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灭佛事件

第一篇：中国古代的灭佛事件

中国古代的“灭佛”事件

从两晋时期开始，国家出于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考虑，根据当时佛教发展的状况，相应对佛教采取或扶植或限制的政策。随着佛教僧侣人数的增加，经济势力的增强，在社会各阶层中影响力的扩大，也会与封建国家、世俗地主阶级发生矛盾。以皇帝为首的朝廷如果不能用和平手段消除矛盾，就会采取十分激烈的行动。传统上认为，历代王朝针对整体佛教进行武力镇压的事件，总共发生过4次，这就是习称的“三武一宗灭佛”。“三武”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是后周世宗。“灭佛”就是毁灭佛法，佛教典籍一般称之为“法难”。实际上，这4次所谓“灭佛”事件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有的是要彻底消灭佛教，有的只是要压缩佛教僧团的规模；有的是只打击佛教，不涉及道教，有的则是佛教、道教一起打击。

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太武帝(423～452)“灭佛”，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国家镇压、取缔佛教事件。

北朝(420～581)大多数帝王支持佛教，促使佛教势力迅速发展。同时，佛教也与儒教和道教发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僧团与国家及世俗地主阶级也发生了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太武帝对佛教采取镇压措施，正是这些矛盾综合作甩的结果。

北魏太武帝原来信仰佛教，也尊敬僧人。但是，他逐渐看到，佛教的大发展与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冲突。因为，僧人具有不负担兵役、徭役，不缴纳租调的特权，由此导致了佛教与国家争财富、争人力。所以必须控制僧人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魏太武帝继承前代的政策，重用儒者，尊崇儒家学说，以便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皇权统治。同时，他又接受司徒崔浩的劝告，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奉寇谦之为“天师”，建立天师道场。他还亲自登坛受符书，改元“太平真君”。这一系列举措，都是在为打击佛教做准备。

太平真君五年(444)，太武帝下诏限制佛教，认为佛是外国的神灵，所讲的道理是荒诞的，无益于政化，并且禁止王公和百姓私养沙门。太平真君七年(446)，他出兵经过长安，发现一所寺院中私藏兵器，怀疑僧众与起义军通谋，下令诛杀寺里的僧人。后来又发现寺院中存放酿酒器皿和财物，发现洞窟中藏匿妇女等，于是他听从崔浩的劝说，颁布取缔佛教的诏书。

太武帝镇压佛教措施非常残酷，不仅不分老少坑杀所有沙门，对于信仰佛教，制造泥、铜等各种佛像的人，也要屠杀。经过这次灭佛运动，北魏境内的大量僧尼遭诛杀，寺院被拆除，经像被焚毁，劫后余生的僧尼逃奔南方。

六年后，太武帝死，文成帝即位。文成帝认为佛教讲的道理正确，有助于国家的治理，有益于人们仁智善性的增长，于是解除了佛教禁令。此后在历代北魏帝王的支持下，佛教在北方又获得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

北周武帝“灭佛”

北周武帝(561～578)统治时期，北方佛教势力急剧膨胀，僧尼人数达到200万，佛寺3万多所。由于僧尼享受免税赋徭役的特权，武帝要富国强兵以统一北方，就必然采取“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措施。周武帝首先削减僧尼和寺院数量，又多次召集名儒、名僧和名道，共同讨论儒释道三教的优劣。

建德三年(574)，周武帝下令禁断佛教和道教。这次灭佛与上次有几点不同。第一，北魏太武帝只取缔佛教，对道教予以保护，北周武帝则是对佛教和道教都予以禁止。北周武帝原来打算保存道教，但是道教和佛教之间的斗争很激烈，对朝政有危害，所以采取两教并废的措施。第二，虽然毁坏了一些寺院，焚烧了一些经像，但是并不屠杀僧尼，而是勒令他们还俗为民。对于有些地区的寺院，并没有拆除，而是分别赏赐给王公，作为他们的住宅。第三，设立“通道观”。从佛教和道教名人中选取120人为学士，让他们讲《老子》、《庄子》和《周易》，目的是会通三教。显然，让佛、道两教人士会通三教，在于强调儒家的重要性。

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周武帝又下令在原来北齐境内禁断佛教和道教。促使许多僧人逃往南方，境内僧尼奉佛也只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宣政二年(578)周武帝死，宣帝、静帝相继在位期间，朝政由外戚杨坚把持，下令允许佛教流行。到杨坚废周建隋，开始大力发展佛教。

唐武宗“灭佛”

由于唐代前中期的帝王基本都支持佛教发展，促使佛教势力急剧膨胀，激化了佛教僧侣阶层与国家和世俗地主阶级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唐武宗时期的毁灭佛法运动。

到唐武宗(841～846)即位时，由于僧尼数量的增长，寺院经济的膨胀，削弱了朝廷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促进了社会上反佛情绪的高涨。唐武宗在整顿朝纲纪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也决定取缔佛教。他在废除佛教的诏书中，历数佛教的危害，认为，在全国各地，包括两京地区，“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他还认为，废除佛教，乃是“济人利众”的举措。

武宗的灭佛运动是逐渐展开的。会昌二年(842)，他命令僧尼中的犯罪者、违戒者，全部离开寺院还俗，并且没收其财产，充入两税徭役。会昌四年(844)七月，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拆毁那些房屋不到200间，没有敕额(皇帝所赐的匾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其僧尼全部勒令还俗。到了会昌五年(845)，武宗发起的灭佛运动达到高潮。当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勘检寺院、僧尼、奴婢及其财产，为全面取缔佛教做准备。四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废除佛教的措施。四个月后，宣布灭佛的结果：全国共拆除大的寺院1600余所，小的寺院4万多所，还俗僧尼260500人，都充两税户，没收的良田数十万顷。另外，把寺院奴婢收为两税户的有15万人。

武宗会昌年间的灭佛运动对佛教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甚至由此改变了佛教发展的走向。由于寺院被拆毁，寺院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扫荡，僧尼被迫还俗，经书典籍散失，以义理研究为特点的一些佛教宗派丧失了繁荣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形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佛教经院哲学研究的黄金时代，理论创造的旺盛阶段，从此就结束了。以山林为基地的禅宗逐渐发展起来。

后周世宗“灭佛”

按照传统的说法，后周世宗(954～958)被列为最后一个“灭佛”的皇帝，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相提并论。实际上，他只是力度比较大地整顿和限制佛教，并没有计划完全废除佛教。

五代十国(907～960)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战乱的年代。由于当时的历代小王朝为了抗御外地，保住疆土，都把扩充兵员，增强国家财力作为首要任务。所以，各王朝对佛教普遍采取限制的措施。周世宗即位之后，在挫败北汉和契丹联合进攻的同时，对佛教采取大规模压缩的措施。显德二年(955)，诏令禁止私度僧尼，严禁奴婢、罪犯等出家，废除所有无敕额寺院。不允许新建任何大小寺院。他没有勒令所有僧尼还俗，但是鼓励僧尼还俗。

周世宗在限制佛教的过程中，还专门下令革除佛教中的一些旧弊端。他规定，对于以前有些僧尼采取的烧臂炼指、钉截手足等“诸般毁坏身体”等做法，一律禁止。那些“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都是聚众蛊惑人心，“今后一切禁止”。

周世宗限制佛教的结果，是后周境内的寺院毁废了30336所，仍存2694所，登记在册的僧尼有61200人。周世宗限制佛教的政策，力图把佛教规模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的目的，革除某些佛教陋习的措施，对以后的宋代统治者都是有启示作用的。周世宗之后，历代王朝没有再对整体佛教采取过激烈打击的政策。

第二篇：历史上三次灭佛

历史上儒佛道三教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不断在变化，有时是儒教居首，有时是道教在先，有的时是佛教领头。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看，儒教一直稳居主导地位。佛教确实有过几次大发展时期，在某个一定时期还占据了优势地位。但是由于儒家的特殊性，不论佛教怎样发展，总是要遭到抑制，历史上就发生过四次由朝庭严厉限制佛教的活动，从毁像、破庙、焚经、令还俗、收寺产、乃至对僧人处以极刑等等。晋后,在朝庭的提倡下，佛教超大膨胀，寺庙里有他们的法律——僧律；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僧兵；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寺产；僧人不交捐纳税不服兵役也不出劳役；俗人犯了罪，逃入寺庙中削发为僧，政府就奈何不得他了，寺庙成了无数个国中之国。

从北齐始，皇家崇佛，全国有寺庙四万所，僧尼三百万人，占全部人口的七分之一还多。如此状况使朝庭财税大量流失，征集兵员，征用劳役人员也成了问题，佛教也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

第一次大规模的灭法发生在南北朝的北魏时期。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二月（公元 446 年）长安发生兵变，太武领兵亲征，部队在长安不远的地方驻营，附近有个佛寺，兵士们没事时，到寺里看玩，发现寺里有很多刀枪甲盾，回来就给他们的头头讲，这头头去看了确实如此，于是报到一个叫崔浩的官员那里，崔浩上报太武帝，太武下令搜查。这一搜可不得了，搜出了大量武器，和长安叛军的往来信件等，更有甚者是还搜出多个暗藏在密室中，供僧人淫乐的年青妇女。太武帝大怒，下令：毁长安一切佛像胡经，凡暗藏武器淫乐妇女的，无论老少一律活埋击杀。其余罚为奴。并召令四方用长安之法，自此魏境寺不复存，由于太子南安王的保护，有些沙门得以逃走，只留下一条性命。

太武灭法不久，正当壮年的太武突然病故，反对灭法的人找到了借口，说是灭法而得罪了菩萨，故遭此报应。大家把这股恶气发泄在那个替罪羊崔浩身上，说是他蛊惑皇上灭法，罪该万死，结果车裂。佛教在魏境也得以死后复生。

第一次灭佛不到一百年，佛教又超常规发展，到了南北朝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当政时期（公元 561 年至 578 年在位），周武帝灭北齐后，召五百大僧人入宫，宣布废佛，令僧尼还俗，并允许辩论。有叫慧远的僧人与武帝辩论，最后慧远词穷理屈，只能拿出所谓的阿鼻地狱（佛经中描述的极为残暴的地狱）相威协，武帝灭佛意坚决，回答说，只要百姓得乐，我也愿意受地狱之苦。这次灭法只毁像破塔烧经，令僧尼还俗，不杀僧人。共还俗僧人 300 万 人，退寺院 4 万座，这是历史上的第二次灭法。

唐太宗李世民倡道教，高宗李治和武则天两口子都崇佛，玄宗李隆基也崇佛，按照佛教的教规，他不能和杨玉环同床欢乐的，为了搞到杨玉环才改信道教，封杨玉环为太真人。大家熟知的唐朝的安史之乱发，太子李亨自登帝位，称肃宗。在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的军事打击，和安禄山内部争斗两个原因的作用下，安史之乱得以平息。可是这个肃宗皇帝始终认为是他手下一个叫不空的僧人念经，求得佛祖的保佑，才使得这场大乱平息，真是莫名其妙。

后来的宪宗皇帝李纯竟然在皇宫中迎佛骨，有名的大文学家韩愈，因为上书反对迎佛骨进宫，结果被削职发配到岭南的潮州。途中写下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千古传诵名句。

公元 840 年唐武宗李炎即位，这个人坚信道教，偏偏不信佛。在位时多次下令抬高道教地位，限制佛教活动。显德二年四月（公元 845 年）下诏陈佛教之弊，毁寺还俗僧尼，收寺产良田。凡欲出家的需有家长之命。惟两京、大名、京兆、青州可设戒坛。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之类幻惑流俗。令两京及诸州每岁造僧帐，有死亡归俗皆随时开落。是岁天下寺院仅存 2694 所，废30336 所，留僧42444 人，尼 18756 人。

第四次灭佛发生在公元 955 年，这时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五代十国的后周，后周世宗柴荣在位。这年的五月，世宗下诏：恶僧尼耗硕天下，非敕额者悉废之。上都、东都两街各二寺，每留僧 30 人，天下节度使、观察使治所，及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各留一寺，列三等，上留僧 20 人，中留 10 人，下留 5 人。余僧、尼、大秦穆护、妖僧皆勒归俗。寺非留者，令立毁撤，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茸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还俗僧尼261000 人，收寺院奴婢 15 万人。

这四个灭佛的皇帝中，有三个皇帝的帝号带武字，另外一个皇帝是周世宗，史家将这四件事联系在一起，称“三武一宗灭法”。

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后来有些僧人创立了丛林制度，僧人不再以化缘为生活主要来源，寺庙开田种地自给自足，过去啥事不干的和尚们，也卷起僧袍下地干活，渐渐缓和了寺庙与政府的矛盾，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发生灭佛的事。

唐中期以后，历朝都严格控制僧尼数量，凡剃度出家都得政府批准，得拿钱向州县政府购买度牍，才是合法的专业神职人员。清乾隆年间，废除了这一制度。职业僧人由此大增

第三篇：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展

《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展》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竣工重新开馆后 举办的重要专题展之一，旨在通过不同时期、地域、质地的佛造像文物精品，展示佛造像艺术的发展历程。

公元1世纪，在古希腊雕塑艺术影响下，佛教造像最早出现于印度西北部犍 陀罗地区。中国的佛造像艺术是在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将佛教高深的哲理转化为艺术形象，不断吸收、融入中国之文化艺术，逐步发 展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艺术内涵、鲜明时代风格与不同地区特色的中国佛造像 艺术体系。

佛造像，是带着宗教情感的艺术创作活动，其工艺手法多样。本展览汇集 的佛造像艺术精品，既有简洁质朴的古印度造像，又有华丽庄严的藏传佛像； 既有中亚遗风的彩塑泥像，又有中土气韵的木雕造像；既有窖藏出土的石刻精 品，也有海外回归的石窟瑰宝。其中早年被日本山中商会盗凿流失海外刚刚回 归国家的山西太原天龙山唐代石刻菩萨坐像，姿态生动，衣纹流畅，是盛唐石 窟雕塑的杰出代表；特别是高达两米的宋代木雕观音菩萨像，是国内博物馆首 屈一指的藏品，其雕刻之精、造型之美、体型之大，实为罕见，可称是精美绝 伦。明代永乐、宣德时期宫廷造办处制作的藏传佛像，造型优美、工艺精湛，实乃汉藏交融的艺术杰作。

本展览的多数展品属首次展出，这些展品中有利用“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 集专项经费”抢救的流失海外的重要佛造像，有国家文物局2010年2月划拨给 国家博物馆的金铜佛像精品，有商借青州博物馆的石雕佛像，还有国家博物馆 馆藏及近年新征集的佛像精品。这些展品充分展示了佛造像产生与发展的历 程，体现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文化内涵、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观者既可 领略到佛造像的艺术风采，还可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佛造像艺术所蕴涵的深邃的 佛教哲理。

前言

公元前6世纪，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地区。在古希腊雕塑艺术的影响下，古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出现了最早的佛教造像。公元1世纪左右，佛教传入中国后，佛造像不断吸收、融合中国古代艺术精华，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佛造像艺术体系。

中国古代佛造像的题材、质地和工艺多样，各具艺术魅力。本展览中的山东青州石造像庄严俊美，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菩萨坐像洋溢着盛唐的气象，明代永乐、宣德宫廷制作的藏传佛像形态优美、工艺精湛。尤其是宋代的木雕观音菩萨坐像造型优雅，雕琢细腻，是中国古代木雕佛造像的不朽之作。这些精品艺术地表现了佛教的高深哲理，展示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独特的发展历程。

古印度地区佛教造像 公元1世纪，古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部）因受到希腊造像艺术的影响而创造了佛教造像，这是古希腊与古印度文明交汇而诞生的雕塑艺术。此后，古印度地区佛教造像出现了犍陀罗风格、秣菟罗风格、笈多风格和波罗风格。不同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传入周边地区后，融入了当地的雕刻手法和审美情趣，呈现出明显的地域风貌。

斯瓦特地区佛教造像

斯瓦特位于犍陀罗地区的北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谷地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被称为优填国、乌苌、乌仗那。在斯瓦特河谷地区发现的佛教雕塑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被称为斯瓦特风格。6世纪以前，斯瓦特地区的佛教造像主要受犍陀罗和笈多风格的影响。自6世纪至10世纪，斯瓦特地区的佛教造像吸收犍陀罗、笈多风格，又与中亚艺术相结合，形成了斯瓦特风格。其造像立体感较强，注重细部刻画，对克什米尔地区和中国西藏西部的佛教造像具有一定影响。

克什米尔地区佛教造像

克什米尔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西段，在中国古文献被称为迦湿弥罗、罽宾等。这里是古犍陀罗的一部分，曾是西北印度的佛教中心。该地佛教造像源于犍陀罗风格，并受到笈多风格的影响。6世纪初，克什米尔地区开始独立创作本地风格的佛教造像，7-8世纪，形成了克什米尔佛教造像风格。其造像多以黄铜制作，眼、唇、白毫等部位用银、红铜装饰，多带有镂空状的头光和背光；台座呈矩形，以立柱式的隔栏或力士托举形象为主。

东北印度地区佛教造像

东北印度地区（主要指今印度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一带），曾是印度佛教密教的造像中心。波罗王朝（约750——1150年）曾统治这里，并创造了印度佛教造像的波罗风格。波罗风格佛教造像是在笈多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东北印度本土特色，身材曲线流畅圆润，薄衣贴体，对中国西藏地区佛教造像具有一定影响。

尼泊尔地区佛教造像

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东、西、南三面被印度包围。这里是佛教的发源地，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蓝毗尼就在今尼泊尔境内。尼泊尔佛教造像艺术主要传承了笈多风格，多使用红铜，注重表现饱满的身躯，服饰以薄衣贴体为主，对中国佛教造像具有一定影响。

汉传佛教造像

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造像艺术不断吸收、融汇中国古代艺术精华，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汉传佛教造像艺术。南北朝以后，汉传佛教造像逐渐脱离了古印度及中亚佛教造像风格的影响，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艺术特点。北魏的“秀骨清像”、唐代的“雍容华贵”、宋代的“典雅秀美”等风格迥异的佛教造像，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创造力与融合力，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灿烂的篇章。泥塑佛教造像

新疆是佛教东进中原的必经之地。4世纪左右，该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已脱离了印度佛教造像的风格，融入了当地特色，尤以泥塑与彩绘相结合的雕塑手法为突出。

石雕佛教造像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江苏南京栖霞山石窟等大批石窟寺被开凿。受大型石窟造像的影响，石雕佛教造像成为佛教造像的主流，其中山东青州、山西太原天龙山和河北定州曲阳的石雕佛教造像完全脱离了对印度式佛教造像的模仿，创造出全新的中国式佛教造像。

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

山东青州是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重要的佛教中心，龙兴寺是当时十分重要的一座寺院。1996年，该地出土了北魏至北宋时期的佛教造像400余尊，以北魏晚期到东魏、北齐的最多。这些佛教造像采用线刻、浮雕、透雕、平雕等多种技法，辅以贴金、彩绘等装饰技术，技艺精湛，是这一时期佛教造像艺术区域风格的代表。

曲阳佛教造像

河北曲阳是定州系白石佛教造像的发源地，多以当地出产的纹理细腻、色泽光洁的白石为雕刻原料。曲阳白石佛教造像始于北魏晚期，东魏后期、北齐、隋代盛极一时，唐代以后制作数量逐渐减少。1953年，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白石佛教造像2200多尊，其中有400多尊带有纪年，是了解北朝后期至唐代佛教造像艺术发展轨迹的重要实物资料。木雕佛教造像

宋代以后，木雕佛教造像流行，注重形象塑造，工艺精巧。特别是宋代木雕菩萨像突破了典籍仪轨的限制，追求美而不娇、端庄含蓄、朴素无华的自然之美，呈现出高雅和飘逸的艺术风格。

铜铸造像

明代以后的铜铸造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铸造工艺精细，装饰繁缛。

藏传佛教造像

藏传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地区后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汇聚了佛教的显宗、密宗和西藏地区的苯教等内容，主要流传于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内蒙古、山西、河北、辽宁等地区。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中，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不仅融汇了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尼泊尔等外来文化，还将汉传佛教造像艺术的精华融入其中，形成了具有多元文化因素的造像风格，是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地藏传佛教造像

11世纪以前，藏传佛教造像主要以模仿印度、尼泊尔等地的艺术风格为主，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14世纪以后，西藏本土造像的艺术风格逐渐形成，15-16世纪达到艺术高峰。由于地域不同，藏传佛教造像出现了藏西、藏中、藏东、蒙古等地域风格。17世纪以后，藏传佛教造像多追求外表装饰，造型趋于程式化，但高僧造像采用高超的写实手法，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明清宫廷藏传佛教造像

明清时期，宫廷造办处制作大量藏传佛教造像。这些造像吸收了汉传佛教造像的技法和风格，注重表现造像含蓄、温雅的神态，装饰华丽，雕刻细腻。

第四篇：灭四害工作总结

应城市实验小学除“四害”工作总结

鼠、蚊、蝇、蟑螂严重污染我们的校园环境，传播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因此，除四害是我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本学年我校的重点工作之一，我们在上级领导下，紧紧围绕创建省卫生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目标，下大力气，加大投入，积极改善环境，彻底清除四害孳生场所，为师生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现将有关工作总结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学校领导把这项工作纳入工作日程，校长亲自挂帅，精心组织，安排扎实有效的措施，做好各项工作，真正把除四害防疫工作提高到为居民身体健康着想的高度来抓。进一步充实除四害工作专兼职人员名单，不断完善组织网络，成立了由分管领导负责的除四害领导小组，并有专（兼）职人员负责，形成了一个完整有效的除四害网络。

二、加强措施，明确责任

层层把关，年初召开领导小组和各单位分管领导会议，制定全年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以及除四害达标工作的标准、要求和措施，定期组织讨论除四害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措施，并且适时利用板报和画廊进行宣传，让大家积极参与进来，齐动手消灭四害。确保了今年除四害工作高标准、严要求、高质量完成。明确除四害工作的重要性，并把工作的成效纳入年终考核。

三、工作落实，确保实效

1、宣传工作

大力宣传“四害”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学校利用黑板报、宣传栏，大力开展除“四害”活动的宣传、发动工作，使教职工，学生自参与除“四害”活动，以环境治理为主，组织学生对室内外环境进行大扫除，及时投药、堵塞鼠洞，修补被鼠咬坏的门窗，清理卫生死角处积存暴露的垃圾。

2、灭鼠方面

由总务负责人牵头组织，对室内外的下水道，通风管道和线路管道进行了实施勘察，防鼠网已损坏的部位重新安装防鼠网，同时对门窗缝隙和室内地面作了检查，于4月底开展集中灭鼠工作，统一投放鼠药，共50余公斤，开展了灭鼠前后的密度调查工作；同时清除垃圾死角四处，加强了日常保洁工作，对生活垃圾实行日产日清，有效地杜绝了老鼠的滋生场所。

3、灭蝇、灭蚊方面

我们因地制宜、集中人力、物力对相关区域进行彻底消杀，采用喷雾机药物消杀方法，统一时间对下水道、车库、垃圾池、厕所等地进行药物消杀，严格控制了苍蝇、蚊子的滋生地。安排专职人员对公共部位的垃圾箱，日产日清，同时对校内暴露的孳生物和堆积物组织人力进行了清理。

4、灭蟑方面

灭蟑工作4月底开展了集中灭蟑，于投放药品10余包，把学校食堂、小卖部作为重点整治，采取环境治理和专业药杀相结合的方法，使蟑螂阳性房间严格控制在2%以内。

以上是我校本学年除“四害”工作的落实实施进展情况，下一阶段我们将继续认真按照上级精神，踏踏实实做好工作，抓紧时间实施各项整改，为我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成功而努力。

应城市实验小学 2016年5月30日

第五篇：灭四害手抄报

防治病媒生物，建设美好健康生活

春季是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最佳时节，近期，高铁寨小学积极开展春季病媒生物防制宣传工作。

一是广泛宣传，营造氛围。我校通过张贴宣传报、黑板报等方式广泛宣传病媒生物防制对群众身体健康的危害，教育、引导广大人民学生认识病媒生物防制的重要意义，学会并掌握科学的除害方法，积极参与到病媒生物防制活动中来。二是六年级同学进行手抄报比赛活动，共出炉百余张手抄报，张张都很精彩，表达了孩子们要共建美好生活的心声。

我校艺卫处正在努力通过落实综合防治，积极的宣传策略、实施科学除害，把病媒生物密度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