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诞生及初期贡献[五篇材料]

第一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诞生及初期贡献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诞生及初期贡献

2010年12月28日 11:43:29 来源： 新华网

为纪念中国广播事业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建70周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党组及广播界代表一行重返中国广播事业发源地延安。（记者纪乐乐 徐阳摄）

2010年12月30日，是中国人民广播创建70周年纪念日。在纪念我党新闻通讯事业发展史上这一有意义的日子之时，追记在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同志领导下，军委三局和新华社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建成“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下称“延安台”）的事迹，将有助于传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艰苦创业精神、崇高思想、优良作风和团结战斗的传统。

一、1940年底才创建，是因为既很有必要，也有了可能。

1、我党迫切需要口语广播电台这一武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延安和其他根据地出版的报刊，受到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很难发送到沦陷区和国统区，偶尔有少量的党报偷运过去，也只有极少数人秘密阅看。新华社的文字广播，可以通过电波传送，但必需有收讯电台才能抄收，再由译电员译出，方可阅读。除党的地下秘密组织和少数新闻单位外，个人难以办到。我党在国统区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经常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刁难和破坏，无法正常出版发行，许多重要的文献、评论、文章和消息，不能与读者见面。这种情况已不能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在延安建立口语广播电台。

但是，没有300瓦功率的无线电台，没有广播发射机，无法建口语广播台。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创建的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总部提供电台和报务人员。当时未建口语广播，非不想为也，是不能也。因为红军最大功率的电台是100瓦，只可发文字广播。

1936年西安“双十二”事变后，为适应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在陕西的“红中社”改名为“新中华通讯社”时，也无大功率电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式，但国民党仍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特别禁止将无线电器财等运进边区。

上世纪30年代末，我党为筹建口语广播电台，通过地下组织从香港购买到一台广播发射机，但在秘密运往延安途中，被敌人发现并扣留。

2、周恩来从苏联带回语言广播电台的发射机

1939年冬，周恩来赴莫斯科医治受伤的右臂。他与任弼时同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会谈中，商定在延安建立语言广播电台。1940年3月，周恩来回国时，将共产国际援助的一台苏制广播发射机拆卸打包空运到新疆，再用汽车经兰州、西安运抵延安。

有了语言广播电台的心脏——发射机，毛泽东、周恩来商定迅即建台。经中共中央讨论作出决定，发出建立延安广播电台的指示，并成立广播委员会领导筹建工作。周恩来任委员会主任，成员有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新华社社长向仲华。周恩来去重庆领导中央代表团后，由朱德总司令主持筹建工作。

二、军委三局艰苦创业土法上马建成广播发射台

承担建台任务的是军委三局的九分队。军委专门选调曾在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学习的大学生傅英豪担任九分队队长，改正是周浣白。全队三十人中，大多是在延安培训的通讯学校学生和八路军战士，只有傅英豪夫妇是大学生。

1、选址、施工、组装发射台。军委三局同志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将发射台台址选定在延安西北40里的王皮湾村。该村离延安城较远，相当偏僻，便于隐蔽。

三局派厥明等带领一批石匠、瓦工，在老乡支援下，在延河支流西川南岸的半山腰，开凿出两孔石窟洞，一孔作机房，一孔作发电动力间。另外西川北岸沟口，打了两孔土窑洞，分别作播音室和备稿间。为保卫发射台，调30多名战士驻守。

经过三局技术人员反复组装、改装和调试，苏制广播发射机可以使用了，但电源动力也是一个大难题。延安没有发电厂，也没有搞到大的发电机。技术人员经过反复研究，采用汽车引擎来带动发电机。不久，贺龙把在晋西缴获的两个火车头蒸汽机运送到延安，交给军委三局，经改装用来发电，电力达到300瓦。延安当时汽油、柴油奇缺，大家又想出用木炭炉烧木炭产生的煤气代替汽油作燃料的办法。土法发电实验取得成功。

架设天线缺乏钢材，九分队同志克服困难，因陋就简，把几根大木杆子绑接起来，做成“Y”型的天线，像“木塔”矗立在山头，代替“铁塔”，传送无线电波。

1940年10月，担负文字广播（CSR）发报任务的军委三局十分队，为利用延安台的动力，也由裴庄迁到王皮湾，划归九分队统一管理。合并后的九分队，在王皮湾设立了CSR报房。王皮湾成了新华社口语和文字广播台的驻地。

2、延安台首次播音与呼号XNCR。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广播，频率为7500kc，功率300瓦，呼号XNCR。X是国际电信联盟规定中国广播电台使用的代码。NCR分别是“新中华广播电台”英文“New Chinese Radio”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3、机房和播音室设备简陋。延安台的发射机机房和播音室，设备十分简陋。机房和动力间是两孔石窟洞，大的一孔约为27平方米，小的一孔约为16平方米。播音室是一孔十几平方米的土窑洞，室内四壁徒空，唯一的一张白茬木卓上，放着一只话筒。为了隔音，窑洞四壁钉着延安生产的灰色毛毯，门帘是用羊毛毡做的，兼有隔音作用。备稿室是另一孔土窑洞，放着一本字典，遇到读不准的字词，随时查用。

4.四个女播音员的播音工作。延安台开头两年多，先后有四位播音员，都是女同志。最早的两位播音员是麦凤（又名徐瑞章）和姚雯，它们工作一段时间后，离开了播音组。接着调来播音的是萧岩，她小时候在北平读书，口音清楚，所以组织上决定她提前结束在延安女子大学的学业，到延安台做播音工作，而且成为第一批播音员中播音时间最长的一个，历时两年之多。1943年3月，孙茜调来播音组。

当时，电台没有录音设备，是对着话筒直接播音，一旦出差错，便无法挽回。播音员们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篇广播稿，播前认真准备，反复朗读，把稿件基本背下来。播音时全神贯注。萧岩播音两年多，没有播错一个字。

播音员还学唱歌、演戏，根据宣传的需要，配合演些文艺节目。她们演播最多的是抗日歌曲，如《五月的鲜花》《游击队歌》和《大刀进行曲》等，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

5.毛泽东送唱片给电台播放。延安台开播之前，搞到一台破旧的手摇式唱机。1941年夏天，毛泽东听说电台有唱机，但没有唱片，就把他保存的20多张唱片送给延安台播放，并叮嘱延安台的同志们要认真把广播办好。这些唱片中有梅兰芳、马连良等京剧名段。

三、新华社广播科提供广播稿并不断提高稿件质量

延安台的广播稿由新华社提供，具体负责编写稿件的是广播科。该科原来负责编写文字广播稿，当时正式编辑只有科长李伍和陈笑雨两人，秘书陆果木也做一部分编辑工作。

广播科增加编口语广播后，工作更加紧张繁忙。稿量增多，人手很少，便夜以继日地编写。白天主要编国内外新闻和政策性文件、党报社论的摘要，5000多字，发给各根据地的报纸，然后将内容增加到7000多字，供口语广播用。夜间，陈笑雨根据外电直接编发时间性强的战报。1941年冬，向仲华社长奉调上前线。中央决定由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兼新华社社长，吴文焘任副社长，主持日常工作。在博古、吴文焘领导下，广播科同志努力增强口语广播意识，不断丰富报道内容，提高稿件质量，努力使稿件编得口语化。

1942年夏秋，王唯真从翻译科调到广播科。这年冬天，广播科为提高新闻时效，改为夜间编稿为主。协助吴文焘领导广播科工作的李伍、陈笑雨和王唯真，通常在晚上7点上班，工作到次日凌晨两点多。因为来自世界各地和国内各抗日战区的新闻，翻译科要到深夜才能手译完毕。每昼夜选译出的稿件平均约156篇，合中文约7万字。三个人快速从中选编重要新闻，一气呵成，根本没有时间草拟初稿和抄写。

吴文焘通常值下半夜班，从夜里12点多到次日早上7点。他逐条仔细审定稿件，严格把关。博古最后审阅，一般20分钟就阅完，随即把稿件交通信员送文字和口语广播台。

四、延安台的影响

1.对听众影响很大。延安台的广播主要面向国统区和沦陷区，聚集在，沦陷区和国统区有数十万台收音机，能收听到延安台的广播。当时曾接到从北平、南京、昆明、重庆等地带到延安的信。来自昆明西南联大的一封信说：“听了你们的声音，就像在茫茫黑夜中见到了灯塔。”听了延安台广播的人，对共产党、抗日战争的了解增多、认识加深，不少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层层封锁，奔向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走上抗日前线。更多的人在国统区、沦陷区参加抗日活动。一些抗日根据地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认真收听延安台的广播，并抄录重要内容，用于补充或核对新华社的文字广播，一些重要文章还直接刊用。它们还把收听效果和意见反馈给延安台，帮助改进广播工作。

2.“皖南事变”的广播产生很大震撼。1941年1月国民党政府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它严密封锁事变实情，百般刁难重庆《新华日报》，不准揭露事实真相。在这场争夺新闻发布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延安台于1月下旬反复播发毛泽东撰写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就“皖南事变”发布的命令，和军委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等重要文件和言论，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秦日派配合日寇破坏抗战、加紧反共的阴谋，鉴定地宣告“决不让日寇和秦日派横行到底”。4月30日，广播了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后严词拒绝诱胁的消息，在全国产生很大震撼。

3.开辟日语广播效果很好。1941年12月3日，延安台首次进行日语广播。广播对象主要是侵华日军。播音员是华籍日裔女同志原清志（清子）。她每周五到电台来播音，每次时间30分钟。广播稿由王家坪的八路军总部政治部敌工部提供，内容主要是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反对和残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号召日本士兵积极投入反战活动。日语广播对于瓦解侵华日军起了重要作用，一些侵华日军受到延安台广播的感召向我军投降。侵华日军当局甚为不安，便用大功率电台进行干扰。

4.“附加值”之大出乎意料。延安台的诞生带来的“附加值”之大，超过预料。CSR——新华社文字广播的报房搬到王皮湾后，使用延安台300瓦的发射机功率发报，音量大为加强，效果大大改善，播发的稿量增多。1942年，发报时间由每天4小时增加到6小时。党中央发布的一系列篇幅长数量大的整风文献，都是由CSR播发到全国各地。这在此前是做不到的。

五、延安台语言广播中止，但影响在延续

1943年，因物质条件更差，无线电器材来源没有保证，搞不到配件维修机器，延安台播出的音质不好，严重影响收音效果。3月，终因发射极的末级电子管损坏，搞不到电子管维修，而中止播音。

延安台口语广播中止后，广播发射机被改做文字广播用。CSR改用300瓦的发报机后，信号强多了，连远在广东的东江纵队也能抄收到。

1944年夏，为加强对外宣传，创办了新华社对外英文文字广播。军委三局在时任八路军总部通讯顾问、英国友人林迈可积极参与下，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那架不能用的苏制发射机修理好，架设定向天线，于8月8日试播，9月1日正式开播。呼号为CSR de XNCR，定向对美国旧金山发播。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机构第一次使用无线电通讯技术对国外播发英文新闻，用莫尔斯电码发讯。初期，每天发播两次，每次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约合打字纸5-8页，相当于中文1800-3000字。据当时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反映，在美国西部地区抄收到新华社的英文文字广播，并在报纸、刊物上登载。

延安台自1940年12月30日开播，1943年3月中止播音，持续两年多。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揭开了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的第一页。是历史贡献是：在抗日战争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党“与敌伪展开的空间宣传战”中，增加了一个新的重要武器——语言广播；它与文字广播一起战斗，担负起部分宣传任务，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在战火中培养出人民广播的第一批编辑、播音员和电台技术人员，初步奠定了人民广播事业的基础，为1945年秋天延安台恢复播音准备了重要条件。（作者卫广益 新华社离休干部）

第二篇：延安仲裁委和延安市广播电台

第八期

延安仲裁委员会办公室 2011年6月25日

延安仲裁委和延安市广播电台

联合举办《仲裁访谈》

为了广泛深入地开展仲裁法律制度的宣传，让社会各界更全面了解仲裁法的内容和特点，让广大民众更加了解仲裁办案的优势，日前延安仲裁委员会与延安市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栏目联合推出十三期《仲裁访谈》。

6月22日下午7时，延安仲裁委员会副秘书长李茂青应邀走进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调频FM98.7频率直播室，就“仲裁法的内容、适用的范围、基本原则、仲裁解决经济纠纷的优势”为主题在“晶晶乐道”栏目通过广播对听众进行了一 个多小时的仲裁法律宣传，接收并解答了多位听众关于民商事纠纷而提出的问题。节目播出期间反响热烈。

在访谈过程中李茂青就主持人提出的仲裁工作相关问题进行了回答：

问：延安仲裁委成立以来，在公正、及时地仲裁经济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受到市场经济主体的较高评价。请问在“十二五”期间延安仲裁工作打算如何更好地为市场经济服务，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颁布实施，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国际上通行的仲裁制度接轨。有效地解决国内经济纠纷与涉外经济纠纷的重要法律。对于保证公正及时仲裁经济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延安仲裁委于2000年成立以来，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社会仲裁法律意识滞后与初始的仲裁工作水平这一基本矛盾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所以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要着力加大仲裁法律制度的宣传，推行和融入，不断提高社会仲裁意识；加强仲裁队伍特别是仲裁员的培训，快速提高仲裁工作水平，以适应“十二五”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

问：仲裁解决经济纠纷都有哪些优势？ 答：根据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是由法律、经济贸易专家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员组成的；仲裁员都是根据法律规定在曾任法官、律师、仲裁工作满八年的人员和教授及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中聘任的公道正派的专家人才；当事人有自由选择仲裁机构和仲裁员的权利、申请仲裁员回避的权利。

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仲裁庭有权确认合同的效力；仲裁庭作出的裁决依法具有执行的效力；仲裁依法独立进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仲裁的优势集中表现在，当事人合议自治，专家办案公平公正，程序灵活，调裁结合，以调为主、保密性强，简便、快捷，高效廉洁等。

问：请问，仲裁法调整的适用范围都有那些呢？ 答：仲裁法第二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第三条又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

（一）婚烟、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

（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

具体讲：由仲裁法调整的主要合同纠纷有：经济合同纠纷；技术合同纠纷；房地产合同纠纷；专利权合同纠纷等；当事人申请仲裁的涉外经济合同纠纷。

由仲裁法调整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主要是指上述合同 纠纷以外，由于侵权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引起的财产权益纠纷。

问：仲裁与诉讼解决经济纠纷的区别是什么？ 答：仲裁与诉讼都是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途径，但性质有别。简单讲诉讼是人民法院根据国家赋予的司法审判权，依法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作出判决；仲裁不具有审判权，它是根据双方当事人订立的仲裁协议，根据仲裁法的规定，对当事人的纠纷从中进行调解和裁决。也就是说，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唯一依据就是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就不能受理。仲裁协议无效的也不能受理。

问：请问什么是有效的仲裁协议呢？

答：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必须具备三个内容，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选定仲裁委员会，这三个内容缺一不可。仲裁协议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订立合同时，在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另一种形式是纠纷发生后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仲裁法不仅对仲裁协议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而且对仲裁应坚持的原则也作出了明确规定。

问：仲裁都应坚持哪些原则呢？

答：我国仲裁法规定了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一）合意性原则。合意性也称契约性。是指双方当事人就某一事项意思表示的一致。仲裁最基本的特征应当是当事人的合意。合意性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当事人协议选择仲裁机构，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其二当事人可以共同选定他们信任的仲裁员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代为指定仲裁员，来仲裁他们之间的纠纷。

其三当事人可以约定仲裁方式，不公开开庭审理、公开开庭审理、不开庭审理，完全由双方当事人合意确定。

其四当事人可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制作裁决书，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

其五当事人可以协议不在裁决书和调解书中写明争议的事实和理由。

（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当事人行使或放弃自己的权利不受他方的支配或限制。根据仲裁法规定当事人有以下意思自治的权利：

1、选择解决纠纷的途径。用仲裁方式还是诉讼方式，完全自治。

2、如果选择仲裁方式可以自治选择仲裁机构。

3、选择仲裁员。当事人可以协商约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和各自选定或者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

意思自治不等于意思放纵。当事人一旦作出意思表示，就要对自己的意思表示承担承诺责任。

（三）公正性原则 第三者依法居中公断，是仲裁法律制度的本质特点之一。为了体现和保证仲裁的公正性，仲裁法从当事人参加仲裁与仲裁机构进行仲裁两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

仲裁法对当事人的规定是：申请人有申请仲裁的权利和撤回仲裁申请的权利；被申请人有答辩，反请求的权利；当事人对仲裁员有申请回避的权利； 在仲裁过程中，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对专门性问题，当事人可以约定鉴定部门鉴定，开庭时可以请求鉴定人参加开庭，经仲裁庭许可，可以向鉴定人提问；当事人互相可以就证据进行质证 ；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与人认为仲裁庭审理笔录对自己陈述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对裁决书中的文字、计算错误或者仲裁庭已经裁决，但在裁决书中遗漏的事项，当事人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在三十日内请求补正；对仲裁庭作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如果一方当事人不予自觉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有权向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方当事人认为仲裁裁决有违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有权向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等。败诉方认为仲裁裁决有违背民事诉讼法213条规定之一的，有权申请仲裁机构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不予执行该裁决。

仲裁法对仲裁庭和仲裁员的公正性也作了如下具体的规定：仲裁委员会应当依法从公道正派的人员中聘任仲裁 员；仲裁员有仲裁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必须自动回避；仲裁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仲裁员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情节严重，或者在仲裁案件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其除名；仲裁庭对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当事人可以对证据进行质证；辩论终结时，仲裁庭应当征询当事人的最后意见，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与人认为仲裁庭审理笔录中对自己陈述有误申请补正时，应当允许补正，如果不予补正，应当记录该申请；裁决应当按照多数仲裁员的意见作出等。这些程序性的规定，对保证仲裁的公正性都具有重要作用。

（四）及时、方便的原则

我国的仲裁法第一条就开宗明义指出：“为保证公正、及时地仲裁经济纠纷……制定本法”。所以公正、及时处理纠纷是仲裁法律制度的重要原则。

所谓方便，就是仲裁不实行地域管辖，由双方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他们认为方便的任何仲裁机构仲裁纠纷；所谓及时，就是办案期限短，简易程序四十天，普通程序四个月结案，而且是一裁终局。

问：市场经济主体，对发生纠纷后怎样申请仲裁还不很明确，请能具体解释一下？

答：前面已讲过，仲裁解决经济纠纷，以双方签订的有 效仲裁协议为依据，当事人如果在订立合同时，在合同中签订了仲裁协议，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争议后就可依据已订立的仲裁条款申请仲裁；如果未在订立合同时签订仲裁协议，发生了争议如果要选择用仲裁方式解决的，双方就要在纠纷发生后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的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申请仲裁必须要提交仲裁申请书，仲裁申请书的内容主要有四项，一是主体要明确；二是案由要表达清楚；三是主张要明确；四是事实和理由要充分。在提交仲裁申请书时，还应根据仲裁规则的规定提交合同书附本，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至于其他应提交的相关资料和证据，仲裁机构受理处在受理审查时，会向当事人详细提示的，当事人根据受理处的要求按时补证提供就行了。

《仲裁访谈》的播出，将会进一步增进广大民众对仲裁法律知识的认识，为延安经济的和谐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制氛围。

（仲裁委办公室 张皓供稿）

送：延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延安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仲裁委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及仲裁委委员 发：仲裁委各基层工作站及办事处 编校：张皓 审核：侯玉萍 打印：张皓 共印31份 延安仲裁委员会办公室 2011年6月25日印发

第三篇：延安时期朱德为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贡献

延安时期朱德对党的建设的贡献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朱德先后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及王明的“左”、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维护党内团结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延安时期，朱德提出了“要大力培养大批新干部，造就一批职业革命家”、“干部必须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等主张，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提出“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要加强“党员军事化”的思想，对军队中党的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延安整风运动中，朱德正确领导了军队中的整风工作，避免了“抢救运动”扩大化，保护了大批党员干部。朱德始终以共产党人的普通一员率先垂范、廉洁自律，为党员作风建设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一、维护党内统一团结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延安时期，朱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践行了维护党的统一团结的神圣职责。

1、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彻底揭露和批判

长征途中，朱德坚决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同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对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促成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朱德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更加尖锐、深刻地揭露和批判。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着力讨论了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朱德在会上作了发言，他首先指出，张国焘一贯犯原则错误，“他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对中央派去的干部不信任。他要个人指挥党。”然后朱德指出了张国焘在肃反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张国焘“把革命同志当成反革命，错杀了不少人。”在揭露张国焘的反党活动时，朱德指出：“红

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对中央极不尊重。从阿坝会议到松岗卓木雕会议，他进行了不少反党反中央的活动。后来他过不了黄河，才转而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这次会议上，经过全党同志的揭露、批判，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了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并号召全党同志同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

朱德为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此毛泽东也曾赞誉朱德：“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2、对王明“左”、右倾错误的批判

1940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抗日战争以来执行各项政策中的问题。会上，朱德指出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危害，他说：“过去中央苏区就是因为执行了‘左’的政策，最后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苏区。”并且，他强调了：“总结历史经验要在七大前准备好，过去的错误主要来源于教条主义。”

1941年9月到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了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会议上，朱德对主观主义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完全不顾红军的传统和组织系统，独断专行、不经过军委直接指挥部队乱打。所谓扩大百万红军，不是以老部队为基础扩大红军，而是随便组织新部队，这种新部队不能打仗，大多在路上散掉了。朱德分析了这种主观

主义产生的原因，指出：“党的领导机关中，许多青年学生同志，对中国社会不满，要求什么都要干得彻底，而对实际工作，什么也不懂”，其实质是：他们只是拿马克思主义做招牌，去随意批评人、打击人。

1942年12月4日，在西北高干会上，朱德又一次对“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他说“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教条主义在党内统治那么长时间，一方面是因为党员干部不能识别真马列主义，另一方面“还因为有的人品质不好，相当领袖”。他希望党员干部学好马列主义，并克服领袖欲。

在1942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朱德也专门点名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路线，他说：“抗战以后的王明路线的实质是在统一战线中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王明忽视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自己的力量。王明看得起蒋介石，看不起小党派。党内他目无中央，自命是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央书记处闹独立性，在党内关系上是采用一打一拉的手法。总之，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

3、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正确领导及对党内干部的保护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1941年11月29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的决定》，决定在中央高级学习小组下，特设军事高级学习组，朱德任组长。这以后，朱德一直领导着军事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

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的政治局会议上，朱德就曾提出：“党内团结要实行正确的自我批评，党员要维持对党的领袖的信仰，因此，领导同志要有接受批评的精神”，并强调“领袖要听人家说自己的好话，同时还要听说自己不好的话。”

在整风运动中，康生发动了“抢救运动”，并出现了审干扩大化的“左”的错误，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迫害了很多党的优秀干部。当时，朱德领导着军委系统的整风审干工作。在“抢救运动”普遍发生乱批、乱斗、乱打人的情况时，他强调对人的处理要慎重，要求严格掌握党的政策，不错批、错斗一个好人。军委机关有个高级参谋室，成员大多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很多人历史复杂，人们自然把眼睛盯上了他们。但朱德指导高参室的领导人一定要好好掌握党的政策，不能乱来。并且找那几个高级参谋谈心，勉励他们向党交心，消除了他们的顾虑。由于朱德的领导，在当时“抢救运动”盛极一时的情况下，军委机关的“抢救运动”只搞了一个晚上，避免了扩大化，保护了大批军队干部，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党内的团结。

二、重视干部队伍建设

干部队伍建设一直是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朱德时刻关切着党的干部队伍的建设。延安时期，朱德对培养和造就党的干部，为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

1、培养党的大批新干部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的力量长期遭受到了极大削弱，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对党的力量的发展更加地重视起来。在瓦窑堡会议上，党已经开始把干部队伍的建设提到了党的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新形势，对党的干部培养工作又提出了极为迫切的要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前全国党员有三十万人，1940年时增加到八十万，而西安事变前后全国党员的数量只有四万）。

在这紧要关键时刻，朱德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多次在重要场合提出，要培养大批党的新干部。1936年12月27日，为讨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形势，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朱德在会议上提出：“我们应积极准备联合抗日，要把队伍整顿好，要大办学校，加紧培养和教育干部。”在1937年3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再次强调了在新的形势下大量培养党的干部的迫切性，他说：“在民族革命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干部还很不够，要大力培养大批新干部，造就一批职业革命家。”

2、加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抗战初期，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使党员队伍有了迅速发展，但同时，为了提高党员质量，中共中央提出了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来抓的任务，在全党进行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朱德为加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193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朱德提出：“共产党要以天下为己任；为了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干部必须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掌握革命理论。”在1941年5月的后方留守兵团作战教育参谋会议上，朱德对部队参谋人员又再次要求，“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要抽时间学习，参谋人员不仅要有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还要学习掌握马列主义与唯物辩证法，并且要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列主义来训练部队。”

为了使广大党员干部真正学习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1940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周年总结表彰大会上，朱德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结合自己学习的实例详细阐释了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

朱德首先指出，学习马列主义要正确认识客观现实、反应客观现实。他举例说，反动阶级和顽固分子，天天在那里歪曲现实，大肆攻击共产党人，但人民群众不但不被他们所欺骗，反而更加拥护共产党人的主张，这正是因为共产党人所讲的道理是最能反映客观现实的，是最真实的最正确的。其次，学习马列主义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正确的理论可以用来改造实际，而理论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他举例说，八路军在战略战术、政治工作、文化娱乐、群众运动等许多方面比过去红军时代有了更大的提高，正是因为有了正确的革命理论的指导。再次，认识必须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学习马列主义要时时刻刻前进。朱德举了自己的例子说，“因为我小的时候读了些‘诗云’、‘子曰’很多要不得的东西”，所以“要从新学起，一面学新的，一面还要丢旧的。”他告诫党员干部：“我只知道一句俗话：‘做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了’。我们要先前进，不然就要掉队。”

3、培养党的优良作风

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朱德多次强调共产党员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1942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朱德提出，共产党人要得天下，就得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他说：“如果我们讲道德，天下是我们的”，“我们要注意道德与待人接物。我们要取得天下，必须接受过去的民族的优良传统。”

1943年7月，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七一志感》一文，鼓励全体党员干部要继续大力发扬中国历史的优良传统，担负中国革命的艰巨责任。他说，“天下为公”是古代的传统道德，共产党人正是完全发扬了这种传统的精神，自觉地纠正了宗派主义的狭隘思想，因而顺利地实现了“三三制”的政权。，“‘文

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也是中国的著名格言”，“八路军新四军数十万将士，在前方天天与强敌奋死搏斗，早置生命于度外，而做军事以外工作的同志，累皆洁身守法，自觉地根绝了损公利己的卑污思想，有纪律地进行各种建设工作”。他又说，共产党人完全实践了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传统精神，践行了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伦理理想：言必行、行必果、重然诺。最后，他郑重强调：“共产党员是一个最光荣最先进的称号，为了不辜负这个名称，必须锻炼自己成为真正无产阶级的战士，成为真正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者”。

对于抗战初期党的大批干部被派往白区工作，从红区到白区如何克服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物质生活的诱惑，保证每个党员的思想作风的纯洁性这一党的建设的重大实践课题，朱德也给予了极大关注。在1937年8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座谈会上，朱德强调：“由苏区到白区去工作，自己要有阶级觉悟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否则糊里糊涂就会被国民党吸引过去。因此，要加强教育，提高认识。要突破酒色财气、富贵功名的难关，对此，个别人应该有所警觉，要在革命过程中进行锻炼。”

三、加强部队党建工作

朱德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从创建人民军队到领导中国革命，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坚决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他多次批评了军队中军阀主义、宗派主义各种错误思想，从而加强了军队中的党建工作。他提出了党要善于领导和掌握武装斗争，全体共产党员要学习军事理论，以促进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

1、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建军的根本原则。延安时期，朱德多次著文和开会发言，强调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为军队中党的建设、巩固军队中党的领导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2月，为庆祝建党19周年，朱德在《共产党人》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与军队——为中共十九周年而作》的文章。文中指出，总结党领导人民军队取得伟大成绩的经验，“在于我们党曾直接领导组织了一支铁的军队”，而“巩固军队中党的领导”这一个建军任务的明确规定，对于我们党的建军工作，曾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文中进一步指出，通过在军队中建立各种优良的制度，首先是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制度，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才得以巩固。

1940年8月20日，朱德发表《党是军队的领导者》一文，文中指出，“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产生、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没有我们党，就没有这支军队；有了这支军队，就必须要巩固我们党的领导”。强调“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是革命战斗任务完成的保证者。“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产生、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没有我们党，就没有这支军队；有了这支军队，就必须要巩固我们党的领导”。党的一切路线与政策，都要经过党的组织去执行，因此要“加强部队中党员和干部的教育，注意和研究他们在学习中的问题；严格纠正部队支部工作中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使支部工作做得更好，使支部真正在连队中起核心作用。”

2、党员军事化，全党学习军事

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是唯一的手段。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更没有党的发展和巩固。而加强党员的军事学习，促进全党学习军事的热情，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是全党

上下的重要任务。

1941年4月朱德在《共产党人》上发表《党员军事化》一文。文中，他首先指出如果没有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如果中国的无产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不善于掌握武装，建设军队，不善于正确处理武装斗争的问题，则不但不能团结广大的同盟军在自己的周围，而且自己的生存都根本要受到威胁。”接着他强调了武装斗争对我党的巩固和发展的极其重要性，他说：“我们党的发展、巩固，是和武装斗争密切地结合着，我们愈善于领导和掌握武装斗争，则我们党愈能发展、巩固，革命就愈接近胜利；反之，我们党就要受到严重的损害，革命就要失败。”然后他强调，武装斗争——这是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和最近三年余的抗日战争所证明的真理，因此，党中央提出“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号召“全党学习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学习游击战争。”

为了加强党员的军事理论学习，朱德特别指出全体党员要学习苏联工农红军的战斗条令和野外条令两本书。不仅在军事学校中要讲授此书，而且在我们党的学校，如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都应该教授这两本战术的基本经典。他着重提出，党员不仅要学习军事理论，而且要过军事生活，一切军事化。文章最后，他再次强调，“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军事不仅是集合当代一切最先进的科学而成的一种科学，而且，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

3、纠正部队中错误思想，加强军队党建工作

红军改编后，一些军队干部不能严格接受党的领导，滋长着个人英雄主义，因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军队内部，领导开展了反对新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1942年末至1943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对军阀主义等严重问题作了尖锐批评。在1943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部队军政干部会议上，朱德对这种军阀主义作了严厉的批判，并指出：“八路军不可能完全不受旧军队的影响，军阀主义思想在各级干部中或多或少是存在的”，所以“克服的办法是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决心改正错误，并认真改善部队的生活。”

对于军队中的宗派主义，朱德在1941年9、10月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曾指出：“军队干部对什么人都看不起，不敢用新干部，对于知识份子最多只让他们做文书、教员一类工作”。因此他强调，军队中这种宗派主义严重危害着部队的发展，危害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三三制政权，因此，必须打破这种宗派主义。

如何正确处理部队中的党政关系，作为人民军队总司令的朱德也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在《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一文中，他强调指出：“要严格纠正部队中党组织对行政、行政对党组织的不正确观点，正确地建立部队中党与行政、行政与党的关系，所有这些，必须认真地做到，才能提高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质量，才能巩固党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才能使党真正成为军队的绝对领导者。”

1941年8月20日，朱德再次撰文阐述了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和关于如何正确处理部队中党与行政关系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产生、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没有我们党，就没有这支军队。”同时，他指出：“行政系统必须遵守与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决议，完成党所给它的任务。党组织对行政的关系，应当是：党的路线，党的决议，必须经过行政系统执行，来

体现；党组织必须尊重行政系统。”

第四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大众化的贡献 高灿 西江文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大众化的贡献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思想，确立了人民本位的文艺观，为延安和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和文化发展指明方向，迎来了文学艺术的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把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实践进一步引向深入，从而在真正意义上解决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正视它对中国当代文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对于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精神的当代价值，对于真正认知“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展与繁荣。当前，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仍对中国文艺的大众化具有伟大的历史贡献。

一、《讲话》第一次提出 “文艺为人民大众”的命题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对延安革命文艺队伍的思想作风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提出人民大众是文艺的主体，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必须根植于广大劳动群众之中的唯物主义观点。

后来，从邓小平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双为”方向，到十七届六中全会宣示文化“以人民为中心”和习近平在近期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振聋发聩“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标志着毛泽东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思想在新的历史阶段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党新的文化自觉。

二、对文艺大众化的理解

对文艺大众化要从以下几点来看。一是大众的内涵。郭沫若在其著作《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里对于”大众”内涵说明了看法：“所谓‘大众’，要是把无产阶级除外了的大众，是有产的大众，是红男绿女的大众，是大世界新世界青莲阁四海升平楼的老七老八的大众!”冯乃超在其著作《大众化的问题》里也探讨了“大众”的内涵：“‘大众’或群众，究竟他[它]的内涵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把它规限于被压迫阶级，它仍然能够分开许多阶层，尤其在中国这一阶级中不少意识落后的阶层，要解决他们享受文化恩惠或创造文化的问题，决不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事情，我们现在所谈的大众当然要包括从有意识的工人以至小市民。”无论是郭沫若还是冯乃超都强调了大众的阶级意识，把大众看作是知识分子可以而且必须团结的同盟。二是知识分子的观念转变。鲁迅明确提出，“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但他同时也清醒地指出当时“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只能“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三是文学的政治性与审美性。新文学与劳动大众的审美要求有明显的距离，这种情况当然会削弱革命文学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因此深入大众、深入生活、继承民族传统引起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注意，但是看得懂并不能看成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终极目的，文艺大众化必然涉及艺术审美的各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大众化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创办了多种革命

刊物和报纸，如《共产党》《向导》《先驱》《妇女声》《少年》等刊物，通过纸媒舆论阵地向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1942年5月，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在《讲话》这一历史文献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他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不仅大力倡导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而且对文艺大众化的使命、文艺大众化的形态以及文艺队伍的大众化等一系列问题都给予了既生动又朴实的详细论述。

三、《讲话》对文艺大众化的贡献

一是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实行了革命性的突破。抗战爆发后，抗日战争成为解放区最大的政治。中国共产党首先要考虑是如何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保卫解放区。毛泽东一向重视文艺的巨大作用，他把文艺当作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另一条重要战线。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既然文学是从属于政治的，那么文艺就应该为之服务。因此，他在《讲话》中特别提出了他的文艺大众化思想，掀起了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高潮。文艺与政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关系，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在抗日战争那个特殊环境下，延安文艺运动借助了“政治之力”对左翼文艺大众化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实现了真正的革命性突破。

二是在大众的认定和文艺发展方向上实现了革命性的突破。1942年，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大众的认定有了更明确的说法，他阐释说：“那么，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这里对“大众”范围的扩大和对象的明确在内涵和外延上明确把兵士作为大众的一部分提出来。紧接着他就说：“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讲话》中确立的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创作方向，立即在解放区产生重大影响。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大众的确立和文艺发展方向的规定上对左翼文艺大众化实现了革命性的突破。

三是知识分子大众化的革命性突破。毛泽东在《讲话》中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讲话》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要进行身份转换，并要求知识分子进行

全面的思想改造，是对知识分子身份大众化的革命性突破，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全面实施。

一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发展的历史，也是共产党人对文艺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历史。《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划时代的文献，它的基本精神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它对当今中国的文艺大众化依然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