑法没有对这些罪名采用“数额加情节”的规定模式。

十事后受贿情形下的犯罪故意【苗有水解析】：根据《解释》第13条第一款第（三）项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里的“事后”是否包括离职后？是不是对2000年相关司法解释（批复）的突破？

首先这里的“事后”不包括离职后的情形，2000年的《批复》仍然适用的，批复规定的是有事先约定，二者不矛盾。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十一怎样划分人情往来、感情投资与受贿

【苗有水解析】（1）《解释》第13条第2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的，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这里的3万元能否累计？是针对一个行贿人累计，还是不同行贿人累计？这个问题在解释制定过程中就有过讨论，结论是可以累计。那么，累计是针对一个下属或者被管理人员，还是不同的下属或者被管理人员呢？我个人的观点是，原则上不能针对不同的人进行累计，如果针对不同下属或者被管理人员进行累计，结果分散到某个送礼人那里数额会很小，按受贿认定会显得很不合理，设定3万元这个数额界限也就没有意义了。3万元这个数额界限的意义在于，这是个“超出人情往来”的数额，应当认定为贿赂。因而从另一个角度说，那种针对不同相对人的累计必然混淆人情往来与受贿之间的分界。这个问题，目前还有不同意见，讨论时有的同事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不论是否收受不同对象的钱财，都要累计。现在还没有遇到具体有争议的真实案例，这个争议只好留给将来通过个案的判断来解决。如果遇到特例，可以特殊处理。

（2）《解释》第15条第二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此处的“1万元”是否指单笔数额？针对同一人的，我认为可以累计。

（3）“可能影响职权行使”需要掌握到什么程度？这个用于在起草时是存在是有争议的。具体如何认定“可能影响职权行使”需要结合个案把握。我本人认为，实践中不太可能发生不影响职权行使的情形。

十二如何认定特定关系人？

【苗有水解析】《解释》第16条第2款规定“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这个“知道”的时间点怎么理解？是否包括离职或退休后的情况？《解释》第 16条第2款的规定是否违背主客观相统一和罪责自负原则？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办事，后者办事时并不知道前者收钱，办完事后才知道，若对国家工作人员定受贿，对特定关系人是否定受贿共犯，而不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了？对行贿人是不是也要定行贿？

（1）关于“知道”的时间点，先谋取利益再收受财物，从国家工作人员知道这个时间点建立了主客观相统一，不违反主客观相统一；当然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指导后想退还而因客观条件无法退还的，就不能定。体现从严治吏，法网更加严密。

（2）第二个问题，对特定关系人定受贿的共犯。

那行贿人怎么定？如果行贿人的目的是给国家工作人员，那就是行贿罪；如果目的是给这个中间人也就是特定关系人，那就定利用有影响力受贿罪。

十三如何理解贪污贿赂犯罪适用缓刑、免于刑事处罚的条件？

【苗有水解析】受贿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具备解释所列8种“其他较重情节”之一入罪的，如果该情节与2012年下发的两高《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于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不得适用缓刑情节重合，能否适用缓刑？对此，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同一个情节作为入罪情节的同时，又作为不得判处缓刑或者免刑的条件的，不涉及重复评价，因为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评价。另一种意见认为，这里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因为同一个情节既被告用作入罪的情节，又被用作量刑情节，即评价为禁止判处缓刑或者免刑的情节。我个人倾向于同意后一种意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对于是否系重复评价的问题存在争议，但不影响具体案件的处理。好在这个《意见》用的“一般不适用缓刑”，这意味着不是绝对不适用缓刑，因此需要在实践中结合个案进行自由裁量，符合判处缓刑条件的，也是可以适用缓刑的。

十四怎样对贪污罪受贿罪适用罚金刑？

【苗有水解析】（1）《解释》第19条规定贪污罪、受贿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罚金刑起点为10万元，如果有自首、立功等减轻处罚情节的能否将罚金减少至10万元以下？回答是否定的，罚金数额最低是10万元。从理论上说，主刑减轻处罚时，附加刑包括罚金也可以减轻处罚，但是无论一个案件有几个减轻处罚情节，主刑只能减到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种情况下，罚金最低就是10万元。具备自首、立功等情节时可以减轻主刑，但罚金刑10万元是最低，不能减至10万元以下。

（2）在共同贪污、共同受贿犯罪案件中，罚金数额是否可以低于10万元？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共同犯罪人的每个人都不能低于10万元的罚金。十五如何决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罚金数额？

【苗有水解析】《解释》第19条第2款规定的罚金刑“其他贪污贿赂犯罪”是仅限于刑法分则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罪还是也包括其他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解释第19条第2款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仅限于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而不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那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罚金怎么判罚？可以参照本司法解释的相关标准执行。

十六在数额加情节的立法背景下，如果只有部分贪污受贿数额所对应的行为符合“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情形的，能否按照相关严重情节入罪或者升档量刑？

【苗有水解析】例如，某被告人受贿240万元，其中一笔10万元是因为帮助行为人职务提拔而收受的，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认定为解释第3条第3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有人认为，不论与特别情节相对应的数额有多少，只要有《解释》规定的情形就可以决定特别入罪或者升档量刑。也有人提出数额要达到50%才能认定相关特别情节。我认为，对于只有部分数额相对应的事实符合升档情节的案件，不要求该部分数额必须达到相应数额幅度的低限，比如前面所举总额240万元的例子中，不应要求这部分数额达到150万元，即可按照上一量刑档次处罚。但是，为了兼顾合理化，对于这部分数额比例过低的案件，可以不认定具有升档的量刑情节。至于多少比例才能算比例够高，交由司法工作人员针对个案作出具体裁量。

总之，需要坚持如下原则：（1）该部分数额不要求达到总数额的一半；（2）并非只要存在此部分数额就可以实行特别入罪或者升档量刑，数额过小的或者比例过低的，可以不予考虑；（3）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达到一定的比例，至于这个一定的比例如何判断，需要结合个案综合考虑全案的各种情节进行裁量。

十七关于终身监禁的法律性质

【苗有水解析】终身监禁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而是一种对于死缓的执行措施，刑法总则关于刑罚种类的规定中没有终身监禁刑。沈德咏常务副院长在4月18日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讲到，贪污受贿犯罪判处终身监禁的，不受总则条文的制约，就是说死缓期间即使有重大立功，也不能减为有期徒刑。我认为沈院长的讲话是合乎立法本意的，由于刑法修正案

（九）明确规定“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因此即使在死缓二年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也不得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

《解释》第4条第3款的规定，释放两个信号：（1）如果决定适用终身监禁的话，应当在宣告死缓的同时就要做出决定，同时裁决。不能等到二年期满减为无期徒刑时再进行裁定。（2）终身监禁一旦适用，就不得减刑和假释，也就是说被决定终身监禁的罪犯没有机会回归社会，对其进行终身监禁不受服刑期间的表现、立功等的影响。

十八《解释》如何规定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

【苗有水解析】《解释》第1条至第3条规定贪污罪、受贿罪的起刑点一般是3万，但在特殊情况下1万元也是可以追诉的。可以发现，《解释》把贪污罪、受贿罪的起刑点提高了6倍多。相应地，量刑数额标准也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现在面临的质疑是：《解释》提高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的做法，是否符合党和国家关于从严惩治腐败的精神？毫无疑问，回答是肯定的。我们4月18日新闻发布会重点回应了这个质疑，今天在这里简单重复一下其中的理由。道理很简单：今天的人民币3万元的购买力比不上1997年的5000元！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人均GDP自1997年至2014年增长了约6.25倍。GDP数据是国家公布的，我们制定司法解释时，应当参考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来判断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以便进一步判断一定数额的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1997年时，你如果拥有3万元，可以考虑在南京某个地段购买一套也许面积不大的二手房，但是现在，你想花3万元在南京买房，大概只能买1平米了。所以有一位主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与其说贪官的命更值钱了，还不如说是钱不值钱了。”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为什么《解释》不像以往司法解释对于盗窃罪的规定一样，实行“幅度数额”？理由：（1）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属于反腐败工作，反腐败又属于吏治范畴，应当规定一个统一的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吏治如果不统一，就会乱套，因为“中管干部”是全国统一调配的。这个跟打击盗窃、诈骗是不一样的。（2）如果我们制定“幅度数额”标准，就会给我们的职务犯罪审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因为贪污贿赂犯罪异地指定管辖的很多。一旦不同省市区的数额标准规定得不一样，那么贪官们纷纷提出要求指定到经济发达地区去审判，这样岂不是非常麻烦？！有人说这个可以解决呀，可以按照犯罪地的数额标准来量刑嘛，别管在哪儿审判。其实这样想下去问题就更复杂了，因为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犯罪地很多，有些被告人的受贿犯罪事实达到100多项，他们在全国不同地方任过职，所以他们收受贿赂的地点分散在全国各地，无法按照犯罪地的数额标准来量刑。所以不能搞不同地区不同的标准，要是这样我们将来没法开展工作了。十九《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及职务侵占等其他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提高后，相比之下，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犯罪的起点是否偏低了？

【苗有水解析】《解释》出台后，有人提出《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及职务侵占等其他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提高后，相比之下，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犯罪的起点是否偏低了？如果仅从货币的数量来看，数额标准的确是大大地提高了。按照《解释》第11条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按照贪污罪、受贿罪的2倍执行。也就是说，职务侵占的起刑点是6万元，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也是6万元。我个人认为，确实存在这些犯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相比量刑不平衡的问题。

不平衡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是不是要把盗窃罪、诈骗罪的定罪数额标准提高到与贪污罪、受贿罪、职务侵占罪一样高？我觉得这是不可能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犯罪。职务犯罪与财产犯罪侵害的客体不一样，具有不同的社会危害性。盗窃犯罪有具体直接的被害人，而贿赂犯罪通常没有被害人，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关于司法解释规定的职务犯罪数额标准与盗窃罪、诈骗罪等财产犯罪的数额标准的不平衡问题，在最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解释》时，委员们研究了这个问题。会上，有关领导提出要求，对盗窃等其他犯罪的数额标准应当进行通盘研究，并借鉴境外的立法实践，必要时进行适当调整。4月1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要深入研究对类似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及刑罚体系调整完善问题，加强调查研究，积极提出立法、修法建议。

第二篇：贪污贿赂案件追诉时效等问题

贪污贿赂案件追诉时效等问题

一如何处理解释颁布以后部分案件的追诉时效问题？

（九）生效后的刑法，则贪污15万元属于数额较大，法定最高刑为3年，经过五年就超过追诉时效。本案行为终了之日在2006年，已经超过追诉时效。

二《解释》颁布后如何理解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

【苗有水解析】比如，一审适用刑法修正案

（九）以前的刑法，对被告人判处了有期徒刑但没有判处罚金的受贿案件，二审适用修正后的刑法，如果判处罚金，是否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

三《解释》颁布后如何适用行贿罪的罚金刑

这个案件，如果判了罚金刑，就判错了。此案应当适用旧法，即刑法修正案

（九）的诠释，也是对刑法修正案

（九）没有进行修改的刑法条款的诠释。因此，适用修正前的刑法和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并不矛盾。这不意味着主刑适用新法而附加刑适用旧法

四对于《解释》没有规定定罪量刑具体数额标准的其他职务犯罪如何处理？

（1）过去已经有标准的，现在看来也妥当的，按照原标准执行：

3对单位行贿罪：最高检的追诉标准是10万元以上，现在看来也是妥当的。

（二）的20万元的标准。

五“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是否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表现形式？

【苗有水解析】（1）“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表现形式，这是没有疑问的。

六关于重复评价问题

（2）《解释》第17条规定，受贿与渎职数罪并罚；但是解释第1条第三款第（二）项规定“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知识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作为提档量刑情节，同时构成渎职罪的能否数罪并罚？

七关于“多次索贿”中的未遂与“多次”问题

【苗有水解析】《解释》第1条第3款第1项规定的“多次索贿”，是否包括未遂的情形？索取对象是一人还是多人？我认为，（1）索贿未遂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索贿”的情形之一，即计入次数。（2）“多次”的判断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基于同一个目的和事由，向同一个人前后多次发出索贿信号的，一般算一次索贿。如果是因为不同的事由在同一场所分别向不同的人索贿，那么认定为一次索贿恐怕就不合理。在具体办理案件时需要结合个案进行裁量判断，就像“多次抢劫”“多次盗窃”的认定一样，需要考量具体的案情和时空条件，比如同一个时间段在一个小区同一个单元楼上楼下实施了多次抢劫，是算一次还是多次，这个实践中结合个案还是能够判断的。

八《解释》规定“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是3项还是8项？

也有同仁说这个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但是从有的学者写的文章看，确实被误解了。这是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

九实施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否存在具有特定情节而减半入罪？

十事后受贿情形下的犯罪故意

【苗有水解析】：根据《解释》第13条第一款第（三）项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里的“事后”是否包括离职后？是不是对2000年相关司法解释（批复）的突破？

十一怎样划分人情往来、感情投资与受贿

十二如何认定特定关系人？

【苗有水解析】《解释》第16条第2款规定“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这个“知道”的时间点怎么理解？是否包括离职或退休后的情况？《解释》第16条第2款的规定是否违背主客观相统一和罪责自负原则？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办事，后者办事时并不知道前者收钱，办完事后才知道，若对国家工作人员定受贿，对特定关系人是否定受贿共犯，而不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了？对行贿人是不是也要定行贿？

（2）第二个问题，对特定关系人定受贿的共犯。

那行贿人怎么定？如果行贿人的目的是给国家工作人员，那就是行贿罪；如果目的是给这个中间人也就是特定关系人，那就定利用有影响力受贿罪。

十三如何理解贪污贿赂犯罪适用缓刑、免于刑事处罚的条件？

（2）在共同贪污、共同受贿犯罪案件中，罚金数额是否可以低于10万元？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共同犯罪人的每个人都不能低于10万元的罚金。

十五如何决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罚金数额？

【苗有水解析】例如，某被告人受贿240万元，其中一笔10万元是因为帮助行为人职务提拔而收受的，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认定为解释第3条第3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有人认为，不论与特别情节相对应的数额有多少，只要有《解释》规定的情形就可以决定特别入罪或者升档量刑。也有人提出数额要达到50%才能认定相关特别情节。我认为，对于只有部分数额相对应的事实符合升档情节的案件，不要求该部分数额必须达到相应数额幅度的低限，比如前面所举总额240万元的例子中，不应要求这部分数额达到150万元，即可按照上一量刑档次处罚。但是，为了兼顾合理化，对于这部分数额比例过低的案件，可以不认定具有升档的量刑情节。至于多少比例才能算比例够高，交由司法工作人员针对个案作出具体裁量。

十七关于终身监禁的法律性质

（九）明确规定“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因此即使在死缓二年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也不得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

十八《解释》如何规定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

十九《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及职务侵占等其他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提高后，相比之下，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犯罪的起点是否偏低了？【苗有水解析】《解释》出台后，有人提出《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及职务侵占等其他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提高后，相比之下，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犯罪的起点是否偏低了？如果仅从货币的数量来看，数额标准的确是大大地提高了。按照《解释》第11条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按照贪污罪、受贿罪的2倍执行。也就是说，职务侵占的起刑点是6万元，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也是6万元。我个人认为，确实存在这些犯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相比量刑不平衡的问题。

第三篇：最高法发布8个征收拆迁典型案例(附权威解释)

最高法发布8个征收拆迁典型案例（附权威解释）

会上，黄永维表示，无论是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还是征收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都事关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民生保障。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增进民生福祉是国家发展的根本目的。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要求行政机关在执法实践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把“严格、规范、文明”执法落实到实处，持续保障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地方政府既要完成好征收拆迁任务，保障建设项目及时用地，推进经济跨越式发展，还要保障被征收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好社会的和谐稳定。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内容。人民法院充分认识到解决好征收拆迁案件的重要意义，将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作为司法工作的着力点，妥善处理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公共利益和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依法维护好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的正常秩序和稳定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黄永维介绍有关情况黄永维介绍，针对征收拆迁领域的行政执法活动，2014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气会，首次公布了全国法院“征收拆迁十大案例”。这批案件在规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统一全国法院裁判尺度、保障社会群众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根据相关的调研统计，2015年、2016年、2017年，全国法院一审受理征收拆迁类诉讼分别约为29000件、31000件及39000件，占当年行政诉讼案件总量的13%、14%和17%左右。这组数据说明，征收拆迁仍是社会矛盾的集中领域，仍是司法监督的重点领域。

黄永维表示，民生的持续改善是民族复兴之本、梦想之基，权利的救济保护是保障民生、维护秩序的应有之意。为进一步体现司法为民、服务民生，强化征收拆迁的司法监督，提升全国法院的办案质量，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又从全国范围撷选了典型案例，向社会公布。本次第二批“征收拆迁典型案例”涉及农村土地征收、城市房屋征收等行政管理事项，涵盖了征收拆迁中有关征收决定、安置补偿和强拆实施环节的典型争议。被诉行政行为的类型，既有行政机关单方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安置补偿裁决，还有行政机关与被征收人协商达成的行政协议；既有行政机关通过意思表示明确作出的紧急避险决定，也有实施主体不明确的强制拆除行为。探讨的争议焦点，既包括了安置人口确定、违约责任认定、补偿范围大小等行政执法的实体问题，还包括了强拆主体推定、评估报告审查、利害关系认定等程序问题。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监督，及时纠正行政机关在征收拆迁中的违法行为，同时确认行政机关合法行为的效力，切实实现了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诉权、产权的双重保护。最后，黄永维表示，期望通过发布上述案例，能够集中展现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征地拆迁案件中的司法智慧，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好此类案件提供一定的裁判示范；促使行政机关在城市化进程中秉持尽责担当的理念，依法行政，规制侵犯群众权益的违法行为，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建成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引导社会公众正确运用手中的法律法规，依法诉讼、依法维权。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继续以实际行动，充分发挥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方面的重要作用，努力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蹄疾步稳、砥砺前行，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提供司法保障。案例目录

1.王风俊诉北京市房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拆迁补偿安置行政裁决案2.孙德兴诉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案3.王江超等3人诉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紧急避险决定案4.陆继尧诉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政府济川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案5.吉林省永吉县龙达物资经销处诉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政府征收补偿案6.焦吉顺诉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政府行政征收管理案7.王艳影诉辽宁省沈阳市浑南现代商贸区管理委员会履行补偿职责案8.谷玉梁、孟巧林诉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典型案例案例一：王风俊诉北京市房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拆迁补偿安置行政裁决案

（一）基本案情2010年，北京市房山区因轨道交通房山线东羊庄站项目建设需要对部分集体土地实施征收拆迁，王风俊所居住的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该户院宅在册人口共7人，包括王风俊的儿媳和孙女。因第三人房山区土储分中心与王风俊未能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三人遂向北京市房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山区住建委）申请裁决。2014年3月6日，房山区住建委作出被诉行政裁决，以王风俊儿媳、孙女的户籍迁入时间均在拆迁户口冻结统计之后、不符合此次拆迁补偿和回迁安置方案中确认安置人口的规定为由，将王风俊户的在册人口认定为5人。王风俊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相应的行政裁决。

（二）裁判结果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王风俊儿媳与孙女的户籍迁入时间均在拆迁户口冻结统计之后，被诉的行政裁决对在册人口为5人的认定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王风俊的诉讼请求。王风俊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依据《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三项有关“用地单位取得征地或者占地批准文件后，可以向区、县国土房管局申请在用地范围内暂停办理入户、分户，但因婚姻、出生、回国、军人退伍转业、经批准由外省市投靠直系亲属、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等原因必须入户、分户的除外”的规定，王风俊儿媳因婚姻原因入户，其孙女因出生原因入户，不属于上述条款中规定的暂停办理入户和分户的范围，不属于因擅自办理入户而在拆迁时不予认定的范围。据此，被诉的行政裁决将王风俊户的在册人口认定为5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及被诉的行政裁决，并责令房山区住建委重新作出处理。

（三）典型意义在集体土地征收拆迁当中，安置人口数量之认定关乎被拆迁农户财产权利的充分保护，准确认定乃是依法行政应有之义。实践中，有些地方出于行政效率等方面的考虑，简单以拆迁户口冻结统计的时间节点来确定安置人口数量，排除因婚姻、出生、回国、军人退伍转业等原因必须入户、分户的特殊情形，使得某些特殊人群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合理需求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本案中，二审法院通过纠正错误的一审判决和被诉行政行为，正确贯彻征收补偿的法律规则，充分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体现了国家对婚嫁女、新生儿童等特殊群体的特别关爱。案例二：孙德兴诉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案

（一）基本案情2015年2月10日，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普陀区政府）作出普政房征决（2015）1号房屋征收决定，对包括孙德兴在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及附属物进行征收。在完成公告房屋征收决定、选择评估机构、送达征收评估分户报告等法定程序之后，孙德兴未在签约期限内达成补偿协议、未在规定期限内选择征收补偿方式，且因孙德兴的原因，评估机构无法入户调查，完成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及附属物的价值评估工作。2015年5月19日，普陀区政府作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并向其送达。该补偿决定明确了被征收房屋补偿费、搬迁费、临时安置费等数额，决定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及附属物经入户按实评估后，按规定予以补偿及其他事项。孙德兴不服，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二）裁判结果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根据被征收房屋所有权证所载内容并结合前期调查的现场勘察结果，认定被征收房屋的性质、用途、面积、位置、建筑结构、建筑年代等，并据此作出涉案房屋的征收评估分户报告，确定了评估价值（不包括装修、附属设施及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物）。因孙德兴的原因导致无法入户调查，评估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及附属物的价值，故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载明对于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及附属物经入户按实评估后按规定予以补偿。此符合《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并未损害孙德兴的合法权益，遂判决驳回了孙德兴的诉讼请求。孙德兴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评估报告只有准确反映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被征收人才有可能获得充分合理的补偿。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行政机关和评估机构依法依规实施评估，同时也离不开被征收人自身的配合与协助。如果被征收人拒绝履行配合与协助的义务导致无法评估，不利后果应由被征收人承担。本案即属此种情形，在孙德兴拒绝评估机构入户，导致装饰装修及房屋附属物无法评估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没有直接对上述财物确定补偿数额，而是在决定中载明经入户按实评估后按规定予以补偿，人民法院判决对这一做法予以认可。此案判决不仅体现了对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更值得注意的是，以个案方式引导被征收人积极协助当地政府的依法征拆工作，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案例三：王江超等3人诉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紧急避险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2010年，吉林省人民政府作出批复，同意对向阳村集体土地实施征收，王江超等3人所有的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后王江超等3人与征收部门就房屋补偿安置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2013年11月19日，长春市国土资源管理局作出责令交出土地决定。2015年4月7日，经当地街道办事处报告，吉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作出鉴定，认定涉案房屋属于“D级危险”房屋。同年4月23日，长春市九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九台区住建局）对涉案房屋作出紧急避险决定。在催告、限期拆除未果的情况下，九台区住建局于2015年4月28日对涉案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王江超等3人对上述紧急避险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该紧急避险决定无效、责令被告在原地重建房屋等。

（二）裁判结果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紧急避险决定所涉的房屋建筑位于农用地专用项目的房屋征收范围内，应按照征收补偿程序进行征收。九台区住建局作出紧急避险决定，对涉案房屋予以拆除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属于程序违法。一审判决撤销被诉的紧急避险决定，但同时驳回王江超等3人要求原地重建的诉讼请求。王江超等人不服，提起上诉。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房屋应当由征收部门进行补偿后，按照征收程序予以拆除。根据《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相关要求，提出危房鉴定的申请主体应当是房屋所有人和使用人，而本案系当地街道办事处申请，主体不适格；九台区住建局将紧急避险决定直接贴于无人居住的房屋外墙，送达方式违法；该局在征收部门未予补偿的情况下，对涉案房屋作出被诉的紧急避险决定，不符合正当程序，应予撤销。但王江超等3人要求对其被拆除的房屋原地重建的主张，不符合该区域的整体规划。二审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在行政执法活动尤其是不动产征收当中，程序违法是一种常见多发的违法形态。本案中，被告为了节省工期，对于已经启动征地程序的房屋，错误地采取危房鉴定和强制拆除的做法，刻意规避补偿程序，构成程序滥用，严重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对于此种借紧急避险为由行违法强拆之实的情形，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诉行为，彰显了行政诉讼保护公民产权的制度功能。此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昭示了行政程序的价值，它不仅是规范行政权合法行使的重要方式，也是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机制。在土地征收当中，行政机关只有遵循行政程序，才能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才能体现以人为本，尊重群众主体地位，才能实现和谐拆迁，才能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要求。案例四：陆继尧诉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政府济川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案

（一）基本案情陆继尧在取得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现济川街道）南郊村张堡二组138平方米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并领取相关权证后，除了在该地块上出资建房外，还在房屋北侧未领取权证的空地上栽种树木，建设附着物。2015年12月9日上午，陆继尧后院内的树木被人铲除，道路、墩柱及围栏被人破坏，拆除物被运离现场。当时有济川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在场。此外，作为陆继尧持有权证地块上房屋的动迁主体，街道办曾多次与其商谈房屋的动迁情况，其间也涉及房屋后院的搬迁事宜。陆继尧认为，在无任何法律文书为依据、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街道办将后院拆除搬离的行为违法，故以街道办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拆除后院的行为违法，并恢复原状。

（二）裁判结果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涉案附着物被拆除时，街道办有工作人员在场，尽管其辩称系因受托征收项目在附近，并未实际参与拆除活动，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经查，陆继尧房屋及地上附着物位于街道办的行政辖区内，街道办在强拆当天日间对有主的地上附着物采取了有组织的拆除运离，且街道办亦实际经历了该次拆除活动。作为陆继尧所建房屋的动迁主体，街道办具有推进动迁工作，拆除非属动迁范围之涉案附着物的动因，故从常理来看，街道办称系单纯目击而非参与的理由难以成立。据此，在未有其他主体宣告实施拆除或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可以推定街道办系该次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一审法院遂认定街道办为被告，确认其拆除陆继尧房屋北侧地上附着物的行为违法。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三）典型意义不动产征收当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片面追求行政效率而牺牲正当程序，甚至不作书面决定就直接强拆房屋的事实行为也时有发生。强制拆除房屋以事实行为面目出现，往往会给相对人寻求救济造成困难。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起诉人证明被诉行为系行政机关而为是起诉条件之一，但是由于行政机关在强制拆除之前并未制作、送达任何书面法律文书，相对人要想获得行为主体的相关信息和证据往往很难。如何在起诉阶段证明被告为谁，有时成为制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诉权的主要因素，寻求救济就会陷入僵局。如何破局？如何做到既合乎法律规定，又充分保护诉权，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是人民法院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案中，人民法院注意到强拆行为系动迁的多个执法阶段之一，通过对动迁全过程和有关规定的分析，得出被告街道办具有推进动迁和强拆房屋的动因，为行为主体的推定奠定了事理和情理的基础，为案件处理创造了情理法结合的条件。此案有两点启示意义：一是在行政执法不规范造成相对人举证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宜简单以原告举证不力为由拒之门外，在此类案件中要格外关注诉权保护。二是事实行为是否系行政机关而为，人民法院应当从基础事实出发，结合责任政府、诚信政府等法律理念和生活逻辑作出合理判断。案例五：吉林省永吉县龙达物资经销处诉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政府征收补偿案

（一）基本案情2015年4月8日，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永吉县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决定对相关的棚户区实施改造，同日发布永政告字（2015）1号《房屋征收公告》并张贴于拆迁范围内的公告栏。永吉县龙达物资经销处（以下简称经销处）所在地段处于征收范围。2015年4月27日至29日，永吉县房屋征收经办中心作出选定评估机构的实施方案，并于4月30日召开选定大会，确定改造项目的评估机构。2015年9月15日，永吉县政府依据评估结果作出永政房征补（2015）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经销处认为，该征收补偿决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评估机构的选定程序和适用依据不合法，评估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等诸多问题，故以永吉县政府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二）裁判结果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依据的评估报告从形式要件看，分别存在没有评估师签字，未附带设备、资产明细或者说明，未标注或者释明被征收人申请复核评估的权利等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形式问题；从实体内容看，在对被征收的附属物评估和资产、设备评估上均存在评估漏项的问题。上述评估报告明显缺乏客观性、公正性，不能作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合法依据。遂判决撤销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责令永吉县政府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永吉县政府不服提起上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与一审相同的理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在征收拆迁案件当中，评估报告作为确定征收补偿价值的核心证据，人民法院能否依法对其进行有效审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案件能否得到实质解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充分保障。本案中，人民法院对评估报告的审查是严格的、到位的，因而效果也是好的。在认定涉案评估报告存在遗漏评估设备、没有评估师的签字盖章、未附带资产设备的明细说明、未告知申请复核的评估权利等系列问题之后，对这些问题的性质作出评估，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评估报告不具备合法的证据形式，不能如实地反映被征收人的财产情况。二是据此认定评估报告缺乏客观公正性、不具备合法效力。在上述论理基础上撤销了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并判令行政机关限期重作。本案对评估报告所进行的适度审查，可以作为此类案件的一种标杆。案例六：焦吉顺诉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政府行政征收管理案

（一）基本案情2014年6月27日，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卫滨区政府）作出卫政（2014）41号《关于调整京广铁路与中同街交汇处西北区域征收范围的决定》（以下简称《调整征收范围决定》），将房屋征收范围调整为京广铁路以西、卫河以南、中同大街以北（不包含中同大街166号住宅房）、立新巷以东。焦吉顺系中同大街166号住宅房的所有权人。焦吉顺认为卫滨区政府作出《调整征收范围决定》不应将其所有的房屋排除在外，且《调整征收范围决定》作出后未及时公告，对原房屋征收范围不产生调整的效力，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调整征收范围决定》。

（二）裁判结果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卫滨区政府作出的《调整征收范围决定》不涉及焦吉顺所有的房屋，对其财产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焦吉顺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遂裁定驳回了焦吉顺的起诉。焦吉顺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三）典型意义在行政诉讼中，公民权利意识特别是诉讼意识持续高涨是社会和法治进步的体现。但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具有诉的利益及诉的必要性，即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人民法院要依法审查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对当事人权利义务造成影响？是否会导致当事人权利义务发生增减得失？既不能对于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影响视而不见，损害当事人的合法诉权；也不得虚化、弱化利害关系的起诉条件，受理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条件的案件，造成当事人不必要的诉累。本案中，被告卫滨区政府决定不再征收焦吉顺所有的房屋，作出了《调整征收范围决定》。由于《调整征收范围决定》对焦吉顺的财产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其提起本案之诉不具有值得保护的实际权益。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后，裁定驳回起诉，有利于引导当事人合理表达诉求，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案例七：王艳影诉辽宁省沈阳市浑南现代商贸区管理委员会履行补偿职责案

（一）基本案情2011年12月5日，王艳影与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浑南新区）第二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房屋征收办）签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选择实物安置的方式进行拆迁补偿，并约定房屋征收办于2014年3月15日前交付安置房屋，由王艳影自行解决过渡用房，临时安置补助费每月996.3元。然而，房屋征收办一直未履行交付安置房屋的约定义务。2016年5月5日，王艳影与房屋征收办重新签订相关协议，选择货币方式进行拆迁补偿。其实际收到补偿款316829元，并按每月996.3元的标准领取了至2016年5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其后因政府发文调整征收职责，相关职责下发到各个功能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王艳影认为按照《沈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第三十六条有关超期未回迁的双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的规定，沈阳市浑南现代商贸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浑南商贸区管委会）未履行足额支付其超期未回迁安置补助费的职责，遂以该管委会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其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6年5月止的超期未回迁安置补助费47822.4元（以每月1992.6元为标准）。

（二）裁判结果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王艳影以实物安置方式签订的回迁安置协议已变更为以货币补偿方式进行拆迁补偿。合同变更后，以实物安置方式为标的的回迁安置协议已终止，遂判决驳回王艳影的诉讼请求。王艳影不服，提起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焦点问题在于浑南商贸区管委会是否应当双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由于2016年5月王艳影与房屋征收办重新签订货币补偿协议时，双方关于是否双倍给付过渡期安置费问题正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未就该问题进行约定。根据《沈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2015年2月实施）第三十六条第三项有关“超期未回迁的，按照双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选择货币补偿的，一次性支付4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的规定，浑南商贸区管委会应当双倍支付王艳影2015年2月至2016年5月期间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虑及王艳影已经按照一倍标准领取了临时安置补助费，二审法院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浑南商贸区管委会以每月996.3元为标准，支付王艳影2015年2月至2016年5月期间的另一倍的临时安置补助费15940.8元。

（三）典型意义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以更加柔和、富有弹性的行政协议方式代替以命令强制为特征的高权行为，是行政管理的一个发展趋势。如何通过行政协议的方式在约束行政权的随意性与维护行政权的机动性之间建立平衡，如何将行政协议置于依法行政理念支配之下是加强法治政府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案即为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确保行政机关对行政协议权的行使符合法律要求，切实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当事人通过合意，即签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的形式确定了各自行政法上具体的权利义务。行政协议约定的内容可能包罗万象，但依然会出现遗漏约定事项的情形。对于两个行政协议均未约定的“双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的内容，二审法院依据2015年2月实施的《沈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有关“超期未回迁的，按照双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之规定，结合行政机关未能履行2011年协议承诺的交房义务以及2016年已协议改变补偿方式等事实，判令行政机关按照上述规定追加补偿原告2015年2月至2016年5月期间一倍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此案判决明确了人民法院可适用地方政府规章等规定对行政协议未约定事项依法“填漏补缺”的裁判规则，督促行政机关在房屋征收补偿工作中及时准确地适用各种惠及民生的新政策、新规定，对如何处理行政协议约定与既有法律规定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案例八：谷玉梁、孟巧林诉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2015年4月3日，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亭湖区政府）作出涉案青年路北侧地块建设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并予公告，同时公布了征收补偿实施方案，确定亭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亭湖区住建局）为房屋征收部门。谷玉梁、孟巧林两人的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其后，亭湖区住建局公示了4家评估机构，并按法定方式予以确定。2015年4月21日，该局公示了分户初步评估结果，并告知被征收人10日内可申请复估。后给两人留置送达了《房屋分户估价报告单》《装饰装潢评估明细表》《附属物评估明细表》，两人未书面申请复估。2016年7月26日，该局向两人发出告知书，要求其选择补偿方式，逾期将提请亭湖区政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两人未在告知书指定期限内选择，也未提交书面意见。2016年10月10日，亭湖区政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书，经公证后向两人送达，且在征收范围内公示。两人不服，以亭湖区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上述征收补偿决定书。

（二）裁判结果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亭湖区政府具有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法定职权。在征收补偿过程中，亭湖区住建局在被征收人未协商选定评估机构的情况下，在公证机构的公证下于2015年4月15日通过抽签方式依法确定仁禾估价公司为评估机构。亭湖区政府根据谷玉梁、孟巧林的户籍证明、房屋登记信息表等权属证明材料，确定被征收房屋权属、性质、用途及面积等，并将调查结果予以公示。涉案评估报告送达给谷玉梁、孟巧林后，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亭湖区政府依据分户评估报告等材料，确定涉案房屋、装饰装潢、附属物的价值，并据此确定补偿金额，并无不当。征收部门其后书面告知两人有权选择补偿方式。在两人未在规定期限内选择的情形下，亭湖区政府为充分保障其居住权，根据亭湖区住建局的报请，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确定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进行安置，依法向其送达。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故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科学合理的程序可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陈述权和申辩权，促进实体公正。程序正当性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具有独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此既是党的十九大对加强权力监督与运行机制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发展到一定阶段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客观需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确立了征收补偿应当遵循决策民主、程序正当、结果公开原则，并对评估机构选择、评估过程运行、评估结果送达以及申请复估、申请鉴定等关键程序作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明确规定。在房屋征收补偿过程中，行政机关不仅要做到实体合法，也必须做到程序正当。本案中，人民法院结合被诉征收补偿决定的形成过程，着重从评估机构的选定、评估事项的确定、评估报告的送达、评估异议以及补偿方式的选择等多个程序角度，分析了亭湖区政府征收全过程的程序正当性，进而肯定了安置补偿方式与结果的合法性。既强调被征收人享有的应受法律保障的程序与实体权利，也支持了本案行政机关采取的一系列正确做法，有力地发挥了司法监督作用，对于确立相关领域的审查范围和审查标准，维护公共利益具有示范意义。

【声明】

第四篇：【司法前沿】最高法近日发布：拒执罪自诉案件典型案例附权威观点

【司法前沿】最高法近日发布：拒执罪自诉案件典型案例附

权威观点

导读：2016年2月25日，最高法发布了6起拒执罪自诉案件典型案例。自2015年7月21日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可以按照自诉程序予以追诉，在追诉程序上采取公诉与自诉并行的方式。这6起典型案例在追诉程序上，均符合“解释”第三条规定的按照自诉程序立案审理的两个条件。供各位一并参考。典型案例全文最高法典型案例裁判规则

1案例郭可存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自诉案----被执行人拖欠农民工工资，两次拘留后仍拒不履行执行义务，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被执行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一)基本案情2014年3月至2014年12月，刘大龙带领17名农民工在郭可存的窖厂为其务工，郭可存拖欠农民工工资11.8万元，刘大龙多次催要无果，遂将其诉至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2015年1月13日，该院作出（2015）商睢民初字第13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郭可存于2015年1月15日前支付9800元，同年1月20日前支付2万元，剩余8.82万元于同年4月15日前付清。郭可存于2015年1月14日向刘大龙实际支付9800元，其余款项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未履行。2015年2月2日，刘大龙向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当日立案执行。执行法院向郭可存送达了执行通知书，责令其申报财产状况。由于郭可存拒不履行支付义务并拒绝报告财产状况，2015年5月18日，执行法院对郭可存拘留15日。采取拘留措施后，郭可存仍拒不履行支付义务，2015年6月2日，执行法院向郭可存送达了执行裁定书，限其于2015年6月30日前依照生效民事调解书确定事项履行义务。因郭可存拒绝履行，执行法院于2015年11月20日再次对其拘留15日。截至2015年11月24日，郭可存仍拖欠刘大龙等农民工工资10.82万元及迟延利息。后刘大龙向公安机关提起控告，公安机关不予受理。2015年11月24日，刘大龙向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要求追究郭可存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刑事责任，该院于当日立案。同年12月4日，该院对郭可存予以逮捕。同年12月9日，该院对本案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郭可存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一审宣判后，郭可存不上诉。执行法院已对申请执行人刘大龙等农民工司法救助2万元。

（二）典型意义本案被执行人经营窑场，对欠付的农民工工资有支付能力，故意拖欠而不予履行，执行法院曾两次对其实施拘留措施，但其仍不思悔改，继续逃避执行。进入审判程序后，仍置多名农民工的生活困难于不顾，拒不履行生效裁定确定的支付义务，无认罪悔罪的实际表现，最终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为其拒不执行行为付出了应有的法律代价。2案例李许东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自诉案----被执行人领取保险理赔款后挪作他用，致使案件无法执行，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被执行人被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

（一）基本案情李许东与吕某等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3日作出民事判决，确认李许东赔偿被害人吕某等人11.2万元。民事判决生效后，李许东未履行判决所确定的赔偿义务，吕某等人于2014年4月9日向原阳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立案执行。执行法院向李许东送达了执行通知书，但李许东未在限定的时间内履行赔偿义务。2014年7月，执行法院先后对李许东罚款1万元，拘留15日，李许东仍不履行赔偿义务。2014年7月18日，李许东向执行法院书面保证，待其诉保险公司的案件胜诉后，主动将保险理赔款交至执行法院。同年9月24日,保险公司依据禹州市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将10万元赔偿款汇入李许东委托的代理人牛某的银行储蓄卡中，牛某于同年9月27日将该款取出交付李许东，但李许东未按书面保证向执行法院如实申报和主动履行。2015年7、8月间，执行法院两次通知李许东申报财产，李许东仍不如实申报和主动履行，并将部分保险理赔款挪作他用,致使生效民事判决无法执行。2015年7月29日，吕某等人以李许东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公安机关未予受理。2015年8月5日，吕某等人向原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自诉。在原阳县人民法院对本案审理过程中，李许东与自诉人吕某等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并一次性赔偿吕某等人各项损失12.3344万元，取得了吕某等人的谅解。原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许东对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且拒不报告其财产状况，被处以罚款、拘留后仍拒不执行，犯罪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鉴于李许东当庭认罪态度较好，在一审宣判前能够与吕某等人达成和解，并主动履行判决确定义务，确有认罪悔罪表现，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该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李许东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一审宣判后，李许东不上诉。

（二）典型意义本案被执行人对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义务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被施以罚款、拘留后仍不思悔改，将领取的保险理赔款私自挪作他用，致使生效判决无法执行，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以自诉方式启动追诉程序，最终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了赔偿义务，取得了申请执行人的谅解。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拒执罪司法解释发布后河南省第一起宣判的自诉案件，对该省拒执自诉案件的审判起到了示范作用。3案例刘永宾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自诉案----被执行人刘永宾存在高消费，有能力执行生效判决而拒不执行，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被执行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一）基本案情淄博融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称融信公司）与淄博齐顺运输有限公司、刘中华、陈玉华、刘永宾、朱继红、淄博奥昕经贸有限公司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山东省淄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令淄博齐顺运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偿还融信公司银行垫款200万元，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刘中华、陈玉华、刘永宾、朱继红、淄博奥昕经贸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民事判决生效以后，刘永宾等人未履行还款义务。2015年6月18日，融信公司向淄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立案执行。执行法院向刘永宾发出执行通知书，并多次查找联系，刘永宾及其亲属故意躲避，拒不履行付款义务，执行法院于2015年9月10日作出拘留决定书，对刘永宾采取拘留措施，并在其日常驾驶的奥迪轿车中查获“九五至尊”牌香烟十条，LV包一个，茶叶六盒。就在刘永宾被拘留的当日，在法院协调组织下，刘永宾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协议约定：刘永宾于2015年9月10日前支付50万元，同年9月25日前支付50万元，余款及利息自同年10月份每月支付10万元左右，直至付清为止，连续三个月最低付款额不得少于30万元，若刘永宾不按上述规定期限支付款项，则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协议签订后，刘永宾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融信公司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公安机关于2015年9月14日向融信公司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同年9月18日，融信公司向淄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自诉。淄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永宾实际控制的公司正常经营，月收入两、三万元，但在民事判决生效后及本院执行期间，刘永宾未与申请执行人积极协商还款事宜，仍存在驾驶高档轿车、使用高档消费品、居住高档住房等行为，特别是在法院主持下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后仍不按约履行，应当认定其具有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主观故意，鉴于刘永宾在法庭庭审过程中与自诉人重新达成和解协议，部分款项已经支付，自诉人同意对其从轻处罚，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该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刘永宾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二）典型意义执行法院及时对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执行的相关证据进行调查取证，积极引导当事人及时依法行使控告、报案的权利。在当事人提起自诉后，执行法院的立案部门、刑事审判部门和执行机构加强沟通协调，迅速立案，及时审理，依法判决，促使被告人偿还欠款。本案自立案执行到自诉刑事案件的审结，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执行法院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依法严厉惩治了拒执犯罪行为，有效促进了案件的执行，切实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4案例杨现涛、袁朝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自诉案----被执行人拒绝报告个人财产状况，在执行过程中仍自建住房，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被执行人被判处缓刑。

（一）基本案情2011年6月，袁朝玉承揽宋保通的建房施工，双方约定：在施工中发生的任何事故宋保通概不负责。施工中袁朝玉将支壳子、圈梁的施工部分转包给杨现涛，杨现涛雇李根生等人务工。2011年8月12日，李根生等人乘坐工地龙门架下工，因机器发生故障，李根生受伤。后李根生以袁朝玉、杨现涛、宋保通为被告向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起诉，偃师市人民法院作出（2011）偃镇民初字第486号民事判决，确认袁朝玉、杨现涛赔偿李根生各项损失7.957万元，宋保通补偿李根生损失3000元（已履行）。后李根生就二次手术产生费用再次起诉，偃师市人民法院作出（2013）偃民六初字第3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袁朝玉、杨现涛赔偿李根生二次手术等各项费用4706.02元。判决生效后，李根生向偃师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立案执行。执行法院向杨现涛、袁朝玉送达了报告财产令，要求申报个人财产状况，并依法将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二人的高消费,对二人的银行存款、车辆、房产信息进行查询，冻结了袁朝玉银行存款8649元。因袁朝玉、杨现涛拒绝报告个人财产状况，袁朝玉未就相应存款作出合理解释，执行法院依法对二人采取了拘留措施。执行法院还查明，袁朝玉系建筑队包工头，常年在偃师市区附近从业，自称每月收入3000元左右。2014年6月6日袁朝玉的儿子结婚，袁朝玉为儿子婚宴花费2万多元。杨现涛于2015年初将自家房屋拆除，重新建盖新房，执行人员多次传其到庭，考虑其房子已经拆除，要求其在建盖新房的一层封顶后立即停工，但杨现涛未能按照要求停工，仍建造两层房屋，并对一楼房屋进行装修。对于本案的执行，袁朝玉、杨现涛表示最多支付1万元。案件执行期间，李根生要求追究杨现涛、袁朝玉拒执犯罪的刑事责任，执行法院引导其向当地公安局递交控告材料，并向公安机关反馈案件的执行情况。公安机关审查后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李根生遂向偃师市人民法院提起自诉，偃师市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并对杨现涛、袁朝玉作出逮捕决定。在自诉案件审理期间，杨现涛、袁朝玉的家人积极与李根生协商，很快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一次性支付李根生6.6万元，执行案件予以结案。李根生遂向偃师市人民法院出具了对杨现涛、袁朝玉予以谅解的书面材料。该院经审理，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判处袁朝玉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判处杨现涛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二）典型意义本案被执行人杨现涛在执行过程中建盖新房并装修房屋，被执行人袁朝玉在银行有一定存款，又为包工头，有固定收入，两人均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拒绝报告个人财产状况，对其施以拘留措施后仍不思悔改，依法应追究其刑事责任。申请执行人在向公安机关控告无果后，依法以自诉的方式要求追究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刑事责任，通过审判，一方面惩罚了拒执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也促使被执行人及时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促使案件能够顺利执结。5案例廖长年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自诉案----被执行人对生效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被执行人得到自诉人的谅解，被免予刑事处罚。

（一）基本案情徐加顺与廖长年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作出（2013）将民初字第254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廖长年等人向徐加顺偿还借款30万元及利息。该民事调解书生效后，因廖长年等人未履行还款义务，徐加顺向将乐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立案执行。执行法院为执行该调解书下达了执行裁定，并于2015年10月23日向廖长年送达执行通知书，要求廖长年将其名下车牌号为闽GS0356的轿车立即交付执行法院。执行法院另查明，廖长年居住于未办理产权的一幢自建房中，其个人所有的位于将乐县的一处4间店面房长年出租，每月租金2600元，其村里2014年向其发放补贴1.584万元。因廖长年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徐加顺遂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公安机关向其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2015年11月26日，徐加顺以廖长年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将乐县人民法院提起自诉。2015年12月15日，被告人廖长年与自诉人徐加顺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廖长年每月返还徐加顺2500元，取得了徐加顺的谅解。将乐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廖长年对人民法院的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拒不交付执行裁定指定交付的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鉴于廖长年能如实供述拒执犯罪事实，犯罪情节轻微，已与自诉人达成和解协议，取得了对方谅解，对其可免予刑事处罚。据此，将乐县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廖长年免予刑事处罚。

（二）典型意义本案被执行人完全有能力执行人民法院为执行生效调解书所作出的执行裁定，而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执行义务，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鉴于被执行人拒执犯罪情节轻微，在自诉案件审理过程中，又与自诉人达成和解协议，取得了自诉人的谅解，可对其从轻处罚。6案例柯文水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自诉案----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还款义务，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自诉，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

（一）基本案情肖辉与柯文水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将民初字第89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柯文水等人向肖辉偿还借款160万元及利息。调解书生效后，因柯文水等人未履行还款义务，肖辉向将乐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立案执行。执行法院为执行生效调解书作出了执行裁定，查封柯文水名下车牌号为闽G98552的奥德赛牌轿车一辆，要求将该轿车交付执行法院。但柯文水仍使用该车辆，拒不交付法院执行。肖辉遂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公安机关向其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2015年12月15日，肖辉向将乐县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要求追究柯文水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刑事责任。2015年12月20日，柯文水与肖辉达成和解协议，约定柯文水分期向肖辉偿还欠款，取得了自诉人的谅解。在案件审理中，肖辉主动向将乐县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自诉。将乐县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准予撤诉。

（二）典型意义在案件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积极收集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相关证据，符合自诉条件的，通过自诉程序依法追究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将对被执行人产生一定的威慑，迫使被执行人主动协商案件执行的解决方案，在双方已经达成和解、被执行人取得自诉人谅解、自诉人要求撤诉的情况下，依照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自诉人撤诉。最高法观点

最高法典型案例裁判规则

一、拒执罪案件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由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直接起诉，法院应当按照自诉案件受理

最高法观点《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本解释第三条规定的自诉案件，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此条主要是指引性规定，强调要注意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的相关规定的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本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案件不适用调解。”对此条的理解，应当注意以下问题：1.拒执罪自诉案件不适用调解

在一般的自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自诉权在本质上是法律赋予公民个人的私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为被害人个人主观愿望所支配，被害人在自诉程序中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主要表现在：可以接受法院调解，可以与对方当事人和解，可以自行撤诉。但由于公诉转自诉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被害人本身基于公安、检察机关不予处理的情形下才向法院告诉，法院受理后应积极的予以审查处理，作出法律评判，而不必再进行调解。因此，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拒执罪自诉案件不适用调解。2.拒执罪案件自诉人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

和解的时间点为宣告判决前，且要求双方完全自愿进行。拒执罪其实是悬在被执行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更多的是起到威慑和强制执行的作用，如果在拒执罪自诉案件审理过程中，被执行人能够愿意履行执行义务，并得到申请执行人的同意，双方达成和解，或者自诉人因和解而撤诉，人民法院应予以认可。3.拒执罪案件自诉人可以撤诉

最高法观点《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六条规定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被告人在一审宣告判决前，履行全部或部分执行义务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主要为了在打击和惩罚拒执犯罪的同时，鼓励被告人积极履行判决、裁定确定的法律义务，使执行案件得到实际执行。适用此条应注意以下两点：（1)予以从轻的期限为“一审宣判前”。即在一审宣判前，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履行执行义务的，均有机会在量刑上获得从宽处罚。（2)履行全部或部分执行义务的，均可以从宽处罚，至于从宽的幅度，由刑事法官根据其履行义务的份额、案件具体情节等综合考量，酌情予以从轻或者免除处罚。《解释》第七条规定了拒执罪量刑的从重处罚情节。首先，该条规定的案件类型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先予执行的案件：“人民法院对下列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先予执行：

（一）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

（二）追索劳动报酬的”。其次，这些案件亦属于涉民生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多为弱势群体，近年来全国法院进行的涉民生执行案件集中清理专项活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根据相关民事法律规定，结合执行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规定在上述案件的执行中被执行人拒不执行构成犯罪的，可以酌情从重处罚。

本案要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人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罪的，依法从轻处罚；在案件审理期间，其与申请执行单位达成和解

第五篇：无讼阅读｜权威发布：最高法通报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等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等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无讼阅读｜权威发布：最高法通报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等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等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7月3日上午十点，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等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有关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徐家新对四项基础性改革的整体情况进行了通报。

一、关于完善司法责任制改革

（一）法官员额制改革全面完成。截至今年6月，全国法院共遴选产生12万余名员额法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367名员额法官），实现了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办案一线。各高级法院在坚持“以案定额”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不同审级、不同地区法院案件类型和数量、人员配置以及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数量、辖区面积等因素，实行法官员额省内统一调配。

（二）新型办案机制逐步形成。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根据《意见》要求，各地法院普遍建立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取消案件审批，确立法官、合议庭办案主体地位。改革后地方法院直接由独任法官、合议庭裁判的案件占案件总数的98%以上，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数量普遍较改革前大幅下降。同时，各地法院根据自身工作实际，灵活组建审判团队，探索新型审判组织模式，促进扁平化管理和专业化审判相结合。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意见（试行）》，指导各级法院通过制定权力职责清单、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完善信息化审判管理、加强司法标准化建设等方式加强审判监督和审判管理，确保放权不放任、监督不缺位。

（三）院庭长办案制度初步落实。为充分发挥各级法院院庭长对审判工作的示范、引领和指导作用，根据中央政法委《关于严格执行法官、检察官遴选标准和程序的通知》要求，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加强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理案件工作的意见（试行）》，就院庭长的办案数量、建立保障院庭长办案的工作机制以及建立院庭长办案情况通报制度等进行了明确。《意见》下发后，各地法院普遍制定了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的具体方案，实现院庭长办案常态化。例如北京法院院庭长去年办案13.8万件，同比上升52%。广东法院入额院庭长2016年共办结各类案件48.92万件。(四)内设机构改革积极试点。为适应司法责任制改革要求，建立以审判工作为中心的机构设置模式和人员配置方式，2016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央编办联合印发《省以下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试点方案》，就科学设置审判业务机构，有效整合非审判业务机构，严格控制机构规模提出明确要求。目前，全国219家试点法院正按照试点方案要求积极开展试点。

二、关于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

（一）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基本完成。根据中央确定的法官职务序列改革“两步走”方案，第一步法官职务套改工作已于去年完成。目前，在完成法官职务套改工作基础上，各地法院正积极推动实施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截至今年6月，全国23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完成首批入额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等级确定工作，9.5万余名法官按照单独职务序列等级进行管理。

（二）法官逐级遴选制度正式建立。2016年5月，中组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的意见》，明确规定地市级以上人民法院法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一般通过逐级遴选方式产生，并针对不同层级法院的法官设置不同的任职条件，更加强调法官的审判经验和社会阅历，推动形成法官职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该意见下发后，部分高级法院已经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三）法官助理、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稳步推进。为进一步建立科学的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配合中组部等部门于2016年6月印发了《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编制内法官助理、书记员原则上按照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管理，根据工作性质和管理需要设置职务名称，单独核定职数，适当提高工资待遇，并向中级、基层法院予以政策倾斜，为进一步拓宽法官助理、书记员职业发展空间创造了条件。目前，各地法院正抓紧进行法官助理、书记员职务套改工作。

（四）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为推动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实现专业化、规范化，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财政部、人社部印发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试行）》。《改革方案》对聘用制书记员的资格条件、使用方式、等级管理、招录模式、配备数量以及薪酬标准均提出了明确要求。目前，各地高院正根据改革方案，会同人社、财政等部门，研究制定本省聘用制书记员的具体管理办法。

三、关于完善职业保障

（一）工资制度改革逐步落实。2015年1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出台《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明确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工资水平分别高于当地其他公务员的相关政策。为推动试点方案的落实，201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研究制定《法官、检察官和司法辅助人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实施办法》，明确了员额法官及司法辅助人员的工资标准、工资套改及正常晋升办法。为指导全国法院做好绩效考核奖金分配工作，201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下发了《法官、审判辅助人员绩效考核及奖金分配指导意见（试行）》。此后，各高级法院积极配合同级人社、财政部门，尽快足额兑现法院各类人员的工资待遇。截至目前，全国共有2356个法院基本落实或通过预发形式落实工资改革，约占全国法院总数的67.3%

（二）法官履职保障进一步加强。201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办、国办印发的《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规定》，制定发布了《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实施办法》。各级法院深入落实两个文件要求，不断加强组织建设、机制建设、设施建设，推动履职保障制度落实见效。2016年上半年，江苏、上海等地相继成立了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2017年2月，中国法官协会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正式成立。目前，全国各地法院广泛设立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充分履行维护法官基本权利、维护法官及其近亲属人身财产安全、提供救助和补偿等职能。

（三）法官惩戒制度初步建立。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明确规定由省一级法官惩戒委员会负责对法官是否承担司法责任提出建议，提高了惩戒决定的权威性。目前，全国已有14个省（区、市）设立了法官惩戒委员会，明确惩戒委员会人员组成和工作章程。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制定《法官惩戒工作办法》，进一步加强指导。

四、关于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在领导干部管理方面，目前中级、基层法院院长均已实现由省级党委（党委组织部）管理，其他领导班子成员，有的地方由省委组织部管理，有的地方由省委组织部委托当地地市级党委管理；法律职务任命方面，各地均按照“省级统一提名，地方分级任免”的模式操作。

在编制管理方面，201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央编办、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政法专项编制统一管理的试点意见》，明确提出省以下地方法院的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由省以下分级管理上收至省级统一管理。目前，全国18个省（区、市）已经完成省以下法院编制统一管理改革。

在财物管理方面，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司法保障水平差别较大，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强求步调一致，目前，吉林、安徽、湖北、广东、海南、青海等省份实行省级统一管理，有的省份则暂时还是以地市为单位实行统一管理。

经过四年的改革探索，人民法院不断推动制度创新，创造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改革共识日益凝聚，改革成效逐步显现：

一是符合司法规律的体制机制初步形成，法官、合议庭办案主体地位得到确立，院庭长办案制度逐步落实，司法责任进一步明确。

二是法院各类人员管理更加科学合理，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水平正在提高，队伍活力不断迸发。

三是职业保障更加有力，广大法院干警更加拥护支持改革，多办案、办好案的积极性、责任心明显增强，职业认同感、尊荣感有所提升。

四是司法人力资源回归办案本位，优秀专业人才向办案一线流动趋势明显，85%的司法人力资源配置到办案一线。五是办案质效稳步提升，各地法院人均结案数量普遍提升20%以上，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缩短，人均结案数、当庭宣判率上升，上诉率、发回改判率下降。近几年来，随着立案登记制实施，全国法院立案数年均增长20%左右，在人员总编制未增加的情况下，结案率不降反升。

六是司法公信力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进一步提高，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法院工作报告获得的赞成票达到新高，一些试点法院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下降30%左右。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作出推进司法责任制等综合改革，方向正确，成效明显。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严格按照中央确定的改革时间表路线图，完善配套措施，狠抓督察落实，确保十九大前司法责任制等综合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为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提供有力的保证。以下为各位记者结合今天发布的内容提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我了解到在改革之前全国法官人数是21万多人，这次入额是12万，没有入额的法官如何安置？对于他们以后的职业生涯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 [徐家新]：

按照中央要求，法官员额比例法官员额制应该控制在中央政法专项编制39%以内。经过遴选，有一批法官被选拔出来，自然会有一批法官不能入额，因为有比例控制的要求。这里，我想说明的是，未入额法官中有许多同志很优秀，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入额，比如说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法官主动让贤，把机会留给了年轻法官。还有一些在综合部门工作的法官，主动放弃了入额机会。还有一些年轻法官，由于年资条件还不够，暂时还没有入额，等等。对这些同志要予以充分肯定。根据中央的要求，未入额法官不得独立办案。目前，实践中大体有四种渠道进行安置分流：

一是转任为法官助理，继续在审判业务部门协助员额法官办案。

二是转任司法行政人员，到综合部门工作。

三是一些年纪较大的法官从事案件评查、诉前调解等工作。四是交流到其他党政部门。当然，这次没有入额的法官在下次员额空缺遴选法官时，如果符合入额条件，他们还可以参加遴选入额。所有未入额法官，他们原来享有的法官资格以及津补贴保持不变。

需要强调的是各级法官对未入额法官要加快安置步伐，更不得以办案任务重为由让他们独立办案，这一点态度是明确的，也是不动摇的。[中国日报记者]：

刚才，徐主任提到关于法官开展遴选的工作。法院开展员额制法官选任的时候很多人担心遴选只是一种走形式，过过场，不会发挥实质性的把关作用。请问，法官遴选委员会是如何发挥作用避免它形成一个橡皮图章？ [徐家新]：

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是这次员额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确保法官专业素养和能力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在员额法官选任工作中，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法官都十分注重发挥遴选委员会的实质把关作用。我本人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的委员，我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遴选委员会不是走形式、也不是橡皮图章。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遴选委员会强调专业把关。审批入额人选时要审查入额人选工作履历、工作绩效、调研成果、表彰奖励情况以及承办案件的裁判文书、审理报告，全面了解人选的综合情况，在此基础上从专业角度对人选的专业能力和水平做出评价。二是遴选委员会强调实质审议。遴选委员会享有充分的审议权，审议过程中，委员们对候选人的入额资格、办案绩效、测评考核等情况如果存在疑问的，随时可以要求遴选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作出说明，表决时不划定差额比例或指标，更不指定淘汰人选。由委员们根据审议情况自主决定差额人选，并当场宣布表决结果。

三是强调入额法官只减不增。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法院的用人决定权在党组，这里，要处理好党组的决定与遴选委员会专业把关二者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讲只减不增就是经过遴选委员会审议通过的人选，在党组审议时，党组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就是要充分尊重遴选委员会的审议结果，保证遴选委员会的权威性。在最高法院这次法官员额制改革中，我们提交给遴选委员会审议的人员一共387人，遴选委员会的委员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分五轮次进行了审议，讨论了17人，差额率4.4%。最后，在提交最高法院党组审议时又淘汰3人，最终入额法官367人。[中央电视台记者]：员额制改革是一场关系到广大法院干警切身利益的改革，也是一场动自己“奶酪”的改革，请问，整个改革过程中如何确保法院队伍稳定。[孔玲]：

法官员额制改革有39%的比例限制，人民法院内部只有少数审判人才能选任为员额法官，比如最高法院现有法官642人，只选了367人，真的是关系大家的切身利益，真的是动自己的“奶酪”。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按照好中选优、优中选强的原则，从严从实做好选任，真正地通过选任通过非常严格的程序，真正地把能力强、水平高、实绩突出的同志选拔出来，这是做好队伍稳定的关键环节。

总结全国法院员额制改革有三点值得借鉴。

第一，入额标准公平、公正，所有同志参加遴选，大家都按照同一个标准、同一个程序来参加选任，在同一平台公平竞争，不再按照资历的深浅，不再按照任职年限长短来平衡、来照顾。以最高法院为例，我们总共417名同志报名参加遴选，最后经过严格的程序选了367名同志，差额率达到12%。367名入额法官中，有98名是比较年轻的法官，助理审判员，这次直接成为首批的最高法院的员额法官，这98名同志虽然资历没有那么老，但是经过这几年的锻炼，他们法学理论水平比较高、工作实绩非常突出，并且也具有带领大要案这方面的能力，所以给了这些年轻同志脱颖而出的机会。第二，入额程序公开透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法院的工作可以说是以公开促公正。这次遴选工作中，选任标准条件过程、结果都是公开的。以最高法院为例，我们选任方案是公开，日程安排是公开的，遴选政策也是公开的，并且所有这417名参加选任同志的业绩也是公开的，接受全院同志的检阅。同时整个工作过程，民主测评过程，考试考核过程、遴选委员会审议过程，我们以四期简报的形式向全院公开。我们内网公开，目前的点击量是10930人次。通过整个过程的公开，能够主动接受全院干警的监督，才能保证我们的结果得到大家的公认。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全过程，我们做到两点，第一点，启动的时候我们反反复复把政策给大家讲透彻，给大家做非常好的政策交底。大家理解改革、支持改革，汇聚了改革的正能量。第二点，工作过程中我们对一些重要节点、关键环节，我们非常关注淘汰人选的思想情况，加强正面引导，化解这些人的不良情绪。

通过以上三点，我们全国四级法院总体来讲是员额制改革已经全部完成，全国四级法院员额制改革平稳有序进行，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新民晚报记者]：

想请问徐主任，刚才您介绍目前全国法院员额法官共9万余人，从数量看法官人数比改革前减少了9万多人，我们知道近年来人民法院每年受理的案件数量都在大幅增长，请问，人民法院如何处理好法官人数减少和案件数量增长之间的矛盾？ [徐家新]：

对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厘清法官总体数量与一线办案法官数量之间的区别。在员额制改革之前，正如我们知道的，全国法院法官的总体数量比较大，大约21万人。这21万的法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综合部门从事管理以及审判辅助工作。院庭长主要是履行案件的审批职责，所以真正在一线办案的法官数量远远低于法官的总体数量，这是改革前的情况。

员额制改革过程中，我们要求把优秀的审判人才向审判一线集聚，把员额配制在一线审判部门，并且要求入额必须办案，所以院庭长都有明确的办案数量要求。这样从人员的绝对数量上来看，法官的人数是少了，但是大多数法院的一线办案的法官人数是增加了。审判力量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另一方面，这两年，我们有项很重要的改革，就是立案登记制改革。这项改革推出之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逐年攀升。最高人民法院对这种状况坚持以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确立法官合议庭的办案主体地位，建立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文书的签署机制，取消了一般案件的审批程序，不搞层层审批。同时加强了以法官为核心的审判团队建设，明晰了团队组成人员的职责清单，这样将法官从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让他专注于案件裁判。比如说上海浦东新区法院组建了70个审判团队，每个团队有一名负责人，以及若干名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组成，实行团队自主管理。今年第一季度，这个法院受理案件3400多件，审结3300多件。同比上升了5.6%以上。

二是积极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充分发挥小额诉讼程序、素材程序、简易程序的制度功能，实现简案快审、精案繁审。三是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等各类治理主体的作用，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效衔接，促进纠纷诉前分流。四是深入推进法院信息化，加快智慧法院建设，向信息化要生产力。通过智能办案辅助系统、裁判文书、智能校对系统、法官知识库支持系统等司法员工智能系统实现数据分析，多源检索、类案关联、同案类推等功能，为法官办案提供智能化支持，提升了办案效率。

通过以上措施，各级人民法院的案件审结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经济日报记者]：

关于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的，刚才通报说已经基本完成。法官属于公务员序列，为什么要实行与行政级别脱钩，有别于一般公务员的管理制度？ [徐家新]：

法官是公务员，按照我们国家《公务员法》的规定，对于具有职位特殊性，需要单独管理的，可以增设其他职位类别。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就是根据法官职业特点设置的一种特殊管理类别。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了《关于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这一重大改革任务。2015年10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了《法官检察院单独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这个文件从法官职业特点和司法规律出发明确将法官等级与行政级别脱钩。法官按照法官等级进行管理，实行按期晋升、择优晋升、特别选升等晋升制度，并且在高等级职数配比、向基层法院倾斜等方面都有比较大的突破，初步建立起了与其他公务员相区别的法官职务序列单独管理制度。之所以实行法官单独职务序列，主要是由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的，因为我们知道，法官行使的审判权与其他机关公务员行使的行政权有着本质区别。行政权行使讲究上命下从，需要层层报批，最后由行政首长决定。审判权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一种判断权和裁判权，要求法官依法行使职权，对案件自主作出判断，并对自己的判断负责。这就要求不能依据行政职务高低来分配裁判权。所以在合议庭内部，法官权利是平等的。虽然有等级职务高低之分，但是权利是平等。如果简单的按照行政职务的高低或者法官等级的高低，来要求下级服从上级，那么合议制就没有意义。为了确保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裁判权就必须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层层审批的办案模式或者审判权运行模式，这就是建立与其他公务员相区别的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的主要理由。

当然建立单独职务序列还有其他一些理由。比如因为法院相较于一般的党政机关法院人员数量比较大，领导职数有限，这样就造成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法官长期职级待遇偏低，职业尊荣感也不强，一定程度上也影响队伍稳定，这也是建立单独职务序列的一个客观需要。[新京报记者]：

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这几年法院人员流失人数不断增加，尤其是法官流失情况比较突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陈海光]：

大家都知道，人员流动水平高低是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员流动的现象在各个行业都日益突出。社会各界对这种现象也能够客观对待、中肯评价。主要原因是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价值实现有一个客观的选择权，我们尊重这个权利。在法院系统内部出现了个别法官辞职也是正常的人员流动现象，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立足法院的实际，客观看待、认真应对。第二，目前情况下，法院队伍整体是稳定的。近期，我们对法院2014年全国地方法院人员流动情况我们进行了调查摸底，结果显示，目前法院新进人员和减少人员数基本持平，2015年全国法院新增人员1.9万人，减少1.77万人。减少原因也是很复杂的，由高到低排序，包含退休、组织调动、辞职、死亡等等各种原因。单就辞职这一原因里面，各类人员的辞职总数占人员减少总数比例不高，仅占10%左右。具体到法官来讲，全国法官的辞职数这几年也是低位运行。现在全国法官辞职人数占全国地方法院总人数的比例，近几年一直保持在0.35%以下。上述数据可以看到我们法院队伍的总体情况是比较稳定。

第三，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司法责任制、法官员额制、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法官工资制度，重大改革举措成效初步现象，导致法官职业保障进一步完善，法官职业尊荣感日益加强，法官职业吸引力不断提升。我们有理由相信，法官队伍会继续保持持续稳定，也会有更多优秀法律人才投身审判事业，选择到人民法院工作。编排/谢昊责编/张雨

微信号：Ann199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