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回忆5.12地震报道：这是一次注定改变我一生的采访

第一篇：新华社记者回忆5.12地震报道：这是一次注定改变我一生的采访

新华社记者回忆5.12地震报道：这是一次注定改变我一生的采访

▲刘书云（右）在采访中。今天，汶川地震9周年 现刊载新华社2008年5月的记者手记，再感受当年情况 文末附北川航拍 来源丨新华社 星夜兼程上千里

5月12日下午2时28分，我正在陕西省周至县下乡。那一刻，我正坐在车上过一个小镇子，突然发现街道上莫明其妙地涌出了许多人。职业的敏感使我停下车：发生了什么事？地震了你没感觉吗！我的确一点感觉都没有。很快，收到一条新华短信：四川汶川发生里氏7．8级地震。我不知道汶川这个地方，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四川的什么方位。感觉上离我十分遥远。那会儿，我也不知道，地震会对灾区群众带来多大灾难。

晚上7点多的时候，车子回到单位（新华社陕西分社）。因为约了朋友打球，胡乱吃了一口饭，在办公室匆匆把球衣一换就下了楼。拉开车门时单位值班同志急急忙忙从外面跑进来，跟我说，四川地震后交通中断，四川分社记者无法进入震中汶川，总社领导紧急指示，由陕西分社派记者连夜赶赴灾区。你准备一下，一个小时后出发。

灾情就是命令。不到九点钟，我和文字记者孙铁翔、摄影记者焦卫平、音像记者陈昌奇、技术员翟书敬就准备就绪，四名司机开两辆越野车从西安出发，连夜向四川灾区驶去。

穿越秦岭之后，车子很快进入四川省境内。从广元开始，一路往下走，地震造成的后果开始显现。起初，我看到的只是零星的房屋倒塌，再一路走下去，灾情越来越重。车过广元，再往南走就没电了，所有的地方都漆黑一片，收费站、加油站都因为地震关闭了。

过了广元没有多久，车需要加油。凌晨4时许，我们拐下高速到一个桥头收费站，这里的收费站也已关闭。所幸加油站工作人员就在旁边的地方露宿。我们出示记者证，讲明我们是赶赴灾区的。工作人员在犹豫再三后终于用自备的发电机发电，给我们加满了油。司机加油时，我借着车灯余光，看到桥头有不少群众在简陋的帐篷里休息，一些人坐在那里发呆。我走过去问了问灾情，他们说，房子倒了不少，听说有人遇难了，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我看了一下地图，这里距离北川还有上百公里，距离汶川至少还有两百公里，可以想象震中的灾情一定很严重！

路上收到领导的短信，称我们去往汶川途经的北川县遭灾亦重，可以先到北川了解情况先发稿，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留在北川，一路再往震中汶川赶。目击北川

13日早上八时许，经过十一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进入北川县境内。路边山体滑坡使道路变得崎岖难行，不时可见从山上滚落的巨石挡在路上。路边的房子基本上被变成了废墟。不时有救护车呼啸着从对面开过来。我让司机打开应急灯，加速向北川县城方向前进。

距离县城不远时，从北川县城方向徒步向外走的群众占了大半个车道，其中有不少轻伤者，脸上的血尚未凝固。在逃亡的人群中，记者拦住一名带着两个女孩的妇女。还未开口说话，她的眼里已满含眼水：太惨了。教学楼塌了，我女儿和她的这个小朋友在老师的帮助下逃出来了，但这位小朋友的妈妈被埋了，我们只能先带着她们逃出去。

然而，当我们来到距离县城两公里外的北川中学时，眼前的情景一下子把我打懵了：两栋五层的教学楼轰然倒塌，另一座五层的主教学楼塌陷，一二两层楼挤成了一层。在小山一样的废墟上，有一些人在忙着救人。从坍塌的废墟下面，不时传来被困师生的哀痛与求救声。而在距此不远的乒乓球台子后面，已经摆放了几十具遇难者遗体。

从救援者的着装可以看出，除成都消防外，此时的北川，基本上还没有外部救援队伍。星夜兼程1500里路的我们可以算得上为数不多的外来者。

▲解放军战士在四川北川县中学的废墟里寻找并呼唤活着的师生（2008年5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很快，我从现场指挥施救的北川县委书记宋明的口中得知：在这所全县惟一的中学里，有2880名师生，而被埋在废墟里有师生至少有1200人！

我注意到，教学楼前的空地上，站着一些中年妇女。她们或独自饮泣，或相抱而哭。

▲ 一位妇女在四川北川县中学的废墟里呼唤寻找被埋在废墟里的亲属（2008年5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我低着头走出北川中学，快步走到停在路边的汽车上，让技术员架好海事卫星电话，拿起话筒口述了第一条稿子。

强烈的大地震已经摧毁了这里的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

然后，我再次回到北川中学的救援现场。从当地的官员口中获悉，此次大地震，北川县遇难者人数在万人以上！我也才知道，我们看到的北川中学其实还不到县城。县城离这里还有两公里。

于是，我离开北川中学，开始向县城方向走去。没走出多远，路断了。地震已经把这一段路拧成了麻花，要么拱起四五米，要么下沉两三米。没有拱起下沉的地方，从山上滚下来的一块巨石堵住了整个路面。我立即向领导汇报，从这里进入汶川已绝无可能，再说，北川灾情十分严重，需要向外界报告大量信息。

已经有战士进县城救人了，已经有人从旁边踩出一条便道。担架不够用，战士们用门板、用长沙发代替担架，从县城方向不断抬着血肉模糊的伤员出来，伤员痛苦的呻吟和战士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在不时躲避运送伤员的队伍中，我慢慢走近县城。

理智告诉我这是一座县城，但现实告诉我这只是一座大废墟，是刚刚把成千上万人吞噬的的大废墟。顺着已经辨不出街道的路往里走，我看到曲山小学的教学楼塌了，有家银行的楼塌了，北川县政府大楼也塌了。一些小汽车莫明其妙地被挂在树上，但轮子不见了。一些没有倒塌的大楼也已严重倾斜，我和救援人员不得不小跑着迅速通过这些随时都会塌下来的建筑物。

▲四川省北川县县城内垮塌的建筑物（2008年5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燮 摄

如果没有不时从身边跑过的救援者，这就是一座死亡之城，就是一座慌怖之城……

如果有谁让我用一句话描述我那一刻的感受，我只能说：我无法战胜内心深处深深的恐惧。感受生死大营救

我看到，从13日开始，越来越多的救援人员冒着随时都会发生的余震开进北川，展开了一场生死大营救。

成都军区驻蓉联勤某分部野战医疗小分队是到达北川灾区的第一支正规医疗队。他们13日中午一到灾区就在受灾严重的北川中学坍塌的教学楼前搭起帐篷展开急救。17时需许，北川中学高二三班学生潘云龙被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小分队医护人员立即把这名受伤的学生抬到帐篷内施行救治。医生诊断发现，由于长时间被压，伤者右足皮肤苍白，末梢循环全无，弄不好得截肢。年轻的女护士罗婷和王建玲看着眼着这名只有16岁的少年，心急如焚。为了尽最大努力保住伤者的右脚，她俩轮流给潘云龙搓脚，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这名少年的右脚逐渐恢复了知觉。

分部副部长张青告诉我，他们这个由52名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小分队从13日中午一时进驻灾区后已连续工作近30个小时，已经救治伤员200多人。

陕西省消防总队100多名官兵也是较早开进北川的专业救援队伍。14日和15日，在一幢大楼下面，他们通过生命探测仪发现一名被困妇女。由于坍塌的废墟里水泥板杂乱无章，他们采用了三种办法才确定被困者的准确位置。然而，救援行动比他们预想的要更加艰难。经过20多个小时打孔掘进，他们终于看到了被困者。然而，被困者的右腿被死死的卡在两块巨大的水泥板之间，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挪开这两块水泥板根本不可能。为了救出被困者，消防官兵迅速找来外科医生。为了抢救被困者的生命，在狭小的空间里硬是给被困者做了截肢手术。

再后来，更多的救援队伍来了，大型起吊设备来了，更多的被困者被救出送往医院。

▲武警战士在四川省北川县救援受伤群众（2008年5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燮 摄 回眸北川：重建之路漫长又漫长

18日以后，经过专业队伍地毯式地搜救，北川的废墟下，生命迹象越来越少，被困者生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北川漩坪乡被堰塞湖淹没的村落（2008年5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建民 摄

21日，位于北川县城上方因地震形成的堰塞湖水位急剧上升，溃堤的威胁日益严重。加上出于防疫的需要，北川县城采取了“封城”措施。而早在此之前的几天里，北川城乡的幸存着已被转移，集中安置到绵阳市的大型活动场所内。

至此，北川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一座空城。当我离开最后一次离开北川时，我忍不住回眸凝望：北川，还会有吗？ 答记者问：北川，还会有吗？

第二篇：改变我一生的一次经历

我已经学会尽可能小心地使用不可能一词。

——温何·花·布劳恩

两三年前，一次经历影响了我的信仰体系，以至于永远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那时我参与了一个名为“生命之泉”的意在开发人自身潜能的组织。我和其他 50 人还接受了为期 3 个月的“领导才能工程”的培训。某周的例会上，大家提出了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举措，从那天起，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理解。这项举措意在为洛杉矶市 1000 名无家可归者提供早餐。此外还要求搞些衣物来分发给他们。最要紧的是，我们还不能自掏腰包，不能动用本人的一个子儿。

可是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在餐饮业或类似行业里工作，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不是勉为其难吗？”然而我们还被要求在周六上午做好所有这一切。现在已经是周四了，我更加预感做成这件事简直是太不可能了。我想不光是我一个人如此认为。

环顾四周，我看到 50 张板得紧紧的、好像刚刚擦过的黑板的脸孔。没有一个人对怎么着手这项工作有一点头绪。然而更意想不到的是——既然没有人站出来表态服输，那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说：“是，可以，我们一定能做到，没问题。”

于是一个人提议道：“那好，我们要分一下组。一组去搞食物，一组去搞厨具。又有一个人说：“我家有台卡车，可用来拉家什。”

“太棒了！”我们叽叽喳喳地叫起来。

又有人补充道：“还要一组负责招待和募集衣物。”我还未及多想，就被任命为联络组组长了。

到凌晨 2 点钟，我们列出一个单子，写下所能想到的应做的每件事，然后把任务分配给每个小组。之后回家小睡一会。我记得我把头搁到枕头上时还在念叨：“上帝，我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一点头绪都没有……但是我们要全力拼一下。” 点钟，我被闹钟吵醒，几分钟后，2 名组员来了。我们仨个和组里其他人要试着在 24 个小时之内为 1000 名无家可归者提供早餐。

我们翻出电话号码簿，给我们列出的每一个也许能帮上忙的人打电话。我第一个电话打给范恩合作总社。听完我的说明，那边告诉我说他们必须递交一份要求供给食物的书面材料，而且需要 2 周才能获准通过。我耐心地解释说我们等不了 2 个礼拜，我们需要当天弄来，最好在天黑之前弄到。那个部门经理说她一个小时后给我回话。

我又给西贝格尔公司打电话，重申了我们的要求。老板爽然同意，真让人喜出望外。

我们一下有了 1200 个过水面包圈。等给扎基农场打电话想从那里搞到些鸡肉和鸡蛋时，我的呼机响了，同伴告诉我说他在汉森果汁公司搞到了一卡车新鲜的胡萝卜汁、西瓜汁及其他种类的鲜果菜汁，汉森公司愿意把它们捐赠出来——这就像一个明确的本垒打让左右卫忙乱起来。

范恩合作总计的部门经理回电话说她为我们搞到了各类食品，包括 600 个面包。10 分钟后又有人打来电话说他们打算捐献 500 个玉米煎饼。实际上，每 10 分钟都有一个组员打来电话告知他搞到了多少多少的东西。“哦，难道我们真能把这桩事办好吗？”我不禁想。

经过 18 个小时的紧张工作，我最后在半夜时驱车到翁绍尔面饼圈公司去拉 800 个面饼圈。我把它们小心地码在客货两用车车厢的一边，这样我就有地方去装那 1200 个过水面包圈（我已定好 5 点钟内去拉它们）。

经过几个小时必要的休息，我跳进车里，在西贝尔格公司的催促下，装上那些过水面包圈（这时候我的车子闻起来像个面包炉）。然后直奔洛杉矶。已经是周六早上了，我真有些疲惫不堪。5 点 45 分，我把车开进停车场，看到组员们在搭设工作炉、给氦气球充气，设置简易厕所——我们什么都想到了。

我赶紧下车开始往下卸成袋的面包圈和一箱箱的面饼圈。上午 7 时，停车场门前排起了长队。我们赈施早餐的消息在附近的贫民窟中不胫而走。排队的越来越多，一直延伸到街上，绕了整个街区一圈多。7 点 45 分时，妇女甚至连小孩也加入就餐的队伍中。他们的盘子中装满了热炸鸡、煮鸡蛋、玉米煎饼、面包圈、面饼圈和其他食品。旁边是一堆堆叠放整齐的衣物。到天黑时，这些衣物都会被领走的。喇叭里响着激动人心的演说：“我们就是世界。”我面前人头攒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肤色，都在尽情享用着早餐。到上午 11 点，食物发放完毕，总共让 1140 名无家可归者吃上了早餐。