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碧华：湖南人为何被称为“南方的北方人”[推荐]

第一篇：周碧华：湖南人为何被称为“南方的北方人”[推荐]

周碧华：湖南人为何被称为“南方的北方人”

义薄云天常德人 写在前面：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近现代以来，国人议论最多的是湖南人，而在湖南，常德人又往往是议论的中心。人们对常德人的评价往往偏重于能力方面，其实，对于常德人，要从骨子里去认识。本文以八千字篇幅，试图首次让人们认识到常德人的另一面。说“义”，人们会自然想到燕赵壮士、东北猛汉，特别是在易水河边顶着萧萧寒风慷慨悲歌的荆轲，直把一个义的符号牢牢地粘贴在了北方人身上。即使维新的湖南人谭嗣同在北京城里被砍了头，千里护柩送他还乡的依然是河北沧州人大刀王五，湖南会馆里那么多老乡，不见有人出手相助。俗话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常德怀抱洞庭，又被沅澧二水浸润，还有无数的湖泊池塘点缀着，柔软的水可以让常德人多情，似乎难以多义。特别是饮食习惯，常德人偏好米粉，这滑溜溜的形象，也给外界以“常德人办事灵活、讲究迂回”的印象，而义字的笔画中，似乎一定要掺揉进刚性的元素，才足以支撑起简洁而硬朗的身躯。所以我如果说常德人义薄云天，一定带有颠覆的意味。因为毛泽东一句“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人们对常德最美好的阐释是这里的人德行天下，连地名都含有一个“德”字。可是鲜有人知道，常德的地名一度与义字有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将天下分为九州三十郡，如今的常德地域隶属“黔中郡”。秦亡后，汉高祖废了黔中郡，设置“武陵郡”，《清同治直隶澧州志校注》卷一“舆地志·建置沿革”载：“今贵之思州、思南，湖之常德、永顺暨澧诸县，皆隶武陵郡。”常德便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称为“武陵”。但是，发生了一段插曲，开明的刘邦曾经给常德封了一个地名，故事还得从秦末农民战争说起。古代造反的人，往往要给自己戴一顶师出有名的帽子，才能顺利号令天下，项梁也不例外，他立楚怀王的孙子心为王，仍称楚怀王。公元前206年秦灭亡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表面上尊楚怀王为义帝，让他迁都长沙，暗中却派英布追杀于郴县。消息传到如今的常德一带，楚人痛哭流涕，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自发地为义帝举行象征性的丧葬仪式，哭号声震动沅澧大地。刘邦听说后，感动不已，对武陵人的义举赞许有加，便将“武陵郡”改名“义陵郡”。在中国历史上，郡、府、州、道、路、省一级的行政区划命名中，以“义”命名的仅此一例，虽然称为义陵郡的时间不长，但义的基因已经植入常德人的骨髓之中。因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释常德人的义：匡扶正义、舍己利人、情谊绵长。匡扶正义岳飞背上因为有母亲刺的“精忠报国”四个字，堪称中国人忠义典范，可就是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恰恰与常德人产生了碰撞。南宋初，金兵不断南侵，江南满目疮痍，南宋政府为挽救政权，对老百姓横征暴敛，被金兵击溃的宋朝官军又趁机抢劫，老百姓遭受双重劫难，痛不欲生。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常德人钟相一声怒吼，揭竿而起，自称楚王，起义军很快便占领了鼎州、澧州、潭州、岳州等州所属的19个县，但钟相被内奸出卖，被俘牺牲。他的部众在杨么领导下继续战斗，以龙阳县（今湖南汉寿）为中心，利用湖河港汊，设立营寨。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四月，义军重建楚政权，控制了东起岳阳，西至枝江（今属湖北），南抵长沙界，北达公安的广大地区，起义军多次击败官军水师。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宋高宗派岳飞前来镇压，终于击败起义军，杨么被俘牺牲。常德人钟相杨么领导的这次起义是宋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在当时金兵压境、南宋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似乎不义，拯救朝廷的岳飞才是忠义，但钟相杨么是为“等贵贱，均贫富”而奋力一搏，是忠于千千万万的贫苦百姓，这才是真正的义。钟相杨么是穷苦人出身，为了穷苦人而舍命似乎尚能理解。但封建时代的官员公开为民请命的就极为罕见了，清安乡人潘相就是这样的一个官员，他是乾隆二十八年的进士，乾隆钦点他为山东福山县知县。乾隆三十九年，朝廷派兵镇压王伦起义，滥杀无辜。潘相力谏，免除了百多名老人和儿童的死刑。不久，有人谎报濮州三千人图谋不轨，山东巡抚立即派兵进剿，潘相不顾毁誉得失，昼夜单骑赶赴巡抚大营，力排虚妄，阻止进军，使濮州百姓免遭兵灾。这一幕虽然过去了241年，但在我的眼前，在那个月黑风高之夜，潘相策马疾驰的场景清晰如昨，他知道，他的举动很容易被诬为与反贼同流合污，他的官帽甚至人头会随时落地，但他为了正义，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在齐鲁大地大写了一个南方人的义士形象。时间到了清末，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又有无数的常德人挺身而出，救民于水火。他们把头颅系于腰间，立志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国人熟知的一个历史细节是，1911年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等，起义的秘密泄露。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是放弃还是坚持？在情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起义总指挥、常德人蒋翊武毅然签署了起义命令。武昌起义在中国腹心地区打开了一个缺口，就像滔滔洪水决堤一样，清王朝瞬间土崩瓦解了。我曾在朗诵诗《常德腔的力量》中吟道：“沅水和澧水的涛声/把兰花芷草的芬芳送往洞庭/澧州大鼓和常德丝弦/百年前合奏出铿锵与柔情/湖南的西北部/一声声常德腔吼出辛亥风云//两千年封建体制/三百年腐朽满清/哪里是洞开的缺口/哪里能迎来共和的黎明/刘复基一份精心布局的作战方案/每一处箭头都指向旧王朝的命门/武昌城里 /蒋翊武一声令下/常德腔引爆了满城枪声/坚持内阁/ 走向共和/新旧势力谁不畏惧宋教仁/上海车站那一颗罪恶的子弹/让神州留下千古遗恨//百年前的中国呀/苍桑的大地行走着多少常德人的身影/百年前的中国呀/亿万声呐喊里常德腔最雄浑！”据统计，辛亥革命之初，常德有史可查的人物多达两百多位，其中当上了督军等军事要职的常德人有70多个，为稳定共和局面做出了不朽贡献，享受国葬的就有四位！这说明，常德人心中装着整个华夏，为民族的命运可以赴汤蹈火，甘洒热血！2015年3月14日，丁为美、田沧海等八位国内知名艺术家来到常德，当他们在市城区中心目睹巍然耸立的抗战纪念牌坊上，青天白日徽章和蒋介石等人的题词赫然在目，他们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房地产热强拆不断的当下，一座城市的黄金地带竟然保存有较完好的国民政府的纪念建筑物，更没有想到即使在台湾蒋介石的题词也遭污损的情况下，在大陆的常德，蒋介石和他的政府要员的题词竟然完好如初。因为谁都清楚，大陆曾历经一波一波的政治劫难，这些敏感的政治符号能保存下来，该需要多大的勇气与担当？于是，你不得不去审视这座城市的人民，当常德会战结束，蒋介石要枪毙在此率八千虎贲之师与日寇殊死搏斗的余程万师长时，常德的父老乡亲立即联名上书求情；当国民政府决定修建抗战纪念牌坊时，常德人民又慷慨解囊；当“文革”卷起疯狂的浪潮时，常德人民机智地用石灰涂在那些题词上，再写上革命标语，待“文革”结束，又冲洗掉那些石灰。这个过程，官方与百姓竟是如此默契，在国内实属罕见，常德人民的民族大义，与那些抗战的勇士一样，浩然之气感天动地！这种匡扶正义的品质被一代一代常德人所继承，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勇士层出不穷，有勇斗窃贼身中三刀的张华，有勇擒飞贼的丁学军，有勇救落水妇女而献身的军官丁华……全国首届“十大见义勇为英雄”中就有常德汉寿县农民戚维进，迄今为止，常德共有4人获“全国见义勇为先进个人”、25人获“全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还涌现了一大批市、区县（市）见义勇为先进群体和个人。2013年12月29日，由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主办的第十届“昆仑奖”全国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作为湖南省的唯一代表，常德市在全国25个参评城市中，以第3名的好成绩获评“全国见义勇为城市”。在中国，许多城市头上都闪耀着一些桂冠，而常德这顶桂冠，我认为比钻石更重，它体现是的一座城市的品质与成色，一座城市所体现出的浩然正气！舍己利人《墨子·经上》：“义，利也。”意谓宁可自己受点损失，也要有利于他人，这便是义。应该说，常德人把墨子关于义的阐释是理解透了并很好地践行了。元代龙阳人（今汉寿）丁易东，官至太守太簿兼枢密院编修，辞官还乡，在家乡兴学办教，出资修建精舍东西两厢共四斋，供讲学和生徒居住，且捐献私田1200亩，用其租谷供应生徒的开支。常德郡守李秉彝和宪使姚抑斋分别数次向朝廷禀报丁易东的义举，朝廷为其所办的石坛精舍赐额“沅阳书院”；黎学锦也是汉寿人，清龙阳富家子弟，为官清廉，好为义举。嘉庆三年（1798年）捐银万两，在县城东门外创办龙池书院，又捐田六百亩，供师生生活所用。嘉庆十一年初，他在川北任兵备道，遇川北大饥，慷慨解囊，设粥场18处，历经数月。当地至今流传“若要义举成，除非黎六（排行老六）临”的说法，可见，在川北的老百姓心目中，黎学锦是一个特别“讲义气”的人；在沅澧流域广为流传的明龙阳典史青文胜为民请命而自杀的故事，其事迹相当感人，但他是夔州人，我在试图引用他的事例时多少有些惋惜。不料，我在《明嘉庆常德府志》中，找到了同样的事例，这就是明桃源人苏彬，史载：“以县多荒田，科额累民，请蠲不报。洪武二十八年击登闻鼓，自缢其下，得疏于怀。诏免粮二万二千石。”明洪武二十八年，桃源一带的农民负担的苛捐杂税特多，农民苦不堪言。苏彬便到朝廷击鼓禀报，为了感动皇上，他不惜用生命一搏，上吊在鼓架上。他死后，从他的怀中得到了一份报告，就是这份报告以及他的生命，让桃源人民减免了二万二千石的粮食上交任务。为了更多人的利益，可以舍弃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这就是常德人。这种精神，在当代更是演绎得十分精彩。1995年7月17日，位于南京上游的板田垸在洪水的猛烈冲击下，危如累卵，一旦溃决，六朝古都南京城将被淹没，损失不可估量。石门人杨建忠当时正带领五条满载300多吨矿石船队行驶在长江上，他获悉险情后，立即掉转船头，驶向板田垸沉船，保住了南京城，价值几十万元的矿石却泡汤了，在上世纪90年代，几十万元可是笔大财产，杨建忠却在异乡豪不犹豫地做出了这种义举，要不是南京市政府后来派人上门表示慰问，家乡人民还不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兴水利建设，8万座水库相继像绿色的钻石镶嵌在神州大地上，常德处于湘鄂川黔交界区域，而这些地方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每遇筑坝，必有移民，而国家总是把移民的目光投向相对富庶的常德。据统计，建国以来，本省湘潭市、张家界市、怀化市、益阳市和湖北省、重庆市先后向常德移民近4万人，在接纳移民时，常德人民总是把最好的土地腾出来，宁可重新开垦荒地。2012年8月11日上午，武陵区一家燃料作坊突发大火，邻居赵志福听见呼救声，不顾一切冲进火场救火，被严重烧伤。出租车司机杨芳华开车路过，看到人们在焦急地等待120救护车，她马上停车，打开车门，将生命垂危的赵志福扶进了出租车。当时赵志福的伤势非常严重，伤口不停地流血。杨芳华一边安慰他，一边用最快的速度向常德武警医院驶去。当车行驶到人民路与芙蓉路交界处时，正值中午车流高峰期，前方又有多辆车等候绿灯。伤者痛苦的呻吟，家属焦虑的眼神，杨芳华顾不得多想，她马上打起双闪灯，一路按着喇叭，驶上逆行道，冲过了十字路口。在经过大润发超市时，她再次闯红灯。不到15分钟，杨芳华就将车驶进了武警医院。大家都知道，司机是最需要遵守交通规则的，也是最畏惧红灯的，但杨芳华为了救一个陌生人，冒着遭受严重处罚的风险，连闯红灯，她已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以自己的风险换取他人的生命。2013年初夏开始，中国城市建设罕见的战役在常德市城区打响，路改、棚改、水改，美化、亮化、绿化、数字化“三改四化”，特别是路改，207条城市道路同时开工提升改造，一座城市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市民生活出行、门店经营经受严峻的挑战，令人称奇的是，一年中竟然没有因为拥挤发生交通事故。市委书记王群在总结表彰活动中说，“三改四化工程”是一场硬仗，这场仗打的艰苦，打的艰难，更是打出了一种常德精神，打出了常德人民特别能理解、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风格精神。而市民的“特别能理解”，我认为正是一种舍已利人的品质使然，路窄了，大家都谦让着点；修路把门店挡住了，忍一忍，虽然暂时赚的钱少了些，但整个城市变靓了，大家都受益。情谊绵绵曹操非常器重才华横溢的属官丁仪，一度还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然而遭到太子曹丕的阻挠而未能付诸实际，于是丁仪对曹丕心怀芥蒂。曹丕即位时，丁仪就知道大祸临头了，终日郁郁寡欢，曹植便作一首《赠丁仪》来安慰他，诗的结尾写道：“子其宁尔心，亲交义不薄。”可见，绵绵不绝的情谊体现的也是一种义。明武陵人杨鸿，是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同乡唐绍尧被魏忠贤诬陷下狱，亲戚故旧都怕受牵连，避之唯恐不及。只有杨鸿四处奔走，募银三万两，代为赎刑。广宁陷落，熊延弼下狱，别人都不敢探望，他却携酒至狱中探望，熊延弼死后，他还作文祭之。《清同治石门县志》载：覃宇柱将婚，岳父以女有废疾命之别娶，柱曰：“婚自幼订，今有疾而弃之，谁复娶者？吾不忍为此薄行也。”娶至，果不能任妇事，柱更怜悯善视之。这个覃宇柱即使不娶身有残疾的女子，别人也不会责怪他，因为岳父都规劝他别娶。但是，他认为如果他不娶，这个女人更不会有人娶了，所以，他坚持娶了曾经订婚的女子，对于这个根本做不了家务活的女人，覃宇柱反倒更加对她关爱。“吾不忍为此薄行”，不做薄情寡义的男人，一个高大的男人形象从一本泛黄的史册中站了起来！1925年8月，毛泽东在韶山组织农民开展“平粜阻禁“谷米斗争，湖南省长赵恒惕获悉后十分震怒，电令湘潭警察局立即逮捕毛泽东。毛泽东不得不于8月28日离开韶山，找到当年读师范时的同学邹蕴真，在那里躲了一阵，但风声渐紧，邹蕴真就将毛泽东转移到自己老家——汉寿邹家坪。邹家是当地土豪，“邹家大屋”皇皇数十间。邹蕴真将毛泽东锁在一间厢房内，不许外人靠近。他亲自照看毛泽东的生活，一次给毛泽东送饭时说：“润芝，诸葛亮曾经把朋友分成义友、酒友和贼友三类。我与你称得上义友吧？说实在话，派其他人送饭我都放心不下。为了你的安全，这事连我儿子也不晓得。”毛泽东在邹家躲藏一周后，决定南下广东，他写下豪情万丈的诗赠与邹蕴真：“同君负剑理山河，他日成功看谁多！”在一个黑夜，邹蕴真让毛泽东扮成木匠模样，挑上工具篮子，悄悄离开了邹家坪。邹蕴真将他一直送到十里远的南湖码头，搭乘上开往长沙的客船，他才放心地返回。这段经历，邹蕴真可以说是把脑袋别在腰带上了，只要风声走漏，他的整个家族都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只因为是同窗，虽然彼此理想信念不同，但在毛泽东人生中最艰难时刻，他毫不迟疑地伸出了援手。安乡县与湖北公安县交界处有一座黄山头，这是两湖平原上唯一的高地。1998年夏，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安乡安造大垸溃决，十几万人在大堤上风餐露宿，黄山头就成了灾民最佳的避难所。当时，湖北黄金大垸也溃决了，灾民不得已来到湖南境内寻找栖身之处，小小的黄山头镇一时人满为患。当时，黄山头镇镇政府主持兴建的边界贸易城刚刚竣工，面对疲惫的湖北灾民和他们焦虑的眼神，黄山头镇镇政府当即决定，让湖北灾民住进边界贸易城，而本地灾民依然栖身在大堤上。将近一个月的抗洪结束后，湖北灾民撤回到自己家乡前，他们与黄山头人民依依惜别，流下了感激的泪水。上世纪90年代初，澧县张公庙镇高路铺村祖祖辈辈从事船运的村民易宗志，与妻子熊荣华倾其所有，凭借良好口碑，向左邻右舍和亲戚借了30多万元，买了一艘铁板船跑运输，生意越做越红火。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98年6月，易宗志的货船在洞庭湖遇险，妻子和侄女在事故中遇难，家里背上了20多万元债务。易宗志购船时借的钱，很多都是口头承诺，并没有留下借据。易宗志一家遭此天灾，债主们对借出的钱也就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想不到的是，易宗志主动上门找到债主，重新补上欠条。他的举动，令乡亲们很感动，许多债主出于同情，表示不需偿还了，但易宗志拍着胸脯说：“给我时间。”易宗志又回到他熟悉的货船上，不过不是当老板了，而是替人打工当船长，靠打工偿还债务。他省吃俭用，除了供女儿读书外，其他的钱一点一滴地积攒下来用于还债。整整15年，他终于偿还了大部分债务，许多债主拿着他递上的钱时都说：“你有这份心就够了，其实还与不还并不重要了。”但易宗志毫不含糊地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好一个义字！它虽是指天地间历久不变的正道，但在易宗志看来，乡亲们在他最艰难时帮了他一把，他要重视和珍惜乡亲们对他的情谊，不能辜负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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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这段句子翻译出来就是：“我不能改变志向，去顺从世俗啊，当然难免愁苦终身不得志。忠臣不一定被任用啊，贤者不一定被推荐。伍子胥遭到灾祸啊，比干被剁成肉泥。与前世相比都是这样啊，我又何必埋怨当今的人呢！我要遵守正道毫不犹豫啊，当然难免终身处在黑暗之中。”这里所指的“正道”即为爱国的志向，虽然只是爱楚国，但几千年来屈原的爱国思想不仅仅影响了常德人，更是洗礼着全体中国人的灵魂，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辛亥革命时有那么常德人为中华之崛起而赴汤蹈火，抗日战争时，为什么十五个常德人中就有一个奔向杀敌的战场！还有一个人物的影响力虽然没有屈原那样经历代官方高调宣传过，但在民间默默地影响着常德人，这就是三国时蜀国名将赵子龙。《三国志·赵云传》载：“初，先主之败，有人言云已北去者，先王以手戟掷之曰，子龙不弃我走也。顷之，云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备兵败，向南逃往江陵，曹操派麾下精骑快马追赶，终于在当阳长阪附近追上了刘备。此时情势危急，刘备便丢下妻儿，仅带着张飞、诸葛亮、赵云等数十骑向南逃逸，而赵云却反而向北边曹军方向奔去。有人便禀报刘备说赵云投敌去了，刘备却用手戟掷那告状的人说“子龙是不会弃我而去的”，果然，赵云怀抱刘备的幼子刘禅，保护着刘备的妻子甘夫人，平安地回到刘备身边。这就是义薄云天的赵子龙形象，而这个赵子龙曾率军驻扎在常德地域，如今的安乡县依然有“子龙庵”“打鼓台”等遗址。沅澧流域的说唱艺术很发达，三国故事，特别是桃园三结义，通过民间艺人之口，把义的种子一遍一遍地播撒在人们心中。所以，在沅澧大地，无数的河流上都有义渡，义田、义仓、义学比比皆是，甚至还流传下义冢的动人故事，《清同治直隶澧州志》载：“世传澧有畜狗者，常随之出入。一日，其人醉卧山腰，野烧适至，狗急奔山下水中，濡毛湿草，如此数回，得不死。逮其人醒，而狗毙也。乃以人礼葬之，其冢至今岿然，故名狗冢山。”这则故事，我们不仅感叹于那只勇救主人的狗的忠心，更为被救主人的行为点赞，狗有义，人有情。培义冢更是成为社会风尚，《清同治直隶澧州志校注》卷四“舆地志·风俗”载：“培义冢，掩骼埋胔，义冢及无祀之墓，或坍塌，或露骸骨，于清明营筑。富者雇工，贫者自力。筑毕，为之奠浆、焚纸钱焉。”旧时，每年清明节前，若原野上存有身份不明的野坟，无论是富人家还是穷困者，都会将露出尸骨的坟培土焚香，这不仅仅是一种善举，更是义举。有了如此深厚的关于义行的文化土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常德市“百团大赛”每年有上千个艺术团不计报酬参加比赛，每年有三百场义演让市民享受艺术大餐，不难理解鼎城区十美堂曹林静行医五十年只收药品成本费，不难理解为何常德市会获评全国文明城市……义薄云天的常德人，当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之后，无数的常德人在没有官方指令的情况下直奔震区而去，在国家没有发起捐款号召的情况下就组织捐款，率先向震中的映秀镇捐款500多万元；2013年2月8日，当怀化市的客车在常德境内的高速公路上发生特大交通事故时，又是义薄云天的常德人挺身而出，把怀化的事当成常德的事，市府立即成立应急领导小组，对伤者竭尽全力抢救，对亡者的家属做好安抚，多少人牺牲了春节休息时间，却没有丝毫怨言，让一批批从怀化赶来的亲属们流下了感激的泪水。将历史梳理了一遍，我们终于发现，在历史的长河中，常德人将义字扛在肩上，留下了一串串坚实的脚印。

第二篇：辛亥革命中的武装起义为何都在南方发生

辛亥革命中的武装起义为何都在南方发生

一百年前，由保路运动引发的武昌起义突然爆发，引起了一连串连锁反应，十多个省先后起事，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当时，清朝政府手上已经没有足够的武力平定这些叛乱。而且，执掌满清政府军队的实权人物——袁世凯早已和清廷离心离德。最后，在各种力量作用下，南北议和，清朝皇帝宣布退位，改制共和，成立中华民国。国家实权被袁世凯掌握，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内乱时期。

从1895年10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第一次武装起义开始，到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120余名敢死队员猛攻两广总督署，同盟会先后在南方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

第十次起义也失败了，黄兴负伤逃往香港，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被捕遭杀害，死难的同盟会会员有名可考者86人，其中72人的遗骸由秘密革命党人潘达微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后来，潘达微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次起义因而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十分悲壮，牺牲烈士均为同盟会骨干成员，这次起义失败对孙中山和黄兴是极大打击，他们心中一度十分悲观。孙中山先生远赴国外筹款，以图后来举事，黄兴则隐匿在上海等待时机。令他们意外的是，武昌起义轻易获得了成功。

历史的进程总是由必然和偶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年苏俄十月革命获得成功，正统的历史学家解释为：“锁链总是在最薄弱的环节上被砸断。”

武昌起义的成功与其有相似之处，如果不是端方带走六千新军入川，也许，武昌的革命党人起义还需时日。

在研究那段历史时就会发现，辛亥革命中的一系列武装起义都是在中国南方发生和发动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南方清廷的统治和钳制力量相对较弱，因而革命力量易于萌发和积蓄。

清朝晚年，满清贵族颟顸无能，许多汉族高官掌握了地方实权，而且最终能影响朝廷的决策。

在义和团事件时期，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杀害教民，毁损教堂，甚至攻击外国驻京使领馆，杀害外交人员，这是严重违背国际公法的行为，为一切文明和法制国家所不齿。

当时，南方各省重要督抚，如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就公开抵制朝廷的乖张措施，提出了“东南互保”的口号，仍然拥护朝廷，但是不同意参加朝廷发布的对外战争。这种公然拒绝中央政府命令的行为不但在清朝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义和团事件平息以后，南方诸省督抚的权利进一步加强，执政也更为开明。就连满清贵族端方在担任两江总督后，也大力提倡办新学，开放言论，对于革命党人，他也采取怀柔政策，希望能挽回一些人心。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有利于革命党人的发展和活动。张之洞在湖北训练的新军一万六千余人，到后来，约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和下层军官倾向革命，直接加入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达两千余人。

相比而言，北方诸省督抚较为保守，对于民间异端思想和结社行为十分警惕，往往采用严厉手段镇压。袁世凯在小站训练的新军，完全使用家长式的训导管理，一切官兵都要忠于袁世凯本人，革命党人要想在北洋新军中发展和活动十分不易。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多研究者未曾提及。笔者以为，1900年发生在北京、直隶、天津、山东诸省的义和团运动，遭受到清朝政府和外国军队的残酷镇压，被杀者数十万人，反清力量大伤元气。

一场武装革命，不但要有革命理论来动员，还要有革命领导人具体组织指导，更需要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拼死捐躯，奋勇杀敌。在北方，自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在民众中，反清力量较为弱小，不能形成打击力量。所以，当革命党人在南方一次次举行武装起义时，在北方，反清革命较为沉寂。

第三篇：校长周其凤去职 为何北大一片欢腾？（最终版）

校长周其凤去职 为何北大一片欢腾？

3月22日，周其凤不再担任北大校长一职的新闻成为网络关注的焦点，并引发网友热议，据说北大校园一片欢腾。虽然官方称其是因为年龄原因，但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个托辞罢了。同其若干前任相比，周其凤既无蔡元培先生“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也无蒋梦麟先生大胆改革的胆识；既无傅斯年、胡适先生面对权贵时的从容，也无马寅初、丁石荪先生对良知的坚守。在笔者看来，周其凤是文革后几任北大校长中，官气最足、最缺少学者气质以及最“搞笑”、最具“娱乐性”的一位。

周其凤的官气一方面体现在对高官的谄媚和政治投机上。比如今年两会周强当选最高法院院长后，周侧身拍掌脸带献媚的照片让不少人讶异。而2011年5月，时任副总理的李克强视察北大时，其与李的一张合影更被指“花枝招展、奴性十足”。

当年11月，北大党委书记朱善璐、校长周其凤还率领北大各级领导成员200余人，前往重庆参加北大第八次全球校友会，并就加强重庆与北大合作于***进行了交流，亦签署了合作协议。周其凤说，北大将结合重庆改革发展实际，集中一流专家学者，深入研究重庆的好经验、好做法，为重庆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对此，薄大赞道：“北大选择重庆作为试验田，应天时，得地利，大有可为。”

从重庆回来后，北大在百周年纪念讲堂举办了纪念“一二．九”运动76周年歌咏比赛，周其凤领唱红歌。一个号称一流学府的校长，此举不仅雷人，而且将其身上官员而非学者的气息彰显无遗。

周其凤的官气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当校长当得理直气壮，完全不清楚校长应该为师生服务，如同官员不知应为百姓服务一般。曾经是另一所重点大学吉林大学校长的周其凤，对于离任时吉大负债接近30亿没有感到丝毫自责，反而说：“我没有浪费，大学债务应该由全社会承担。”这样的豪气与政府官员的霸气有何区别？

到了北大，周其凤还说，北大行政系统和学术系统是平等的。如此有违北大传统的说法，北大人同意吗？据说，在北大期间，周其凤还竭力培植自己的人马，这与蝇营狗苟的官员所为有何不同？

或许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官气，周其凤身上难见学者的气质也就不足为怪。而其在高分子合成和液晶高分子领域研究水平很高，只能证明他的学术成就，却不足以说明其人品乃至道德水准的高低，也无法证明其人文修养的高下。

然而，同众多官员乐于显示自己一样，周其凤偏偏要挑战自己的极限。当由其作词的《化学是你，化学是我》的“脑残”歌曲在电视中播出后，周其凤的人文功底彻底暴露，其“无知者无畏”的精神成为了网络娱乐的对象。当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用“三妈的”脏话拒绝《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引发舆论哗然后，周其凤却高度评价孔，称其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是一个怀着赤子之心的学者，真诚且率直”。当毕业于美国大学的周其凤批评“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他们的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时，周其凤不小心将自己的人文修养差再次暴露外，又将自己在道德上的缺陷呈现给世人，即分不清好坏、是非，甚至颠倒黑白。亦或是明知是非好坏，但却因为政治原因力挺孔和反美也未可知。这样的校长，自然让北大师生很不感冒，免职求之不得。不想当演员却一次次“娱乐”了中国人的周其凤，按照官员的标准看，并没有太过离谱。让高层根本上不爽的并非是周的钻营、投机，而是其一系列所为和其治下北大发生的包括情色丑闻等事情，让人看到了因政治干涉学术和言论自由而导致大学缺乏了独立性，并且日趋官僚化、行政化和腐化等负面东西。这同时也进一步损害了当局早已不堪的形象。因此，换掉周其凤是高层新班子高调“反腐”的题中应有之意，只是我们也不必对新上任的校长抱任何的期望，因为知识份子原有的学术和言论自由早已被扼杀殆尽。◇×

第四篇：冬奥冠军周洋的高考作文为何是零分

冬奥冠军周洋的高考作文为何是零分

又到了那个黑色的日子，面壁十二年准备跃龙门的莘莘学子们，坐在考场焦急地在等待监考人员发语文卷，铃声响了，监考人员宣读了考场纪律后，便开始发高考语文试卷。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是这样的：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北京时间2月21日中午决出了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的金牌，中国选手力挽狂澜，粉碎了韩国人三连冠的美梦，以2分16秒993刷新奥运纪录的成绩夺得了中国在冬奥会这个项目历史上的首枚金牌。获奖运动员的感言是“夺冠能让父母生活得好一些”，这句不经意的肺腑之言几乎感动了全世界，因其真实，被网友评价为“最牛感言”。然而，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在政协会议上批评这名运动员，“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完感谢父母就完了。”他表示，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教育。根据以上材料，写一篇作文，标题自拟，900字以内。

考生们看了以后顿感意外，今年高考作文咋就考这样的题？只有那位叫周洋的女生脸上充满着自信，写了一篇题为《应该感谢的首先是自己！》。

“夺冠能让父母生活得好一些”，这是真实、发自内心的话语，也是一种青年纯真的回归。如果我是那位运动员，夺冠后的感言就是：“感谢自己、感谢父母、感谢国家”。为何首先感谢的是自己，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自己的奋力拼搏，就不可能登上奥运冠军领奖台。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内因是决定的因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自身的天赋、素质和勤奋，乃是无可争议的内因；父母和国家体制说破了天都是外因；先有爹生娘养，才有党的阳光沐浴。家之不存，又何以言其国呢？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社稷即国家，它的位置，永远都应该在人民之后。在女子体操全能决赛赛场上，代表德国出战最后只得了第9名的33岁的奥克萨娜·丘索维金娜，她坦言：支持她一直走到现在的，只是一个单纯而坚定的信念——为患白血病的儿子治病。她根本没说是为国争光，没有听说她回国后挨批的新闻，而是赞誉声一片。

再说，人类社会，当然是人的因素第一。以人为本，应以人的需要、人的合理和谐生活、人的幸福平等自由等等来设计安排规章制度。在解决了温饱的国度，“没尊严，毋宁死”就成为公民基本的生存需求。让每个公民都活得有尊严，是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尊严的含义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的自由和权利。所以说，每一个运动员都有感言的自由和选择。

于局长说首先要“感谢国家”时，不知弄清国家的含义没有，其实“国家”两个字在不同语境中，其概念和内涵是不一样的。熊培云曾有个很好的妙喻。他说国家就像珠宝盒，公民则是盒内珠宝。保护珠宝不受损，“珠宝盒”才有意义，否则意义全失。

“根，相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这是舒婷的一句诗。其实，当五星红旗升起在冬奥赛场，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响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要我说，运动员获得的金牌才是对国家最完美的报答。不客气地说，在官僚体制里浸淫久了的于局长，其雷言还真有点文革遗风，官性十足而人性匮乏。再说区区一个获奖感言，不是外交辞令，不是政府宣言，如果怕哪位运动员感言有错，体育总局何不制定一个“标准”的获奖感言，让获奖运动员照本宣科地讲，这样谁也不会错！

阅卷老师看后，批语如下：国家至上，还是个人至上？在考卷上画了一个大大的“0”。终审小组的意见是：同意阅卷老师判0分的意见。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我，本文有严重的个人主义问题。

后据报道，这位叫周洋的考生也是一名短道速滑运动员，今年19岁，曾在冬奥会上获得女子短道速滑的冠军。

（责任编辑：年巍）

第五篇：党媒解读中央为何打“周徐苏令”这四虎

党媒解读中央为何打“周徐苏令”这四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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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有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距离一个政治事件太近，只是容易模糊掉大背景，陷入某些边角料。

谈资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对整个政治脉络的观察。

冬至夜那个热腾腾的话题无需赘述。如果把2014年落马的四个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放在一起，可以发现，每个案子，意义均不一样。

◎***一案，敲打官场，最大的一点，是山头主义和帮派主义。

无论是石油帮，还是周手下的秘书党，最大的特点，就是攻守联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在政治上，则完全以派系来定义“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而无视大局。

这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唐朝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洛党、蜀党之争，明朝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多少政治衰败，源于党争之祸。山头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党争在政党政治下的变种。最大的危害，是损害党内统一，这对于要求统一的政党来说，等于是个“定时炸弹”，必须拆除。

◎徐才厚一案，敲打的是军队系统。

党、政、军，是国家机器的三大系统。虽说，无论是***还是徐才厚，都是党内“大老虎”。但相对而言，徐才厚主要属于军队系统。军队系统，长期以来，有效的监管力量缺乏。军队的纪委，仅为正大军级，而七大军区级别均高于军队纪委。更别说四总部总长，兼任中委委员。而徐才厚身居军委副主席，更是缺少相应的监管。据媒体报道，已经落马的**，正是与徐才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才敢如此肆意敛财。

如此格局，军队反腐怎么进行？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肆无忌惮，与监管缺失不无关系。不久前，军队审计署升格，直接向中央军委报告，无疑是要破除这种现象，以中央军委直管的制度设计，强化监督。

◎苏荣一案，利剑所指向的是“一把手”和买官卖官。

如果和白恩培案合观，意义更明显。白恩培所牵涉的，无论是张田欣，还是孔垂柱，或是沈培平，很大的一点，就是买官卖官。说白了，高级官员向封疆大吏贿赂、送礼，谋求晋升；而一把手手握重权，能够掌控人事变动。这两者的耦合，就引出了买官卖官这个历史性难题。中央巡视组在多个省份的巡视意见，均把一把手监督和买官卖官摆放在一起，意义再明显不过了。

苏荣亦是如此。据报道，其妻多次染指稀土矿产，不少江西省内高级领导以贿赂其妻的方式，变相贿赂苏，以此获得苏信任和提拔机会。比如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江西萍乡两届原市委书记陈安众和陈卫民，均与苏荣关系密切。◎令计划一案，所指向的不仅仅是山头主义，更是指向家族腐败。

多数人注意到了令所牵涉的山头主义和圈子主义，这个在早前更大的周案中就已显现。此次，无非是再次警示。而更大的信号，则是指向家族腐败。

一个政党，要解决好的是精英的素质。精英的素质，决定了一个执政党执政的水平。素质需要有德，也要有才。能够官至省部级，很少不是靠着自己的才干，走上这个位置的。但是，大部分落马的高官，都是德出了问题。而所谓德，既有政治伦理，也有私人伦理之分。政治伦理，用党内语言来说，就是党性：是不是和中央保持一致，是不是对党忠诚，是不是为官有位且有为等。私人伦理，这是整个官场最大的问题。

私人伦理的涵养，离不开一个好的家庭。所谓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才能平天下，这本就是传统治道。这也是习大力提倡传统文化的原因，即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儒家很好地解决了私人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对接，化家为国。中纪委在发布令的通报之前，有两个铺垫，一个是申维辰，一个是金道铭，均被“双开”的理由中有一条，便是“通奸”。换言之，没有处理好家庭问题，私人道德就已经有亏了，还怎么谈做官之道？这是中纪委以这两个作为令“落马”铺垫的原因。而反观令，令氏一族，身陷家族腐败，令政策、令完成、令计划等相继落马，是没有处理好家庭问题的一个反面。

所以说，破而后立，反腐，不仅是为了震慑，更是为了重塑政治生态。

一个名叫计划的有变，但中央的计划并没有改变，这是这一届执政集体的历史使命。其意义就在于借此重塑政治精英的家庭伦理，让精英管好自己的家族，防止家族成员，借国之重权敛财、弄权，这是廓清政治污垢、涵养政治生态的重要一环。这才是令案，对于整个官场，乃至执政党，最大的信号。

周案出来之后，有人曾猜想，反腐何处是尽头？无论是之前的徐案，还是之后的令案，都揭示出反腐和作风建设一样，没有休止符。无论是身居庙堂的“大老虎”，还是人处江湖的各种“掮客”，该打的，绝不会松手，该查的，也绝不会轻易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